摘 要:奏议是中国古代臣民向国君进谏陈情的重要文体，随时代需要而不断发展演变。探究奏议的本质属性，其核心要义在于“雅”，是指导奏议撰写和评价的根本标准。奏议之雅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形式之雅，表现为规范的格式和通用的常用词;词句之雅，表现为修辞手法和典故的运用;文气之雅，表现为丰沛的情感和说理的透辟。对于“奏议宜雅”的解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秦汉时期的奏议名篇，更为现代公文中上行文的写作在语言、内容、体式等方面提供历史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奏议;形式之雅;词句之雅;文气之雅
奏议是通行于古代的臣民向君王陈情进言的主要文体，属于典型的上行文种。奏议类文体起源甚早，随时世所需不断演进。《文心雕龙·章表》曰:“夫设官分职，高卑联事。天子垂珠以听，诸侯鸣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周监二代，文理弥盛。再拜稽首，对扬休命，承文受册，敢当丕显。虽言笔未分，而陈谢可见。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王，皆称上书。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则上古时期已普遍存在上书言事之例。姚鼐《古文辞类纂》概说:“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尚书》中部分“谟”“诰”实则奏议之滥觞。西周以降，奏议之文无定名，然已具后世恭顺谨肃之雏形。逮至战国，皆言“上书”。《古文辞类纂》纳入“奏议”战国诸篇，多为臣下谏说之辞，则是时奏议尚可口头论辩，未必如后世表进章奏。后世因袭“书”名，“书”乃奏议之重要形式，多有以“书”命名的著名奏议，如《文选》所选李斯《谏逐客书》、邹阳《谏吴王书》。秦统一后，为了彰显中央集权之皇帝威严，改“书”为“奏”。汉兴，定奏议为章、奏、表、议四种，各有分用，虽用途规定未必严格遵守，奏议更为精细明确之趋势则显然明了。其后诸朝改益增进，奏议名目繁多，成为古代应用文体大宗。梁刘勰《文心雕龙》所涉奏议文体包括章、表、上书、奏、上疏、弹事、启、记、封事、(驳)议、对策等11类，明徐师曾撰《文体明辨》则新增(奏)疏、奏、奏状、奏记共计15类。据学者统计，汉代以后，奏议有章、表、奏、议、书、对、启、状、笺、封事、弹事、札子等十二种。［1］
通过结合数据分析和来自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的调研情况，设计用于衡量岗位的紧缺程度的高阶定量指标——紧缺度指数。需求规模指标用来衡量岗位人数需求规模；覆盖度指标用来衡量紧缺岗位在产业内的企业覆盖情况；发布频率指标用来衡量岗位在时间上的紧缺情况。岗位紧缺度指数由招聘需求人数规模指标、招聘需求覆盖度指标、发布频率指标三大指标在标准化处理后的加权构成。
奏议作为特殊的上行文体，其特殊性体现为其行文对象只能是国君。奏议是国君了解政情、治理决策的重要手段，也是臣民陈情议事、谏言献策的重要工具。鉴于国君至高无上的身份和最终决策的权威，奏议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必然有超越常规的严格要求。揆诸相关文献，对奏议的定性要略如下。曹丕《典论·论文》:“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陆机《文赋》:“奏平彻以闲雅。”《文心雕龙·议对》赞曰:“议惟畴政，名实相课。断理必刚，辞无懦。对策王庭，同时酌和。治体高秉，雅谟远播。”上述著名论断从本质上对奏议进行界定，诸说统一指出奏议的最核心的特性是“雅”。“雅”是奏议为文的根本要求，体现了奏议从形式到内容的本质属性。近年来，研究奏议者甚众。或研究奏议种类，如蔡志诚《奏议类辩》;或研究使用范围，如代国玺《汉代公文形态新探》［2］;或研究其审美，如王启才博士论文《汉代奏议的文化意蕴和美学阐释》，兹不一一赘具。这些研究成就斐然，但多为外延研究，对奏议本身到底该怎么撰写、从形式到内容最根本的要求是什么、一篇好的奏议以什么标准进行衡量评价等内涵本质并没有加以探讨。概而言之，奏议的本质属性就是“雅”。理清了“雅”的内涵，也就明白了奏议的写作方向和评价标准。本文以“奏议宜雅”为题，探究奏议之雅的核心要义，不吝抛砖引玉，以就教于方家。曹魏承汉，曹丕提出“奏议宜雅”当主要以秦汉奏议资料为主，秦汉奏议具有开创奠基之功，本文所用奏议文献资料也以秦汉时期为主，主要取材于《汉书》《后汉书》等史料及《文选》《全汉文》《古文辞类纂》等文献。
㉑Purtova，Nadezda，“Property in Personal Data:A European Perspective on the Instrumentalist Theory of Propertis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2(3)，2010，pp．193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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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奏议宜雅”内涵析解
(一)形式之雅，范式通辞
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议者，曰驳议。驳议曰“某官某甲议以为如是”，下言臣愚戆议异。其非驳议，不言议异。其合于上意者，文报曰“某官某甲议可”。
圆圆沙警戒区是上海港南槽航道和北槽航道的交会处，是上海港最复杂和危险的航行水域之一，此警戒区上游北面是吴淞锚地，上游南面是外高桥码头，南槽航道的进口船与北槽航道的进出口船若在此交会，双方都应该特别谨慎航行。
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
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英译看文化术语翻译的实践理性及其有效性原则 ……………………… 魏向清（3.66）
抬头。自秦始，奏议需有抬头。凡奏议文书中遇“皇帝”“始皇帝”“制曰”等体现皇权之类似文字，则必须提行抬写，虽上行未满，亦另起行置此类文字于行头以示尊重恭敬。汉代奏议抬头更有明文规定，据蔡邕《独断》，奏议章、奏需抬头，表、议不需抬头。
字体。秦汉奏议在字体方面也有明确规定，要用官方通行的隶书或篆书采写，非特例不得书写其他字体。
文言与俗语交织运用。文言相对白话更为紧凑精练，合理使用可以增加公文庄重雅驯之感。常用文言词汇如“兹”“拟”“奉”“鉴”“悉”“据”“系”“按”“须”“尚”“遵照”“当否”“此复”“谨此”“为盼”等在现行公文中亦广泛使用，即对部分应用性较强的文言词汇的继承因革。除使用个别文言词汇外，公文行文在准确规范的前提下可尽量模范文言句式，精简可有可无的衬字助词，将部分同义复词紧缩，达到文约意丰的效果。另外一方面，部分公文是面向广大群众的。使用民众耳熟能详的某些俗语，既能收到会心会意的表达功效，又可减少公文官方化的严肃呆板。如1994年的《全国物价大检查总结报告》中写到，“要抓紧落实粮食风险基金和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制定切实措施，稳定‘菜篮子’、‘米袋子’、‘火炉子’价格”，使用的俗语就恰到好处。诸如“互联网+”“科学发展观”等表意准确的流行俗语在公文中的使用，确实有超越常规表述的良好效果。但俗语切忌滥用，否则必然削弱公文的严谨性与庄重性。有学者将现行公文写作用语不规范现象归纳为10个方面:滥用文学语言、滥用浮夸性言辞、滥用方言土语和隐语怪语、滥用模糊语言、滥用社会流行语、滥用网络语言、滥用缩略语、滥用英文词和英文缩略语、滥用枯燥乏味的空话套话、滥用引用语。［6］其中很大部分就是为了哗众取宠的俗语滥用。俗语的使用标准应以积极健康、亲切活泼、通俗易懂为导向，不用消极低俗、陈旧过时、褊狭掉文的。
汉蔡邕《独断》对于汉代奏议有较为全面的阐述，其文如下:
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
一文一事。奏议具有特定的行文格式和处理程序。要求一文一事。如多事同奏，则分条叙议，是为“条奏”。若奏事重要机密，则以皂囊板封，是为密奏。
白城市棚膜种植仍以传统型、大路货为主，缺少特色品种和稀有品种，没有形成品牌优势，产品知名度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
在大数据时代城乡规划学走向计量化的过程中，个人方面也面临着相应的挑战，即隐私保护。具体表现为：大数据时代城乡规划计量中涉及海量的数据，使大量的个人信息被采集，从而对个人隐私安全状况产生了潜在威胁。在此期间，个人隐私保护工作将会面临较大的工作压力，无形之中使城乡规划学走向计量化的过程中面临着相应的挑战，即能否满足个人隐私保护方面的实际要求，确保城乡规划计量工作落实的有效性。
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诣尚书通者也。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别者言姓。章曰报闻公卿，使谒者将大夫以下至吏民，尚书左丞奏闻，报可。表文报已奏如书。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帛囊盛;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
秦汉奏议，已经具有了规范的格式，是古代公文中格式要求最为严苛的文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独断》从奏议格式、通用文辞、文字编排、上达方式、处理过程等各个方面对汉代奏议进行了详细阐释，据此可知汉代奏议已经形成了从撰写到处理的规范程序。雅者，正也。何为正，官方认可通行者也。《文心雕龙》称“汉定礼仪，则有四品”，把奏议之规范上升到礼仪的高度，实乃雅之极致。
(二)词句之雅，文约意丰
秦汉奏议，形成了很多的传诵千古的巨篇华章，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名言警句。如:“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李斯《谏逐客书》)“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张良《谏居秦宫议》)“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董仲舒《贤良对策》)“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邹阳《狱中上梁王书》)。秦汉奏议，虽为公文之上行文，但文采斐然，又是不忍释卷的文学名篇。与现代上行文之言辞平实形成鲜明对比，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秦汉奏议亦有平实之要求，少见华丽辞藻，但依然达到文约意丰雅丽之效，究其词句用法，主要在于善用修辞和长于用典。
秦汉奏议中多用修辞，常见比喻、夸张、排比、对比、顶针、引用、对仗等手法的反复使用。东方朔《上书自荐》:“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用系列排比增加文章气势，达到了印象深刻的效果。晁错《论积贮疏》:“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用顶针的手法层层递进，所言之理益见深入。司马相如《谏猎疏》:“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引用俗谚，增加了文章说服力。诸如此类修辞手法的运用在奏议中不胜枚举，且多数情况下运用了修辞的地方则词句雅丽，修辞的使用对于奏议的语言表达确实起到了增色点睛的作用。
公文作为政务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语言表达应基于准确，进而规范，至为雅驯。现行公文的语言表达，把准确、规范作为首要标准，这是符合公文信息传递的核心功能的。但公文具有适用范围广、通达环节多的特点，大多面向基层干部和普通民众，如果语言仅止于表述不出错而毫无文采，因缺乏阅读兴趣在传阅时必然走马观花式随意掠过，严重影响信息传达效果。其实，公文语言是可以做到规范性与阅读性合一的。“庄重不等于刻板，平实也不等于枯燥，简明更不等于单调，公文应该在不失庄重、平实前提下，力求形象生动，新鲜活泼，使公文具有艺术魅力。”［5］揣摩古代经典奏议的语言特色，现行公文语言表达要在准确基础上追求雅驯，在信息无误的情况下运用华章丽辞增加语言可读性，既不以辞害意，也可雅俗共赏。具体实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三)文气之雅，深情透理
奏议乃臣民向君王进谏之文，具有特殊的目的性。奏议或陈情，或言事，或进谏，或说理，但都必须获得君王的认同方能成事。所以奏议极尽渲染之能事，陈情则感人肺腑至于死地，说理则钩沉索隐深掘透析。秦汉奏议具有极强的整体性，大多立意高远，采用层层递进的方式对事件进行深入剖析，首尾完备，思路明晰，收放自如，精细入微，文章整体一以贯之，给人以完美之感。良好的整体性奠定了奏议一气呵成的文气之美，体现了一文一事因主题集中而更易深入剖析的优势。秦汉奏议之言事，多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如发展农业生产、讨伐匈奴、选拔人才、杜绝谶纬迷信等。兹事体大则易切中肯綮，具有大气磅礴之高远意象。秦汉奏议情感极为丰沛，极易引起强烈共鸣。以《后汉书·寇荣传》所载《流亡中陈情疏》为例，其文曰:“臣奔走还郡，没齿无怨。臣诚恐卒为豺狼横见噬食，故冒死欲诣阙，披肝胆，布腹心。……固不为明朝惜垂尽之命，愿赴湘、沅之波，从屈原之悲，沈江湖之流，吊子胥之哀。臣功臣苗绪，生长王国，惧独含恨以葬江鱼之腹，无以自别于世，不胜狐死首丘之情，营魂识路之怀。犯冒王怒，独突帝禁，伏于两观，陈诉毒痛，然后登金镬，入沸汤，糜烂于炽爨之下，九死而未悔。”忠愤溢于言表，感人至深。秦汉奏议说理则抽丝剥茧，鞭辟入里，如李斯《谏逐客书》即其中典范。奏议之文，立意高远，整体性强，情感真挚，说理透彻，具有强烈的文气之美。
“奏议宜雅”，概而言之，形式上合乎规范，是谓正雅;词句上修辞用典，是谓古雅;文气上情深理端，是谓闲雅。奏议作为古代最重要之公文文种，其形式规范与词句优美相结合、宏大国事与说理透辟相结合、情感丰沛与忠君爱国相结合的行文特点，值得现代公文尤其是上行文撰写时深入探究与学习。
二、现代公文写作的借鉴与启示
毋庸讳言，现代公文写作存在程式化的干瘪单调，为了避免理解偏误，着力追求表意准确而忽略语言与修辞的审美需求。此种唯实不唯美的公文写作风格，最终导致千篇一律的格式化官样文章。公文成为就事论事的信息载体，没有情感浸润与灵魂共鸣，失去个体创新与特色呈现，形成新式文牍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公文写作格式化倾向日益严重，撰文者个性遭到遏制，受文者阅读兴趣缺失，直接损害公文传达效果和发文机关形象。与古代奏议集信息准确、语辞优美、情感丰富一体形成的良好可读性相比，现代公文写作尤其是上行文撰写需要一定的借鉴改进。
(一)语言上准确与雅驯交融共赏
用典也是奏议中的常用手法，起到了彰显文蕴、昭明道理的作用，使行文更为雅驯。邹阳《狱中上梁王书》:“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诚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桓谭《陈时政疏》:“是故贾谊以才逐，而晁错以智死。”秦汉奏议用典颇多，手法本身较为浅易，无需备举。但对于增加文章说服力和感染力有巨大作用，值得借鉴与学习。
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者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也。
通用文辞。在公文写作中，为了突显公文的规范和延续性，固有文种常有固定文辞与之相应，形成惯例。能够熟练运用这些通用文辞，表明切实掌握该文种基本规范，视为雅驯，反之亦然。现代公文中许多文言词汇的使用意即如此。秦汉奏议中已经形成了部分通用文辞，相沿成习。开头常用“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裁察”等惯用语。传世文献如韩信《上尊号疏》:“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汉书·南粤传》载赵佗上文帝书，起首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出土汉简也有类似实例，如居延新简中，《永始三年诏书册》有“丞相方进、御史臣光昧死言”［3］，变事书有“粪土臣德，昧死再拜，上言变事书”［4］。秦汉奏议正文开头首先表明身份，有时在身份前加上自贬的谦辞;接下来说明诚惶诚恐的态度，常用“昧死”“再拜”等通辞。上书自言“昧死”，盖起于秦。秦二世刻石颂始皇功德，刻辞中有诏书，文曰:“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秦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焉。臣昧死请。’制曰:‘可。’”汉初因袭不改，至王莽时始变。蔡邕《独断》曰:“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言‘昧死言’。王莽盗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顿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可见这类通辞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和普遍性。结尾则常用“唯陛下裁察”“为陛下裁幸”“愿陛下孰计之而加察焉”“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等惯用表示法。
引典与时政结合互明。引用名言典故是彰显公文雅驯的常用方式。公文撰写主要目的是处理政务，结合所需表达时政需要，有意识选取主旨相似的名言名句古为今用地服务于自身观点，在表达准确的同时增添了内涵深度。2014年9月18日习近平在《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中写到:“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学习，强调‘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强调‘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提倡‘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生生不息，正是得益于这种见贤思齐、海纳百川的学习精神。我一直强调中国要做学习大国，不要骄傲自满，不要妄自尊大，而是要谦虚谨慎、勤奋学习，不断增益其所不能。”其文虽非严格意义上之公文，但善用引文的手法值得借鉴。其中明暗相间分别引用《稼说》《论语》《大学》《孟子》等传世经典巧妙嵌合以自证，不仅弘扬民族文化底蕴，而且更增论点的说服力。
修辞手法的合理使用。修辞手法是语言表达的重要润色手段，即便在力求准确、平实的公文写作中也应合理使用。“适当的修辞，如对偶、排比等手法的使用，有助于增强公文语言的文采和表现力，只要不至于改变公文的文体特征，是可以的。”［7］排比善于把相似主题整体展现，贯通文气，增添语势，是公文中最为常用修辞手法。引用可增加文章的说服力，彰显文化厚度，可根据行文需要有意运用。比喻便于说理简明，更为形象生动，适用于阐明抽象化的主观意识。其他修辞手法功能与公文表述需要相去较远，可酌情使用。
(二)内容上实用与情感相得益彰
奏议因行文对象的特殊性，固求说理深透与情感披沥。事理清楚则主旨合理，感情真挚则易于允诺。实用与情感的相得益彰是通过文体语气来实现的。“奏议的语气要庄重、恭敬、谦和、婉曲，辞温力壮，力求典雅，切忌用错文体，出现了下行文所用的命令、决断语气。”［8］上行之文，既要需求合理实用，又要情感真诚丰沛，主要是质实相通、语气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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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后汉书·冯异传》，冯异为释光武疑心上书自陈曰:“臣本诸生，遭遇受命之会，充备行伍，过蒙恩私，位大将，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当兵革始起，扰攘之时，豪杰竞逐，迷惑千数。臣以遭遇，托身圣明，在倾危溷之中，尚不敢过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测乎?……诚冀以谨敕，遂自终始。见所示臣章，战栗怖惧。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缘自陈。”
这篇自陈缘于有人向光武告密言冯异专制关中有拥兵自重嫌疑，光武以密章示之后的自陈。其主旨是表明忠心、洗清嫌疑，其方式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先以自身适逢其会全赖君上深谋远虑而位至将军的平生经历言明劳少功高感恩戴德不会生发异心，从心理角度阐明人之常性。次以王莽篡乱时自己尚不敢有所偏差何况现在承平之时，通过对比，从行为角度阐明事之常理。用“诚冀”“战栗怖惧”“伏念”等词语表明自己忠心耿耿而罔遭谗言惶恐委屈的复杂心情，从情感角度阐明臣之常情。并以“微功”“愚性”等词语抑己扬君，巧妙自然地对国君加以奉承，以“溷”界定王莽之乱表明自身政治立场，以“谨”“敢”等词语表明自己严谨恭敬的态度。奉承颂赞不着痕迹，说理陈事不作虚语，言辞平实然情感丰沛。光武诏报对冯异大加优抚，表明上疏效果良好。“平心静气地陈述自己的心迹，表明自己的态度，是这篇自陈式公文的成功所在。”［9］既非奇字华词方能表意，也非上行言事难以蕴情。这篇短短200余字的自陈疏，将实用旨归与情感辅弼完美结合，实乃上行文之典范。
(三)体式上规范与创新因文巧尝
《党政机关公文格式》对现代公文格式要求有明确规定，这是公文不可改易的内在属性。公文格式必须严格遵循，但公文正文的结构体式却是“大体须有、定体则无”，需要根据不同的文体和撰文目的灵活安排。言事则重在清晰，说理则重在透辟，抒情则重在诚挚。言事或侧重事情由来，或侧重事件过程，或侧重事态影响;说理或合于大政方针，或利于国计民生，或宜于地方发展;抒情或关乎长治久安，或切于民生疾苦。紧紧围绕行文需要，合理安排详略轻重。部分撰文者混淆格式与体式，认为公文在形式上是一成不变的因循，要素齐全但平均用力，面面俱到而平淡无奇，形成大同小异的官样文章。古代奏议体式随文气而定，《谏逐客书》《论贵粟疏》长于说理，《出师表》《陈情表》长于抒情，皆具事理情而各有侧重，形成灵活多变的行文体式，值得现代公文撰写借鉴模拟。
曹丕《典论·论文》又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若言“经国之大业”，凡文章之著非公文莫属。要成为“不朽之盛事”，必须事理通达、情采兼备。所以公文本该具有丰富的情感与优美的文采。古代奏议既为上行公文，又是文学名篇，表明公文可以做到实用性和可读性的统一。现代公文撰写“唯实”的写作风格，与曹丕所论“宜雅”的本质属性相背离。对“奏议宜雅”的内涵解析，有助于为现代公文写作确立风格导向和实现路径的参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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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19)01－85－06
收稿日期:2018－02－15
作者简介:王光华(1974－)，男，重庆科技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教授，博士;赵敏文(1993－)，女，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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