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弗洛姆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基础，并结合其他著作，批判了西方社会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解读。他认为，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综合、人类学的历史观、精神存在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三个特征。弗洛姆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人本主义因素，这点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他却过度拔高了人本主义因素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同时也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思想在1845年之后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
关键词：弗洛姆；历史唯物主义；人本主义；人的本质
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公开发表，旋即在西方社会引起巨大轰动。西方学者纷纷对其进行研究与解读，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更是对其推崇备至。弗洛姆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以及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也对《手稿》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以《手稿》为基础，结合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解读，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在弗洛姆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议题是个人的存在问题，在《手稿》中可以看到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因此，弗洛姆指出，研究《手稿》意义重大，不仅可以澄清西方社会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还可以全面了解和精准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
一、弗洛姆对歪曲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批判
(一)西方社会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
弗洛姆指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西方社会有一种流行观点，这种流行观点认为，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们行为的最大动力。对于这个观点，弗洛姆认为，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严重的误读。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则是把握社会历史问题的关键点。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研究人的行为动力的心理学理论，而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理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社会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认知和想象完全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写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物质利益的渴求恰恰是人们行为的最大动力，人们贪婪地追逐着财富、权势、地位、名誉等。人的存在已不是依据人的本质，而是对本质的偏离。人产生了异化。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无休止的生产与消费，才能缓解人们的焦虑；唯有对财富、权势等外在东西的占有才能显示自己的存在。这种情形恰恰是历史唯物主义极力反对与批判的。在《占有还是存在》一书中，弗洛姆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全部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憧憬都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人的‘自身活动’受到了阻碍，我们的目的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重建人的自身活动，从而将完全的人性归还给人。”[1]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主张人的主要动力是追求物质利益，恰恰相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目标“在于人的精神解放，在于人从经济决定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在于恢复人的完整性，使他有能力达到与他人和大自然的统一与和谐”[2]150。
(二)西方社会对历史唯物主义误读的原因分析
西方社会为什么会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产生如此严重的误读，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弗洛姆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
第一，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知。弗洛姆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被人们经常提到甚至探讨。可现实的情况是，这种提及往往流于肤浅的表面，除了极少数人外，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认真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甚至一些专家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也是研究不深、一知半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权不读马克思著作，或者读之甚少，不能通晓他那极其复杂、极其艰深和微妙的思想体系，便可以谈论马克思。”[2]152无知必然导致误读。别说批判马克思的理论了，就是讨论马克思的理论，其首要前提也是必须研读马克思的著作，这是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步。而总是有那么一些人，自认为可以在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情况下，对其说三道四，甚至批判。西方社会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风气和态度，必然会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与曲解。
第二，苏联模式的弊端产生的不良后果。弗洛姆指出，苏联成立以后，苏联共产党宣称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苏联的实践就是正统的社会主义。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西方国家也乐于接受苏联共产党的这一说法，承认苏联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唯有如此，苏联模式的弊端，恰恰能成为西方国家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有力武器。苏联模式弊端暴露得越多，则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斗争更有利。西方媒体抓住一切机会大肆宣传苏联模式的弊端，硬生生地把苏联的社会主义说成了人间地狱般的存在。在那里，人们依附于强大的官僚体制，成为保证这台庞大机器运转的齿轮；人们屈从于权威，没有自由，泯灭人性。不明就里、失去判断的西方人听信了西方媒体的宣传，深信苏联的社会主义到处充满了恐怖统治，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是一个与西方“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完全相悖的社会。在理论上，苏联共产党人认为自己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这一点和改良社会主义者一样，但后者却用资本主义的精神来理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此，弗洛姆指出，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跟资本主义有根本区别的社会，而是无缺陷的当前社会，只不过在这种社会里，工人阶级达到较高的层次。
第三，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偏见。由于苏联模式弊端的逐渐显现，加之西方出于意识形态斗争需要的宣传和丑化，苏联的社会主义成了极权与不人道的代名词。于是，作为苏联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带有“恶魔”的性质。这种没有经过任何考察的想当然的推理，是一种对自身制度优越感的傲慢与对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偏见。正是由于这种傲慢与偏见，西方社会在面对苏联的“极权”与“暴政”时，显得义愤填膺、正义凛然，以彰显其仁义与道德。而讽刺的是，当西方世界出现同样的状况时，他们却无动于衷，置之以冷淡，指责苏联时的那份热情与激情、正义与道德荡然无存。不仅如此，对于苏联社会的优势与进步，西方社会则选择视而不见、只字不提。这种赤裸裸的双重价值判断标准，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西方社会对社会主义的论断毫无任何客观性与公正性可言。弗洛姆指出,“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们要考虑一下，对于俄国的义愤的根由是真正在道德和人道的感情之中呢，还是由于把一种不承认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制度看成不人道的和威胁性的。”[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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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弗洛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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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唯物主义是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综合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物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3]503这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所强调的自己创立的唯物主义的本质。弗洛姆进一步指出，与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不是将客体看作静止的、孤立的、一成不变的对象，而是在客体的运动变化发展中观察、研究、把握客体。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是从现实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研究问题，而不是从精神或观念出发来研究现实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的词语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找不到的，也就说马克思生前没有给自己创立的唯物主义正式命名。但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强调过自己创立的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是有显著区别的。这一区别在于，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唯物主义为基础。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一方面包括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经济历史条件，另一方面也包括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经济历史条件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思维的影响。
克服异化、解放人类、使人成为真正的人、恢复人的存在与本质的统一，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所谓异化，是指人的存在与本质相分离。马克思认为，劳动是最能体现人的本质的活动。因为，人的本质只有通过劳动实践才能外化出来，人的潜能也只有通过劳动实践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正是在劳动过程中，人不仅实现了对外部自然的改造，而且改造了人自己。在劳动中，人实现了本质的外化和对象化、潜能得到了充分释放。劳动不仅仅是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目的。因此，人能够在劳动中得到精神上的享受。而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劳动失去了表现人的本质、实现人的潜能的特点，出现了异化，不再是工人本性的一部分。生产过程本该为工人而存在的情形，却变成了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工人成了维持冷冰冰机器运转的一个零件。正是由于这种颠倒的情形，造成了“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3]159。
有这么一种误解，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是指工人阶级所受到的剥削。对此，弗洛姆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确实包含对资本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批判，然而这并没有涉及到批判的内核。“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主要的批评不在于资本主义的财富的分配不公正，而在于资本主义使劳动堕落为被迫的、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因而使人变成‘残废的怪物’。”[4]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要批判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使整个社会充斥着异化，人的存在与本质分离，人不再是人，化而为物，变成了资本的奴隶。事实上，变成资本奴隶的，不仅有工人，也包括资本家。资本家也和工人阶级一样，受着资本的奴役，所不同的只不过是其心理感受。相较于手工业时代和工厂手工业时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异化达到了顶峰，工人成了最异化的阶级。在手工业时代和工厂手工业时代，工人利用工具，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服侍机器，配合劳动资料的运动，是死机构的活的附属物。“异化了的人自认为已经变成了自然界的主人，可是他却变成了物和环境的奴隶，变成了世界的软弱无力的附属品，而这个世界就是他自己的力量的凝固化的表现。”[2]191-192
(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人类学历史观
对于如何理解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弗洛姆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意味着“人，真实的人和完整的人，‘实实在在活着的人’——不是这些‘个人’产生的观念——是历史的主体，也是理解历史规律的主体”[2]159。在弗洛姆看来，历史的主体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一方面，人类是历史的主体，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另一方面，人类又是自己历史的产品。从本质上来说，人类的自我实现就是人类历史的全部内容和意义所在。除了通过劳动实现自我创造之外，人类的历史什么也不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也正是基于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这一观点。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就强调过，“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295弗洛姆认为，人类社会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在人类社会的初期，人类受制于自然，为自然所困，在自然面前，人类显得束手无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通过生产劳动，人类得以改变在自然面前的受制状态。在自然面前，人类不再局限于被动的接受，而成了主动的索取。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了，与此同时，人类同自身的关系也改变了。因此，正是人类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
劳动是人与自然的中间环节，借助劳动工具，人类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劳动对象发生作用。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外在表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劳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具有特殊地位。对此，马克思强调，“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3]196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人们的道德境界也会大幅度提升，届时，人与自然之间千百年来不曾解决的对抗性矛盾将最终得到圆满解决。彼时，人类既非自然的奴隶，亦非自然的主人，而是自然的休戚与共、唇亡齿寒的朋友，人与自然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相处。人类也将彻底告别史前时期，进而进入到真正的人类历史。基于此，弗洛姆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如果决心避免‘唯物主义的’和‘经济的’这两个词的双重意义，也许可以把马克思的历史观称为一种人类学历史观。它确立了在人就是‘历史的创作者和演员’这一事实基础上观察历史的观点。”[2]159
(三)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精神存在主义
农田水利工程是指人为的通过技术手段来获得合理分配和充分利用水资源的结果。小型水利工程一般是对旧水利基础设施观察与研究，进行合理改造与升级完善，从而提高用水效率。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一段在原有设施之上，因此，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当地适宜的工程方式去规划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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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手稿》的深入研读，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弗洛姆形成了自己的见解。
弗洛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还是比较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本来面貌的。具体有三：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一切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在1845年之前，总体来说，马克思比较认同费尔巴哈的哲学。他在《手稿》一书中这样写道，“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3]199《神圣家族》一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只有费尔巴哈才立足于黑格尔的观点之上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体系，因为费尔巴哈消解了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使之变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费尔巴哈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因为他同时也为批判黑格尔的思辨以及全部形而上学拟定了博大恢宏、堪称典范的纲要。”[3]342对于马克思来说，1845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通过艰苦的理论探索，马克思彻底从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中走了出来，他创立的唯物主义相对于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马克思看来，没有从主体实践的角度出发，而是仅仅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研究事物正是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唯心主义哲学的超越。一方面，唯心主义哲学在认识事物的时候，能够从主体出发，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唯心主义哲学忽略了人的实践活动在人的认识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克服了唯心主义哲学的缺陷。其三，马克思创立了崭新的哲学体系——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引入“实践”“对象性的活动”“感性的人的活动”等一系列概念，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缺陷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中不复存在。对此，弗洛姆指出，“马克思也和远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一样，远离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因此他有权说他的哲学既非唯心主义，又非唯物主义，而是一种综合体：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2]157
至于如何摆脱异化状态，实现人的存在与本质的重新统一，这也正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弗洛姆指出，人应当创造一种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的生产方式可以使人掌控自己的力量，充分发挥自己的本质与潜能，克服异化，复归于人。而这种社会组织，正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3]185-186。关于此话，弗洛姆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对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人复归到自己本身，意味着存在与本质的同一，意味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离与对抗状态的消除，意味着自然界的人格化。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重视人的精神存在的重要价值，目的是消除异化，不仅达至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和谐统一，还使人与自身实现和谐统一，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如弗洛姆所言，“马克思的哲学用世俗语言表达了一种精神存在主义”[2]151。
三、弗洛姆对历史唯物主义解读的贡献与局限
(一)弗洛姆对历史唯物主义解读的贡献
以上论述表明，弗洛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充满了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这是值得肯定的。对于其他学者认为的存在“两个马克思”的说法，弗洛姆并不认同。弗洛姆始终强调，“两个马克思”的说法是罔顾事实，马克思的思想是连贯的、一致的，无论哪个时期，马克思的思想都充满了对人类的深切关怀，人本主义是马克思始终高举的一面旗帜，从未改变。“老年马克思”并没有放弃“青年马克思”的主张。关于人的基本思想，马克思后期的著作尤其是《资本论》中的阐述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根本性的变化，均承继于其在《手稿》中所阐述的关于人的基本思想。在弗洛姆看来，如果非要把马克思的思想分为两个时期，语言风格、概念使用等方面发生的些许变化或许是两个时期思想的不同之处，比如“老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概念术语的拒斥、行文风格也不再像青年时期那样充满激情。但是，在《手稿》中形成并发展的人本主义思想则始终贯穿于马克思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要想准确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手稿》中的人本主义思想是不可或缺的素材。
弗洛姆认为，无论是伯恩斯坦这样的修正主义者，还是像考茨基这样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经典的马克思解说家们都不曾把马克思的思想解释成是以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为中心的。然而，更加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人居然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这实则更接近于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机械唯物主义。于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因素也自然被忽略了。在《马克思论人》一书中，弗洛姆系统批判了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种种误读。他指出，通过对马克思著作的研读可以发现，无论是青年时期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还是成熟时期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都充满了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可以说，人本主义贯穿于马克思思想的始终。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人本主义因素并对此进行系统的论述，是弗洛姆对历史唯物主义解读的一个亮点。
(二)弗洛姆对历史唯物主义解读的局限
对于弗洛姆认为的无论是在哪个时期，马克思的思想都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观点，笔者认为这并不符合事实。弗洛姆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人本主义因素，却过度拔高了其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以1845年为转捩点，马克思的思想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思想有根本性不同。对人的本质的揭示，马克思前后两个时期的论述有巨大差异，可以说是完全不同。在《手稿》一书中，马克思如此写道，“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162在马克思看来，人有自我意识，能够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即能够把客观世界甚至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作为意识的对象，这是人的本质所在，也是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而动物则无法达到人的这种程度。动物只能按照本能生存，不可能像人类一样把客观世界纳入意识的对象，遑论自己的生命活动。对人的本质的阐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完全不同于《手稿》。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马克思如此讲述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505此话表明，到了1845年春天，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已经由“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转变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认识上的重大转变，也是理论上的质的飞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劳动乃是为人类所特有，这也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这就从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进一步揭示了人的本质的具体内涵。总之，在对人的本质的认知上，马克思的观点并非像弗洛姆所说只是在语言风格、概念术语上发生了些许变化，而是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
以上论述表明，马克思的思想在发展的过程中，的确出现了一次质的变化。《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这次质的变化。诚如阿尔都塞所言，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确实实存在一个“认识论断裂”，这个认识论的断裂点就发生在1845年。马克思在这之前的思想属于意识形态，而在这之后的思想则属于科学。青年马克思思想的主流是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创立了科学世界观的马克思是“理论上的反人本主义”[5]。看到了弗洛姆没有看到的马克思思想在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转变，是阿尔都塞阐述的合理之处。然而，阿尔都塞的观点同时也割裂了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与青年时期思想的内在联系。阿尔都塞的观点给人的感觉是，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仿佛是一蹴而就的。而事实则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本人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最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的。从理想出发的思辨逻辑以及从现实出发的科学逻辑，是《手稿》中存在的两种思想逻辑。通过对《手稿》的阅读，我们可以看到，从理想出发的思辨逻辑是《手稿》中占主导地位的逻辑。随着对理论探索的逐步深入，在马克思1845年之后的著作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科学逻辑。这表明，科学逻辑已经在马克思这个时期的著作中占据了主流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思辨逻辑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消失，而是变成了支流。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与青年时期的思想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手稿》中的思想。如果要追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当之无愧的，必然是《手稿》一书。《手稿》中提出的概念，例如“人化自然”，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更为具体的论述。在《资本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手稿》中被重点阐述的“异化”概念，只不过在内涵上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而已。总之，在如何对待马克思思想这一问题上，我们既要看到“老年马克思”与“青年马克思”思想上的差异，同时也要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的客观联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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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712.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6-0086-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双重视阈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研究”(12AZD001)。
作者简介：李怀征(1984-)，男，江苏徐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曾咏辉(1976-)，女，湖南双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长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
【责任编辑：宇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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