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启蒙现代性以来主客二元独立的认识论路线的绝对霸权地位，造成了自我概念理解的泛主体化，这是对本真性自我存在状态的遗忘与遮蔽。自我理解的泛主体化蕴含着客观物化的肢解自我真实存在的摧毁性力量，由此势必造成自我认同危机和价值虚无主义的消极后果。要实现自我存在的泛主体化批判，就要扬弃事实与价值绝对二分的观念误区，开启解释学创设的自我与他者视阈融合的意义空间，在主体际性的平等承认关系中恢复自我存在的本真性状态。
[关键词]自我存在 泛主体化 虚无主义 视域融合 本真性自我
自我存在的泛主体化描述的是在现代性发展进程中，基于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路线而造成的自我观念的抽象泛化，在其中，自我的切己性、经验性以及由之而来的存在于世的独特性逐渐消失，自我存在之与众不同的文化向度遭到遮蔽和遗忘，而被简单冠之以形式化、抽象化、线性化、空泛化的主体概念。本真性自我的诗意栖居，在泛主体化的现代性进程中不再可能。从西方现代性观念的角度对自我存在的泛主体化进行反思性批判，是对人类客观化线性自我理解方式之所以发生的历史呈现，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其造成的价值虚无主义后果，对之展开视域融合意义上的存在论阐释，由此进入本真性自我的共同体伦理构思之中。
一、现代性崛起中的自我存在问题
自我存在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问题，是与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的现代性崛起密切相关的。
在对临空墙、防密墙、密闭墙、门框墙、防护单元隔墙及该位置的梁安装模板时，固定模板的对拉螺栓上禁用套管及混凝土预制件等，须采用设止水翼环的一次性钢螺栓，以避免在墙体和梁上造成孔洞。
“现代性”表征的是人类社会的近现代转型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和主体思维等特征，蕴含着人类启蒙理想的普遍化实现，代表着进步与倒退、发展与堕落、繁荣与枯竭、丰盛与贫瘠、愉悦与痛苦、光明与黑暗、宗教与世俗、祛魅与返魅等等的杂糅与纠缠，而这也恰恰反映在主体性观念崛起进程中的自我存在问题上。自我存在作为一个问题呈现出来，反映了超越对象意识的人类自我意识的整体提高，即人类开始将自我与周遭的异己存在物的对立统一关系纳入到自我反思的视野之中，这是人类自为存在发展进程的重要环节。“在生活中，自我意识已成为不容置疑的纯真事物得以出现的条件，成为无条件的事物能够牢固地确立自身的条件，成为我们有可能同我们自己的历史性相统一的条件。”①可以说，有关自我存在的问题意识成为了现代性崛起中的人类自我意识的重要构成，因为此时人类感受到了与文化历史传统决裂的痛苦与撕扯，感受到了面向未知和不确定的彷徨与恐惧，感受到了自身存在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困惑与无奈……这是人类自我意识提升的表现，也是人类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生存挣扎和自我超越。
这一进程发生在人类从传统社会到近现代社会的转型之中，与现代性问题如影随形。“现代性面向未来，追新逐异，可谓前所未有，但它只能在自身内部寻找规范。主体性原则是规范的惟一来源。主体性原则也是现代时代意识的源头。反思哲学的出发点是自我意识这一基本事实，这是主体性原则的关键。”②现代性以自由与进步的名义，对历史积淀、文化传统、社会习俗采取了断然拒绝的态度，神秘力量被不断祛魅，敬畏与尊崇伴随着对不可知论愈加严重的鄙夷而逐渐消失，人类坚信通过个体化自我的不断努力就能达到对世界的绝对认知和征服，这是人类主体性力量大踏步前进所宣告的胜利。被归之于绝对主体性的现代性囊括了人类挣脱传统社会束缚后初享自由的太多欣喜与兴奋，也包含着“伟大的存在之链”断裂后人类日渐生存在失序状态中的太多彷徨与无奈，这集中展现在自我存在这一根本问题上。
在前现代社会中，人更多地是从自我存在的外部境遇来定义自身，家国关系、政治隶属、道德教化、伦理依从等都是自我构思的不容置疑的必然前提。在此时，自我存在不会成为一个问题：“我”就是“我们”的投射与反映，“我”与“我们”之间的休戚与共关系不被质疑，是自然而然和顺理成章的，带有先天的预定和谐意味。自我就是那个宏大世界的有机构成，自我存在的意义就体现在对生活于其中的宏大世界的和谐分享之中，这种分享是超越物质利益的精神性过程，是自我感受世界、融入世界、反思世界、表达世界的有机统一。“自我是逐步发展的；它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社会经验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即是作为个体与那整个过程的关系及与该过程中的其他个体的关系的结果发展起来的。”③放置到社会语境之中来理解就是：“我”惟有存在于宗法、习俗维系的伦理共同体之中才能成为“我”，“我”惟有依托于伦理共同体之中的有意义的他者才能成为“我”，“我”存在的意义只有通过周围的异己存在才能体现出来——当然，这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周围的一切是“异己的”。自我的自由是通过与自身自然发生交往的众多他者体现出来，自我在其中并没有感受到异己的社会秩序对自我的贬抑和压制而是潜移默化地认同为自我养成的重要构成力量。这一时期，主体的观念并没有形成，主客二元对立的问题仍处于一种隐匿状态，自我与自我存在于其中的周遭世界没有产生伦理意义上的分化。
这是一种朴素的原初意义上的自我存在状态，是人类自我意识尚处于较低的混沌阶段的表现。当“本性的遗忘者”与“本性的缺失者”的界限不再明晰的时候，启蒙理想为贵族派专有的局面被打破而成为民主派的普照之光，人类整体的自我意识获得了全方位的普遍提升，“我与世界的关联为何如此？”“我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我自身？”……如此种种的问题开始成为普遍思考的问题。培根“知识就是力量”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断言，带来了认识论上自我澄明的冲动和动力，也诱发了伦理学上的自我重新定位的迫切追求，于是自我存在作为一个整体性问题开始进入大众化视野。笛卡尔的“分解式理性”和洛克的“点状自我”表征了现代性自我的文化生成。“呼唤一种新的自我-理解，当然是一种对人现行的在世方式之冒犯。”④恩斯特·卡西尔将之称为“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我们用于观察和实验的技术工具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我们的分析力变得更加敏锐、更加深刻。然而，我们似乎还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来掌握和组织这种材料。……除非我们成功地找到了引导我们走出迷宫的指路明灯，我们就不可能对人类文化的一般特性具有真知灼见，我们就仍然会在一大堆似乎缺少一切概念的统一性的、互不相干的材料中迷失方向。”⑤技术理性及其带来的自然科学知识的急剧膨胀并没有带来人类自我认识的澄明，相反，人类的自我存在问题的迷失超越了简单的知识论层面而成为伦理学和生存论层面的根本问题。现代性自我存在于世的与众不同之处，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之所以成为我”的本真性理想诉求，伴随着卢梭“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声深入人心。主体性观念在培根和笛卡尔的热切期盼中，夹杂着卢梭浪漫主义的质疑和纠结应运而生了。
这种自我存在的泛主体化打破了自我与他者生活语境的自然对称性和相互承认关系，实际上与查尔斯·泰勒所说的“非文化理解的现代性”紧密相关。“正如我们与笛卡尔和洛克所看到的，分解的、自我负责的理性的发展力量，倾向于增加非情境化主体，甚至点状自我的观点的可信度。这来自一种非常好理解的角度：它包含解释分解的态度，靠此我们把我们自身存在的诸方面客观化，使之成为主体的本体论，仿佛我们本性上就是与仅仅给予我们的万物有区别的主体——脱离肉体的灵魂(笛卡尔)，或自我重构的点状力量(洛克)，或纯粹的理性存在(康德)。”⑦这是一种看似文化价值中立的现代性理解，将去情境化、自足的、封闭原子化的现代主体观念奉为圭臬，自我的切己性遭到消解，自我存在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意蕴被剥离而成为千人一面的空洞化的绝对主体，自我与他者之间充满张力的构成性关系被机械化、形式化，在主体话语的绝对霸权面前自我存在成为了一种可以无限复制的外在形式。
主体性观念的前提是将自我与周遭异己存在物分离并对立起来,以一种有待认识、有待发现、有待征服、有待占有的视角将非我世界加以客体化，这反映了人类以一种自我价值中心主义的方式从原本和谐的整体世界中超拔而出，并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与众不同的存在物。“现代主体观念背后的一个根本性世界观就是关于世界的二重化理解。这是通过近代科学和主体性哲学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型的世界观，它将世界的存在与人的主体完全脱离开来。”⑥主体性观念的诞生预示着人类反思自身存在状态的自我意识水平的提高，同时也隐含着人类整体的自我存在开始作为一个问题而全面呈现出来：人类开始普遍地以主体视角将周围世界客体化和工具化，人们相互之间原有的平衡状态被扭曲，征服与占有关系取代了原本积极的相互构成性关系。这种普遍化的主体观念逐渐成为人类存在于世的集体无意识，由此也就出现了自我存在的泛主体化问题。
国内某企业开展产业园建设工作，主要占地面积是6800m2左右，建筑总面积达到21000m2，地上有3层、地下有1层，变电站处于地下室之中。此次工程中的变电站为整个产业园进行供电。因此为了妥善检测出变电站的供电效率和供电质量，可使用电气自动化监测系统，就是当今的“无人看守”形式，结合主设备的使用，在整体完成遥测、遥信、摇控等目的，例如在产业园的围墙、大门处安装红外线监控摄像头；产业园的门窗处安装门磁检测器；声音、光线、电力三位一体的链接报警装置；变电站内特殊位置处安置摄像机，对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满足产业园对于电能的需求。
二、自我存在泛主体化的虚无主义后果
当自我以绝对主体的地位看待周围世界并将之加以绝对客体化后，难免出现所谓价值中立问题，也就是要求自我以主体身份客观认识和应对日常生活中可能遭遇的一切。不偏不倚的客观化、标准化关联成为了自我应对世界的前提，左右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识与实践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与审美关系。“它给出了一种人类思维的一个理想图像：这种人类思维为了成为纯粹的、自我证实的合理性，已经从其与我们的身体构成、我们的对话境况、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传统生活的凌乱关系中，脱身而出。”⑧自我存在的真实生动状态被普遍泛化的主体概念所阉割，价值的主观性被斥为虚假意识而沦为了“奥康剃刀”剪裁的对象，价值的文化意蕴成为影响主体认知和改造客体的“假相”和阻滞力而遭到贬抑。本来为人所追求的意义多元化的价值被单一化为可以计算的利益，而利益则代表着被工具理性所驯服的浓缩在客观物身上的欲望。“实际上，利益这一概念被看成兼具欲望和理性这两个范畴各自优良的秉性，欲望与理性这两个范畴是被理性所强加和容纳的‘自利’的欲望与由‘自利’的欲望所给予指导和赋予力量的理性。”⑨原本蕴含着人类对外扩张冲动的欲望尽管带有破坏性，但也是人类想象力甚至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然而计算理性和工具思维却将之引向了对物的无穷占有和支配，最终以资本的形式展现出来。
这样，被泛化主体的唯一特征就是客观化的物性。对物的追逐和物欲的满足是人获得安全感和存在感的唯一途径，客观化的“物”成为人获得自我价值实现的唯一庇护。“客观科学对世界的遗忘表现为一种更加极端化的形态，因为在客观化科学的世界图景中连主体也被最终还原为物，即物化的主体。”⑩当日常生活的一切都被客观地物化后，原本异彩纷呈、形式多样的自我存在样式也就成为了被普遍泛化为抽象空洞的主体。这个抽象空洞的主体契合了被“祛魅”后的物化世界，标准化、形式化、管控严密的科层制组织成为了社会生活得以联系的惟一形式，自我在绝对主体化追求的道路上陷入了存在的悖谬之中。“知性思维的盛行、技术规则的推广、专业分工的细化，在提高类的总体力量的同时，又从根本上破坏了个体生活原本具有的丰满与完整。”
1.4 观察指标 ①比较两组孕妇入院时及产后1个月的HAD 评分；②评价两组孕妇产后1个月的抑郁状况，具体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表(EPDS)[11]进行评分，评分≥9分为产后抑郁。③对孕妇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解释学的观点为我们释放了长久以来为主客二分哲学所困囚的蕴含在语言存在论之中的人文主义的解放性力量。“语言根本不是一种器械或一种工具。因为工具的本性就在于我们能掌握对它的使用，这就是说，当我们要用它时可以把它拿出来，一旦完成它的使命又可以把它放到一边。”超越工具论的语言存在论思想，将面向无限可能的人的自我构成与语言问题紧密的关联起来，我们在语言中生成，在语言中成长，在语言中与世界相遇、相识、相知、相融。在这样一层意义上，语言超越了断言和逻辑层面，也不再仅仅是被意识操纵的陈述和表象，语言以言谈的形式深入到了海德格尔意义的“世界”之中：“世界先于任何自我与客观意义上的世界的分离。它先于一切‘客体性’与一切概念化；因此它也先于主体性，因为客体性和主体性两者都是在主—客体的图式内表达出来的。”语言并非一种纯粹内在性的传达，而是对世界的分享。
虚无主义是资本世界物化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以自我认同危机为最根本的内核呈现，具体表征为内在感和共通感的丧失。内在感是指马克思笔下的“现实的个人”在日常生活的精神超越维度中所体现出来的自我反思能力，代表着一种对自我与他者、自我与共同体、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复杂关联的理性自觉和反向思维，蕴涵着自我存在应有的确定性、完整性、超越性和本真性。安东尼·吉登斯指出了晚期现代中自我的“存在性矛盾”：“作为具有自我意识并认识到生命有限性的本质存在，我们人类乃是无生命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却要从这无生命世界中开启我们的生命之旅。”内在感是我们应对这种“存在性矛盾”的重要力量。内在感意味着自我存在于世的积极生活态度，肯定性地看待生活中的一切，从容淡定地处置各种关系，这是一种生发自内心的主动接纳外部事物的力量，能够对无所事事的空虚感和纠结感形成自然抵抗，能够在时间的延续和空间的分享中获得人生最有价值的存在感。借助于内在感，人们可以创造性地与他人相处，可以很好地融入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达到心理满足和意义实现。内在感的丧失则意味着我们在存在性焦虑中失去了扎根世界的能力，具有内在深度的自我存在在物质浮华的追逐中成为了随波逐流的浮萍。
共通感蕴含着自我存在之内在反思能力的社会化向度，包含了建立在自我审慎对话基础上的社会交往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可能达成的对自我之社会化网络的灵活措置与积极应对，由此自我存在才能获得对“大我”的理解与体验，并进入到一种更为广阔的社会视域中，才能克服自我存在的个体化追求可能带来的孤独感和迷失感。共通感渗透着自我与周遭世界之复杂关联的充盈张力，佐证着自我存在可能具有的对话空间以及在这样一种空间中自我所展现出来的沟通、协调和系统整合能力，这体现了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实践智慧”。“现在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东西就在于：共通感在这里显然不仅是指那种存在于一切人之中的普遍能力，而且它同时是指那种导致共同性的感觉。维科认为，那种给予人的意志以其方向性的东西不是理性的抽象普遍性，而是表现一个集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整个人类的共同性的具体普遍性。因此，造就这种共同感觉，对于生活来说就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虚无主义意味着一种共通感的丧失，割断了诸真实自我之间的对话联系，使沟通与交流变得异常困难，艾伦·布卢姆的“封闭的心灵”就代表了这样一种状态，哈贝马斯对人的社会交往行动的理论努力表明了对这种共通感丧失的巨大抗争。
近年来，冬枣设施栽培在北方地区发展较快，面积逐年扩大，促进了冬枣提早成熟，延长了冬枣供应期，成为果农发家致富的一项新技术。但是冬枣采收期果实萎蔫现象发生日趋普遍，比率达到10%～20%，甚至更高，极大地影响了果农收益。为此，笔者进行了实地调查，分析了原因，提出了针对性预防措施。
三、自我存在泛主体化超越的解释学路向
被绝对主体化的自我呈现为一个个独立而自足的原子，这是一种失去了“面”的烘托、滋养和维系的茕茕孑立的“点”的存在，这些独立而自足的“点”靠利益以及为了确保利益的现代民法条文机械而线性地关联起来，物化逻辑的盛行和绝对主导使道德伦理关系所能带给我们的自由想象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灵活处置能力越来越有限，我们生活的自由度也越来越小，原有的整全的世界被严重的条款分割化、片段化。这是自我存在被泛主体化后呈现出来的世界图景，是脱离丰富生活世界和被抽空后的干瘪自我的虚无主义呈现。“在日益世俗化、理性化的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自由人所持有的理性愈来愈受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的影响。”在资本主导的绝对物化逻辑下，我们以看似客观和公正的关系来构建自我与他者、自我与世界的关联，以消极自由的名义虚构现代性的主体神话。可是，我们最终陷入了被泛化的虚假主体所共谋形成的虚无主义“自由铁笼”之中。
然而，在人类主体的绝对泛化肢解本真性自我的进程中，一直就有一种与之对抗的人文主义力量。尽管这种力量显得相对弱小，但却使人类的生活在绝望和希望之间保持了必要的生存张力，也为保存人类的精神尊严并突破和超越绝对形式化的“自由铁笼”留下了可能。这样一种力量就是基于人类生存境遇的视阈呈现和视阈融合的解释学力量，包含着包容、理解、同情、表达的丰富人文意义。“解释学面对着被干扰的主体间的理解，力图把交往建筑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尤其是用新的解释学基础去替换关于异化认识的虚假的客观主义。”这张“虚假的客观主义”就是近代以来由笛卡尔开启的认识论哲学所建立的绝对主客二分的力图完全剔除“偏见”的思维方位。我们力图掩盖和压制的个人价值偏见并没有被所谓绝对客观的技术理性所驱除殆尽，相反以更为极端的方式在人类存在的自我建构中表现出来。兴起于哲学领域继而对整个文化思想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解释学转向，挑战并动摇了绝对客观主义及其技术理性至上的思维方式的霸权地位，将人类一切行动背后的价值根基和观念支撑以一种开放、包容、交流和互动式建构的态度呈现出来。
解释学提出了自我“偏见”的别样理解，实现了对支持人类实践行动的价值观念的去蔽和澄清。自从认识论转向以来的近现代哲学，都对“偏见”采取了贬抑和涤除的绝对负面态度，仿佛它就是抑止我们达到真理性认知的罪魁祸首。因为在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哲学视阈内，“偏见”容易对我们绝对客观地认识世界造成主观的幻象，是我们达到对世界的绝对客观认知的重要障碍。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的支配下，原本丰富而多元的自我被解析成了认识论上的“白板”，在简单的“刺激-反应”模式下变成了被泛化的主体。解释学为我们开启一条全新的理解“偏见”的路径：“偏见并非必然是不正确的或错误的，并非不可避免地会歪曲真理。事实上，我们存在的历史性包含着从词义上所说的偏见，它为我们整个经验的能力构造了最初的方向性。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倾向性。”解释学意义上的“偏见”构成了我们认识和经验世界的必不可少的“前见”，如果没有这种“前见”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经验就是不可能的，只有借助于这种“前见”我们才能向世界敞开自身，才能在与世界的相遇中达成自我认知并进而重构和完善自身。解释学对这种“偏见”的“前见”性理解和定位，采取了更为符合人类自我生存状态和认知规律的积极性态度，因为无论是在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主观性解释还是实践性改造中，都离不开我们所特有的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之积淀的潜在的价值观念的作用。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这种价值观念，还是我们对之采取了有意忽视甚至掩盖的态度，这些价值观念都在影响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构造。解释学通过对这些支撑人类实践行动的价值观念的去蔽和澄清，为我们走出启蒙哲学的虚假神话而重新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定位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
解释学肯认了语言问题的存在论维度，实现了对支撑本真性自我观念的意义空间的恢复和重建。在我们对语言的惯常性认知中，它都是一种单纯的信息交流的媒介性载体，其实这是对于语言的简单化的工具性理解。这是对语言之存在论本质的遗忘，这种遗忘是造成我们自我理解片面化、狭隘化、线性化、空洞化的重要原因所在。当我们把语言与特定对话者的生存处境、对话发生的文化语境、话语表达的习惯等等因素割裂开来的时候，语言也就失去了其传情达意、默会交融的意义构成价值。我们希望通过语言交流达成的是话语双方共同开启的意义空间，希望在这种空间中能够促成真正的价值共享。如果我们仅仅是把语言作为信息传递的工具，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语言是存在的家”、“人在本质上是语言动物”等这样一些真知灼见。
可以说，虚无主义是被泛主体化的自我存在必然的命运，因为我们失去了赖以维系本真性自我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不仅是被感知的世界，同时也是我们一切实践活动得以展开的世界，是我们在这些活动中不断与他人打交道的世界，故在生活世界中我们将可能找到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活动的真正动机和最终的目的和意义。”被普遍泛化的主体是脱离真实生活世界的“抽象的个体”，原子化的独白状态表征着他们与这个世界的分割与断裂，他们离群索居，完全功利性地应对着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在物化逻辑的引导与控制下演绎着价值虚无主义的人生悲喜剧。“虚无主义却在其最为明显的意义上意味着资产者的胜利，意味着未来、一切可预见的未来都属于他们，一切高于或低于他们的境界都是虚幻的，以这种境界为基础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资本世界的物化逻辑成为了被普遍泛化的诸个体化主体的行动指南，福利国家所能提供的安闲与舒适消磨着本应展现崇高人格的精神生活。“他不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他完全沉迷于自己的生存之中，以至于忘记了自己生存的理由；他在实际获得了充分的安全和舒适的同时，也失去了应该做什么的观念。”正是这种物化逻辑下崇高感的普遍丧失，肇始了虚无主义的来临。标志着精神生活内在深度的崇高追求被舍弃，沉浸在欲望满足和虚荣浮华之中的原本丰富多彩的自我存在逐渐堕为马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政治生活”与“沉思生活”完全被“牟利生活”和“肉体生活”所替代，我们在眼前的苟且中习以为常并失去了对诗和远方的想象和追求，充实的自我存在感和愉悦的意义实现感变得遥不可及，欲望满足的机械狂欢夹杂着精神的困顿感、纠结感以及前所未有的孤独感，成为了现代性日常生活的常态。
脓毒症是机体对感染的反应失调而导致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是危重症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之一。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中，血小板作为评分项目中的一个，是脓毒症患者的独立风险预测因子。研究显示，ICU收治的患者中血小板下降越快，其病死率越高。目前临床中，对脓毒症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症的处理，多结合患者自身病情，视血小板下降程度给予输注血小板。药物治疗相对较少，但与其相关的临床研究越来越多，本文对脓毒症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症的机制及治疗进行综述。
语言的存在论向度超越了单纯的描述性而具有了重要的创造性价值，由语言所开启的自我存在的意义空间，内含着一种自我的构成和创生力量，这种构成和创生力量源自于脱离抽象主体性的自我构成的他者维度。“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己而是自我。只有在与某些对话者的关系中，我才是自我……自我只存在于我所称的‘对话网络’中。”社会心理学家米德将这种对自我构成具有积极的作用的他人称为“有意义的他者”。解释学通过呈现语言的存在之维，打破了封闭的话语霸权，将“有意义的他者”构思进本真性自我的生成之中，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塑造了视域融合的主体间性平等关系。这种解释学的视域融合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思维方式，立足于自我与他者共同存在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来设定彼此之间的和谐关联。
语言开启的是一种自我存在的意义性空间。“意义性并非人赋予客体的某种东西；它是客体通过语词和语言的本体论可能性而给予人的东西。”在这样一种空间中，语言孕育形成的自我意识能够使人获得真正的反身自省，我们能够在一种前提性批判的更高层面上达成理性自觉。这样的理性自觉蕴含着话语理性的开放和包容，已经超越了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简单粗暴，而具有了滋养自我与他者和谐共在的生存论意义。言谈与交往在注重分享的世界意义的层面上自然展开，并由此成为涵养健全人格的精神性力量。当我们超越简单的工具性媒介来看待语言时，当我们超越“需要的体系”这样一种功利主义的视野来看待经由语言而形成的各种生活共同体时，就会发觉我们周遭真实的生存境遇和生活世界对于我们的自我养成所具有的丰富的精神价值和人文意蕴。
在视域融合中，占有、征服、支配的主客之间的强制关系被扬弃，代之以平等对话、和谐交融的主体际性关系，自我与他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关注点的问题域，在这样一个问题域中，分歧与差异并没有被消除而仅仅不再是绝对对立的，并进而呈现出了互补协同的和谐关联。用奥地利哲学家马丁·布伯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相遇的世界”，在这个“相遇的世界”中充盈着“我-你”关系，这是一种相互尊重、彼此平等的主体间性关系，而非一种取代、干预甚至压制、征服、攫取、占有和支配的“我-它”关系。这是基于一种超越工具理性的交往理性而建构起来的自我认同。
这是人类脱离野蛮、走向文明的必然路径，开放、包容、交流、互动才是真正属于人类的高贵。“真正的高贵不是在一种孤立的存在中找到的。它存在于独立的人的相互联结之中。这样的人意识到他们有责任彼此发现。他们无论在何处相遇都彼此相助以致进步。”西方政治哲学将这种自我与他者之前的建设性关系称之为“承认”，彼此承认的双方共同构成了平等的主体际性关系，惟有被平等的主体承认才能构成积极的自我认同，对“我是谁”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做出肯定性回答。这里的“平等”主要体现在政治权利、道德人格、文化自主性等方面，不是一个齐一化、标准化、均质化的概念，而是一个包含差异化的充满审慎的实践智慧的政治哲学概念。这种平等的承认关系孕育形成于视域融合的解释学理念的践行之中。基于语言存在论的视域融合所开启的意义空间，驱逐了泛主体化自我的抽象性和空洞性，恢复了自我存在的真实性和差异性，并将之作为与共同生活世界中的“有意义的他者”进行沟通、交流、对话、交融的前提和基础。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空间中，作为自我存在之本真性体现的自由创造、自我生成、自我扬弃才能作为一种正向的积极力量充分展现出来。
①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第167、229页。
②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⑥孙向晨：《面对他者》，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302～303页。
③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120页。
④理查德·E．帕尔默：《诠释学》，潘德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1、173、176页。
⑤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9～30页。
到了深夜，可能早一点，也可能晚一点，我照例脱下白大褂、衬衫、条纹领带，把身体蜷缩成子宫中的胎儿似的，在停尸房的一隅等候，不知道过了多久，仿佛一双修长透明的指骨在我的皮肤上反复弹奏，滴哒滴，耳边忽然响起一声呜咽，低低的，柔柔的，我陷入迷幻中，眼前一片无穷无尽的红色，我任思想驰骋，许多影像从被遗忘的角落浮现，是幽暗的书房里一具白骨与母亲深情相拥；是曾经有一名叫四手联弹的钢琴师躺在我的脚边，凉薄的目光穿透城市钢筋铁骨上空的灰色天空，他的血溅在我颤抖的唇上，我愿意和他一起粉身碎骨，为什么我却在这里睁着无望的眼？
内在感与共通感的共同丧失，带来了确定性追求的难以企及。人生于世，总是需要一种生存的理由和依据，这构成了我们确定性追求的源初动力。生存的理由和生活的依据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我们归属于不同的生活共同体，我们所经受的生活际遇千差万别，我们面对的生活空间有无限的可能。尽管如此，我们面向生活确定性的追求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是否值得过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不会怀疑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行动充满了力量。可是，当我们把原本丰满充盈、生动活泼的自我存在剥离为简单线性的抽象主体之后，普遍怀疑的精神为我们带来了知识论上的巨大胜利也让我们陷入了伦理学上的空前迷茫。我们看到虚无主义让生活确定性的追求变得愈发困难，因为作为自足的原子化主体的我们都在以绝对消极自由的名义捍卫着自我封闭的权利堡垒，拒绝开放、包容的接纳伦理，以后现代“解构一切”的态度宣告着相对主义的来临。相对主义的盛行，就是对共同规约的基本依据与标准的消解，就是每个人都拒绝对话与交流而坚持自说自话的独白，最终的结果就是共同体伦理的垮塌和道德无政府主义的横行。
77%的学生反映其课堂模式为教师主讲，学生记笔记。在此过程中，教师难以获知学生在阅读中的实际障碍。大部分教师未转变观念，将自己置于课堂的中心。事实上，学生更希望主导学习，实现教师指导、学生为中心的阅读教学课堂。
2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近期疗效见表1。2组近期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578，P=0.000)。联合用药组对肺癌的控制率为74.44%，显著高于吉西他滨组的46.67%(χ2=15.253，P=0.000)。
⑦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08、50～51页。
新课程改革倡导以学生为主体，但并不抹杀教师的作用，教师的示范和引导能有效增强学生学习的有效性。例如，进行品诗品人，走近“诗圣”—杜甫诗歌鉴赏专题的教学设计时，就如何理解“诗圣”这一称谓的内涵，教师首先示范分析了《登高》。
⑧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的伦理》，程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122页。
⑨艾伯特·奥·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李新华、朱进东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7页。
⑩孙小玲《从绝对自我到绝对他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153页。
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0页。
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12～113、124页。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5页。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定义2.1 称伪BCI-代数X上的一个犹豫模糊集叫做X的一个犹豫模糊反群滤子，如果满足(HF1)，且对任意x,y,z ∈ X, 有
刘森林：《物与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4页。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0～31、9、63页。
[中图分类号]B71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9)03-0057-08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自我存在的文化根基：由查尔斯·泰勒展开”(项目号15YJC720009)、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资助项目“现代性自我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项目号2018WLJH12)、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基于公共生活优化的现代社会治理研究”(项目号2018TB009)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韩 升，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 250100
[责任编辑 刘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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