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学者约翰·加迪斯2018年4月出版新著 《论大战略》，讨论战争和战略的逻辑，书中引述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的思想，展现东西方战略逻辑的跨文化关联性。
狐狸和刺猬式思维的差异
加迪斯用狐狸和刺猬的隐喻开篇。这个典故最早出现在希腊诗人阿奇洛克思的残篇中：“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当代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1953年出版的《刺猬与狐狸》中加以引申，借此描述历史人物思维的差异。狐狸追逐多个目标，其思维是零散、离心式的；而刺猬目标单一、固执，其思维坚守一个单向、普遍的原则，以此规范一切言行。
伯林的理论被演绎成历史研究者的罗盘，也启发了加迪斯对战略行为的思考。他认为，狐狸型思维的人善于归纳各种不同信息，而不是仅依据“宏观计划”进行推导；刺猬思维的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拒绝批判和反思，往往沉浸在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里。而加迪斯认为，“狐狸和刺猬的悲剧在于，彼此都缺乏对方所具有的一些能力。”那么，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思维方式能否并存？如果把刺猬的方向感和狐狸对环境的敏感性结合起来，也许就能孕育出成功的大战略。
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即为战略
加迪斯认为，人的思维往往处于刺猬和狐狸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抗之中。前者重视目标的单一性和纯粹性，而忽视手段的配合；后者重视环境的变化和对自身能力的评估，但往往模糊了目标和焦点。加迪斯在书中展现了这种对抗和矛盾，他用大量的历史事件和对参与者思维和行为的分析，体现出战略的内涵。为什么有的战略意图能得到超水平的实现，而有的战略意图一败涂地？他的结论是，如果把刺猬理解为对战略目标和愿景的规划，把狐狸理解为对自身能力的评估和调控，那么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即为战略。
不过，加迪斯也说明，这种平衡不可能一成不变，而应是动态和不断变化的，因为在战略的执行过程中，外部的影响因素随时都在发生变化，目标与能力需要互相适应和配合，尤其要防止两者脱节。做到这一点，需要拥有“好的判断力”和“均衡的行为”，简言之，就是运用常识。加迪斯写到，所有战略问题的核心不过是常识而已，但保持常识亦不易。
任务设计是否有效将直接影响高职车工实训教学效果。高职院校车工实训任务驱动教学法需要将车工实训知识转变为任务，学生在思考、解决每个任务任务的同时掌握相关知识。因而，高职教师需依据教材合理设置实训任务。教师在设计任务时，需保证此任务在教学内容范围当中，同时还需保证其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逻辑能力具有一定作用。教师需注意实训任务的难易程度适宜，究其原因为：高职学生自学能力、思维能力、理解能力不尽相同，假若实训任务过难，部分学生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问题，将影响学生的自信心，长此以往将影响他们的学习；假如实训任务过于简单，则不能激发学生思考、研究的积极性，这也将对教学质量产生不良影响。
她说，我梦见依旧睡在她卧房旁边。凌晨时分，工作间里响起织布的声音，间歇持续，是从小熟悉的声音。醒不过来，心里想着她已回来，不禁内心释然。我期待她带我上路。期待她从背后拿出一束石竹花。她离去后，我便不知道可以跟随谁。我爱她。在爱她的同时，又轻视她。我站在岸边旁观她如何堕落于海水之中，我看到她死去。
作为美国冷战史研究的权威人物，加迪斯推出这本新书，自然引发美国学界关注，看法有褒有贬。
在加迪斯看来，保持刺猬式的专注固然不易，但像狐狸一样灵活调整自己的策略似乎更难。他的结论是，实施大战略不能让固定的原则或偏见捆住手脚，一个好的战略未见得自始至终都能逻辑自洽，甚至不排除前后矛盾和冲突。战略更多关注的是“规模”，也就是说，可以影响多少人，带来多大收益，或导致多大成本损耗，由此判断目标与能力是否相匹配。
加迪斯在书中谈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和东方世界的战略思维。《孙子兵法》讲审时度势，其中的逻辑亦无外乎目标与能力的关系。加迪斯认为，如果在后冷战时期确实出现西方与东方的较量，那么它将主要反映罗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韧性。因为二者都是思想和文明型的国家，都在各自的时空里多次成功克服危机，顽强生存下来。虽然早年西方的战略家们未必知晓孙子在世界另一端的存在，但他们在逻辑上互相映衬，展现了战略逻辑跨文化的关联性。
现实生活中，与女司机被污名化类似的，还有“老人变坏了”或是“坏人变老了”的说法。与“女司机”相似的是，“老坏人”或“坏老人”之说也完全没有大数据的支撑。笔者长期观察发现，从“扎堆过马路”到自助餐的浪费，各个年龄段都大有人在，至于“碰瓷”和“霸座”，当然多是年龄较大者，但把各类违法行为或不道德行为做一个年龄分组，会发现不同行为中的年龄比例虽有所不同，但整体上不会支撑一些人对老龄群体的非议和责难。
东西方战略的对话
Fig.3 shows that because it has adopted 2.2 mm large optical cavity structure,99.4% of the light field are limited in the waveguide layer,thereby it greatly reduced the scattering and absorption losses introduced by doped confinement layer.
加迪斯说，东西方战略都告诉我们，在争取成功的道路上，必须认清存在什么样的限制和约束条件。好的战略要考虑到制约条件，限定行为范围。这正是孙子所强调的，“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在多数情况下，能力与愿望之间总是有差距的，因此需要采用谋略和迂回的方式，知所进退。
现实中，战略的目标有时未必是要争取更大利益，而是旨在减少损失。因此，即便面对重大诱惑，战略的考虑仍然要把成本计算进去，否则可能会在更宏观的盘点中失分。
加迪斯写到，战略意图的追求者从不缺乏伟大理想，然而，成败往往取决于现实条件，而不仅是美好愿望。战略的失败者给人类战争史留下了许多不可思议的问号。例如，以拿破仑之伟大，何以忽略了俄国拥有辽阔地域和恶劣气候的现实，执意让大军向纵深挺进，最终陷入补给不足和天寒地冻的境地，以一场惨败终结了一生的辉煌之旅。在加迪斯看来，失败者都曾是伟大的政治家，但他们不愿受现实条件的约束，试图摧毁任何阻碍自己的东西，固执地追求超出能力的目标。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走到尽头，在美国看来“历史已终结”。本着“赢者通吃”的心态，美国把新的国际战略转向在全球推行美式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宣称拥有 “世界灯塔”的“天赋使命”。当时的美国拥有不受挑战的绝对霸权地位和实力，获得在国际上空前的行动自由，没有力量能限制其选择和行为。那么，美国是否就可以摆脱加迪斯所描绘的条件对目标的制约了呢？
后冷战时代美国战略的得失
加迪斯也列举了一些实现目标与能力平衡、成功贯彻战略的案例，如罗马帝国第一位元首屋大维、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和年轻时的伯里克利。
根据简化规则1、规则2，以PG&E69节点系统为例，标准PG&E69节点系统如图1(a)所示，简化PG&E69节点系统如图1(b)所示。
综上所述，在建筑工程中，地基施工质量与整体工程质量与安全紧密相连，属于土建工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施工单位应结合工程实际情况与设计标准，采用合适的施工技术与加固技术，制定适宜的施工方案，使建筑地基得到有效的加固处理，从而保障建筑工程的质量与安全，促进整个建筑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加迪斯认为，东西方两大文明之所以延续数千年，就在于文明内部能不断反思、调整和重塑。加迪斯在《论大战略》中既介绍了对战略本质的认识，也为东西方的战略对话提供了参考。
作为中国的读者，从加迪斯勾勒出的上千年世界战略历史中，可以观察到国家兴衰的各种印记，引人入胜。然而人们可能更想了解他对冷战后美国战略的得失如何盘点。
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美国致力于对原苏东地区的改造，甚至不惜在前南地区动用武力，强势推进“民主化”。然而，一些被改造的国家出现水土不服，滋生失业、通胀、社会分化、债务负担等一系列问题，有些隐忧在后来遍及欧洲的债务危机中进一步显现出来。冷战后的第二个十年，美国把注意力转向反恐战争，先后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同时继续推进政治变革，引发的安全、经济和社会余波至今未消。
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国试图做刺猬和狐狸的综合体，注意采取符合自身条件的战略目标，并随着形势变化不断调整策略，那么冷战后的美国则执意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推进一个无边的政治目标，失去了对复杂环境的敏感和权衡代价的意识，这是否更像偏执的刺猬？美国试图让自己主导下的单极格局成为世界的永久现实，声称要做一个有益于世界人民的“仁慈霸权”。但美国在战略选择上的执拗和失误，以及所付出的超乎能力的代价，使其透支了自己的力量和声望。
美国也曾试图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纳入改造的轨道，采取了“接触+遏制”的政策，一方面让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从未停止促使中国按照美国希望的方向转变。然而，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而且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如果美国的对外战略存在钟摆效应，那么特朗普上台是否代表了推动美国对外战略有所收缩、社会向保守主义复归的力量？特朗普政府主张战略收缩，恢复国家实力，着眼于美国自身利益。他的目标反映了美国的现实处境，因此，尽管美国各界对其个性和做法颇多批判，却比较一致地支持他一些政策的方向。然而，国际事务的关联性很强，尤其大国对全球趋势的带动性非主观意志所能掌控。美国放弃国际责任，甚至主动破坏世界秩序的做法，例如对中国等重要贸易伙伴采取关税惩罚措施，破坏自由贸易体制，由此对他国带来的伤害和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必然会反过来侵蚀美国自身利益。这又何尝不是大国行为需要计入的代价呢？
狐狸式思维和刺猬式思维的分类可以为观察美国战略得失和取向提供有趣的角度，对从事战略研究的人有一定价值。加迪斯在书中虽未明说，但字里行间还是有警示意味的，提到维护和平与繁荣需要智慧和历史的责任感。他希望美国人特别是战略决策者要关注到，一个合理的战略目标须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应根据情势发展不断调整推进战略的方式和手段，必要时甚至要对战略目标进行果断的调整。
诚然，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任何战略的成败都不能脱离战略演进所处的时代背景，成功的战略构建更是要基于对时代潮流的准确判断。冷战的终结打破了世界被集团隔绝的状况，给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更大空间，而各国希冀和平、追求发展构成后冷战时期的基本潮流。当前，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符合时代潮流和人类发展方向，是对我们的国际言论和行为的根本指导。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一向以为国内发展建设构建和维护一个好的外部环境为准则，基本内涵是和平与合作。当然，没有什么理想能够轻易实现，没有哪条路径可以畅通无阻。中国需要让自身的追求与人类发展的基本方向保持一致，与世界各国一道努力，共同维护和平与稳定，促进发展与繁荣。
（摘自《世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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