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妇女动员是中共领导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对于各个历史时期中共进行妇女动员的研究成果，内容涵盖妇女动员的背景、缘由、政策、方法、成效等多个方面，凸显不同历史时期中共妇女动员的特点，间接反映中共群众政策的变化以及其领导妇女解放的历史进程。总结归纳学界关于新中国以来中共妇女动员的研究成果，对于新时期党群关系的发展、妇女自身的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均具镜鉴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妇女动员；新中国70年来；研究前景
妇女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所依靠的重要社会力量；开展妇女动员由此成为各个历史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强调妇女对于革命事业胜利的重要作用时指出：“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注]毛泽东：《毛泽东主席论妇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妇女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活动的参与，毛泽东强调，“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注]毛泽东：《毛泽东主席论妇女》，第16页。改革开放以后，妇女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也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习近平谈到妇女地位时指出：“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注]习近平：《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共建共享美好世界》，《人民日报》2015年9月28日第3版。时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统梳理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妇女动员问题的已有成果，为后来研究者提供参考，并利于当前更好地理清党群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为新时代党群关系协调提供借鉴。
一、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妇女动员研究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先后经历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四个阶段。以革命和战争为主题的历史背景下，全面群众动员对革命事业的发展以及革命战争的成败显得尤为关键。动员包括妇女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革命事业，成为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由此，这一时期妇女动员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和深入。
3.3 众多的足球人口 英国之所以成为现代足球运动的发源地，离不开人民群众对足球运动的热爱，英国现在足协注册的足球运动员数量多达800余万人。众多的足球人口为英国足球运动的推广与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斯托克（Stoke-on-Trent）市为例，通过与当地青训教练员访谈得知，该市共有青少年人口4～5万人，其中经常参加各级足球竞赛活动的青少年足球队共1 300多支，总人数近3万人。
(一)国民革命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妇女动员，是在党成立初期的妇女动员工作发展基础上，结合国民大革命的时代需要所展开的。学者对于这一时期党的妇女动员工作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基于国民革命时期群众运动的变化情况以及对于群众宣传动员的具体方式进行考察分析。国共合作推翻反动军阀统治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群众运动中对如何动员妇女参与革命进行了积极探索，为土地革命时期妇女组织的形成以及妇女政策的确立提供了重要依据。
有学者对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动员工作的整体变化进行研究，间接反映出这一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变化情况。张江福《从女工运动到农妇运动——关于中共早期妇女解放运动转型研究(1921—1927)》指出，随着五四以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城市女工运动的迅速勃兴，女工群体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动员对象，在早期革命运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1923年“二七”惨案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革命对象力量的强大，重新认识到农村妇女的重要因素，开始积极在农村对妇女进行革命宣传动员，为大革命发展以及之后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注]张江福：《从女工运动到农妇运动——关于中共早期妇女解放运动转型研究(1921-1927)》，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研究者对这一时期党的宣传动员工作的策略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概括总结。《大革命时期党对妇女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意义》一文详细介绍了大革命时期党对妇女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基本方法、主要特点以及重要意义，总结了动员妇女参与革命过程中对妇女展开的包含妇女解放意识、国民革命意识、知识妇女与工农妇女相结合意识等方面的思想教育工作，介绍了党在具体动员工作中所采取的包括口号、报刊、交流谈心、演讲、歌剧、戏剧、歌谣、训练班、讲习所等多种具有时代性和针对性的宣传动员方式，说明了党的妇女动员工作对妇女自身解放以及国民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注]陈悦悦：《大革命时期党对妇女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意义》，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另有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及其所领导的妇女运动进行研究，结合实例反映了国民革命时期党开展妇女动员的具体情况。侯杰等所著《国民革命时期的邓颖超与天津妇女运动》对中国近现代史上妇女运动的先驱——邓颖超，国民革命时期为争取妇女解放和革命胜利所开展的妇女运动进行了详细介绍，具体展现了这一时期党的妇女动员思想与具体策略方法。[注]侯杰、麻涛、王文斌：《国民革命时期的邓颖超与天津妇女运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已有研究宏观上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在女性文化教育中的妇女动员进行考察。李敏瑞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女性文化教育状况研究》，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领导的女性教育的背景和实践进行总结，指出这一时期党动员女性接受教育过程中的特点是“教育与生产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占有重要地位”。[注]李敏瑞：《20世纪50年代中国女性文化教育状况研究》，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女性教育主流化运动研究》中，徐爱新对1949—1956年党开展女性教育的国家、社会和学校等层面进行详细考察，强调党的妇女动员对实现建国初期妇女教育的正规化和大众化的关键作用。[注]徐爱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女性教育主流化运动研究》，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有学者对党在妇女干部教育中的动员工作做了针对性研究。白艳的《中国共产党妇女干部培养教育研究》介绍了党动员妇女参与妇女干部教育的情况，强调全国妇联以及各级妇联组织在动员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注]白艳：《中国共产党妇女干部培养教育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陈计冰考察妇女干部教育中的妇女动员时，总结了党开展妇女干部教育的方法：“通过运用说理教育法、实践参与法、自我教育法以及榜样示范法，对妇女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过渡时期总路线培养和无产阶级价值观培养，从而达到对妇女干部这一特殊群体的培养目的，提升妇女干部的整体素质，促进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注]陈计冰：《建国初期党对妇女干部的培养及其当代启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另有学者结合新中国初期文化发展以及女性文化的变化，对党领导新中国女性文化建设中的妇女动员进行研究。曾庆利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女性文化的变化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动员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实现了“对女性身体和气质的改造、劳动空间的重构、新型家庭伦理的生成，以及婚恋观念的规范”，进而改变了女性文化。[注]曾庆利：《生活世界的动员和改造——以1950-1960年代上海文艺中的妇女形象为中心》，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唐海迪从宏观层面考察新中国初期女性文化的变化，并指出党通过鼓励引导妇女参与经济生活、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等实现女性社会角色以及形象的转变，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女性文化的发展。[注]唐海迪：《新中国初期女性文化的演变(1949-1966)——新中国初期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女性性别形象》，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二)土地革命时期
经过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初期的不断探索，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时期妇女动员的思想和方法初步形成。这一时期，党充分认识到妇女动员对于妇女解放以及革命胜利的重要作用，形成了一套以革命思想和妇女解放思想宣传为先导，以妇女的政治解放和经济地位提升为基础，以广泛而高效的各级妇女组织为保障，以改善妇女状况的多种集体运动为手段的较为完善的妇女动员体系。基于丰富的史料和较为健全的动员体系的构建，众多学者对这一时期党的妇女动员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从不同层面展现了党在土地革命中开展妇女动员的指导思想、策略方法、动员成效及历史意义。研究更多聚焦于党在中央苏区开展的妇女动员，客观反映了建立局部政权后，党在革命根据地进行妇女动员所采取的政策方法，依据实践结果不断变更措施的过程。
已有成果涉及土地革命时期党在中央苏区开展妇女动员的历史背景、实践途径、方法措施、动员效果等方面。王丽丽的《中央苏区妇女政治动员研究》将党开展妇女动员的缘由总结为：旧中国苏区妇女的生活状况和现实诉求、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对苏区妇女政治动员的影响以及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等三方面内容。[注]王丽丽：《中央苏区妇女政治动员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另有学者对党开展妇女动员的实践途径和方法措施进行了深入考察。《女性解放与政治解放的互动——共产党革命中的农村妇女动员》一文，将党对妇女动员的途径归纳为意识形态宣传劝导、人际联系网络构建、特定旨向的集体行动等三个主要方式，客观反映了党的妇女动员体系架构[注]戴超：《女性解放与政治解放的互动——共产党革命中的农村妇女动员》，《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6期。；刘凯华的《论中央苏区时期的妇女动员》总结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动员妇女的具体方法，分别为切实维护广大妇女的基本权益、开展普遍的妇女扫盲教育、高度重视女子职业教育，这些措施切实保障了苏区妇女的经济、政治、教育以及婚姻自由等权利。[注]刘凯华、刘华茂：《论中央苏区时期的妇女动员》，《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动员效果方面，胡军华的《论中央苏区的妇女政治动员》，从苏区妇女被动员起来参加生产劳动、参与支前工作、推进扩红运动、直接参加战斗、开展侦探和策反工作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总结。
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妇女解放与妇女动员的联系。苏区的妇女动员以妇女解放为起点，通过保障妇女的政治、经济、教育，尤其是婚姻自由等权利来实现。胡军华《异军与正道——以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为考察》一文介绍了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中妇女动员的路径与机制，强调解决妇女的经济、婚姻、教育、参政等问题在妇女动员中的先导作用，展现了中央苏区动员妇女方式的多样性以及采用客家山歌宣传动员等特点。[注]胡军华：《异军与正道——以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为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黄建国的《反陋俗文化视阈下中央苏区妇女革命动员路径探究》，认为革除陋俗婚姻、鼓励妇女参政、引导妇女参与生产和革命等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妇女动员、进行妇女解放的重要途径。[注]黄建国：《反陋俗文化视阈下中央苏区妇女革命动员路径探究》，《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由于长期受到封建家庭制度与思想的压迫，婚姻自由与男女平等思想的宣传以及相关政策的颁布实施在妇女动员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张宏卿《“边缘化战略”：中共动员与中央苏区民众的基本利益、社会感情》一文，考察婚姻自由与中央苏区的妇女动员之间关系时强调，“如果说贫雇农多少存在着‘越穷越革命’的流氓无产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是他们积极参与革命的重要动力的话，那么妇女投身于苏维埃运动，则是‘婚姻自由’及其相关的革命政策直接撬动的结果。”[注]张宏卿，肖文燕：《“边缘化战略”：中共动员与中央苏区民众的基本利益、社会感情》，《开放时代》2011年第8期，第42页。此外，为切实保障妇女权利、保证妇女动员的顺利进行，中央苏区建立了各级妇女组织来协助政府开展革命动员和妇女解放的工作。美国学者凯塞L.M.瓦尔克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对中国共产党于中央苏区开展妇女动员的组织机制进行了考察，指出革命形势的发展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须要在党内外为妇女提供有效的组织结构，以促进妇女政策的贯彻实施，详细介绍了女工农妇代表大会和改善妇女生活委员会对动员妇女参加革命的关键作用。[注][美]凯塞L.M.瓦尔克著，曾成贵译：《中国共产党与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1992年第2期。
(三)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更广泛地发动群众参加到抗日阵线中，组成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才能取得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胜利。因此，广泛动员根据地、国统区以及敌后广大区域的妇女参与抗战成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工作。毛泽东论述妇女动员与抗战胜利的关系时强调：“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需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了，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这是没有问题的。”[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149页。而日寇对中华儿女家园的侵占，也迫使众多失去亲人的妇女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客观上为更大范围动员妇女参与到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提供了可能性。这一时期，党对妇女动员工作经过土地革命时期的发展，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妇女动员体系在抗战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完善。学界对于这一时期党对妇女动员的研究成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各历史阶段中最丰富的，不但涉及党对妇女动员的背景、方法、成效等内容，还涵盖了不同地区党对妇女动员的具体情况；不仅将妇女动员与妇女运动和妇女解放联系在一起，亦通过对各地党领导抗日救亡妇女组织发展状况的介绍，展现党进行妇女动员的情况。
有学者宏观上对抗战时期党对妇女动员的情况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对妇女动员的方法与成效进行了客观评价。唐秀平《论抗战期间的妇女动员》一文，对整个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开展的妇女动员的背景、方式以及不利于妇女动员的因素等进行了考察，通过国共两党抗战期间妇女动员变化的对比，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妇女动员在发动群众进行全面抗战中的重要作用。[注]唐秀平：《论抗战期间的妇女动员》，《南京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妇女的政治动员》中，倪婷则详细介绍了党在抗日根据地对广大农村妇女开展动员的缘由、内容、方法策略以及启示，强调党针对妇女这一特殊群体在动员策略上注重从妇女生活入手，不断教育感化的动员特点。[注]倪婷：《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妇女的政治动员》，《中国妇运》2017年第7期。还有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地区开展的妇女动员进行了考察，展示了党在不同地区开展妇女动员时因地因时采取的不同方法策略。刘莎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东南地区展开妇女动员的探析》一文，考察了党在晋东南地区展开妇女动员的背景、历程、内容、特点及历史影响和价值，总结了党依据晋东南地区交通落后、消息封闭、经济文化异常落后等特点，所采取的从妇女思想解放和改善妇女生活状况入手开展动员的，不同于其它地区的动员策略。[注]刘莎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东南地区展开妇女动员的探析》，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对于党动员妇女参与农村经济建设问题，学界主要结合新中国初期党领导群众在农村开展的一系列改革和生产运动开展研究。李从娜考察了新中国初期党在农村进行土改时，对妇女进行动员的策略、成效以及启示，强调了党的妇女动员对农村妇女解放的关键作用。[注]李从娜：《建国初期土改运动中的妇女动员》，《福建党史月刊》2006年第8期。武菲将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党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的具体方法概括为：“革除农村中存在的轻视妇女的封建残余思想和落后风俗习惯以及妇女自身的落后观念；发挥榜样的带头作用；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激发妇女劳动热情；建立托儿互助组织，解决妇女生产的后顾之忧。”[注]武菲：《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妇女动员工作》，《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第83页。有学者结合时代背景，整体上对新中国初期党在农村开展的妇女动员进行概括。李巧宁总结新中国初期党开展农村妇女动员工作特点时称：“动员农村妇女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方面，以下三种因素互相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给妇女参与社会活动赋予‘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重大意义；二、把苏联妇女作为中国妇女的榜样，广泛宣传她们的幸福生活及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参与；三、在农村实行按劳取酬的分配方式。”光梅红考察新中国初期党宣传动员妇女参加生产与“劳动光荣”话语的建构关系时强调：“‘劳动光荣’话语的建构与妇女就业的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普通男性农民、普通女性农民以及学者共同参与了“劳动光荣”话语的建构，他(她)们在动员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的过程中不仅颠覆了儒家文化标榜的‘劳力’‘劳心’价值观的生存空间，也使妇女群体实现着自身主体身份的建构。”[注]光梅红：《20世纪50年代“劳动光荣”话语的建构与中国妇女解放》，《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第2期，第56页。
学者们还结合妇女工作、妇女运动对妇女动员进行考察。杨敏玲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妇女工作研究》，对抗战过程中陕甘宁边区党领导各级妇女组织开展的妇女工作内容及效果进行了详细考察，展现了党的妇女动员工作对于破除封建陋习、解放妇女思想、促进生产发展以及保障战争后勤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注]杨敏玲：《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妇女工作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周蕾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的特点》将党对全国广大妇女的动员作为抗战时期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的首要特点，体现了党通过妇女动员在民族解放中实现妇女解放的策略方针。[注]周蕾：《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的特点》，《中国妇运》2015年第9期。《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的比较》一文中，黄桥通过对比抗战时期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开展妇女运动的方法和成效的差异，以根据地和国统区抗战前后妇女身份地位的变化说明党的妇女动员对抗战胜利和妇女解放的意义。[注]黄桥：《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的比较》，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有学者通过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建立的妇女组织发展历程的考察，研究党对妇女动员工作的具体情况。夏蓉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出，“全面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扩大为团结各党各派妇女的统一战线”，在培养妇女干部、深入动员广大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注]夏蓉：《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第68页。考察中国共产党组织建立的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对党的妇女动员的影响时，郭晓磊指出，“边区妇救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下，宣传动员广大农村妇女群众走出家门、支援前线，把千百年来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广大农村妇女的伟大力量空前组织起来，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注]郭晓磊：《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张小云《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研究》一文，分析总结了边区妇联在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鼓励妇女参加生产、维护妇女自身利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注]张小云：《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随着社会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高新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建筑物中，使建筑物满足最基本的居住办公等生活需要后，更加智能高效和节能。根据GB/T 50314—2006《智能建筑设计标准》中的定义，智能建筑是指以建筑物为基本载体，并将现今信息网络技术、材料、系统及各种功能集成到建筑中，使建筑具备感知、传输和记忆等能力，在满足人们日常生活办公需求的同时，具有更加安全、便捷和环保的功能。
(四)解放战争时期
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妇女动员至解放战争时期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抗战胜利后，随着中日矛盾的缓解，中国国内主要矛盾转化为国民党反动派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矛盾。为实现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需要对广大解放区的妇女开展动员，保障解放区土地改革以及战争后勤生产等工作的顺利展开，以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强大武装力量，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对于这一时期党对妇女动员的考察，学者们主要结合土地改革、妇女解放以及解放区生产建设等问题开展研究。
有学者对各解放区党对妇女动员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研究。单炜鸿的《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根据地妇女运动研究》，结合妇女运动对党在东北解放区的妇女动员情况进行考察研究，重点涉及妇女动员的政策宣传、组织形式、动员成效以及动员特点等，体现了妇女在土改、生产和支前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注]单炜鸿：《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根据地妇女运动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罗长春考察苏北、华北解放区妇女动员时，对妇女动员的关键点做出总结：“妇女动员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工作，首先，要为妇女走出家庭准备适当的社会条件，如重构社会观念、保障妇女权益。其次，必须对妇女自身认识加以提升，如培养她们的识字能力、基本劳动技能等。”[注]罗长春：《解放战争时期华中地区的妇女动员——以苏北、苏中解放区为中心》，《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44页。冯成杰针对华北地区妇女动员策略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通过物质利益的回馈提升了妇女参与生产、支前的积极性；通过道德话语的运用、妇女集体心理的启发以及胜利氛围的营造，破解了妇女支前、参战的思想惰性与顾虑；通过妇女形象的重塑与传播，为乡村妇女树立可供模仿的典型。”[注]冯成杰：《中共的乡村妇女社会动员策略述评——以1946—1949年的华北解放区为中心》，《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78页。
考虑到人体会因大量热量损耗而出现低温麻醉现象，本文增加了一个生命损失间接影响因素，即溃坝发生季节与水温环境。具体的十个生命损失间接影响因素见表1。
现有数据表明，在猪日粮中，猪流行性腹泻病毒和其他外来病毒等能很好存活的原料包括：豆粕、酒糟、猪源蛋白质、维生素预混料、氨化胆碱、L-赖氨酸和DL-蛋氨酸。如果其他尚未被评估的原料符合以下标准就更有利于病毒存活：蛋白质含量高（特别是天然蛋白质）、猪源、相对表面积较大质量（比）、含有载体的微成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原料并非具有相同的污染风险。
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妇女动员工作与整体的群众运动息息相关，是党为取得革命事业胜利开展的一系列群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妇女动员工作，始于党成立初期所领导的工农运动，经过大革命的发展，到土地革命时期形成了一套比较健全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方法，后又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不断实践和发展，最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比较成熟的妇女动员思想和方法。从整体的研究状况以及妇女动员发展历程来看，相关研究成果较多集中于妇女动员策略、方法等比较成熟的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对妇女动员理论方法形成过程的大革命时期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一状况为未来关于此问题的研究预留了较为广阔的空间。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中共妇女动员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事业百废待兴，国际面临帝国主义威胁，动员全国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成为首要工作。中国共产党通过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动员的宝贵经验，以马克思妇女观、毛泽东妇女思想为指导，根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国家建设的探索中对全国妇女开展了广泛的动员。学界对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党的妇女动员的研究，集中于新中国初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关于文革时期妇女动员的研究极少。
(一)动员妇女参与国家建设
学界对党开展妇女动员的研究，并未局限于鼓励妇女就业、参与社会生产，亦关注党动员妇女为生产提供保障等多方面内容。其中建立各类托儿组织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为促进生产发展而动员妇女进行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学者倾注于较有代表性的城市托儿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客观反映党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与集体育儿运动的情况。王娇娇《北京市儿童保育工作研究》一文对新中国初期北京市儿童保育的机构管理、工作概况以及员工福利和培养方式等内容进行详细阐述，总结了党通过动员妇女参与并改善托幼工作、解决女工们家庭与生产协调问题的方法与成效。[注]王娇娇：《北京市儿童保育工作研究(1949-1957)》，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崔晓萌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武汉市托幼工作时，注重考察党领导下的托幼事业，不同发展阶段动员妇女的政策变化，展现了动员范围和深度的变化。[注]崔晓萌：《武汉市公共托幼事业研究(1949-1960)》，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张丽英的《新中国托儿组织研究》从宏观层面对全国托幼组织进行考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党动员妇女建立托幼组织对生产发展和妇女自身解放的重要作用。[注]张丽英：《新中国托儿组织研究(1949-1959)》，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研究党动员妇女参与城市经济建设时，学者们首先从整体上考察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通过一系列措施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生产劳动、争取自身解放的情况。袁秀贞研究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动员妇女就业时总结到：“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一直实行鼓励妇女全面持续就业的政策，具体包括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必须参加社会劳动的重要思想；以动员妇女广泛参加国家建设推动妇女全面就业；指导制定针对妇女就业特点的法律政策；指导建立支持妇女就业的社会生育保障体制；实行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有效措施。”[注]袁秀贞：《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鼓励妇女全面就业的政策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汤锐《重塑与正位: 国家动员视阈下的城市女工生产述论——以山东为中心的考察(1949—1966)》一文介绍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动员妇女的具体方法，如舆论宣传、劳模表彰、社会运动等，说明党动员妇女时注重男女平等、保障妇女经济地位的特点。[注]汤锐：《重塑与正位: 国家动员视阈下的城市女工生产述论——以山东为中心的考察(1949-1966)》，《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6期。有学者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党的妇女动员工作进行考察。孟丽媛的《新中国初期北京女工研究》通过对新中国初期北京市妇女工作环境、工资待遇、劳动保障等问题以及社会生活的介绍，总结了党动员妇女参与生产劳动、提高妇女劳动生产效率的一系列政策及措施。[注]孟丽媛：《新中国初期北京女工研究(1949-1966)》，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李如瓛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工业技术革新中党动员妇女参与技术革新运动、拓宽自身生产路径的情况进行了考察，表明党希望通过动员群众加速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意图。[注]李如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工业技术革新中的妇女动员》，《上海党史与党建》2016年第6期。此外，还有学者对大跃进时期党的城市妇女动员工作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张牛美总结了党在大跃进时期对上海妇女展开动员的特点：“大量家庭妇女作为新兴劳动群体在政策的推动下走出家口，或在街道里弄从事集体事业，或进入国民经济体系。决策过程中，上海地方党政部门依据地方社会实际及上级政令，几度更易家庭妇女从业政策，并赋予不同阶级成份妇女相异的从业资格。”[注]张牛美：《走出家门：上海妇女从业研究(1958-1962)》，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有学者结合土地改革对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妇女动员进行深入考察。魏红伟的《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土地改革中妇女运动探析》，介绍了党在晋察冀边区实施土地改革中的妇女动员以及被动员妇女主要参与的活动，宏观层面总结了党在妇女动员中所采取的思想动员、组织动员以及通过实际利益调动妇女情绪的方法。[注]魏红伟：《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土地改革中妇女运动探析》，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巩茹敏研究解放战争时期黑龙江地区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中进行妇女动员的特点时总结到：“一是从法律与土地政策层面优先保障妇女地权，切实维护妇女利益与权利；二是从组织操作层面出发，通过选拔积极分子、培训妇女干部、构建妇女会等基层组织，把每一位分散的农村妇女纳入现有组织体系的框架之内，最大范围和最大程度实现对妇女们的动员；三是从动员的方法层面出发，主要采用‘诉苦’法唤醒妇女们的阶级意识与思想觉悟，调动妇女们参加土改的积极性。”[注]巩茹敏：《土改运动中的妇女动员》，《学术交流》2016年第10期，第73页。
经过艰苦抗战和内战，新中国面临生产水平低下、大批工人失业、通货膨胀等严重经济问题。因此，鼓励全国广大妇女参与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成为党开展妇女动员工作的重中之重。学者对于党动员妇女参与经济建设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对动员对象、动员方式、动员成效等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鉴于新中国初期城乡经济成分与体制等差异较大，党在城乡开展妇女动员的工作重心多有不同，由此分别从城市和乡村两个层面对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动员妇女参与经济建设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概括。
产后出血是临床分娩时出现的严重并发症,是指阴道分娩后24h内患者失血量>500ml、剖宫产失血量>1000ml。若抢救不及时,甚至会危及患者生命安全。为了降低产后出血发生率,就需要弄清产后出血原因及相应的危险因素,并做好针对性护理[1]。本文选取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我院收治的产妇60例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产房助产士产后出血预防、护理体会。现报道如下。
赵晓丹的《抗战后期中共对国统区职业妇女宣传动员研究——以〈妇女之路〉为考察中心》一文介绍了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妇女之路》刊物在国统区进行妇女动员的历程，彰显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动员妇女的灵活性。[注]赵晓丹：《抗战后期中共对国统区职业妇女宣传动员研究——以〈妇女之路〉为考察中心》，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此外，还有学者结合妇女婚姻自由、妇女参加生产以及妇女教育等考察党对妇女动员的情况。吴云峰《华中根据地婚姻习俗变革研究》一文，详细介绍了抗战期间党在华中根据地推行婚姻自由政策引发华中根据地婚姻习俗变迁的过程，表明改革婚姻陋俗、解放妇女思想对妇女动员工作的巨大推动作用。[注]吴云峰：《华中根据地婚姻习俗变革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罗衍军的《抗战时期的生产动员与乡村社会整合：以山东为中心》，介绍抗战期间山东根据地大生产运动时，特别强调党开展的妇女动员对大生产运动的重要作用。[注]罗衍军：《抗战时期的生产动员与乡村社会整合：以山东为中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抗战时期根据地妇女教育与民族意识觉醒》一文中，胡小京分析了根据地妇女教育对党动员妇女的重要作用，指出“推行妇女教育成为动员妇女参战的前提条件”。[注]胡小京：《抗战时期根据地妇女教育与民族意识觉醒》，《山西档案》2018年第6期。
(二)动员妇女参与政治生活
为实现妇女解放，促进妇女动员工作发展，党在保障妇女经济权益基础上，通过鼓励妇女参政议政实现妇女社会地位的提升，激发妇女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热情。李涵总结了党动员妇女实现自身政治权利的主要举措：保障妇女参政权、鼓励妇女参与基层政权建设、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开展妇女政治教育、鼓励妇女参与政治运动等。[注]李涵：《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推动妇女参政问题的研究(1949—1956)》，华东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动员妇女参与政治生活，最为重要的是保证妇女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由此，新中国初期党在全国普选过程中的妇女动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黄勇考察党在新中国初期广东普选过程中对妇女的宣传动员时，将其动员举措归纳如下：以新旧政权领导下的生活状况进行对比打通妇女思想；采取少用大型会议形式，灵活安排妇女个人时间；将生产与妇女参选相结合；发动妇女参加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采取适合妇女的宣传动员方式。[注]黄勇：《建国初期广东首次普选妇女的宣传发动》，《延边党校学报》2012年第4期。有学者结合党领导妇女参与政治运动考察党对妇女的动员工作。金晶等人的《苏南妇女的抗美援朝运动》，对苏南地区党领导妇女组织开展的自上而下层级式的抗美援朝妇女动员工作进行详细考察，总结了党领导妇女动员的重要贡献：“苏南妇女参与抗美援朝运动，大到组织示威游行，订立爱国公约，动员丈夫、儿子参军参干，战勤支前，增产捐献，组织妇女赴朝鲜慰问，拥军优属，防奸反特，小到动员妇女群众给志愿军写信、缝制慰问袋、做军鞋，将自己的爱国热情落实在每一个具体的任务上。”[注]金晶、士心：《苏南妇女的抗美援朝运动》，《档案与建设》2010年第5期，第43页。黄秋霜以福州为例，研究党在“五反”运动中开展的妇女动员，“福州市妇女组织积极响应号召，在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内化为妇女自身诉求，并凭借层级式的组织架构，对工属、女工及资产阶级妇女采取了会议动员、宣传动员、节日动员、诉苦动员等方式，富有特色的动员方式提升了社会动员的效率，使广大妇女在‘五反’运动中迅速团结起来，助推福州市‘五反’运动，促进了妇女自身的解放。”[注]黄秋霜、叶青：《论“五反”运动中福州妇女组织的社会动员》，《三明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40页。
(三)动员妇女参与文化教育事业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动员妇女参与经济、政治建设，而且十分重视文化教育领域的妇女动员工作。妇女作为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与男性同样有接受教育、提升自身素质和职业技巧的权利，同为创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因此，诸多学者结合新中国初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领导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对党引导妇女群众接受教育、鼓励女工参与培训以及开展妇女干部教育等运动中所开展的妇女动员进行深入考察，客观地反映了妇女动员对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通过大力开展多种文化艺术体育活动逐步加强文化建设。继续发挥局羽毛球队、足球队、乒乓球队、合唱团、舞蹈队、摄影协会、文化兴趣小组和局团委与局青联群众性组织的作用，累计举办学习品牌活动“水利管理青年讲坛”32期，成功举办综合事业局“溧阳杯”羽毛球赛，积极组织职工参加全国水利系统游泳比赛，切实关心老干部的业余文化生活，认真组织离退休老干部参加水利部老干部运动会，成功举办黄河书画展，为丰富职工文化体育生活提供组织保障。
我们党是一个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党。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要高度重视人民利益，高度重视人民生活的改善，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阻碍国家民族发展的一切体制机制障碍，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人民幸福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本质体现。
(四)动员妇女参与婚姻制度变革
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婚姻制度变革对于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党开展妇女动员、实现妇女解放的重要途径。只有动员妇女主动打破封建家庭婚姻制度的桎梏，接受新的婚姻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妇女解放，为妇女走出家庭投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打下坚实基础。党动员妇女参与婚姻制度变革，是妇女动员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动员的显著特点。学界颇为注重新中国初期党贯彻实施新婚姻法和婚姻制度中的妇女动员，相关研究十分丰富。
有学者从整体上对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初期新婚姻法贯彻实中的妇女动员的策略、方法、特点等进行了研究。邓智旺总结新中国初期婚姻法贯彻运动中的妇女动员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为贯彻落实婚姻法，展开了一场全方位的动员实践，通过采用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运用典型动员，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推动了民众新婚姻观念的转变。动员的成功，紧抓民心是关键，加强组织调控是保证，结合群众切身利益是基础。”[注]邓智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婚姻法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 年第4期，第72页。李方甜的《对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贯彻与实施情况的再讨论》，以苏南地区为例，详细介绍了该地区新婚姻法贯彻实施过程中，党领导的各级妇女组织等在贯彻婚姻法中的重要作用。[注]李方甜：《对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贯彻与实施情况的再讨论》，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其他学者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对新中国初期婚姻法贯彻实施中的妇女动员进行考察。张浩总结新中国初期北京市党领导的婚姻制度改革特点时，强调党组织动员妇女学习新婚姻法、发动妇女开展诉苦运动等举措对于婚姻制度改革的重要作用。[注]张浩：《新中国建立初期北京市婚姻制度改革研究》，《社科纵横》2009年第11期。房春丽《建国初期广州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一文，深入考察新中国初期广州市贯彻执行新婚姻法的过程，介绍了党通过建设婚姻法宣传站、举办婚姻法宣传广播大会、鼓励妇女参与公审与群众会议等措施动员妇女参与新婚姻法的宣传贯彻情况。[注]房春丽：《建国初期广州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1950-1953年)》，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康琳考察新中国初期重庆地区新婚姻法贯彻实施特点时指出，党在动员包括妇女在内的群众参与新婚姻法贯彻实施的过程中，“结合各种与群众利益紧密相关的正反两方面的具体事例进行宣传教育，以此更好的说服和正确的发动群众，批判旧思想、旧制度，树立新思想、新制度、新风气”。[注]康琳：《建国初期重庆地区〈婚姻法〉实施研究(1950-1956)——以“离婚潮”现象为中心》，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还有学者对新中国初期党为了保证婚姻法的贯彻执行，于1953年3—5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宣传运动进行考察，分析总结了党的妇女动员对于这场运动的影响。金璐考察新中国初期上海市婚姻法运动时，总结了人民政府和各级妇联组织在动员包括妇女在内的群众参与婚姻法贯彻实施过程的特点，“坚持以思想教育为主、宣传手段多样化、与其他工作巧妙结合、根据受众的反应调节宣传”。[注]金璐：《1953 年上海贯彻婚姻法运动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2.5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16.07%)与对照组(10.71%)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693，P=0.405)。见表6。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妇女动员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国家发展方向。从中国妇女“四大”开始，党对妇女的方针政策随着国家发展不断变化。改革开放至今，妇女动员从主要依靠国家力量逐渐转变为国家权力与妇女组织相结合的方式，更加注重妇女自身的解放。党的妇女动员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丰富，涉及妇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相关妇女组织逐渐由政府组织转向非政府组织，妇女动员过程中更多地起到维护妇女权益、反映妇女利益诉求等作用。由于国家不再采用计划经济时代行政式的手段开展大范围的全国性的动员运动，学者对于这一时期妇女动员的研究并未形成系统性的成果，侧重从整体上的国家妇女政策的变迁和不同时期有关妇女动员的具体细节展开。
诸多学者宏观上对中国共产党在妇女运动、妇女解放等工作中的妇女动员进行研究。丁娟等人的《20年回眸：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与中国妇女运动的新进程》，回顾了1975年至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时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历程，总结了党通过基层组织促进妇女就业创业、帮助妇女改善家庭生活以及动员妇女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成就。[注]丁娟等：《20年回眸：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与中国妇女运动的新进程》，《中国妇运》2015年第1期。刘继同《当代中国妇女工作的历史经验、结构转型与发展方向》一文，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工作进行比较全面的总结，指出党的妇女动员工作重心由引导妇女实现自身解放到鼓励妇女提高自身发展、改善家庭关系的变化。[注]刘继同：《当代中国妇女工作的历史经验、结构转型与发展方向》，《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6期。王冬梅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方针政策的变化，强调党领导的妇女动员工作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经济建设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相结合的内容变化。[注]王冬梅：《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妇女运动方针演变探究——以 1978 年后历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报告为主要内容的考察》，《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104年第1期。贾婷《新时期妇联组织的角色分析》对妇联组织成立以来与党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概括改革开放以后二者关系时指出，1991年之前，党和国家动员妇女参与社会建设的重心在于调整经济结构，拓宽妇女就业渠道，鼓励妇女参与适合自身特点的职业；1991年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党更加注重动员妇女提高自身素质，并参与到儿童福利以及社区服务中来。[注]贾婷：《新时期妇联组织的角色分析》 ，延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李凡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鼓励妇女参与乡村治理时提及：“国家从意识形态、性别观念等宏观背景下创造有利条件，支持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满足制度需求，村民自治良好发展、妇女权益得到保障。”[注]李凡：《支持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的政策演进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有学者对改革开放后各个时期党的妇女动员工作进行详细的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以中国妇女“四大”为契机，党的妇女动员工作经历文革时期的混乱以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耿化敏《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的伟大转折——中国妇女四大与妇女工作的拨乱反正》一文考察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妇女工作变化的影响，强调党的妇女动员工作由阶级斗争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变化。[注]耿化敏：《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的伟大转折——中国妇女四大与妇女工作的拨乱反正》，《中国妇运》2018年第4期。崔兰平考察改革开放后党领导的妇女运动时，明确指出党的妇女动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转变为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国家支持为基础的方式，并总结了这样的动员方式给妇女自身解放带来的新变化。[注]崔兰平：《邓小平对新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性贡献》，《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刘小凡考察改革开放初期党开展的妇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介绍了党领导的以妇联为主的妇女组织，通过兴办各类学习班以及各类文化活动，提高妇女自身素质以及工作技能水平的情况。[注]刘小凡：《改革开放初(1978-1992)中国共产党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杭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确立，党的妇女动员工作有了新的变化。王欢欢《社会转型期提升妇联社会动员能力的对策探讨》一文通过总结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妇联妇女动员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挑战，归纳出社会转型时期民主妇联对妇女的动员应坚持以妇女利益为核心，采取多元化的动员方式，加强妇联组织自身建设的同时提高妇女群众的社会参与意识。[注]王欢欢：《社会转型期提升妇联社会动员能力的对策探讨》，《产业与科技论坛》2012年第1期。李晶对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鼓励引导妇女就业的理论、政策与实践等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梳理了十六大以来党通过灵活的政策变化以及实践措施鼓励妇女参与就业、引导妇女进入契合自身行业以及保障女工权益等方面的情况。[注]李晶：《十六大以来党的妇女就业理论与实践研究》，长沙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陈伟结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后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妇女动员进行研究，介绍党为了动员妇女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开展的“科技培训兴农家”、“项目带动富农家”和“倡扬新风美农家”等一系列活动，并强调妇联组织在活动中的关键作用。[注]陈伟：《充分发挥妇联组织优势 动员组织广大妇女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妇运》2006年第9期。另有学者对1996年全国妇联开展妇女扫盲运动进行总结分析，总结出开展妇女扫盲宣传需要遵循具体性、情感性、激励性、非权力影响等原则，深刻认识到党领导的妇女动员不同于其它群众动员的鲜明特点。[注]陈本莉、刘电芝：《妇女扫盲教育的宣传动员原则》，《成人教育》1997年第5期。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党的妇女动员亦与时俱进，呈现出新的特点。马焱的《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的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对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妇女理论的核心进行了深刻阐释，指出中国妇女解放发展道路以及妇女组织建设的独特之处，强调新时代党领导的妇女组织开展妇女动员工作时要坚持服务大局与保障妇女权益的辩证统一。[注]马焱：《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的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中国妇运》2018年第8期。韩贺南《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理论与实践探索》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的发展历程，指出新时期党的妇女动员更趋向于保障民生与妇幼福利。[注]韩贺南：《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理论与实践探索》，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总结与展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动员是各个历史时期党贯彻群众路线、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妇女解放的重要途径。综合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党所领导的妇女动员，主要对象是革命根据地的广大农村妇女，主要目标是取得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并谋求妇女自身的解放。这一时期的妇女动员，中国共产党采取将妇女动员与根据地生产建设相结合的动员方法，使得广大妇女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有效后勤保障。党在革命根据地实施的不同于旧封建制度的新婚姻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妇女思想解放，让妇女积极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去。
我写过很多东西，却是第一次给你写信。我眼见你从牙牙学语直至亭亭玉立，体验了你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因而最为了解你。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将妇女动员的重心由革命战争时期的支前工作转变为动员妇女参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鼓励全国妇女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自身解放而奋斗。这一历史时期，党在妇女动员过程中不仅注重国家建设，也关注妇女自身的发展，确立比较完备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妇女动员体系，并将妇女动员与国家开展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运动相结合，采取动员式治理的策略，集中力量为国家现代化奋斗。
全国而言，2018年苹果花期冻害不仅影响了西北苹果产区（陕西、甘肃、宁夏），而且波及渤海湾苹果产区，这两大产区苹果生产面积占到全国苹果园总面积的57.1%，产量占全国苹果年产量的58.2%，2018果季全国苹果减产已成定局。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党在关注新时期女性解放运动发展的同时，结合时代变化，鼓励妇女提高自身素质和知识技能，妇女动员工作更多地转移到妇女创业就业、妇女儿童福利事业发展以及社区服务建设等方面。这一时期较为鲜明的特征是许多妇女组织逐渐去行政化，转变为拥有一定自主权利、为妇女谋求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妇女动员的内容和形式逐渐多样化。
总体而论，新中国以来，学界关于党的妇女动员的研究成果，贯穿整个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时期，研究内容全面与重点兼而有之，侧重关注妇女动员的时代背景、方法策略以及实践成效，间接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群众政策的变化以及妇女解放的历史进程。之后对于中国共产党妇女动员的研究，学界应思考关注不同时代背景下，妇女动员对社会发展以及妇女自身提高的影响，以及如何在变幻不定的环境中，保证动员效果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妇女自身感受、兼顾国家利益与妇女自身权益，最大限度调动妇女投身社会建设事业的积极性。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党的妇女动员工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党的妇女动员工作的不断发展，既有利于丰富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经验，又能促进新时代的妇女解放，为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利的条件和保障。
RetrospectandProspectofResearchesonWomen’sMobilizationinthePast70yearsforNewChina
FengBingLiuGuanghui
Abstract：Women’s mobi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s the masses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es that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carried out on women’s mobilization in various historical period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over the backgrounds, reasons, policies, methods, effects and many other aspects of women's mobilization, which highligh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omen’s mobilizat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indirectly reflects the changes in mass polic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ts historical process of leading women’s liberation. Thus, to summarize the study results of the academic circles on women’s mobil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ss and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by themselves, and the promo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Keywords: New China; women’s mobilization; the past 70 years for New China; research prospects
作者简介：冯兵，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青年杰出人才培育项目(项目编号：SKSYL201817)；四川大学创新火花库项目(项目编号：2018hhs-34)；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学科前沿与交叉创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skqy201762)。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9)08-0015-15
责任编辑：贺永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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