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清商曲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乐府诗集》,清商曲辞,联绵词,统计
清商曲论文文献综述
简苏,高阿稳[1]（2015）在《《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中联绵词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乐府诗集》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乐府诗歌总集,书中联绵词十分丰富,但是历代学者研究很少会从联绵词的角度对《乐府诗集》进行研究。本文对其中的八卷清商曲辞中的联绵词进行研究。本文将清商曲辞的联绵词逐一辨别,根据汉语语音古今异同,查阅资料对清商曲辞中的联绵词进行音韵关系分类和词性分类并加以考查,分析联绵词对文学作品的影响。(本文来源于《语文学刊》期刊2015年18期）
柯利刚[2]（2013）在《相和、相和歌、清商叁调、清商曲》一文中研究指出作为一种唱奏或应和模式,相和有六种形式,但与相和歌的唱和模式联系最为紧密的当属"人与器乐相和"这一形式。相和歌是一个动态发展着的概念,在汉魏六朝人的认识里面,相和歌指的只是那十几首相和曲。今日我们所习称的清商曲概念,是唐宋人从北魏人的"大清商乐"概念中拆分出来的。在唐宋人的概念里面,相和歌主要是以演奏形制来划分的,清商曲主要是以音乐基调来划分的,但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同一个逻辑层面的概念,故而清商叁调既可以属于相和歌,又可以属于清商曲。唐宋人考虑到清商叁调与相和曲的关系比清商叁调与吴声西曲的关系更为密切,故而把清商叁调归入到了相和歌门下。(本文来源于《乐府学》期刊2013年00期）
韩雨笑[3]（2012）在《清商曲辞的辞乐关系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以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的“清商曲辞”为研究对象,梳理了“清商”内涵的历史演变及清商乐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对清商乐的演唱方式、乐器特点、音乐特点、音乐体制等做了考察,以期探索清商乐对清商曲辞的影响。本文包括绪论和叁部分正文。绪论部分概括地介绍了本文论题的研究内容、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第一章,“‘清商’内涵的发展演变”。本章对“清商”这一概念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内涵进行梳理与研究。从作为音阶的“清商”,发展为作为乐曲和乐种的“清商”,又发展为作为清商署管辖之内的“清商”,本章阐明了“清商”这一概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的。第二章,“清商乐和清商曲辞的发展演变”。首先,本章探究了清商乐的发展变化过程,阐明清商乐在不同时期对应着不同的歌辞。“清商乐”与“清商”这两个概念有交集,但不完全等同。清商乐有自己的发展演变过程。汉魏以来的清商乐在雅俗递变、新旧交替中吸收着新鲜的血液。其次,本章对与六朝的清商乐所对应的清商曲辞演变进行考察,清商曲辞发韧于东晋初年,东晋后期、宋、齐时代为繁荣昌盛期,梁、陈则属尾声阶段。《乐府诗集》把清商曲辞分为六类：吴声歌曲、西曲歌、神弦曲、江南弄、上云乐和雅歌。其中以吴声歌曲、西曲歌两类作品最多,也最为重要,是构成清商曲辞的主体部分。清商曲辞就其发生时代和作者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晋宋齐时期的民间歌谣,其歌辞大都采自民间,这些渊源于江南民歌的吴声歌曲、西曲歌和神弦歌流传较早,吴声西曲内容多为男女情爱,情调婉转缠绵,体制短小精悍。神弦歌则在吴声歌曲中自成一体,是专门颂述神鬼的祭歌,颇杂有神鬼恋爱的故事,也极富民歌色彩。后期是梁陈时期的拟作,主要是由上层贵族据西曲改制的《江南弄》、《上云乐》和《雅歌》第叁章,“清商乐的音乐特点及其对曲辞的影响”。因为其他的清商曲辞都是对吴声西曲的改造和仿制,研究清商曲辞辞乐关系就要从吴声西曲着手探讨其发生源头、语言特色及形式体制等问题。因此吴声西曲是本章的研究重点。首先,本章考察了吴声西曲的曲调来源。其次,本章揭示出了其南方情歌的歌唱特点对清商曲辞的影响。现存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其内容几乎全是情歌,五言四句的形式体制约占80%,风格大都纤柔绮丽,也有许多颇具清新自然之美。这些艺术特点的形成,贵族阶层的审美爱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固然不可小觑,但也与民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民歌的吴声西曲,它们产生的现实基础和早期的实用功能,对其艺术特点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而这些情歌在“被之管弦”时又要受到表演方式和音乐体制的影响。因此,本文又对清商曲辞在表演时所用的乐器、演奏方式、音乐体制以及清商乐的风格等音乐特点上一一做了考察,总结出南方民间情歌即兴创作的背景、方式及其交际功能,与清商乐的演唱方式、乐器特点、音乐特点和音乐体制共同决定了清商曲辞通俗短小、男女赠答、重抒情轻叙事及风格绮丽等基本的艺术特点。这是本文在第叁章所论述的关键问题,也是本文的核心问题。(本文来源于《陕西师范大学》期刊2012-05-01）
何江波[4]（2011）在《一部南朝乐府与歌诗研究的新作——评曾智安《清商曲辞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曾智安副教授的《清商曲辞研究》是吴相洲教授主持的北京市"十五"社科规划项目和北京市教委重点项目"乐府诗集分类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该着依据吴相洲教授关于本套丛书的总体设想框架,从文献、音乐、文学叁个层面展开了对清商曲辞的探讨。全书共四章。前两章属于音乐学研究层面,探讨"清商"内涵的历史衍变以及清商音乐的形态,后两章属于文学研究层面,分别探讨清商乐歌与南朝诗歌的互动关系、清商曲辞与唐代清商新辞及诗歌的创作(本文来源于《中国诗歌研究动态》期刊2011年02期）
黄震云[5]（2009）在《曹丕的诗学成就与清商曲辞》一文中研究指出一、曹丕的诗歌创作与诗学成就曹丕的诗歌现存45首,与曹操诗歌相同,曹丕的诗歌也属于上古音系,在用韵渊源上受到《诗经》、汉代乐府的影响比较大,只是韵部发生了部分变化。但是曹丕比起曹操,诗歌创作在体式结构、用韵方法、声韵技巧等方面有自己的体会与创造。相对言之,与曹植更为接近,反映了时代变革时期诗学艺术的变化、成熟与进步。曹丕的诗歌诗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偶句用韵的诗格和平声的声律运用中国古典诗歌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诗与乐的完美协调。到叁曹时期有两条线索,一是根据音乐,翻作歌诗;还有就是给(本文来源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九辑）——中国文论的两轮》期刊2009-09-01）
王立增[6]（2008）在《论初盛唐文人对清商曲题目的拟写》一文中研究指出初盛唐时期,人们对清商曲题目的拟写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初唐太宗前后,清乐虽然仍在流传,但因用于朝廷的典礼仪式,一般人不可私拟,且当时人们普遍鄙视吴声西曲,反对齐梁文风,故无人拟写;到了盛唐,出生于江南及游历江南的一些诗人创作了大量的拟辞,掀起了拟写清商曲题目的高潮。他们所拟作品,在题意语词、篇制结构、口吻声调等方面都有意袭用或模仿吴声西曲。这一创作行为在乐府诗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来源于《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期刊2008年04期）
孙娟,黄震云[7]（2007）在《清商曲辞与曹操诗歌的声韵艺术》一文中研究指出清商曲辞经过曹操的发扬与重建,成为汉代雅俗以外的第叁部乐,文学史上称为"建安风骨"。文章首次从清商曲辞的视野、体式和声韵艺术等角度对曹操诗歌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曹操诗歌体式、韵律受到《诗经》的影响比较大。但能自作新声,以情志为创作中心。结合运用胡笳等乐器,因此慷慨苍凉,清刚气长。具体地说,四言诗承《诗经》传统,为正格,五言诗对汉代以来的乐府诗进行了全面改造,偶句用韵开始成为固定诗式。杂言诗声韵表现自由丰富,有六种方式,而丰富的韵律表现直接导致了新的诗格形成,促进和推动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的发展。(本文来源于《文学评论》期刊2007年06期）
王运熙[8]（2005）在《六朝清商曲辞的产生地域、时代与历史地位》一文中研究指出六朝清商曲辞的主体是吴声歌曲、西曲歌两部分,它们源自民歌,后发展为文人乐曲。其歌辞分别产生于吴地和长江中游地区,在语言、物产、体式等方面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大胆表现男女之情的吴声、西曲,在六朝上层阶级中广泛流行,是由于当时贵族文人酷爱通俗乐曲、老庄哲学促使人们思想解放等因素。吴声、西曲的内容具有反封建礼教束缚的进步意义。在抒情小诗的发展方面,对南朝文人诗和唐代绝句均发生重大影响,因而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来源于《中国文学研究(辑刊)》期刊2005年01期）
王洪伟[9]（2005）在《萧衍和梁代《清商曲辞》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以萧衍接受和创制《清商曲辞》这一文学现象为基础,展开一种关系型研究:主要体现在萧衍和《清商曲辞》之间的接受与被接受关系;上层文士和后宫女性对《清商曲辞》接受心理的差异;《清商曲辞》内含对声律发展的积极因素与人为声律理论的关系;以及文学现象与政治现象交相影响的关系等。力图在这种关系型讨论过程中,使《萧衍和梁代<清商曲辞>》这一课题具备一定的研究意义。文章围绕以上关系,分为四部分进行了讨论: 1、通过接受与被接受关系的研究,解决萧衍对《清商曲辞》接受的原因。建立上层文士接受南朝乐府民歌的典型个案,使齐梁时期诗风转捩具备实例性,同时也为其他几个对应关系的存在找到了合理的论证基础。 2、对梁代《清商曲辞》创作状况的考察,一方面使我们借助考证法确立后宫女性创作群体的存在;另一方面,明晰《清商曲辞》这种南朝乐府民歌独特的俚俗性质,是造成上层文士和后宫女性异样接受心理的关键因素。 3、《清商曲辞》内含促进诗歌声律理论的积极因子,基于此,我们通过对既有材料的深度考辨,发现萧衍“不遵用四声”的原因,并非出于对沈约才华的妒忌,进而从正反两方面,论述萧衍对诗歌声律的影响,使萧衍在诗歌声律发展史上的悖论身份得以成立。 4、梁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尤其具体到文集编纂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我们研究中的难点。因为对《文选》和《玉台新咏》两部文集编纂的研究,是这二十多年的热点,许多问题都已经形成定论,不易辩驳,但是本文从两部文集的编者对待《清商曲辞》的态度入手,结合萧衍对待文集编纂的态度,萧统、萧纲兄弟关系、诗歌理念的综合比较,对《玉台新咏》的编纂目的进行了必要的补充。 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萧衍提倡《清商曲辞》写作,并非一个简单的文学史现象,而是具有多元性意义。我们无意人为提高萧衍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唯正名而已。笔者认为,齐梁时期在中国诗歌史上是最为关键的阶段,上承魏晋文人诗贵族化传统,下启隋唐诗风雅俗混溶的特征,商在这一转捩的关口,萧衍提倡《清商曲辞》写作,自应有其突出的意义。(本文来源于《河北师范大学》期刊2005-05-01）
王运熙[10]（1998）在《相和歌与清商曲》一文中研究指出相和歌与清商曲是中国汉魏六朝时期通俗乐歌的主要部分。本文第一节说明二者的特色、共同点与区别，指出清商叁调归属相和歌。第二节说明二者各自从兴起、流行到雅化、衰亡，指出这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本文来源于《中国文学研究》期刊1998年02期）
清商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作为一种唱奏或应和模式,相和有六种形式,但与相和歌的唱和模式联系最为紧密的当属"人与器乐相和"这一形式。相和歌是一个动态发展着的概念,在汉魏六朝人的认识里面,相和歌指的只是那十几首相和曲。今日我们所习称的清商曲概念,是唐宋人从北魏人的"大清商乐"概念中拆分出来的。在唐宋人的概念里面,相和歌主要是以演奏形制来划分的,清商曲主要是以音乐基调来划分的,但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同一个逻辑层面的概念,故而清商叁调既可以属于相和歌,又可以属于清商曲。唐宋人考虑到清商叁调与相和曲的关系比清商叁调与吴声西曲的关系更为密切,故而把清商叁调归入到了相和歌门下。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清商曲论文参考文献
[1].简苏,高阿稳.《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中联绵词研究[J].语文学刊.2015
[2].柯利刚.相和、相和歌、清商叁调、清商曲[J].乐府学.2013
[3].韩雨笑.清商曲辞的辞乐关系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2
[4].何江波.一部南朝乐府与歌诗研究的新作——评曾智安《清商曲辞研究》[J].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11
[5].黄震云.曹丕的诗学成就与清商曲辞[C].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九辑）——中国文论的两轮.2009
[6].王立增.论初盛唐文人对清商曲题目的拟写[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7].孙娟,黄震云.清商曲辞与曹操诗歌的声韵艺术[J].文学评论.2007
[8].王运熙.六朝清商曲辞的产生地域、时代与历史地位[J].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05
[9].王洪伟.萧衍和梁代《清商曲辞》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05
[10].王运熙.相和歌与清商曲[J].中国文学研究.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