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文史
摘 要：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包括维护国共合作、团结中间阶层及其他社会力量、争取伪军伪组织的工作诸方面。在加强党对群众工作的政治领导的同时，边区党和政府还坚决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最迫切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出发，培养群众的民主政治能力，领导群众开展经济斗争。
关键词：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群众工作
鄂豫边抗日根据地(以下简称鄂豫边区或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新四军第五师(以下简称五师)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与其他抗日根据地基本隔绝的特点，使之具有独特的学术研究价值。中共党史学界对鄂豫边区的政治工作已经有一定研究，但是对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尚无专题研究。
我们认为，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建设中政治工作的原则性问题，群众工作更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因此，对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的研究，对正确评判党在根据地的政治工作成绩，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我们不揣浅陋，拟对鄂豫边区的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作一考察，以期增加中共党史学界对华中抗日根据地史的学术认知。
一、鄂豫边区统一战线工作
鄂豫边区党和政府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2年3月22日通过的豫鄂边区施政纲领宣布：“团结边区内部各抗日党派、各阶级抗日人士及全体人民，发扬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坚持边区抗战……团结边区境内外之一切抗日党派、抗日军队、公正士绅及广大人民，反对亲日亲德派分裂投降的阴谋，反对反共摩擦，进攻边区，反对破坏边区团结抗战之言论、行动与特务政策。”[1]6边区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努力争取国民党当局合作维护国共合作成效、努力团结中间阶层及其他社会力量、对伪军伪组织积极开展争取工作诸方面。
单独制动手柄侧压，13CP模块响应该指令，给13#管充风，控制DBTV模块中的16TV作用管减压；同时16CP模块和20CP模块也响应该指令，允许16#作用管和20#平均管进行减压；BCCP模块响应由自动制动手柄动作产生的作用管压力的减少，允许机车制动缸排风缓解；车辆制动机仍制动。
1.努力争取国民党当局合作，维护国共合作成效
鄂豫边区开创之初，正值国民党当局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转变的关键时刻。边区党和政府及五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原则，在斗争中求团结，尽力争取与国民党当局的合作。
1942年3月22日通过的豫鄂边区施政纲领宣布：“加紧对敌伪瓦解工作，积极争取伪军反正，对已反正之伪军实行三大保障：‘不收缴枪械，不调换干部，不编遣分散。’”[1]71942年3月，五师政治部要求：“对敌伪的宽大政策，是争取、瓦解敌伪军的重要武器；用军事行动来配合政治进攻。多打、多捉，但多优待、释放，是争取瓦解敌伪军的方法之一，是宽大政策的具体执行。”[6]2201942年4月，五师政治部提出武装宣传队灵活的散发宣传品的方法值得推广，因为这种方法，“可以突破敌长官的封锁，不断的将文化食粮供给厌战与苦闷的敌伪兵士，及受敌压迫的朝鲜、台湾翻译官。”[6]223-2241942年4月，五师政治部在总结十五旅襄南工作经验时指出：对伪军的争取工作，首先要“利用地方行政人员”，这些人“都有一些伪方关系，时常可以在敌伪据点内跑来跑去，我们和他们拉拢。这些人都贡献了很多了解敌伪的材料”。其次，“通过地方民众及商人”，利用他们“在汉口及在敌各据点内都有些关系，多少认得一些伪方人员”的条件，“要他们宣传扩大我们的影响，以求达到争取的目的”。最后，利用汉流(留)“大哥，十之九和伪方有联系，而且他的兄弟在伪方的也很多”的特点，“对于争取伪方及供给情况起了很大作用。”[6]225-226另外，要充分利用“敌与伪、伪与伪之间存在很多矛盾，如能善于利用这些矛盾，在打击敌伪、削弱敌伪上，将起极大作用”[6]230。
鄂豫边区的群众工作，其主要任务是建立各种群众抗日救亡组织，使之成为边区党和政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主要途径。边区群众组织，一方面发挥着对群众进行军事和民主政治训练的任务，甚至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准政权的作用；另一方面承担着领导日常的经济斗争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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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夏忠武在报告中提出：边区政府“利用一些机会把我们的宣传品，传播到驻在我们周围之友军。特别在某些友军对我不友谊的战斗行为时，我们曾专门散发宣传品在某些友军可能经过的大路及住地，以及动员群众进行宣传这些军队不打新四军”[5]139。1941年4月，鄂东特委宣传部教育工作纲要要求：“从国家民族的、全体人民地方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我们宣传一切主张，要充分代表国家民族及全体人民的利益……我们反对内战，不是为了共产党员八路军新四军，而是为了坚持团结，为了免除人民受到内战的灾害，免致民族覆亡……要抓紧当时政治原则，要抓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6]1581942年3月22日通过的豫鄂边区施政纲领宣布：“对边区境内一切抗日军队及一切不愿参加新四军之地方武装与反正伪军，只要坚持抗战并不破坏团结者，应一律予以最诚恳的帮助。”[1]71945年7月，五师政治部指示：“对顽军、友军的宣传用散发宣传品、张贴粉刷标语、火线喊话、释放俘虏、寄信，利用商人间接宣传及顽后部队的宣传等方式。”[6]173
他们聊天。他们看着晚霞蜕尽最后的余辉。他们不时对视，围绕着某个话题嘻嘻哈哈。他们也会捉起对方的手，互相预测未来的命运。他们随着音响里的歌声高声吟唱起来。
2.努力团结中间阶层及其他社会力量
对国民党顽固派当局斗争的关键，是尽可能争取中间阶层的合作。鄂豫边区的中间阶层主要是地主、富农、商人等。同时，鄂豫边区还存在一些地方性的如汉流(留)这样的秘密社会团体。
1939年，鄂西党组织利用乡村知识青年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应用他们的地位，对县长或党部提出自己对改变保甲的意见。”在基层政权，“统一战线，有一区长，三个联保主任，有二分队长均是我们的同志，因此，对统一战线前途是很大的。”[7]1031940年成立的京安抗日十人团“使我们的干部以抗日十人团工作人员身份去接近各阶层人士，给我们干部提供了工作上的方便”，结果，“有的小地主和富农也参加了抗日十人团。”[8]881940年7月16日，陈少敏在边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做报告时指出：“时刻注意保护中间分子的利益，不要免(勉)强叫他出钱，需要他出些钱时，应根据有钱出钱的原则，从政治上动员他自愿捐款。一切妨碍中间分子利益的态度与行为应立即制止。”[4]9-10
边区地主阶级的政治动态，大体上可分为三种政治倾向。第一种是进步的地主士绅，“他们对我们的政策是诚意的拥护，并且愿意实行。”第二种是中立的地主士绅。“他们对我们的政策是采取两面的态度。”第三种是落后的地主士绅，“一方面公开违抗政府法令，一方面挑动着中间人士与他一路走”，尤其是“善于进行合法斗争”，即“对我们的政策是研究得很熟悉的，从政策中找空子，从我们的行动中找空子，处处找空子打击我们”[4]52-53。可见，虽然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顽固反动分子并不甘心放弃他们长期享有的对广大农民的政治统治权力，但是大多数地主还是愿意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这无疑为边区党和政府争取中间阶层提供了有利条件。
设计KPI应该从上到下，明确分工高层管理人员的职责，能够确保工程企业的大框架是有序的。[5]由最高决策者对主要部门管理人员进行直接考核，更加有效完成绩效考核，让每个部门、每个工作岗位以及每个员工之间的工作目标更加清楚，不存在抢攻或者重复的情况。考核制度必须要公式，安排专门的人员监督落实，对每个阶段进行分批次考核，积极鼓励员工完成各项绩效指标。一般来说，考评主要分为四个档次，分别是合格、不合格、良好和优秀，分别进行各个档次的奖惩，考核指标应客观，以事实为主要依据的原则，公平公开的充分体现出所有员工的实际工作情况。
边区党和政府还争取地方社会团体汉流(留)参加抗战工作。1942年3月22日通过的鄂豫边区施政纲领宣布：“对洪门、汉流、红学、黄学及一切封建团会门组织，采取团结政策，并帮助其进步，使其成为抗日力量。”[1]11边区党组织对鄂中的汉留会“采取了加强领导、加强改造、争取团结抗日的方针。在争取改造的过程中，有团结，有斗争”，结果使汉留会在“坚持鄂中游击战争中，成为抗日战争力量的一部分”[8]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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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群众工作，大力扶持群众组织的建立和成长。鄂豫边区联合办事处于1940年9月成立后，“普遍发展民众运动。普遍组织工救、农救、商救、青救及妇救各种群众团体，加强政府与群众团体的联系，提高群众的威信，帮助群众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提高人民的抗战热情，强化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1]731941年4月通过的鄂豫边区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重要提案提出：“以秘密方式建立敌占区各种群众抗日组织，领导民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斗争。对武装斗争采取慎重的态度。”[1]79边区群众组织的最主要形式是各级、各类农民救国会组织。1945年8月颁布的鄂豫边区农民救国会组织章程宣布：农民救国会会员资格为，“几年在大半时间从事农村劳动不靠剥削为生者；穷苦知识分子及小学教员，诚意拥护本会纲领，并得县农救会批准者。”[8]179
边区党组织在总结1941年农民运动经验时指出：“建立广泛的农村统一战线，组织贫苦的中农贫农，团结中农富农，联合地主，联合农村中间各个阶级起来抗日。”[8]961941年6月通过的边区第二届民主代表大会提案提出：“吸收敌占区文化人士知识青年到边区工作或受训。”[5]1491941年7月，吴祖贻在救国联合会干部会议上指出：“要战胜敌后农村经济殖民地化的道路，就一定要团结全体农民，建立广泛的农民运动统一战线，联合农村一切抗日阶级。”[8]541941年10月25日，豫鄂边区党委总结指出：“着重争取有社会基础的中间分子”，为此应“多研究中间分子之各种集团，如小职员、士绅、名流，分别用不同方式争取之”[3]102。1942年9月，陈少敏在报告中指出：要合理处理斗争与团结的关系问题，“要以团结各阶级的力量，坚持抗战为主，阶级斗争为辅。”但是也不能只讲团结，不讲斗争，因为“没有群众的日常的经济斗争，抗日斗争是没有力量的，而且也不会团结得好”。因此，“有产业者应该自动的支持政府的法令，帮助劳动群众改善他们的生活。”[4]66-67
3.对伪军伪组织的争取工作
边区党和政府对伪军伪组织的争取工作，采取了以军事打击为威慑的政治瓦解手段，取得较好的效果。
1941年4月通过的鄂豫边区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重要提案提出：“对敌占区之伪军组织，应多用政治说服与争取，促其怀念祖国，早日反正，但对甘心卖国之汉奸匪伪，则应坚决予以打击和镇压。”[1]791941年11月，五师政治部要求在反清乡斗争中，“对伪军要提出‘订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协定’，‘清乡要把日本清出中国去’，‘伪军应趁‘清乡’时反正来投新四军’。”对两面派则“应利用他，便利我们，有时埋伏保存我部个人力量，更严重打击伪军”[6]214。
1938年3月13日，彭雪枫、林恺向中央汇报豫南特委工作情况称：“深入传达统战之基本路线；进行统战工作，以具体事实说明，给地方政府及绅士、民众，派代表与外界上下层联络。”[2]691939年6月，刘少奇等指示李先念：“加紧扩大巩固部队，并严加警戒外，要向五战区、石专员及其他友军等处，加紧统一战线工作，求得新四军之合法，至少是反对我们的工作减少。”[3]381939年12月，朱理治呼吁：“我们鄂豫共产党员与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向一切友党友军作再一次呼号，大家放弃任何阶级与党派的成见，不中敌寇挑拨离间的奸计，不中反动派、投降派、顽固派制造摩擦分裂团结的阴谋。”[3]351940年5月2日，刘少奇指示李先念等：开始时“对桂军避免采取攻势，应采取坚决的防御战，以待桂军来攻，而在政治上加强向桂军宣传，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五路军与新四军兄弟联合抗日，不打抗日的新四军，不执行打新四军的命令与口号”，待时机成熟，“自防御到相当时期后，即集中主力歼灭其一部，以反攻驱逐之。”[3]1521940年6月7日，危拱之在豫南武装工作报告中指出：“依据竹沟半合法地位，开展各方面的统战，以保卫竹沟争取豫南抗日局势的进步。”具体而言，应本着“集中力量突击每一时期的统战的主要方面；公开合法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上层统战与下层统战的适当配合；确定我方统战目的，抓紧对方需要与共同之点，开展与巩固其统战”[3]44-45的原则。在政府层面，“巩固统一战线，取得合法职位，同时利用合法名义，创造实质的新四军。”充分利用与信阳李县长的合作关系，“依靠政权，展开与士绅们的友好关系。”[3]65对各类武装力量，“靠统战灵活运用，不仅只靠武装斗争力量。争取中间武装力量中立，团结同情武装合作，配合打击匪伪武装，先打小的，孤立大的。”[3]55当然，“对待中下层武装小领袖，主要是采取友好态度，为了达到归服我们，压制一下也可以。”[3]66同时，“为安定局面，把地方杂乱武装以后备队的番号编制起来，同时镇压汉奸活动，开始的力量只能打最弱的，人民最恨的汉奸，争取动摇的汉奸武装反正。”[3]671940年7月16日，陈少敏在边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做报告指出：“动员党员、行政人员、群众领袖利用各种关系，与我们周围的友军、地方士绅、地主及和我们打过交道的部队统统传达我们的主张和态度，解释误会，克服进攻我们的危险，起码是减轻仇视我们的态度。必要时公开派代表谈判。”总之，要“加紧与友军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不打我们，共同打日本”[4]9。1940年10月，李先念在回顾开辟鄂豫边区根据地经验时指出：“我们在政治上，不论在任何环境之下，都是在进行着和坚持着各党各派各阶层各抗日军队一致团结抗日的方针。”[2]88
1943年1月，襄南党组织总结道：“要善于团结敌占区游击区群众、商人、士绅、青红帮来争取敌伪有良心者，要击打杀其中少数的坏蛋，以突变局势使之好转，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形来说明敌人‘兔死狗烹’的手段，说明伪军弟兄当炮灰的惨果，要及时的无孔不入的来进行这攻势。”[9]1611943年6月，边区党组织提出：“对一般不坚决替敌人干事的或被迫盲从的伪方人员，一律实行宽大，但对死心塌地的汉奸，又必须坚决镇压……一般的对伪组织和伪军，采取逐步瓦解、逐步削弱的办法。”针对伪军的工作，“必须把我们的武装活动、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势、宣传工作，同时展开。”对已经反正的伪军，实行“不编遣、不缴枪、不调干部”[6]239-240的政策。刘慈恺建议在接敌区设立针对伪军工作的招抚所。“凡参加警备队、宪兵队、警察局、伪县区政府工作的同胞，均应迅速来归，特别是敌占区青年同胞，应赶快到根据地来，我政府、军队，必竭力保护，并给以职业；凡来归之伪军人员愿继续工作进行扩展者，一律以相等于原来职位任用。”伪军工作应区别对象，“对伪军应分别伪军高中级军官与下级军官，对伪组织应按政府上层分子及下层属员分别进行。”[6]92-93
二、鄂豫边区群众工作
皖南事变后，国共合作濒临破裂，鄂豫边区周围的国民党顽固派当局也乘机加紧了对鄂豫边区和五师的骚扰。鄂豫边区党和政府及五师坚持团结抗战的原则，继续用诚意换取国民党当局的合作，避免了较大规模的磨擦。
1943年10月，吴祖贻在边区党委宣传会议上指出：“必须在生产运动中，团结地主富农，照顾他们的利益，消除在春耕以来业主富户方面的某些不满。”[8]2651943年，五师政治部要求军队各级政治工作部门，“对地方士绅、耆老、文化人、在乡军官等，应有计划地调查了解，作联络工作，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与主张，征询其意见。”[6]2461944年3月12日，陈少敏在第一实验乡代表大会上总结：农救会要加强农村统一战线工作，“不论他是地主、富农、商人、士绅、流痞，只要他抗战，执行政府法令，不反对农救，农救会都和他进行交朋友工作。”[8]1461944年7月，许子威在区党委政权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实行民主就要团结中间分子，就要有系统地说服和争取他们永远跟着我们走，并愿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向基本群众让步。”[9]26
边区群众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三种政治倾向：第一种是“积极的部分，他抓住了我们政策中对他有利的部分，他积极的要求实行减租，要求合理负担”；第二种是“差劲的部分。他们也要求实行政策，要求斗争，但他自己不敢斗争，要求政府下命令叫地主让步，如果有人领头时，他也参加斗争。他们对政府的法令是执行的”；第三种人是“落后的群众，也可说多半是些自给自足的群众。这些人怕斗争，比怕挨敌人顽固分子的打还厉害些。他的保守性特别大，生怕在斗争中吃亏，特别怕损失他的财产”。这部分人具有摇摆性，“在群众斗争高潮时，这些人可以随着去。但是如果失败了，他首先脱离斗争。”[4]57上述政治特点要求边区党和政府须加强对群众工作的政治领导。1940年7月16日，陈少敏在边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做报告时指出：要注意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首先做到“每个党的支部必须把自己周围的群众组织好，每个党的支部，都要学会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日常斗争，在群众运动中建立党发展党”；其次，“加强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提高群众斗争性，在斗争中巩固群众组织，教育群众”；最后，“必须建立群众运动的独立系统和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克服过去党包办一切和过去干涉群众组织的不良现象。”[4]11-121943年，五师政治部要求军队各级政治工作部门加强对群众工作的领导。首先健全机构，要求：“各军分区各旅政治部、各团政治处未建立民运科者，必须迅速建立，已建立的必须加以健全充实……地方相当于营单位的应有一个民运干事，在政委或教导员领导下进行工作……连队及机关应恢复健全宣传队。”[6]245专门从事民运工作。其次，“对各种抗日的群众团体应采取扶持态度”。最后，对地方自卫军，“应派员替自卫军讲授必要的军事、政治等课程，在战时应耐心指导与军队取得配合行动。”[6]246
在加强党对群众工作的政治领导的同时，边区党和政府还坚决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最迫切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出发，一方面训练群众的民主政治能力，另一方面领导群众开展日常的经济斗争。
1940年8月，吴祖贻在报告中指出：救国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是各阶层群众根据自己的要求和觉悟自动组织起来的，这其中有各阶级群众共同组织起来的联合性团体，也有某一阶级群众单独组织起来的职业性的团体。”作为非党组织，“各有民主集中的、与政权平行的独立组织系统。”对于抗日政权而言，“有创造政权和把广大群众和政权联系起来的作用。经过它可保证督促增进政权更完满的民主。”[4]18为此他严厉批判了群众工作中严重的游击主义作风，即“把民众运动作武装或行政工作的附庸或者用民众团体代替政权”[4]24。1941年5月，陈少敏指出：边区群众运动，“必须要经常领导群众，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有意义的斗争”，也就是说，“在斗争中，真正能给群众斗争出点利益来，那就是群众的切身要求。”她批评过去边区的群众运动中，“没有很好的领导群众的日常迫切要求的斗争，只注意到政治斗争，缺乏日常的经济斗争。”她认为，“日常斗争的内容，主要是经济斗争。”因此，“必须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从斗争中来解决他的困难，才能把群众动员起来。”[8]10-121941年7月，吴祖贻在救国联合会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边区群众运动应“按职业改编民众的组织上去提高民众的团结觉悟和民众团体的战斗力，更加有效地展开抗日的民主的经济的全面斗争”[8]20。具体而言，政治方面要求，“积极参加自卫队，实行武装防匪自卫……扩大农村组织，开展敌占区的农民运动，援助敌战区受难的农友……欢迎热心农民运动的农村教师、学生和手工人参加农救帮助农民运动。”[8]58农民救亡运动要贯彻革命的阶级路线，“要自上而下的去发现积极分子……改造那些不负责任和非农民出身的干部，从中发动合乎广大农民要求的斗争。”为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在农救的整顿中，要重新划分小组。普通小组可按甲或按村子组编，农村中的雇工、手工人和贫苦要兼卖苦工的农民，都要另编小组和工救联系。”在此基础上，先组织成立乡农救，最终召集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的任务是：“讨论和制定全县农民运动的纲领，总结过去农民参战参政生产运动和反敌伪斗争的经验……统一发动全县的农民斗争。”[8]60-61经济方面，应首先“把农业的劳动互助变为经常工作”；其次“组织农民开荒，按照政府的法令，保护农民开荒的收益”；最后“发展合作运动，以县为单位，按照当地农民的需要，普遍建立各种农民的消费或生产合作社”。[8]63-64边区党组织在总结1941年农民运动经验时，认为启发农民斗争，首先必须“了解农民经济政治上的生活”，认识到“我区内大地主在经济上是没落了，中农存上升趋势，一般小地主富农仍还保持着他们本来面目，贫农生活还是很痛苦的，他们负担了相当重的抗日负担”的基本社会情形，明确“改善贫农经济地位和生活是农民运动主要任务之一”，在此基础上“订立明确的农民运动斗争纲领，斗争纲领必须按各地切实情况，具体订立”，之后“发动斗争要切合于群众切身利益的要求，尤其要艰苦深入的去发现群众要求”。为此“必须打破过去关门狭隘的作风，吸收所有的雇农贫农及手工工人参加，吸收中农与劳动的富农参加”[8]93-96。
1944年3月12日，陈少敏在第一实验乡代表大会上总结：“农救会是农民自己的团体，凡是亲身种田，靠种田作工吃饭的人，就可参加农救。”[8]1461944年11月，陈少敏在边区农救代表大会上指出：“要想农民齐心，不管贫农、中农、富农，全体农民要齐心，就要有强大的农救组织，组织就是力量。”[8]111农民救国会的工作，首先，“要领导农民积极生产，积极学习，积极参政，学会管理政府，积极参加根据地全面经济建设。”[8]118其次，“把边区的民兵建设起来，保障根据地内的治安。”[8]1231944年1月，夏忠武在总结礼南第一乡第七保的经验时指出：“组织农救，应该从生产着手，从生产中解决群众生活，提高群众情绪……使农救与生产结合，农救威信就会提高。”[9]1751944年2月17日，边区党委指示各地党组织：要注意组织群众的方法，“在群众团体原有基础和无基础的地区并有所不同”。前者，“在工作中去扩大组织，恢复所有群众团体的系统，及建立经常的领导。”后者，“须要先按区或乡的建立筹备机关，利用筹备的会议扩大影响，然后再按乡一面进行士绅教育的上层统战活动”，之后“深入的访问动员、物色积极分子，发现农民的具体要求”，同时“可召集保农救大会”。在由实验到推广的过程中，“在下层干部多、原来工作基础强的地方，可以采取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办法”，而“在下层干部少及基础弱的地方，则以采取集中干部轮番突击的办法为好”。指示认为党对群众团体正确领导的方式是“经过党团以群众面目提出”[8]191-193。黄陂县党组织在实验乡农民运动中认识到：“在有些地方我们是可以做他们先生，但在农村知识和生产知识上，我们就要做他的学生，今天组织群众最需要的就是农村知识与生产知识，那么就一定要把群众当先生。”[8]155这种以群众为师的意识无疑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最好理解。
各地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如1939年秋，京应抗日十人团成立，首先“发动了摧毁伪政权的斗争”，摧毁了20多个伪维持会；其次“开展了和敌人的游击战”，在公路上打击仇货车队，拦截资敌米船。[8]871940年成立的京安抗日十人团在打击汉奸维持会的同时，“还起了半政权的作用。”[8]881941年，新四军在黄冈县组织起群众抗日人民自卫队。自卫队“成份很广泛，不分贫富老幼，只要是愿意抗日自卫的，都可参加”。除了自卫，“老百姓还可以学习运用民主”，结果，“在自卫队的基础之上，黄冈开始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抗日民主政权。”[9]133甚至“自卫队的领导机关，事实上已替行政机关的职务”[9]139。京山县南山自卫队“处于敌伪的前哨，它的斗争的目标首先就是经济剥削与超经济的苦力剥削”。自卫队与联合保甲组织建立统一战线，抓住食盐问题这一群众最迫切的经济要求，“向联保处请愿，递呈文，要求联保主任命令维持会，食盐专卖，保证每保足够的食盐；食盐管理支配权交给民众。”结果，“两面派的联保处不得不出来调停，它不得不要维持会接受民众的要求。”[9]144-145
综上所述，鄂豫边区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努力争取国民党当局合作维护国共合作成效、努力团结中间阶层及其他社会力量、积极争取伪军伪组织的工作诸方面。边区党和政府及五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原则，在斗争中求团结，尽力争取与国民党当局的合作。边区党和政府尽可能争取与地主、富农、商人等中间派的合作，以孤立国民党顽固势力。边区党和政府对伪军伪组织的争取工作，采取了以军事打击为威慑的政治瓦解手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加强党对群众工作的政治领导的同时，边区党和政府还坚决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最迫切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出发，一方面训练群众的民主政治能力，另一方面领导群众开展日常的经济斗争。
在这种激烈的竞争氛围之下，集体情谊岌岌可危，存在利益冲突的集体成员之间愈发难以坦诚相待，人际关系日益呈现出“功利化” “表面化” “虚伪化”的异化形态，看似和谐融洽、彬彬有礼，实则空洞无物。 集体组织也因之而成为缺乏基底的“空中楼阁”，随时面临崩塌的危险。
食盐中还有什么可炒呢？有人又瞄准了低钠盐。研究发现高盐（氯化钠）摄入易引起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疾病，为减少常规食盐中氯化钠含量，加入了30%左右的氯化钾。有人就认为，我们做菜是靠口感来加盐的，食盐中氯化钠低了，就会加更多的盐，因此，低钠盐不仅不会减少氯化钠的摄入，反而会增加氯化钾的摄入，而高钾摄入会引起肾病，呼吁全民抵制这种“夺命盐”。其实，氯化钾和氯化钠一样，都极咸，烹饪时可以减少氯化钠的添加，而钾的摄入，还有助于钠从体内的排出，双管齐下的结果，可明显减少高盐的危害。多摄入的钾也不可能导致肾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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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委员会.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四辑·文化教育工作专辑)[M].武汉：内部资料，1984.
[6]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委员会：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二辑·政治工作专辑一)[M].武汉：内部资料，1984.
[7] 鄂豫边区财经史编委会，湖北省档案馆，湖北省财政厅.华中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鄂豫边区·新四军五师部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
[8]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委员会.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六辑·群众工作专辑)[M].武汉：内部资料，1985.
[9]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委员会.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七辑·政权建设专辑二)[M].武汉：内部资料，1985.
收稿日期：2019-04-02
作者简介：王明前(1971—)，男，江苏苏州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doi:10.3969/j.issn.2096-2452.2019.03.004
中图分类号：K26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452(2019)03-0020-06
(责任编辑：张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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