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田家山村是该县西部梁家墕乡的一个村子，全村一大家都姓张，当地流传一句话：“上了田家山的坡，秀才比驴多。”这里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村对面的文笔塔与桥底的泮池遥相呼应，一笔一砚，乃文人之象征。村西有一座巍峨的老峰山，山下是张家墓地，其中有一座碑格外引人注目，正面是两列清秀的字迹“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张树德同志之墓”，背面是他的生平简介碑文。
2.3 动态检测MRD与治疗转归 57例AML患者检测出MRD的中位间隔时间为3个月(1～27个月)。其中11例在骨髓形态学复发前出现MRD阳性，中位提前时间为2个月(1～22个月)。7例MRD阳性后，经加强治疗MRD转阴，但部分出现交替转阳。19例ALL患者检测出MRD的中位间隔时间为3个月(1～10个月)。其中有3例在形态学复发前出现MRD阳性，中位提前时间为3个月(1～6个月)。
一
张树德(1922-1988)，14岁入太谷铭贤中学读书，15岁加入“牺盟会”，16岁奔赴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生前从西北、华北、东北到中南，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速记室主任、热河省建西县委（今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辽宁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到66岁殉职，以折磨他一生的哮喘病之躯，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了整整50年的心血。他在河南的原秘书任子厚同志诗云：“二八年华赴延安，屈指征程五十年。伟人身边走劲笔，领袖风范濡心田。明月知君攻读乐，晨星应记笔耕艰。树功立德溘然逝，阳春英落化纸钱。”
[5]陈香.2018年，出版的政策风向[EB/OL].光明网，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8-02/07/nw.D110000zhdsb_ 20180207_4-06.htm
在延安，他通过参加短期培训就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做速记工作七年，直到抗战胜利。速记室先后有过三位负责人，他是工作时间最长，对速记工作情况最了解的，速记工作经验很丰富，技术水平也比较高，1944年12月，他被评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甲等模范工作者。毛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人民服务》（毛主席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为追悼张思德同志所作的即席讲话）《反对党八股》《学习与时局》《愚公移山》《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光辉著作都是以他为主记录，毛主席修改成文的。毛主席《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报告，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学习组、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历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所有的报告和发言，他都是记录的主力。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由任弼时同志口述，经他速记整理，然后由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讨论修改形成正式文件的。当时任弼时同志是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日理万机，是毛主席的重要助手，而他被选为任弼时同志的兼职秘书，还被选为中央秘书处党支部书记。现在我们看到的《毛选》，很多延安时期的文章，都是他们速记整理的。
1973年，老母亲从沈阳返乡后说：树德土改时期在县委工作时，曾多次遇到危险，但他临危不惧，终于摆脱险境。她还说：“跟随儿子生活多年，看到他工作太累了！常常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觉也睡不好。有时气喘不上来，吃了药照样干。我这当娘的看得真心痛。”尽管如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再次受到错误批判，但是，在当时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坚持为党为人民尽心尽力地工作，并保护了一批老同志。1975年初，他当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6年4月5日，他的老母亲在家乡去世了，他忙得都没回家。粉碎“四人帮”后，他于1977年初出任辽宁省委书记，当选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央和辽宁省委的领导下，他主持和积极组织了辽宁省的“揭批查”和专案工作，旗帜鲜明地同“四人帮”及其代理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二
1949年初，他任热河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1950年7月起，他先后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任秘书处长、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哈尔滨市委书记、黑龙江省委委员，第二届中共中央东北局副秘书长、秘书长、东北局委员等职。其间，他长期担任领导同志的助手，参与重大问题的研究决策，负责机关的文字工作。在复杂的环境和繁忙的工作中，他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尽心尽力为党工作。他起草修改文件，时常通宵达旦，长期做着繁重精细的工作，在身体极度虚弱甚至出现昏厥的情况下，他仍凭借香烟、浓茶及安眠药支撑，始终对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两侧的石壁各有一个陈列架，整齐地摆放着各朝代的石器陶器，以及观音佛像。这些古人的随葬品在暗淡的油灯下发出阴惨惨的幽光，透着墓穴的腥味儿。陶器上的图案，一些粗糙拙朴，状若孩童的简笔画，一些则十分精美，线条灵动，图案繁复。
他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古今中外文史哲经无不涉猎，社会现象时事动态时刻关注，奠定了扎实的文字功底，健谈而简洁，准确而全面。他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巴比塞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高尔基的《母亲》，《辞海》更是不离左右。他工作十分严谨，字斟句酌，一个标点、一个错字、一点虚假都不放过。他强调写文章要特别讲究思想性、准确性、鲜明性、逻辑性、生动性和语法修辞。就是标点符号也应力求准确运用，一点也不能马虎。他常说：缺点缺点，缺一个“点”就是缺。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受到迫害和错误处理。1968年底恢复工作后，任旅大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他才得空把母亲接到身边照顾。1971年初，他调任辽宁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省革委会副秘书长，1972年底，任辽宁省委常委、省革命会副主任。
他用汪怡式速记法，“手随人口，笔如风骤，恰听了语语珠玑，便写下行行锦绣……”一次，毛主席说：“你们写的这是啥呀？”徐特立同志开玩笑说：“这是豆芽菜！”他对毛主席讲这是速记。毛主席便问：“你们用的这速记是谁发明的？”他说，“汪怡发明的。”毛主席说：“汪怡是个好人，为中国人民立了一大功。”当时领导讲话一般都没有稿子，拟个提纲就讲，靠的全是速记。用他的话讲：“速记记录时，一定要脑子高度集中，做到手上写一句，脑子记一句，耳朵还要听一句。”据多位同志回忆：他速记不仅快，而且翻译准，字又好。长期在领导身边聆听讲话，做速记工作，耳濡目染，奠定了他一生不仅对速记工作情有独钟，更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和国家的事业高度认同，并为之全心付出，奋斗终生。在后来的工作中，他都把延安的学风与文风带给同志们，影响和培养了一大批人。
三
1978年底，他调任河南省委书记，主管宣传文教工作，1983年5月起，先后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兼任省委理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社科联主席、党组书记等职，并当选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在河南工作的近十年间，他拼尽最后的心血，以一个学者型领导的远见卓识，为改革开放后的河南谋篇布局，引领发展，在多个领域做出巨大贡献。其间，他参加中央办公厅曾三同志发起召开的延安时期老速记工作者座谈会，作了《速记工作在我党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长篇发言，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创办了河南省秘书专科学校，专门培养党和政府及社会各方面所需要的多能型秘书人才。他创议并支持建成河南省社科院、省科技馆、省书画院、省肿瘤医院、省速记速读研究会（后更名为河南省秘书学会）、当时全国唯一的省级社会科学活动中心，他主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并亲自指导主持成立全国较早的河南省交叉科学团体联合会，指导创办《领导科学》杂志，目光之高远令人折服。
他一生“聪明而又谦虚、识广而又含蓄”，立德立功，众口皆碑，立言虽多，公开甚少。1993年，在他去世后的5周年前夕，河南人民出版社为他正式出版了《树德文集》一书，收入45篇他在河南工作十年间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章、讲话，包括宣传、理论、新闻出版、文化艺术、教育科学、计划生育、人大、民主与法制建设等诸多工作方面的内容， 一些观点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领会。比如他说：“各级干部要正确认识自己，重新学习，更新知识，更新观念，更新自己，不断进行精神生命的新陈代谢。” 他的精神生命是富裕的。而在个人生活上，他很朴素，从不饮酒，不讲究吃穿，一直保持“平民化”，他说：“粗茶淡饭足矣！”去旅大市报到时，他一身乡村干部装束，背着背包，从火车站风尘仆仆到市委大门前，被站岗的战士拦住盘问了好大一会儿，当人们得知眼前来者竟是新任市革委会副主任时，无不交口称赞。在河南工作期间，他每次到河大视察工作，都很少在学校食宿。他说：“学校是很清苦的，不要给你们增加负担和麻烦了，很快就可以回到郑州。”其中有一两次在学校再三挽留吃饭的情况下，他不便推辞，便再三交代：“一定要吃便饭，最好做点我们山西的刀削面就可以了，别的不要搞。”学校领导尽管心中有些不安，也只能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他从小受母亲教诲，吃饭时掉在桌上一粒饭也要拣起来，住宾馆的房子时掉在地板上一根火柴棍、一片纸屑，也要弯腰拣起。
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从太谷铭贤中学走后，家里好多年没他的音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企图攫取全国人民艰苦抗战的胜利果实。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奋起反击。年仅20多岁的他经过再三请求，于1945年底到冀察热辽地区，任野战司令部秘书、肖克同志秘书，1946年6月任建西县委副书记、书记，当年冬，建西县委遭到敌军的疯狂扫荡，他率领县委机关同志在山沟里与敌人周旋，艰苦奋战，保卫了革命政权。在支前运动和土地改革中，他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放手发动群众，为热中根据地的建设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而在这一项项工作的具体落实过程中，他思维敏锐，思路清晰，分析问题透彻，又平易近人，言行沉稳，循循善诱，能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规律，善于换位思考、体察人心、鼓舞士气，与同志们既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又是坦诚相见的朋友，从不疾言厉色，成为许多同志工作上的“主心骨”“定心丸”。原河南省委理论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马任平同志说：“树德同志对待一些重大问题都是多次研究、反复考虑才下决断的。对于树德同志，我还没有发现哪件大的事情他在领导和指导上失误了。因为他处理问题，事先总是考虑得非常周到、民主，充分商量后才决定……”
他常常熬夜，一缸子浓茶，一根接一根的烟，刚睡下想起什么又起来了，在随身携带的材料上做好笔记才又睡下，有时通宵达旦，有时失眠。他吸烟有个习惯，首尾相连，不管吸多少根，烟灰缸里最后只剩一个烟头。50年中，他很少有清闲的日子，一直带病工作，靠药坚持，于1988年4月29日20时20分在新乡市视察及参加《当代中国·河南卷》编委审稿会议期间，因长期过度劳累导致心力衰竭而突然辞世！
他文如其人，人如其名，为学、为官、为人，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掘进端头附近、掘进司机处及回风侧人行处粉尘浓度偏高，距掘进端头0～3 m范围内质量浓度最高达到1 000 mg/m3，远超出煤安规定的 4 mg/m3，造成严重的粉尘污染和影响工作效率。
原辽宁省文联副主席李树谦写道：他们（东北局政治研究室的同志们）满怀深情地谈树德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风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美德，求实、创新、严谨的学风和文风，以及这一切对他们的人品和文品的深刻影响。原大连市副市长许光庭在《一位难得的好领导》开篇首句感慨地回忆：“树德同志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说不完啊！”而对于他的缺点，许光庭同志回忆：“……他工作上、学习上、生活上、待人上，都没有什么可挑剔的。这话我不是现在才这样讲，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外调人员找我调查树德同志的情况，我就是这么讲的。那个搞外调的同志当时还问我：‘人就没有缺点吗？’我说：‘人哪能没有缺点呢？不过到目前我还没有发现张树德有什么缺点。’那同志也笑了，说我是‘歌颂’张树德。我说：‘不是歌颂，实事求是嘛。’”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同志评价：“树德同志工作认真、负责、细致、稳重，勇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作风正派，是我党的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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