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分析，美国学者拉姆塞·麦克莫兰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出发，指出行政官员的私人化、社会关系的金钱化、官僚体系的臃肿化等因素是导致罗马最终被哥特人击败的根本动因。然而，在麦氏的观点中其时罗马社会诸多私人因素都被过多地纳入到了导致罗马衰败的衡量标准之中，其提出的“公共权威的私家化”这一范畴是否成立本身就值得商榷。纳入哈贝马斯的理论进行对比分析，不难得出所谓社会风气的腐化与贿赂成风很有可能是一种误解，由此则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所谓的“罗马腐败论”。当然，如若我们将“东方文化”也加入其中进行对比的话，甚至会发现若按照麦氏的标准进行评价则我们国家无时无刻不在“崩溃”的边缘。因此，罗马自共和国后期以来是否腐败以及是否由于此种原因才最终导致其灭亡就是本文意图回答的问题。
[关键词]罗马史；腐败；交往理性；公权力；私家化
引论
千百年来，关于罗马帝国的衰落问题有数不清的学者曾试图探寻其根源，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认为是罗马的政治制度本身、地域范围的扩张以及罗马居民的个人品行决定了罗马帝国的衰落[1]；而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则指出“人们的祸福无常，系于一人的品格。贤君在位则国治，暴君在位则国乱”[2]。晚近的学者，如美国学者腾尼·弗兰克将帝国主义(Imperialism)这一较为晚近才产生的范畴与罗马帝国的对外扩张和商业政策进行了分析比较[3]；又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唐纳(James O’Donnell)认为正是由于罗马人不懂得所谓的经济学，最终才因为帝国所实行的脆弱的经济政策(以及作为辅助性制度的掠夺性税收和征兵制)导致了其无法挽回的衰败[4]；再如美国学者拉姆塞·麦克莫兰(Ramsay MacMullen)指出的：是由于自罗马共和国后期沿袭而来的社会和政治腐败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崩溃[5]。无论是孟德斯鸠还是吉本的观点，由于缺乏细致的社会史基础，往往被苛责为一种主观唯心式的臆测注但笔者对这样的评价持保留态度。主观先于客观还是客观先于主观本就是哲学领域无法给出统一答案的命题，一如对经验的归纳称其为理性一样，经过唯心主义式阐明的所谓客体被称之为唯物主义。，且由于评论者甚多，在此对两位贤者作品再次品评怕是会挂一漏万。
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就将针对麦克莫兰的“腐败决定了罗马帝国的灭亡”这一观点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首先，在界定腐败时，麦克莫兰指出“公共权威的私家化”就是腐败[5]1。这一定义本身就值得商榷；其次，在评价罗马帝国的衰败标准时，麦氏在否定了一系列已发现的当时的经济水平作为衡量因素的同时却将公元3～5世纪罗马帝国附属的区域性城镇规模的萎缩以及城市化程度的高低当作衰落的证据作为理论来源大加论述，这一论述方法是否妥当[5]24-67；最后，麦克莫兰在材料选取时有意摘取了许多对“官僚制”(bureaucracy)和“家产制”(patrimonialism)[注]此处的官僚制区别于韦伯(Max Weber)所指的近代官僚制，而泛指以行政官员为代表的政府组织，而家产制则并没有改变——仍然指以父权为核心的财产分配方式。持反对意见的学者的观点，这是否会导致以偏概全也是一个问题。当然，最大的问题仍然是麦氏对“公共权威私家化”的界定。国内学者在研究罗马史时，同意腐败论者亦不在少数[注]例如康凯博士的一篇论文：“制度性腐败导致罗马帝国的衰亡”，载《探索与争鸣》2013年8月刊，再比如杨俊明老师的论文：“道德沦丧与罗马帝国的衰亡”，载《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因此笔者写就本文的意图并非打算从根本上挑战“腐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一宏大的历史命题，而主要企图回应“所谓的腐败”对于罗马共和国以及帝国而言的恰当含义，以及基于此引发的考量：导致罗马帝国灭亡的影响因素究竟是什么。
一、罗马腐败说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样的，它也不是骤然间崩塌的。
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大致将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总结为以下几个因素：地域广大、法律僵化、制度异化、领土分裂、好逸恶劳[注]孟德斯鸠显然没有像吉本和晚近的学者那样对东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做区分，但其分析及论述重点仍然集中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体现在全书共二十三章中仅有四章左右的篇幅将东罗马帝国云云冠之以标题。。在“罗马覆亡的两个原因”一章中，孟德斯鸠点明城市的巨大规模、领土的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法律的一成不变是造成罗马灭亡的根本动因。这三者中，孟德斯鸠认为国家地理范围的延伸若刨除亚洲专制政体生根发芽的可能性则势必将导致国家(罗马)本身的分裂[1]67，然而他又精辟地指出分裂本身其实并不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和覆灭[注]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时期，四帝共治的罗马帝国并不像尼禄(Nero，54～68)或康茂德(Commodus，180～192)统治时那般混乱。，关键问题仍然是国土过于庞大致使国家难以管理以及更严峻的问题——法律陷入僵化。在这里，孟氏发现了一个常为中国人所提及的历史吊诡：“打天下易守天下难”[注]语出爱新觉罗·胤禛，原话为：“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难，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类似的内容同样可见诸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对话。——
……唯一的原因是共和国太大了。罗马不可能没有分裂，在对外作战时如此英气逼人、勇往直前、令人胆寒的军人，在面对国内事物时不可能温文尔雅。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中，要求在战场上骁勇善战的人在平时胆小如鼠，不啻是缘木求鱼……[1]67
“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就需要提高管理者的自身素质，加强党性修养，人格修养。一是加强廉政建设。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部要从严要求自己，清正廉洁，率先垂范，时时表现出公平公正，事事表现出讲道理、讲正气。管理者只有廉洁自律，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二是必须自觉破除官本位思想，克服官僚主义陋习，真正做到从思想上敬重群众，在工作上服务群众，在情感上贴近群众，始终保持公仆本色，真正做到热爱群众、依靠群众，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同时树立“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管理理念和工作作风，坚决克服单一的、教条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把重视情感待遇的理念植入脑海。
在浇筑混凝土的过程中，在测量浇筑混凝土的表面高度时出现错误，导致导管的埋深太小以及在管道拉出时出现拔脱提漏的现象，导致形成夹层断桩。特别是当要完成钻孔灌注桩的灌浆时，超压不太高或检测仪器不准确时，很容易将泥浆中的混合因坍塌形成土层被误认为混凝土表面。因此，施工人员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用测深锤测量孔内混凝土的表面高度，并仔细检查核对，确保提升导管时不出现错误而导致断桩的形成。
而“守天下难”的直接体现就是法律发展的停滞不前——
……罗马的法律后来变得软弱无力，难以继续治理共和国。但是，我们始终看到的一个事实是，一个小共和国一旦变成大共和国后，当初促成这个变化的那些优良法律反而变成了负担；究其原因，这些法律理应发挥的作用是缔造一个大国，而并非治理一个大国。
了解患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教育程度、家庭结构、经济状况以及既往病史，制定个性化健康宣教方案，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其介绍食管癌的病因病机、危险因素、易感人群、发病几率、临床症状、治疗方式等，在讲解时可发放相关知识卡片，嘱咐患者戒烟酒，勤洗澡，保持照射野皮肤干燥清洁，且该部位禁止使用肥皂，或用粗毛巾擦洗，局部不可粘贴脚步，不可涂抹乙醇、刺激性油膏等物质，选用宽松、吸汗、柔软的内衣。
优良的法律与适用的法律区别甚大，前者使一个民族得以主宰其他民族，后者使一个民族保持其已经获得的权力……[1]68
由此可见，孟氏并没有将所谓的“腐败”归入为导致罗马覆灭的直接原因，而只是在“两个原因”后加了一章记叙式的描写——“罗马人的腐化”。
到了吉本那里，他将罗马的衰败归结为三大原因，即“宗教颓废说”“贫富分化说”以及“文化选择说”。所谓“宗教选择”指的是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I，306～337)废除罗马人原先所信奉的以宙斯为主神的多神教体系而改信基督教。由于吉本本人信奉新教[注]即英国国教安立甘宗(Anglicanism)。，身为启蒙思想家的他自然反对天主教(旧教)的做法(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18世纪时的)，这种态度甚至延续到了他的文本里。在第二卷中，吉本主要刻画了君士坦丁及其几个儿子的宗教理念，即逐渐将基督教确立为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信仰。然而，在经历了对所谓异教徒的残忍杀害后，帝国又迎来了信奉多神教的皇帝——“叛教者”尤里安(Julian，361—363)。由于自己身世的缘故[6]149，尤里安在称帝后改信了由希腊传来的罗马多神教，虽然他并没有像君士坦丁一样允许宗教屠杀，但他也的确禁止基督徒教师在学校中授课并没收了他们的教堂充公[6]150。此外，在吉本的话语世界中，城市本身的发展、贵族的敛财与底层民众的疾苦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7]。所谓的贫富分化则具体体现在如下的一些细节中：例如罗马有着一流的工程技术，却不用来改善民生；例如罗马有着壮观的给排水系统，居民却连下水道都没有；又如罗马的建筑高度屡屡刷新古典世界的记录，却仍然无法满足居民住房的基本需求。至于文化选择，早期的罗马人更像为我们所熟知的日本人一样，他们吸收借鉴希腊文化以丰富自己的知识涵养。但正是因为吸收了希腊化的哲学思想导致了罗马人歧视其他民族的文化内涵并最终被哥特人、勃艮第人、伦巴第人占领，也正是文化选择的片面化导致了罗马帝国最终在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上相较于所谓“蛮族”的僵化和落后。
在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美国学者麦克莫兰将罗马帝国陨落的原因总结为政府私家化(当然，在其研究成果中，他指出这一趋势早在共和国末年就已经出现了，例如西塞罗时期[5]272)。麦氏所谓之政府的私家化主要体现在公职的私家化、社会风气的腐化以及行政体系运作内部官官相护、上通下达的封闭体系，在其《腐败与罗马帝国的衰落》一书的第三章中，他就毫不掩饰地指出：
……无需赘言，单凭薪俸的话，无论任职多少年和如何省吃俭用，城镇议员都是无法积攒下达到这一阶层要求的财富的。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答案只能是额外收入了……实际上，为了解释世人对城镇议员职务趋之若鹜和他们日后富可敌国的那些现象中，我们必须假设，他们当时也有很大的机会从自己的职务中牟利。在行政长官役吏的整体形象中，有一些含糊不清的地方。他们是一批声名狼藉的人，出身低微且经常贪赃枉法……城镇议员的财富与地位从根本上取决于他们为私人利益而动用的公共权威……[5]273-275
显然，相较于孟德斯鸠和吉本的研究，麦克莫兰在“文献综述”方面做得要更加出色，如果说孟德斯鸠和吉本的理论还仅仅停留在理论和抽象的概念——“腐败”“腐化”上，那么麦克莫兰就已经将他们空洞的词汇具体化和量化了，一些在《罗马盛衰原因论》和《罗马帝国衰亡史》中颇值得玩味的理性上的概念，在麦氏的书中基本都可以找到佐证。事实上，麦克莫兰在《腐败》一书中大量运用第一手文献，例如出土的往来书信、法庭记录以及政府档案，一些当事人、涉案金额和证据都可以在其书中找到。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伴随着每一个其例举出案件的进一步阅读，读者其实不难发现所谓“腐败说”并不仅仅在我们当今社会所理解的官场发生，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基本上都能看到麦氏所谓的腐败，而“政府的私家化”只不过是这样的社会风气衍生在官场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实际上，正是伴随着麦克莫兰对于几乎每一个案件近乎完美的挖掘，我们才真正找到了反对罗马腐败衰亡论的理论基础。
二、罗马时代的腐败是否存在
(一)罗马共和国以来的经济政策
当然除了帝国中后期的一些人物言行，在论述共和国时期的“公职私家化”与政府腐败行为时，他以引用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BC106～BC43)的一些著述为主表现了公权力的私家化。而按照麦氏的逻辑，“公权力的私家化”在一定程度上则必将导致政府的私家化。这样的理路当然也带了行文逻辑上所可能存在的思路是否具有一惯性的问题。
士兵们密谋在科隆发动暴乱，(觊觎王位的高卢人维克托里努斯[Victorinus])被杀死了。军中财务官(actuarii)的势力极为强大，甚至可以挑起全军对图谋不轨者的敌意；因为他们一直是(在那个时代尤其如此)一批邪恶歹毒、贪赃枉法、老奸巨猾、结党营私、贪婪无度的家伙，天生擅长欺诈和掩饰。他们控制着(军队的)食品供应，从而成了军需供应商和农民财产发灾星；他们还擅长在恰到好处的场合送礼，利用对方的愚蠢与资源为自己积累财富。[注]Aur.Vict.，Caes.33.13 p.110 Pilchmayr.转引自同上注。
首先，因为继承税的固定，国家收入的总量一定程度上是不变的。而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军队和保民官等市镇议员职位更加安逸舒适时，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军队的行列。按照罗马的政策，军人不仅不需要交纳继承税，反而因为其身份会领到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收入，而这些收入均源自“纳税人”。在税源缺乏，军事开支增加的情况下，皇帝卡拉卡拉(Septimius Caracalla，186～217)相处了一个绝妙的“应对之策”——扩大税收主体——给予整个罗马帝国全境内之人自由民身份，无论其是否为外邦人，因此高卢行省、伊比利亚、不列颠地区全都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税源。然而，社会流动因此加剧，罗马风气更加堕落，甚至就是基于此才有了后人口中所谓的罗马亡于“腐败”一说。
其次，收入的固定和人口的激增导致了货币的增大发行以及金币和银币等铸币的含金量大量被稀释，也就是导致了我们现在常说的通货膨胀，只不过当时通胀的体现与我们当今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别而已。屋大维(Gaius Octavius Augustus，BC63～AD14)曾规定“重1/40磅的金币奥里斯(aureus)与1/84磅重的银币德纳里斯(denarius)之间的兑换关系为25:1”[8]83，即1金奥里斯等于25银德纳里斯，其金币重量为7.85克，纯度接近99%；银币为3.9克，纯度约为95%。这一评价标准一直持续到朱里亚·克劳狄王朝(Julio-Claudian Dynasty)的最后一任皇帝尼禄(Nero Claudius?Drusus Germanicus，37～68)，在“嗜血的尼禄”在位的一小段时期，这位君主“把奥里斯减重为1/45磅，合7.31克；把德纳里斯减重为1/96磅，合3.41克，纯度减为90%”。自尼禄以降的各个王朝甚至各位君主御宇时期基本都对铸币的含金量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贬损，以至于最后的德纳里斯由于掺入了过多的劣质金属变成了铜币。至卡拉卡拉时期，为了满足军队的需要，其对金币的重量开始削减，至1/50磅。除此之外，帝国全境内也充斥着大量的假币和劣质钱币。通货膨胀的直接结果就是购买力的下降，如此下去焉能不乱乎？
问题随之而来，在古罗马时期真正存在“政府私家化”吗？而所谓的“政府私家化”真的是罗马陨落的关键因素吗？我们先来看看，麦氏是如何论述罗马元首制时期公职的私家化的，在“权力交易”一章中他引述了乌尔比安的一段记述：
最后，伴随着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244～312)对税制和货币的改革以失败告终，罗马陷入了经济崩坏的死循环中[注]郭露同学的硕士论文：“戴克里先的经济改革”一文对戴克里先的税制改革和货币改革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但伴随着君士坦丁大帝(Gaius 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272～337)带来的新一波基督教狂热，罗马还不至于陨落。在君士坦丁对外战争和统一战争的影响下，罗马将国内经济乏力的视线移向非洲、东方和帝国的统一之上，此举虽然阻止和延缓了罗马的分裂，但终究不是治本之方，偌大的罗马还是在半个世纪后一分为二。
(二)罗马帝国时期的权力架构
麦克莫兰在权力机制方面论证了权力在罗马的产生、权力的运作方式、权贵与政府的关系以及私人权力泛滥等几个问题。而在罗马亘古不变的道理却是有钱者基本上都可以身居高位并基于此而建立自己的关系网来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
以80例2型糖尿病合并胃溃疡患者作为该次研究对象，选择电脑分配方式作为分组原则，分为两组（观察组40例与对照组40例）。
王爷照例不言语，也不像西北这边的大男子主义会狠狠地剜自己老婆一眼。该干啥他还继续干啥，听到了也像是没听到。这么多年了，除了小时候听父母话不让他务弄木偶，谁曾改变过他想要做的事？根本就是一根筋!
根据《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SL 176-2007）中的附录C（普通混凝土试块试验数据统计方法）中的C.0.1项要求：同一标号（或强度等级）混凝土试块28 d龄期抗压强度的组数≥30时，混凝土试块强度应同时满足表1要求。
最后，要说明的是麦克莫兰在书中并没有将罗马帝国时期的权力架构十分清楚的用图表加以说明，而是通过细小化和碎片化的论述从侧面表现权力在这个庞大地域范围内的具体运行，这就导致了其材料运用和主观情感的代入，以此为基础得出的学术观点基本上都是反历史语境化的，且其书中也确实带入了大量的现代化视角，这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其次，在权力的运作方式上，麦克莫兰做出了其个人判断，他认为罗马的权力运作全凭威吓和恩宠两种方式进行，所谓恩威并重莫不过如此。在论述威吓作为运作手段时，麦氏列举了三个具体案例，其中两个涉及财富和高利贷关系，两个涉及司法领域，一个明确提及发生在北非[5]189-212。而这些案件则分布在古代书信、司法档案、教会通信集以及《塔木德》(Talmūdh)中。麦氏认为这便足以证明在帝国末期[注]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传入证明此时应至少是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公元4世纪初。罗马的权力运作是建立在以法律和私刑作为手段的威吓之上。在论及恩宠作为权力运作手段时，麦氏举了塞维鲁、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86～161)以及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注]这里泛指君士坦丁之子统治时期。时期的一些案例和书信记录，且在注释部分其也关照到了图拉真时期(TraMar，53～117)的诸多社会案件，这些案例大多发生在氏族联姻、奴隶买卖、保护者与其附庸之间，他还用奥古斯丁在《忏悔录》(Confessions，6.10.16)中的记录——“仰人鼻息者”(obstricti)来描述受惠者[注]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出麦克莫兰很有可能混淆了“受惠”和“受贿”的区别。的社会地位。但不得不说，麦克莫兰的论证具有十分明显的局限性：在社会关系上，他将诸多私人因素考虑进了权力运作模式里并大多基于上下层关系；在时空上，麦氏主要将视线集中于治世之中的社会琐事，五贤帝时期、君士坦丁时期莫不如此。这些问题都导致了其结论的偏向，就好像修正主义历史学派的学者都可以在传统解释的进路中找到自己的理论武器，在麦氏的字里行间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反驳其学术观点的依据，同样的材料在先入为主的主观视角下自然会得出不同结论。
三、中西之问：“政府私家化”是一种腐败吗？
回到麦克莫兰的书中，正如本文开头所言及的，《腐败与罗马帝国的衰落》一书的核心观点就是公权力在私人之间的行使导致了权力的滥用和帝国的毁灭，而公权力在体制内部的体现就是以掌握行政大权并主导社会治理的政府为代表的，因此公权力私家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各级政府的私家化，此二者是一种递进和量变引发质变的关系。
再次，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145～211)在去世前曾告诫自己的行将走马上任的两个儿子卡拉卡拉和盖塔(Septimius Geta，189～211)：“让士兵装满腰包，其他的一概不用管”[9]167。而事实上，卡拉卡拉也确实是谨遵了其父的遗命。如上文所言，他通过稀释银币的含银量[注]至三世纪危机时期加列努斯(Gallienus，218～268)统治时期，德纳里斯的含银量降至仅存的百分之五，基本上就是铜币身、银外皮，有的银币含银量甚至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二，参见Ermatinger，James William，The Economic Reforms of Diocletian，Indiana University，1998，p.120。 达到了安抚军心的、掩饰税收不足的目的。吊诡的是，卡拉卡拉最终还是死在了禁卫军的手里，刺杀他的卫队长官马克里努斯(Marcus Opellius Macrinus，165～218)登基称帝，三世纪危机(Crisis of the Third Century)的前奏开始，更为糟糕的是通货膨胀终于成了压死罗马帝国的最终一根稻草——物件从屋大维-奥古斯都时代到此时基本已经翻了一百倍，而军队的收入刚刚实现翻翻。塞维鲁王朝(Severus Dynasty)的最后一位君主亚历山大(Marcus Aurelius Severus Alexander，208～235)在位时期干脆直接废除了德纳里斯。禁卫军在屠杀了自己的首长、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Domitius Ulpianus，约170～228)和这位小皇帝后，三世纪危机真正降临罗马，由于军队仍旧是帝国的“硬性刚需”且其后的诸位皇帝均出自行伍，于是毫无报偿性、强制性地为军队按时送交物品成为普遍和合法的规定了。
本研究选用的73个蔷薇属植物均为二倍体[31-33]，其中22个为古老月季品种(Old garden roses, OGR)；其余51个为野生种、变种和变型(表1)。根据分析需要将51个种划分为2个类群：(1)蔷薇野生种(wild species, WS)，包括33个种或变种；(2)月季组(Sect. Chinenses DC., SC)，包括18个基因型。研究材料部分采集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国家观赏园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种质资源保存基地，另一部分由云南艾蔷薇园艺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行省总督无须拒收一切礼物(xenia)，而应把握合适的尺度；他无须粗暴地拒绝一切，也不可贪婪无度。神圣的塞维鲁和元首卡拉卡拉在一封信中优雅地阐释了这方面的准则，其中写道：“关于礼物，来听听陛下的看法：古语说得好：‘oute panta，oute pantote，oute para panton.’(不可什么都收，不可何时都收，不可谁的都收)。”因为两袖清风者未免过于不近人情；但四处伸手、照单全收的做法也是受人鄙视的。国家规定，行省总督和其他官员不得收受或购买除自身薪俸外的任何东西。这条规定并不包括象征性的小礼品，指的是那些超出日常饮食需要外的贿赂；不过如果礼物的价值达到了一定规模，接受他们也是违规的。[注]Dig.1.16.6.3，最后一句的大意又在1.18.18引述的公民决议中得到了重申；CT 11.11.1(368、370、373年)中表达的观点更为尖锐，其抨击目标不是公职人员、尤其是那些“有能力进行恫吓”(qui possunt esse terribiles)的政府高官，要求他们以后不得再“勒索礼品(xenia)或类似的小额馈赠(munuscula)。由于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结果，他们只成为了通例(canonica)”，转引自[美]拉姆塞·麦克莫兰(Ramsay MacMullen)：《腐败与罗马帝国的衰落》，吕厚量 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279页。
通过麦氏的引述，我们发现他将公权力私家化的概念混同于——用我们当今的话讲——是一些送礼和收礼的行为。接着，麦氏回到军队中，将军队的强行征收钱币与食物的行为形容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巧取豪夺”：
系统提供的收入报表是否准确，反映系统设置的严密性和准确性，收入数据必须与业务量、患者预交金余额和各类应收款项环环相扣，HIS系统提供的各类数据必须要实现逻辑平衡关系，与预交金、医疗应收款、医疗欠费、收退款等明细账、总账保持逻辑平衡，各类数据通过不同方式的统计结果要保持一致，以保证收入核算的准确性。收费系统需实现自动核对功能，门诊收入报表等式：门诊病人费用合计＝项目收入合计＝科室收入合计＝费别收入合计；住院病人费用合计＝项目收入合计＝科室收入合计＝本期结算病人医药费+当期在院病人医药费-上期在院病人医药费。
显然，麦克莫兰在考查军队行为时忽略了上文所述的卡拉卡拉以降的财政和税收政策，而这段话的记录时间正是公元270年，军人皇帝、寡头皇帝当政时期。最后，在司法领域，麦氏例举了穷人与富人之间、在公平司法上所遭到的差别对待并感叹道：“权力可以任意买卖，法律已沦为钱财的奴仆”[注]Tac.，Ann.1.75.1，libertas corrumpebatur(自由已遭到破坏)；参见Suet.，Tib.33.2.，这倒是一个较为妥帖的例证，但并不足以论证帝国灭亡的原因全在于此。
罗马自共和国以来的经济政策并不固定，国家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源于征税，最大的税种是继承税，而当时的继承税本身则是固定的，并不是按照收入的高低如当今社会一样实行累进制划分。这就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首先，如何获得权力？麦氏大致总结出了如下几种途径：(1)通过卖官鬻爵；(2)通过演讲；(3)通过当兵。第一种升迁渠道主要在罗马城、君士坦丁堡东西两大主城比较常见，一般依附于有权势之人往往是飞黄腾达的必要条件，这样的一番图景在接下来的一千多年里会很常见，甚至于18世纪的法国依然盛行。而第二种路径则是罗马自共和国早期便延续下来的一项古老传统，在帝国末期之前作为行政中枢之一的保民官(tribune)这一职位基本都是通过演讲来选拔的，最著名的案例当属盖约·格拉古(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BC154～BC121)和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BC168～BC133)两兄弟，而保民官和执政官(Consul)则都是荣升罗马最高中枢机构元老院(Senatus)元老的最佳途径。最后一种途径，虽然在共和国时期和帝国时期都最为常见，但一般却是发生在远离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高卢行省、伊比利亚半岛、叙利亚甚至是不列颠的，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BC102～BC44)、庞培(Gnaeus Pompey，BC106～BC48)、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BC115～BC53)作为前三头同盟都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才走到了权力的顶峰。
如果我将考查的视角移向同时代或是一以贯之的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在麦克莫兰视野下的所谓政府私家化、公权力私家化，在我们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在不同程度地上演着。麦氏在其书的277页中写道：“……这是一个表面上温情脉脉、一团和气、礼尚往来的世界……”[5]277吊轨的是在美国学者眼中看起来是歪门邪道的“一团和气”四个大字，在紫禁城尚(上)书房内悬挂了近乎三个世纪，清十二帝[注]当然这块匾据称自雍正时期才悬挂于尚书房，因此确切的说应该是八帝。一直在如此教导着自己的子孙们客循此道。这也是孔夫子所谓之“中庸”思想在官场之上的体现，更是曾国藩在家属中为其子女所标榜的做人之道。再来看一下，所谓的“政府私家化”在中国的体现。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曾指出，中国有史以来各个王朝的历代君主都是“家国不分”的[10]，自有史料可考的周代以来，家天下就是同行的观念，而罗马皇帝最初也是奉行此道的——朱里亚·克劳狄王朝原本就打算建立在子子孙孙无穷尽的基础上，后来弗拉维王朝的苇斯巴芗(Vespasian，9～79)、塞维鲁王朝的塞维鲁以及君士坦丁王朝的君士坦丁大帝莫不如此。
“政府的私家化”在中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宣告，而中国的百姓——无论士农工商——都欣然接受了这一套君权神授的理论。而在西方学者的眼中，他们口中的“政府私家化”更多的可能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垮台，是一种社会顽疾，是官僚体系被腐蚀的一个过程，这便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思忖至此，我们或许会问：为什么中国和罗马帝国在这些评价标准上看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中国却并没有陨落，而罗马却在公元395年一分为二，(西罗马帝国)更在公元476年被消灭了，除了“腐败”以外，还有什么“借口”可以为其进行辩护吗？
其实，孟德斯鸠本人在《随想录》中自己就已经对罗马所谓的腐败问题做出了解释：
……罗马的腐化。——维斯蒂利亚[注]参阅[古罗马]塔西佗：《编年史》，第II卷，第XXXV节，第43页。宣布自己是妓女，目的是逃避为保护女主妇的尊严而制定出的法律。
……提比略法把罗马贵妇从这个可耻的掩蔽所赶了出来。[注]参阅[法]孟德斯鸠：《随想录》，第III册，第2197编，第461页。
试问，从最基本的语义上理解，而不考虑任何一种扩大解释的可能性，“腐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腐败”划等号呢？如若不能将这两个孟德斯鸠笔下的概念完全等同，那何来罗马帝国衰亡源于腐败一说呢？因此，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麦克莫兰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前人结论的一个方面无限放大了，这当然会导致选用材料时的偏激。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做出总结，腐化是代替腐败成为解释罗马陨落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而社会之腐化和官场之腐化又是从何而来呢？
第二，在历史人物形象和性格塑造上，民间口承叙事可以抛开正史中片面、单一的刻板记录，从多侧面丰富人物性格和人物形象，使历史人物更为饱满真实。以努尔哈赤的传说为例，在辽宁满族民间口承叙事中，将收录到的罕王传说按讲述内容的纵向时间罗列，可以清晰地勾画出努尔哈赤从出生、童年、历练，一直到成为一代帝王、建功立业的生命周期和“英雄式”叙事程式。
四、结论：交往理性的视角
罗马帝国的衰落原因并不像以往的学者想象的那样“高大上”，如果用德国学者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公共领域”和“公共舆论”相结合的“双轨”结构[11]104之视角进行分析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其实罗马的堕落也应当分为非正式的场合与正式的场合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哈贝马斯的“双轨制商谈民主”源于对西方代议制民主以来的演变，是对“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改进版本，所谓“双轨制”主要分为正式场合与非正式场合，正式场合类似于我国的人大立法会议、古罗马的元老院会议，非正式场合好比街头巷尾人们交谈的话题，此二者之间的差异如表1所示：
现在，图纸都采用CAD制图，路线的平面图一目了然，有的护栏直接在平面图上标注，除互通匝道的接点不能准确标识外，直线和曲线段基本都和实际施工一样，所以，电脑水平好的话可以直接在电脑上进行设计放线，这样把平面图交给现场人员施工，就不会有长短不一的异形板了，同时也为材料精确的订购提供准确数量。另一种就是现场进行放样，不要要求一次性放到位，根据放样的结果，再重新调整个别立柱间距，《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GF80/1-2004）要求立柱间距±50mm，通过立柱间距或多少使异形板消除或达到0.5m的整数倍。这样经过多次调整，既可以省材料，又可以使后续材料省工、省时。
表1哈贝马斯的“双轨制商谈民主”[注]归纳于高鸿钧：“走向交往理性的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上)、(下)”，分别载于《政法论坛》2008年第5期及2008年第6期。
有如高鸿钧老师所概括的那样，国家意志之形成与社会意见的存在之间还是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关涉到了美利坚建国时所讨论的那个问题——绝对民主好抑或是精英治国更能够确保国家的平稳运行。古往今来讨论该问题者实繁，能切中要害者甚少，这一问题也同样是本文所意欲讨论。
有如大革命前的巴黎，“公共舆论”通常集中于贵妇们举办的沙龙(Salon)之中，古罗马的私人领域常常体现在露天浴场和角斗场等群体性场所之中，这些社会舆论对中央决策起到了十分可观的影响。不同于中国的高度集权，古罗马的皇权和中央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算作集权，因此社会氛围和底层文化对帝国的政治有着压倒一切的影响力，前文所言及的希腊文化之汲取与蛮族文化之摈弃就是最好的例证。而麦克莫兰所坚持的“政府私家化”之源头其实并不是其所谓的“公职的私家化”，究其根源“公职的私家化”是由于社会底层也将这一现象当成了法律之应然性的一部分，因此政治层面实然性的体现——官场腐败、社会腐化、堕落——才会有如吉本和孟德斯鸠书中所言的那般大行其道。
概括来说，正是由于非正式场合下罗马公民之间利己因素的外延导致了帝国内部社会关系的异化，这种关系作用于政治上的影响就体现在了所谓的腐败上。虽说这样的解释仍然有些主观，但历史什么时候又是客观的呢？
根据黑瞎子岛研究区域内土壤样品8项土壤养分检测数据和所对应的样方记录，以欧式距离平方法为衡量土壤样品差异的指标，采用类平均法对综合得分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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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1][英]詹姆斯·戈登·芬利森.哈贝马斯[M].邵志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收稿日期]2018-11-24
[作者简介]毛皓强(1993—)，江苏镇江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律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19)02-0100-07
[责任编辑：赵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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