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40年以来，国内学界对婆媳关系相关的学术议题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通过对1979—2018年中国知网（CNKI）相关论文的检索发现，学界对婆媳关系的本质、类型、特征以及婆媳关系内生机制等论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总体上看，既有研究也存在着研究视角上缺乏跨学科领域研究的交叉、融合，研究理论上域外理论借鉴有余、本土理论建构不足，研究主题上专门性和整体性研究不足、新学术增长点匮乏，研究方法上偏重质性研究、疏于量化研究、失之比较研究等诸多不足，亟待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改进。
关键词：婆媳关系；本体研究；内生机制；质性研究；跨学科研究
长期以来，围绕婆媳关系展开的学术研究一直备受人们关注。由此，学界对婆媳关系相关的学术议题保持了较高的学术关注度。笔者通过文献检索法对1979—2018年间在中国知网（CNKI）关于婆媳关系相关研究文献的检索、阅读和分析，耙梳婆媳关系的相关学术成果，审视其学术演进历程及学术价值，展望其未来学术发展趋势及走向。
一 婆媳关系研究过程及特点
笔者以“婆媳关系”“婆媳矛盾”“婆媳冲突”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发现，婆媳关系研究的文献数量自1979年以来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文献总量有待于进一步增长。就研究特点而言，文献整体分布较分散但存在相对集中趋势，涉及领域较广但研究层次相对集中。根据时间节点并结合文献研究的分布情况对1979—2018年间检索文献进行分类研究，可以将婆媳关系研究大致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1）早期10年（1979—1988年）。这个时期国内对婆媳关系研究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文献总量屈指可数，有分量的成果更是凤毛麟角。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时蓉华、沈熊珠的《婆媳关系的社会心理分析》、李小春、郑素杰的《上海市婆媳关系现状分析》、张杰的《对上海市普陀区100例婆媳关系的调查分析》、赵谦益的《也谈焦母刘兰芝婆媳矛盾的原因》、费孝通的《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等，代表性的论著有潘允康的《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等。简言之，该时期国内研究成果比较匮乏。从文献内容上看，多数研究者采用就事论事的经验式的叙述模式，论述比较感性、零散；从文献所刊发的期刊来看，主要有《老年学杂志》《民俗研究》《社会》《社会学研究》《妇女学苑》《道德与文明》等。（2）中期20年（1989—2008年）。该时期文献总量有所增加，但平均增加幅度有限。从学科分布上看，相关文献分布在30个具体学科领域，其中较为集中在社会、文学、历史、法学、政治、教育等领域。从研究主题上看，研究者对“婆媳关系”“婆媳之间”“婆媳矛盾”“婆媳冲突”等主题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从研究层次上看，主要集中在大众文化、基础研究、政策研究、行业指导、职业指导等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有对婆媳关系特点述评的，如刘应杰的《解开婆媳关系的结》，刘彩玲、李桂梅的《现代家庭婆媳关系的理性探索与关怀》；有探寻婆媳关系或婆媳矛盾的内在动因的，如许放明的《婆媳矛盾：一个难解难分的情结》、林世芳的《社会学新问题：婆媳不和现象》、笑冬的《最后一代传统婆婆？》；有研究婆媳关系主题与文学创作素材之间勾连的，如刘传霞的《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婆媳关系》、康泳的《中国现代文学婆媳关系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意味》。（3）最近10年（2009—2018年）。该时期文献总量大幅度上升，学界对婆媳关系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从研究领域来看，实现了从以往传统单一学科领域向现代多学科交叉领域的纵深发展。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古今婆媳关系审视研究，如李彤、范艳清的《礼教影响下的汉代婆媳关系》，侯海洋的《论唐代史料中的婆媳关系书写》，毛新青的《对现代家庭婆媳关系的思考》；（2）多学科视角的婆媳关系研究，如郭小艳的《婆媳矛盾的心理学分析》、葛宇宁的《从伦理的视角谈现代婆媳关系问题》、道路的《婆媳矛盾何时休——从文化人类学维度浅析中国社会婆媳矛盾》；（3）特殊类型婆媳关系研究，如王留静的《农村地区80后青年婆媳关系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李超海的《错位婚姻家庭中小孩抚养和婆媳冲突研究》、徐畅的《角色预期与互动模式——透视当代城市独生子女婆媳关系问题》；（4）婆媳关系变迁过程研究，如孙敏等人的《社会变迁下的婆媳关系诸态研究》，陈讯的《候权与赠权：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如何转变的》，郝大海、申艳芳的《社会转型期婆媳矛盾的变迁——以河北省N村为例》；（5）婆媳关系建构论，如花传国、易水霞的《农村和谐的婆媳关系与平安家庭的构建》，陈丽萍的《新时期农村和谐家庭与婆媳文化建设刍议——基于福建省莆田市农村的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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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婆媳关系的本体研究
（一）婆媳关系的本质
学界对婆媳关系本质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深化。李博柏通过研究认为，婆媳冲突是一种非现实性和现实性冲突相结合的制度性冲突，本质上是一种有限权力争夺[1]82；笑东将婆媳关系放置于传统家族制度中予以审视，认为婆媳关系的实质就是一种由父权体系所设立、由妇女自己来操作的压迫制度，其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婆婆的压迫和解脱婆婆的压迫来使妇女更彻底地献身于自己的使命——再生产父系父权体制[2]81；贺雪峰研究了传统社会中的婆媳关系，认为传统社会的婆媳关系本质是一种稳定而平衡的代际关系，这种代际关系的平衡要通过一个滞后效应来完全实现，即“多年媳妇熬成婆”[3]；崔应令从整体论出发，将婆媳关系放到家庭环境中的儿子、公公、孙子等因素构成的多元网格中考察，得出了转型社会中的婆媳关系具有和睦本质的结论，并认为这种和睦的本质是构建乡村和谐家庭的基础[4]；易伍林运用社会学分析方法，从孝道、权威、利益和血缘四个方面探讨了当代婆媳关系，认为婆媳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关系[5]；李超海通过考察都市生活“80后”错位婚姻家庭中围绕小孩抚养所出现的婆媳冲突的产生机制，提出都市媳妇与农村婆婆之间的婆媳冲突本质上是因为市场力量改变了代际关系而导致的价值冲突[6]54。
初读是学习课文的第一环节，承担着读通课文和初步感知课文的任务。所以，“初读”的有效落实尤显重要。因此在初读环节，除达成读准、读顺课文这一保底工程外，还需知晓大意、理清文脉。如教学《李时珍夜宿古寺》，在此环节时，教师要求学生带着“李时珍为什么要夜宿古寺？又在古寺里做了什么？”的问题去读通课文，自然而然地把课文两个重点的部分突出出来。这样的训练，学生既初步理解了文本大意，又培养了阅读理解能力。
（二）婆媳关系的类型
就目前国内研究成果而言，专门就婆媳关系类型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多数研究主要还是针对某一类型的婆媳关系进行研究。同时，婆媳关系研究在研究群体、研究方向及研究区域等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异。
理论框架的建构是研究者试图将研究对象界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并期望在一定的预设条件之下使理论与现象发生逻辑上的“共振”。研究者们尝试将婆媳关系置于不同的理论框架并寻求妥当的解决方式，其对婆媳关系理论框架的建构总体上是在借鉴移植西方传统主流理论基础上围绕解释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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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方向来看，婆媳关系类型研究可以划分为一般类型研究和特殊类型研究。一般类型研究主要包括传统的和现代的、和谐的和冲突的、合作的和竞争的等类型的婆媳关系研究。就目前而言，对婆媳关系的一般类型研究在现有文献中所占篇幅较多，在此故不赘言。特殊类型研究主要包括并家婚姻、错位婚姻家庭、80后青年等类型的婆媳关系研究，如黄亚慧注意到并家婚姻中婆媳关系趋于和缓的新迹象，并且认为婆媳关系趋于和缓的深层原因在于，婆婆为了能在媳妇家庭资源控制型模式中赢得养老资源而不得不妥协[11]；李超海审视了都市生活“80后”错位婚姻家庭中城市媳妇和农村婆婆之间持续的、全方位的矛盾和冲突，认为错位婚姻家庭中婆媳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且将长期存在[6]54；王留静从社会变迁、家庭结构变化、夫妻关系的核心地位、代际间的经济权分离及婆媳两代人的观念转变等方面考析了农村地区80后青年婆媳关系中的媳强婆弱的“失衡”状态，并得出了造成这一状态乃婆媳基于现实理性选择的结果的结论[12]。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我国养猪业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优质、高效、安全的我国养猪业必将取得更大的进展和更多的成果。
婆媳关系对策性研究理论框架的建构旨在突破传统认知模式下问题解决的有限性和饱和性，避免对策性研究的“泛化”现象，为婆媳关系问题的有效解决开拓新的研究路径。如刘彩玲在借鉴美国学者吉利根的西方关怀伦理理论的基础上，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孝文化资源，试图建构一种与中国现代家庭婆媳关系矛盾解决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的关怀伦理解释框架[14]24；谢清果等运用面子互动理论分析和研究了现代婆媳关系的管理问题，认为婆媳关系是面子互动的活跃场所，并进而分析了面子互动对婆媳关系的影响力和作用机制[33]。
（三）婆媳关系的特征
考诸文献，就婆媳关系的特征研究而言，研究者多是就婆媳关系呈现的某一面向展开描述性研究，欠缺整体性的一般概括研究。从既有的文献分析来看，婆媳关系特征划分可以归结为核心特征和迁延特征、外部性特征和内部性特征等。
从研究对象的变迁轨迹来看，婆媳关系的特征可划分为核心特征和迁延特征。婆媳关系的核心特征意指由婆媳关系本身的“特殊性”而呈现出的一般性、基础性特征，它是各种类型婆媳关系研究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点。作为由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延伸而形成的姻亲关系，婆媳关系的核心特征具体表现在关系产生的中介性、自然情感上的排斥性及关系影响的辐射性等方面[14]4-5。迁延特征是指在核心特征研究的基础之上由于社会研究情境的变化而导致研究对象显现出的新特点。迁延特征具有开放性、包容性、时代性等诸多特点。婆媳关系的迁延特征包括但不限于一般类型婆媳关系变动性特征或特殊类型婆媳关系变动性特征。如陈晓凡以鲁东南F村为个案考察，认为在不同家庭结构下的婆媳关系有了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集中表征在“婆婆群体的解散和媳妇群体的兴起、从单方付出劳动到双方投入情感、婆媳矛盾解决的内部化趋势增强等方面”[9]25-29；徐畅则进一步将研究的视域延伸到当代独生子女家庭，透视了当代城市独生子女婆媳关系变化的新特征：从强制-服从走向合作-顺应、从单方付出劳动到双方投入互补、婆媳矛盾由外显走向内隐[15]18-21。
1）改善办学条件工程计划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明确提出，这一工作由国家统一部署、省级政府统筹安排、县级政府具体实施。要强化省级统筹，省级政府要从实际出发，统筹使用、合理分配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科学配置教育资源，细化目标任务，明确完成时限，层层抓好落实，有力有序推进。做好改善基本办学条件建设需求与相关资金的统筹和对接，防止资金、项目安排重复交叉或支持缺位。除教育专项以外，在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中，拿出一定比例用来改善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发展，形成政府、学校、社会共同推进的良好格局。
从研究对象特点分布的显隐程度着眼，可将婆媳关系的特征划分为外部性特征和内部性特征。婆媳关系的外部性特征关注的是婆媳双方的交互行为在人际交往空间的状态分布，如李景毅认为，婆媳关系具有网络性的人际关系特征，具有放射性的人际关系效应，并在不同的网络关系构成中呈现出不同的状态[16]。婆媳关系的内部性特征涉及的是婆媳关系产生及变迁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支持性因素，如笑东就在其研究中描述了婆媳关系的代际交换特征：媳妇赡养公婆是建立在平等交换基础之上，婆婆照看孙辈的劳动付出作为其养老保障的一种手段[2]84；李晓芳和郭敬浅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农村家庭关系中的婆媳关系转变对家庭养老功能具有深刻影响：婆媳关系内容包含家庭养老行为，而随着市场经济下的个人意识及自我观念渗入到农村家庭，理性的代际交换被当做家庭养老的条件，家庭养老行为从一种内在规定的义务性行为转变为外在自愿的选择性行为[17]。
三 婆媳关系的内生机制
关于婆媳关系的内生机制研究，目前主要是围绕婆媳矛盾或婆媳冲突的原因探析展开的。在对婆媳矛盾或冲突的原因分析中，目前国内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竞争论、血缘论、代际差异论、变迁论等。
随着研究视域的拓展和延伸，婆媳关系研究也进入了其他学科领域研究者的视野。就目前而论，尽管相关文献在所有论及婆媳关系文献中所占篇幅有限，但较之于传统学科领域对婆媳关系的研究，新兴学科领域对婆媳关系的研究所开辟的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未来婆媳关系研究的学术趋势和走向。如许永成从立法的视角，考察了媳妇在遗产继承中的法律地位及其法律效果，并提出了促进公婆养老为价值目标的立法建议[28]；郭小艳从心理学研究视角分析了婆媳矛盾的成因：认知冲突、情感冲突以及个性冲突，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合理情绪疗法、情绪调节法、行为疗法、家庭治疗的心理调适方法[29]；李春萌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婆媳之争进行分析，寻找其根源，并提出了解决婆媳之争的思路[24]36-37。
一是竞争论。竞争论又具体在以下三个维度分别予以展开：第一，权力竞争，如李博柏认为婆媳冲突的动因是基于婆媳双方对有限权力的争夺[1]82，郭秀娟也认为对家庭财政大权的争夺是引起婆媳不和的“罪魁祸首”[18]；第二，资源竞争，如笑东认为婆媳冲突的实质是对养老资源的竞争和控制[2]90，朱东丽也认为对养老资源的争夺是引发婆媳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19]；第三，情感竞争，如仇立平认为婆媳矛盾是由于婆婆作为母亲对儿子的感情产生了失落感，继而发起了与媳妇争夺儿子情感的抗争[20]；毛新青则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婆媳矛盾有很多时候是她们为争夺她们所共同关心男性的情感而展开的较量[21]。
二是血缘论。血缘论一般认为，婆媳冲突难以避免是因为婆媳关系的特殊性：婆媳之间没有母女之间那种血浓于水的血缘亲情。如尚会鹏认为因缺乏血缘亲情，婆媳之间有一种天然的“敌意”[22]；林世芳也认为，婆媳不和的最重要原因系缺乏血缘亲情引起的[23]。
研究方法的选用取决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所设用的研究视角、架构和拟采用的研究策略。婆媳关系研究属于社会学传统研究领地，多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法、案例分析法、访谈法、参与法、观察法等。当然，对上述研究方法的选用根据研究的需要可以选择其一或多项。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婆媳关系的研究基本上没有脱离质性研究的范畴，缺乏精确的数据支持和专业的模型测度，使得婆媳关系的研究深受模糊性和准确性的纠葛困扰。继而，量化研究成为继续婆媳关系研究新的突破口而渐受关注。如毛俊涵以婆媳冲突“话语”为研究切入点，运用语用分析方法对婆媳冲突话语中反对策略选择进行归纳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婆媳双方所采用的反对策略的种类、角色差异予以定量分析，揭示出策略选择的语用因素[30]；邹鑫等采用序列混合方法分析，旨在通过质性分析探明婆媳冲突成因，通过量化分析比较各种因素的重要程度，发现争夺权力和资源、观念和行为差异、“自己人”和“外人”的区分是导致婆媳冲突最主要的原因，且角色定位、住地、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地位会影响婆媳双方对婆媳冲突成因的看法[31]。
四是变迁论。变迁论跳出了继续从微观层面探寻婆媳矛盾原因的窠臼，试图从制度安排、时代变迁、社会转型等社会宏观层面阐释婆媳关系诸形态与其内在关联性。如孙敏等将打上特定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烙印的婆媳关系纳入到四个不同社会历史时期进行考量，并从宏观的社会变迁角度来分析其背后的社会原因，提出了婆媳关系变迁的“相对平衡—失衡—新的平衡”三个阶段模式[26]；陈讯以体制转型与社会变迁为背景，从代际责任失衡、妇女的归属感及人生意义视角出发，对不同时期的婆媳关系在家庭中的演变过程与内在张力进行了分析与阐释[27]；李超海更是深刻地指出，今天中国都市社会中婆媳矛盾是受制于中国现代化发展阶段而呈现出的家庭现象，是国家力量和市场因素共同形塑的结果[6]。
种子发芽的最适温度为28～30℃，最高温度40℃，最低温度10℃。幼苗期生长最适温度为白天22～25℃。夜间18～20℃最高温度为25～28℃，最低温度为13～15℃，不高于18℃。从破心到定植前7～10天，进行低温锻炼白天瓜苗要保持在20～25℃，夜间在10～15℃，有利于雌花分化且降低雌花节位。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研究者对婆媳关系的内生机制研究，往往偏重于从婆媳矛盾或婆媳冲突的维度寻找突破，缺乏对婆媳关系内生机制的一般性研究。在婆媳关系内生机制的解释模式中，描述性研究居多、解释性研究较少。在既有的解释性研究中，也常伴随有将表象与内因混同的现象，甚或其对某些原因的探讨恰恰是婆媳关系发生变化的一种表征，而不是促成这一变化发生的原生力量。
创新的前提是创造，创造是指产生原来没有的东西。如果原来就有的东西，你再做出来，这是重复。重复和创造是两种活动。针对人的主体性，我曾专门写过题为《论建设和创造的主体性》的文章，区分了重复的主体性和创造的主体性。在重复性的活动中，人也有主体性，但仅仅重复已有的活动，还不是最高境界。最高的主体性应该是创造的主体性，这是人的创造力的体现。
四 婆媳关系研究的理论范式
（一）研究视角
1.研究方法
2.1.1 种实采集 粗糠树果实成熟期7—8月[2]，有些9月中下旬成熟[7]，7月中旬开始有果实自然脱落，从7月中旬起开始捡拾；9月中下旬用高枝剪剪下带果枝条，手工采下果实。本试验种子来源于洛阳市西苑公园、河南省林科院、南阳内乡宝天曼，共采集种实156 kg。
（二）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
就研究学科视野而言，婆媳关系的研究缺乏多学科跨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就目前而言，婆媳关系研究相对集中在社会学（如家庭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比较社会学等）、伦理学、文学等领域。就婆媳关系的研究方式而言，学科之间在各自传统研究领域或范围的“专业”研究有余、互动研究不足。如社会学视角研究往往关注婆媳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发生影响的过程及其变迁轨迹，研究的着力点多是婆媳关系的本质、类型、状态、特征、原因等，探寻其与社会制度、结构、文化、心理等内在关联，研究者多倾向于在一种或多种理论框架下寻找到一种普适性的解释模式。伦理学视角研究注重审视不同类型婆媳关系的伦理内涵和伦理规范，偏重于从家庭伦理构造分析婆媳关系，侧重于对婆媳矛盾进行伦理建构和伦理调适。文学研究的重心具体在两个向度上予以展开：一是通过对具体作品中婆媳关系的考察，全面审视婆媳冲突背后的文化和习俗成因；二是以表现婆媳关系主题的文学作品为总体样本，从文学史的视角对整个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婆媳关系进行梳理，总结现代文学中婆媳关系的书写范式及其隐含的社会文化和个性心理内涵。
三是代际差异论。代际差异论认为，婆媳双方生活的时代迥异、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语境使婆媳两代人出现了“代沟”——塑造了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认同及观念逻辑等，而上述诸要素在家庭生活的场域中又与具体的情境相结合，不断刷新和造就了婆媳矛盾的新范例。如李春萌认为现代的婆媳之争是家庭内文化互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是代际问题引发的角色冲突[24]35；郝大海等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的变迁背景下婆媳矛盾的新变化后提出，在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因家务分工不均、对家庭资源的争夺而产生的婆媳矛盾减少，生活习惯和价值观的冲突成为婆媳矛盾的主因[25]。
2.理论框架
从研究群体来看，婆媳关系按照角色划分，可以分为婆婆群体关系和媳妇群体关系两类。时蓉华和沈熊珠、李小春和郑素杰分别从婆婆群体的主观感受、媳妇群体的主观感受为切入点，选取了上海市部分区县的婆婆群体、媳妇群体进行调查，对影响婆媳关系的相关要素予以探讨，并给予社会心理分析[7-8]。按照家庭结构类型划分，婆婆关系可以分为主干家庭结构下的“压制-服从型”“排斥-忍耐型”和“相安无事型”，核心家庭结构下的“淡漠疏远型”和“距离生美型”，“虚性核心家庭”结构下的“付出-回报型”和“费力-不讨好型”几大类[9]14-24。另外，少数民族群体的婆媳关系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如刘彩清通过考察侗族村寨地区女性的整个角色转变过程和每一阶段不同的角色要求，将侗族地区的婆媳关系分为延续型、理性型和颠覆型[10]。
婆媳关系解释性研究的理论框架的设计以婆媳关系内生机制的探究为导向性目标，强调理论建构对事物、客体的解释力。如李博柏依据冲突理论建立了理论框架，并把婆媳之争同社会宏观结构和家庭微型结构结合起来，分析了这种冲突性制度形成的原因、发生影响的过程及其变迁轨迹[1]；笑东则引用了美国学者沃尔夫的资源理论建构了解释框架，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婆婆过往的贡献被市场经济的价值标准所衡量，生命的日薄西山使她们可资交换的资源不断减少，加之对养老资源的竞争和诉求，这必然引起与秉持互惠式理性交换理念的现代媳妇的激烈冲突[2]82；陈晓凡以美国社会心理学巨擘米德的角色期望理论为分析框架，从社会、村落、家庭和个人的不同视角，对不同家庭结构背景下的的婆媳关系类型及其产生给予了解释[9]8；左际平运用社会建构理论将性别纳入到父权夫权相互交织、权力边界不断变动的过程中考察，解析了婆婆权力的本质及其来源：“婆婆的权力主要来自父系家庭的等级制和规范性安排。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和辈份等级结构赋予女性长辈权威和管理家庭事务的责任，将晚辈们，尤其是儿媳，置于父母（公婆）的管辖之下。”[32]
从研究区域来看，按照城乡二元结构来划分，婆媳关系可以分为城市关系和农村关系两类。一般认为，婆媳关系在城乡之间具有异质性和同质性的差异。在城市，缘于妇女的社会参与度高，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趋于多元化，婆媳之间的个性、行为方式、感情投契的程度对婆媳关系影响显著；在农村，囿于生产方式的相对封闭性和交互方式的局限性，妇女参与社会的水平较低，使得家事支配权成为婆媳竞争的稀缺性资源，而竞争使得婆媳矛盾难以避免[13]。同时，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家庭结构变动，婆媳关系在城乡之间出现的一些新内容、新特点、新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五 评述与展望
（一）既有研究评述
1.研究视角上，因缺乏跨学科领域研究的交叉、融合，使得相关的对策建议受制于研究视角的框限而流于形式。社会学、伦理学、文学、心理学等视角的研究者，尽管从不同侧面研究了婆媳关系的问题，但在针对如何解决婆媳矛盾或冲突时倾向于从婆媳关系的内生机制中寻求最优解。这种看似稳妥的做法实则因生成因素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模糊了对策建议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式中，(h/a)max为托辊之间允许的最大下垂度，取值0.01。为保证输送机在加速和紧急停机时输送带不松弛，在设计中还应根据输送带的下垂度要求来验算输送带的最小张力，按输送机最低处(距机头872 m处)的胶带静张力30 kN，则输送机奔离点的最小张力为137 kN，大于防滑张力Fmin=88.2 kN，故以此为准。
2.研究理论上，域外理论借鉴有余，本土理论建构不足。无论在婆媳关系解释性研究的理论框架中，抑或在婆媳关系对策性研究理论框架的建构中，西方传统主流理论的借鉴移植明显占据了上风。尽管西式理论在一定程度或范围内对婆媳关系的某些面向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西式理论的生成背景、结构要素、制约条件、解释域等与中国问题遭遇时未必具有兼容性，因而其理论的解释力和应用力会大打折扣。与国内对婆媳关系研究大多采用西式理论为研究框架形成对照的是婆媳关系本土化理论研究严重不足。
3.研究主题上，专门性和整体性研究程度不高，新主题开掘能力不足。与婆媳关系议题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相比，无论在主题研究的相关文献数量上，还是在研究的整体性和专门性方面，现有研究成果都显得比较单薄。一方面，现有研究过多专注于婆媳矛盾或婆媳冲突的内在原因、影响、预防或对策等方面，而缺少对婆媳关系内生机制、类型、发展趋势等专门性研究。甚者，更有研究者将婆媳关系混同于家庭婚姻或家庭代际关系而做一般性研究，这种将异质化问题做同质化处理的方式在弱化了婆媳关系研究重要性的同时，也进一步离散了婆媳关系研究的力量。另一方面，较之于婆媳关系在传统主题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化，新主题的研究开掘明显滞后的现象尚未引起足够的讨论与关注，这种在主题研究上的“分化现象”使得婆媳关系认识上的不完整性被进一步放大，阻碍了婆媳关系本土化理论的生成。
4.研究方法上，偏重质性研究，疏于量化研究，失之比较研究。具言之，在既有婆媳关系研究的相关文献中，较之于科学实证化的量化研究的鲜有应用，传统的研究范式遵循的解释取向——解释被研究的问题而不是寻找社会现象的内在规律——侧重于宏观层面形式主义的“轻描淡写”，其文献载有量亦甚为可观。质性研究因缺乏量化研究科学严谨的体系化逻辑论证，使婆媳关系仅仅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感性的、零碎的经验层面，其理论说服力甚为有限。在婆媳关系研究中对比较研究的方法运用仅做了简单化处理，降低了通过比较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进而建构解释模型和理论体系的可能性。具体到国内层面，区域比较方法在婆媳关系研究应用中的缺位，使“个案研究代表性”问题进一步凸显；在国际层面，婆媳关系问题具有的“永恒性”[34]以及“世界性的跨文化的普遍性”[35]在相关文献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其重要程度与文献载有量明显不匹配。
（二）未来研究展望
1.打造多学科研究平台和跨学科研究团队，整合不同学科领域关于婆媳关系的研究成果，更加注重多学科领域研究者的交流、对话，不断推进婆媳关系研究从传统单一学科领域向现代多学科交叉领域的纵深发展。
2.建构婆媳关系本土化理论研究框架。对西式理论的借鉴移植不是条件无涉的，而应当与婆媳关系研究的本土性相结合，并根植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境当中，揭示婆媳关系客观存在的一般规律、运行机制及机理等。同时，要加强对本土理论的生成背景、结构要素、制约条件、解释域等相关研究，探索适合于本土婆媳关系研究未来发展趋势的理论模型，并进一步寻求理论实现的具体操作方法和技术手段。因此，结合其它理论视角，探寻并建构一种与当代中国婆媳关系特殊性相适应的、本土化的理论框架，是未来婆媳关系研究的一个方向。
3.加强婆媳关系相关主题的专门性和整体性研究，积极开掘新的学术增长点。婆媳关系作为人际交往中的一种特殊关系，长期并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婚姻家庭内部，且无论这种关系呈现何种变化，支持这种变化的基轴始终存在[36]。因此，对婆媳关系的关注和研究必将是一项长期的社会课题。为此，一方面要加强整合研究力量，调整研究策略，既讲究对既有研究主题的合理布局，又注重不同主题研究的整体统一。另一方面，要积极开掘婆媳关系新主题研究，完善对婆媳关系的整体性认识，为建构婆媳关系本土化理论创设条件。为此，婆媳关系新主题研究可以婆媳关系与女性文化、生育政策、家庭制度变迁、社会性别与发展等内在关联与作用机制的研究为突破口，而这些都将是婆媳关系未来研究的潜在增长点。
4.注重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加强婆媳关系的方法论研究。在认识论层面，未来婆媳关系研究应当走出以经验主义为指导原则的传统研究误区——局限于婆媳关系的现象存在描述及其原因分析，而应当转向于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理性主义为主导的新分析框架，即将对婆媳关系问题的关注热点转化为对理论和规律的提炼和升华。与此相对应，在方法论研究层面，结合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传统优势，在构建一种与当代中国婆媳关系特殊性相适应的、本土化的理论框架的同时，积极开展与该理论框架相适应的方法论研究。该方法论研究至少应当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方法选用原则、权重分配调整；二是比较研究的范围选择、意义及其代表性；三是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交叉、重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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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Re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in China in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AO Huaqiang
（Hengyang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Hengyang Hunan 421008,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40 years ago,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have maintained a high degree of attention to academic issues relat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Based on the retrieval of related papers of CNKI from 1979 to 2018, it is found that academic circles have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nature, types, characteristics and endogenous mechanis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and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However, on the whole, there are not only existing researches but also the lack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integration i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In the research theory, there are more references from overseas theories, less construction of local theories, less specialized and integrated research in the research theme, less new academic growth points, more emphasis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less quantitative research, less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many other def i ciencies, which need to be improved in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ontology research； the endogenous mechanism；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9)05-0119-08
引用格式：陶华强.改革开放40年以来国内婆媳关系研究述评[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4(5)：119-126.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5.018
收稿日期：2019-05-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国家荣誉、纪念、庆典法治建设的研究”(17AHJ002）
作者简介：陶华强（1989—），男，安徽来安人，衡阳行政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女性家庭权利和乡村社会发展。
责任编辑：黄声波
标签：婆媳论文; 关系论文; 家庭论文; 理论论文; 冲突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国家荣誉; 纪念; 庆典法治建设的研究”(17AHJ002)论文; 衡阳行政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