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的最终要达到的高度。本文主要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内涵和发展阶段,探究其对现代中国发展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的阶段 精神文化 启示
一、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基本含义主要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这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的最基本的含义,这里的劳动能力主要是指个人的体力,智力,个性和交往能力的发展等。大自然的长期进化使人“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1]二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人是在社会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关系决定人能发展到什么程度。”[2]三是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主要从以下几个理解:人自身中自然潜力的充分发挥;身心的和谐发展;个人需要的相对全面和丰富;个人的精神道德观念和自我意识的全面发展;个性的自由发挥。[3]这三个层面的含义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精髓。
(一)人的全面发展的个性的发展
人的个性的发展包括很多种,在这里我重点强调人的素质和个性。社会的高度发展离不开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中人的素质的发展是其最基础也是重要的。人的个性的不同也造就了社会的多种多样,社会的多种多样才使得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在这里可以看出,不管是人的个性的提高,还是人的个性的发展,其实都离不开社会的发展,从这一点我们才能知道“中国梦”的实现其实不仅仅是和我们社会有关,更是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二)人的全面发展是具体的实践过程
人的发展不是一个简单重复的过程,而是一个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践是决定性的力量。在这里我主要强调“实践”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实践,不管人的全面发展是怎么样发展,它怎样从简单到复杂,怎样从低级到高级,这个过程是真实存在的,是具体的实践的过程,而不是抽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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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发展
(一)萌芽阶段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人的异化”,这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同时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下出现的“人的异化”主要包括两点:一是人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首次出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概念。“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6],马克思认为分工会导致人的片面发展,也是制约着人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马克思认为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消灭私有制。这个阶段,马克思对于个人本质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已经认识到了人的社会属性的重要性。在《形态》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概念,也标志着“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
(二)形成阶段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写到,“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守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6]笔者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完美,实际上讲的就是人的全面发展。1844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提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及其实践能力的明证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彻底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6]在这篇文章中,人的精神解放思想的提出,对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有重大的意义。从中学《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一阶段属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萌芽阶段。
(三)成熟阶段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同他们的生产是一样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9]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就是实践,那么实践究竟能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什么呢?中国发展的实现我们都知道靠的是“人”,那么人又是怎样为中国的发展来努力的呢?这个答案必然是“实践”。只有通过实践,人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创造条件,也只有通过实践才是检验中国发展与否的真正标准。不是靠你嘴上说中国一定能发展的很强大就能落实到现实中去的,只有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上升到实践的高度,当然最终也是交给实践来检验中国的发展,才是唯一的途径和办法。所以说,没有实践,就谈不上中国强大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最终也是要交给实践。
三、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的途径
(一)人的作用
“共产主义接班人”是经常提到的,这里的人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重要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只有全面发展了的人才能真正做到为社会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社会的发展是离不开“人”的,而“人”怎样才能达到那种高度和状态,自然是通过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个性的自由发展,也可以说这两个互为前提,当“人”达到一定的高度,自然中国的高度发展就不是问题的,而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人”自然也达到一定的高度了。所以,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个性的发展是实现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实践的作用
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确定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马克思还提出了“人的自由的发展”这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的内容,人不在是为了生活而去生活,不是为了解决温饱,解决现实需要,而是为了自己的发展,为了个人的全面发展,只要个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使社会高度化发展。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从事生产活动。劳动已经不是人们获得温饱的源泉了,人们在劳动中会获得极大的满足感,个人的能力得到全面发展,达到了人的发展的理想状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的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的时间,它掠夺人体呼吸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7]。其实这是揭示了限制人的全面发展的原因。这一阶段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走向了成熟。
四、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一)经济方面
周为民说过“就整个生产力本身而言,个人能力的充分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石;就个人能力的社会结合而言,它通过一定的劳动方式、协作和分工而构成社会生产力”。[11]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让人仰望,但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就是忽视了人的作用,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而我们没有把经济发展问题上升到人的高度上来考虑,仅仅只是片面的去关注经济本身的发展。我们国家正在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只是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其根本的目的是人的解放。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能够充分地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所以,不管是在改革还是生产力的发展中,我们都必须坚持物和人的统一,把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看做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就认为,人才是生产力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人能起到主导作用。
(二)社会主义文化方面
马克思认为精神的解放和发展对于人的全面发展非常重要。“精神的谦逊总的来说就是理性,就是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6],人的思想自由也是人的自由的重要表现方式。我们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仅仅关注物质需求是远远不够的,要更加注重精神的需求,采取多种措施来实现人的精神方面的多样需求才是最重要的。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我们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突出强调了文化对于其他建设的重要作用。其次,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离不开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而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又反作用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其实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不但包含人的物质需求的满足,而且还蕴含着人的精神精神需求的满足。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种文化竞相碰撞,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一发展形势下,更加要加快融入世界。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五、结语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前人的过程,而是一个漫长的、不断实践的过程。当今中国的迅猛发展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发展的过程,是要靠“人”的“实践”的,只有人的素质全面提高和个性的自由发展才能真正为中国的发展强大创造条件,而中国发展的最终结果也是要通过实践,当然也是要交给“实践”来检验。只有“实践”检验了的中国发展才真正是我们的认为的中国正确的,符合人民大众的政策,这样我们的国家才会更加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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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炳炎,向刚.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28.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7~68.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周为民.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6.
作者简介:姬静静(1992-),陕西富平人,2016级硕士研究生,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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