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生命共同体”理论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为基础，在西方生态思想的批判和重构中汲取智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浸润滋养，在生态实践的深化拓展中孕育萌发。它是对人类最新思想成果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提炼，凸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格局，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要求更根本的绿色保障，内含更科学的治理思维和方法，蕴藏着更崇高的价值追求。系统剖析“生命共同体”的生成路径对于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脉络，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生命共同体 人与自然 共生性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时空结构和本质联系，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解提供了根本遵循。2018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再次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原则。“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页。“生命共同体”理论具有生物学、哲学、社会学等多重意义，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认知的新高度、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框架的立论基础。这一理论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理念新战略新思路，为彻底解决人类的生态困境拓宽了视野格局。
一、“生命共同体”理论的生成基础
“生命共同体”理论凝结了人类思想史上的生态智慧，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为理论基础
现代生态难题与工业化、城市化相伴而生，实则为机械自然观的产物。这种自然观肆意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践踏自然规律的客观性，造成人与自然的疏离和对立。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论述，远远超越了根深蒂固的二元论思维，为“生命共同体”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世界观基础和方法论依据，为人与自然的和解提供了科学指南。
当前的规划水资源论证尚处于试点阶段，对于已经开展的水资源论证工作，报告书编制是依据《规划水资源论证技术要求》（试行），还没有形成规划水资源论证导则和技术规范体系。《规划水资源论证技术要求》（试行）缺少水资源论证分析范围和论证范围、论证工作等级、论证技术方法及指标体系等方面的规定，有待进一步完善，规划水资源论证技术体系尚未建立，也缺少不同类型的规划水资源论证技术规范。
一是自然的先在性与人的能动性是有机统一的。无论人类产生前后，自然界的演进历程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是纯粹而现实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需要的材料都由自然界直接或间接提供。无论认识活动还是实践活动，只有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违背自然规律必然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人类是自然界的高等动物，凝聚了自然界的灵气与精华。人类具有自觉能动性，他们不仅能积极地适应自然界，还具备卓越地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人类在充分尊重自然界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跨越自然界狭隘的时空范围，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二是自然与社会协同演进。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围绕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的，体现了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的有机统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当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之后，自然史的形成过程也开始有了人类的创造性参与。人类的实践活动赋予自然界以文化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更也必然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变更注入新的动力。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相互适应，在相互作用中协同演进。
总之，西方生态学者的理论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以及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化为“生命共同体”理论的提出创造了思想条件和现实基础。
4.做好市场信息建设。一是加强全县市场信息的收集，调查研究和整理分析；二是依托生猪运销者及县内定点屠宰场，搞好市场超前预测预报，控制总量平衡，减少盲目生产。
三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裂缝与修复。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动物是被动参与自然界的循环过程，而人类能够以劳动为中介主动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建构特殊的生态位。人类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界，创造出满足自身需要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并将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所产生的废弃物、排泄物返回自然界。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永恒条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影响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的社会因素。劳动异化必然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威胁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稳定。要修复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裂缝，必须使劳动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发生，最大限度地降低物质循环过程中的熵值，尽可能地提高物质变换过程的效能，促进物质循环过程的开放与畅通。
（二）在西方生态思想的反思与批判中汲取智慧
西方学术界在反思和批判传统工业化生态后果的过程中，在不同维度和程度上论及人与自然的共生性关系，对“生命共同体”理论的生成提供了启发性思路。
二是生态危机的全球化激发了“生命共同体”理论的提出。根据开发利用自然的理念差异以及人与自然互动过程的特征和结果，可以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划分为依存、掠夺与和谐等发展阶段。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是偶然而分散的，深度破坏和规模性破坏都比较少见。人类改造活动并未超出自然界的承载力，地球生态系统总体循序运转。然而，到了现代社会，人类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塑造地球空间结构，深刻改变自然界的物质形态，并创造了很多人化自然产品，开拓了真正的世界史。同时，由于人类将自然界简单客体化处理，忽视人与自然关系的互动过程，使得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信息互动过程受到极大干扰，全球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物种灭绝等生态问题层出不穷。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过程是双向的，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塑造环境，环境也会以同样甚至数倍的方式“回馈”人类社会。人类的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和破坏能力是相称的，以至于当下生态问题出现的频率、规模和程度都远超于以往社会，呈现一体化甚至全球化的状态。生态危机以负面的形式确证了人与自然的共同命运。“生命共同体”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对自然的伦理关怀，更是对人类社会的自我救赎。
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化拓展为“生命共同体”理论的提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诞生之初，人类处于蒙昧状态，只能使用简单而粗糙的工具获取生活资料，表现为对自然界的直接依赖关系。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了狭隘的关系结构，互动结构简单，互动规模小而分散。但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开始超过生物共同体的血缘界限，呈现社会化的特征。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征服自然的理念占据了上风。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了普遍而片面的关系结构，互动结构日益复杂，互动规模日益庞大，互动内容更加丰富而多样。“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自然界作为人类活动的作品和现实，以对象化的身份确证人类活动的性质和结构，征服自然的理念和行为转化为自然的对抗和报复。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紧张状态引起人们的警醒和反思，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大势所趋，而要保障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信息运行通畅，必须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普遍而全面的关系结构。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化拓展，人与自然的命运更加紧密而全面地联系在一起，人与自然的时空结构将达到真正的契合，为“生命共同体”理论的形成奠定现实基础。
三是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可持续发展观。在农业文明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自然界滋养万物的地位和作用，主张要顺其时应其势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荀子·王制》写道：“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③（战国）荀子：《荀子》，廖名春、邹新明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论语·述而》中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④（春秋）孔丘：《论语》，齐冲天、齐乎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5、91页。这些观点主张按照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安排生产生活活动，避免毫无节制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从而给自然界留下休养生息的空间，表达了关于人与自然延续发展的朴素观点。
（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浸润滋养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智慧，为“生命共同体”理论的孕育提供了有机土壤。
一是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为考察人与自然的共生性关系提供了宏观视野。《庄子·齐物论》有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④（清）王先谦集解：《庄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人与宇宙万物浑然一体，共处于同一个空间场域之下，以彼此相依作为共同的存在方式。《论语·阳货》有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⑤（春秋）孔丘：《论语》，齐冲天、齐乎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四季更替，万物生长，人与自然共同遵循自然界的韵律。天人合一的思想代表古代生态思想的最高境界，叙述了天地人共生共存的时空结构，论证了万事万物共生共荣的发展方向，体现了朴素的“生命共同体”思想。
二是仁者爱物的生态关怀为考察人与自然的共生性关系提供了伦理支持。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①（春秋）孔丘：《论语》，齐冲天、齐乎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5、91页。人与自然万物息息相通，水的灵动和山的宁静都取自于人类的情感迁移，源于生活经验中的朴素自然情怀，是基于拟物手法表达的人与自然事物的共通之处。张载指出：“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② 《正蒙》， 李峰注说，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2页。人本来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以仁爱之心对待万物，推崇由亲民到爱物的善，体现对自然的包容之爱。这种推己及人的道德关怀，正是依据共同体内部各要素的层次递进关系衍生而来。
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实践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影响理论的发展水平。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和发展状态为“生命共同体”理论的提出奠定了现实基础。
案例教学法在实际应用中仍然存在若干问题，因此对于“会计学基础”课程的教学，完善案例教学法，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教学质量，更好地达到教学目标。因此，在运用过程中要求教师在选取案例时注意选取兼具针对性与可分析性案例，所选案例应符合时代背景，贴近现实经济生活，同时建立高水准的专业课程案例库，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案例更新。除此之外，与传统“灌输式”教学方法相比，虽然教师仍然是课堂教学的核心，但教师需要扮演的角色更为复杂，因此对教师综合素质的要求也更高。教师在具备扎实专业功底的同时，也应具备充分的信息加工与分析能力，同时具有能够引导与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的能力，合理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特别是清代巡抚张之洞、胡聘之、岑春煊等人，在外籍人士李提摩太的引导和帮助下，在山西实行教育体制改革，引入西学，建立现代化学堂，设立分科教学等，直接将晋学引入现代轨道。
三是大卫·哈维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角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根源。他采用了目前主流的生态学论证方法，以“生命之网”隐喻生态系统的存在形式，辩证地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地理结构关系，批判了空间资本化的生态后果。“生态和社会两方面都镶嵌于‘生活网络’的概念，对于不均地理发展的理论化相当重要。”③[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迈向不均地理发展理论》，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83页。资本运行逻辑在于最大程度的榨取剩余价值，最快速度的推动剩余价值的实现，客观需要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稳定供给。资本始终按照自身的需求塑造空间结构，改变生态和社会的连接方式，使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成为肆意盘剥的对象。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制度塑造了不平衡的空间结构，破坏了生态系统的有机联系，损害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
（四）在生态实践的深化拓展中孕育萌发
根据印度尼西亚标准化机构网站介绍，截至2015年6月，共发布地理空间信息标准68项，其中地理空间数据获取标准25项，地理空间数据与信息处理标准33项，地理空间数据与信息存储和安全标准1项，地理空间数据与信息分发标准7项，地理空间数据与信息使用标准2项，这些标准没有一项是SNI。
二是维尔纳茨基从世界历史的视角考察了人与自然的共生性关系。20世纪上半期，苏联矿物学家维尔纳茨基逐步形成了生物圈和智慧圈学说。维尔纳茨基并不是“生物圈”和“智慧圈”概念的首个使用者，但是却是他将这两个概念提升至哲学社会科学的层次，并赋予其丰富的内涵。他指出，生物圈的形成来自于生命有机体与周围地质环境的相互作用，体现了地球物质结构演进的历史过程。“不仅是地壳与地球表面的演化正开始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影响人类的活动,人类自己尽管眼界狭小,也正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地球所能提供的资源。”②[苏]尼基塔·N.莫伊西耶夫：《对“智慧圈”的研究——当代的人本主义》，《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0年第4期。当然，人类是地球进化的重要地质力量，人类的理性认识将改造生存环境，引导推动生物圈进入新的阶段——智慧圈。生物圈理论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共生性关系，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协同演进过程。智慧圈理论强调人类这一活物质的特殊性，推崇人类之于生态系统的道德责任和义务。从生物圈到智慧圈，考察了人与自然共生性关系的历史生成逻辑，为“生命共同体”理论的最终形成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一是利奥波德从美学、伦理学的视角考察了人与自然的共生性关系。20世纪上半叶，美国生物学家利奥波德敏锐地捕捉到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侵蚀，从文学、美学以及伦理学视角阐释了“生命共同体”的内涵，主张要像山一样思考，成为生态整体主义的奠基者。他认为，土地不仅仅是土壤，而且是能量的源泉之一，与人类是共生性关系。“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①[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页。他以人与土地的复杂互动关系为理论依据，主张伦理道德的关怀视域由人类延伸至其他生命范畴，有助于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然而，他将人类的角色等同于其他生物角色，抹杀了个体的能动性和独立价值，忽视了共同体存在的根本意义。
“正常人”最可贵的品质在“自知之明”。他对自己的才能才华，兴趣特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深知自己内心之所思所想，他遵循自我意愿而绝不轻易从众随俗。他认为：生命是自己的，做自己喜欢且能做的事，乃生命价值之真正所在！
二、“生命共同体”理论的现实指向
“生命共同体”理论汲取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最新理论成果，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直面现代生态困境，带有最先进的基因品质，勾画了最美好的发展愿景。
（一）更美好的发展愿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命共同体”理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崇尚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发展愿景，按照美的需求重塑世界格局，擘画从美丽乡村、美丽城市、美丽中国到美丽世界的绚丽画卷。当然，这里提到的“人”并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生活在现实历史条件和现实关系中的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4页。人类现有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自然界的运行过程、发展规律存在矛盾冲突，各种推诿责任的说辞都很难有说服力。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交往的普遍化发展，人类已经能够意识到自我的特殊地位和重要责任，同时能够自觉调控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过程，谋求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根据当下生态系统的运行状态，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必须将生态效益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尊重生态系统的客观性和复杂性，顺应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给碧水青山留下更充分的空间。同时，要顺应人类发展的美好需求，推动人类本质的自由自觉展开，激活人类的潜能和智慧，为实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创造根本条件。当然，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目标，最关键是统筹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最根本着力点是促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因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以国土空间为载体，统筹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布局，重点处理好城市和农村、东西部区域之间的关系。要根据自然界的承载力、适应力、修复力进行空间规划，协调经济社会资源的空间配置，整合行政管理体制，完善空间效益的评价与考核。要打造空间复合单元，寻找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最大公约数，提升空间单元的整体功能，以达到人与自然的最佳状态。
(二)更根本的绿色保障：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
“生命共同体”理论为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冲突提供了更加根本、更加彻底的改革思路。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生态’不是一个特别的部分或危机的形式”② [美]杰森·摩尔: 《地球的转型：在现代世界形成和解体中自然的作用》，赵秀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页。。生态问题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相互交织，生态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全面绿色变革。长期以来，人们在处理生态问题时对其重视程度不足，将自然作为改善或者丰富生产的辅助形式予以关注，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体制机制方面存在条块分割、拥堵节点等运行不畅问题。尽管在个别领域和局部地区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是生态环境的整体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且成为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之一。以“生命共同体”理论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将生态问题的解决摆在更加紧迫的战略地位，将提供更多优质的生态产品作为民生的优先领域，用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提供更根本的保障。要充分发挥制度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全局性效力，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原则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各项制度的紧密配合和有效衔接，将生态文明的精髓和灵魂深度融入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各个环节，使自然的反作用以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呈现出来，促进权利义务责任的科学配置、公平履行。要切实发挥制度的引导性和前瞻性作用，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体系和考核体系，促进环境标准体系的整体升级，并将这些标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之中，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科学性与可行性依据。要充分发挥制度的刚性约束效应和威慑力，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监督管理制度、损害赔偿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提高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着力解决无序开发、粗放利用、责任落实不到位、责任追究缺失等焦点问题，强化制度的执行和落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三）更科学的治理方式：系统性的思维和方法
“生命共同体”理论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理念，树立了最先进的世界观形式。要推进“生命共同体”理论走向实践，必须坚持最科学的方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超越形而上学方法的局限性。“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增强生态系统循环能力，维护生态平衡。”①《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山水林田湖草各自构成独特的生态功能区块，彼此命脉相连，构成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在进行生态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尊重生态系统要素、结构和功能的整体性，统筹协调全域、全时空、全环节、全过程，多措并举推动生态系统的整体优化。在具体实践中，人们一贯使用要素化、条块分割的方法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忽视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联动性。虽然生态治理的规模和力度稳步提升，而治理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生态系统经过长期演化形成复杂运行机制，充满动态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任何一个要素和环节的变化，都可能引起整个系统的连锁反应。鉴于此，在生态治理的过程中，必须严格规范人类的行为和活动，融合生态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采用最适宜的技术和手段，最大化地防止人类活动可能引起的负面风险。生态系统所承载的资源、空间都是非常有限的，必须合理控制生产、生活的规模和节奏，尽可能降低物质变换过程中的熵增，以最小的能耗获取最大的效能。
计算表明，边坡上的潜在危险滑面主要分布在居民区305省道的公路路基部位，且其潜在危险滑面在暴雨工况下安全系数较低，公路路基挡墙部位不满足建筑边坡工程Ⅱ级边坡最小抗滑稳定安全系数，与挡墙部位出现拉裂外倾、路面塌陷及前缘坡脚开裂情况相符，说明边坡前缘居民区内局部土质边坡处于临界稳定或欠稳定状态。
（四）更崇高的价值追求：善待自然
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适应，构成生态系统的多层次结构和整体性功能。各构成要素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是否顺畅，直接关系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协调性，代表整个生物群落的最高利益。对于人类共同体而言，尽管不同区域、民族之间存在诸多利益分歧，但在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上是一致的。地球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家园，只有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稳定的来源和充足的栖息空间，为人类的存在和延续奠定根基。坚持“生命共同体”理论，旨在形成更高的伦理境界和道德要求，推进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因此，首先需要协调整个人类的利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进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与合作共赢。在地球范围内，构建人类的公平正义，必须确保每个群体都能享受相应的生态权益，履行相应的生态义务。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协同性，保护自然的目的也是为了增进人类的福祉。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在生态系统中处于特殊的位置，不仅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控制自身的行为和活动，而且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积极能动影响。与此相适应，人类也必须承担相应的道德使命和责任，必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09页。。树立珍爱自然、呵护自然的价值理念，就要尊重自然界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对资源环境取之有度，取之以时，用之有节，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延续发展。
总之，“生命共同体”理论涉及本体论、价值观、方法论的根本变革，为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奠定思想基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地吸收了人类思想文化的先进理论成果，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提炼，形成了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论的思想内核。
作者刘燕，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北京100732）。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课题“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研究项目”（18VSJ00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空间视阈下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研究”（18BKS10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黄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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