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程度，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更关乎党执政基础的巩固。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本文以D县突出的外流盗窃犯罪现象为研究对象，着力探索新形势下“三治”融合治理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 乡村治理 “三治”
1 回顾：D县外流盗窃犯罪情况梳理
1.1 D县外流盗窃情况简介
D县外流盗窃犯罪始于2009年，2011年到2015年，是D县外流盗窃犯罪的集中爆发期，也是影响最大、社会关注度最高的时期。据公安部通报的数据，自2011年起，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向D县公安机关要求核查外流盗窃人员基本情况的数据是：2011年1260条，2012年2050条，2013年1850条，2014年1725条，2015年1760条；各地公安机关抓获D县籍外流盗窃人员录入平台的人数是：2011年840人，2012年1366人，2013年1233人，2014年1150人，2015年1173人。截止2018年10月，全县外流盗窃犯罪前科人员累计逾5000人。在被抓获的1788名外流盗窃人员中，涉及全县25个乡镇场、街道办事处。其中100人以上的乡镇4个，最多的一个镇有586人，占总体外流盗窃人员的32.77%。
1.2 D县外流盗窃主要特征
D县外流盗窃犯罪形成的时间较长，在犯罪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共性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特征：
一是团伙性。外流犯罪嫌疑人基本上是以团伙作案为主要方式，结伙方式有的是几个“两怀”妇女组合在一起，有的是“两怀”妇女再带几名10岁以下的儿童，有的还有一名或多名男子负责开车、外围接应等。团伙成员一般是同村、同乡人和亲戚朋友。
(3)区内地表上色彩明显的蚀变带，如接触带中的硅化、阳起石化、绿帘石化、矽卡岩化、孔雀石化、碳酸盐化等，以及岩体中的钾化、高岭土化、云英岩化等， 都具有明显的示矿作用。
二是职业性。据了解，从事外流盗窃的犯罪嫌疑人一般都有盗窃前科，他们从常规的盗窃违法犯罪行为中不断总结规避人们注意力、逃避法律责任的“经验”，逐渐演变成了以“两怀”妇女和未成年人为作案主体的犯罪团伙。他们外出作案的目的清楚，准备充分，分工明确，甚至作案前还有“培训”和“演练”，是典型的职业犯罪。
当前农村价值观念出现荒漠化倾向，导致村风不古，农村道德问题突出。一是精神空虚。改革开放后，农村生产力进步，生产效率提高，物质生活丰富，但精神文化生活却难以满足，特别是农村文化生活单调，民俗文化衰落，群众喜闻乐见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娱活动、积极健康的文化活动逐步消失，黄、赌、毒则像瘟疫一样蔓延，侵蚀着灵魂。二是道德失范。社会正义感淡化，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价值取向不当，念歪了“白猫黑猫，抓往老鼠就是好猫”的经，传统伦理道德失落，导致坑蒙拐骗、掺杂使假、强买强卖、拐卖妇女儿童、偷盗抢劫、吸毒贩毒、贩假用假等大行其道。三是村风滑坡。勤劳、善良、互助、节俭等良好村风不见，比房子大、比车子贵、比祖坟好等的攀比习气蔓延扩大，争名夺利、以邻为壑，为鸡毛蒜皮之事聚众斗殴等不一而足。
基于对D县实行“三治”融合重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治理有效的重要途径。
2 反思：D县外流盗窃犯罪社会成因
2.1 区域落差——外流人员价值观念异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具体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法治、德治”三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论述，强调要“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建设法治乡村”以及“提升乡村德治水平”，为“三治”融合作出了顶层设计。
2.2 自治失语——外流人员管控力度弱化
5.1.1识别时间苹果多数品种花芽的形态分化在6～9月，从9月底起，用目测就能鉴别出花芽和叶芽。待苹果正常落叶后，进入冬季休眠期，更容易识别。
2.3 村风不古——传统道德失落作用不再
三是流窜性。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打击，一般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的自驾一辆汽车，车子开到哪里就在哪里作案；有的以暂住地为中心，犯罪嫌疑人乘坐公交车或地铁到大商场作案；有的由同伴开一辆两轮摩托车接送，到沿街门店“逛街”，盗窃作案得手之后，立即转移另一地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一是农村基层自治能力趋于弱化。随着城镇化和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传统的从上级政府到村委会、再到村民的垂直乡村治理体制关系被打破，生活资源高度集于农村基层组织的局面不复存在，村民对基层组织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基层组织有责无权，导致农村大量的社会事务处于管理的真空地带。二是村民自治制度作用发挥不够。村民会议地位没得到充分落实。在实践中，由于村民民主意识缺乏、有民主参与能力的村民大量外出务工等原因，村民会议制度落实起来非常困难，导致民主决策嬗变为少数几个人说了算，基层组织在基层群众中的威信、信誉度降低，自治能力进一步弱化。三是农村基层组织管理失控。随着国家“放管服”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基层组织对农村村民的管控力度进一步弱化，村民对基层组织的人身依赖程度越来越低，特别是村民外出，已取消了所有门槛，一切外出行为均不需要村级组织出具证明，也没有向基层组织报告报备的要求，村级组织对村民的行为活动根本无法掌控，即使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村级组织也不一定知情。
2.4 法治缺位——外流盗窃犯罪遏制不力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构建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必须以法治作保障。一要加强基层法治队伍建设。要抓住乡镇干部这个“牛鼻子”，大力加强乡镇街道干部法治能力培养，提高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养成依法行政习惯，形成上行下效的良好法治氛围。二要强化基层组织法治化建设。要通过法制化、规范化的方式明确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力及职责，规范农村基层组织权力运行，解决村两委的权力运行不透明不规范，村民的知情权得到不保障，干群关系紧张的突出矛盾，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三要构建矛盾纠纷依法化解机制。要转变以行政强制力化解矛盾观念，构建法治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建立调解、司法、仲裁等法治资源参与化解乡村矛盾机制，深化法律援助进镇村活动，参与纠纷化解，维护群众权益。
3 探索：D县外流盗窃犯罪对“三治”融合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的启示
四是犯罪主体特殊性。该类犯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犯罪嫌疑人大多是怀孕或怀抱婴儿的哺乳期妇女，或者是16周岁以下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一旦案发，因主体特殊，按照法律规定不适用刑事拘留等羁押性强制措施，导致“抓得起关不起”。
3.1 “三治”融合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必然要求
据D县2016年统计资料，全县外出务工人员约35万人，占全县人口的42%，占农村青壮年人口的91%。在外出务工人员中，一部分人价值观念出现偏差异化，拜金主义甚嚣尘上，为出人头地，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念歪了“发财经”。但在随后发展过程中，一部分人不再靠传统手艺吃饭，为谋求暴富，走上了歧途，利用熟悉全国各地行情的优势，先是贩卖使用假币、贩卖毒品，当贩假贩毒代价高昂时，继而而寻找法律的空子，从事擦边球式的违法犯罪活动。
3.2 大力提升基层组织自治能力这一核心
自治能力是自治的核心。一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基础。要依法构建完善村民委员会选举制度、“四议两公开”制度、监督制度、问责制度等，选好基层组织带头人，规范村务管理运行，强化村务监督，严格问责机制，确保自治组织依法依规运行。二要理顺村支两委管理体制。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责任与权限没有法律条文明确规定，造成了村两委职能不清、责任不明的“两张皮”现象，必须确立村党支部的领导地位，规范村委会的执行职能，构建职责明确、分工合理的村支两委体系，提高自治能力。三要大力提升基层干部素质。“村子富不富，要看党支部；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必须加强村干部的教育培训，提高村干部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服务意识，提升“双带”能力，增强履职能力，以实力实效取信于民。
3.3 强化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保障
正如我国改革开放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的“三大差别”一样，法治建设也存在着地域性差异和城乡差异，农村地区的法治建设与经济发展严重脱节。一是农村法治专门工作力量薄弱。从D县农村最大的S镇来看，该镇法治工作队伍由派出所9名民警、司法所1名司法员组成，但辖有44个行政村，7万多户籍人口，平均每名法治工作人员负责7000余人，法治工作人员占比严重偏低。二是农村基层组织法治意识淡薄。根据D县人民法院2014年至2017年的20起村级组织涉法涉诉案件来看，村级组织作为原告的只有1件，19件均为被告，大部分村级组织负责人没有法治意识，仍停留在过去的行政思维里。其中X镇大盘村、S镇铁乐湾村因拒不出庭被法院缺席判决承担本无须承担的法律责任。三是农村群众法治观念淡薄。笔者对D县5个乡镇街道办事处10个村100名村民进行抽样调查，收回的调查问卷显示，在发生矛盾纠纷后，选择忍让、采取暴力手段私力救济的比例高达75%，而选择行政、司法等公力救济(即通过法律)的仅有18%。
3.4 挖掘乡村传统文化资源夯实德治基础
德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德治融入，能为乡村自治和法治赢得情感支持，提升治理效果。一要弘扬优秀传统美德，挖掘整理本村本土优秀村风、家风和德高望重者资源，以众所周知的事实教育村民，让村民在接受优秀传统文化中实现心灵净化。二要注重创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乡村道德建设的灵魂，融入村规民约，约束、规范村民的行为，引领村风建设，逐步形成既具有地域传统特色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村风内容。三要建立新时代乡贤文化，将传统乡贤元素融于新时期建设，充分发挥乡村“五老”、名人贤人等的引领作用，利用乡贤文化中爱国爱乡、敬业精业、崇德向善的道德力量，涵养人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推动形成向善向上的良好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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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自治、法治与德治，在乡村治理中，一体两翼，并行不悖，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三治”融合，共同构成了乡村治理的有机整体。只有以法治保障自治，以德治支撑自治；在自治中体现法治，信守德治；用德治促进法治；在法治中体现德治，最终才能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古道”则是用典，用了《咸阳别李处士》“古道自迢迢，咸阳离别桥。”典故。古道是分别的最后一站，牵手走过的地方注定是预示着分别的存在，这使歌曲充满了离愁别绪，牵手走过的道路也成为了离别的道路，这使歌曲充满了戏剧化的魅力。
中国旅游需求市场不断扩大，旅游产业迅速发展，2017年以携程为代表的规模最大的20家旅游集团全年总交易额达1.53万亿元，同比增长34.2%，创历史新高。2018年上半年，出境游人数就已达到7131万人次，随着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中国游客逐渐积累起更多旅行经验，尤以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旅行者成为消费市场主力军，也带动中国游客整体信息获取能力、消费决策能力的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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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422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李显颜（1975.9—）男，瑶族，大学本科文化，湖南道县县委党校；讲师、教务科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社会行政管理、法治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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