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事业奠基人。在其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不仅以卓越的革命实践对党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有着多方面的建树，而且作为延安中央党校第一任校长，他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教育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试图对董必武在党的干部教育实践方面的轨迹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思想主张进行梳理，以启迪当今的干部教育工作者。
从劳动的辩证发展过程来看，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劳动作为人类历史的起点。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作为特殊劳动的否定，将人自身之外的一切物对象化后打开了人类的本质力量，同时它本身具有的矛盾又推向对它的扬弃。“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1］78。可以看到，劳动的否定之否定与世界历史的产生、转变是统一的。
一、董必武干部教育实践轨迹
董必武自 1920年从事建党活动开始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时候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可以说与党的干部教育事业有不解之缘。
此外，为力争将工业区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精细化工园区，公司正在制订相关方案，将对园区进行整体转型，并同时对投产企业进行评估，那些在安全环保、产业发展、节能减耗方面不能达标的企业将被要求腾笼换鸟，为园区的发展提供新的空间。
党的创建时期，董必武通过武汉中学培养革命人才。五四运动前后，董必武在上海实现了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回到武汉于1920年3月创办了武汉中学。正是借助武汉中学这个阵地，董必武创建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他参加了党的一大。武汉中学在最初的几年时间内为湖北地区的早期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这批骨干不仅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后来大都成为湖北各地革命运动的先驱。黄麻起义爆发地的黄安、麻城两县党组织均是董必武在武汉中学建立的，起义骨干有相当一部分是武汉中学学生，起义总指挥部的十位成员中，就有潘忠汝、王志仁、汪奠川、王秀松、刘文尉、王勉勤等六位毕业于武汉中学。商南起义两位重要领导人李梯云、肖方均在武汉中学学习过，接受过董必武的教育。监利县第一个党小组书记陈步云是董必武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1925年在董必武教育培养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受董必武派谴回家乡筹建党组织。可见，董必武创办武汉中学就是为革命探索新路、培养人才。
大革命高潮时期，董必武全力支持或主持各类干部学校的创办。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实行第一次合作，董必武创建并主持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工作，他利用这个平台全力支持或主持各类干部学校的创办。1926年12月，随着国民革命中心移到武汉，毛泽东为适应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农运干部的形势来到武汉，向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提出在武昌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董必武给予全力支持。他立即主持召开国民党湖北省第三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研究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问题，并拨经费16000元。会后，又函请“湖北政务委员会”将前“私立政法学校”划为农讲所校址，亲自为农讲所推选筹备委员、选送学员。由于董必武的全力支持，才冲破了蒋介石的阻挠，使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于1927年4月按期开学，培养农运骨干。董必武还应邀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做专题报告。
1938年3月，董必武还通过中共湖北省委在汉口富源里举办党员训练班，学习党章、党的建设、游击战争等问题，董必武亲任班主任，亲自讲课。培训班前后共五期，培训党员300余人，许多从敌人监狱里被营救出来的党的干部和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经教育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重新走上了战斗岗位。
沙沟内地形陡峻，分布中志留系统韩家店组页岩，岩性软弱、风化强烈，为区域易滑地层，沟内滑坡、崩塌、坍塌等不良地质现象十分发育(图2)，为泥石流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松散固体物质来源。经野外勘查，沟内共有滑坡2个，崩滑体10个，崩滑堆积物源总量8.31×104 m3；沟内还堆积了丰富的沟道冲洪积体，体积2×104 m3，坡面强风化页岩体积11×104m3。物源总量为21.31×104 m3，其中可参与泥石流活动的动储量为10.2×104 m3(表2)。
此外，董必武同刘少奇、李立三、陈潭秋、林育南、恽代英等在汉口工人运动讲习所任教，被任命为武汉中央政治学校招考委员会委员，并被聘为该校政治科的特别讲演人。
董必武在1926年10月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亲自主持或委派干部举办了各种培训班，培训了各方面革命工作急需的骨干至少两千余人，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还为以后革命斗争培养了一批人才。董必武因热心于干部教育，当时被青年革命者亲切地称为“董师”。
长征前后，董必武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直接从事干部教育。1928年9月至1931年底，董必武先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学习，在列宁学院学习期间，董必武同时担任该校中国工人特别班的语文课教学和政治辅导工作。1931年底，董必武在列宁学院毕业，由于成绩优异，学院领导曾想留他在校任教，但他一再提出回国请求，希望到中央根据地去。经组织批准，他于次年3月离开莫斯科回国。9月，根据中央安排，董必武抵达瑞金，以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分配他到训练团级以上红军干部的红军学校任政治委员，先后与校长刘伯承、叶剑英搭档，相处十分融洽。
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在瑞金开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共中央党校前身，校址先设在瑞金叶坪洋溪村，后迁至沙洲坝乡南竹坎下村。1933年3月13日，中央党校正式开学。中央委任董必武为教务长，4月接替杨尚昆任副校长。由于当时的校长是党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张闻天，董必武实际上成为我党创办的第一所党校负责人。董必武主持党校工作，全面贯彻党的干部教育方针。除行政工作外，董必武还承担三个班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课程讲授任务。3月18日，董必武给全体学员讲了第一堂大课《巴黎公社》，当时的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于此前专门登了一则启事：“本校定于巴黎公社纪念日（三月十八日）午前十时在本校俱乐部，举行第一次学术讲演。讲题：‘巴黎公社’。讲演人：董必武同志。希望各同志踊跃参加。”因此，听讲的人非常踊跃。
抗战前期，董必武利用统一战线开展干部教育。抗战爆发后，董必武受中央委派来到武汉。他认为在国共合作期间，通过国民政府机构，用合法名义开办训练班，培养、训练一批干部，无论对恢复发展中共各级组织还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恢复湖北国统区党组织的同时，董必武充分利用统一战线开展干部教育。
1937年初，中央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为了适应抗大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为了加强对从各地投奔到延安的青年学生、张学良东北军学兵队青年军官、杨虎城西北军青年学兵队、国统区来延安找党组织的共产党员、海外归来的青年侨胞的教育和培养，以便迅速胜任抗日工作，中央把上述人员统编为第四大队。为完成这一重任，中央又决定董必武为第四大队政治委员。3月，董必武即从中央党校来到抗大第四大队，直至抗战爆发才离开抗大。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培养党的干部，迎接抗日战争，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这是遵义会议后正式组建的中央党校，从此“中共中央党校”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并任命董必武为党校校长，成仿吾任教务主任，临时设在瓦窑堡附近的第二完小。中央党校于1935年12月开学，在此举办了两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还举办了一期教员班。1936年2月，党校部分学员和教员在成仿吾带领下参加东征，驻榆林地方军阀部队乘机袭击瓦窑堡，董必武率领党校留守人员随中央机关转移到保安一带，党校分散在城西以任坪为中心的附近上下二十里的一条大山沟的四个村子里。东征结束后，为适应一批爱国学生的到来，党校设立了高级班和普通班，还专设了一个少数民族班，董必武对少数民族班倾注了更多心血。9月，董必武又率党校师生迁移到长城脚下的定边。不久，随着三大主力红军会合，红四方面军党校与中央党校合并。1937年1月13日，党校随中央机关迁到延安，设在延安东门外桥儿沟天主教堂内。
1937年9月，董必武一到武汉，就向湖北省建设厅长兼省合作委员会主任石瑛提出，要他多做有益于抗日的工作。在董必武的推动下，石瑛决定以省合作委员会名义在应城汤池举办农村合作事业训练班。董必武又与周恩来一起同湖北省中共工委商量，决定派省委领导人陶铸等以公开身份去领导训练班。该班于1937年12月20日开学，到1938年5月共举办五期，培训了300多名知识青年干部。王明到武汉后，责令汤池训练班“妨碍统一战线就不要再办了”，指责陶铸“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撤销了他的中共湖北省委领导职务。董必武支持陶铸顶住王明错误路线造成的压力，坚持按原计划继续办班，又培训了约600名干部。鄂中沦陷后，这些学生创建了鄂中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成为以后鄂豫边区的中心地带。
解放前一段时期，董必武结合教育整顿狠抓干部教育。1948年9月，董必武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和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在亲自领导教育工作恢复、整顿和提高的同时，又紧抓干部教育工作。当时，为适应生产建设和迎接全国胜利所需各种干部和技术人才的需要，董必武领导华北人民政府及时创办了革命大学、职工学校，扩大了华北大学及所属各学院；各省举办了干部学校或训练班，吸收城市及新区知识分子、职员、工人、青年学生，对他们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及专业技能训练，把大批失学失业或走错了路的知识分子，培养成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员。为做好城市接管工作，1948年11月，董必武又提议成立市政干部训练所，抽调学员集中训练，然后分至附近市区或华北人民政府各部门实习，为顺利接管各大城市做干部准备。
最早实行导师制的是英国牛津大学，时间可以追溯到14世纪，几百年来，牛津大学通过实行导师制培养出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同时英国历史上的多名首相也毕业于牛津大学[2]。随后，本科生导师制开始在世界各大高校中逐渐应用。在我国高校中，本科生导师制起步较晚，最早是在1938年浙江大学实行。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政治原因，本科生导师制被逐渐放弃，被苏联教育模式的学年制慢慢取代，并且一直沿用到今天。
为适应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董必武在领导湖北党务、政务过程中，始终把培养革命人才作为一项突出任务，直接主持创办了各类干部学校，大力培训党务干部，培养工人、农民和教师骨干。1926年暑假期间，董必武主办了党员训练班。1927年，他又倡导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开办了两期党务干部培训班，亲自主持并授课。第一期于3月底结业，学员300名。第二期招收学员200名。同年3、4月间，董必武派吴德峰主办了农民自卫军干部养成所，专门培养农民武装干部。其后又由省农协在武昌粮道街开办湖北省农民武装干部训练班，恰逢夏斗寅发动军事叛乱，参加训练班的400名学员先被送到武汉中央军校进行军事培训，随时准备参战，直到平定夏斗寅叛乱结束后的6月1日才正式开学。同时，董必武倡议筹办了湖北省中小学教师党义研究所，共举办了两期，每期三个月，均招收学员200名，由董必武亲自兼任所长并授课。在董必武的推动和倡导下，湖北许多县都仿效创办了本地的教师党义研究所。
所以，办公室工作需要建立一些规范制度来规避不恰当使用同理心导致的对制度和道德的侵蚀。首先是办公室各项业务工作都要有依据、有制度、有规定，这是使用同理心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条件，在制度规定范围内使用同理心做好各项工作是受鼓励的，但是决不允许出于同理心，为了帮助某个人而置制度于不顾。其次是加强制度学习、同理心把关。每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首先应该学习岗位工作制度，学懂弄通后才能开始开展这方面的工作，鼓励工作人员为做好工作在制度范围内使用同理心。如稍有不慎，同理心泛滥、凌驾于制度之上的时候就要给予提醒，确保办公室工作人员合理使用同理心。
1939年初，董必武指示杨显东在鄂西北谷城以茨河镇为中心，开办“鄂北棉业讲习所”，培训了大约100名知识青年；通过进步人士、河南鸡公山林场场长李相符的关系，在鸡公山举办训练班培训干部，毕业学员全部转到鄂中地区从事游击战争。
以上各种训练班培养出来的学员，后来都成为鄂豫皖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和新四军第二、四、五师重要干部来源，为开展鄂豫边区及华中地区敌后游击战争做出了突出贡献。
1937年12月，董必武又通过中共湖北省委先后派彭康、方毅到黄安七里坪，以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处的合法名义，举办抗日青年训练班，这是继1937年10月七里坪游击队训练班后的又一次训练班。共举办三期，坚持了8个月，培训了600多名学员。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的安全隐患，直接威胁到了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使用，需要实施针对性的改革管理措施，促进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
董必武在干部教育过程中，十分注重实践环节的教育。早在武汉中学时期，他就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他与陈潭秋等以武汉中学为依托创办各种教育社团，促进青年学生到工厂农村去接近工农群众。利用假期组织师生深入工厂、农村和城市街道作社会调查，开办工人夜校、农民夜校和识字班，宣传革命道理，发动工农群众，要求学员回来后每人写一篇社会调查材料、工作汇报，或写一首诗、一首民歌，总结自己的收获体会，既提高理论水平，又提高实践组织能力。对于这种做法，董必武后来曾回忆说：“这样一些学习都不是书本子上的字句中所能寻得出的，甚至马列主义的书的字句中也寻不出。这只有在群众斗争的活生生的事实中去虚心领会，去刻意追求，去脚踏实地地试验，才会得到成果的。”这就启示我们，干部教育不同于国民教育，不是主要给学员系统的知识培训，而应以问题为导向，围绕解决实际问题开展培训，缺什么补什么；还要将实践作为干部教育的必经环节，贯穿干部教育全过程。
二、董必武干部教育思想主张
董必武在干部教育实践过程中，采取的一些作法或提出的一些思想主张主要有五个方面。
其三，十分重视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
大革命后期，董必武在自己主办的湖北省中小学教师党义研究所第一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中就讲过：“本所之目的，是要打破什么教育神圣，教育万能。我们办教育，上要观察社会之需要和要求，即造成一个什么人才，供应社会。就是说，我们教育不是讲究什么高深学理，会造成一个如何了不得的圣贤，要因社会要求而教育，尤其要把教育平民化、团体化、革命化，去造成社会的需要和要求的工具。”（《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5日）
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在金融领域一直是一个关注的热点。国际金融市场在推动全球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风险，主要由国际金融投资者主观预期、投资交易成本、投资者的投机行为和一个国家本身的金融市场状况等因素引起。其中，离岸金融市场基本不受所在国法规和税制的限制，利率一般以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为标准，利差很小，富有吸引力和竞争力，促进了全球资金的流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董必武为培养政法干部呕心沥血。他主要领导国家政权建设和政法工作，在亲自抓政法学院和综合性大学法学院系改造、创建及教学的同时，非常重视政法干部的教育培养。董必武在各种会议上呼吁重视政法干部的补充和培养，几次就政法干部训练问题写信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或向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情况。董必武还要求教育部帮助政法部门训练政法干部，相互经常进行联系；提出筹办政法干校等措施，加快政法干部的培养；进而提出除中央设立政法干校一所外，各大行政区亦须办一所，训练县级以上政法部门负责人。后来教育部提出不仅在各大区办政法干校，而且大区还可以办政法学院的设想，董必武表示赞成和支持。在董必武的呼吁和推动下，到1954年，中央和各大行政区政法高等干校已有5个，一些政法干校后来还发展成为正规的政法高等学校。轮训班作为政法干校重要补充，在各地也办了不少。在政法干部教育培训方面董必武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二，高度重视理想信念教育。
建党之初，在武汉中学办学过程中，董必武为了培养一批信仰马列主义追求社会进步的有理想的革命青年，十分注重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他通过恽代英的利群书社等各种渠道引进一批马列著作和国内的进步书刊作为教材，供师生阅读，书籍有《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共产主义原理》《俄国新经济政策》等，杂志有《新青年》《共产党》《湘江评论》《武汉星期评论》《觉悟》《向导》等。董必武还自编国文课本，采用白话文教学，讲国文课时多向学生灌输具有人民性的诗文。倡导学生在课外阅读报纸书刊，关心国内外大事。指导学生办起《武汉中学周刊》，编写《政治问答》。邀请李汉俊、恽代英、刘子通等到校演讲社会主义问题。在中央党校和延安抗大时期，董必武更是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常对学员们讲：“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要不怕苦，不怕掉脑壳，将革命进行到底。”还说：“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然后才能写得出好的文章。”一些参加过中央党校、抗大学习的同志在回忆董老的文章中写道：“董老在各个时期培训干部，首先都抓对学员的革命信念、理想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董老认为一个人没有正确的信念和远大的理想，就不会有革命的要求和动力。”
其一，特别强调实践教育。
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之后，在抓干部培训时，董必武始终不忘对学员进行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他常对学员讲：“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这种作风就是我们党的作风。我们党员就是因为有了这种优良作风，才能够在漫长的二十八个年头中，克服党内党外的种种危险，壮大到今天这样大的地步。如果我们的同志因为胜利，就显得意志薄弱，抛弃过去的优良作风，那才是危险万分呢！”他还说：“我们共产党有一个革命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共产主义的忘我精神。”在延安抗大期间，董必武每周都要给学员讲两次党史课，帮助学员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传统。
革命传统教育是党的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方式。随着今天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享乐主义、奢华意识时时侵蚀着党员干部的思想，我们需要按照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教导，更加重视对干部进行党的优良作风和革命传统教育，在教育方式方法上也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其四，十分注重思想政治工作。
在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期间，当时，江西苏区的一些人存在“左”倾思想，有的学员受人煽动，准备攻击毛泽东的军事路线。董必武洞察到这一苗头后，迅速采取措施，教育学员要明辨是非，不可盲从。在延安党校期间，当时红四方面军党校与中央党校合并，张国焘的分裂行径造成的两大主力红军之间的隔阂一时难以消除。为了解开部分红军指战员心中的疑惑和疙瘩，增强党的团结，董必武向党校教员和学员反复进行教育，宣传中央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方针，说明张国焘的错误是他个人的问题，不能与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混为一谈，清除了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学员中所造成的种种影响，使中央党校呈现出一派团结的气氛，也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团结。在延安抗大期间，董必武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办抗大的指导思想，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不仅利用自己的优势亲自给学员授课，做思想工作，还经常邀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等人到大队讲课。在董必武和全体教职员的共同努力下，第四大队609名男女知识青年中，有427名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约占知识青年总数的70℅。第四大队成为学习和团结的先进典型。
其五，十分注重言传身教。
在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董必武严于律已，时刻注意用自身的形象，影响身边的高级干部学员。当时，苏区中央局规定干部都要参加义务劳动，董必武为了教育高级干部学员遵守这一制度，经常带头执行。一天早上，党校一个小组的同志去帮一户烈属耕田，刚到田头就看到董必武校长已经在那里忙活了，只见他打着赤膊、卷着裤腿、满头大汗，已经耕完了两亩地。大家十分感动，纷纷对他说：您都快50岁的人了，工作又那么忙，不来都可以，可您比我们来得还早，您还是回去吧！董必武摇摇头，边干边说：参加义务劳动是党在根据地定的制度，我是党的干部，应该带头执行。说完，他就和大家一起干了起来。延安党校期间，当时中央刚刚落脚陕北，各方面条件极为艰苦，董必武带头艰苦奋斗。他虽是校长，却没有任何特殊，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长板凳，合用一张硬板床。为了方便工作，他花1块多钱买了一块怀表。这块表又大又响，走得也不准，大家都叫它“火车表”。但董必武说：反正快慢误差不超过半小时就行。有会议时，表快了，我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不就调对了吗？由于这些，学员们都尊称董必武是“培养一代人才的匠师”“言传身教的楷模”。
董必武从事干部教育的实践是我党干部教育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董必武干部教育思想和主张是我们党干部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干部教育工作者，我们应当学习董必武重视干部教育、热心干部教育、专注干部教育的实践风范，借鉴董必武关于干部教育的思想和主张，埋头实干，为党的干部教育事业改革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1）年满三岁的小朋友应隔一段时间到正规的视光中心进行全面的视力检查，建立视觉档案，以便视觉训练师了解孩子未来视力的情况，做出针对性预防方案。
崔：谈到这个话题，我想到了您为理想的声音所采用的许多方法，而其中不少方法是我们所不多见的。比如您的座椅高度，您通常选择较低的座椅高度，使手臂与琴键几乎处于同一水平面。只有在少数作品中，如您在“范·克莱本比赛”中演奏普罗科菲耶夫的练习曲时，才会将座椅调高，请问对于座椅高度，您有怎样的思考？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校红安分校）
责任编辑/张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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