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个意义链和问题链定义的精神世界。历史的核心问题是一种文明的生死问题。只要一个文明的意义链和问题链不断保持生长状态，就会一直存在；意义链和问题链中断了，文明也就终结了。因此，历史成为了文明的生存方式和根基。要保证历史的意义链和问题链具有开放的无穷性和未来性，就需要将历史不断重新问题化，使历史言说能够始终维持历史问题处于永无定论的状态，这样才得以建构无穷延伸的意义链和问题链。
一
究竟什么是历史的根本问题？毫无疑问，历史包含着仁智各有所见的许多重要问题，但如果归结为一个问题，我愿意说，历史的问题就是文明的生死，因为文明与历史同生死。假如历史只是求证史实而与文明的生死无关，那么历史就不那么重要了，无关生死的知识就不可能非常重要。人们之所以对兴亡成败、治乱盛衰的经验怀有无比兴趣，就是因为事关生死。人之所作所为，其价值由文明来解释，所以，一切事物的生死意义最终都在于文明的生死。文明的生死是一个存在论级别的问题，它解释了“继续存在”是“存在”的意义所在，因此，历史不仅仅是历史，同时也是形而上学。一种文明的生存之道就是一种文明的生长方式和维持存在的方法论，即历史之道。历史之道有多深的渊源、有何种去处、有多远的未来，就取决于它能够形成什么样的意义链和问题链。可以说，历史的意义链和问题链意味着一种文明的生死。
历史的解释系统首先基于时间的分类法，以按照生活方式的历法和纪年标识出“生活时间”，在此基础上，值得铭记的事迹进一步在时间中形成人文线索，在人类所作万事之间建立意义关联和问题关联，即意义链或问题链，也就定义了“人文时间”。
为什么一个时刻比另一个时刻更重要？为什么有的时刻必须铭记而有些时刻只是似水流年？这取决于一个时刻是否具有人文时间上的意义，从而区别于无差别的似水流年。每一个本身无差别的时刻之所以获得独特意义就在于它能够成为历史的意义链或问题链中的一环。没有哪一个时刻能够仅凭自身去定义其意义，在历史中，总是由后来的事情赋予先前事情以意义，由后续的工作去证明先前工作的意义，就是说，意义永远有待未来性，意义不是事物的一个常数，而是未来的一个函数。假如没有后续工作，先前的工作就在断裂中失去意义。所以说，没有一个现时能够因为本身而具有意义，也没有一件当下的事情能够自保其意义，在历史中的每件事情，其意义和价值都不是自足的，都取决于它在后续历史中的延伸力。
再生语境意味着：（1）语境是多层次情况叠加而成的，就像有着多层矿产。一个语境能够显现出多少种意义，在于我们有多少种方式去开发它，所以语境无法封场，总是留下需要不断应答的新问题，后人能够以不同的勘探法去做出多种互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却同样有效的解释。（2）既然一个语境是连续生成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给定而稳定的结构，于是，语境在时间中呈现为多种语境的叠加，只不过人们通常专注于语境的某个切片，可是每个语境的“切片”都不足以形成充分解释，但如果把整个历史过程都看作是一个事物的语境，却又等于消解了语境。于是，语境的限度在哪里？这是形成有效解释的一个困难。（3）演化中的语境连续体并非如数学时间那般均匀，其中一些演化环节是创造历史的时刻，或兴衰转折，或改朝换代，甚至是古今之变，那么，在时序中的哪些时刻可以被认定为是变迁的临界点，却未必是当时语境所能够确定的。一个时刻的重要性总在于其“后效”，于是语境就变成一连串没有结尾的语境，永远需要“以观后效”。
二狗伢唱罢，正得意着呢，没想到这女子也是见过世面的，只见她不气不恼，回头笑道，我看是先把你的嘴壳子洗肿呢！
当代史学不愿意使用悬案作为依据，于是发现了“语境”，使之成为解释事件的新坐标。一个事件所发生的语境决定了这个事件的作用和影响，即语境性的意义。当代史学非常看重语境化的意义，通常认为语境能够如实解释一个事件的意义，因此，要理解一个事件就只能在其发生的语境里去定位。回到语境去，固然是如实理解事件的一个重要条件，可是，如实描述语境却是一个可疑的想象，至今似乎尚无足以忽视克罗齐命题的历史知识论。另外，我们也不能忘记还有“时过境迁”的问题。“境迁”不在于质疑是否真的能够如实回到当时的语境去，也不是质疑语境的重要性，而是提醒，每个语境都有着不确定性和非封闭性，总是处于连续变化的状态，因此难以确定一个独立有效的语境，可见，语境并不是一个能够从历史过程中孤立切割出来的一个自足事态，也不是一个已经勘探完毕的历史空间，而是一个无边界的动态连续体，因此不存在任何“封场语境”，而只有“再生语境”。
布罗代尔未必同意这种貌似“唯心主义”的看法，对他来说，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唯物主义”结构演变史才是深层历史。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毫无疑问有利于解释物质生活的演变，但同时仍然需要一条能够解释精神生活的线索。在此，我们需要把“思想史”理解为一个广义概念：所谓思想，并不限于历史文献中的思想和理论，也不仅仅是当事人的思想，还包括铸造在制度里的观念，即一切社会游戏规则所蕴含的制度化观念，包括政治制度、法律、伦理、分配规则、文化标准、教育制度、时空管理制度，等等。化为制度实践的观念既不是唯心的也不是唯物的，而是兼备观念性和实践性的现实力量。历史所关注的“思想”正是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交集，物质和精神在此无争论，而是一体的。充分的意义链和问题链就在于制度和思想的双重传承和互相建构。
既然一个事件的性质、作用、影响和价值需要在漫长的意义链或问题链中去展开，那么，这是否消解了语境的当时意义？我们需要分辨语境与意义链或问题链之间的关系。曾经颇为流行的目的论历史观认为，一个事件的意义在于它所担负的历史使命，而历史使命则由遥遥在望的历史最终目的所预定。典型者有黑格尔史观、马克思主义史观、自由主义进步史观。按照这种理论，历史的最终目的是一切事件的意义索引，每个事件都可以根据事先预告的历史最终目的去查对其意义。可问题是，那个最终目的本身的意义却无从查对，无处证实，是个悬案。
历史也意味着一个无情的事实，或为大浪淘沙，或为势利选择，通常只让帝王将相或圣人伟人的事迹留在历史中。但这个“有别原则”却与歧视无关，而与什么需要被铭记、什么需要加以复习、什么需要不断被解释和重新理解有关。历史总是后人希望看到的历史。如果一件事情值得被记忆、值得被反复讨论并需要加以保护，这件事情的历史性必定具有当代性，具有足够的精神能量以其短暂的时刻去占据自发生以来的长期时间。所以，历史不仅仅是往事的写照，而是对意义链和问题链的建构。一件事情只有当它成为时间的一个精神刻度才会作为意义链或问题链的一环而存在于历史中。大多数往事注定逝去如烟，大多数英雄也被浪花淘尽。
显然，一个事件或一个语境的“历史后效”才是理解历史的关键问题。为了分析历史后效，我们因此引入意义链和问题链的概念。意义链和问题链标示着历史的精神刻度，能够显示历史的精神演化的里程。从这个角度看，事件史的深处实为思想史，或者说，思想史是事件史的深层结构。历史所蕴含的思想只有一部分是事件当事人的思想，而当事人的思想必需具有历史后效才能够获得重大意义，就是说，历史中的思想必需能够展开为意义链和问题链才是有价值的，因此，发现历史所蕴含的思想，关键在于为之建构意义链和问题链，而“重演”当事人的思想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
关乎天下兴衰存亡之事就是大事，这个原则是清楚了，但到底哪些事情真正决定了兴衰存亡，却未必是最为显眼的事件。建国立法、制度革命或者生死之战固然是关乎大义之事，但并不能忽视那些相对缓慢的变化，渐变有可能蕴含力道更为深远的变化。马克思和布罗代尔等就认为经济、技术和社会生活的渐变是更深刻的大事，尤其以“长时段”尺度去考察的话。以《春秋》和《史记》为范本的中国史学传统更早意识到了长时段尺度的意义，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原则就是长时段原则的最好表述。最具深远影响的大事往往事后很久才被意识到，于是人们在事后不断修改历史解释，甚至在数百年后又给出颠覆性的全新解释，以至于永无定论，古史常新。布罗代尔是对的，大事不是喧嚣一时的新闻，不是纷纷争鸣的一时论战，真正的大事可能是不显眼而意味深长的变迁，特别是制度和技术的演化。对此，我相信还必须加上思想方法论和概念系统的演化。可见，终究是大义定义了什么是大事，而不是相反。
不同的照射数目，90%等剂量线所覆盖PTV剂量分布状况一样，靶区剂量的分布受照射野数目的影响不大，90%体积的PTV接受最低剂量是50 Gy。靶区以外卷入正常组织的5野布野比9、7野布野多，其中9野布野最少，脊髓保护5野低于7、9野。
在意义链和问题链中展开的是一个文明整体的问题，事关一种文明的生长能力。就潜力而言，意义链和问题链可以无穷延伸，但实际上也可能由于外部破坏或内部自毁而产生无法恢复的中断，那就是一种文明的死亡。我们没有能力预料一种文明的意义链或问题链到底会停在哪里。意义链和问题链实为一种文明生长方式的互补功能。意义链的功能在于精神基因的自身肯定、复制、强化和深化，使一种文明虽经变易而能够保持其所是；问题链的作用则在于一种文明对自身精神基因的自我反思、更新和创造，使一种文明在保持其所是的情况下能够不断维新。意义链是延伸性的，问题链是反思性的，结合而成为一种文明建构自身的能力，即内在于一种文明之中具有自反性的循环维新能力。意义链和问题链的建构能力就在于始终处于互相激活的状态：如果没有问题链，观念就变成定论，而定论使思想失去活性；如果没有意义链，就没有值得提问的事情，也就不需要思想了。意义链和问题链联合建构的是历史性的链接，并非按照自然时序去建立事件关系，而是可以在任何时间点之间建立问题或意义的链接，因此，这种链接表达的不是事件的因果性，而是意义的关联性。事件之间的时间衔接只是事实过程，意义或问题的历史性链接才构成了精神性的历史。简单地说，事实过程不是历史，意义链和问题链才是历史。
所有对生活形成历史后效的大事都值得记述和解释，但并非所有必须“记”的事情都值得“述”。所记之事成为历史之账本，所述的意义则揭示历史之道，就是说，值得“述”的事情必是对存在秩序的立法。“作”通过“述”超越了时间流逝而始终在场，成为后人继续创作的精神根据，因此，精神的连续性尤其在于“所作”化为“所述”。如章学诚所言，作是立法，述为立教，各有其功，因此“制作之为圣，而立教之为师”。立法者莫过于周公，而立教者莫过于孔子。孔子之立教，虽非制度立法，却是精神立法。司马迁就认为孔子之功不止于“述”，实为精神立法之“作”：“论诗书，作春秋，学者至今则之”。孔子“作”春秋，确认了史学在中国精神世界中至上不移之地位，几将历史化为信仰。孔子并非历史意识之创始者，却是标准制定者，其标准即人道必须符合天道。所谓春秋大义，就在于以天道为准去鉴别什么是可变的或不可变的秩序。显然并非任何秩序都不得改变——否则“汤武革命”的合法性就无法解释了——而是说，改变秩序必须符合天道。可见，需要铭记的大事又在于它蕴含符合天道之大义。司马迁说得最清楚，他知道历史不写什么：“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地球膨胀论巧妙地解决了大陆拼图的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引发了许多其他问题。最明显的是对于膨胀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切合实际的解释。
二
对于意义链和问题链的建构，最基本的概念是“变易”和“生生”。这是《周易》的核心思想。变易的目的在于生生，所谓“生生之谓易”。存在只有继续存在才是活在，否则只是死在，因此，生生是存在的先验目的。继续存在必须变在，不能变在的存在只是存在的重言式，重复自身等于死，重言式在逻辑里是永真，在存在论里却是永死，所以说，生生之谓易。生生是所有历史问题的出发点，在存在论的意义上，“继续存在”作为问题先于“存在”。没有生生，存在就无法形成任何问题。围绕生生之事所展开的变易构成了历史。
历史有两类决定性的大事：“作”与“述”。这是历史分析的第二组基本概念。“作”即创制，其关键含义是创制未来，即创造了某种具有继续存在的能量的存在秩序；“述”则是对“作”的精神解释，即解释已经发生的伟大创作所蕴含的观念和问题。“作”创制了历史的意义链和问题链，“述”则解释了延伸着的意义链和问题链，在这个意义上，“作”与“述”正是历史的生命形式。任何一种“作”或者“述”都必须上承先前之“作”与“述”所开拓的意义和问题，同时开拓下接未来的“作”与“述”的意义和问题。
《周易·系辞下》有关于早期文明的伟大之“作”的综述，罗列了从物质技术到精神制度的发明，包括形而上的概念－意象系统（八卦）、渔猎的网、农耕工具、贸易市场、政治制度、语言文字、舟船车马、房屋居所、棺椁墓穴等的发明。《尚书》《韩非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世本》等古书也同样记载了远古的类似重大发明。从以上古史记载的“作”来看，古人的创制都创造了有利于人类生生不息的未来。
意义链和问题链标识出一种历史理解自身历史性的关键线索，是历史对自身的反思和解释的路标，也可以说，意义链和问题链是历史为自身建立的“索引”或自我检索系统，历史借此得以解释自身的意义。这种自我检索显然是自相关的，自相关在逻辑上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陷阱，但历史的自我检索却是一个开放性的动态循环系统，通过永无定论的动态自相关而形成生生不息的效果，从而避免了悖论。通过意义链和问题链的概念，我们得以考察一种历史如何建构自身。显然，任何一个历史事实，无论是事件还是人物，都不足以建构其自身的意义，都必须通过意义链和问题链的延伸才能够形成“历史意义”，而且，任何一个历史事实具有何种重要性，都取决于意义链和问题链的延伸程度。只要意义链和问题链的延伸没有终止，历史就是始终活跃在场的精神世界。所以说，历史意义并不属于一个历史事实本身，而在于这个事件所提出问题的未来性，没有未来性就没有意义。任何一个历史事实都不是答案，而是对未来提出的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遗留问题。所有事件性或语境性的意义都在不断分叉展开和演化的意义链和问题链中被修改、替换、抛弃或复活。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历史之道没有预先程序，而注目未来性的意义链和问题链意味着一个不预设任何历史终点或最终目的历史分析和解释框架。
教育的发展在于从事教育工作的人，而教育人的发展又离不开自身的专业成长，成长则又离不开终身的培训。教师进修学校作为培训机构，必须开拓思路，顺应时代发展需求探索符合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培训新体系。而“送培下乡”是新体系中的一个重点，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县域内“送培下乡”培训活动的新举措。
历史大事莫过于古今之变。因此，“古”与“今”的概念是理解历史变迁的第三组坐标。与“过去-现在-未来”三分概念的心理时态不同，“古-今”的二分概念表达的是历史时态，是对历史性的划分，却不是对时间性的划分。尽管“未来”尚未到场而落在“古今”之外，却是解释古今概念的画外音，是古今的全部意义之所在。如果没有未来，“今”就是终止符，而“古”也随着历史终结而失去意义。与生命同理，精神世界之生死也在于是否能够不断生长和延伸。比如说，一种完全无法解读的古代文字的意义就是被封存的死意义，不再是可资利用的遗产。
未来尚未存在，因此未来不是一个知识对象，可未来又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因此是一个形而上问题。墨子说过：“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墨子这个原则在变化缓慢的古代有较大的成功率，但并非普遍有效。即使在经验相对稳定的古代，以往知来也并不必然可靠，因此，在经验失灵之时，就必须有所创作，重新开启未来的可能路径。墨子的“以往知来”只说出了未来问题的一半，问题的另一半是“以作开来”。“作”使存在进入变在状态，使均匀时序变成起伏时刻，于是时间变成了历史。“今”的意象是木铎，是王者通知新法告别旧法之号令，所以“今”虽是此时，其意义却在未来。能够称为“今”的创制必定意味着一种存在秩序的开始，由此可见，“今”是蕴含未来性的历史时态，宣告了未来提前在场而具有当代性，使时间超出了当下状态的现时。“古与今”都是根据“作”而定义的历史时态，分别指称过去完成时的历史创制和现在进行时的历史创制，因此与自然时态之间存在着时间错位。如果一种现行的生活没有发生存在秩序的改变，没有新“作”，那么，即使在时间时态上属于现在时，在历史时态上也仍然属于“古”；如果一个制度或精神结构一直不变，即使属于很久之前的创制，也一直具有“今”的当代性。以古今概念去定义历史时态，则可见一段自然时间可以很长而其历史很短，或相反，一段自然时间很短而其历史很长。
古今之别，要义在于存在秩序的改变，表现为广义的“革命”概念，既包括政治革命和制度革命，也包括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等，通常最受关注的是制度革命。就中国制度之古今而言，可以说有过三次制度革命：商周之变、周秦之变、现代中国之变。古今分野的历史意识可能源于“汤武革命”的历史经验，但成为历史分析模式则归功于司马迁，他意识到了“通古今”的意义链。司马迁所反思的“古今”主要是周秦之变，这次古今之变不止是改朝换代，更是制度革命，意味着历史时态的变更，远不止是斗转星移。司马迁似乎没有看到商周之变也是一次制度革命的古今之变，因为按照汉朝人的理解，自黄帝尧舜汤武直到秦始皇之前的政治社会制度一直都属于天下王道制度，所以都归为先秦之“古”。汉朝人的这个理解并不太准确，但无伤大雅。以三代为代表的王道政治有可能是自黄帝至先秦的共同理想，但天下制度，包括封建诸侯和制度化礼乐，却是西周的创制。在周朝之前，尧舜夏商都只是万国盟约体系，尚未建立制度化的天下体系。秦始皇废诸侯封建，建立郡县一统，这个“大一统”制度是创造历史之作，力度堪比周公之作，相对于“古”的历史时态，秦开创了“今”的历史时态。假如单以制度变迁论古今，那么，秦朝之后的两千多年一直都属于秦汉制度之“今”。秦汉之“今”终结于清末而变成了“古”。现代中国之“今”却是一直尚未定型而仍然处于建构中的“今”，即所谓现代性。然而，中国的现代性尚未完成，全球化运动又将现代中国深深卷入全世界共享的全球性之“今”，于是今天的中国同时身处重叠的两种“今”的历史时态。除了现代性和全球性的双时态，今天还面临着比制度革命更深刻的技术革命，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和量子物理等，这是可能导致“存在之变”的存在论革命，是被预告的未来时态，如此便同时身处三个“今”历史时态。此乃自古未有之事，此中有着最复杂的命运，在此不论。
就社会状态而言，古今一切变化又呈现为治与乱的循环转换，因此，“治与乱”是与“古与今”并列的另一组历史分析概念，用来分析社会的有序度。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六韬》也说：“天下熙熙，一盈一虚，一治一乱。”盈虚是物质财富水平，治乱则是秩序指标。这个假托姜太公的观点指出了治乱与盈虚有着高度相关性。在古代社会，秩序与物质充裕几乎必然相关，罕见脱节的情况，但奇怪的是，今天的发达社会似乎正在走向一种由观念失序所导致的社会失序，可见治乱盈虚之间未必永远相关。无论如何，治乱循环仍然是尚无反例的变化模式。治与乱分析模型的理论优势在于，社会、国家或文化的有序度是历史评估最为有效的普遍标准，因为“有序度”能够客观评估，有着明确的经验标准。乱世意味着精神体系、制度以及社会策略的失败，所以失序；治世意味着精神体系、制度以及社会策略的成功，所以有序。更准确地说，“治”就是一个社会达到了利于经济和开展丰富生活的稳定均衡，所谓安居乐业，治的状态使得人们愿意接受现成的游戏规则而没有破坏它的积极性；“乱”则是相反的情况，经济失衡，社会失序，人人都乐意破坏规则，因为只有破坏规则才能够获利。无论治或乱，都可以有经济指标、文化丰富度、犯罪率、规则有效性、社会满意度等可测量指标的证明，而且治与乱的评估标准很少受到价值观的干扰。
村小组代表大会应该制定并通过章程(村规民约)，这是村自治的基础，关系到全体村民利益。因此在制定的时候，应最大限度听取村民意见，并保证顺利实施。村民小组代表大会还可以聘请一名专业的法律顾问，为其提供法律指导和帮助，进一步规范权力行使。
“治”未必就是最优状态，却是社会合作和社会改进的必要条件。“治乱”模式试图说明的是“什么是有效的秩序”而不是“什么是应该的”，或者说，试图说明的是“什么是祸福的社会条件”而不是去解释“什么是最好的理想社会”。对于生活来说，什么是祸福，这个问题能够清楚界定。人类的痛苦、匮乏、灾难、冲突、压抑、奴役等不幸都有忍受程度的阈限，因此人类在什么是不堪忍受的事情上有着共识；至于什么是理想的社会，却是个无边界的问题，人们总能够幻想更好的东西，而且在好事情的理解上也缺乏共识。因此，以测量苦难程度为基础的治乱模型是一个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历史分析模式。
历史的意义链和问题链就在变易生生、作与述、古与今、治与乱定义的历史时空中形成不断延伸的分叉路径。历史学家们根据各自所发现的不同意义链和问题链叙述了不同的历史故事，因此我们阅读到的历史呈现为重叠的多维时空，虽然只有一个世界，却有多种历史叙事，于是世界在历史中变成复数。意义链和问题链蕴含无限延伸的能力，从而使生活世界具有内在的无限性，于是，形而上的无限性不再是一个远在天边的超验问号，而变成了近在眼前的生活内部问题。
(4)保留um弧线，连接mn线段，ny线段，yx线段，保留xv弧线，再将除A 、B中心线及φe圆以外的线删除，再在x处倒Rs=1.5的圆角，得图6。
青辰惊呼了出来，他知道，那一定不是普通的蛛丝，那一定是杀人的利器！师父那样苍老，连走路都颤颤巍巍，又如何能躲得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摘自《哲学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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