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摘 要：宋学勤是一位中年党史学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本次访谈意在通过她的亲身体会说明中共党史学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一样，具有资政、育人等方面的社会功能。由于它的政治性强，且内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与整个国家的发展、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它的社会功能也就更加突出。通过访谈也说明，一位优秀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研究水平，能够切合教学需要，通过科研来扩展自己的认知领域，深化自己的能力和见解，不断提高教书育人的水平。
关键词：宋学勤；中共党史学；社会功能
邹：宋老师您好！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每年一次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讨会上我们经常见面，但没有机会就您个人的学术经历和学术见解进行深入的交流。您是搞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今天，我访谈的目的是想谈一谈中共党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习近平同志多次讲“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等，我想听听您这位党史学者如何理解。让我们先从您的专业背景谈起。
一、史学理论和方法是从事史学研究的基础
邹：我知道您是跟随北师大陈其泰先生读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的，毕业论文写的是梁启超。但您现在从事的却是中共党史教学和科研工作，那么史学理论专业的基础对现在的工作有帮助吗？
宋：有人也问过我这样的问题：“您既然是学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专业的，但现在却在马克思主义学院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有的人不清楚，史学理论专业毕业的人不一定要从事史学理论的工作，他也可以从事历史学各个学科的工作，因为史学理论是从事史学各专业的基础。中共党史学也是历史学，有了这个基础，进入这个领域就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邹：在史学理论的体系中，对史学功能的问题有很多阐述。今天我们想探讨中共党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您是不是也要从这些基本的理论谈起呢？
宋：是这样的。中共党史学也是历史科学，它的社会功能与历史学总体的功能是一致的。
历史有什么用？历史学的价值何在？古今中外许多哲人或史学家都曾作了解答。中国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中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道出了史学与国家、个人之间的关系。英国学者培根说的“读史使人明智”这句话，则更明确地说出了史学和每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具体内涵而言，历史的价值或历史学的功能是丰富而多元的，它可以包括社会功能与学术功能两个方面。这里我们主要谈的是社会功能。
社会功能是指史学成果对社会整体所产生的作用或效能。历史是一种过往的客观存在，但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有着永远无法割舍的内在联系。正如胡乔木同志在《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中所说的：“我们要正确地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离开那个问题的历史，也就是说不能离开研究那个问题的历史学。我们生活在历史里面，也可以说，我们是在相当程度上生活在历史学里面。因为，我们不能不历史地看待问题，不管我们是否能完全做到这—点。因为历史问题本身就经常作为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历史中间的，历史上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即使有人非常不喜欢历史学，可是生活也会迫使他们去考虑历史学上的问题。”只要人们面对现实，就必须面对历史，通过研读历史指出当代社会表象的潜在构成因素，以供现实资鉴。
我觉得不同民族或国家之所以有那么不同的命运，大体上跟他们是否能够吸取经验教训以及是否具有及时、有效的纠错能力有关。历史学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能提供经验教训。《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在1944年春天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300周年而作的长篇论文，不仅在历史学界，而且在社会各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1944年是甲申年，也是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倾覆明朝统治300周年。当此之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面明显转变，民主力量蒸蒸日上，胜利曙光遥遥在望，中国抗战也由艰难局面开始转为战略反攻态势。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对于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已经取得可观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正是提供了一面在胜利面前如何防止骄傲自满、保持旺盛斗志的借鉴之镜。郭沫若的深刻分析，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在1944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的信中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宋：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从20世纪50年代建立以来，始终重视教材建设。例如中共党史学科和中共党史系的创始人何干之教授早在1954年就主编出版了《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被高教部确定为全国高校教材。中共党史系的老主任、著名党史学家胡华教授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也印数很多、影响很大。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党史系出版的《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也被全国各高校普遍使用。但由于当今学术研究进展迅速，新材料、新视角、新观点不断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版的教材，无论是涵盖范围、材料还是观点，都已经落后于时代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同时近些年出现的新课程、新领域也需要编写新的教材。因此，中共党史系组织编写了一批教材，称为“21世纪党史国史系列教材”，包括《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和由我撰著的《中共党史学概论》等。为什么要编写这本概论呢？我觉得中共党史研究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智力工程，需要研究者掌握基本的理论方法与学术规范，只有在掌握基本的史学理论的基础上，构建起相应的知识结构，然后结合中共党史研究的实践，才能进一步了解掌握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增强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为步入党史研究领域打下牢固基础。我在撰写这本书时，坚持立足于国内外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前沿，结合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用史学理论解读与分析中共党史研究实践，并且竭力融汇中西，将西方史学方法引入中共党史研究，力图在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4）训练方式、手段及步骤：可采取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尽量由学生自行选择方言区接近的同伴作为组员，组队之后可针对相关内容进行训练。组内成员在做介绍时，可将同一方言区的学生安排在一组，同一方言区的学生会有地域自豪感，在进行自我介绍时可联系自己家乡进行阐述。教师可根据学生表达内容，采用“因地施教”的教学方法，进行内容的讲解。
宋：这么多年从事党史的教学，确实也有自己的体会。作为深具历史学属性的中共党史学，具有与历史学相同的社会功能与学术功能担当。1942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就曾谈到，“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论及中共党史研究的功能，一般都会这样表述：研究中共党史有助于认识国情；研究中共党史有助于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指导现实；研究中共党史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研究中共党史是以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以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增强信念、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重要途径；是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教育人，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警诫人；等等。显然，中共党史学界特别强调其社会功能，或者说注重其政治功能的发挥，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为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工作服务。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中共党史学的功能也成了学界的热门话题。
二、中共党史学的特殊功能
邹：宋老师，您是从事中共党史教学的，多年来您从事党史的教学是不是对党史学的社会功能有着更深切的感受呢？
宋：诚如朱佳木在《重读史学名篇 汲取历史启悟》中所评价的：“这篇史论适应了中国共产党防骄拒腐的需要，为党加强自身建设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教材。郭老在文章中总结了李自成起义由胜利走向失败的深刻教训，道出了争取执政或已经执政的政治力量要想取得政权和长久执政就必须防止骄傲和腐化的铁律。”田居俭也曾撰文谈这篇史论的价值，他指出，从1944年中共中央把《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件，到20世纪50年代，这篇史论所总结的要防止在胜利面前骄傲自满、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作风的思想，曾经对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起了宝贵的鉴戒作用。历史学是一门与现实共脉动的学问，从历史中认清现实的国情，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良方，是历史学借鉴功能之体现。
邹：中共党史学一方面是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最好教材，同时它本身也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您是不是也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宋：是这样的。
邹：我们通常把中共党史作为对干部和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课程，它也和历史学其他分支一样具有学术的功能吗？
特别地，如果g(X)=ax+b,a≠0则对于的极值1，GMC(Y|X)⟺g(X)a.s.；若g是一对一的可测函数，则GMC(Y|X)=GMC(X|Y)=1，若g不是一对一的，则GMC(Y|X)=1>GMC(X|Y)≥0。
宋：这一点应该是肯定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是中共党史研究自身价值的客观体现，它以客观真实为标准，真实性、客观性越高，则价值越大。正如梁启超在《学与术》中所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梁启超指出，“学”与“术”体现了不同层面的社会需求。而“学者之职，本在发明原理原则以待人用耳。而用之与否，与夫某项原则宜适用于某时某事，此则存乎操术之人，必责治学者以兼之，甚无理也。然而操术者视学为不足轻重，则其不智亦甚矣”。这段论述清晰地表明“学”是以认识事物为旨归，而“术”则是以服务现实为方向，只有在“学”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发挥“术”的作用。“学混于术，则往往为一时私见所蔽，不能忠实以考求原理原则。”“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具体而言，任何一种政治的宣传或经验的总结，如果没有真实性做基础的话，结果都必然是自欺欺人。如果只是把中共党史学当作政治宣传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忽略了其历史学属性的求真原则而使其过分政治化，就会使中共党史研究迷失自我，丧失历史学的基本品格。当然，在意识形态纷繁复杂的当下，中共党史研究在不断推进学术进步的同时，更担负着资政育人、坚守民族精神的重任。
邹：您的意思是说，中共党史的研究与教育在复杂的意识形态环境下，担负着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但是它必须以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为基础，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
宋：您说的这种学术研究的价值是最近几十年才体现出来的。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学界开始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共党史研究的“求善”以“求真”为基，宣传教育功能以认识功能为本，逐渐成为中共党史研究主体的共识。有学者指出，中共党史研究应该既继承中国传统历史学“表征盛衰，殷鉴兴废”的借鉴功能、“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的教育功能之长，更承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认识功能之长，无所偏失地“求善”“求真”。但是，由于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共党史研究在功能、价值、标准上有着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科的特点。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不可能离开政治性、党性抽象地谈它的学术性、科学性，同样，没有学术性、科学性为基础和前提条件，也就谈不上这一学科体系的政治性、党性。中共党史研究的政治性与学术性、党性与科学性作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是无法割裂的，两者互相支撑、互相体现。离开了学术功能和价值，中共党史研究的意识形态功能和价值、政治教育功能和价值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是无法发挥和实现的。中共党史学的认识功能和价值发挥、实现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借鉴功能和价值、教育功能和价值发挥及其实现的深度和广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包括中共党史学之所以能够超越传统历史学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不仅仅是因为无产阶级无一己之私所然，而且是因为其深浸历史学以认识功能为借鉴功能、教育功能之本的精髓。
综合来看，上述人工智能医疗产品或解决方案的呈现形态大致可分为三类：智能硬件（如智能医疗设备、可穿戴设备）、计算机软件（如辅助诊断软件、医疗大数据分析软件等）和系统平台（如智能监护系统、远程诊断系统等）。由于人工智能技术主要是基于算法、模型来求解特定的问题，因而，“人工智能+医疗”的创新方案大多以硬件与软件相结合、或者单纯的软件形式呈现，很少有单纯涉及硬件改进的创新方案。正是人工智能的技术特点决定了该领域创新方案的形态特点，进而决定了这些创新方案在寻求专利保护时所面临的问题和难点。
邹：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这段论述高度概括了我们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您是如何理解的呢？
宋：习近平同志这句话确实说明了我们总结党的历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说起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这一点，我想起胡绳同志《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篇文章。此文确实是“以史识今”的一篇佳作。他的文章不是抽象地一般地比较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的优劣，而是从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的发展来说明这个问题，以确凿的事实对此作了充分的阐述，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认识，澄清错误观点。他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和总结：一是在近代中国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行不通；二是中国缺乏一个能担负领导推翻帝国主义压迫、推翻封建主义势力，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力量；三是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的抉择，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决定中国只能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四是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除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外，没有哪个政党或政治力量能够解决中国的独立问题、土地问题、民主和统一问题。胜利后的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情况，审时度势，提出了中国应该经由资本主义有某种程度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建国根本纲领。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留给中国人的可以说只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继续当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附属国；另一条道路就是实际上我们已经走过的经过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胡绳同志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人民在历史发展中是能够起主动作用的，但是并不能任意地选择前进的道路，而只能在历史所已经准备下的现实条件的范围内进行某种选择。中国人民所选择的道路，是在可能范围内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道路。”我认为，胡绳同志的这些论证通过转换时空坐标，增强了人们对现实问题认识的深度与广度。这正体现了中共党史学所具有的认识和教育功能。
邹：今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举行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强调：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必须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以引导广大青年在五四精神激励下，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您认为，习近平同志为什么要强调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这是不是对我们党史研究者提出的新要求？
宋：您说的很对！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远影响。这确实是对包括我们党史教育和研究者在内的所有史学工作者提出的新的要求。我特别注意到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要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领域开展研究，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要讲清楚为什么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讲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讲清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讲清楚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断完善发展，引导人们以史为鉴、以史为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这种大历史观，我个人理解，它不仅是认识五四运动这一个历史事件所采取的立场、观点、方法，也是认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族历史的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值得我们很好地理解和研究。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确实增强了每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感。
三、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路径
宋：是的。其实早在十多年前，我就开始关注社会史研究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态势对于当代中国史以及中共党史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中国共产党自身来看，尽管“社会建设”概念的提出是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但社会建设作为一种实践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始终的。就像您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的一切活动都与社会有着密切联系。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主动引领和建设。因此，社会史研究是深化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从2007年开始，我一直在从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引领的社会建设研究，在全面、系统梳理新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发掘社会建设进程中的社会思想逻辑。并且，试图从史学理论和方法上对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提出一些想法，撰写了《跨学科研究与当代中国史学科发展的前景》等文章。近些年来，随着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大量的“地方化”研究由于思想的缺位使得社会史研究出现了一种“碎片化”“数量组合”的趋势。并且，跨学科研究在拓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内容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提出了“思想在场”以及从议题与边界出发对当代社会史研究进行反思，撰写了《思想在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点》《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议题与边界》等文章。总的来说，社会史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大有可为。特别是对中共党史而言，社会史研究不应该圉于“地方化”的“故事”堆叠，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宏观的实践发展叙事。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社会史研究的思想性、学术规范性和创新性是值得当下的研究者深入反思的。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的学术建构应当是进一步推进社会史研究，进而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项基础性研究，为此，我写了《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的逻辑展开》，这也是我自己在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邹：郭老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后来的史学家们也高度评价此文的作用。这篇史论何以会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呢？
邹：这本教材是2012年出版的，您主讲这门课，至今也使用了好多年了。宋老师，我注意到您的工作方向，除了进行中共党史的教学研究外，还很注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和当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相结合。我觉得这是深化党史研究的一个正确方向。我访问张静如先生时他曾说过：20世纪80年代，整个学术领域进行拨乱反正，可以作的文章很多，党史领域也是如此，但这以后如何发展，随即就进入了“死胡同”。有人主张党史研究应该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或结合一些其他学科，但我认为对党史的研究要有整体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都是在整个社会的活动中进行的。一切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都与社会有密切联系，所以应该研究社会史才能使党史研究进一步深化。
邹：十几年前，我曾访问过老一辈党史研究学者张静如先生，谈到他对如何深化党史研究的观点。他说他认为中共党史可以起到政治理论课的作用，但研究它仍然要用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他说他也曾倡导过研究中共党史的史学理论、史学史、史料学、文献学等，这不是说它们与历史学有什么根本区别，而是因为没有这些东西就不能对中共的历史进行历史学的研究。党史学长期以来不讲学科性质、学科对象，也就是不把它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就很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其实是早应该有的东西。他说他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倡导工作，现在已经有人在接着做这方面的工作，写出了党史学概论、党史学史、党史学史料学等著作。宋老师，您写《中共党史学概论》，是不是为完善党史学科的建设所做的一番努力？
全世界槭树科植物超过200 种，我国已知分布有151种,占全世界槭树种类的75%。河南自然分布的槭树共有2 属、23种、2亚种、9变种, 约占全国槭树科植物种类的15%，但扩散成分丰富，过渡特征明显[2]。其中既有华北五角枫、茶条槭等景观价值很高的种类，也有河南杈叶槭、小杈叶槭等河南特有分布种类。
邹：我看到您在201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了1956年到1966年间的物质生活状况，这篇文章您主要想谈什么问题？
第一个阶段：1978—1982年。这是改革开放起步与社会生活发生新变化的初始阶段。在这4年里党和政府多措并举，开创社会生活新格局。随着拨乱反正打破束缚人们的思想枷锁，恢复高考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推行，社会得以重新焕发活力。计划生育政策的及时调整，为此后经济与社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邹：我看到2018年您发表了一篇题为《改革开放40年社会建设的辉煌进程与发展逻辑》的文章，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建设分为五个阶段，我想请您谈谈为什么要关心社会建设？
宋：我确实是写了这篇文章。改革开放40年来，党和政府较为注重民生关怀，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中国国家实力和民众生活水平迅速而大幅度提升，中国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可以说，改革开放40年社会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这40年在社会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这经历了一个艰辛且相对漫长的实践探索过程，总体上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
选择桃形李修剪、病虫害防治能手农户重点扶持，分别进行专业培训，使其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购置先进的生产设备，为桃形李农户统一提供专业的修剪、病虫害防治服务.
上述例子中，“带带拉拉、丝丝拉拉、松松垮垮”中的“带、拉、丝、松、垮”都是成词语素，是可以单独使用的。
宋：1956年到1966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迁，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逐步得到强化。10年间，户籍制、统购统销制、人民公社制、单位制等各层级的制度设计严密地规训了城乡居民的饮食、服饰等日常生活消费状况。从历时性角度来分析，10年间人民物质生活质量呈现出“两头稍高，中间较低”的波状发展态势，这与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共时性角度来看，城乡之间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与国家对社会主要资源的全面控制相统一。这表明，制度在规训社会生活时有其自身难以避免的局限。而如何构建制度与生活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让制度更好地服务于生活，是当下我们需要探讨与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一环。我感到这个时期的社会问题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所以写了这篇文章进行探讨。
第二个阶段：1982—1992年。这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与社会变革的加速阶段。农村改革的成功，使改革进一步迈开步伐，开始触及城市经济体制等一系列既有社会体制问题的核心地带。“三结合”就业方针的出台与落实、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加快了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城镇化的进程。但与此同时，既有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瓦解、大批农民进城等问题的出现，充分说明了改革在这段时期发展机遇与转型的风险并存。这个阶段，全党全社会在“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地尝试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第三个阶段：1992—2002年。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迎来快速变革。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随着党的十四大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被提上日程。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手段，促使国家在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和阶层利益关系结构等方面作出一系列深刻调整。
通过前期招标，管理企业先是获得项目管理的代理权，并与市政相关部门及项目委托单位签订《项目前期工作合同》。依据国家政府及各地方政府相关的法律条例，管理企业应组织项目设计招标会，选定中标企业完成项目的勘察及设计工作。遵照合同，工程项目开始进入前期工作阶段，其内容主要是现场勘察、初步设计及成本预估等。初步设计审核、预算申报、相关建设手续的审批等诸多事务需要有序进行，协助筹集资金、加强资金管理、申报建设许可证、图纸审核与审批等，均是建设项目管理需要注意的节奏时点，这些环节是项目运用节奏管理需注意的要点，掌握好各环节中的节奏，可避免流程出现混乱，影响项目的有序进行。
第四个阶段：2002—2012年。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社会出现多元发展的局面，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伴随着经济发展，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日趋严峻，在此背景下，党和政府更加重视社会建设，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目标。在此阶段，民生问题受到高度重视，社会保障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事业建设得到进一步深化。
第五个阶段：2012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系列重大创新思维与发展理念应运而生。近年来，中央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多层次住房保障制度创新、社会保障制度与精准扶贫、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等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改革步伐。深化改革，使社会更加公平正义，使亿万百姓对未来生活有了更清晰的预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在改革开放近40年来全党全社会不懈努力的基础之上，十九大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为创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制定出宏伟蓝图，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也将会在此新的阶段达到新的高度。
(5) 对未接受再灌注的患者，可应用替格瑞洛90mg，每日2次；或氯吡格雷75mg/d，维持至少12个月(Ⅰ,B)。
邹：您所说的这个社会建设的发展过程，每一个上些年岁的人都是亲身经历的，有着深切的感受。我们党史工作者确实也应该关注这个社会建设发展的过程，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我看到您在今年1月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改革开放的里程碑意义》的文章，论述了习近平同志2018年12月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的思想。为什么要把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看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呢？
宋：2018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在这个讲话里，习近平总书记把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地位置于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相同的高度，深刻地揭示了改革开放在现当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即它是一个开启历史、昭示未来的划时代事件。
改革开放全面深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一系列重大改革扎实推进，各项便民、惠民、利民举措持续实施，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改革开放不仅缔造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足，更可贵的在于，这一历史过程塑造了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其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内涵，是未来中国发展道路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如果把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放到人类历史的维度来加以考察，中华民族作为世界历史重要缔造者之一所开创的这一创举，不仅丰富了世界历史本身，它所缔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为其他想要摆脱贫困、走向富强的民族提供了世界样本。
从历史维度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开启改革开放道路的崭新标志，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风雨洗礼，顺应历史潮流，对中国社会和整个国家民族命运的一个伟大改变。“三大里程碑”的提出，把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三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分别作为里程碑性的事件，既有科学性，又有规律性。这一定位告诉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其伟大历史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这一定位告诉我们，在新时代的历史征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瞻远瞩的战略视野，以对人民充满深切热爱的使命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描绘了清晰的宏伟蓝图；这一定位告诉我们，我们党是一个善于吸取历史经验的党，是一个有强大执政能力的党，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党，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党，是一个有光明未来的党。
邹：习近平总书记今年3月18日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深刻阐明学校思政课的重要意义，就如何办好新时代思政课作出部署、提出要求，为做好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了重要遵循。您作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副主任，听了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是否更感到责任的重大？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进入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对原有建筑物的拆除、改造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则是建筑垃圾的大量堆积，生态环境越发脆弱。据工信部统计，我国建筑垃圾的数量已经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30%～40%。2012年，我国产生建筑垃圾15亿t，其中占建筑垃圾总量80%左右的废砖、废混凝土、废砂浆可进行循环利用。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95%以上的利用率，我国的建筑垃圾利用率仅为5%左右，只有几千万吨的建筑垃圾被利用。这些垃圾往往被运送到城郊填埋，由于处理不当，造成目前的“垃圾围城”现象。
（2）模型建立。在数据选取中通过观察可得知2014年至2016年我国的资本市场股票价格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本文根据盈余—股票报酬模型（Basu模型），引入3个解释变量（内部控制评价主体、内部控制缺陷发现并整改、内控评价报告真实性），进而分析判断内部控制评价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根据假设1、假设2和假设3，建立模型1、模型2和模型3。
宋：确实像您所说的那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合格的人才来担当。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办好学校思政课，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真正落实到位。目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都在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行动指南，在统筹谋划和深入一线相结合上下功夫，在从严管理和科学治理相结合上下功夫，在教师培养和人才培养相结合上下功夫，在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相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把思政课打造成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金课”。
邹：宋老师，我们这次访谈谈的问题很广，从您学习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开始，一直谈到中共党史学的社会功能，又谈到您近年来深化党史研究，在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方面所进行的很多探索。谈话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具有现实意义，使我们看到了一位优秀的青年党史工作者是如何奋发拼搏、追求卓越，在学术研究和思政教育上做出自己的努力的。
宋：谢谢您的鼓励！我也要谢谢您提出了这些问题，让我对这些年的工作进行了一次回顾和梳理，这也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主壁厚2.0 mm保持不变，侧壁厚度1.2 mm保持不变，加强筋高度维持不变，其厚度分三种状态：0.8、1.0、1.2 mm，注塑成型参数保持不变，分析加强筋厚度变化对塑料件翘曲变形的影响。
The Special Social Function of the CCP History:An Interview with Song Xueqin
ZOU Zhao-chen
(School of History,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Song Xueqin is a young scholar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and a college teach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This interview is based on her personal understanding and intended to illustrate the similar social function of the CCP history with other branches of history in politics and education.Because of its political nature，its content reflects the Chines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nearly a hundred years，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destiny of the entire country，so its social function is more prominent.Interviews also show that an excellent teacher of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needs to have a profound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research level，and can meet the teaching needs，expand his cognitive field through scientific research，deepen his ability and insight，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level of teaching and educating people.
Key words:Song Xueqin;the CCP history;social function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210（2019）03-0051-07
收稿日期：2019-05-20
作者简介：邹兆辰（1940—），男，福建福州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标签：党史论文; 史学论文; 共党论文; 社会论文; 历史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参考资料论文;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