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西方中心主义；线性发展道路；本土家庭理论；复杂现代性
摘 要：本文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同时介绍目前国际上比较主流的家庭、人口理论，探讨其与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关联，并对之进行批评、扬弃，分析这些理论发展的脉络。在反思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探讨、总结和反思中国转型社会的复杂现代性，对发展本土家庭理论提出一些探索性的思考。本文所提倡的发展本土理论的思路，讲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叙事的现代化道路，一条全球化情境下既有本土特色又与西方勾连，有同有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代化道路。这条无问东西、兼容南北的道路，与西方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了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宏大图景。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本质和核心，是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总结和解释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讲述中国故事。而起源于西方的社会学正是对西方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进程的描述和解释，特别是经典的社会学现代化理论和研究，深深地打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烙印。毋庸讳言，中国的社会学起源于西方社会学。但是，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同于西方，与之有相通之处却也不尽相同，这给予中国社会学发展本土理论、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以最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
针对50cm厚的级配砂砾垫层，对机械设备进行了比选试验，原回填土方机械无法在中粗砂中自由行走，最终选取履带式推土机和前后轮驱动的振动压路机进行砂砾垫层的压实施工，并提高级配砂砾垫层的含水量，使其达到更好的压实效果。
中国的家庭变迁是中国社会、经济和人口转型的最佳缩影。当前，中国家庭变迁动态一方面呈现出现代化的特征，例如，家庭核心化、小型化，长期走低的生育率，初婚年龄推迟，离婚率上升，个体化进程明显，等等，这一切都与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的表述颇为一致；另一方面，传统家庭观念依然有很大市场，孝道文化长期存在，代际关系依然坚韧，多代家庭的比例相对较高且长期稳定，显示出中国特有的现代家庭模式特点，这些却又与经典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所述背道而驰。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恢复以来，家庭社会学借此东风，曾引领潮流，于八九十年代出现繁荣的景象。随着学者们逐渐关注更为宏观的结构转型、移民、治理等宏大话题，家庭社会学日益边缘化，一度门庭寥落，渐趋沉寂。21世纪以降，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和人口发展双双进入新常态，很多社会热点问题往往勾连、落脚在私人家庭上，如丧偶式育儿、教育妈妈、教育经纪人、非主流家庭、巨婴出世、少子化、养老、代际协作和冲突、性别问题，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1][2][3][4][5][6][7][8][9][10][11][12]。家庭问题重新成为社会大众、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但是，由于家庭社会学自身背负的历史和新老研究者的不同背景，研究题材往往追随热点漂移，取向碎片化和表面化，荟萃了很多经验性、描述性研究，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表面繁荣。
但是，在这种繁荣的表象下，一方面，很多定量研究或多或少地使用西方家庭现代化的理论或者遵循其逻辑内核，或者停留于描述层面，或者使用孤立、分散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其发现很难真正捕捉到当下中国家庭模式变化的本土逻辑；另一方面，很多质性研究或者关注家庭关系的某个热点问题，或者研究局部地区的某个特定现象，或者试图解释中国的家庭变迁，但不一定能够捕捉到最新的家庭变化动态，研究的主线不明显，缺少对理论持续、深入的兴趣。新的研究整体上给家庭研究注入了极大的活力，积累了很多经验发现，但是缺少从结构制度、文化规范和社会转型层面对这些不同取向和主题研究的勾连融合，缺少对中国社会和家庭现代化之路的深刻反思和理论提炼，缺少让人耳目一新的中国故事。此外，国内很多家庭研究的关注点还没有直接切入国际学术界关于家庭和人口变化趋势是趋同还是分化的大讨论，也很少有研究明确而系统地去反思西方的家庭现代化理论。
真正精彩的研究不是单纯冠以中国故事的名字，而是在于其真正发育在中国转型社会的生活实践里，既有本地土壤的特有气息，同时兼具全球化的视角。这样的研究无问东西、兼顾南北，会有更为长久的生命力。也就是说，真正有学术生命力的中国家庭社会学，其关注的主题和经验材料当然来自于中国社会当下的实践，其主要的理论和概念也必然扎根在本土情境之中。但是，这些理论、概念以及故事叙述不应该是闭门造车，而应是建立在国内、国际学术界已有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有批判也有扬弃，有借鉴学习也有创新发展。进一步讲，这个故事的听众既包括中国的听众，也包括国际学术圈的同行和感兴趣的大众；它应该是和国际社会学界主流甚至顶尖的学者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的学术对话，而进行对话的两个核心前提是：对话者的平等地位、所使用话语体系的开放和包容性。
本文正是沿着这个思路的一个初步的逻辑尝试。它既不是一个文献综述，也不是对国外所有的家庭社会学理论进行全景式扫描，更不是要提出关于家庭社会学的一个宏大理论，而是聚焦在反思西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上，有选择地介绍西方和东亚的相关理论，有破有立，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线性发展观，阐述在中国复杂现代性情境下，发展本土化理论和概念的一些探索性思考。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通过对一些东亚和中国的家庭理论作为案例进行介绍和剖析，展示发展本土化理论的一些已有的思路，希望能对有志于做出本土化理论贡献的年轻学者有所启发。也就是说，这些初步思考的目的不是形成定论或者是固化理论本土化的框架，而是抛砖引玉，希望引发更多的思考和讨论，激发内容更为丰富、形式更为多样的理论视角的形成和发展，以促进实证研究和本土理论研究并重和相互推动的开放争鸣之局面。
本文大体架构如下：首先，对西方家庭社会学界几个与家庭现代化理论有所关联的理论进行初步评析；其次，基于与现代化和现代性讨论的关联性和深入度，进一步选择东亚和中国的几个兼具国际取向和本土取向的家庭理论进行剖析。
那么，在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和现代到底是如何杂糅、剪辑、拼贴的呢？要从理论和实证的维度来理解这种复杂性，就难以脱离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制度情境。在单位制(包括人民公社制)和强调阶级出身的改革开放前，传统父权制家庭模式受到单位制(公有经济)的压制和削弱，在促进集体化意识的同时，也一定程度培养滋长了个体化的可能性[48]。然而，伴随单位制的式微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弱化，曾经受到压抑的传统性别家庭模式和规范在一定层面上出现了复兴。这种再传统化并非简单复制粘贴，而是与现代化、个体化纠缠拼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社会福利体系的薄弱和市场经济的风险性，使得家庭的团结互助成为个人生活世界中顺理成章和必不可少的依赖[46][47][49]。
目前，国内沿着家庭社会学和家庭人口学的文献脉络对于西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进行的回顾尚不多见，但有少量非常有启发性的研究对家庭现代化理论、西方家庭理论和家庭理念变化进行了梳理[17][18][19][20]。而很多研究包括实证研究对家庭现代化理论主要以引用参考为主，批判反思相对较少。本文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促进家庭领域的实证研究对于这个理论逻辑的反思，从而引发更大范围内关于本土化概念和理论发展的讨论，而不是简单地提出一种理论或者得出一个定论。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本文主要是探讨家庭社会学和家庭人口学的理论，对于性别研究方面的文献涉及甚少。对于西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进行批判，离不开对核心家庭概念的反思。威廉·古德(William J.Goode)、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等学者对于该概念的相关阐述和发展，对于之后的中外学者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些概念和思路也受到很多西方学者的深刻反思和批判，特别是女性主义者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批判阐述，已经自成体系[13][14][15][16]。但这不是本文的关注所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阅读相关文献。
一、西方家庭理论反顾
(一)家庭现代化理论
威廉·古德是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他是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学繁盛期璀璨星空中一颗耀眼的明星，并在70年代初出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他的《世界革命和家庭模式》一书讨论美国50年代的夫妻式家庭模式(conjugal family)，以及这种模式如何向世界扩散，或者说世界如何向这个模式聚合[21]。该书已经成为家庭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古德指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父系家长掌握土地等经济资源，代际关系是家庭主轴，亲属体系非常重要，大家庭也是主流模式；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雇佣劳动替代了家庭作坊，个人成为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者，夫妻式家庭模式适应工业化的要求，日益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古德的理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扩展家庭和亲属关系链条削弱，家庭规模缩小，向夫妻家庭模式变化的趋势明显，夫妻关系逐渐取代代际关系成为家庭的主轴。
刘天金强调，解决实际生产需求始终是三方合作的关键导向，以成果转化应用为目标，优势互补，力争形成一批配套的专利技术成果，切实提高重大病虫害监测防控的能力。在目前合作基础上，三方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合作实践：基本解决了测报灯下害虫的自动识别和分类计数技术，以及研制出了病虫害田间发生数据智能采集设备等。这些研发成果从2017年开始就已经在安徽、湖南、江西、河南等省开展试验示范，为植保大数据建设及进一步的生产应用积累了宝贵经验。
按照当今国际家庭研究泰斗安德鲁· 切尔林(Andrew Cherlin)的说法，在战后二十年“人人都是功能主义者”的美国社会学界[22](PP 577-607)，古德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影响。在帕森斯这位结构功能主义大师眼中，当时的美国家庭——男人挣钱养家、女人操持家务的性别角色分工的家庭模式——适应工业社会市场经济对于自由迁移的劳动者的需求。因为家庭以丈夫为中心，所以可以随时根据丈夫的工作需要举家迁徙。古德则突破了孤立的美国家庭模式，认为随着工业化在全球的扩散，发展中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也会逐渐进行家庭现代化，从而在家庭关系、模式和观念方面出现与西方现代家庭趋同的模式，这就是著名的世界家庭模式趋同理论。
1）#1、#2、#3接地变及#1、#2站用变保护装置面板无异常信号，采样正常（接地变的三相电流均为0），一次设备运行正常；
正如切尔林睿智而不失幽默地指出，古德的家庭变化预言在中国和日本实现的程度远远高于其在美国实现的程度，而其后的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更好地描述了美国和西方社会的家庭变化，特别是向低于可更替水平生育率转变的进程[22]。切尔林认为,古德所描述的夫妻制家庭和帕森斯所说的家庭是一致的，都是指美国20世纪50年代典型的丈夫挣钱、妻子持家的模式。而其后新家庭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在70年代提出的专业分工交换的家庭模式指的也是这一时代的模式[25][26]。后来的人口、家庭历史学家证实，这一模式并非美国静态不变的主流家庭模式。与20世纪初及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人口转型开始)两个年代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五十年代生育率相对更高(每个家庭大约有3个孩子)、初婚年龄更低、结婚率更高、离婚率更低，这就是美国社会学文献中所说的“传统家庭模式”，在中文文献中常常称之为“现代家庭模式”或者是“核心家庭模式”。所谓这种家庭模式占据主流地位，事实上是美国家庭史上的一个神话，而不是常态。
那么，东亚社会包括中国的人口、家庭变化到底与西方的模式趋同还是分化呢？这成为国际人口学和家庭社会学的一个前沿研究方向。事变时移，中国传统家庭模式的叙事比如“反馈式”“祖荫下的延续香火”“金翼下的传统父权家长”等已经不能全面反映现代化进程下家庭模式的复杂纹理和其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令人困惑的“错位感”和“违和感”[62][63][64][65]。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家庭变迁的诸多研究，提供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视角和概念，如个体化、下行式家庭主义、恩向下流、互惠式、失衡的代际关系、结构和个人互动中的多元居住模式、社会和时空流动中的家庭，等等[2][6][61][66][67][68][69][70][71][72]。囿于篇幅，本文着重介绍三个关联度比较大的本土化家庭理论，它们都对现代性有较为深入的思考，与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齐格蒙特·鲍曼(Bauman Zygmunt)[73]、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等人的思考皆有紧密的勾连。
(二)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
从美国和欧洲战后无人预料到的婴儿潮，到接踵而至且同样无人预料到的婴儿荒，再到其后日益多元化的人口和家庭模式，第一次人口转型理论和家庭现代化理论已经彻底不能解释西方社会新兴的人口、家庭转型，遑论非西方社会的家庭变迁。
Analysis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Water Tourism Scenic Spots in Arid and Semi-arid Areas——A Case Study of Xinjiang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XIN Long,Wahap·Halik,ZHU Yongfeng 30
罗恩·J.莱斯格(Ron Lesthaeghe)和迪克·范德卡(Dirk van de Kaa)这两个欧洲人口学家首先于1986年在一个荷兰语社会学期刊上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27]。莱斯格2010年针对其他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的批评和异议以及世界各国包括东亚地区的人口、家庭发展新态势进一步发展和系统梳理了这个理论。莱斯格和范德卡捕捉到和古德的世界家庭理论完全不同的经验动向。在欧美等西方社会，初婚年龄大幅推迟，结婚率下降，非婚同居成为常态，非婚性行为也大大提高，离婚率提升，生育和传统婚姻的勾连被打破，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跌破2.1的可更替水平，长期在低生育的泥沼里挣扎；同时，个人的价值取向更为世俗化和凸显个人导向，强调个人的自我实现[28]。相比现代化理论意味浓郁的世界家庭理论和第一次人口转型理论，该理论更多地强调家庭和亲密关系的多元化，以及观念、态度的个体化和世俗化；更侧重从文化规范的角度解释亲密关系缔结和家庭形成模式的变迁，从而解释长期低于可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莱斯格展示了西欧北欧、美国、苏东、南欧和东亚社会(除中国外)如何经历第二次人口转型，并指出南欧、东亚社会虽然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型相对较晚，但是生育率下降更快也更低，这可能和这些国家比较强大的家庭体系有关系。而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是，东亚社会的非婚生育率特别低。
切尔林对于美国婚姻制度变迁影响深远的观察和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毫不违和。切尔林指出,在美国社会,社会婚姻变得更为非制度化而同居则变得更为制度化[29]。事实上，这种趋势在欧洲特别是北欧更为明显。在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的基础上，切尔林提出了著名的婚姻三阶段理论，从遵从传统规范的制度婚姻(传统社会)，到夫妻遵循性别角色的亲密的伴侣婚姻(现代社会)，再到强调个人成长的个体化婚姻(后现代社会)[30][31]。
古德的家庭理论和人口学中的经典人口转型理论(也称第一次人口转型理论)在本质上和现代化理论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当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1的可更替水平上下并保持稳定，长此以往，人口动态将保持平衡[23][24]。其隐含抑或直言不讳的信息是：西方发达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峰，发展中国家多多少少将先后沿着西方模式走上现代化之路。根据第一次人口转型理论，随着西方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和科技水平的提高，由死亡率的下降到生育率的下降，从18世纪到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先后下降到可更替水平上下。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扩展，这种人口转型将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大致依其发展水平先后出现。这就是著名的世界人口转型趋同理论。事实上，这些贯穿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逻辑内核的预言从未真正在发展中国家被复制，甚至西方国家也往往在这种预言发表之后出现了不同的家庭、人口变化趋势。
著名家庭和儿童史学家菲利浦·阿希叶(Philippe Ariès)指出，西方近现代出现的两次生育率下降是基于不同动机的推动[32]。从18世纪晚期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生育率下降是由“子女导向”的家庭动机所推动的。在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人们焦虑于向上流动，更愿意在情感上和经济上高强度地投资到数目相对较少的子女身上，使得他们成为“小皇帝”(king child),而不是去生育很多孩子，以期望孩子可以上升到比自己更高的社会地位。经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短暂的婴儿潮之后，生育率再次下降。但是这次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不同于以往，其原因是成年人的动机已经从孩子导向转为个人导向，作为个体的个人成长成为他们的目标和计划，而孩子只是众多服务这一目标的因素之一。
以上三个理论在本质上都涉及家庭模式如何从现代社会的核心家庭模式发展到后现代社会的注重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家庭模式。不同的是，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更为广泛，并强调家庭模式的多元化和个人对于非传统模式的宽容及个人主义的兴起，而婚姻三阶段理论更为注重婚姻意义的变化，第三个理论则描摹了从子女导向到个人导向的生育动机转变。这三个理论内在一致的逻辑是：在西方社会从现代社会到后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个人主义兴起、发展，人们对于个人成长、个人更高层面的非物质需求(如情感、自我实现等)的关注提到了核心位置。这和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33][34][35]、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伊丽莎白·贝克(Elisabeth Beck-Gernsheim)[36][37]、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38][39]关于价值转向、后物质主义、现代性和个体化的理论是一致的。
2016年6月-2018年9月，通过电视等媒体发布黄色预警35次，为山东省各级国土资源相关部门及人员发送预警短信十三万余条，近三年汛期发生的9起突发性地质灾害，均成功预报。由于提前预警、防范措施到位，实现了多次强台风过境期间人员零伤亡，最大限度避免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取得了良好的防灾减灾效果。
(三)发展理想主义理论
美国人口学会前主席阿兰德·桑顿(Arland Thornton)指出，西方的现代家庭模式一定程度上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扩散是由于人们对于发展和现代化的尊崇，并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解释框架——发展范式(developmental paradigm)。该框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种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根据这个简单、线性的西方中心主义逻辑，西方发达社会等同于现代化，他们的今天就是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明天的发展模式，而发展中国家的今天就是发达国家的历史[40][41]。事实上，很多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和人类学家发现，所谓的西方现代家庭模式如成年子女独立居住、家庭规模小型化、晚婚和不婚在西方社会历史上长期存在，至少从中世纪开始的800多年以来即是如此[42]。而那种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同一时代的不同家庭模式理解成现代和传统、进步和落后的思维，是一种把空间上的文化差异投射到不同历史线性发展阶段的错误范式。桑顿举例指出，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er)曾经把印第安人、波斯尼亚人、中国人、意大利人分成文明进阶由低到高的阶段，而英国人则理所当然地雄踞文明的最高阶[43]。再如，很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把人类社会按发展进程分为狩猎采集阶段、游牧阶段、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44]。发展被认为是好的、值得追求的，而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发展的线性连续体，一端是原始、野蛮、落后和传统，另一端则是发达、文明、进步和现代，当代不同的文化、社会依发展程度依次被嵌入现代化等级纵轴上相应的位置，现代和发达则是个人、社会和国家追求的方向。
在西方社会开始大规模接触世界的时期(16-19世纪)，他们立足于自身经济、军事和科学水平的领先地位，在民族中心主义的视野里，把非西方社会归入了传统和落后的一侧，这些社会的家庭模式所展示出的比如大家庭、高生育率、家长权威、强亲属网络、包办婚姻、缺少夫妻浪漫之爱的婚姻等都被视为传统和落后的；而西方家庭的小家庭、自由恋爱、个人主义、性别相对平等等则被视为现代和文明的模式。这样，现代社会和西方社会、现代家庭和西方家庭，就划上了等号；而传统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传统家庭和非西方家庭，则被视为一体。对发展的尊崇和追求，使得西方的社会和家庭模式成为一种现代和进步的象征。这一整套逻辑和方法深深地影响到东西方学者、精英和普通人的思维和行动，从而影响了社会、家庭、人口模式变迁的方向。这被桑顿称为发展理想主义。桑顿进一步指出，该理论包括四个原则：其一，现代社会是美好、可以实现的；其二，现代家庭是美好、可以实现的；其三，现代家庭和现代社会互为因果；其四，人是自由、平等的，行动应该是双方属意的。
综上所述，古德的经典家庭理论实际上是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综合体。他所指的夫妻家庭或者说核心家庭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年代有明显性别角色分工的家庭模式，与之前以及之后的家庭变化趋势都不符合。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没有直接反思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但是呈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家庭变迁趋势，更好地描摹了西方社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直到今天的变化，并且更为强调态度、观念等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发展理想主义实质上反思了西方中心的现代化理论的本质以及对于发展、西方式的现代化的推崇如何影响了世界范围的家庭和社会的转型。但是，这三个理论或多或少都描摹了一个世界家庭趋同的走势，没有对非西方家庭模式和规范的强韧性给予足够的注意，没有对家庭模式的分化趋势进行翔实的分析和思考。当然，对于非西方家庭模式和西方家庭模式的分化及其自身的发展动态进行本土化的阐述和理论提炼，也是我们广大非西方社会学家和家庭研究学者的任务和责任。
二、中国社会转型和家庭关系变迁
(一)复杂现代性
上述研究表明，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既出现了上述的所谓向“西方现代化”趋同的核心家庭和家庭小型化模式，又出现了与西方模式不同的人口、家庭模式，如主干家庭的强韧性。放眼同处东亚社会的韩国、日本，一方面出现了家庭的核心化、婚姻的推迟和少子化，另一方面儒家家庭观念依旧韧性十足，婚姻的推迟和低生育率则比西方走得更远，而非婚生育和同居又大大低于西方社会。中国的情况在大方向上既有与东亚社会一致的地方，同时也呈现出自己的独特之处，如虽然初婚年龄不断推迟，但相比而言依然是一个相对早婚和普婚的社会。特别是中国代际关系的强韧、传统家庭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三代同居的家庭长期相对稳定，与东亚其他社会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在教学改革深入推进的过程中，教师除了要为学生传授政治基础知识外，还要注重对学生创造能力、探索精神的培养，确保每位学生的综合素质都能够获得提升。对此，教师应该尽快转变思想观念，将现代化教学理念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对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予足够尊重。
随着数字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当前的图书馆正面临转型与超越的问题，以数字图书馆为核心的高校图书馆也在迅速发展，高校图书馆传统的服务模式和工作内容发生很大变化，为了更好的适应图书馆的转型和创新，科学的整合和管理数字化信息资源、丰富信息服务，图书馆馆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馆员综合素质的能力提高尤为重要。
(二)单位解体和公私领域分离下的家庭
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通过公有制、资本主义改造等经济运动、清除封建残余和“破四旧”等社会运动，摧毁了封建大家族和家长制，把个人改造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人民公社制和单位制一定程度取代了大家族和封建家长的地位，提供终身雇佣、免费住房和各种养老、育儿、医疗、家务方面的福利，形成一个温情、团结和坚实的工作-生活共同体、社交空间以及情感支持的后盾[50][51]。单位制提供的各种福利和服务大大缓解了女性的家庭负担，解放了女性劳动力[52][53]，呈现出一种“公私相嵌”[54](P 7)[55](P 117)或者说是“家国同构”的格局[56](PP 21-45)。而政府所宣传提倡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则为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精神上的最大支撑。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单位制的式微和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趋弱，公私分离的趋势渐渐出现[49]。一方面，国有企业的改制，以效率和利润为导向，以松绑和减负为手段，以前由单位包揽的各种社会再生产和照料的功能渐渐“社会化”和市场化，回归为个体家庭的责任；而由于家庭内部的传统性别分工在计划经济时代仍被保留，这些家务、养育、照料方面的责任在改革开放后也就理所当然主要由女性来承担，造成女性家庭-工作冲突的激化。随着养老、育儿和照料的日益市场化和社会化，双职工核心家庭难以独自面对市场和社会再生产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在代际、性别分工方面重新协商。女性的工作-家庭负担加重，老年父母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助成为很多家庭喘息、存续、前行的坚强后盾[46][47]。个体家庭从单位提供的“摇篮到坟墓的长情相守”(终身雇佣制)和“温暖环抱”(情感和精神联结)里被推向了冰冷理性、前途莫测的市场经济大潮前沿。家庭成为人们在剧烈变迁世界中的一个后盾，其脆弱性和重要性同时凸显，而家庭成员的互相扶持和分工变得尤为重要，特别是父母辈对核心家庭的支持，无论是金钱还是家务、照料方面的帮助，都有着雪中送炭的托底作用。
(三)家庭结构和关系变迁
在分析1982-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基础上，彭希哲、胡湛指出，中国的家庭结构近30年间从“核心户为主、扩展户居次、单身户补充”转变为“核心户为主、单身户与扩展户居次”的布局。户数不断增加，且大大高于人口增长，家庭户规模则不断缩减，从户均4.41减少到3.09。1982年，5人及以上家庭户接近半数，3人及以下户占1/3，一人户不足一成；而2010年，5人及以上家庭户不足两成，3人及以下户占到65%，一人户则增加近两倍。尽管核心家庭户一直是家庭的主要形态，但从接近70%降到60%以下，降幅接近10%。而三代户一直比较稳定，占比为16.5%。家庭多元化显著，单人家庭、单亲家庭、丁克家庭、隔代家庭大量涌现。在三代户稳定的同时，老人独住特别是高龄老人独住的比例，也在大幅度提高[57][58]。李婷等人使用APC模型对不同时期、队列和年龄人群的居住安排进行分析后发现，1960年以前出生的世代更容易生活在核心家庭中，而1960后出生的世代更容易生活在三代直系家庭中。这两个不同的研究传递的是一致的信息：在个人的不同生命历程，其居住安排是不同的，特别是成年子女需要帮助照看子女而老年父母尚能帮忙时，可能出现三代同居的状况；当孙子女辈无需照看或者老年父母无力照看时，老人则搬出儿女家中[59]。也就是说，截面的数据其实不能完全说明多大比例的中国个人或者家庭在其生命历程中曾经有过三代直系家庭的经历，或者说截面数据可能大大低估了这一比例。石金群的定性研究则描述了在不同生命历程和情境下父母搬进子女家中和子女搬进父母家中提供育儿和健康照料[6]。祖父母协助育儿甚至直接占据育儿主导地位的现象普遍存在，直接挑战了西方主流文献中的家庭现代化理论[60]。吴小英更是提出了用流动性框架来理解当前中国家庭的结构、关系和居住安排[61]。计迎春则指出，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家庭的共生依赖模式可能会有所不同[46][47]。
中国社会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并全面拥抱全球化的进程中，形成了一种中西合璧以及传统与现代共存、冲突、融合、创新的复杂现代性[45][46][47]。我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就不是简单线性的，现代化的路线也不是单一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方社会有相似性，但也并不完全相同；不必然复制西方的道路，但也不会与西方截然不同。在全球化的图景下，这个进程有分岔也有汇合，有分界也有模糊，有前进也有停滞，甚至有暂时的退却。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中国经济进一步卷入全球化进程，并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现代性、市场经济现代性、中国新时代的现代化愿景、社会主义时期倡导的性别平等革命文化、儒家父权传统观念、市场素质话语、性别本质主义、欲望自然化合理化、新自由主义个人责任导向等组合成一种冲突、对立、牵手、合作、渗透、融合、发展的斑驳版图。在这种复杂现代性的图景下，性别动态变迁与家庭的再制度化也是密不可分的。
三、发展本土化的中国家庭理论
由图6可知，随着水不溶玉米面用量的增加，20%vol红枣白兰地的透过率先呈上升趋势后趋于稳定。当玉米面用量为8 g/100 mL时，透过率为94.977%，此时澄清效果最佳。
那时候，大家住的是临时搭起的简易板房，从远处望去好像是一个个防震棚。每天早晨天刚亮，大家就从这里出发，赶到工地上班；傍晚太阳落山了，才又回来。北方风沙大，那简陋的板房怎能挡得住遮天蔽日的风沙，早晨一觉醒来，常常脸上、嘴里都是土，被子上更是厚厚的一层。大家喝的水里、饭菜里，都少不了沙土。
第一个理论是韩国社会学家的理论。这个理论不仅对理解韩国而且对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社会有很大的帮助，也对中国社会学家发展本土化的理论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之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警惕为本土化而本土化的倾向”，真正的本土化提倡的是一种“开放、多元和包容”的“中国话语”[74]。与之相一致的是，宋少鹏从实践出发，强调以问题为导向，在纵向的历史脉络和横向的全球视域中，“打通古今中西之思想资源”，从而“走出‘本土化’的焦虑”[75]。
根据贝克的经典理论，现代化本身就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体，而从简单现代化(第一现代化)向自反现代化(第二现代化)的转变，是一个去传统化和个体化并行的历程，由传统的阶级和家庭定义的生活，在自由市场的推动下，通过教育扩张、流动和竞争的加剧，出现了反思性个体化的进程[76]。这里，个体化实质上是镶嵌在社会化制度中的个体化，如教育、劳动力市场、社会福利体系等。与贝克、吉登斯等人关于现代性特别是反身现代性的逻辑一致，张京燮(Kyung-Sup Chang)探讨了韩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在半个世纪抑或更短的时间内经历了西方社会几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在时空维度上被高度压缩。比如，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迅速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韩国社会对西方式的现代化进行了高强度、大批量的学习和消化，将很多学校、公司等现代制度进行直接移植。而这种高度压缩、删节、快速的西方化和现代化进程，一定程度上也引发了传统文化和政治上的反弹。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以及东方和西方元素同时并存，形成了时空上高度复杂的“压缩现代性”[77]。张京燮认为，这个概念也适用于同样经历了快速经济发展的日本和中国。他指出，东亚的家庭主义传统和现代的程度不相上下。一个典型的东亚人，生于传统，长于现代，活在后现代，在他/她的身上同时交织着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以及本土化、西方化和全球化的元素。那么，当西方和东亚其他国家的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开始反思东亚家庭模式和西方模式的趋同和分化时，中国国内的回应是什么呢？
受到贝克的第二现代性和个体化理论的启发，以阎云翔为代表的学者研究了中国家庭性别关系变化过程中的个体化，准确地说是不完全个体化。他指出，在过渡期中国，第一现代性、第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同时并存[48][78]。几十年间，偏处一隅的黑龙江下岬村，在阎云翔的笔下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地理名词变成了耳熟能详的文化坐标。阎云翔发现，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中，这个村庄的私人家庭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母辈的权威下降，传统的纵向代际关系主轴被横向的夫妻关系主轴所替代，核心家庭、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女性的地位上升，他们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权利。但是，在权利和责任的一体两面里，中国农村的年轻人似乎更讲究个人权利而有选择性地忽视责任和义务，出现了一种“无公德的个人”。阎云翔把这种观察和国际社会学的巨擘贝克、鲍曼和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和个体化的理论进行了富有洞见的勾连。他认为，和西方社会相似，中国从社会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以来也出现了个体化的趋势。不同的是，中国的个体化被阎云翔称为权利和义务不对等的不完全个体化。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个人从传统家庭、亲属、当地社区和传统规范中脱嵌，加入了国家组织的农村集体经济和城市单位制的公有经济，在这种带有集体化性质的个人化进程中，个人成为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主体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的个体化进程则是在“国家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因为这个进程与西方式民主政体和古典个人主义情境下的进程不同，所以被称为尚处于第一现代性的不完全个体化进程。
与会嘉宾就旅游管理出现的新现象、新领域、新问题进行了热烈交流和讨论，并对参加本次会议的心得感想进行了分享。会议学术氛围浓厚、形式灵活，得到了与会嘉宾的认可。通过举办此次会议，进一步提升了《旅游导刊》在旅游管理和工商管理学科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管理》等期刊进行了更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为二外旅游管理学科、工商管理学科的教师与其他院校的专家学者充分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多年以后，阎云翔重访下岬村，发现曾经被儿子和媳妇赶出家门的刘老师一家人和和美美，分工协作，各尽所能。老两口住进了儿子城里的公寓，负责照料上学的孩子和处理家务。儿子、媳妇则在下岬村挣钱养家。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在新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基础上，以前公有经济对人们的保护渐趋削弱，家庭的保护日益变得重要。阎云翔进一步指出，孝道规范出现修正，“孝而不顺”的现象开始出现，代际亲密性增强，两代人团结起来为第三代的幸福而努力，出现了下行式的家庭模式，后来也被称为新家庭主义(1)关于阎云翔教授关于新家庭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请参照Yunxiang,Yan,“Neo-Familism and the State in Contemporary China”,UrbanAnthropologyandStudiesofCulturalSystemsandWorldEconomicDevelopment,2018,47(3):181-224.。他也指出这种模糊隐私界限的亲密关系和西方平等个体意义上的亲密关系是不同的。
阎云翔学术思想的发展和近期的转向对于社会学的本土化和发展本土家庭理论有着非常深远的启发。早期和中期的研究体现了他如何把本土的观察进行理论上的提升，和西方前沿社会学理论进行勾连，并融入世界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的大潮流、大方向中。而近期的转向，则是更多地从本土新兴的生活实践出发，回归到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并从中汲取营养，发展出下沉式的理论。当然，他也在关注如何保持本土的理论架构与先前引用的西方理论的连续性关系。这种变化可以称之为一种从升华式理论提炼到下沉式理论总结的转向。两者并没有好坏之分，不同学者应根据自己的研究导向展开，两者也可以交错使用。
计迎春从婚姻和家庭的维度强调了当今中国传统和现代并存竞争、剪辑组合、创新合作的光怪陆离的复杂现代性，也就是传统-现代马赛克模式，特别讨论了儒家封建传统、社会主义革命传承、计划经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现代化如何在全球化的情境下互动、杂糅，形成一种复杂现代性[45][46][47]。在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单位制式微，公私领域日渐分离，终身雇佣制成为历史，而个体家庭必须承担曾经由单位分担、提供而后被“松绑”“减负”出来的社会再生产和照料服务。由于缺少健全的社会福利体制，从单位中“脱嵌”的个人不得不再次回归家庭[46][47]。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原有(集体)生活共同体的瓦解，伴随之精神上的集体归属感的失落和改革开放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弱化，家庭成为其成员经济上的安全网、情感的港湾和精神的堡垒。特别是面对房价的高涨、医疗和教育的产业化、托幼育儿的市场化、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和生活费用的日益昂贵，家庭对年轻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医疗、退休、养老等)的薄弱、市场前景的不可预期性、经济下行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也使得家庭对于老年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个人必须依赖家庭、保护家庭，家庭也成为代际之间、不同成员之间金钱、情感、精神、责任、期待交汇的要地。冲突、逃避、协商、合作存在于不同家庭中，也存在于同一家庭中。新的家庭模式、关系和规范也在试探和形成之中。
这种父母子女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相互依赖的代际共生模式之所以被称为马赛克家庭主义，就是强调这种模式既体现了家庭对于个人的重要性上升，为个人提供了多元、全方位的保护，有一种向传统回归的趋势；但是这种模式与儒家传统父权制下父系封建家长一支独大的绝对的经济、道德、文化权威又大相径庭，是一种回归下的发展、发展中的回归，体现了延续和变化并存共处、传统和现代交错杂糅。在这里，情感、理性、金钱、责任纠缠交织，同时又体现出一种微妙的性别模式，从而呈现出一种色彩斑斓，犬牙交错、纹理独特的马赛克图景。
上述三个理论视角，都是对东亚转型社会高速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家庭变迁的本土解读，都注意与国际社会学关于现代性的前沿理论进行对话。张京燮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一是本土理论如何融入国际话语体系；二是根植韩国土壤的理论如何扩展到有相似现代化道路的东亚社会，进而成为一个国际化的理论。阎云翔学术思想的发展特别是近期的变化则与费孝通晚年的文化自觉有异曲同工之妙[79][80]。而计迎春的理论特别注重如何解读中国转型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和复杂现代性，以及如何在这个本土情境下发展本土的家庭理论。
四、讨论和小结
本文的重点不是进行全景式的综述，而是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介绍目前国际上比较主流的家庭、人口理论，探讨其与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关联，并对其进行批评、扬弃，分析这些理论发展的脉络；在反思这些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中国现代化道路进行探讨和反思，初步提出发展本土家庭理论和概念的一些想法。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国际上的家庭和人口理论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反思和批评，特别是对其西方中心主义和简单线性发展观展开深刻批判，但是这些理论本身还是或多或少地暗含着不同国家的家庭变迁模式可能会出现趋同的逻辑。
在关于世界家庭模式向夫妻式家庭模式聚合的预言失败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一种强调个人成长和重视私人亲密关系趋势的显现，而传统规范则似乎被有选择地背离、修正和协商。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本文主要沿着家庭理论的线索展开，没有对性别研究进行梳理。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性别动态一直与家庭变迁紧密联系，也与这种传统现代并存的机制高度契合。在中国转型期复杂现代性和公私领域分离的情境下，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有所激化，家庭内部的性别关系也在进行重新协商和小心地试探界限，而传统和现代的性别规范在共生中冲撞、妥协，对女性的传统和现代角色的期待微妙并存。所以，当现代独立女性在职场和家庭拼搏奋进的时候，社会上不乏各种“女德班”的蓬勃发展。这种性别动态的矛盾性正是中国转型期复杂现代性的体现，而这给我们的启示：一是研究中国家庭的变迁和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性别视角不可或缺；二是性别平等不是一蹴而就的，依然任重而道远。
在发展本土家庭理论时，首先必须深刻理解中国转型社会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其中也包括性别动态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我们必须从中国人本身的生活世界出发，从其生活实践中寻找逻辑，发展概念和规律。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发展本土理论不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我们的生活实践是全球化生活实践的一环，我们的现代化道路也是全球多元现代化道路的一条，而我们的理论架构既是沉淀到我们的生活土壤中的知识生产，也是建立在国内外已有知识积累基础上的一种推进。一言以蔽之，本土理论讲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叙事里的现代化道路，但是也并非完全否定西方道路，而是一条全球化情境下既有本土特色又与西方勾连，有同有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代化道路，它们共同组成了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宏大图景。
举证责任的分配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诉讼领域对于诉讼结果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任何一方当事人无法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都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举证责任的正确的分配有利于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就其起源来说是西方的，而就其前景来说是一个全球性的项目[81]。根据吉登斯的理论，现代性的一个核心就是私人领域人的现代化，是家庭和亲密关系的历史性的变革[39]。综上所述，我认为家庭理论本土化的一些重要方向可能包括：如何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复杂性以及其和传统的辩证关系——理解家庭变迁的中国情境和土壤；个人和家庭的互动关系；亲密关系和代际关系的演变；家庭本身作为一个社会制度的变迁；与婚姻、家庭和性别有关的新旧规范和行为模式的更替、共存和冲突、互动。那么，回应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和亲密关系的理论，本文强调的是，理论本土化必须根植于本土鲜活的土壤——当代中国人的个人和家庭关系以及生活实践的变迁，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道路和现代性的复杂动态；同时本土理论又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与当今世界前沿的理论和话语体系进行对话和交流，彼此认可和相互汲取营养；退一步来说，全球化是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和实践的情境，那么本土化的理论必然也是承认这个事实的，必须借鉴世界前沿的理论和概念。而一个好的家庭理论，也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中国目前正在形成中的复杂现代性及其全球化的宏大背景。
此外，在对家庭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的同时，我们免不了使用传统、现代这样的字词，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理论和概念离不开字词的承载，而在不同作者的笔下，这些字词的内涵不尽相同。本文的目的是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有破有立，有发展有否定，并非彻底地否认现代化和现代性，而是承认其复杂性、杂糅性和非线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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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onDevelopingLocalizedFamilyTheoriesintheContextofTransitionalChineseSociety
JI Ying-chun
(SchoolofSociologyandPoliticalScience,ShanghaiUniversity,Shanghai200444,China)
KeyWords：classical family modernization theory;Western Centralism;linear development path;localized families theories;complex modernity
Abstract：This paper criticizes classical family modernization theory by William Goode,introduces some present mainstream family and demographic theories,and discusse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former and the latter.Further,based on the above criticism,I discuss and summarize complex modernity in the transitional society of China,and conduct explorative investigations on possible ways of developing localized family theories.I argue that the modernization path in China is not necessarily the same as her Western counterparts.I further promote a landscape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world constituted of different paths developed in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contexts.
作者简介：计迎春(1975-)，女，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家庭社会学、社会人口学、性别研究。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5AZD080)和上海市教委东方学者特聘教授项目(项目编号：TP2015032)的资助。
中图分类号：C913.11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9)05-0009-12
责任编辑：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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