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有幸，昆明理工大学黎尔平教授推荐我读这本书，《中国思想史》。不过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本很枯燥、很难啃的书。记得上一次看了一本同样难啃的书，叫《历史的终结》。但相同的是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感受到了原来一直没体会过的思想观点。而其中也暴露出来自己堪忧的文言功底。《中国思想史》虽然不厚，但因为书中文言引用过多，没有注解，且钱穆先生言简意赅，即便写的都是汉字，但着实让我揪掉了不少头发。
《中国思想史》以时间线做脉络，每一时期选取主要的几家提取其要点，以 “一引，一叙，一论”的方式做介绍，从春秋中晚开始一直讲到孙中山“三民主义”收尾。将中国主要的思想发展过程进行了轮廓式地描绘，从中能一览中国思想的变化过程及自身特点。另外，书中有几篇钱穆先生的小论文，确实很精彩，让我记忆深刻的有两篇：一篇为《南北朝隋唐之佛学》，很好的回答了佛学为什么能自然融入中国思想体系，并得到万千拥趸；另一篇为 《现代思想》，系统地分析了为什么西方近代思想未在中国发生深沉之影响，确实受益匪浅。
新媒体使用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聊天交际、新闻浏览、休闲娱乐，所占比例分别是87.25%、75.36%、64.47%，只有不到10%的学生因学习目的使用新媒体；此外，83.72%的学生能够熟练使用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但是能够进入中国知网、万方等网站搜寻资料的学生基本没有；97.13%的大学生认为新媒体能增加人际交往，大部分学生通过微信、QQ、微博等虚拟方式进行交流。
书读完了，正好借这个机会把自己零散且缥缈的感受细细梳理沉淀一下，形成三点浅薄的体会，与大家交流、探讨。
一 中国思想是一棵命途多舛而生命顽强的树
本书的叙述原本不是这样一个脉络，只是便于理解，索性把它揉碎后再拼凑起来，我想借以这么一个比喻，也具有中国思想史的一些特点。
落地发芽
之后国家归于统一，思想界亦要求调和融通，归于统一。故出现 《易传》《中庸》 《大学》 《礼运》，先融会了儒、道，再融会了百家。其中 《易传》 《中庸》来求人生界和宇宙界之统一，提出中国思想史里所谓的“天人合一”。《大学》一书提出 “三纲领”和 “八条目”把复杂而庞大的人生界用一种简单的观念与系统概括起来，即把全人类追求的至善之境界具体到每一个个体的修身之上。《礼运》还是儒家的推演，但偏重经济，以此融合了墨家的观念，且提高了老庄 “道”的地位，抑低了 “礼”的地位。诸如此思想的兴起，由此可见当时思想界调和百家的努力。
枝繁叶茂
孔子思想并非凭空突起，他还是继承春秋思想而来。对人死以后的问题，孔子提出“未知生焉知死”，他的态度全偏重在实际人生上，使之不能为一宗教主，也使中国思想史之将来永远走不上宗教的道路。在人生中，人往往受到种种限制，这便是 “命”，孔子以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的训诫安定了一切向外，即向人生之外的“命”探索宇宙的冲动，而向内指出了一条唯一的出路便是“仁”，作为其最高道德准则。那怎么做到“仁”呢，由内心而扩展到人生实际，就有了“礼”，只要把自己先安顿在“命”与“礼”的界限之内，仁是可能而必然可得的。在孔子的基础之上，孟子更像一种人生实践，其思想从内心更进一步，提出“性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追求仁爱是人的本能，因为人性本善，“求仁”就是内心之自然冲动，可谓由“我要这样做”进一步转换为“我该这样做”。之后的荀卿不同之处在于“性恶”，故其从人类经济生活之利害上出发认为孔子的知命之学是一种实际的需要，所谓“生礼义而起法度”。其之后的韩非更甚，将其狭隘地演变为驾驭之道、刑赏法术，彻底扭曲了孔、墨的观点。
科学，乃万物之理，超越人生而存在于自然之中。记得曾经看霍金的《时间简史》，书中描述宇宙起源于一个奇点，在这个奇点处有一个界限法则——数理，在此界限轨道上，奇点膨胀发展遂形成现在的宇宙。科学着眼于探索描述此数理，故科学能推演自然中万物，或许这便是万物的真理？但人生却不在数学的定义之中。科学能制造出原子弹，但人生法则却不允许将其用来肆意滥杀，这“不允许”的人生界之普遍共识并不在科学的范畴之中，故科学真理并不包括人生真理。
与孔、孟、杨、墨思想不同，庄子思想偏宇宙界。这里叫苦一声，读庄子一节最费精力，文字绕山绕水却不知所云。庄子的理想人生为“与化为人”，要突破 “生与死” “物与我”的界限，即要把有限的人生安放在无限的宇宙之中。“化”的本质是“气”在变化，故能游于不化，“游于形骸之外”者庄子谓之神人。然而庄子所谓神人，依然是人，还是不同于西方宗教里另一世界的神。老子出书较晚，几乎全从《庄子》引申而来。老子与庄子一脉相承也从宇宙中思考，提出“道”，宇宙一切原本于 “道”，开始于“道”。而老子思想最尚自然、最宽慈，但其目的仍是为人生实际所服务，换个角度说可说是最功利、最精打细算。
竹韵的情绪又高亢起来……她拼命地回吻龙斌，一只手也不知不觉地伸向那个隐秘而又充满诱惑的部位……可是她的手又慢慢地收了回来，因为她触到的是一片没有生命之歌的沼泽荒野，是一条断了生命之源的干涸河床，任你千呼万唤，生命的大旗不会为任何人猎猎生威……
合拢之势
很有意思的是，本书是以两个人，子产和叔孙豹作为开端，在钱穆先生笔下这似乎这也成了中国的思想的种子。子产认为人先有肉体后有灵魂，人死后灵魂也会消散。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思想。因为子产把人的生前死后的问题看得轻，而看重人生实际过程中的问题，即所谓 “天道远，人道迩”。这和宗教——注重人死后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而叔孙豹认为人生的三不朽为“立德、立功、立言”，也不是西方宗教的“灵魂不灭”，中国思想认为人应该活在后人心里。正是这颗思想之“种”，成为了后来思想基础及时代背景。
衰落之势
书中有一句话“思想走上调和折中的路，已经是思想的衰象，显然没有别开生面的气魄了。”社会风气变得以左右附会，调和折中为主流，一批以邹衍、董仲舒为代表，在自然之上架之人文思想，遂提出“五行”，即一切人生宇宙用五行相生相克来解释，在自然运行之上又提出类似神仙一般的“天帝”。思想似乎急转直下，普遍以经典注释来代替思想，以事象比附来代替推演求证。后之王允、王弼、郭象、向秀等力反时趋，见此思想病态而努力将庄老、孔孟由合拢而分开，提倡老庄之纯粹的自然思想，反对鬼神上帝，破除学风的迂腐迷信和思想的乌烟瘴气。可能矫枉过正，由此将老庄思想世俗化、贵族化，思想风气呈另一种清淡无欲、消极沉溺、不束于教的状态。
严格说来统计学与概率论是相生相伴的，即使是古典概型中的等可能性假设也是基于人的经验，而这种经验无疑是反复试验的结果．虽然统计的思想与方法自古就有，但作为专门的知识，统计学的产生比概率论稍微晚一些，距今300年左右的时间．对于统计学的思想阐述得最到位的一本书也许是D. Freedman的《统计学》，全书虽然公式极少，但对统计的思想方法叙述得很清楚，也许可以作为中学教师参考书的一个不错的选择．教师们可以参考其中部分章节，例如该书关于检验讲述得通俗易懂（参见文[1]）．
注入营养与吸收调整
之前看过一本书，杜君立著的《现代的历程》，其中有一个很独特的观点大意为，因为东西方记录时间的不同方式，遂演变发展出一种以精确的数字为主的西方文化，另一种以抽象的感受为主的东方文化。之前觉得正是因为这样的“感受”思维方式导致“技不如人”从而落后，现在知道其实是拿了别人的尺子来丈量自己，这不过只是通向真理的不同的两扇窗户而已。
明朝晚年，中国思想在时代刺激下，虽有东林学派等一些思想先驱努力将思想的重点由个人转向社会大众，由心性研讨转向政治经济，但在残酷打压下亦影响甚微，此后又发生满清入关之大变动，同样在清代的高压政权下，许多如王船山、彦习斋、戴东原、章实斋等思想嫩芽亦不能舒展长成，遂完全走入古经籍之考据训诂中作逃避现实之畸形发展，没有形成气候而终归夭折。与此同时，西方思想倾泻而入，第二次新思想流的进入并未如佛学传入时带来以新生，相较之下钱穆先生认为有六点原因：一是片面理解西方思想，见其貌而不见其心，只捡到其理论措施，而未得其更深远更内在的历史文化及整体精神；二是此次西方思想的传入迅速而凶猛，性质复杂容量广大，使中国思想未有融合消化的过程；三是大量留学生多属青年，对本国传统文化基础不深，知彼不知己，引发较激烈的新旧冲突；四是西方思想夹杂进商业与军事，最先动机已不在纯粹的文化与真理上；五是社会救世思绪较为急切，实干的意向超过了研究和思索，破坏的情绪超过了建设；六是近代西方文化派别林立，突飞猛进，变化迅速，使人不易把握其中心精神与鲜明取向。于是这剂西药效力过猛引发的最先是政治革命，续之文化革命、再续之又是社会革命，造成一连串的破坏与自我消亡。使整个社会疯狂地陷入盲目崇仰西方，盲目的鄙弃自己的病态心理中，中国思想之巨树似乎已气息奄奄。
现有文献从贸易边际的角度来分析物流绩效对一国产品出口影响的并不多。盛丹和包群（2011）［17］认为基础设施的建设能显著促进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且对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优于集约边际。黄玖立和徐旻鸿 （2012）［18］考察了境内运输成本对地区出口模式的影响，认为境内运输成本显著制约着一个地区产品出口的扩展边际，而对集约边际的影响并不明显。而Feenstra和Ma（2014）［19］在考虑经合组织内部贸易时，发现港口效率对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比对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更为显著。
下药过猛与自我毁灭
完成这一过程的主要有两家：朱子和王阳明。朱子思想包容吸纳二程、濂溪等学说，再以孔孟先秦儒作奠基，兼顾道家、佛学组成一个新的大系统，提出心性二元的人生论，理气二元的宇宙论。教人“博文约理” “格物穷理”不断向外学习，侧重知之难。而王阳明发挥孟子、陆象山等思想和朱子对垒提出“良知”之学。其认为心有“良知”自能分辨善恶，故人心之良知即天理，提倡充实光明的人格，没有掩饰伪装，显意识与潜意识完全融合，教人以“存天理，去人欲”，做到 “知行合一”，侧重行之易。佛学的融入与思想的自我整合，掀起中国思想之另一高潮。
孔孟与老庄，这成了中国思想史里的两大主干分别生长。其间，墨子提出“兼爱”，提倡一种没有差别的爱，杨朱则讲 “为我”，提倡人人自爱，天下自平。其二者更像一种大理论，之后的惠施与公孙龙等名家其思想都从“辩论”中来，从辩论逻辑上支持墨子，但经不起庄子在思想方法上及孟子在实践上的抨击而未能更进一步生长壮大，故日渐消弭了。
重获新生
钱穆先生说“若我们真能了解自己，则自己方面必然有值得崇扬处。若我们真能了解别人，则别人方面必然有可以批评处。”结合中国传统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理论，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指出一条中国思想的新方向，努力再燃起中国思想之火焰。孙中山把人类分为三系：一是“先知先觉者”，创造发明；二是 “后知后觉者”，仿效推行；三是“不知不觉者”，竭力乐成。在茫然而落后的时代，若中国人永远不肯相信自己能想办法，永远要效仿他人，这样下去只有自我毁灭。故孙中山以民族主义为灵魂、民权主义为骨骼、民生主义为血肉铸入新的生命，痛心疾呼以民族之信仰凝聚民族之力量，以民族之精神孕育民族之“先知先觉”者，以此“先知先觉”者带动民族之“后知后觉”者，求得全国之“不知不觉”者的广大老百姓全力附和与参与，遂使这三种人深切配合、相互为用而发生巨大的力量，才能使中国获得新生。
二 中西思想互为补全而存在
思想左右不前，氛围消极压抑，于是佛学作为一股清流悄然流入更日益形成影响。钱穆先生在书中将佛学在中国之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小乘时期，宗教气味浓，此与中国民间阴阳巫道相配合。二是大乘时期，重在宇宙论，哲学味胜过了宗教味，与中国的老庄玄学相扶会。三是天台、贤首、禅宗时期，此为中国僧人自己创辟之新佛学，重在人生界之自我精修，内心密证，生活上的实践胜于哲理上的思辨。佛教的不断演变及本土化，使北朝、隋、唐成为一个佛学时代，直至宋明儒学后生完全吸收融合佛学之后，儒家又以另一番新生命与新气象登场。
我们现在普遍所推崇的宗教、科学、哲学三大体系均为西方思想之体系。而中国思想则是不同于其而创立发展的另一体系。无论什么体系，其都有一个朴素的目的，即人类穷尽毕生都在从所进入的窗口寻求一终极理论或称之为世界真理。可以说，真理一方面超越自身而存在于整个宇宙之中，绝对且自我存在。另一方面，对人世而言，它还存在于人生之中，仅于人生中普遍的存在。在人类存在之前即有了宇宙的存在，天地万物也早已有一套自我发展的规律，所以说真理超越自身而外在无可厚非。但自人类出现以后，对人生本身的探索与发觉亦存在有一定的普遍性、共同性的规律，而这些并非是超越而外在的，这也可称之为真理。
宗教，其认为人生的种种真理，皆存在于创世者之中，所以宗教精神可以说是超越自我而外在，这有别于中国思想侧重人生内在的体系。而宗教信仰对于人类自身发展具有其独特的作用，也具有实质的贡献，虽宗教的真理并不是科学所谓自然的真理，二者也并不能相互取代，且对人生而言却有一种普遍、共同的存在的理由，所以它是一种人文的真理。
Case 2.p=3,q=2.先证明|Q|=2.若否,显然|Q|=4,可取x∈P,o(x)=3与y∈Q,o(y)=4,因G内幂零,则有子群H=〈x〉×〈y2〉诱导的子图P(H)含有K3,3,从而可得幂图不可平面化,矛盾.故|Q|=2,类似Case 1可以证明CP(Q)=1,则有P为初等交换3群且G为Frobenius群.
哲学，可以称为一种由理智所获得的人生真理，但人生中之情感本身则不在哲学讨论之列，所以就可说哲学包含了人生的全部真理了吗？西方哲学是一种纯理性的思辨方式，其很多条件设定均从实际人生中抽离而独立，从这些新的名义中错综地再推演出一套理论，结果却远离了实际人生而独立存在。其类似于中国传统思想中惠施等名家，其思想均从思辨逻辑中来，很多地方难以自通，结论也未必可靠，故“足以服人之口，不足以服人之心”。哲学，也并不就是人生的全部真理。
西方思想的起点方向决然不同于子产和叔孙豹的“向内寻理”，而是一种过于偏重自然、理智而轻人文、情感的“向外寻理”。中国思想认为“真理即内在于人生界之本身”，而西方思想则反之，所以以宗教、科学、哲学的标准尺度来度量中国思想，故中国思想表现并不“发达”，其也不具有合理性。西方思想是先知天，后知物，而后方知人；中国思想正相反，是先知人，而后把人性推及于物，再推及于天及宇宙万物。西方思想是把人从天地万物中抽离出来，在对立的方向观照；而中国思想将情感、理智始终平等重视，故人情、物理、天心在中国思想中常常得以一以贯之，成为三位一体，并把人包裹在天地万物之中，从中心点环视，中心运转四周必随之而全体运转。于是西方思想中充满各种对立：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唯心与唯物，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思想中并未有严格之划分与冲突，圆融和谐，天与人可交流可合一。也可以说中国思想的主流实为一种“人生哲学”。
若是宇宙中并无人类的存在的话，那么，上帝之理、自然之理便是终极真理。只是真理确实存在于内和外，一属自然，二属人文。所以，中国思想的价值不在于比较，而是相较于西方思想的一种互为补全。
三 民族不能丧失对自身传统思想的信仰
孙中山说“信仰生出力量”。钱穆先生反言之“无信仰即无力量”。在西方的船坚炮利和科技压制之下，中国传统思想在现代的思想浩劫之中并没有对外引进了许多新的，但盲目无知且迅速地在内部不断破坏了一切旧的。中国思想被自我斩断，几乎连根刨除，整个民族被抽走了信仰、也被抽走了灵魂，茫然而无措，没有了反抗和还手的力量。但《中国思想史》的最后还是给人以希望，确实在危亡之际，总有一些“先知先觉”者，以博大的胸襟和气魄，站在历史和整个民族的高度为中国思想指出了新的出路。但是近代教训之惨痛，自身文化运动的冲击，以致今日，科学和哲学体系已占据思想主流，中国传统思想也夹杂着封建迷信在“去粗取精”中变得支离破碎，很多人缺乏对其系统地了解，片面认识下诉之以一种简单的不屑和抵触情绪，从而丧失了对其自身民族思想的自信，信仰故无从谈起。
纵观上述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演变，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思想并非一种简单、平易的感性认识，也并非无条理、无系统、无组织的碎片思想。其实只要真正形成为一种思想，便不会无条理，无系统，无组织。只是中国思想终不如西方思想那般具有纯正的哲学精神，也无明显的对立观点，所以尽可以说中国无哲学，但中国思想经过上千年的时间演化，具有自身的条理和阐述方式，亦有其丰富的思想论点。虽然中国思想定于一尊，无派别无分歧，其实思想在发展中本身决然会产生派别与分歧，即使独尊儒术，在儒术之后，亦有众多的学说派别。
1.促进政府更好地实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政府职能之一。但传统模式下，政府依靠自身能力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看，都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而PPP模式将政府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了有效地重组，充分发挥社会资本优势，政府资本主要起引导作用，可以很好地解决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
所以试问，在简单、平易之中又如何有条理，有系统，有进展，有变化，有派别，有分歧呢？只要它真存在条理、系统、变化、派别、分歧，则此种思想还是不平易，不简单。所以习惯于以西方哲学来衡量中国思想，推及其太简单，还未发展成熟并不合理。我们该认识到这一点并从中国思想之本身立场特点来认识中国思想的内容，来认识中国思想本身所自有的条理组织系统，进展变化，与其派别与分歧。
中国思想本质上极富调和融汇统一而集大成的精神。西方，宗教与科学，唯心与唯物，个人与集体，理性与经验处处充满矛盾、冲突与对立，而在中国思想里并不存在。但现今有些人习惯于接受“舶来”思想的便宜，中国自己的思想里，却忘记了这种精神的存在，便在内部也人为地制造矛盾、冲突，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划了一条线。可是，现代社会中我们又有多少人真正深入了解这“旧”的思想，又有多少是无根无蒂突发奇想而来“新”的思想？况且，这些思想又何尝会产生了新旧的冲突！中国思想史中新与旧只是一个不断吸纳并发展的过程，若人为的要斩断与“旧”的连接，自立为新，人为制造矛盾，做不可调和之姿态，就会失去了思想的根须及文化的沉淀，如同漂浮在表面的浮萍杂草，肤浅、松动且极易破碎。如此，便再无竖起对自我民族尊敬的信仰，也再无凝聚整个社会的力量！
于是乎，钱穆先生在书的结尾写到“若我们能真切感觉到需要有民族的先觉先知，我们自有兴趣来仔细研究中国的思想史。”其实，这是一种心痛，更是一份期望。
苦地丁性寒、味苦，归心经、肝经、大肠经，隶属清热解毒药。苦地丁化学成分为苦地丁素、四氢黄连碱、乙酰紫堇醇灵碱、紫堇醇灵碱、原阿片碱、右旋异紫堇醇灵碱、二氢血根碱、四氢刻叶紫堇明碱、乙酰异紫堇醇灵碱、香豆精类内酯、酚性物质、中性树脂和挥发油。苦地丁具有清热解毒，散结消肿、凉血通乳之功效。用于流行性感冒、上呼吸道感染、扁桃体炎、咽喉肿痛、疔疮肿痛、乳痈、痈疽发背、痄腮丹毒、肠炎痢疾、保肝护胆护肾、结膜炎、高热烦躁。药理研究表面苦地丁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痢疾杆菌、大肠杆菌、绿脓杆菌、肺炎链球菌、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八叠球菌、副流感病毒仙台株有抑制作用。
作者简介：施翼，1990生，楚雄人，大连民族学院生物技术专业毕业，曾在双柏县嘉镇烟业站、南华县龙川镇社区等基层单位工作，现在中共南华县委办工作。在《龙川江》发表过小说《是高兴还是悲伤》 《勇敢的心》等。
责任编辑：李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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