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占领菲律宾后，力图实现菲律宾政治的美国化，希望在政教分离的基础上构建其政治体制。然而，在原西班牙治下的菲律宾存在政教合一及修士占有大量土地的问题。为保证对菲律宾政策的顺利实施，1902年夏天，美国派遣“塔夫脱使团”出访梵蒂冈，与其协商购买修士土地及召回修士等问题。为避免成为正式出访，塔夫脱仅在返回马尼拉的途中，带领使团成员在罗马进行短暂停留。经过几次谈判，美国和梵蒂冈就解决修士土地问题达成基本共识，但谈判因双方在召回修士问题上的分歧而中断。然而，“塔夫脱使团”的积极成果并未受到谈判中断的影响。总的来说，这次出访不仅推动了美国对菲律宾殖民政策的顺利实施，促成菲律宾政教关系的实质性转变，也从客观上促进了美梵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美菲关系； 塔夫脱使团； 修士； 殖民政策； 政教分离
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与西班牙签署《巴黎条约》,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购得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占领菲律宾后，美国力图实现菲律宾政治的美国化，期望在政教分离的基础上构建其政治体制。而在原西班牙治下的菲律宾推行政教合一政策，修士(1)修士(friar)是天主教神职人员，主要任务是传教、服务社会等。修士主要分为多明我会修士、方济各会修士、奥古斯丁修会修士和加尔默罗修会修士。修士与所在地的教会和教区并无隶属关系，修会的领导直接向罗马教皇负责。1898年，居住在菲律宾的修士主要是西班牙人。占有大量农耕地。为推动对菲律宾政策顺利实施，1902年夏天，美国向梵蒂冈派遣“塔夫脱使团”，与其协商购买修士土地及召回修士等问题。国内关于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政策(2)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始于1898年12月10日美西《巴黎条约》的签订，止于1946年7月4日菲律宾(第三)共和国的成立。依据殖民统治形式的变化，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可大致分为四个不同时期：军政时期(1898—1901年)；殖民统治基本建立时期(1901—1916年)；给予菲律宾自治时期(1916—1935年)和菲律宾自治领时期(1935年—1946年)。参见梁志明主编《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53-463页。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美国初步占领菲律宾时采取的政策，尤其是引发“塔夫脱使团”出访梵蒂冈的政策。已有较多研究，包括该政策的原因、特点、内容及影响等方面(3)参见宋云伟：《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08年第3期；王文良：《新殖民主义的发端：二十世纪初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美国研究》1993年第3期；贺业华：《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政策初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贾秀涛：《威廉姆·塔夫脱与美国对菲律宾政策(1900—1913)》，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3年；田敏：《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政策分析》，《昆明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田敏：《1898—1946年美国对菲律宾殖民统治政策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师范大学，2004年；董仲瑜：《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开端》，《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3期；方倩华：《试论美国统治菲律宾时期的宗教政策》，《东南亚》2003年第2期。。但这些研究基本未触及美国为解决菲律宾政教合一及土地问题向梵蒂冈派出的“塔夫脱使团”，也未曾将本次出访纳入美梵关系史的研究框架。而国外学者大都从美梵关系史的视角看待“塔夫脱使团”，未将它和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政策联系起来(4)Edward F. Goss, “The Taft Commission to the Vatican, 1902”, RecordsoftheAmericanCatholicHistoricalSocietyofPhiladelphia, Vol.46, No.4, 1935, pp.184-201; David Alvarez, “Purely a Business Matter: The Taft Mission to the Vatican”, DiplomaticHistory, Vol.16, No.3, 1992, pp.357-369; Martin Hastings, “United States-Vatican Relations”, RecordsoftheAmericanCatholicHistoricalSocietyofPhiladelphia, Vol.69, No.1/2, 1958, pp.38-43; Simeon E. Baldwin, “The Mission of Gov. Taft to the Vatican”, TheYaleLawJournal, Vol.12, No.1, 1902, pp.1-7; Alex Karmarkovic, “The Myron C. Taylor Appointment: Background; Religious Reaction: Constitutionalit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h.D. diss., 1968, pp.24-43.。实际上，1902年美国向梵蒂冈派遣“塔夫脱使团”，与它对菲律宾的殖民政策密不可分。正是美国对菲律宾殖民政策的需要，促使它做出向梵蒂冈派遣使团的决定；而“塔夫脱使团”赴罗马的谈判，则推动了美国对菲律宾殖民政策的实施，促成了菲律宾政教关系实质性的转变，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美梵关系的发展。
一 美国对菲律宾的初期殖民政策
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后，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乔治·杜威(George Dewey)率舰队驶入菲律宾马尼拉海湾，协助美国增援部队占领了马尼拉。当杜威获胜之时，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总统还不是很清楚菲律宾的地理位置，但他仍然在祈祷中决定，要完全占领菲律宾(5)〈美〉S.F. 比米斯著，叶笃义译《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77、281页。。菲律宾虽在《巴黎条约》中被卖给美国，但在该条约签订之前，菲律宾的独立革命武装已宣布独立，因而美国并未立即拥有对菲律宾的主权(6)黄滋生：《论美国对菲律宾的侵略——菲律宾沦为美国殖民地原因探索之一》，暨南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史研究室编《东南亚史论文集》(第一集)，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1980年，第233页。。在这之前，为了共同抗击西班牙，美国同菲律宾的革命武装有所联系。《巴黎条约》的签署，让菲律宾人民认识到美国的真正意图，双方的合作关系破裂。经过1899年2月4日至1902年7月4日的战争，美国最终占领了菲律宾。
占领菲律宾，是美国“自从独立以来……在外交政策上作出决定的最重要的问题”(7)〈美〉S. F. 比米斯著，叶笃义译《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商务部印书馆，1987年，第277页。。由于对菲律宾缺少足够的认知，美国起初并不确定要怎样管理菲律宾。只是，作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拥护民族独立，崇尚自由平等，又有过曾被殖民的经历，且认为自身有责任文明化“半文明”的菲律宾。因而，它采取的对菲政策迥异于其它殖民者。它更希望将美国优越的制度移植到菲律宾，将之打造成亚洲的“民主橱窗”(8)贺业华：《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政策初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刘义勇：《美国人的文明观及其对菲律宾的占领(1898—1914)》，《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同时，美国也向菲律宾人民保证，其政策是为了谋取他们的福利和利益，以期达到安抚之效。1898年12月31日，面对菲律宾人民对《巴黎条约》的不满，麦金莱总统发表“仁慈同化声明”。该声明称，美国占领菲律宾的最高目标是，“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向菲律宾保证最高限度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并且向他们证明，美国的使命就是仁慈同化的使命，用公平正直的温和统治代替专横统治”(9)〈菲〉格雷戈里奥·F. 赛义德著，林启森译《菲律宾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64页。。
为了更好地制定对菲政策，改善同菲律宾人民之间的关系，1899年3月4日，美国向菲律宾派遣了“第一届菲律宾委员会”。该委员会以其主席雅各布·舒尔曼(Jacob Gould Schurman)之名命名，又称“舒尔曼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协助美国在菲律宾的军队；调查菲律宾的国情，为美国制定对菲政策提供建议(10)Jacob Gould Schurman, PhilippineAffairs:ARetrospectandOutlook:AnAddres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2, p.3.。4月4日，“舒尔曼委员会”发布《告菲律宾人民书》，称美国在菲律宾拥有主权，许诺让菲律宾自治，给予菲律宾人民个人自由及公正的文官制度等(11)金应熙主编《菲律宾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16页。。在菲律宾调查10个月后，“舒尔曼委员会”向总统报告说，因为菲律宾人民普遍没有受过教育，缺少民主制度的经历，立即独立将导致混乱。因而，美国应该继续留在菲律宾(12)〈菲〉格雷戈里奥·F. 赛义德著，温锡增译《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下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25页。。它也观察到，菲律宾人民渴望自治，因而敦促美国尽早在菲律宾建立文治政府(13)“Governmental Reforms Desired by Filipinos”, ReportofthePhilippineCommissiontothePresident, Vol.1,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0, p.90.。
1898年8月占领马尼拉后，美国在菲律宾成立了具有临时性质的军政府。“舒尔曼委员会”经过调查，建议美国在菲律宾的统治形式向文治政府转变，因为军政府不符合菲律宾人民自治的愿望。为实现此目标，麦金莱总统向菲律宾派出了“第二届菲律宾委员会”，即“塔夫脱委员会”。本届委员会的主席威廉·塔夫脱(William H. Taft)原不赞成兼并菲律宾，并一直希望在法律事业上有所建树。当1900年1月接到总统的任命之时，他感到十分惊讶，也很犹豫。后在家人朋友的鼓励支持下，他接受了这项任命，并连同其他四人，组成了“第二届菲律宾委员会”(14)Ralph Eldin Minger, “William Howard Taft: His Apprenticeship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00-1908”,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Ph.D. diss., 1958, pp.1-2, 8-9, 30-31.。
3) 对受损的柱顶的处理：首先清理开裂表面，然后利用压力将高强度环氧树脂水泥灌入裂缝中.灌浆完毕后，在柱顶1.0～1.5 m范围内粘贴2～4层碳纤维布增加受损处强度.
教廷国务卿蓝宝拉最后的回复是在7月18日。这封信很热情，它感谢美国政府同意梵蒂冈将经济和宗教问题分开解决的方法。他表示，梵蒂冈将命令新马尼拉宗座代表就美国提出的四点原则，同塔夫脱进一步协商(59)“Cardinal Rampolla’s Reply to Governor Taft’s Communication of July 15”, Annual Reports of the War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June 30, 1902, Vol I, ReportoftheSecretaryofWarReportsofBureauChief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903, p.260.。7月21日，蓝宝拉安排“塔夫脱使团”同教皇举行了辞行会见。在会见中，教皇表示，他对最近协商的结果感到满意。他说，同华盛顿的直接协商，是他担任教皇期间最令人愉快的事件之一。他感激美国处理教会问题的方法，并向“塔夫脱使团”的每一位成员和塔夫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赠送了礼物。会见即将结束之时，教皇向塔夫脱保证，他将亲自关注新马尼拉宗座代表的工作(60)Edward F. Goss, “The Taft Commission to the Vatican, 1902”, RecordsoftheAmericanCatholicHistoricalSocietyofPhiladelphia, Vol.46, No.4, 1935, pp.199-200.。同教皇会见后的第二天，塔夫脱和斯密斯从那不勒斯出发返回菲律宾。
显而易见，如果象征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修士重返教区，继续把持土地，将不利于美国推行对菲律宾的殖民政策。起初，美国占领菲律宾的一大动机是要文明化这个“半文明”的国家，具体就是要实现菲律宾政治的美国化。而美国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政教分离，因此美国需要驱逐作为政治力量的修士。同时，为安抚菲律宾人民，美国一直宣称要制定为他们谋福利的政策，而菲律宾人民憎恶修士。从这个角度考虑，美国也需要解决修士问题。美国政府和塔夫脱都对此具有清晰的认知。美国政府认为，修士在菲律宾的持续存在及占有农耕地的情形，与菲律宾人民的最大利益和构建自由政府的理想极不相符(29)Charles H. Cunningham, “Origin of the Friar Lands Question in the Philippines”, 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 Vol.18, No.4, 1903, pp.678-679; Charles H. Cunningham, “Origin of the Friar Lands Question in the Philippines”, 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 Vol.10, No.3, 1916, p.465.。塔夫脱也指出，修士是长期滥用权力的“政治老板”(political bosses)，是潜在不满的来源，其存在仍可能引发菲律宾人民的武装抵抗(30)David Alvarez, “Purely a Business Matter: The Taft Mission to the Vatican”, DiplomaticHistory, Vol.16, No.3, 1992, pp.358-359.。因而美国相信，解决修士问题，既可保证菲律宾文治政府的成功建立，也可推动政教分离政策的顺利实施，还可有效减少菲律宾人民的敌对情绪，有利于他们服从美国的统治(31)Bonifacio S. Salamanca, TheFilipinoReactiontoAmericanRule,1901-1913, Quezon City: New Day Publishers, 1984, p.39; Frank T. Reuter, “William Howard Taft and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in the Philippines”, JournalofChurchandState, Vol.24, No.1,1982, p.105.。其实，“舒尔曼委员会”和军政府早已注意到修士问题，只是未给出具体解决方案。
二 菲律宾修士问题与“塔夫脱使团”的任命
当时，菲律宾政教合一和修士把持大量土地的现状具有浓厚的历史根源。西班牙治下的菲律宾推行政教合一政策，修士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事实上，整个西班牙政府依靠修士治理菲律宾群岛。修士不仅是当地人的“精神指导，也是其各种意义上的市政长官”(19)“The Friars”, ReportsoftheTaftPhilippineCommission,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901, p.26.。教区的修士既是小学的督察员、健康委员会和慈善机构的主席，也是城市税务委员会主席和税务稽查员。按照法律，他们还必须参加并监督市政办公室和警察机构的选举(20)“The Friars”, ReportsoftheTaftPhilippineCommission, pp.24-26.。同时，修士占有大量土地。自1565年，修士就在菲律宾土著中工作，教会当地人如何种植。为此，他们建立了示范田，占领了大量农耕地(21)Edward F. Goss, “The Taft Commission to the Vatican, 1902”, RecordsoftheAmericanCatholicHistoricalSocietyofPhiladelphia, Vol.46, No.4, 1935, p.188.。他们还滥用政治权力扩大自己的土地面积。比如，侵吞与其土地相邻的农民的土地，廉价购买挨近宗教地产的政府森林(22)Henry Parker Willis, OurPhilippineProblem:AStudyofAmericanColonialPolic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5, pp.193-194.。美国占领菲律宾时，菲律宾的土地总量大约是73,345,415公顷，其中不到4,940,000公顷是改良地。而修士占有的土地面积多达410,000英亩，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菲律宾群岛最肥沃的土地，并且西班牙政府承认他们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23)Henry Parker Willis, OurPhilippineProblem:AStudyofAmericanColonialPolicy, p.193; James A. Leroy, “The Friars in the Philippines”, 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 Vol.18, No.4, 1903, pp.678-679; Charles H. Cunningham, “Origin of the Friar Lands Question in the Philippines”, 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 Vol.10, No.3, 1916, pp.479-480.。此外，修士的影响力深远而稳固。修士的任期具有永久性，西班牙派往菲律宾的市政和军事长官的任期则较短，最多是4年。如果干预或质疑修士的统治，他们的任期会更短(24)Henry Parker Willis, OurPhilippineProblem:AStudyofAmericanColonialPolicy, p.194.。因为修士有权干预总督和高级官吏的调动和任免。因此，修士在菲律宾群岛是坚固、有力、持久且组织良好的政治力量。然而，他们并没有利用自己握有的宗教、政治和经济等优势为菲律宾人民服务，相反，他们是菲律宾人民最残暴、最无情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他们不仅巧立名目，逼迫信徒进行各种宗教捐献，强迫人民无偿提供鱼、家禽、燃料及各种土产，还残酷剥削下属的佃农、分成农、雇农和奴隶等，更有甚者，利用宗教特权蹂躏妇女(25)周南京：《西班牙天主教会在菲律宾殖民统治中的作用》，《风雨同舟——东南亚与华人问题》，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第168-169页。。因此，菲律宾人民憎恶修士，其盘剥也是引发菲律宾人民多次起义的重要原因。1896年爆发的菲律宾革命，就是一场既反对西班牙殖民政府又反对西班牙修士的战争。它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将修士赶出菲律宾，占领其地产。革命期间，大多数修士成功逃往马尼拉，但约300名修士被监禁，50名遭到杀害(26)Peter G. Gowing, “The Disentanglement of Church and State Early in the American Regime in the Philippines”, Gerald H. Anderson, ed., StudiesinPhilippineChurchHistor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204-205.。而1898年美西《巴黎条约》规定，如果修士愿意返回教区，要求重获财产，美国有责任予以保护(27)《巴黎条约》规定，美国不能损害教会依法拥有的财产，并要保证原西班牙殖民地居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详细条款见http://avalon.law.yale.edu/19th_century/sp1898.asp，2018年6月26日。。因此，美国占领菲律宾后，释放了被关禁的修士，他们要求重返自己的教区，但美国担心这会激起菲律宾人民的反美情绪(28)Peter G. Gowing, “The Disentanglement of Church and State Early in the American Regime in the Philippines”, Gerald H. Anderson, ed., StudiesinPhilippineChurchHistory, p.212.。
1901年冬天，当成为菲律宾第一任市政长官的塔夫脱因病返回美国时，他同继任的新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陆军部长鲁特及圣保罗大主教爱尔兰等人进行了多次讨论，以期找到解决修士问题的最佳方式。答案明显是直接同梵蒂冈联系(38)Frank T. Reuter, “William Howard Taft and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in the Philippines”, JournalofChurchandState, Vol.24, No.1,1982,p.112.。鲁特赞成直接协商，但又为此次协商添加了严格限制，即美国代表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只能讨论菲律宾修士问题(39)David Alvarez, “Purely a Business Matter: The Taft Mission to the Vatican”, DiplomaticHistory, Vol.16, No.3, 1992, p.361.。同梵蒂冈直接协商的提议，也受到罗斯福总统的支持。最后，美国决定向梵蒂冈派遣一个官方但不具有外交性质的使团。
通过上面交点的计算，物体表面的自我遮挡效果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但是因自我遮挡而产生的自阴影的效果却完全没有被表现出来，所以还必须要额外地进行表面自阴影的计算。
事实上，美国不能随心所欲地处理修士问题。它若直接驱逐修士，没收其土地，就会侵犯《巴黎条约》；反之，它若允许修士继续存在于菲律宾，就将需要在岛上长期设立重兵，以防止叛乱的再次发生，而这又是它竭力避免的(32)Edward F. Goss, “The Taft Commission to the Vatican, 1902”, RecordsoftheAmericanCatholicHistoricalSocietyofPhiladelphia, Vol.46, No.4, 1935, pp.188-189; “The Friars”, ReportsoftheTaftPhilippineCommission,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901,p.31.。为解决此问题，塔夫脱曾尝试同梵蒂冈派向菲律宾的宗座代表(33)宗座代表(Apostolic Delegate)，是梵蒂冈派向与自身无外交关系之国的代表，其职责是监督驻在国或地区的天主教事务，时时向教廷汇报，或承担教皇所委派的事宜。普拉西德·沙佩勒(Placide Chapelle)及修士群体协商，未能成功(34)David Alvarez, “Purely a Business Matter: The Taft Mission to the Vatican”, DiplomaticHistory, Vol.16, No.3, 1992, p.358; Frank T. Reuter, “William Howard Taft and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in the Philippines”, p.112.。因而，1901年1月，塔夫脱以“塔夫脱委员会”的名义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第一，由美国政府出面与梵蒂冈协商，请它召回修士；第二，请政府购买修士的土地卖给现有的租户以避免耕地纠纷(35)“The Friars”, ReportsoftheTaftPhilippineCommission,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901,p.32.。
将《献血者体检健康标准》作为参考依据,询问献血者的病史,对献血者进行快速血液筛选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的检测,确保献血者符合相关标准后方可献血。针对出现献血不良反应的献血者,应对其献血不良反应进行分型:(1)轻度不良反应:献血者出现心慌气短、呼吸加速、眩晕和恶心呕吐等症状。(2)中度不良反应:献血者出现血压下降、四肢兵坑和意识恍惚等症状。(3)重度不良反应:献血者出现全身抽搐、惊厥和大小便失禁等症状。
只是，此时美梵已经断交，美国想同梵蒂冈协商菲律宾事务的意图，只得通过中间人传达。1901年春天，陆军部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致信圣保罗大主教约翰·爱尔兰(John Ireland)，请他向梵蒂冈转达美国对菲律宾修士的关注。这得到教廷国务卿马里亚诺·蓝宝拉(Mariano Rampolla)的积极回应。他告诉爱尔兰，为解决此问题，他需要同美国官方代表直接联系。如果麦金莱总统不能与梵蒂冈建交，可以向罗马派遣全权代表进行协商(36)John T. Farrell, “Background of the Taft Mission to Rome II”, TheCatholicHistoricalReview, Vol.37, No.1, 1951, p.5.。蓝宝拉预想，即使是有限制条件的出访，其结果也会令人印象深刻，足以消除美国对与梵蒂冈建交的反对。只是，为避免引发新教徒的抗议，爱尔兰并未向鲁特提及蓝宝拉的建交意图。他让华盛顿以为，罗马欢迎一名特使来完成这项商业交易。爱尔兰的保证受到华盛顿的欢迎(37)David Alvarez, “Purely a Business Matter: The Taft Mission to the Vatican”, DiplomaticHistory, Vol.16, No.3, 1992, pp.359-361.。
(1)为“兵”或“卒”时：新建solider类，将落点和棋子的原横纵坐标及棋子执方存入。判断走棋规则是否合法。如果非法，输出结果；
1902年5月29日，“塔夫脱使团”的三名成员抵达那不勒斯，并在两天后到达罗马。而另一名成员奥格尔曼主教，早在5月17日就已到罗马作准备工作。6月2日，“塔夫脱使团”拜访了教廷国务卿蓝宝拉，并在其安排下于6月5日同教皇利奥八世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塔夫脱代表罗斯福总统向教皇问好，向他递交了罗斯福的信件，并向他赠送了罗斯福的八卷文学作品。塔夫脱向教皇解释了此次出访的缘由，阐述了由于美西政教关系的根本差异在菲律宾引发的问题。他还提出购买修士土地，希望借此能使修士离开菲律宾。他强调，美国和菲律宾政府对天主教会的态度并非不友好。美国宪法要求它推行政教分离原则，但它对任何宗教都不抱有敌意。相反，美国是一个推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对所有教会都一视同仁，并无偏待(47)“Text of Address made by Governor Taft to His Holiness the Pope”, Annual Reports of the War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June 30, 1902, Vol I, ReportoftheSecretaryofWarReportsofBureauChief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903, pp.237-239.。在会见中，教皇的态度和塔夫脱的口吻都很友好。但教皇并未同塔夫脱一一讨论美国的要求，他表示，会任命一个委员会同塔夫脱进行商讨(48)Frank T. Reuter, CatholicInfluenceonAmericanColonialPolicies,1898-1904,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7, p.142.。会见后，塔夫脱向蓝宝拉递交了陆军部长鲁特5月9日和6月5日的信件，这些信件详细记载了美国政府的要求，主要包括购买修士土地和请梵蒂冈召回修士等内容(49)“Instructions of the Secretary of War to Governor William H. Taft in the Matter of the Purchase of Friar Lands in the Philippines”, Annual Reports of the War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June 30, 1902, Vol I, ReportoftheSecretaryofWarReportsofBureauChief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903, pp.233-236.。会见结束后，教皇也按照承诺任命了由5名红衣主教组成的委员会(50)这5名红衣主教分别是：教廷国务卿蓝宝拉、斯特胡伯(Steinhuber)、戈蒂(G. Gotti)、比韦斯·图托(Vives y Tuto)和万努泰利(S. Vannutelli)。教皇任命的这5个人中，并没有前驻华盛顿宗座代表弗朗西斯科·斯图里(Francesco Statolli)。相比于他人，他能更深地理解美国的情感，并主张尽快地从菲律宾召回修士。而主张把修士留在菲律宾的比韦斯·图托却列入其中。参见Edward F. Goss, “The Taft Commission to the Vatican, 1902”, RecordsoftheAmericanCatholicHistoricalSocietyofPhiladelphia, Vol.46, No.4, 1935,p.191; Alex Karmarkovic, “The Myron C. Taylor Appointment: Background; Religious Reaction: Constitutionalit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h.D. diss., 1968, p.31.。
2.3 自发性：当下，我国花卉市场运行缺乏规范性，企业间竞争行为不合理，这可能和其分散化、独立式的运营模式相关。
三 “塔夫脱使团”赴罗马谈判过程
起初，罗斯福打算派遣菲律宾最高法院的助理法官贾奇·史密斯(Judge F. Smith)担任使团的委员长。他在菲律宾群岛呆过几年，熟悉状况，且是一名天主教徒。后因害怕引发新教徒的抗议，罗斯福放弃了这一打算。经过一番商议，罗斯福发现，塔夫脱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不仅被政府官员信任和尊重，还能比较容易地在返回菲律宾之时访问罗马(40)Frank T. Reuter, CatholicInfluenceonAmericanColonialPolicies,1898-1904,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7, pp.138-140.。征得塔夫脱同意后，罗斯福又任命了该使团的其他成员：贾奇·史密斯、苏福尔斯主教托马斯·奥格尔曼(Thomas O’Gorman)和充当秘书兼译者的军法署职员梅杰·波特(Major B. Porter)(41)“Text of Address made by Governor Taft to His Holiness the Pope”, Annual Reports of the War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June 30, 1902, Vol I, ReportoftheSecretaryofWarReportsofBureauChief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903, p.235.。然而，派出“塔夫脱使团”的消息，还是引发了美国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激烈抗议。新教徒认为，这是对教皇的政治承认，担心此举是同梵蒂冈建交的先兆。天主教徒则认为，政府将修士赶出菲律宾是出于反天主教的情感，是对菲律宾教会的攻击(42)Alex Karmarkovic, “The Myron C. Taylor Appointment: Background; Religious Reaction: Constitutionalit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h.D. diss., 1968, p.29; David Alvarez, “Purely a Business Matter: The Taft Mission to the Vatican”, DiplomaticHistory, Vol.16, No.3, 1992, p.359.。但华盛顿更将菲律宾修士看作政治事务而非宗教问题(43)David Alvarez, “Purely a Business Matter: The Taft Mission to the Vatican”, DiplomaticHistory, Vol.16, No.3, 1992, p.359.。美国政府一再强调，“塔夫脱使团”仅仅具有商业性质，其唯一目的是处理修士土地及与之相关的问题(44)Martin Hastings, “United States-Vatican Relations”, RecordsoftheAmericanCatholicHistoricalSocietyofPhiladelphia, Vol.69, No.1/2, March/June, 1958, p.40.。陆军部长鲁特也在1902年5月9日给塔夫脱的指示中强调，这次出访“绝不在任何意义或程度上具有外交性质，而仅仅是一次商业性质的谈判，是菲律宾长官向拥有者购买土地、协商地契的谈判”(45)“Instructions of the Secretary of War to Governor William H. Taft in the Matter of the Purchase of Friar Lands in the Philippines”, Annual Reports of the War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June 30, 1902, Vol I, ReportoftheSecretaryofWarReportsofBureauChief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903, p.235.。塔夫脱还被告知，政教分离原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不能在任何情况下被打折扣(46)“Instructions of the Secretary of War to Governor William H. Taft in the Matter of the Purchase of Friar Lands in the Philippines”, Annual Reports of the War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June 30, 1902, Vol I, ReportoftheSecretaryofWarReportsofBureauChief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903, pp.233-235.。为避免成为一次正式的外交出访，塔夫脱仅仅在1902年夏天返回马尼拉时，带领使团成员在罗马做了短暂停留。
经过两周的慎重考虑，教皇任命的委员会就塔夫脱提出的请求，以教廷国务卿蓝宝拉的名义，在6月22日作出回复。这封信首先强调，梵蒂冈充分认识到美国是一个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但又指出，大多数菲律宾人是天主教徒，且在政教合一的政府下被统治了300年。因而，梵蒂冈希望美国政府能基于公正、社会和政治的秩序承认菲律宾现状，而非强制性地推行政教分离原则；其次，就美国提出的修士问题，蓝宝拉表示他不能完全苟同，并认为，没有必要从菲律宾召回西班牙修士。他说，教皇已经制定了方案，让修士管理的范围从世俗事务转变到纯粹精神事务，并计划派遣他国尤其是美国的修士到菲律宾。同时，教皇也打算为菲律宾当地的神职人员提供更好的宗教教育和培训，让他们可以逐渐取代修士阶层；再次，蓝宝拉表示，梵蒂冈同意出售修士的土地，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详细考察这些土地的价值和范围，不能仓促决定。鉴于原马尼拉宗座代表沙佩勒已于1901年4月被召回，他建议推迟到新马尼拉宗座代表上任后再行解决(51)Annual Reports of the War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June 30, 1902, Vol I, pp.240-243.。
面对梵蒂冈延迟解决修士土地问题的提议和拒绝召回修士的打算，美国决定更加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在同陆军部长鲁特商议后，7月3日，塔夫脱致信教廷国务卿蓝宝拉说，美国不同意推迟到新宗座代表上任后再解决所提及的问题。塔夫脱认为，若是这样，使团这次出访将以失败告终，天主教会和菲律宾政府直接达成谅解的好处也将消失。他认为，达成双方直接谅解的唯一有效途径，是签订一个明确的合约。这个合约将奠定双方协议的主要框架，也将尽可能消除日后协商中的不确定性(52)“Response of Governor Taft to Cardinal Rampolla’s Communication”, Annual Reports of the War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June 30, 1902, Vol I, ReportoftheSecretaryofWarReportsofBureauChief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903, pp.243-244.。“塔夫脱使团”具体提出了4项条款，其中最重要的条款就是，美国要购买修士占有的农耕地。美国提出，为估量这些土地的价值，需成立一个由五人组成的仲裁委员会。委员会的两名成员由教皇任命，两名由菲律宾政府指派，另一名则由双方都同意的人担任……因为事情紧急，该委员会的成员需在1903年1月1日前在马尼拉会面(53)“Response of Governor Taft to Cardinal Rampolla’s Communication”, Annual Reports of the War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June 30, 1902, Vol I, pp.244-245，其它3项条款，参见“Response of Governor Taft to Cardinal Rampolla’s Communication”, Annual Reports of the War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June 30, 1902, Vol I, ReportoftheSecretaryofWarReportsofBureauChief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903, pp.245-246.。
另外，塔夫脱还告诉教廷国务卿蓝宝拉，美国和菲律宾政府同意基于以下条件同意以上条款：第一，菲律宾政府拿到土地所有权之前，不进行土地交易；第二，菲律宾修士需在购买土地的第一期款项付清之后的两年内撤出菲律宾(54)“Form of Agreement”, Annual Reports of the War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June 30, 1902, Vol I, ReportoftheSecretaryofWarReportsofBureauChief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903, pp.246-247.。
7月10日，塔夫脱收到教廷国务卿蓝宝拉的信件说，教廷基本同意美国关于购买修士土地的提议。但梵蒂冈不同意在限定时间内召回所有西班牙修士。一方面，教廷拒绝承认购买修士土地和召回修士之间存在关联性。它认为，修士问题独立于经济问题；另一方面，教皇认为，召回修士违反《巴黎条约》，并将导致梵蒂冈卷入同西班牙的纷争。他强调，如果美国不能在不破坏誓言的情况下驱逐修士，作为宗教秩序保护者的自己更不能。但梵蒂冈保证，它将在菲律宾逐渐引进其它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修士，并禁止他们参政(55)“Answer to Communication from Governor Taft of July 3”, Annual Reports of the War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June 30, 1902, Vol I, ReportoftheSecretaryofWarReportsofBureauChief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903, pp.252-253.。经过本次协商，美梵在购买修士土地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但梵蒂冈仍然拒绝在有限时间内召回修士，因为这事关梵蒂冈的内务及利益，因而它并未轻易妥协。
只是，教皇拒绝召回修士的决定引发了华盛顿的担心。陆军部长鲁特认为，驱逐修士是美国的主要目标，缺少这一点，同梵蒂冈达成协议毫无意义(56)David Alvarez, “Purely a Business Matter: The Taft Mission to the Vatican”, DiplomaticHistory, Vol.16, No.3, 1992, p.367.。因而，罗斯福总统和鲁特于7月14日命塔夫脱中止了谈判。在塔夫脱递交给梵蒂冈的信件中，美国没有再坚持要求让教皇召回修士，但希望他能自愿这么做。它解释说，菲律宾政府希望修士被召回，不是要更改或影响教廷的宗教事务，而是为了菲律宾人民的福利。因为控告这些修士的并非美国政府，而是菲律宾的天主教信徒。美国也认为，梵蒂冈自愿召回修士不会违反《巴黎条约》，而且它希望梵蒂冈召回修士不是出于宗教或种族因素，而是基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同时，塔夫脱告知梵蒂冈，关于购买土地的协商，鲁特同意按照教廷国务卿蓝宝拉6月22日的提议进行(57)“Governor Taft’s Response to Cardinal Rampolla’s Communication of July 9”, Annual Reports of the War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June 30, 1902, Vol I, ReportoftheSecretaryofWarReportsofBureauChief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903, pp.256-258. 。此外，塔夫脱也在同一天致信蓝宝拉说，美国和菲律宾政府愿意尽一切努力，维持双方在梵蒂冈谈判中达成的共识，并为在罗马受到的款待表示感谢。他也请求同即将上任的马尼拉宗座代表进一步协商未尽事宜。他还表示，尽管对没有达成更具体的协议抱有缺憾，但令他满意的是，解决问题的总体基础已经达成(58)“Governor Taft’s Response to Cardinal Rampolla’s Communication of July 9”, Annual Reports of the War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June 30, 1902, Vol I, ReportoftheSecretaryofWarReportsofBureauChief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903, p.259.。
1900年4月17日，“塔夫脱委员会”一行人前往菲律宾。如塔夫脱所说，这一届委员会的特殊使命是：在菲律宾群岛建立文治政府。委员会的成员被要求谨记，他们所要建立的政府，是为实现菲律宾人民的“幸福、和平和富强”(15)Ralph Eldin Minger, “William Howard Taft: His Apprenticeship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00-1908”, p.43.。抵达菲律宾后，塔夫脱发现，菲律宾人民并不反对美国的统治，他们反对的仅仅是军政府，并认为菲律宾人民会欢迎文治政府(16)Bonifacio S. Salamanca, TheFilipinoReactiontoAmericanRule,1901-1913, Quezon City: New Day Publishers, 1984, p.26.。因而，他积极与军政府协商，又催促美国政府尽快筹建文治政府。1901年3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斯普诺修正陆军拨款法案》，授权总统在菲律宾建立文治政府。据此法案，菲律宾文治政府正式成立。塔夫脱被任命为第一届市政长官。成为市政长官后，塔夫脱遵照麦金莱总统“仁慈同化”的使命，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为菲律宾人民谋福利的殖民政策。这不仅包括发展菲律宾经济、拨款修建基础设施，还包括发展菲律宾的教育事业，力图在菲律宾建立一个免费的初级教育体系(17)菲律宾文治政府的各项政策，参见Bonifacio S. Salamanca, TheFilipinoReactiontoAmericanRule,1901-1913, Quezon City: New Day Publishers, 1984, pp.44-133; 宋云伟：《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08年第3期。。更重要的是，塔夫脱要实现菲律宾政治的“美国化”，尤其是要在政教分离的基础上建立菲律宾的政治体制(18)David Alvarez, “Purely a Business Matter: The Taft Mission to the Vatican”, DiplomaticHistory, Vol.16, No.3, 1992, p.357.。只是，在推行该政策时，塔夫脱留意到菲律宾长期以来政教合一、修士把持大量土地的事实，这给他实施对菲政策带来了困难。
四 “塔夫脱使团”出访罗马的结果和意义
有学者认为，从“塔夫脱使团”本身的既定目标来看，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出访(61)David Alvarez, “Purely a Business Matter: The Taft Mission to the Vatican”, DiplomaticHistory, Vol.16, No.3, 1992, p.367.。它虽然在购买修士土地问题上同梵蒂冈达成共识，但没有实现美国政府驱逐修士的愿望。为此，美国还中断了与梵蒂冈的谈判。但本次谈判的中断，应更深地归因于双方的误解及利益差别。对美国政府而言，修士是较为敏感的群体，不但握有神权，把控菲律宾政治，深入司法、教育、财政和经济等多个领域，而且对人民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为成功推行对菲律宾的殖民政策，赢得菲律宾人民的好感，它希望代表西班牙政教合一体制的修士能够离开。因而，在与梵蒂冈的谈判中，请梵蒂冈召回修士才是其首要目标。只是为避免引发天主教徒的反对，美国在国内宣传中，强调的是购买修士土地。而塔夫脱在与梵蒂冈的谈判过程中，将西班牙修士的离开视为购买其土地后的必然结果，因此突出强调的也是购买修士土地。这让梵蒂冈误以为，购买修士土地才是美国的首要目标。至于召回修士的要求，梵蒂冈必须小心处理，因为这牵扯到其教务和利益。当时，法国和西班牙已存在严重的反教会倾向，梵蒂冈若贸然召回修士，必然会引发他们的反对。因而，梵蒂冈不能直接答应美国的要求。即使要这样做，它也需要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在尽可能不引发宗教争论的情况下逐步替换西班牙修士(62)David Alvarez, “Purely a Business Matter: The Taft Mission to the Vatican”, DiplomaticHistory, Vol.16, No.3, 1992, pp.367-369.。只是，美国非但没有同意梵蒂冈的折衷方案，反而中断了谈判。
由于C中包含i成员有25个,i=1,2,3，并且C中包含j成员有28个,j=4,5,6，因此每个C(ui)至少包含3种色,故C(X)⊆C2∪C3∪{{1,2,3}}, C(X)∪C(Y)⊆C∪{{1,2,3}},有10+n≤44+1,可得n≤35。从而当36≤n≤90时,45个集合不能区分X和Y中的(10+n)个顶点,矛盾。以下仅考虑31≤n≤35时的情况。
然而，从实际结果来看，“塔夫脱使团”并不是一次失败的出访，其成就并未受到谈判中断的影响，使团成员离开罗马后不久，它的积极成果得以展现。其一，“塔夫脱使团”出访梵蒂冈后，教皇任命红衣主教约翰·吉迪(John Baptist Guidi)担任新马尼拉宗座代表。相较于其前任，吉迪更加理解美国的传统，也更合作(63)Frank T. Reuter, “William Howard Taft and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in the Philippines”, JournalofChurchandState, Vol.24, No.1,1982,p.115.。自1902年11月上任以来，吉迪同塔夫脱和菲律宾政府进行了多次多方面协商。1903年12月22日，吉迪同意美国用723.9万美元购买修士的410，000英亩土地(64)Martin Hastings, “United States-Vatican Relations”, p.43. 购买土地的具体过程，参见Frank T. Reuter, CatholicInfluenceonAmericanColonialPolicies,1898-1904,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7, pp.154-155; Peter G. Gowing, “The Disentanglement of Church and State Early in the American Regime in the Philippines”, Gerald H. Anderson, ed., StudiesinPhilippineChurchHistor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216-217.。修士的土地被合法购得，这有效打击了修士经济势力，虽然“塔夫脱使团”请梵蒂冈在一定期限内召回修士的提议没有得到后者同意，但梵蒂冈提出了折衷方案，让留在菲律宾的修士完全转向精神事务，并逐渐向菲律宾派遣他国尤其是美国的修士加以替代。1903年1月，教皇利奥八世还发表通谕《菲律宾的教会》(65)教皇利奥八世的通谕《菲律宾的教会》，详见https://en.wikisource.org/wiki/The_Great_Encyclical_Letters_of_Pope_Leo_XIII/The_Church_in_the_Philippines，2018-07-22.，让菲律宾的主教阶层完全独立于西班牙的影响。结果，西班牙修士在菲律宾的影响力受到极大削弱，美国修士也逐渐替代了原来的西班牙修士，且毫无政治权力(66)Alex Karmarkovic, “The Myron C. Taylor Appointment: Background; Religious Reaction: Constitutionalit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h.D. diss., 1968, p.43.。此外，修士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据菲律宾官方记载，1898年菲律宾的修士数量是1012名，至1902年12月1日，减少到380名，截至1903年12月3日，仅剩246名(67)Henry Parker Willis, OurPhilippineProblem:AStudyofAmericanColonialPolic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5, p.197.。而在这些仅存的修士中，有一些因年纪较大或病弱无法参与教区工作；余下的多数则在马尼拉、宿务岛和维根岛从事教育工作(68)Peter G. Gowing, “The Disentanglement of Church and State Early in the American Regime in the Philippines”, Gerald H. Anderson, ed., StudiesinPhilippineChurchHistor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217-218.。可见，通过“塔夫脱使团”的出访，修士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势力，且数量骤减，这无疑有助于美国对菲律宾实施殖民政策尤其是政教分离政策。
“塔夫脱使团”出访罗马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多个层面：第一，它推动了政教分离原则在菲律宾从理论走向现实。在西班牙治理菲律宾的几百年中，天主教会和西班牙殖民政府是亲密的盟友，尽管二者之间偶有冲突和矛盾，但很大程度上，殖民政府是依靠深入菲律宾人民生活的修士进行治理的。1899年1月，菲律宾独立革命政府颁布《马洛洛斯宪法》，“承认宗教自由及政教分离”(69)王召棠等主编《简明法制史词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74页。，但该政府很快被美国殖民者扼杀。1902年7月，美国当局为菲律宾制订了第一个组织法案，再次确立政教分离原则(70)Peter G. Gowing, “The Disentanglement of Church and State Early in the American Regime in the Philippines”, Gerald H. Anderson ed., StudiesinPhilippineChurchHistor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210.。该原则也是塔夫脱文治政府的施政方针。但菲律宾人民很难理解政教分离的真义，加上修士问题的持续存在，美国所倡导的政教分离原则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通过“塔夫脱使团”的出访，在梵蒂冈教皇的隐性支持下，美国成功打击了修士的政治和经济等势力，减少了其数量，使西班牙治下政治和宗教的亲密联盟开始实现事实上的分离发展，从而促进了菲律宾政教关系的实质性变化。第二，“塔夫脱使团”的出访对当时的菲律宾天主教会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修士势力受到削弱后，一方面，菲律宾天主教会开始调试自身，以适应美国统治下的民主和多元化氛围，开始学会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执行宗教使命和维护自身安全(71)Peter G. Gowing, “The Disentanglement of Church and State Early in the American Regime in the Philippines”, Gerald H. Anderson ed., StudiesinPhilippineChurchHistor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222; David Lim, “Church and State in the Philippines, 1900-1988”, Transformation, Vol.6, No.3, 1989, p.27.；另一方面，新教各教派的涌入和菲律宾独立教会或称阿格利拜教会的成立，也对菲律宾天主教会的主导地位造成了一定冲击；第三，“塔夫脱使团”出访梵蒂冈一事，亦在美梵关系史上意义重大。这次出访虽不带有外交性质，却是美梵自1867年断交以来的首次官方联系。由于梵蒂冈此次也积极配合了美国的决策，使出访促进了两国之间的信任，也从客观上带来美梵关系的发展。
总的来说，“塔夫脱使团”出访梵蒂冈是由美国占领菲律宾后，菲律宾的局势导致的。占领菲律宾后，为安抚菲律宾人民，美国宣称要实施为他们谋福利的政策。它先在菲律宾成立军政府，继而转向文治政府。美国驻菲律宾第一任市政长官塔夫脱，力图实现菲律宾政治的美国化，期望在政教分离的基础上构建其政治体制。而菲律宾存在政教合一及修士把持大量土地的问题，并且菲律宾人民憎恶修士。为此，美国向梵蒂冈派出“塔夫脱使团”，希望解决修士问题。虽然就“塔夫脱使团”本身的出访目标来看，它没有完全取得成功，但其最终结果仍然可喜。
（1）进一步加强对村级班子建设的领导。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抓好村干部队伍建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塔夫脱使团”的出访打击了修士势力，新教和菲律宾独立教会的发展也对天主教会的主导地位造成了一定冲击，但这都未让菲律宾天主教会受到致命伤害。目前，菲律宾仍然是东南亚唯一的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徒数量占据国民总量的80%以上。天主教会仍在菲律宾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72)姜永仁、傅增有等：《东南亚宗教与社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2年，第444-452页。。另外，尽管“塔夫脱使团”的出访帮助菲律宾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势力自此完全远离了政治生活。实际上，在1907年的菲律宾议会选举中，教会就第一次较大程度地卷入了政治(73)David Lim, “Church and State in the Philippines, 1900-1988”, StudiesinPhilippineChurchHistor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222; David Lim, “Church and State in the Philippines, 1900-1988”, Transformation, Vol.6, No.3, 1989, p.27.。1946年取得独立后，菲律宾继续施行政教分离原则，其后续几次的宪法修改，都未对此加以改动(74)姜永仁、傅增有等：《东南亚宗教与社会》，第436-437页。。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罗马天主教会就经历了宗教复兴。二战后，天主教会的信徒、教堂、学校和教区等日渐增多(75)David Lim, “Church and State in the Philippines, 1900-1988”, StudiesinPhilippineChurchHistor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222; David Lim, “Church and State in the Philippines, 1900-1988”, Transformation, Vol.6, No.3, 1989, pp.27-29.。近年来，天主教会越发多地卷入政治，甚至在20世纪60-80年代干预了马科斯政权的倒台(76)Robert L. Youngblood, “Church and State in the New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 ContemporarySoutheastAsia, Vol.6, No.3，1984, pp.205-220; 冯雷：《菲律宾天主教会同马科斯政权的关系》，《东南亚研究》2000年第4期。。时至今日，天主教会仍在菲律宾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过这种种的政治参与都未能撼动菲律宾政教分离的原则。
[中图分类号]D83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19)05-0109-15
DOI:10.19561/j.cnki.sas.2019.05.007
[作者简介]陈冬梅，浙江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陈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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