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雯: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的演变历程、管理模式及运行机制论文

林晓雯: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的演变历程、管理模式及运行机制论文

摘 要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和实施国家资格框架制度的国家之一。自20世90年代发展至今,经历探索、过渡以及完善发展,逐步解决了普职实质性等值,全纳性、国际化、衔接贯通性以及标准化等问题,实现了国家资格框架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演进。在修订完善过程中建立了规范化的证书管理与颁发机构,制定了全面的支持和管理政策,形成了以多元治理、学分转换与资格认定为核心的运行机制。借鉴澳大利亚资格框架的建设经验,我国国家资格框架的建设可进一步推进组织制度建设、技能等级认证机制构建、学分积累与转换机制建设以及职普等值机制设计等改革。

关键词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学分转换;管理模式;运行机制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和实施国家资格框架的国家之一。自1995年至今,澳大利亚对国家资格框架先后进行了7次修订,颁布了6个版本。20多年来,澳大利亚对国家资格框架的标准与类型、管理制度及运行模式不断改革,逐步形成了一套功能完整、运行有序的国家资格框架体系,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典型模式。我国把国家资格框架建设列入“十三五”规划纲要,制度设计与实践应用需要理论创新来支持,研究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的改革历程及典型经验,可以为我国国家资格框架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的演变历程

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的演变经历了探索时期、调整过渡、完善发展三个阶段,实现了基于部门的分框架向基于整体的总体框架的演变。其中,整个演变历程呈现出每个资格标准的描述逐步清晰化,转化、增删等管理环节制度化,以及整个资格框架的公信力不断提升的特征。

(一)探索阶段(第1版-第3版):推动普职等值与资格标准化

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进入产业结构转型的新时期,传统的矿产业、制造业等面临衰退,服务业规模扩张显著。20世纪90年代初期,产业的变化与调整引起严重的失业问题,1991-1993年,澳大利亚失业率达到10%,尤其是在1999年,年轻人群失业率约是全国平均失业水平的两倍。在教育领域,由于澳大利亚是联邦制国家,各州、地区拥有较强的自治权,教育资格证书的命名及认证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阻碍了人才的自由流动。在新职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建立职业技术培训体系,培养具备必要文化以及职业基础知识技能的智力型工人成为关注焦点。为破解这些问题,澳大利亚开始从“资格”统一方面推进相关改革。到90年代中期,新成立的国家培训局(Australian National Training Authority,ANTA)积极引导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制订了一系列职业教育宏观战略,引入等同中学VET一级与二级水平的资格证书。

1887年,Arrhenius首次提出烃类混合物的黏度预测计算式,如式(4)。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大量学者基于实验结果的分析和处理,提出相应的修正模型和演化模型[5],其中典型的修正模型主要有3种:式(5)是在Arrhenius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了组分油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引入常数C 12值,该改进模型又称为Grunberg-Nisson模型;式(6)~式(7)的修正是在Grunberg-Nisson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实验拟合后引进系数B 12,对组分油间相互作用的进一步修正[6],分别称之为Arrhenius修正1、Arrhenius修正2模型。

文献中存在许多种函数形式用于描述泡沫金属在准静态压缩下的应力-应变关系。Zheng等[12]提出了与式(1)形式类似的函数关系,称为刚性-塑性硬化(R-PH)模型,记为

1995年1月,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第1版国家资格框架,推进中等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以及高等教育之间相互衔接。该资格框架由12种资格类型、10个等级水平构成,包括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两个类型、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两个层次。高中教育设立的两级证书对应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的一二级证书,职业教育与培训共设6级资格证书:一级到四级证书、文凭(VET Diploma)以及高级文凭(VET Advanced Diploma);高等教育也设置6级资格证书,等级水平从五级到十级,包括文凭(HE Diploma)、副学士学位(Associate Degree)到学士学位(Bachelor Degree)、研究生证书(Graduate Certificate)、研究生文凭(Graduate Diploma)、硕士学位(Ma ster Deg ree)以及博士学位(Doctora l Degree)。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的文凭与高级文凭和高等教育中的文凭和副学士学位、学士学位实现等值贯通。

第1版国家资格框架进行了5年的推广与修改,重点是围绕概述、知识、技能、知识与技能应用四个方面对每一等级的标准进行规范描述,1998年、2002年分别形成第2版和第3版的国家资格框架。1998年与2002年的资格框架也都涵盖了12种资格证书,2002年第3版在1998年第2版的基础上对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指南以及资格的特征与通路描述进行了修改,运用新的国家政策指导指南取代了原来各类教育之间的衔接方式,并且提出引入澳大利亚在职业教育领域的质量培训框架[1]。

这一阶段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建设的重点是推进普职等值化和资格标准化。一方面,对不同类型的资格证书进行了探索性衔接,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实现了从中等教育向高等教育的延伸,建立了中、高等职业教育两个层次[2];另一方面,通过职业能力标准培训包以及职业资格证书联系学历教育证书的形式,赋予了职业教育与培训与普通教育同等的价值与地位。

2008年以前,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由其顾问委员会(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dvisory Board,AQFAB)管理,成员来自不同部门,共同构成课程评估及认证局、教育科学与培训部、校长委员会以及高等教育管理机构,主要负责框架的运行以及调整。2008年,澳大利亚政府成立国家资格框架委员会(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Council,AQFC),代替原先的AQFAB对国家资格框架进行管理和实施,其成员也同样来自不同部门,包括专业人员、政府人员、企业以及工会人员等。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委员会牵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完善,委员会成员的领域广泛性为政策建设、标准制定以及机制构建等提供了科学保障,发动全社会参与的策略更有利于扩大框架的社会影响力。

(二)过渡阶段(第4版):资格类型调整与运行机制优化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产业环境和劳动力市场发生深刻变化,信息产业、新兴科技产业对劳动力知识和技能要求不断提高,澳大利亚的国家资格框架体系面临新的挑战。第一,旧版的资格框架内部存在部门框架分割,学校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以及高等教育的三类资格框架相对独立,虽然“等值”但存在割裂。第二,水平描述特征不明显,各级别资格证书之间的差异性难以衡量,造成颁布证书的不规范。第三,培训包的设置不够完善,颁发的工种资格过多,产生一定的混乱局面。针对这些问题,2005年,澳大利亚政府对第3版国家资格框架进行了修订:第一,通过增减和调整资格类型实现职业教育层次高移。2005年修订版的国家资格框架增加了2个资格证书类型,构建了涵盖14种资格证书类型、10个层次等级的新框架。职业教育与培训由6 级资格证书调整为8级资格证书,促进了职业教育研究生证书和职业教育研究生文凭与高等教育研究生证书及高等教育研究生文凭等值,满足了职业教育领域的人才发展与提升需求,适应了社会对劳动者技能提升的要求。第二,通过制定全国性准则和指南优化运行机制。修订版制定了跨部门(包括学校)联系的全国性指南,提出对先前学习认可的全国性准则和操作指南,探索部门之间条块分割局面的解决方案。

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形成了一套多元治理机制,主要特点是政府引领、行业主体、多方参与。第一,政府引领。澳大利亚的国家资格框架建设是一种典型的由国家政府引领,带动各州(领地)政府,吸引行企业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参与改革和发展的路径。1995年,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的开发正是在一种“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对内因为在澳大利亚的政治体制背景下,各级各类教育呈现松散且薄弱的状态;对外产业结构的转型,时代与经济的发展促使教育变革。第二,行业主体。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中最具特色的行业培训包是以行业组织为主导,根据统一的国家认可标准制定的,每个行业的技能与知识能够贴合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考虑其职业能力的综合性和可迁移性,从标准到课程各方面体现产教融合。第三,多方参与。澳大利亚通过统一的认证标准以及基于网络平台公开的途径,鼓励符合标准的机构参与到注册与发行以及颁布资格证书的环节中。在资格框架完善过程中也在城市密集地区召开民意征集会议,让社会群众参与建设。构建国家资格框架并不是个体行为,由政府牵头协调各部门,积极鼓励行业企业以及社会机构、学校参与,才能扩大国家资格框架的认可度,实现各类教育面前人人平等。

2007年,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第4版国家资格框架。在三个部门分框架的基础上,第4版资格框架借鉴学习国际经验尝试将其整合成单一性的整体框架。修订的重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修订与完善资格类型的水平描述,各级资格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更为详细与明确化,培养目标更加明晰。第4版资格框架将资格类型与水平描述进行对应,对6种不相适用的资格类型的水平描述进行了修改和完善[3]。二是放宽颁证机构与部门限制,普通学校、注册培训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都可以通过认证颁发证书。

一是防汛能力有新提升。加强防汛基础设施建设,大定海、龙华机场、新宛平等排水系统以及中心城区积水改善工程、区域排涝泵闸、“一江一河”防汛墙薄弱段整治、海塘岁修和保滩等工程建设进展顺利,成功抵御了多次暴雨袭击。特别是在10月7—8日受台风“菲特”影响,出现上海防汛史上首次“四碰头”的严峻局面后,全市上下共同努力,成功抵御了台风、暴雨、天文大潮、上游洪水的侵袭,把灾害损失降到了最低,确保了城市正常运行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完善阶段(第5版-第6版):资格框架的一体化与国际化

国家资格框架注册政策。注册政策的目的是帮助公众识别以及核实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本质上也是一种保护AQF资格质量的手段。通过这一政策确保资格证书以及授权发行机构的信息公开以及可获取性,明确区分AQF资格证书与非AQF资格证书,同时在发行机构之间形成良性竞争。澳大利亚政府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包括注册认证机构的名称、联系方式以及权限范围等的登记册,及时更新失效的认证机构信息,具有时效性与公开性的特色。

国家资格框架资格证书不是由教育部门统一颁发,而是在不同的教育阶段由不同的教育机构颁发,同时澳大利亚政府也鼓励符合国家认证标准的注册机构颁发资格证书,通过统一的标准进行管理。高中教育阶段资格证书由州和地方政府授权的法定机构颁发,职业教育与培训阶段资格证书由澳大利亚技能质量局以及认证授权的注册培训机构颁发,高等教育阶段资格证书由授权大学以及高等教育机构颁发。通过“标准约束,机构灵活”的形式,鼓励社会不同群体的参与,坚持统一标准前提下颁证机构具有较强自主性,体现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松紧有度的管理模式。

2011年,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第5版国家资格框架,该版本除继续修订与明确标准外,主要形成了资格证书联系路径以及资格证书发放、注册、类型增删等多个方面的政策制度。2013年,最新版国家资格框架形成了由多个部门负责,涵盖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以及高等教育的10个等级、15种资格类型,学习者灵活贯通的现代资格框架。该版本创新性地提出了三种资格通路——横向通路、纵向通路以及斜向通路,真正实现了各种类型、各个等级的资格证书互通。

至此,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的包容性、针对性以及可操作性更为凸显。其一,对资格颁发到评估的完整过程要求、描述以及途径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规范,体现了全面性和完整性,有助于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与国际接轨、促进人才的国际流动[6]。其二,打破了以部门为基础的分资格框架,形成了跨部门、跨等级、以学习成果为基础的整体框架,为劳动者提供了终身教育的渠道,实现了普职实质性等值,全纳性、国际化、衔接贯通性成为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继续发展的趋势。

二、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的管理模式

通过多次改革与修订,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从分散框架向整体性框架不断演变,试图解决一直困扰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乃至教育发展的各州各自为政、各TAFE学院职业教育培训标准不同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具有国别特色的国家资格框架管理模式。

(一)证书管理与颁发机构

从表1看出,水稻秸秆经过138 d腐解,处理1的腐解率为75.11%,处理2为72.74%,差异显著。与严吴炜[10]用水稻秸秆500 kg/667m2覆盖86 d的腐解率(75.33%)相近,说明在高温季节加大秸秆覆盖量后并适当延长时间,腐解率也能达到较高水平。

蛋种鸡的人工授精技术具有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种公鸡的利用率、加速品种改良、大幅度减少种公鸡的饲养量、节约生产开支、控制生殖道疾病传播的作用。在当前规模化的养殖企业中已经普遍得到推广。不同输精周期对种鸡饲养成本、种蛋受精率、合格率有何影响尚需要细致深入的研究,为人工授精技术在蛋种鸡企业的推广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二)国家资格框架的政策支持

从2009年起,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委员便提出了大量有关增进国家资格框架建设的提案,如《澳大利亚资格颁发政策和协议》《关于制定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加强版的建议》《加强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澳大利亚资格结构》等这些提案成为国家资格框架改革的重要指南[7]。

国家资格框架资格通路政策。通路政策坚持为学习者提供清晰透明、系统化、灵活化的资格认证途径,让学习者可以在同一级别的AQF资格水平、垂直或者斜向的流动,为学习者入学认证以及学分积累与转换提供便利,消除学生获得AQF资格的不公平或者不必要障碍。其中,各级各类资格对个体能力的表征是本质性基础,各级各类资格内容之间的相互交叉重合是内容性基础,国家资格框架和学分制的实行是工具性基础。基于这些基础提出资格通路的实施流程与原则,解决不同专业与学科之间、通路政策实施组织之间的缺位、障碍以及支持力度不足的问题[8]。以高中教育证书为例,1998年第2版国家资格框架规定有两种途径获得证书,即全日制学校教育以及TAFE计划。全日制学习者需要完成为期两年的十年级高中教育证书课程,而TAFE计划学习者则需要完成高中教育证书融合证书Ⅰ的课程,通过不同方式获取同等的资格证书[9]。经过多次修订,资格证书之间的沟通机制与路径不断完善,2013年版的国家资格框架形成了涵盖三种资格的灵活多样通路——横向通路、纵向通路以及斜向通路,满足学习者不同的学习及深造需求。

国家资格框架发行政策。这一政策是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完整性的保障,可以有效避免欺诈性行为,保证学习者获得的资格证书符合认证文件:其一,通过立法手段对认证机构和资格颁发组织进行认证和授权,保证资格证书以及授权颁发资格证书机构的质量;其二,采用全国统一的认证文件以及全国统一的AQF资格证书的使用规范,统一规范化的资格证书认证与发行有利于避免实施过程中的误区。发行政策监管所有教育与培训部门的认证机构,同时这些认证机构也监督该政策的实施。此外,发行政策也对学习者的权力进行了规定与说明,如规定所有完成学习任务并获得AQF的资格证书的学习者都有权获得测试记录以及结果记录的资格认证文件等。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澳大利亚经济受到了冲击。为了尽快走出经济危机并积极应对世界范围内的挑战,澳大利亚实施了“全方位、多层次、高质量”的教育革命,2009年开始了新一轮国家资格框架改革。主要是通过调整与修订框架内部元素与结构,促进框架建设与完善。第一,管理机构改革。2008年成立了资格框架委员会,协调资格框架的建设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国家资格框架的改革与完善。第二,内部要素与结构调整。首先,根据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修改国家资格框架的具体内涵[4]。其次,根据当前的需求调整了资格框架的目标,调整后的目标主要有三个:衔接国家资格证书与国际资格证书、强调以往学习成果的认可、明确颁布证书以及开发和审定证书的权利和义务。最后,规范标准并制定灵活的调整机制,从知识、技能和知识与技能的应用的三个维度出发,明晰每个水平等级的参考标准,通过描述与规范提供每一个层次结构的复杂性程度供学习者参考,增加了各类教育沟通的可能性。此外,还制定了增删资格证书种类的原则,使得国家资格框架能够及时有效地适应经济社会的变化[5]。

国家资格框架增删政策。为适应澳大利亚不断变化的教育培训需求,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适时添加以及删除资格类型,这一政策规定了AQF中添加和删除资格类型的要求。AQF理事会可以将资格类型添加到AQF中。但是新增的资格类型必须符合政府批准的标准质量、能够获得法律授权的权威机构认证、学习成果可以根据分类法进行描述,在AQF中有清晰的路径遵循并能放置于相应的级别之内。增删政策有利于促进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灵活应对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社会的转型变化。

民勤绿洲的生态修复必须强化石羊河全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 刘昌明,李中锋(5.16)

三、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的运行机制

(一)多元治理机制

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始终以学生为本,要把课堂主体从教师真正的变为学生,而小组合作学习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可以充分地凸显出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探索能力和相互协作能力。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建立共同的学习目标,互相促进互相补充互相丰富,还可以激发学生对英语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提升了英语学习效率。

(二)学分转换机制

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实现了学习者在中学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以及高等教育三种不同类型教育中的自由流动,形成跨领域、跨类型、灵活多样的衔接模式。流动机制主要通过学分积累与转换,实现向上进阶或跨领域流动,将割裂的各类型教育连接成为人才成长立交桥,赋予学习者自由选择的升学与流动的权利,实现了教育的连贯与公平,同时对外发展拓宽国际流通的渠道,带动国家资格框架走向国际化。

先前学习成果认证是学分转换机制的关键。为有序推进学习者在不同类型的教育层次流动,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设计了对先前学习经验及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成果的认证机制。学习者能够明确自己在框架中的教育层次定位,避免每一次获取一个资格证书都需要从起点开始的重复性与浪费性学习行为。在确定学习者在教育层次中的位置后,学习者可通过完成AQF中的学习任务获得一定量的学分,从而转换为相应的资格证书。在具体操作层面,基于各州及地区学校之间签订的学分转移与衔接协议,学习者可主动提出申请,将学分相关证明材料提供给院校进行评估与认定,结合先前学习成果的认定,最大限度完成学分转移,通过学分转换机制为TAFE学院与大学、大学之间以及TAFE学院之间协同衔接提供通路。

(三)资格认定机制

澳大利亚国家资格认定强调规范化的学习成果分类和可操作化的能力导向标准。学习成果的规范分类是资格等级标准确定和资格类型划分科学性的前提与基础,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的历次修订,也都与资格类型及其描述、资格等级标准及其描述直接相关。由于学习者“输入”阶段所具备的知识储备以及接受教育与培训的经验各异,因而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采用“输出”的视角,通过描述一个学习者在学习结束后所知道的、所理解的以及所能做到的,进而明确学习者处于国家资格框架中的资格等级以及可获得的资格类型。另一方面,在澳大利亚资格框架的资格等级认定以及资格类型分类中,都从知识、技能及知识与技能应用三个维度进行详细描述。以2013年版资格框架为例,拥有一级资格等级的学习者,在知识维度描述为这个级别的学习者将具备的日常生活知识、进一步学习的基础知识以及面对初步工作的准备;在技能维度描述为这个级别的学习者将具备的基础认知、技术和沟通技能;在知识与技能的应用维度,这一级别的学习者将运用知识和技能,在高度结构化和稳定的环境中以及狭窄的参数范围内展示自主性[10]。

澳大利亚整个标准以及资格规范都是为满足工业社会发展技术变革所需的,与工作任务以及工作情境紧密联系,遵循能力本位原则[11]。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将国家培训署提出的“就业能力框架”中的7种关键能力发展为8种就业能力。随着工作和学习情境的复杂化与发展,在国家资格框架的建设中又提出学习、阅读、书写、口头交流与计算的“核心技能框架”。但无论是核心技能、就业能力还是通用技能,最后都体现为学习者在跨等级、跨类型、跨部门的可迁移性能力。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在资格等级与类型的描述中,一直将这些能力贯穿其中,并依据不同资格等级与类型进行具体化和专业化。为了使每个资格等级与类型更具操作化,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在资格认定过程中引进“概念学习期限”,即一个学习者平均用多长时间达到某一资格的要求,并对每一种资格证书所需要的学习量以及学分进行限定。如2011年第5版国家资格框架中高中教育毕业证书的学习量为2年,三级证书学习量为1~2年,并对资格证书的操作规范进行了详细规定,只要达到认定标准的要求以及学习量,不考虑学习者的年龄、学习的途径等因素即可获得相应的资格证书,评价的规范性和可操作化,有利于保障教育公平与质量的平衡。

四、启示与建议

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的演变历程与制度设计提供了一种相对成功的国家资格框架建设思路。那么,我国能否参照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来进行制度设计?答案是否定的。国际范围内有大量资格框架建设的模板,体系与标准各异的背后是教育制度、文化传统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探索国家资格框架制度设计、运行与管理等环节的基本路径与规律,应当将国际成功经验与国家政治、经济与教育互动的社会环境相结合。

(一)坚持政府主导,积极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推进国家资格框架的组织建设

一是坚持政策引导,分步有序推进。政府牵头,积极推进相关配套法规制度的完善,如可出台保障参与国家资格框架建设中各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的政策以及国家资格框架中核心要素的配套政策规范等。二是加强组织机制建设。在组织机构上,可建立一个独立的小组或者委员会,聚集各利益相关者,打破部门壁垒,整合部门交叉权限。如澳大利亚在国家资格框架的调整过程中,便明晰澳大利亚政府、资格框架委员会以及资格框架国际调整委员会的权责,通过责任的明晰促进相互合作。一方面,积极鼓励行业组织的参与,整合行企业资源制定职业标准,积极对标国际标准,形成动态更新、层次分明的资格类型与标准;另一方面,建立严格的质量监督机制,并制定严格的资格设置以及管理的规范和模式,通过监督和反馈机制,建立归口管理与多元协商治理模式。

(二)形成以知识、技能等量化标准为核心的技能等级认证机制

其一,引入通用术语,规范“类型、等级、学分”等通用术语,如澳大利亚资格框架中就对框架文件中的相关术语进行阐释。其二,行业企业结合发展需求制定行业标准,以学习成果为基础,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将资格类型要求的学习成果进行维度划分。其三,建立学习成果评估参考体系,即规范化的等级标准和资格规范。培训包是澳大利亚全国认证的标准和资格,用于评估学习者在实际工作中所需的知识与技能。每一个培训包都有相应的能力领域和能力单元,每一个能力领域下包括若干能力单元,当学习者达到培训包描述的能力则可以得到资格证书。我国可尝试借鉴此类做法,与行业企业共同开发培训包,详细规定每项资格证书的编码以及组合,将所有学习成果的学分计算和换算纳入资格要求中,纳入“学习量、学习时限以及学习内容”等通用术语,通过设置一个学分所对应的普通学习者多少小时学习时间所获得的学习成果,从而制定我国的学分计算标准。其四,形成科学等级标准。目前,国家开放大学、广东省以及天津大学进行了资格框架的建设尝试,分别提出建立10级、7级以及9级资格框架,那么究竟建立多少级资格才更符合我国国情呢?依据技能等级的对应原则,结合我国职业领域的8级技术工人制度,将专业技术人员、技能型人员的职业资格与学历、资历对应,我国可以尝试探索建立八级的资格框架。

在公路工程施工过程中,很多高速公路路面工程的建设单位,没有能够按照设计规定的要求做好原地表土淤泥等弃土的运输保存。而是在开发之后将弃土放在排水沟的两侧,导致积水未能及时排出。因此在排水沟设计过程中,可以将开挖后的淤泥应用于绿化工程中,以减少工程后期土方运输困难问题。同时,在排水沟设计深度上,需要按照当地的降雨条件以及路基高度进行确定[2]。

(三)建立跨教育类型的学分积累与转换机制

其一,建立学习者学习成果互认平台,实现学习者学习经历与成果的记录、储存与积累。可尝试设置国家资格框架政府统筹管理平台,通过该平台,实现全国所有学习者学习信息、个人信息的认证与积累。其二,设置学分转换计划,关键在于建立先前学习认定制度。不仅面向基于课程学分的转换,还应当关注个人的先前学习认定。我国可尝试为学习者提供独有的学习编号,结合学分积累平台,在记录学习者学习成果的同时关注先前学习经验。

(四)重视普职等值机制设计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国家资格框架建设需要对职普关系进行再审视与再认识,并通过资格框架体系中的普职等值设计落实。可以借鉴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的通路政策,在宏观层面,尝试破解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体制壁垒;在运行机制上,以统一的学分系统为基础,建立职普之间的过渡课程,共同构建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的相互衔接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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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Management Model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Lin Xiaowen Liu Zhiwen

Abstract Australia is one of the fir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establish and implement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ince the development in the 1990s,It undergoes exploration,transition,and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and then gradually solved the problem of substantive parity,inclusiveness,internationalization,cohesiveness and standardization.Finally,the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from decentralized to overall has been achieved.In the process of revision and improvement,It established a standardized certificate management and issuing authority in the process of revising the national qualification framework,developed comprehensive support and management policies,and formed a multi-governance,credit transfer and qualification as the core operating mechanism.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building an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can further promote the reform of organizational system,the construction of skill level certification mechanism,the establishment of credit accumulation and conversion mechanism,and the design of the professional and equivalent mechanism.

Key words Australia;national qualification framework;credit transfer;management model;operational mechanism

中图分类号G719.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219(2019)25-0074-06

作者简介林晓雯(1995-),女,华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广州,510631);刘志文(1972-),男,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AuthorLin Xiaowen,master student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Liu Zhiwen,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Education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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