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富而无礼”的社会形势下，汉代社会治理思想实现了从“尊崇黄老”到“表彰六经”的理论转轨。汉武帝朝一度臻成郅治，其要旨即在遵循儒家“富而后教”观念，积极传承孔子儒学精髓，应对当世现实问题，完善儒学与当代社会之转化，化社会“富而无礼”为“富而有教”，铸成坚实的内聚力，社会由富而强，由霸道走向王道，从而实现伟大复兴。在董仲舒等儒学思想家的推动，以及汉武帝的支持下，汉王朝通过“表彰六经”、兴办太学、推进儒家伦理社会化等各项举措，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社会教化体系。汉代儒学教化体系的建立，基本奠定了古代中国的“文教”传统，厘定了古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深刻影响着中国自汉而清近两千年的政治文明进程。
[关键词]儒家；富而后教；汉代；儒学社会化
儒家重视礼乐文明，主张“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为上也”( 《风俗通义·序》)。由孔子提出的“富而后教” *据《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这三个阶段内在关联，依次递进。观念更被历代儒士视为治国理政之圭臬。按其逻辑，一个政权建立后，首先要“富安天下”(《汉书·食货志》)，民生富足后，就要专注教化社会人心，化民成俗，“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通过教化使“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孔子家语·礼运》)，上下勠力同心，社会才能真正强盛和稳固。汉代儒学与社会政治互动和结合的历史事实，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一、“富而无礼”：生机盎然又危机四伏的社会情势
汉武帝初继位，社会时局生机勃勃又暗含危机。武帝招贤良文学直接议论时政，乃是自觉地从理论层面上谋求长治久安之计，借以观照时代问题。应该说，汉初近七十年休养生息为汉武帝朝臻成郅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1.休养致富：退却条件下的进取
众所周知，西汉草创基业于战乱之世，建立初期择取以刚柔并济见长之黄老治术，不失为“一条便捷有效的行政路线”*曾祥旭：《士与西汉思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其时天下初定，民生凋敝。增殖人口、固本培元,安顿“苦秦久矣”(《史记·陈涉世家》)又饱经“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汉书·食货志》)之芸芸苍生乃第一要务。黄老尚“无为”，治术重“民自定”(《史记·萧相国世家》)。就汉初“布衣将相之局”而论，“与儒学比起来，它(黄老思想)与汉初的社会实况、上层统治集团的文化水准更为凑泊”*于迎春：《秦汉士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因此汉初“采纳了照顾下层利益的黄老之学”*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于是，黄老因循自然的宽松政策迅速激发社会发展经济的极大热情。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这样一来，社会经汉高帝、萧何与民休息、“裕民以政”(《荀子·富国》)，孝惠、曹参墨守成规，高皇后为政“不出房户”(《史记·吕太后本纪》)，再经“文景之治”，一时“海内殷富”(《史记·孝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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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韩语教材的首要职能是满足本土旅游市场需求，为地方社会培养合格的韩语导游人才。这就决定了该类教材要结合本土文化特点，收集真实、准确的语料信息，融入更多具有代表性的本土文化元素，为学习者提供真实的语言环境，使之成为能够彰显地域文化的优秀本土教材，从而强化学生对本土文化知识的储备，激发其传播本土文化的热情。
休养生息七十年，孝武临政。《史记·平准书》载：
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这般景象又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其时，北方原野牛羊遍野，骡马成群，“齐鲁千亩桑麻”，“千畦韭姜”，“渭川千亩竹”等，国家富庶，充满生机。社会既富，汉武帝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汉书·食货志》)之盛世伟业适逢其会。
闸的布置为开敞式，初步拟定了闸为5孔，每孔3m，闸总净宽15m。进出口及闸室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闸墩宽1m，闸上设挡水胸墙、检修桥、启闭机台及交通桥。闸进口长10m，闸室长12m，出口消力池净长11m，海漫及防冲槽长17m。防冲槽底部高程-4.7m，闸底板高程-1.2m，桥面高程4.9m，交通桥按农桥—Ⅱ级设计。该防潮闸基础座落在粉砂层上，地震裂度7°，地基易产生液化，为提高闸室的抗震能力，本工程采用高压摆喷灌浆技术，使闸基形成封闭式结构。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术中出血量等临床指标均小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6.06%（2/33），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为18.18%（18/33），就观察组与对照组的并发症发生率而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结果与原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黄老“重自然而反人文”， 其功效灵活善变，便于在经济竞争中各尽其能。但容易流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之流俗。失之乃在“公”，陷入丛林法则而无“群”的社会性。如汉代学者所共识：“示民以利，则民俗博。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史记·盐铁论》)，于经济繁华中，汉初社会官民争“利”、豪强“骄”“暴”、炫富争风等一系列乱象也日渐凸显，《汉书·食货志》载其情形说：
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僣上亡限。
社会“富而无礼”，时贤俊彦多视为大“患”。汉文帝时，贾谊论政说：“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独日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独日未治”(《新书·数宁》)，在他看来，此等“进言者”皆“非愚则谀”(《汉书·贾谊传》)，社会实际情形是“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汉书·礼乐志》)颜师古注：“恬，安也，谓心安理得。”官吏惯于玩忽职守，致使社会黑白颠倒、是非不明，而时人业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普遍“贵空爵而贱良，俗糜而尊奸”，更甚于“富民不为奸而贫为里侮也，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为贤吏，家处者犯法为利为材士”，于是父子兄弟互相劝勉为“奸”“利”，“则俗之邪至于此矣。”(《新书·时变》)营私舞弊风气贯穿社会，败化伤风，全民道德崩溃而是非善恶不分。
然而，当时之“病象”，在汉文帝朝“由于只是萌芽，众人不知，而贾谊有先见之明，却受到利益既得者权势集团的排斥，逐出京城，客死他乡”[注]周桂钿：《董学与盛世文化》，《衡水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终文帝、景帝两朝，再未受重视。又过几十年，问题滋长，终于酿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富贵之家却“以靡丽为右，奢侈为务，尽狗马之乐，极耳目之欲”(《汉书·东方朔传》)，人大多“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于是富贵之人越富越贪“利”，势必“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汉书·董仲舒传》)，贪暴的官吏对寻常百姓又 “刑戮妄加”(《汉书·食货志》)，然而政府不加度制，这就“无异于放纵百万虎狼于民间了”，最终，人民“穷急愁苦”进而“不乐生”“不避死”，又“安能避罪”(《汉书·董仲舒传》)！
显然，官吏腐败、豪强骄暴、贫富悬殊是朝政亟需解决的问题，其中，整合社会人心是为首务。
二、“天下归心”：由儒家教化而形成的内聚力
按儒学的逻辑，社会既富，教化社会人心即成要务。有学者论及汉初黄老学说向儒学递禅时说：“道家‘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态度曾为儒家的教化导其先路”[注]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极是！“先富之而后加教”(《春秋繁露·仁义法》)在汉代被儒生群体视为“天经地义”[注]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不仅于此，汉初接续治理中，不仅法治建设逐步趋于成熟，儒学也在自由活泼的氛围中绽放出鲜活的生机。高帝时《新语》问世；惠帝废“挟书律”；文帝列《诗》于学官，“始置一经博士”(《后汉书·翟酺列传》)；胡母生、董仲舒因治《公羊春秋》于景帝时为博士[注]钱穆认为，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实为增设三经，“以专经为博士自武帝始。”参见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页。。汉武帝继位时，国力雄厚，制度趋于完备，再加之文化渐兴，兴学重文、广开教化已成大势所趋。有海外学者指出：“史识无多者，会强调道德规则是易变的，他们断定不必拿它太当真，因为它因时因地而异，甚或时而相互矛盾。史见丰富者则会强调道德规范的普遍性，并断定它不可或缺。”[注][美]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著，倪玉平、张闶译：《历史的教训》，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3—54页。斯言信哉！观汉武帝君臣之识见，显然具备此“观念的进步”[注]杨朝明指出：“任何社会的进步都首先应该是观念的进步，而社会观念一定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参见杨朝明：《儒学精神与中国梦》，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类似观点可参见，夏秀：《“经典热”“泛经典”与经典重构》，《学术界》2017年第5期。。
第一个项目是外科楼自然冷源利用，即在过渡季和冬季，利用自然冷源（冷却塔将冷却水降温）给空调冷冻水降温，供应ICU病房和手术室各房间的制冷需求。在这个项目上，医院也是首次采用合同能源管理的方式进行，节能效果十分显著，年节电49.5%，年节天然气2.1万立方米。该项目入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优秀案例，纳入《建筑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案例精选》。
1.昌明经学：君子之强与化民成俗
儒学乃修己安人之学，认为涵咏儒学能养成质朴又不失文采之君子人格[注]《论语·雍也》载：“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既“温润如玉”又“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礼记·中庸》)，社会需此等君子的引领才会真正强盛。史称汉武帝为“卓尔绝世之主”(《新论·识通》)，其尤为高明者，就是择取儒家推崇的元典《六经》为依托，开启儒学教化系统，于全社会塑造“君子之强”。儒学脱颖于其他诸子，亦取决于汉武帝之慧识。
《汉书·艺文志》载：“《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人与生俱来喜怒哀乐，圣人制礼作乐不为“绝”而为“节”。如何节？就是礼乐。《礼记·文王世子》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圣人效法天地制礼作乐，用来规范社会人心，使之成为健全人格的社会人士。孔子要求人们通过修习礼乐来使人内心和悦的接受外在行为的约束，使其言谈举止符合社会规范又具备内心认同，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成就“文德”即目的所在。这一完备的社会教化体系与经学一样在汉代得到推广。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又，据《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丞相赵绾以“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并以“乱国政”之罪请示罢免，武帝准奏。也就是说，此前，诸子学说在政治上皆有一席之地。汉武帝一尊儒学，恰是出于解决“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汉书·董仲舒传》)，朝廷上下“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以“乱国政”之现实问题。需指出，有近人学者认为“儒术之兴，实时势使然”，汉武帝终非“能知儒术之人”(《孟子·滕文公下》)，如从此说 ，恰好说明汉武帝于儒学并非另眼相加。不难理解，身为人君，汉武帝当然更看中现世实用，又岂会随喜好而推崇某种学术？他“公举贤良”谋求“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乃“憧憬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无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汉书·董仲舒传》)之“大治”之世。易言之，汉武帝“举贤良对策”即确立长治久安之国之大计。
孔子先以《诗》《书》教人质朴敦厚而疏通博洽，进而以“孝悌”培育人“爱”与“敬”之心。孔子推重“仁”，视“仁”为礼乐教化的精神内核。他说：“人而不仁于礼何？人而不仁于乐何？”(《论语·八佾》)孔子主张“观礼乐”教人以敬畏，礼、乐内在精神就是“仁”。郭店楚简问世，人们发现战国文字中的“仁”字，从身从心，上下结构，乃修身、修己之意。在孔子儒家看来，仁爱之道自修己始，孔子说：“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孔子家语·哀公问政》)，源于人性“亲亲”之情的“孝悌”是“为仁之本”(《论语·学而》)。《礼记·中庸》记孔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修身进德首先要孝亲敬长，以此为基础，就要贯彻“忠恕”之道，按宋儒朱熹之说，“尽己之为忠，推己之为恕。”“尽己”即“修己”，“推己”则是将内在的爱心外推，推己及人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从而“泛爱众”(《论语·学而》)，以“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春秋繁露·仁义法》)，从“修己”到“安人”是培育君子之道，也是孔子儒家学说的精髓所在。
“六艺”，即经孔子整理而成元典文献“六经”，按庄子之说，“六经”内蕴“内圣外王之道”，是包含天地之美，万物之理的“道术”。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穷毕生精力，满怀治世才能却不被“有国者”重用，又深知“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孔子家语·在厄》)，既有“人不知而不愠”[注]杨朝明对《论语》首篇首章的理解有新的创见，并认为这是真正理解孔子思想的“秘密”。其义应为：“假如我的学说被时代或社会所接受，那不就太令人高兴了吗?退一步说，假如时代没有接受，可是有很多赞同我的思路的思想的人从远处而来，不也是很快乐吗？再退一步说，社会没接收，人们也不理解我的思想主张，我也不怨愤恼怒，不也是有道德修养的君子吗？”今从此论。参见杨朝明主编：《论语诠解》，山东友谊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之君子情怀，于是，“乃修‘六经’，以述唐虞三代之道。”(《汉书·地理志》)在孔子看来，“六经”皆“先王正典”，蕴涵着“先王之道”。按其“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史记·太史公自序》)之史学观念，他“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史记·儒林列传》)又赞《易》成《易传》，据鲁史作《春秋》，从而“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以之教授弟子。《史记·孔子世家》亦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汉武帝朝设置“观采风谣”制度，以便于“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毛诗·序》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孔颖达进一步作疏，认为人君若在“风”和“讽”中知其过失，有所悔悟而感而不切，微动若风，言出而过改，犹风行而草堰。汉代中央政府的档案存有大量的风俗资料，证明其“观采风谣”决非“空言”，而确已“见诸实事”。有学者指出，汉代“观采风谣”制度的推行普遍而认真。一方面是为儒家“礼乐教化”做预备工作，以便于推动文化的统一。另一方面，也涵有限制帝王“一人肆于民上”的用意[注]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122页。。极是！汉武帝执政后期，曾首开帝王“罪己”之先例，也可视为“即使皇帝的动机是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我们也不应据此而否定儒家理论别有超越政治之上的更深涵义”[注]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孔子有完整的社会教化系统，《孔子家语·弟子行》载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贡曰：“吾闻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而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诗》《书》、孝悌、仁义、礼乐构成孔子自成系统完备的社会教化体系。
孔子育人以《诗》开端，认为《诗》是“风化天下”的开始，《毛诗》序说：“《关雎》，后妃之德，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在孔子看来，《诗》“发乎情，止乎礼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教育其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并总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在党中央迁往当时北平的路上，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这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考官自然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大众。
孔子重视“六经”，精通经义及各自特征，他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净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矣。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孔子家语·问玉》)身处“礼崩乐坏”、王道不行之乱世，为不至于王道废弛，“于是孔子，当看到中国文明的建筑不可避免的毁灭而自己不能阻止，……由此他挽救了中国文明的图纸和设计，……通过挽救他们文明的图纸和设计，他对文明的设计做了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解释，在这个新的综合里，他给了中国人真正的国家观念——国家的一个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基础。”[注]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 ：《中国人的精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以现在的视野来看，“六经”内容深厚而多元。《诗经》主要表达情感，《书经》突出政治性，《礼记》彰显人的社会性，《乐经》展现人的艺术性；《春秋》反映历史，《易经》含蕴终极关怀。孔子整理“元典”文化，在传承三代王道政治同时又开创儒家学说，将彰显“王道”寄望于“后生”。
汉兴，高帝确立“以孝治天下”，推重“孝”道祥和社会、固家宁国的治理效用。自惠帝始，西汉天子皆以“孝”为谥。汉武帝朝进一步将“孝”由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层面。《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元年冬十一月，(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自此，以“孝”为仕进门径的察举制正式确立[注]孙景坛认为汉武帝“举孝廉”，着重在“孝”。参见孙景坛：《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 1 期。。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仍应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注]劳幹：《汉代察举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1948年4月)。。又，《后汉书·荀爽传》载：“汉制，使天下诵《孝经》。”这对中国帝制社会“教孝即教忠”，家国同构的思维方式之形成意义重大。
2.社会“大争”：寡义趋利之社会败象
如所周知，汉武帝君臣“量势立权，因事制义”(《春秋繁露·考功名》)，“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联袂儒学欲“建立一个新的文化秩序”[注]余英时指出：“从孔、孟、荀到汉代，儒教的中心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文化秩序。”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对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之主张，汉武帝深以为然。孔子相当看重君子之强[注]《礼记·中庸》：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尤其是君子的型范作用，视为移风易俗之根本[注]《论语·颜渊》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于是，这场沾溉百世的文化复兴系统全面启动，取得由“霸道”到“王道”政治的飞跃，即由“强大”到“伟大”的社会进步。
汉初风云际会，“兼儒墨，合名法”(《汉书·艺文志》)，诸子之学呈综合发展之势。又，汉初政府“礼贤下士”，文帝时废“诽谤妖言之罪”(《史记·孝文本纪》)，这样一来，又为诸子之学提供了应用平台。《汉书·艺文志》载：
清人皮锡瑞说：“经学自汉武始昌明”[注][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昌明时代》。，又说：“在上者欲持一术以耸动天下，未有不导以禄利而翕然从之者。”[注][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极盛时代》。极是。《汉官旧仪》载：“武帝初置博士，取学通行修，博识多艺，晓古文尔雅，能属文章，为高第。”《论衡·别通》也载：“由博士之官，儒生所由兴也。”汉武帝朝设专经博士利于学术发展，而儒学官学化使儒学成为国家思想与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书·艺文志》载：“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枝叶繁多……盖禄利之路然也。”汉武帝以经学取士，大开功名利禄之门，如公孙弘治《春秋》学，竟“布衣卿相”，位列三公，封平津候，如此一来，社会中尊孔读经之人靡然成风。其时，邹鲁人士盛传：“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近人学者论“史德”时评论的极好：“孔子论史所以教人为人。后世之教，杂以利禄之诱，遂不若古，然犹本于六艺，故咸知重为人。”[注]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余英时据《史记·循吏列传》推测“司马迁写循吏传故意只列古代人物以反映汉代但有酷吏”[注]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并得出结论：“终司马迁之世，积极从事于教化工作的循吏尚未成为普遍的典型。”[注]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随后又在氏著《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一文中详细列举汉代循吏事迹，籍此证明汉武帝朝“学而优则仕”的仕进门径造就大批循吏。循吏“所居民富，所去见思”(《汉书·循吏传》)，以君子之德行敦化民俗，这直接取得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社会化成果。
2.家国同构：儒家伦理制度化与社会秩序的重构
孔子重视《尚书》，看重其“疏通知远”的教化功能。在他看来，《尚书》蕴涵着理解王道政治及认识社会人生的义理。于《尚书》，《尚书大传》载孔子有“七观”之说：“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皐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孔丛子·论书》亦记有孔子对《尚书》“大义”的近似论述。
其一，完善儒家由“孝”至“忠”的政治伦理化。秦汉“大一统”，“国家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秦以法定法家的“忠孝观”。《韩非子·忠孝》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父，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告律》：“子告父母，妇告威公，女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听而弃告者市。”这一条例正是汉初承袭秦律而来。法家秦律重视传统孝道，但在“忠”、“孝”难两全时，主张“孝”绝对让步于“忠”，家庭绝对让步于国家。韩非子甚至“忠”与“孝”水火难容，他说：“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韩非子·五蠹》)秦法对谋反和叛变投敌极为严厉乃至“连坐”，《二年律令·贼率》载：“以城邑亭鄣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鄣，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其坐谋反者，能偏(徧)捕，若先告吏，皆除坐者罪。”谋反、叛变连坐家庭成员，但这些人中，若有人告发，即可免罪。于 “孝”，秦主要采用刚性手段强制执行，于“忠”，除硬性手段外又强化浓厚的“人主虽不屑，臣不敢侵”(《韩非子·忠孝》)的政治宣传色彩。由于对“温情脉脉”的血脉亲情认同缺失，以至于割裂文化传统长期以来的忠、孝观念。
孔子儒家与之决然异趣，不仅不将“家”与“国”对立，而且极为强调“忠”“孝”的一致性。《孝经·开宗明义章》载：“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由教“孝”始，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扩充程序，实践为社会伦理和政治原则，“实已冶道德、人伦、政治于一炉，致人、己、家、国于一贯”[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7页。。泯除忠孝畛域而贯通家国一体。汉以“孝”为政治纲领，汉武帝举孝廉取吏，董仲舒将孝援引入时兴的五行学说：“天有五行：……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于是，汉代建立儒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事亲孝，忠可移于君”(《孝经·广扬名章》)，“以孝事君则忠”(《孝经·士章》)的由孝亲到忠君家国同构政治伦理形式。
其二，“《春秋》为汉制法”，儒学渐入法律化。董仲舒《天人三策》重中之重之要义：“《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董仲舒取《春秋》之义诉诸“大一统”政治创制立法，确立汉代基本的政治文化模式。观其《春秋繁露》，董子将“新王”与“后圣”明确为汉代的圣王，《春秋繁露·俞序》：“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又，《三代改制质文》：“《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玉杯》：“孔子立新王之道。”可见，董仲舒将孔子“窃取之”“天子之事”(《孟子·滕文公下》)付诸于汉代之恳切之情。《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忧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王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又说：“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敢辞。”(《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据鲁史作《春秋》意在“正名”，使“元凶巨慝有所畏，正人君子有所宗”[注]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现实依据则是“《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史记·太史公自序》)。“以《春秋》为汉制法”是汉代法律儒学伦理化的重要标志，汉代法律儒学伦理化表征着儒学伦理向社会政治的细部渗透。这也是汉代社会儒学教化体系建立的重要表现。
在“富而无礼”的社会形势下，汉代社会治理思想实现了从“尊崇黄老”到“表彰六经”的理论转轨。在董仲舒等儒学思想家的推动，以及汉武帝的支持下，汉王朝通过“表彰六经”、兴办太学、推进儒家伦理社会化等各项举措，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社会教化体系。汉代儒学教化体系的建立，基本奠定了古代中国的“文教”传统，厘定了古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深刻影响着中国自汉而清近两千年的政治文明进程。
“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应该有那么一个人，着墨不多，但贯穿始终，见证历史，就像是河边的一棵枯树。现在，我除了寻找那个属于我个人的词语，还在寻找——”一杭把筷子倒过来，蘸着酒在餐桌上写了个“树”字。
三、礼法完备：儒家“正名”观念与政令一统
史载汉武帝贯彻儒家“正名”思想，使德位相称，相继“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汉书·武帝纪》)，昭示天下“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春秋繁露·顺命》)。这即是董仲舒“以民随君，以君随天”(《春秋繁露·玉杯》)的政治主张，他认为“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春秋繁露·楚庄王》)通过“正名”，中央核心地位得以确立，汉武帝朝政令进一步畅通。
其一，和平解决藩国问题。儒家重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重视“德”“位”、“名”“实”一致。汉初，高祖有鉴于因项羽封赏不公而再起战端，乃暂行权宜之计，分封异姓王。待时局稍稳定，高帝随即尽灭异姓诸王，盟誓“非刘姓不王”。应该说，就应对亟待固本培元、休养生息的汉初社会而言，这不失为一条顾全大局的良策。然确如贾谊所虑，随着血脉关系逐渐疏远，随着诸王国实力加强，诸王国与中央政府势必出现冲突，进而成为中央政府之隐患。事实上，诸侯王“尾大不掉”患及中央朝廷，之后演变至著名的“六王之乱”，足见贾氏之远见高识。
对此，贾谊曾建言：“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新书·藩强》)令诸王分封其子孙，数代后，王国实力减弱，中央辖制诸王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贾谊：《新书·五美》)。直至汉武帝时，贾谊的建言得以落实。汉武帝依据儒家伦理行“推恩令”，诸王国除嫡长子承袭王位外，还要把土地等产业“推恩”给其他子弟为侯国。这样，汉武朝未动干戈而化解矛盾，西汉王朝也由此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注]李开元指出：“秦末历史回到战国，从秦楚之间一直到汉初，历史进入后战国时代，……直到汉武帝即位，第二次统一完成，历史才又进入新的统一帝国时代。”参见李开元：《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奔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4页。。
越来越多的临床试验对BT的可行性、安全性和疗效进行了检验，但循证医学证据推荐强度有限，部分学者对其仍存疑，因此还需要大规模的随机临床对照试验和长期随访验证。作为新兴的治疗技术，国际上还缺乏公认的诊疗规范，存在一定的滥用、错用。
其二，打击地方豪强势力。汉初仍时兴自周末季世沿袭而来的王侯豢养门客之风。刘姓诸王更是门庭若市。诸多贵族官僚集团积极支持豪强势力乃使其雄踞一方，其势力严重阻滞政令畅通。如《史记·游侠列传》记载，轵地豪强郭解因避迁徙竟能托大将军卫青为其说辞，事未成，其门人竟杀当地官员泄愤。武帝敏锐地认识到官僚庇护下豪强势力之祸患，责令严惩，中央政令进一步畅通。
具体而言，汉武帝打击地方豪强主要依托“酷吏”，针对其时豪强“骄暴”之局，中央政府任用“酷吏”，从“重法”的层面，迅速而有效地控制住此一社会危机。需指出，汉时的酷吏虽办案粗糙、不近人情，专任刑罚。但往往又不畏豪强、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如《史记·酷吏列传》载：郅都“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又，张汤一生极具权势，死后家产所值不过五百金。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开宗明义：“昔天下之网常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敎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孔子主张“刑政相参”，对不从教化又伤风败俗之人，必须严惩不贷。有学者认为“德治”有赖于“法治”为辅助、为基础，随着民众道德水准的普遍提高之后，才可以纯任德治。就汉武朝任用“酷吏”推行严格的法治而言，可谓是事半功倍的业绩。
其三，优化官吏群体素质。《论语·为政》载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若说“酷吏”力行“齐之以刑”，“循吏”则担当着用道德教化人心，用礼义规范民众，从而使百姓明辨是非而真心归属之重任。汉初承袭秦制，遴选官吏主要取决于权利和财富两个因素[注]参见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8—140页。，多以“官二代”与“富二代”担任，官员多出于吏两千石子弟和富訾两途，其才能也限于刑律，“未必贤也”(《汉书·董仲舒传》)。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自元光元年岁举孝廉、元朔五年予博士弟子成为稳定的制度之后，平民进入政治上层逐步不受家世、才资、父祖官职之限，儒家“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的仕进观念得以贯彻，又在全社会范围推行察举制，于是，“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汉书·董仲舒传》)。这样一来，官吏的选拔就扩充到地方精英一层，建立起中央与地方乃至社会民众群体的沟通合作机制，有效地化解承自秦制之顽疾——官、民对立之状态[注]秦制本以官与民相互敌对为其基本伦理和政治预设。参见彭永捷主编：《中国政治哲学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6页。。《论语·颜渊》载：“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经过更化，汉武一朝众志成城，齐心协力臻成太平盛世。
兰州石化视管理为固企之本，先后建立了30多项管理机制，形成3000多项工作标准，实现了制度管人、制度管事，全面打造依法合规的阳光央企。如今的兰州石化应用信息化、数据库、动态监控等手段强化危险化学品治理，加大现场危险作业检查力度，加强装置HSE标准化达标建设，开展隐患日常动态排查和专项整治等工作。同时，建立风险防控基础数据库，优化作业许可流程，强化专业监督、专职检查、干部走动式巡检和值班检查，为公司平稳运行及经营效益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孔子所提出的“富而后教”这样一种社会政治愿景于汉武帝朝首度上演，给中国历史平添灿烂辉煌又浓墨重彩的一笔。必须指出，正是自汉武帝朝始，儒学统领中国两千数百年思想文化领域，其积极作用不应低估，例如儒学法律化使汉吏以“富之，教之，无讼”[注]张纯明先生概括循吏治民的三个主要特征：1、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2、教育；3、理讼。转引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为愿景，成为历朝历代明吏的典范。儒学社会化造就人们信奉《诗》《书》继世，忠厚传家，民俗以劝“真”“善”“美”为理想。近人学者总结中国人主要性格特点为“深沉”“博大”“淳朴”“灵敏”[注]辜鸿铭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具有深沉、博大、淳朴和灵敏四大特征。见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译者前言，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信哉斯言！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汉武帝朝儒学为适应“帝制中国”政治制度由显著的“德性色彩”而嬗变，凸显出“威权色彩”的一面[注]杨朝明、胡培培：《从德性政治到威权政治——谈董仲舒在儒学转型中的作用》，《衡水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关于这一点，从汉代整理儒家典籍中即可窥见一斑，有学者将《孔子家语》与二戴《礼记》对读比较，明显发现后者会因时忌或时势要求而改动和调整字词语句，“透露出尊君卑臣的意涵”[注]杨朝明主编：《正本清源说孔子》，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近人极力诟病儒学，其实目力受限于儒学的蜕变，却往往忽视了儒学的精髓和真精神。视昔以观今，关于儒学的社会政治效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应该看得更加清楚，观照汉武帝一朝文化复兴脉路，对今天的社会文化建设极具启示意义。
同时，深圳四期建设规划指出:“至中期(2025年)，城市轨道交通在出行时间方面的发展目标为城市主城中心门到门出行时间不超过1 h”。考虑出行换乘时间，13号线从光明新区北部(公明广场)至中心城核心区域(后海)的出行时间应控制在45 min左右。
高等职业教育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途径。在《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2011—2015年）》的“推进高等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部分，指出“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高等职业院校教学与管理中的广泛应用，对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信息化教学中，碎片化学习的优点逐渐被体现出来，于是微课技术应运而生。
[中图分类号]G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9]02-0180-07
收稿日期：2018-07-25
作者简介：王纪东，男，潍坊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孔子与中国文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汉代儒学社会化及其历史启示研究”(项目编号：16CZXJ0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刘要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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