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要]“从后思索”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之一，也是马克思超越以往历史观，完成哲学革命的基础方法。具体来看，“从后思索”法从三个方面推导出了历史哲学的“实践特质”：其一，“从现在向过去”的时间逆向，确证了历史哲学的起点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其二，从“原因向过去”的逻辑逆向，拒斥了一切永恒不变的虚构本质和永恒在场的先验主义；其三，从“成熟向不成熟，充分向不充分”的发展逆向，以开放性的实践逻辑，使理论在不断“出场”的动态中保持生命力。
[关键词]历史思维;从后思索;实践性
一、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
什么是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参见何中华：《“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与“从后思索”》，《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回顾马克思自己对“从后思索法”的表述，最为明确便是在阐述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的历史时所指出的，“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而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经典表述”则是“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马克思用“人体”和“猴体”做比喻，解释十分通俗，即只有先认识高等动物的生理结构，然后以“回头看”的方法再去剖析蕴含在低等动物身上的征兆，由此才能真正洞悉生物演化的奥秘。而对历史也应该这样，透过人类社会的高级形态“回头看”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和低级形态，由此才能真正捕捉到历史发展的轨迹。因此，总体而言，“从后思索法”是一种考察历史的逆向思维方式，即从“完成时”看“过去时”，在历史时序的关联中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而从具体的方面来说，“从后思索法”应当包含着以下三个“逆向维度”学者刘忠世将“逆向”的时序拆分为“逆向考察和顺向考察两类共四种”，本文在此基础上主要拓展了“逆向”维度的三重具体意涵，以区别每一层意涵的具体指向。参见刘忠世：《马克思把握历史过程的双向考察方法》，《齐鲁学刊》2005年第6期。。
塑性收缩裂缝大多发生于混凝土工程浇筑完毕，在塑性状态下混凝土表面水分过快的蒸发而导致的一种裂缝类型。塑性收缩裂缝会呈现出不规则性、宽窄不一，以及龟裂状等特点。塑性收缩裂缝的深度一般在50mm以内，大多是存在于混凝土的表面。导致塑性收缩产生的混凝土结构裂缝主要原因是在混凝土浇筑后的3～4h混凝土的表面没有及时进行覆盖，遇大风或者炎热气候，加剧混凝土表面水分过快蒸发，或者是底层模板水分吸收较快，导致混凝土出现了急剧收缩状态，混凝土的强度接近于零，无法有效抵抗外部的变形应力，最终导致开裂出现。
(一)由现在向过去——时间次序上的逆向考察。众所周知，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和以往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旧唯物主义是从抽象的、与人隔绝的自然界出发来理解世界的，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从实践出发，辩证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从主体出发去关照生活。当然，要确立新的历史哲学，就必须找到自己新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那么“现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呢？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勃兴起和科学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的时代，虽然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变革使人能通过生产获取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充盈，极大地摆脱自然界的奴役和压迫，但“现实的人”却并没有因此获得解放。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把人带进了另一种奴役和压迫的关系，使人对象化的产物——商品成为了与人自身对立的产物。而作为价值一般衡量尺度的货币，则成为了束缚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的财富。劳动虽然创造着资本，劳动者却被资本支配，由此资本成为了主导劳动和主导人生活的核心要素。也正是看到“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马克思才会发出呼喊——资本主义对商品、财富、资本关系的误读，淹没了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决定性地位，堆积如山的物质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使得人成为了异化的对象！
但仅仅在“批判现实”的基础上还不足以揭示人类历史生活的本质，历史科学的研究必须获取可靠的论述依据。由此，马克思把研究方向转向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甚至把他人生最后的十年都奉献给了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留下的两部笔记即侧重于考察原始社会问题、国家文明起源问题的“人类学笔记”和追溯前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历史学笔记”。这个转向被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老年马克思在“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是无力”的，由此就成为了“礼赞原始社会而鄙视现代社会的怀旧思想家”[注]王丽丽：《从西欧社会到东方社会:马克思晚年关于社会形态问题的空间转向——兼论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和连贯性》，《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但深谙“从后思索法”的学者明白，这并非是马克思“突然的转向”，而是他非常惯用的研究方法。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就已经探讨了原始民族的经济社会状况，在后来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又提到了这个主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考察资本的原始积累和社会分工的过程时，他又将原始社会同现代社会，原始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进行了对比。也就是说，正是在“历史证据”的探寻中，马克思一步步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在这种“从后思索”的方法运用中，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够获得精神事实和物质事实两个方面的论证，进而真正地证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和合价值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对于这件事，我希望得到瑞典警方的道歉”，曾先生认为，瑞典警察的执法行为不合规、不合理，在他已经表明游客身份，并且强调了父母的身体状况后，依然在深夜将他们丢到偏僻的地方不管。在曾先生看来，即使他犯了错误，警察也应当问清楚情况进行调解，或者带到警察局处理。“为什么不顾我们的请求，把我们一家人丢到坟地。”
当然，对历史的认识不会一蹴而就，而应当是一个对历史进行溯源式考察的过程。人的历史性存在的根本的意义在于，人能够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中不断生成自己新的本质，同时也意味着人需要在“用历史来创造历史”的活动中不断地开辟新的更富活力的未来。历史总是在自我否定中不断演进，而人的认识也是一个与历史概念自身的肯定与否定、渐进与飞跃的矛盾运动相伴而生的螺旋式发展的过程。已知的更高级的历史事物为我们透析过去和未来的未知历史事物特征提供了推断依据，马克思也正以这样的历史眼光指出，资本积累的雪球不会永远滚下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制度，资本主义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资本主义必然会表现为限制人和社会进步的桎梏。
而在研究资本主义这颗成熟的“现代社会之果”时，马克思恩格斯所采用的也是这种“由果溯因”的研究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溯因解释的逆向思考，实质上是与达尔文偶然性进化论的科学解释相契合的，它是一种消除了历史目的论的科学推演方法，而这也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不是对经验实证材料僵死的汇集”，而应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抽象，即“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经验。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的整体性研究中，马克思由果溯因地确定了生产 、流通 、分配这三个环节的因果联系，从而清楚地阐明了工人阶级受剥削的现实和斗争方向。而在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的预测判断中，马克思也一以贯之地坚持用因果联系的辩证法来分析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之间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但马克思所强调的由结果向原因的逆向推导，并非是聚焦于具体历史环节的逻辑关系描募，而是针对作为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逻辑论证。如果将因果逆向的考察逻辑视为是一切具体历史事件的必然联系，那么历史必然陷入到“机械因果决定论”的泥沼之中。所以马克思强调：“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必然要受到一种历史性继承条件的制约，因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页。，人们虽然在忙着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但实践的需要必然会使得“世界历史召唤亡灵的行动”一幕幕上演，也正是因为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实践反观自身、认识自身、复现自身，历史之于人才会具有“现实的意义”，而人也正是带着这种历史感，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过程中不地改造着自己的主客观世界，由此，才会有人类历史的延续、书写和发展。马克思从不否认自己的这种“历史感”，他宣称“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的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页。。由此，当我们用唯物主义从原因上解释马克思历史观的“实践变革”时，也必须认识到，观察问题的方式与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伴随着思想本身的发展历史性地展现出来的，作为观念综合体的某一哲学理论，它既反映着每个时代多层次的矛盾着的种种倾向，也必须去理解和超越各个哲学派别本身内部矛盾着的各种倾向，由此才能真正担负起“历史革命”这一价值。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转向与恩格斯在英国开展的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具有极其重要的联系。正如恩格斯所说：“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是在英国，……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的确，“市民社会的科学”必须在英国和法国才能看得真切，因为这里有堆积如山的商品，有航运世界的轮船，有大银行家和大工厂主，有赤裸裸的资本积累，有数百万的受压迫的工人，更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贪婪无耻、敲骨吸髓的愤恨与反抗。在这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如此的成熟而完备，残酷的阶级对立和经济剥削却也是如此地震撼人心。恩格斯的社会调查为研究英国无产阶级状况积累了异常真实和丰富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正是从这个“成熟的果实”中所剥离下来的最具典型性的内核。马克思的研究也正是从资本主义这个成熟的现代西方生产方式开始的。通过高级社会形态向低级社会形态的探源，通过“比较复杂范畴”向“比较简单范畴”的过渡，通过“现代发达的生产方式”到“过去较不发达的生产方式”的考察，马克思不仅透视了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历史运动过程，更深刻揭示了人的存在现实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也以贯连“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历史性思维，极富洞见地预言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向。
当然，历史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否定之否定”规律告诉我们，历史发展的短暂停滞亦或是倒退都是可能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挫折而丧失历史性，因为“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注]《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人民日报》2015年8月24日第1版。。当下的事情是正在进行的进程，也是相对于未来的过去和历史，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这种历史的矛盾运动中。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通向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页。这说明，尽管历史为我们理解思想进程的发生逻辑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参考，但对思想的把握并非是完全建立于历史内容之上的，因为思想必须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历史修正的再现。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也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的、实践的、内在的的统一，这也说明，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立足于实践的运思方式，坚持历史规定性与实践多样性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寻找到促使二者彼此阐释的科学逻辑和恰当契机。
(二)由结果向原因——逻辑关系上的逆向推导。哲学是一个在物质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发生关系的混合物，而并非人的理性或智力的纯粹的精神运动，更非机械唯物主义因果联系叠加的简单的串联。任何一个时代的哲学都需要批判性地吸收人类思想史上一切优秀的思想成果，进而创造性地认识和回答前人提出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及他们所创立的历史观时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方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社会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释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纵观他们一生的哲学研究，都是在对诸如黑格尔、费尔巴哈、青年黑格尔派等“理论批判”的成果上逐步成熟的，也是在对诸如蒲鲁东、拉萨尔、杜林等“政治批判”的实践中逐步完成“自我批判”的。他们在开展理论批判时也特别注重“起底历史”和“由果溯因”的方法，比如恩格斯在对杜林的批判中，就是从起底“先验主义”哲学的“现代社会主义”开始的，而这也正是杜林向社会民主党所兜售的“核心卖点”。恩格斯把杜林的这一“装扮一新”的“破烂货”深挖到了法国启蒙思想家所谓“理性高于一切”的思想毒瘤，进而从源流关系上梳理清楚了诸如激进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之流和杜林这样的各种“学派创始人”，是如何利用这种“绝对理性”的藤蔓结出现代的英法两国“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之恶果的。
二、马克思“从后思索法”语境中的历史思维
综上所述，“从后思索法”之所以被认为实现了“对真正历史性的发现”，视为是马克思历史认知方法的“核心”，其根本在于它从以下三个方面促推了马克思“实践转向”的历史哲学：第一，“从现在向过去”的时间逆向，确证了历史哲学的起点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由此决定了这样的历史观“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 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第二，从“原因向过去”的逻辑逆向，表明了历史哲学的批判逻辑是“用现已达到的成果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4页。”来实现“批判的批判”，拒斥了一切永恒不变的虚构本质和永恒在场的先验主义；第三，从“成熟向不成熟、充分向不充分”的发展逆向，以“逐层揭示本质与现象的动态演变关系，实现了对现象的批判分析和本质定位”[注]王维平、韩璐：《〈资本论〉与狄更斯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视界融合》，《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进而以开放性的实践逻辑，使得理论在不断“生成”的动态中保持着生命力。由“从后思索法”在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实践价值”来关照对当代历史问题的认知，我们对历史思维的认识也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化：一是站在“现实基点”上对历史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是历史思维的逻辑起点；二是以对历史经验和历史事实的占有为前提，对现实展开实践性反思，是历史思维的运思方式；三是坚持在贯连历史、现实、未来的“大历史观”的整体视域中去审视历史客观规律和人的主体能动性，以科学求真的精神探索人类自由解放的未来之路，是历史思维的价值指向。
(一)站在“现实基点”上对历史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是历史思维的逻辑起点。“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在这里，马克思非常鲜明地强调了“新历史观”的前提，就是“人的现实存在”，对过往的历史和人，以及对历史过程与规律的思考，都应当以这个“现实”为起点。而将这种“现实”放置在马克思历史哲学整体的研究视域中，我们就能明确，所谓“现实”不仅仅是一种时间上的表征，更意味着反思处于当下的人的实践活动，而历史意义的丰富性和价值性，正归结于此。
在“从后思索”哲学方法论语境中的历史思维，首要强调的是对当代生活本质和当代价值立场的先行的批判性反思，即把历史思维建立在现实体验、实践价值的基础上，进而借助于间接的历史经验、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本质的理性认知活动。其次，以“从后思索”为哲学方法的历史思维，理论的面向虽然是“前”，但却并不是一种按图索骥的目的主义的历史溯源，而应当是一种立足于现实与历史之间客观的、动态的、有机的内在关系，进行历史追问的“生成思维”。其三，“从后思索”从历史现象接续发展的演变逻辑出发，所揭示的实质就是人对生活、自然和生命的认知过程，即从幼稚的本能状态走向成熟的理性状态的发展过程，而历史思维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为我们提供现实的行动智慧和未来的发展规划，即避开历史教训、破解历史枷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规划未来，以实践的发展需求和历史的发展趋向，使历史、现实与未来实现真正的实践的、内在的统一。
“历史的现实性”当然首先是指“人的现实性”，即人的本质不应该搁置现实世界，也不能抛弃自身的生命意识，人应当是能够在现实的世界中生产创造，并不断在创造实践过程中确证自己能动意识的“人”。只有“人”首先作为一个“现实的人”延续人生命，进行生产劳动，进行产品交换，所谓的“理性”、所谓“自由意志”才会有依附的主体，才会有客观基础。当然，“现实的人”并不完全庸俗地等同于“感性直观”的执行吃、喝、生殖等生理功能的动物，“现实的人”也必须具有站在“现实基点”回溯过往、汲取智慧的“历史感”，正是这种“现实”与“历史”的交织，构建成了人的社会生活和人的社会本质。这种“历史感”是人对立足于现实的体悟、亲历和体验，进而观照过去的过程，也是人对已经过去的事件、人物、过程进行“现实反思”的历史认知活动。当然，有待人发现的历史本质，并不是已经摆放好了的资料，它应该是一个不断被当代人解读反思，不断在当代人的意义世界中生成的、面向未来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理解历史意义的中心从来不可能是过去，而只能是当代，因为理解历史的基础和出发点永远都属于当代人。只有当我们将对历史的认知行动放置于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的现实语境中，并带着唯物的、辩证的历史思维去重新审视历史的当代价值时，“历史思维”才能在“现实意义”上真正转化为一种解决当下问题的思维能力。也只有对现实有深刻的把握和认知，才能有意识地去把握历史，进而获得对历史真正的评价和认知。
(二)以对历史经验和历史事实的占有为前提，对历史展开实践性反思，是历史思维的运思方式。历史已经过去，历史事件发生和运动的原因已无法追迹，而这些原因更无法像科学实验那样进行模拟，因此只能通过对历史经验和历史事实材料的占有，来获得历史的认知，而历史思维所加工的材料也正是这样一种“非历史本身”的内容。但是，如果仅仅是通过记忆、推理、想象等主观性的加工“修复历史”，并以个体的感悟去阐释历史，那历史必将走向虚无。从前的哲学正是在纯粹的思想中去“加工”历史，从抽象意义上根本地斩断了实践与历史发展过程的具体性联系，从而在逻辑上无法阐明历史的实践意义，更使得理论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而历史唯物主义则在人类劳动史的“条件——结果”的实践解读中，真正对哲学的范畴提供了历史性的背景支援，哲学理论与社会历史经济过程的紧密联系，劳动历史与人的社会形态演化的内在嵌合，也使得历史哲学真正占有了历史经验和历史事实，使得一些无法言说的抽象的规律在历史中得到了最生动的表述，也使得历史认识随着时空的变化、实践的发展，随着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转化为更高级的东西。
(三)由成熟、充分的发展向不成熟、不充分的发展——发展程度上的逆向反思。“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达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马克思这段话想说明的问题是，虽然人类历史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阶段性演进特征所决定的。但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却应当逆向进行，因为在现有的最为成熟和充分的发展阶段中，以往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才会以更为深刻清晰的样态呈现出来。同历史对话的过程，就是一个在实践的交往中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的过程，而由“高级”向“低级”的逆向回溯，不仅能够使人看到历史进步的总体趋向，也可呈现出历史本身的变化、发展、演进的整体过程。
(三)在贯连历史、现实、未来“大历史观”的整体视域中去审视历史客观规律和人的主体能动性，以科学求真的精神探索人类自由解放的未来之路，是历史思维的价值指向。任何意识归根到底还是源于现实的生活过程, 是物质生活的产物和现实物质关系的反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的论证中开辟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证主义科学，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物质生产中揭示这种生产发展的“前景”，进而从社会现实的科学中得出了“‘不奉行某种价值的’阐述方式”[注][匈牙利]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上)》，张西平、李秋零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55页。。但“不奉行”并不意味着“没有方向”。马克思以“从后思索”的哲学运思对人由蒙昧走向智慧、由野蛮走向文明的演变史，进行了彻底的历史反思，由此在说明早先历史生产方式的同时，也确证了自己指向未来的理论面向和价值目的。
当然，“历史感”的理论批判也不足以全部支撑起历史思维，理论变革必须回归于“当下”的现实视域，以“实践反思”的客观思维的认识到——“我们总是站在我们历史性来源的强烈回响之中，历史性来源是我们的当下，属于它的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历史，而且还有这个星球上人类的全部生活和创造”[注][德]伽达默尔：《美学与诗学：诠释学的实施》，吴建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8页。。马克思主义在诞生伊始，就以“改造世界”为宣言，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也是源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兴起和解决无产阶级革命前途这一历史实践活动的需要。在百年来的理论传播与革命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世界无产阶级对自身历史性存在的反思与自我意识的觉醒，而马克思主义也在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不断产生着“改变世界”的“效果历史”。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成长史也是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革命实践史，社会主义的建设改革史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史。回到今日，虽然马克思视野中暗无天日的劳动工厂已成为历史的遗迹，工人弱不禁风的身体和遭受折磨的苦役也被今天新的劳动景象所掩盖，但正在发生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远离，世界还在因它而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在吸收借鉴社会主义因素，税收调整、股份制、社会保障、国家福利等，都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中找到蓝本。社会主义运动尽管坎坷曲折但依然向前，苏东之变并非唱衰理由，恰恰相反，它警示我们应当尊重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真正特质。而中国道路的开辟、中国模式的成型，中国力量的崛起，让我们更加笃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它恒久的理论魅力和存在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之处就在于它用独特的东方智慧，在“实践”的诠释中，不断激发着经典理论的当代生命力。
在马克思看来，人们认识社会历史，“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1页。。从人类古代民族的研究拓展到现代社会世界各民族的全部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抽象化的总结，验证了“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这一深刻的本质。从另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奴役劳动社会形态的发展演变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可以说，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劳动的奴役，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就必将始终处于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绘了一个人类历史发展由“必然”走向“自由”的历史图景，并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28页。人的本质是自由的，人不断更新劳动的技能和生产的水平，其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挣脱自然对人命运的困厄，而人最终的目的也必然会在文明演进中挣脱物质对人生活的奴役，如此，获得真正的自由。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无疑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在这个前提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必然遵循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规律。
通过实测值与模拟值得对比，发现在考虑渗流对土体影响的情况下，其模拟值相比于计算值有较大精度方面的提升，证明使用该模型来模拟黄土湿陷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图2为武汉某地铁盾构隧道整体道床与左线隧道间离缝分布统计情况。由图2可知，道床与管片间离缝主要出现在3号联络通道及8号线、机场线下穿位置附近，均位于淤泥质土层。离缝分布无明显特征规律，沿纵向间断分布并非连续通长，离缝长度为14～42 m，宽度大小不等，一般为1～3 mm左右，最大深度可达到400 mm。
三、把握“历史思维”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青年马克思曾迷恋费希特和谢林，也曾经追随过黑格尔，对于浪漫不羁的少年来说，费希特“自由、独立、行动”的鲜明哲学主题，谢林“使人得到解放，脱离客观世界的恐怖”[注][德]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石泉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页。的理性冒险精神，以及黑格尔“自由的东西就是意志，作为主题，才是现实的”[注][德]黑格尔：《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12页。的客观真理“显现”，都极具思想诱惑力。但仅仅对现存事物开展批判和对“自我意识”的绝对遵循，也使得哲学始终是离开现实与尘世隔缘的。直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发觉，虽然“物质形式的斗争是粗糙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页。，但现实的情形倒逼着马克思不得不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人”决裂。虽然马克思不屑于和物质利益作斗争，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他必须对农民破产、生活贫困的现状作出评述。由此，马克思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开始反思，一直以来坚持的“意志自由”是否真的能够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还是说，自己在研究以往的国家生活现象时，仅仅去寻找善意或是恶意，去寻找精神或是理性，而忽视了真正在人“生活的地方”所发挥的客观关系的作用？这种反思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而当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市民社会“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自身已经形成了的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已经形成了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对象”[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确证市民社会存在的基础应当从现实的活动中去寻找，而不是源自理念的自我抽绎，“历史的现实性”也真正由此展开了。
也就是那天半夜，我正睡得沉的时候，突然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我迷迷瞪瞪睁开眼睛，看到手机屏幕上显示02：15分。我接起电话含糊不清地“喂”了一声，李小树的声音劈头盖脸地从话筒里传来，他说：“哥们儿，我们要不要怀念许春花！？”
(一)坚持历史研究的“现实性原则”，使得理论思维与现实存在符合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学习历史必须以历史事实为前提和基础，进而形成思维与存在符合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而对历史事件及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把握则需要坚持和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客观地把握充满矛盾的否定性关系的社会历史进程。无论是“重评历史”还是学术研究，都必须以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历史的科学指南，以尊重客观历史真实为研究历史的根本原则，肆意剪裁拼凑历史的行为，其本质上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历史思维”，才能真正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去思考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而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当然，历史研究不是简单地溯源历史史实或历史材料，而是在前进中面对历史，在思考中回顾历史，怀抱着对现实实践问题的关切，进行出于实际、旨在现实的的哲学思考。历史研究的材料十分丰富，因为历史包罗万象，不仅记叙着前人的故事和历史的治乱兴衰，也蕴藏着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前人的智慧经验。但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担当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让历史研究不仅仅是讲过去的事，更落脚于回答现在和未来的问题，最大限度地汲取历史智慧满足时代的实践需求，只有具备把控“当代现实生活本质”的历史思维能力，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获得强大的自我调适、自我革新甚至自我纠错的能力。
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门板震颤起来，连带靠在墙边的货架都抖了抖。原本立在货架上的一罐杀虫剂，被震得歪倒下来，并缓缓滑动，最终从架子的边缘摔了下去，降落点不偏不倚正是步凡的脑袋！
(二)坚持历史研究的“批判性原则”，使经验反思与理论创新符合时代发展的辩证统一。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反思性的文化存在，只有通过解释的和反思的方式对历史意义和价值进行提纯，历史研究才能真正关照到现实生存，人才能够真正获得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觉醒。这也说明只有对自身存在的现实和对未来的变化感兴趣的人，才会真正去关注历史，因为正是人的实践活动促使人重回历史，渴望从历史中去领会和发现能够解决当前任务的关键和指示。因此，历史研究的前提一定是与现实相关的，有时代目的，反映时代要求和能够回答现实问题的一种批判性的思考。此外，历史为现实发展提供了指向，也为通往未来提供了宝贵镜鉴。理解现实必须尊重历史，因为历史是不可无视更无法割裂的存在，看待历史必须是客观的辩证的。而对历史最根本的经验获知，也必须通过对现存世界的“革命化”的实践，在不断的批判与再批判中，实践才能成为理论发展的动力与源泉。从社会主义的百年发展史的进程来看，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实践和批判发展的过程，也唯有在实践中坚持批判的辩证逻辑，才能不断校准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方向与舵盘，也才能用“武器的批判”为理论的生命长青提供现实的源泉。
(三)坚持历史研究的“生成性原则”，以开放的实践视野和正确的价值判断审视历史发展的客观演变过程。同历史对话的过程，就是一个在实践的交往中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的过程，因此，历史上的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都不可忘却、不容否定，付出或失败的教训都是历史反思的珍贵财富。这种“生成性”在根本上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在更高级社会发展阶段胎胞里所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创造着解决个人在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低级形态生产力的物质对抗条件。问题与发展就是一对充满矛盾运动的对抗性元素，只有我们经历了发展本身，保持着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清醒认知，我们才能更真切地看清历史留给当代人的重责与重任。此外，人是历史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历史正是在人有目的性的能动的实践过程中生成的，回望中国百年的社会历史选择，每一次发展和前进都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实践的结果”，其总体的历史趋势也是合规律性与合价值性统一的人民的选择。以“历史思维”科学地认知历史，其根本的实践意义就在于通过曲折前进的历史，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不断提升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的自信力和使命感。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9]09-0081-07
收稿日期：2019-07-05
作者简介：
王维平(1957—)，男，甘肃兰州人，博士，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韩 璐(1988—)，女，甘肃兰州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兰州文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可陈仲子呢，锦衣玉食而自离，隐居一方躲功名，“孤僻”立世却始终有妻子追随陪伴。他行人所未行，行在一切戏曲故事的“圆满结局”之后；他求人所未求，求的是所有戏曲人物的功名利禄之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解释学视角的‘资本论’经济哲学研究”(项目编号:14XKS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创新人才培养项目(项目编号:18LZUJBWYJ07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周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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