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6月29-30日，“2019 中国·衡水董仲舒与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衡水隆重召开。会议由政协衡水市委员会、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中国实学研究会、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共同主办，由衡水学院承办。在开幕式上，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国防大学朱康有教授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辞。
尊敬的王景武书记、李洪林主席，
尊敬的王守忠书记、田光校长，
尊敬的金春峰先生，尊敬的谢遐龄先生，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
各位在场和不在场的朋友们：
大家好！
非常感谢衡水市委、衡水市政协、衡水学院各位领导对董仲舒研究事业一以贯之的鼎力支持。“2019 中国·衡水董仲舒与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能在今天顺利召开，凝聚着你们的热情、汗水和智慧。我谨代表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向会议承办单位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谢忱，并对应邀参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欢迎和感谢！
在中国儒学史上，董仲舒的研究从汉代以后就不是那么太热了，更没有成为过什么“显学”，往往却因为演绎阴阳灾异、容易得罪当朝政权的关系而不招致杀身之祸就已算是万幸的了。人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近代以来的董学研究历程就可以发现，董子也几经沉浮，命运坎坷。一百二十年前，戊戌变法过程中，康有为推扬今文经学改制传统，光大了董仲舒，实际上也利用了董仲舒，罔顾边际而竭尽公羊学阐发微言大义之能事。一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董仲舒又被痛骂，被脏水泼了一身，承受着“千年专制”“文化独裁”“罪魁祸首”之类不堪重负的骂名。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七十年的伟大里程。国内的董仲舒研究，我大致划分出六个阶段。三十二年前，解成、王真《建国以来的董仲舒哲学思想研究》（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编：《董仲舒思想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2—287页）曾把新中国成立至1987年的大陆董仲舒哲学思想研究分为四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49年到1956年，第二个时期是从1957年到1965年，第三个时期是从1966年到1976年，第四个时期是从1977年到1987年。新中国成立后董学研究的前四十年这种划分还是很合理的，故我以之为回望基础，而作后三十年的进一步延续。
李泽厚在1984年发表《秦汉思想简议》一文，凸显并褒扬“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秦汉思想”，随后便形成他著名的“儒学四期说”，以与牟宗三的“儒学三期说”相针对和抗衡。李泽厚的观点对于董仲舒能够被公正评价、董学研究回归常态和正道，都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1986年9月22—26日，全国首届董仲舒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举行，张岱年称董仲舒在哲学上“确有反动性，但是也有进步的一面”；张恒寿理性评价董仲舒“是颇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家”；严北溟则为董仲舒鸣冤叫屈，呼吁“必须排除董仲舒研究中‘左’的偏见”。这个时代涌现出钟肇鹏、于首奎、金春峰、周桂钿、王永祥、华友根、吴光、李宗桂、李奎良等一批志于董学的中坚力量。对后来有影响、至今仍然在发挥学术借鉴作用的全景视野研究著作，包括金春峰的《汉代思想史》、周桂钿的董学研究专著《董学探微》，都产生于这个时代。于首奎《两汉哲学新探》（1988）以探讨董仲舒哲学思想为主，却因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而自断了后来的学术生命。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出现，作为儒学家、思想家的董仲舒才开始被客观而公正地对待，董学研究也才获得相对独立的学术空间。
这一阶段，作为董学研究基础性文献，袁长江主编的《董仲舒集》（2003），钟肇鹏主编的《春秋繁露集释》（2005），王永祥呕心沥血考订章句而著出皇皇百万字的《春秋繁露注》，都为董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文献支撑。海外董学成果也获得了大量翻译，美国学者S.A.桂思卓《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From Chronicle to Canon: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according to Tung Chung-shu）（中译本，2008）一书，把传世文献《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划分为“解经编”“黄老编”“阴阳编”“五行编”“礼制编”，几乎对每篇文字的真伪性都作了认真考辨，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旅居日本的邓红教授带领团队先后翻译了斋木哲郎、田中麻纱巳、庆松光雄等日本学者的董学研究论文。
第三个阶段，1966—1976年，被污水泼一身。“文化大革命”中的董仲舒研究可谓一片荒芜。因为林彪曾说过一句“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个董仲舒，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1972年“九一三事件”后，董仲舒便遭受深度谴责和批判的命运。杨荣国主编《简明中国哲学史》，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潘富恩、瓯群合著《中国古代两种认识论的斗争》，凡涉及董仲舒的部分，无一例外地都遵循了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的立场和态度。1973年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林彪和董仲舒是一个窝里的蝎子》一文，作者是“景县董故庄大队党支部”。随后还有北京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的教师和工农兵学员专门跑到景县大董故庄开展过“批林批孔批董”活动。杨荣国在1973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一文，直接把董仲舒思想裹挟进现实的“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董健在1974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林彪与董仲舒》，顾为锦在1974年第3期《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与林彪的复辟之道》，都是典型的“大批判文章”，影响甚为恶劣。这个十年，董学研究的唯一进展可能就是中华书局在1975年9月出版了清代凌曙的《春秋繁露注》（全三册）点校本的大字本。
第四个阶段，1977—1989年，重估董仲舒，董学复苏期。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国哲学界终于有勇气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了。一阳来复，万象更新，而拨乱反正、纠偏改错则是首要任务。1979年7月在北京、10月在太原的两次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都有学者重提董仲舒思想评价问题。就在1980年前后，张春波、金春峰、孙实明、吴光、杨宪萍、严北溟等一批学者纷纷在《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浙江学刊》《中国哲学史研究》《复旦学报》等期刊上撰文，对董仲舒思想作了基本肯定。但也有学者，如于首奎、李锦全、柯兆利、何春光，对董仲舒则作了有限肯定，而完全否定董仲舒的学者已经极为少见了。晚年冯友兰的董学研究成果体现于他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第二十七章“董仲舒公羊学和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单从章节的标题上看，《新编》就依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冯友兰以一种社会矛盾分析、阶级观点分析的方式变相肯定了以汉初董仲舒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所发挥的治理功能和积极价值，他是从意识形态话语中争得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谋求董仲舒思想在现时代的合法性，使之能够进入当下人们的学术视野，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的有益给养。
学校改变了传统的单一德育说教模式，实行德育活动载体艺术化，学校的各类教育活动无不渗入了艺术元素，以艺术特有的感染力强化德育效果，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在活动中体验，在活动中提升。
第一个阶段，1949—1956年，董子新标签。伴随着侯外庐编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出版，董学进入新中国高等学校中国哲学史专业课程体系，成为一个重要的知识点。侯外庐称董仲舒是“中国的奥古斯丁”，董仲舒的历史观是“一种循环论”，其政治论是“一种德治主义”，是“秦代任法专制主义的反对命题”，“王充的伟大异端体系”也是董仲舒哲学的“反对命题”。但在1957年修订版中，则删去了许多对董仲舒称许过分的词句。冯友兰在1950年为苏联大百科全书撰写的《中国哲学的发展》一文（经过中国哲学会讨论后的修改稿，于1958年首次发表），则将董仲舒和王充看作是“纪元前二世纪至纪元后二世纪间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显然受到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党性原则）的巨大影响。1951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式发行，收录了毛泽东1937年发表的《矛盾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董仲舒被不点名地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角儿。这一论断，几乎成为后来三十年中国人诠释董仲舒的权威定论。
第五个阶段，1990—2000年，董学研究范式转型期。中国学界自1989年之后，在整体风格上开始逐步呈现“思想淡出，学问登场”的特点。人们开始不满足于对董仲舒的思想和学术只作地位评价和泛泛而说的定性研究，而更愿意沉入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探讨，以有效推进董学研究、提高董学地位。这一时期，虽然不时仍夹杂着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类的研究范式，但显然已经不是董学研究的主流。王永祥的《董仲舒评传》（1995）一书，“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封建理论”“封建伦理”一类的话语依然痕迹明显。但华友根的《董仲舒思想研究》（1992）一书则更为自觉、因而也更为干净地摒弃和清洗了意识形态味太浓的话语系统，而更趋近于从哲学、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历史与民族等多学科层面去展开并分析董学思想内容。这个阶段，董仲舒思想研究开始走上一种正常的、健康的学术轨道，年轻一辈的董学研究者正在涵泳成长，他们已经完全抛弃了那种粗暴地给董仲舒套上一顶诸如“封建专制卫道士”“唯心哲学家”“教条主义者”“先验神学主义”之类大帽子的简单化处理方法，超越于前辈学者，而以一种理性的、平静的心态对待董仲舒的生平、思想及其学术史。而力求做出理性、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和阐发，已经被多数董学研究者所接受和认可。曾振宇、范学辉《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1998）一书则是董学研究范式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
这一阶段，与董仲舒相关的学术组织和研究活动也呈现出非常活跃的趋势。2013年依托于衡水学院学术力量的“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宣告成立。2015年4月，衡水学院成立董子学院。10月，中华孔子学会在上海成立了“董仲舒研究会”，余治平出任会长。2018年4月，西北大学现代学院成立董仲舒研究院。2018年6月，衡水学院又成立董仲舒思想国际研究院。最近我们也正在与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政府、扬州大学协调，酝酿在扬州——董仲舒两次出任“江都相”的地方，成立董仲舒研究机构。中共衡水市委、市政府、市政协以及衡水学院长期致力整合各方面资源，积极为董仲舒研究搭建有益的学术平台，多次组织和召开学术会议（论坛），凝聚海内外董学研究的有生力量，开启董学研究新局面。《衡水学院学报》自2007年起开辟了“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云集了国内外一大批研究董学的专家学者，通过十余年的积累已成为董学研究的重要阵地；他们先后编辑出版了《董仲舒研究文库》八册，成为当今董学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和不可替代的董仲舒研究学术档案。
第二个阶段，1957—1965年，“帽子”换着戴。中共“八大”之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国哲学界许多人对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表示不满。1957年1月举行的、后来也颇为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张恒寿指出，二十多年来，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写的“大部分论著，基本上还没有超出简单比附西方哲学发展的阶段，还没有完全克服在唯心唯物的框子上贴阶级标签的缺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尽管是“非科学的、迷信的”或者“神学的、宗教的”，但“其言论中的人民性不会比大诗人杜甫、白居易作品中的更为少些”。然而，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修订版则改口称董仲舒的思想活动是汉武帝政治措施的“苟合取容”，是“承武帝意旨所演绎的庸俗哲学”，是一种“宗教化的唯心主义体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称：“董仲舒的哲学观点是循环的不是发展的，是调和的不是斗争的。有唯物论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唯心论，有辩证法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形而上学。”周辅成于1961年出版的《论董仲舒思想》一书称董仲舒的认识论“从物理（个人的心与天意的交接点）开始，经过理、义、天意、反省等范畴，逐渐向一形而上学的世界”迈进，因而“不仅是反人民的，而且是反科学的”，也“不同意把董仲舒列为当时的进步人物”。1962年李民先后发表《凡物必有合》《略论董仲舒的认识论》《试论董仲舒是自然观——哲学史笔记》三篇论文，把董仲舒哲学体系概括为“素朴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推翻了侯外庐修订本的全部论点，因而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和批评，张岂之、杨超、李学勤、陈正夫、冯友兰、汤一介、任继愈、张立文、李锦全、杨宪邦等都卷入其中。
方成80多岁时，还骑自行车到处开会。90多岁时，还在广州亚运会中山站和周笔畅、古巨基等人一起跑步传送火炬，还用电脑写作、为人作序，还应承各方约稿。他曾说：“我长寿的秘诀就一个字，就是‘忙’，忙得忘记了身体，忘记了休息，忘记了一切，甚至忘记了死亡。”
回望和反思董学研究这七十年，道路是曲折的，成绩也是明显的，经验与教训同在。董仲舒研究在现当代中国多灾多难的遭遇与命运，其实就是我们国家和民族所承载的风云骤变、跌荡反复历史的真实写照，正所谓风雨沧桑、坎坷不平。而值得欣慰的是，董学研究终究回归了正常轨道，百折不挠的董学，愈摧弥坚，浴火重生，并又开始了它自身复苏、纠偏、调整和繁荣发展的演进历程。苍天有眼，不绝董学，颇似于孔子所感言：“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第六个阶段，2001年到今天，是董学研究繁荣期，经学与哲学交汇期。邓红的《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2001），段熙仲老先生的《春秋公羊学讲疏》（2002）一书经其弟子整理而在南京师范大学正式出版，余治平《董子春秋义法辞考论》（2013），都聚焦于董仲舒董子公羊学的核心内容，都是当今治董学人所必须参考的经学研究专精之作。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2013）对董仲舒的公羊学也进行了精湛独到的阐发。董学界更多的人们越发意识到，必须重新把董学纳入经学的轨道、恢复对董学进行原生态的研究。蒋庆在1997年也出版过《公羊学引论》一书，第一次系统而简略地介绍了公羊学知识，为董子的公羊学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余治平《唯天为大——建基于信念本体的董仲舒哲学研究》（2003）一书则从天道信仰的角度开辟出董学研究的文化心理学、准宗教性维度，视野独特，见解超越，并且还能够穿透阴阳五行之学而深挖出天学思想体系的脉络结构和天人感应的内在机理。刘国民《董仲舒的经学诠释及天的哲学》（2007）、崔涛《董仲舒的儒家政治哲学》（2013），也表现出一定的哲学+经学的研究特色。张祥龙《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从董仲舒到陆象山》（2012）一书并没有把西方哲学现象学的方法带入董仲舒研究，而是相当谨慎地模仿走中国哲学的诠释路径。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1992，1998，2018），探讨了董仲舒以天为最高法权，其“天人感应”对法的价值论和方法论的积极贡献。方朝晖在《“三纲”与秩序重建》（2014）一书中，通过系统梳理董仲舒“以天正君”的观念，纠正了人们以为董仲舒“维护专制”“绝对服从”的长期误解。在经学与哲学交互变奏的潮流中，黄朴民《天人合一：董仲舒与两汉儒学思潮研究》（2013）一书则侧重从史学进路阐发董子新儒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思想渊源，挖掘董仲舒学术在汉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
2．4 转归 32例ELBWI存活11例，存活率34．4%，病死率25%，其中7例1周内死亡；另有13例放弃治疗后死亡，其中92．3%（12／13）生后1周内放弃治疗。辅助生育的ELBWI存活率75%（6／8），其中女5例，女婴存活率62．5%（5／8）。
但目前看来，与先秦儒家、宋明儒家和当代新儒家研究的高热不退相比较，可以说，包括董仲舒思想在内的所有汉代儒家思想和汉代哲学研究仍处于一种冷门化、边缘化的状态。这主要表现在对汉儒的学术关注度还比较低、经学的内在问题尚未进入公共话语体系而不易引起学术共鸣，研究队伍太过小众化，研究成果稀少并且密度低，研究领域宽泛化而仍多属粗放型等，这些都是有待克服和消除的问题。
1.1 TOFD（衍射时差法）超声技术是利用缺陷部位的衍射波信号来检测和测定缺陷尺寸的一种超声波检测方法，通常使用纵波斜探头，采用一发一收模式。
今后一段时期内，董学界需要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整合各方面的有利资源，集中精力攻克和解决一些制约董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性问题，诸如董学研究长效机制的构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申报，董仲舒传世文献考辨与历代注疏的系统研究，如何向学界和社会提供董学研究的可靠文本，董学“九疑”系统考证研究，董仲舒学术内在脉络的清理与挖掘，董仲舒思想分别与诸子的继承关系，董仲舒对汉代政经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塑造，董学向官、民两个层面的普及与推广，董学如何“走出去”发挥世界价值，这些都亟待有所突破。
当然，董仲舒思想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也值得强调，学以致用，济世惠民，献治安策，是我们的追求。学者应当以学术为本，守护学术，推动学术，以超越、批判为己任，珍惜来之不易的董学研究正常局面。理性启蒙，觉民行道，致力于为董子春秋学注入现代养分，释放哲学解释力，激活董学新生命，让董仲舒的思想在今天这个时代也能够熠熠生辉。
教育改革新形势下,教学学术能力不仅是一个大学教师个性化的基本素质，而且是确保教育质量持续改进和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和前提。为摆脱实践过程中的尴尬境遇，高校教师要对自己的教学形成价值认同，切实履行教学学术的职责，勤于并且乐于教学研究，回归教学学术的本真，推动教学改革，促进教学发展活动由“技”向“术”转变，打造优质高效课堂，从整体上提升课程质量和教学成效。
我真诚地希望各路同仁携手并肩，守望相助，同心同德，一起为弘扬董学、推进董学而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谢谢大家！
从上可以看出，对中国画文化品质的不同体认，就会形成不同的中国画教学理念，建构起不同的中国画教学体系，也会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那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坚定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要使中国画更具有民族性与世界性，改革中国画的教学体系，就应把握文化与中国画的最关键性的问题。
责任编校：曹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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