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言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整个明朝的发展历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明代言官由监察御史和给事中组成，位卑权重。明前期言官刚正不阿、敢犯颜直谏，中后期言官言风发生了重大转变，趋炎附势、阿谀奉承、同流合污之风盛行。其原因主要是皇帝打压、朝臣排挤以及言官明哲保身情绪的上升所致。这种转变加剧了明朝政府的腐败，加快了明朝的灭亡，也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关键词：明代；言风转变；原因；影响
言官在古代统称台谏，由监官和谏官组成，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官员，监官主要是作为君主耳目，谏官主要是劝谏和纠正君主得失。明朝言官体系较为完善，皇帝有时都难以抑制，如明代的言官谢迁、海瑞、左光斗等。但是在明代中后期言官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导致言官的言风也出现了大的变化。
一、明代言官言风转变的原因
明代言官被君主赋予很大特权，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督，御史主要监督地方，六科主要监督中央。但凡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衙门，都在言官的监督和言事范围当中，这也就决定在明后期言官言风转变会受到这几方的限制。明代言官言风的转变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综而观之，《回忆与随想》一书详细论述了陆徵祥一生的思想转变历程，向读者清晰地展示了他的思想与实践轨迹。
（一）君主的打压
自古以来，言官上书直谏较难，纳谏之人的态度是决定性的因素，谏言的实行，往往取决于皇帝对谏言的听取力度，而不取决于言官。皇帝掌握主动权，进谏言官就有较多的顾虑。而明代的君主，对谏言有明辨是非能力的更是寥寥无几，明朝君主专制发展已达高潮，皇帝独揽大权，而言官的劝谏，对皇帝来说有较大的威胁力，加之皇帝猜疑心太重，如明世宗、明神宗都被言官批评其“好疑”[1]，还有崇祯帝对言官多不信，并且干预其考选。明中后期的皇帝多失德，主观上就厌恶言官的直言极谏，而忠言逆耳，奸佞之人进谗言，对言官更是打压摧残。例如嘉靖皇帝沉溺于设坛祭神，宠信道士，耗费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言官们不断上书规劝，告诫长期以往“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乱”[2]。虽然皇帝有所收敛，但从心里记恨上了言官，找机会便加以报复，只要言官稍微触犯圣颜或法规，就会受到很重的惩罚甚至因此死亡。
在嘉靖万历年间，君主对言官的打击比较严重。皇帝昏庸无道，不仅不听言官的劝谏，而且还听信奸佞小人的话，对言官大肆迫害，这样的举动使得言官开始缄默不语，如嘉靖时期的“大礼议”事件，是嘉靖帝对言官态度的转折点[3]，也是言官言风的转折点，大批言官受到贬谪转迁，甚至远戍、下狱、受廷杖而死。如“杨慎偕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帝震怒，命执首事八人下诏狱。于是慎及检讨王元正等撼门大哭，声彻殿庭”[4]。随后皇帝大怒，就把他们都逮捕下大狱，并且都被廷杖责打。明世宗把劝谏之人都逮捕入狱，这使一些人更加激动，纷纷在世宗面前哭喊，接着又被下狱拷问、停职办罪，罚俸、杖责、廷杖打死十六人。这之后反对礼议的官员纷纷缄口不言，打击了言官的积极性。世宗也为了维护他的绝对皇权，用刑法来使反对他的那些官员妥协，并且震慑和警告其他人。这次事件使得大部分言官开始谨言慎行，不再有以前的那种谏言气节，也使明世宗对言官开始厌恶，不信任。
（二）朝臣的排挤
言官的言风转变的原因也有他们自身的原因。在明朝中后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商品经济兴起，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一些士人禁不起金钱的诱惑，开始逐渐走向堕落，过上了享乐、相互攀比、极度奢靡的生活，其他官员对言官的贿赂也兴盛起来，言官最初的正直清廉正在丧失。还有不少言官为了个人或集团利益，置国家命运于不顾，身陷门户之争，对于国家的衰败起了推动作用，贪污腐败的现象更是盛行。这也就导致了言官的言风发生了转变，谄媚之风在言官与君主和权臣之间开始兴起。
梨花下了河堤，下了河；吓得几只红蜻蜓急切地向西飞去。河水暖暖的。一种久违的温暖，令梨花体内的寒冷迅速散去。她急切地扑向河中，当她沉浸在河水里时，就像泡在暖洋洋的黄油里。几只白蜻蜓盘旋在她的头顶上空。桥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两三个孩子，朝她拼命地挥手，也不知他们在喊什么；梨花从水中直起身来，朝他们挥手喊道：“回去吧！回去……”当她听到来自水里的声音，桃花愣住了，“回去吧！回去……”桃花转身潜入水中，朝着那个喊声，朝着金光闪闪的河床，朝着越来越明亮的河水深处游去。
东林党之争对言官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对明后期的政治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些言官为了自己的利益趋炎附势、阿谀奉承，联合宦官一起陷害与自己有利益冲突的朝官。明朝中后期的言官开始抵挡不住各种诱惑，他们为了地位权势和利益，纷纷拉帮结派相互攻讦，“宁负公家而不负私室 , 宁害小民而不害己身 ”[7]，参与到旷日持久的朋党之争中。在正德年间就有“百计钻研，以营富贵”[8]的小团体，到万历中后期出现了地方性帮派，大多数由科道官组成，主要有齐党、楚党、浙党、宣党、昆党。其中宣党与昆党的首领人分别是汤宾尹与顾天俊，他们皆“险诐无行，为世所指名”[9]，并且“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10]。依地域区分的言官也就是科道官在议论和处理国家事务时，常不分是非曲直，而以地域性为原则，以此来维护科道官和乡族团体的利益。他们在这个时候的言风就已经出现了转变，偏向于私人利益，不再以国家利益为重。科道党派为了自保、排除异己，不断向以魏忠贤为主的阉党献媚，以此来维护党派利益。同时言官群体的意识也在逐渐分化，最终导致了言官言风的转变。
（三）言官自身的原因
言官上可谏诤皇帝，下可弹劾地方小县官，侵犯到很多人的利益，所以就遭到了朝臣的排挤和孤立，特别是位高权重者，如内阁辅臣和宦官对他们的迫害就尤其严重。首先是言官对阁臣的监察，在严嵩当辅政大臣时，言官们就时不时弹劾严嵩，因此严嵩借着皇帝的势力对言官们进行打击报复，如施以廷杖、贬谪、下狱等刑法。其次言官对宦官阉党的弹劾和抗争，也受到了宦官的打压和迫害，尤其是魏忠贤对言官的打击陷害。在明熹宗时期，因朋党之争，宦官对言官的迫害尤其激烈。言官的职责使得专权乱政的内阁辅臣和宦官受到严重的威胁，所以他们就对言官极力排挤。
魏忠贤对东林党的迫害也非常严重。东林党大部分由士人组成，宦官对于那些士人的言论非常忌惮，就对弹劾他们的言官进行迫害，如左都御史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接着其他东林党人也上书弹劾魏忠贤。他们遭到了魏阉的疯狂报复，魏忠贤把当时被人们尊称为“六君子”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一起矫旨逮捕下狱。在狱中他们受到了严酷迫害，并且被逼承认根本不存在的罪行。接着魏忠贤又诬陷数人受杨镐、熊廷弼的贿赂,以此来加重他们的罪刑,致使很多正直之人惨遭杀害,导致“衣冠之祸,由此遍天下”[6]。
二、明代言官言风转变的影响
明代言官的言风转变，不仅使言官内部发生了变化，而且给明朝中后期的统治带来了极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加强君主独裁的同时，也加剧了吏治腐败、党派之争。言官言风转变对于明朝的衰亡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加强了君主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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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官言风的转变放任了君主的腐败。在明朝中后期许多言官因为上谏，皇帝对他们进行了杖责和贬谪，打击了大部分言官的积极性，并且使言官对谏言产生了恐惧心理和出现了攀附权贵的现象，只求自保或者是为了自己的仕途。这就导致皇帝拥有了更大的权力，甚至出现了皇帝独裁的局面。
在明朝中后期言官的直言极谏的精神逐渐消失，出现了大批趋炎附势的言官，他们为了自己的地位权势攀附权贵，迎合着君主的心意，导致了君主肆无忌惮，不受约束总是按着自己的心意做事。特别是在万历年间，神宗长久居住在深宫过着荒唐放浪、昏昏噩噩的生活，身边侍候的人做事稍微不如意就会被杖毙。而且神宗贪欲极大，希望天下的金银财物都能收归己有，把很多太监派出去前往各地征收苛捐杂税，搞得百姓怨声载道。明神宗时职位空缺的官员很难及时补充，最差的情况是六部尚书只有一位，都御史十年无补充。造成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神宗不按时任免官员，使在任官员无法升迁，打乱了官职任免的秩序。当时御史袁可立就连续上奏直接指向皇帝：“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惹怒了神宗皇帝，被削去职位，贬为平民。这从中看出了言官言风的转变放纵了君主的独裁，同时也加速了皇帝的堕落腐败。
在阁臣与言官的斗争中，言官的下场多半是凄惨的。如在张居正把持朝政时，任用善于弄权、溜须拍马的人，而且藐视祖制。明太祖时废除了丞相一职，设了内阁，而张居正却安然以宰相自居，当言官论及这件事时，张居正一定说“吾守祖宗法”[5]，而且专权三四年。张居正陷害同僚、赶走辅臣高拱等事引起了刘台的愤怒，于是他以藐视祖宗之法，擅权专断之名上书弹劾张居正。刘台因此得罪了张居正，先被革职免官，然后在张居正的授意下，刘台的仇人诬陷其残害忠良、贪污赃银，最后明神宗下令把刘台流放到边远地区，他的父亲和弟弟被徒刑、杖刑，而且刘台死在贬所的时候衣服棺材全无，死的不明不白，可谓凄惨。像这类事情比比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例。
（二）加剧了吏治腐败
言官对封建国家机构中所有臣僚的不法行为有揭发、处分或追究以致负有对不称职官员的纠察责任。言官自身的转变使这些职责无从发挥，而言官言风转变，失了公允和失去了言官该有的谏言风气，走上了阿谀奉承、趋炎附势、贪污腐败之路，整个国家的机构就会陷入瘫痪，再加上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大多腐败无能，大部分言官迎合皇帝的心意，最后使得整个朝廷自上而下陷入了贪污腐败的泥淖中，吏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言官在封建吏治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明朝中后期言官言风的转变使朝堂的吏治遭到破坏，上至皇帝下到小县官，贪污腐败盛行，国家行政机构难以正常运作，对明朝后期统治的崩坏和灭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因为包括给事中、御史在内的几乎所有言官都有对国家各方面大事评议陈言的权责。至于言事的内容,给事中与御史均无限制，御史的建言是以地方管理的利弊得失和皇帝与中央政府政务得失为内容的。所以，言官如果失去了最基本的做官之道，那么明朝中后期的政治也就不再清明。嘉靖以后 , “士无节义之守 , 奔竞成风，吏乏廉静之操 , 而贪污日著。”[11]
（三）加剧了党派之争
明代中期，内阁的权力提高。尤其是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时，创制出以内阁控制六部的规定，并用考成法来控制和压制言路，使得本来不负行政责任、更无监察权的内阁拥有了监察言官的权力。这本来就不符祖制，而且言官与张居正原本就存在着分歧，所以就在两者之间埋下了隐患。因此当张居正死后，内阁的势力逐渐衰落，这样内阁成员就不得不勾结言官，形成了一些党派。而且言官的势力迅速高涨和反弹，他们就以门户相互勾结，逐渐形成了宣、昆、齐、楚等党派，因此“阁臣与言路日相水火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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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神宗统治后期，政治日益腐败，宦官擅权专政，社会矛盾逐渐加剧。对于这一问题，东林党人提出许多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主张，如减轻赋役，反对矿监税对人民的掠夺等。他们还提出实行改良、开放言路等有利于当时政治的意见，得到当时百姓和部分官员的广泛支持，但是也遭到了宦官势力的反对，于是他们之间展开了争斗。这加剧了党派之间的斗争，特别是以宦官魏忠贤为主的东厂和东林党的争斗。有些言官为了排除异己，就与魏忠贤派联合陷害东林党人。而魏忠贤也通过积极拉拢科道言官党派来扩大他的权势，以此来把持朝政。两者一起结合大肆陷害东林党人，导致东林党派受到了重创。党派之争的加剧使得明朝的政治更加黑暗、更加腐朽，在这当中言官群体的转变是重要的一个因素。
总结
明代言官体系较为完善，但明朝前后的言官言风却发生了重大转变。前期言官刚正不阿、犯颜直谏，中后期出现言官贪污腐败、曲意逢迎、谄媚奉承、明哲保身与宦官同流合污等状况。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明朝后期君主的打压、朝臣排挤以及言官自身的问题。言官言风的转变使得明中后期的政治统治受到严重影响，加剧了政治的腐败、加快了明朝灭亡的速度，而对于百姓来说更是加重了负担。
采用真空蒸馏法，降低系统压力，可以在比锡的沸点低得多的温度下，使铅、铋、砷、锑的蒸气压力大于系统压力而挥发出来。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张养蒙传(卷235)[M].北京:中华书局,1926.
[2](清)张廷玉等.明史·杨爵传[M].北京:中华书局,1926.
[3]蔡明伦.明代言官群体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
[4](清)张廷玉等.明史·杨慎传(卷192)[M].北京:中华书局,1926.
[5](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36)[M].北京:中华书局,1926.
[6](清)张廷玉等.明史·魏大中传(卷224)[M].北京:中华书局,1926.
[7](明)胡世宁.修边十策疏[M]//明经世文编(卷136).
[8](明)余珊.陈言时政十渐疏[M]//明经世文编(167卷).
[9](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16)[M].北京:中华书局,1926.
[10](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24)[M].北京:中华书局,1926.
[11](明)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251).
[12](清)张廷玉等.明史·申时行传(卷218)[M].北京:中华书局,1926.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1-0083-03
作者简介：郭敏（1995—），女，汉族，山西省平顺县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研究方向为专门史。
（责任编辑：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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