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始终坚持文化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坚持文化的人民性，是邓小平文化观的根本遵循。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鲜明指出文艺工作服从政治任务，高度重视根据地的文化宣传工作，推动新民主主义文化大众化。新中国成立后，他非常关注西南地区的文化建设工作，注重提高少数民族“本民族的文化”，注重人民教育的普及和提高。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明确要求“两个文明一起抓”，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把社会效益作为文化发展的最高准则，注重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要。邓小平文化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对于新时代继续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文化观；人民性；精神文明；“双百”方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邓小平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方方面面。文化观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长期受到学者的关注，涉及邓小平文化观的丰富内涵、逻辑结构、基本特征、历史地位、现实意义、理论价值等。(1)邱明正：《略论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历史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第4期；杜寒风：《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文艺理论的历史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卫绍生：《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邓小平文化观研究》，载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编：《邓小平与中国道路——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2014年8月。应该说，相关的研究成果对于启发后来者的认知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本文借助于编年体式的叙事方式，还原邓小平文化观得以生成的语境或历史场景，并对其中的“人民性”的叙述策略等进行揭示和探讨。历史地看，邓小平文化观发端于革命战争年代，历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绵延至改革开放，前后跨越了半个世纪。通观邓小平的文化观不难发现，其始终在强调文化代表着人民根本利益这一“人民性”准则。而这种“代表”又表现出双重向度：一方面表现为文化掌握人民、服务于时代课题；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人民对文化的直接享用。当然，随着思想生成语境的变迁以及思想主体角色的转换，有关人民性的叙述策略、具体规定性和落实措施也在不断地变化，从而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这些变化和阶段性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邓小平文化观中的人民性形成的历史轨迹和内在逻辑，有助于揭示邓小平文化观中的人民性与毛泽东文化观中的人民性的一脉相承的关系，也有助于更好地领悟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对于反相器链，可以观察到体偏置效应对PIPB(诱导引起的脉冲展宽)的影响。图4和图5示出了具有不同体偏压条件下，铜离子注入时，输出端子的SET情况。结果发现，在下拉NMOS的体/源结设置在负偏置状态，同时，将导通态上拉PMOS的体/源结设置在正偏置状态时，通过适当调节NMOS的体/源结的负偏置电压以及PMOS的体/源结的正偏置电压的大小，既可以有效降低NMOS中的收集电荷，同时提高导通状态PMOS中的补偿电流，从而有效改善CMOS电路的综合特性，提高其抗辐照性能。
一
在太行山区领导抗战的岁月里，邓小平有的放矢地对文化问题作了诸般思考。1941年5月，面对艰难而又复杂的时局，时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写下了《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以下简称《方向》)一文，此文集中体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的思考。作为对时局的一种应对，邓小平在《方向》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文化工作服从于政治任务。无论哪一种势力或哪一种派别的文化工作，都是服从其政治任务的。”(2)《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页。这是邓小平为论述文化问题而预设的理论前提。邓小平结合当时国内不同势力或派别的文化工作的实际，对此基本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诠释：“今天的中国，不管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势力，即抗战民主派，日寇、汉奸、亲日派，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这三种势力的斗争，也尖锐地表现在文化领域。各种势力的文化工作都是与其政治任务密切联系着的，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3)《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页。他进而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和实行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服从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规定的各项政治任务，“我们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者与实行者。我们坚决反对殖民地文化，反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而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4)《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页。。
将家庭月收入进行正态化后按照平均数分为高低两组，以家庭月收入、近邻信任为自变量，平均时间折扣k值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并控制了主观社会等级变量。结果表明，家庭月收入与近邻信任存在交互作用，具体表现见图2:
受审批暂停等因素影响，相关上市公司业绩也有所下滑。据央视统计，前三季度国内上市的游戏公司中，42%的公司净利润出现了下滑。在近日的中国游戏产业会上，多家专业机构联合对今年的游戏产业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中预计2019年中国游戏实际销售额达2144.4亿元，相比去年增长了5.3%，2018年中国游戏产业在整体收入上的增幅明显放缓。
《方向》阐述了文化的人民性。“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5)《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页。此阐述与毛泽东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的文化观一脉相承。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说过：“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6)《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708—709页。
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没有粮食供给的安全，就没有和平的保障，但是作为行业从业人员，我们需要改变过去的生产经营方式，从只关注农药产品销售对增产的作用，到关注农药使用对农产品、生态环境的影响，不仅做好农药、还要用好农药，保障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贡献才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那么，文化的人民性如何才能从理论转变为现实呢？为了促成这一转变，邓小平针对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实际，首先从方针、任务的层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与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要了解人民大众的问题，并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要帮助地方文化教育工作的推行；要启发指战员对文化宣传工作的热忱，使其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宣传教育部门应协同统战部门，进行文化统一战线工作。”(7)《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页。
其次，他还就努力方向提出了诸多建议。一是文化工作要切实做到大众化。“要同一切轻视文化工作的倾向作斗争，并应克服文化工作不大众化的现象。要经常鼓励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热忱，大大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文化运动普及到连队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真正做到大众化。”(8)《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 27—28页。二是要创造出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丰满的现实性的艺术作品。他指出：“只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丰满的现实性之艺术品，才能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作品要反映部队和根据地的现实，适合于现实的需要，就要既提高创作水准，又深入大众。提高自己，向大众普及文化，需要政治与文化的密切结合。”(9)《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页。三是文化工作者要当好大众的学生。“文化工作者要具有虚心学习、认真探讨的态度。要将自己的作品就教于大众，倾听大众的意见。”(10)《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页。
纳入标准：①患者被本院医师诊断为输卵管妊娠；②患者的随访依从性较高；③患者自愿参与本次试验，且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患者合并其他较为严重的疾病；②患者非自愿参与本次试验，或者未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二
引水调控在降低水体营养盐水平和浮游植物含量的同时，还能改变水体浮游生物的群落结构。荷兰Veluwemeer湖的引水试验表明，引水可以降低水体TP的含量，从而改变湖体浮游植物的群落结构，使藻类优势种由绿藻单一优势向绿藻—硅藻复合优势转变[33]。王小雨[34]的研究表明，引水可降低小型城市湖泊水体的营养盐浓度和重铬酸盐指数(CODCr)，浮游藻类的多样性增加，枝角类和桡足类大型浮游动物所占的比例也上升，水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日本Tega湖的藻类优势种在引水工程实施后，也由铜绿微囊藻(蓝藻)向小环藻(硅藻)转变[35]。
在邓小平看来，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文化工作和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1950年7月，他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以下简称《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隔阂根深蒂固，各民族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着事实的不平等，但现在我们是有条件逐步解决这些问题的。他指出：“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14)《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2页。
邓小平指出，要提高少数民族“本民族的文化”，应高度重视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等问题。在《民族问题》中，邓小平指出做文化工作与做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样，应引入协商的做法，“一切事情和他们商量，用开代表会议的方式解决问题”(15)《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0页。，同时，应坚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态度。(16)《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0页。在邓小平看来，这样做既体现了对少数民族的充分尊重，同时也有助于减少工作上的主观性、片面性。
上述“诸般思考”虽是针对一二九师而言，但也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两个战线”的思想：“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11)《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7页。可以说，“两个战线”的思想无论是对于当时的抗战还是对随后的解放战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性。邓小平深刻地领悟了这一思想，并在随后的革命斗争中坚决地贯彻实施。解放战争期间，由于种种原因，有部分同志曾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文化战线的工作，分散了“在群众中建立和占领思想阵地”的注意力。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关注到了这一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1948年6月，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一文中，邓小平指出：“历来的经验证明，展开充分的宣传活动，扩大党的全部正确政策的宣传，揭露敌人的欺骗和罪恶，首先在群众中建立和占领思想阵地，这对新区战胜敌人与发动群众关系极为重大，而我们则相当普遍地忽视了宣传工作。”(12)《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3页。针对宣传教育被忽视的现实，邓小平强调指出：“强化宣传教育，无论在军队在地方都是刻不容缓的工作。部队的宣传文艺组织即应恢复和加强。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应加强宣教工作的领导，使之完全符合于党的方针和政策。”(13)《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2页。
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关乎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自然也成为邓小平所关心的话题。1958年4月7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时的讲话中，他重点谈了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目前教育方面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我们的方针是，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两者不能偏废。只普及不提高，科学文化不能很快进步；只提高不普及，也不能适应国家各方面的需要。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文化的劳动者，所有劳动者也都需要文化。教育普及了，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了，发明创造就会多起来。”(28)《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0页。次年初，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时的讲话中，他着重谈了如何达成教育的提高问题，他指出：“大、中、小学都要有重点学校，提高文化、科学水平主要靠它们，要抓好。中央、省都要抓一部分重点学校，必须保证教学质量。”(29)《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页。
虽身处北京，邓小平内心深处依然惦记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1955年5月，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的时候，邓小平表明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路径：“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在祖国共同事业的发展中，逐步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稳步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逐步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发展不平衡，使落后民族得以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23)《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1页。同时，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扫盲教育，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文化素质，使其享有平等的文化权利。
厦门港：初步测算，厦门港约12.9%的美国航线箱量将受到影响。由于美国航线在厦门港国际航线中占比最高（32.7%），预计国际航线受影响程度约4.2%，仅次于深圳。
心系人民文化需求的邓小平，对于文化创作和出版发行工作同样高度重视。1950年11月，他为新华书店西南区分支店会议作了这样的题词：“加强政治文化粮食的出版发行工作，消灭落后和愚昧状态，乃是我们长期而严重的政治任务。”(20)《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9页。其着眼点是要让人民“文化脱贫”。1951年4月，他为重庆市第一届文学艺术代表大会作了这样的题词：“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需要更多的与他们有切身联系的为他们所乐见乐闻的作品。”(21)《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33页。其着眼点是要让人民获得更多的“文化享受”。
三
1952年7月，邓小平开始在中央任职。自此，他的工作范围、理论思考与在地方工作时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邓小平逐渐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局出发，并结合分管领域的工作来思考文化问题。
教育对人才培养、文化发展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必须办好教育。要办好教育，必须依靠党的领导，依托于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支撑。对此，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1952年10月，在谈及宣教部门的工作时，他指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负责实行计划的比较健全的政府文教机构，那将是毫无保证的。……国家的教育建设计划是与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密切配合的，如果教育计划不能准确地完成，必将大大影响国家经济建设，而我们现在的宣教机构是很难担负起这样重大任务的，所以立即注意加强宣教部门，是很重要的。”(22)《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17页。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曾一度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工作(1949年12月～1952年7月)。众所周知，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一样，历来都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由此也决定着认识和应对少数民族问题对于西南局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其中关于民族政策的相关规定，诸如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邓小平在西南局工作期间，基于《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的相关要求，主动谋划并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
另外，邓小平还就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学校教育改革以及文化创作、出版发行等工作予以了高度的关注。1951年1月，在宣传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围绕着文化发展问题阐述了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的重要性。他指出，学校教育“这个问题不好好解决，人家会说共产党只讲‘武’化，不讲文化，这个舆论不好。宣传部一定要有管学校教育的领导”(18)《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5—196页。。言下之意，离开党对学校教育的领导，文化事业就难以有成效地开展起来。时隔不久，在布置1951年的工作任务时，邓小平对如何加强学校教育的改革、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学校教育应在现有成就上前进一步，继续谨慎而及时地进行必要改革，树立教员、学生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使学校教育与社会需要及国家建设相结合。工厂、农村、部队和学校都迫切地需要精神食粮，应逐步地向着满足他们要求的方向努力，动员团结一切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爱国知识分子进行这一工作。”(19)《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07页。看得出来，其中为人民服务既是加强学校教育改革的出发点，更是加强学校教育改革的归宿。
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培养大批属于工人阶级的“文化人”，这对党的工作、学校教育工作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此，邓小平颇有心得体会。1957年9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24)《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8页。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两个“必须有”呢？他指出：“为了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还必须用革命的精神培养新的知识分子，革新和加强学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加强从工人农民中培养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且有计划地吸收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25)《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8页。
学术文化是一种具有探索性的文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对如何发展学术文化作了重要指示：“在学术文化工作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加以贯彻。当然，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方针，实行这个方针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六条标准，(26)此处所指“六条标准”参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包括：“(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4页。)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学术文化。”(27)《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9页。邓小平重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下简称“双百”方针)的方针，并为其实施规定了具体的贯彻措施，从而使其具有了实际的可操作性。
真正提高少数民族“本民族的文化”，并非易事。对此，邓小平提出了诸多建议。他指出，应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在文化方面，也有许多工作要做。要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应在少数民族地区举办一些教育事业，动员一些人到那里去办学校。”(17)《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邓小平支持西南地区创办民族学院，培养少数民族人才。贵州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和云南民族学院，就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继续高度关注文化问题。从其关于精神文明、文艺的诸多论述中可以看出，他特别注重从根本制度和宏观政策的层面上思考文化问题。(31)新时期邓小平所关注的文化主要是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相对应的观念形态的文化，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由于和改革开放以来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涵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它又经常被表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页)这段话可资佐证。
四
青年应该成为“文化人”。邓小平对青年人寄予厚望，希望他们成为“文化人”。1957年5月15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他指出：“为了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全体团员，就需要不断地努力学习。我们要结合建设祖国的实践，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其他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我们要努力学习各种劳动的本领，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30)《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7页。
邓小平指出，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之一。1978年9月在和地方领导谈话时，邓小平说道：“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3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8页。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两个文明”的思想：“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33)《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7页。
对于新时期文艺发展的“二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邓小平也作了深刻的理解和阐释。由于社会主义事业属于人民的事业，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之所在，所以邓小平是把“文艺为人民服务”与“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二者联系在一起加以理解和看待的。1979年10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下简称“祝词”)中，他指出：“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34)《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1—212页。 正因为我们的文艺来自人民，所以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要为人民服务。所以他又指出，我们所从事的是社会主义的事业，我们的文艺是社会主义文艺， 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35)《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9—210页。。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重新梳理了党与文艺工作的关系。一方面，要尊重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对此，他说道：“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36)《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3页。另一方面，要尊重创作自由。他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37)《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3页。
“双百”方针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促进科学进步、艺术发展、文化繁荣的根本的指导方针。在新形势下，邓小平结合党管理文艺的经验教训，重申了坚持“双百”方针的必要性、意义和目的。1980年1月在谈及“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时，他说道：“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38)《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5—256页。“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双百’方针当然要为这个最大利益服务，而决不能反对这个最大利益。”(39)《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6页。与其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对于“双百”方针的相关阐述相比，这次讲话对于“双百”方针的认知和理解达到了更深的层次。
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把社会效益作为文化发展最高准则的思想。他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40)《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1页。1985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4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5页。1986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布局问题的汇报提纲时强调指出：“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4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
邓小平历来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方针，指明了精神文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再次指出：“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43)《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16页。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872页。
式中θ为尺度效应的指数因子。流域面积的比值则定义为指数参数。Gupta and Waymire[16]和Smith[9]的研究中表明，在单元尺度的假设下，水文参数第k阶的统计矩为
五
如前所述，从编年体式的叙事和研究中可以发现，邓小平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历经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三个时期，前后跨越了半个世纪，分别对应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此种宏大的时空转换中不难体会到邓小平的文化观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尤需指出的是，对应于思想主体角色的转换，邓小平文化观中所蕴含的人民性的表达，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叙述策略，或借助于方针政策的制定表述出来(如抗战、解放战争时期)，或通过相关政策的贯彻落实表述出来(如解放初期)，或结合相关领域的工作要求表述出来(如建设时期)，或以制度建构形式表述出来(如改革开放时期)，不一而论。人民性的具体内涵也呈现出不断变化的态势，在不同时期各有所侧重，落实人民性的具体措施必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仍不乏共性。所谓变中有不变，在人民性的叙述中始终内置着一个隐性的思维逻辑：时代课题作为最大的政治，是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当文化掌握人民、作为手段服务于“最大的政治”时，也就是在服务于人民；人民对文化有着天然的需求，文化对于人民而言又是一种具有目的论意义的存在。
邓小平文化观中的人民性是在生动而丰富的历史场景——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与毛泽东文化观中的人民性是一脉相承的，并以文化观的形态生动而又具体地诠释了人民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值得进一步加以挖掘和总结。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9)05-0001-10
〔作者〕陈 雷，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浙江杭州 310018
(责任编辑 付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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