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是党史军史上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此次会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方面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古田会议决议》，其精神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古田会议的影响延续至今，究其原因，在于古田会议所具备的以下几个特质：
一、求实性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此前后，党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但是，所有以占领城市为目的的武装起义都失败了，保留下来的一些起义部队转移到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为后来建立和发展红军与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是以城市为中心。同时，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重要原因是党的领导机关中知识分子太多。在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纳兹认为：“指导党的工农分子是很少的。因此党发生许多奇怪的理论。我们可以说上海工人领袖的意识比中央的意识高百倍，他们的理论比中央的正确得多。”(1)《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从这个认识出发，会议选举轮船水手出身，大革命时期曾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向忠发和曾任上海总工会纠察部部长兼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的顾顺章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虽然正确判断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制定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但在中共六大代表和大会选出的领导机构中，片面追求“工人化”，要求工人占多数。在有选举权的84名代表中，工人占41人。六大选举出的23名中央委员和13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工人占了21人。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实际上他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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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决议》之所以把单纯军事观点放在这样一个危险高度去认识，是因为红军同旧式军队的根本区别是：它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去打仗的。离开这些任务，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以石英为主的矿床主要有热液石英脉型矿床、伟晶花岗岩型矿床、沉积硅质砂岩型矿床以及变质沉积石英岩矿床，这类矿床经开采选别后所产生的尾矿中SiO2的含量一般为60%～90%。常见如金矿和铁矿。石英脉型金矿是我国主要的金矿工业类型，其数量和储量分别占金矿床总数量和金总储量的50%以上[5]。我国最大的高硅鞍山型铁矿，其尾矿中SiO2含量可达83%，如本钢、鞍钢、首钢、太钢和唐钢等公司下属选矿厂排出的尾矿；据资料显示，鞍钢矿山公司尾矿库尾矿中的SiO2含量在80%左右[6-8]。
中共六大闭幕后，中共中央于1928年10月17日发出了贯彻六大组织路线的第七号通告。通告列举了党的组织有离开无产阶级危险的11种表现，其中第二种是：“党的指导机关极少工人的积极分子参加，仍然保有不少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分子在党内和指导机关。”通告提出，“在创造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意义上，我们便要选择工作的中心”，“所谓工作中心，主要的是指产业区城和重要城市”，即上海、武汉、天津、唐山、香港、广州和一些省的省会及大中城市。“只有在这些工人中心，才能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通告要求：“引进积极的工农分子，到各级指导机关，工农同志参加指导机关必须实际的工作。”(2)《中央通告第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1928年10月1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41、643、644、651页。
二、人民性
从古田会议指出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的表现、危害、来源和提出纠正的办法看，无不体现出一个最基本点，即人民性。红军的人数、武器装备、后勤物资补给，相比国民党军均是悬殊。红军若单纯打仗，不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红色政权，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别说发展壮大，就连坚持不被消灭也无法实现。红军只有坚持人民性，才能和人民群众产生鱼水关系，从而得到源源不断的兵源补充，得到粮食、衣服、鞋袜等物资补给，打仗时得到人民群众带路、送情报、抬担架、送弹药、送水、送饭等各方面的支持。由此，红军才能不断打胜仗，不断发展壮大。红军的战争，是人民战争，人民性是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区别。
中共中央要求在大城市工人集中区域发展党员，但结果并不理想，到六届二中全会，工人成分的党员“仅占全党百分之七”，而且“从斗争中吸收进来的积极分子还不见多，党的干部缺乏尤其是工人干部缺乏”(3)《组织问题决议案》(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15页。。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在城市中共的力量发展缓慢，在农村，由于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红军不断壮大，大量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因参加革命而不断涌入党内。以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为例，据1929年6月1日《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显示，当时红四军全军共有党员1320人，其中工人311人、农民626人、小商人106人、学生192人、其他95人。同年9月1日，陈毅在上海给中共中央写的报告中提到，红四军共有党员1400人，其成分为“兵夫约十分之七，手工业工人占十分之二，学商占十分之一，军队中产业工人成分极其低微”(4)《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二)》(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774页。。这两个报告都说明，在红四军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毛泽东在报告中所说的工人成分的党员，实际上并不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所要求的产业工人，而是手工业工人。产业工人成分的党员，根本达不到所要求的比例数。
一个人的思想受阶级出身的影响，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出身于某个阶级，不一定意味着会一直打上某个阶级的思想烙印而不发生改变。中国农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具有很强的翻身求解放的革命要求，且农民占中国总人口的大多数，是革命的主力军。按照共产国际的思维逻辑，工人成分的党员，就具有无产阶级思想；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党员就具有农民意识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如果教条主义地按照共产国际这种出身决定思想的固化模式发展党员，进行党的建设，从而将自身发展组织的范围仅仅局限于大城市和工业中心这些狭小地带，中国共产党自然无法将自身建设成为群众性的大党，也就无法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单纯的军事观点，即认为军事和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红军的任务只是单纯地打仗。持这种思想的人，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古田会议决议》把这种错误思想放在必须纠正的第一位，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脱离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5)《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三、创新性
那么，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是什么？《古田会议决议》认为：一是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不认识红军和白军是根本不同的；二是雇佣军思想；三是过分相信军事理论，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四是党对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对此，纠正的办法是：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党对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编制红军法规，明确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等等。
古田会议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即认为思想是可以变动的。并非出身于工人的革命者，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方法，纠正其原先头脑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接受无产阶级思想，从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因此，《古田会议决议》全面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同时，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决议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强调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6)《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84-85页。决议还提出要加强党内教育，特别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和开展党内的正确批评。
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涌入中国共产党内，使共产国际担心中国共产党将变成农民党。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涌入党内，势必会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入党内，严重妨碍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从这方面讲，共产国际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是，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阶级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总人口中都占少数，而大量存在的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各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反动统治阶级在城市中的统治力量很强大，中国共产党依靠在城市中从事工人运动进而搞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是不能成功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到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创建人民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古田会议正是正视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立足农村游击战争环境实际，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
关于发展党员，决议规定：“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夫子、勤务兵亦不应忽视。”(7)《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88页。入党具体条件是：“(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8)《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89页。这充分表明党的大门是向着基层士兵敞开着的。发展党员，不是以是否工人出身或贫雇农出身而论，而是以思想政治觉悟高不高，能否忠实地为党积极工作，能否在战斗中不怕牺牲、勇敢作战，道德品行好不好等为标准。换句话说，发展共产党员的标准，应是能够吸引团结广大士兵于自己的周围，为人民利益、为党的事业而战的楷模和先进分子，而不是只看出身成分。与此相对应，《古田会议决议》还肯定了以前红四军采取的干部党员和一般党员、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和劳动阶级出身的党员混编为一个党小组的办法，认为这种办法“是很对的”。在当时党中央的文件中把知识分子看做是产生机会主义的根源的情形之下，《古田会议决议》不歧视知识分子，而是把知识分子党员和劳动阶级出身的党员混编在一起，相互沟通、相互帮助、加强团结、取长补短，这是非常大胆的创新。
智能分析仪表端能产生的预警信号包括： 计算出试剂等消耗品余量值、余量不足、消耗品用完。例如硅表试剂还剩3 d的余量时，产生预警信号，给予用户充足的时间增补试剂。系统能给用户提供相应的处理参考方法。
很明显，面对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一难题，古田会议大胆创新，成功破解。解决了这个难题，就找到了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伟大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而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重任的锁钥。
应用BioEdit录入并编辑核苷酸序列，并使用该软件对序列进行同源性分析；通过Lasergene 7将核苷酸序列转化为氨基酸序列；采用Weblogo在线数据库（http：//weblogo.berkeley.edu/logo.cgi）比较 UL144 碱基变异情况；采用MEGA5.05构建、分析和编辑氨基酸序列邻接系统进化树；应用EXPASY服务器的Prosite数据库 （http：//myhits.isb-sib.ch/cgi-bin/motif_scan）预测UL144基因编码的蛋白功能位点。Toledo株为低传代临床病毒株，作为研究对比的标准株。
古田会议上述三个特质，对新时期党和军队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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