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对成分复杂的革命军队进行改革的策略之举，更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道路，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特殊实际作出的战略决策。“支部建在连上”思想是毛泽东早期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建党和革命进行创造性探索的结晶，有效地解决了建立一支中共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关键问题，成为中共开辟农村革命道路逻辑起点和实践起点。
关键词：毛泽东；支部建在连上；源起及意义
一、导言
“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内容，对中国共产党有力地领导军队、建立根据地、进行政治动员发挥了关键作用。从实践来看，“支部建在连上”既是一次在特殊时期、特定环境下解决革命突出问题的策略性的建党变革，也是贯穿中共革命历程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战略性指导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路径的创造性探索。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环境下，中共的党支部建设也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在各种思潮交错涌动中，很容易产生一些对新时期中共党支部建设的模糊认识，如有的提出设立“家庭支部”，有的将党支部等同于一般社会组织，有的将党支部边缘化，将党支部生活娱乐化等等。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加强新时代党支部建设，2018年10月颁布《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在这部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共支部进行全面规范的法规中，鲜明地提出“弘扬‘支部建在连上’光荣传统”这一重要立法思想。从政治学研究的视角看，党支部建在哪里、如何建、发挥什么作用等问题是中共构建新时代党的组织体系、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深蕴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问题。基于此，很有必要对毛泽东“支部建在连上”思想进一步深入研究，以从历史和理论上深刻把握这一思想的渊源，更好地理解其内涵及对当代中共基层组织建设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李忠杰提出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论，即任何事物都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存在的，无论奋斗还是探索，都是个大过程，其中又有很多小过程，而过程与过程之间，往往会有一些重大的历史转折。[1］25-26“支部建在连上”思想的形成正是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过程”。
二、研究方法
“支部建在连上”从政权建设角度看，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党建设研究的范畴；同时从国家现代化角度看，也是属于现代政党政治研究的范畴。基于此，笔者试图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新制度主义研究方法两个维度来分析，以期获得对这一思想更全面、更充分的理解把握。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历史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是建立在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党的自身建设实践基础上的一种理论。[2］243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强调从无产阶级所处的时代、斗争环境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特点及历史使命出发来设计党的组织形式，因为恰当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原则是关系到一个政党能否成为本阶级有凝聚力的政治核心以及是否有战斗力的大事。[2］244从党支部建设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作出了深刻论述，创立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支部建设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指导思想。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改组时，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改建为同盟的一个支部，马克思担任支部主席。他们参与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规定了“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自下而上的组织结构，并对“支部”的组成、领导等作出明确规定。针对共产主义者同盟各支部在1848-1849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发挥领导作用，甚至沦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合唱队和追随者的突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3］558党在群众组织中发挥核心作用——这一重要思想成为以后俄国和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工农革命夺取政权的根本建党原则。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并根据俄国革命实际及面临的任务作了进一步发展，特别在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坚强无产阶级政党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列宁在1901至1902年写就的《怎么办》一书中提出建立“党的全部活动的基础”的重要性，并强调了党的基础组织的政治性质，其主要任务不是简单地服务，而是要进行理论宣传和鼓动。[4］167-1681909年2月，列宁在《关于＜论迫切的问题>一文》中提出“在一切工作部门建立党支部”，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成为“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宣传工作和实际组织工作的据点”。[5］337-338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针对夺取政权的紧迫形势，对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组织、组织、再组织”的指示，大力推动以党支部为重点的基层组织建设，为十月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组织基础。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列宁发出“在每一个部队中成立党支部”[6］410“建立农村党支部”的号召[6］418，以迅速团结凝聚力量捍卫新生政权，开展国家建设。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论基础上，笔者以新制度主义研究方法为辅助进行分析。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在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中提出重新重视制度，不仅要关注各种正式规则，也要关注文化、意识形态等非正式规则，因为这些非正式规则和正式规则一样，会对政治主体的行为发生重要影响，包括强化正式规则、削弱甚至推翻正式规则两种结局。[7］新制度主义重要学者道格拉斯·诺斯强调了非连续变迁的问题，引入“锁入”（lock-in）和“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两个概念：前者指一种方案一旦达成，就很难再从中走出来；后者指结局一旦出现，便会产生一条特定的路径。[8］129他还强调革命的达成，需要以意识形态来克服民众普遍存在的“搭便车”心理。笔者以新制度主义为辅助研究视角，主要是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中共对党支部的重视，是对国民革命重军事轻党建“路径依赖”的突破；中共以党领军走农村革命道路，是对当时中共领导层城市中心论“路径依赖”的突破。二是中共党支部作用的发挥并非简单出于正式的组织设置或制度规范，更重要的是依靠大量的非正式规则，以党员和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方法开展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党支部工作既是技术的也是艺术的，本质是以硬组织和硬制度为依托，塑造一种深入人心的政党文化。正如林尚立所言，中共的组织力 “是通过信念、信仰和政治影响力对社会进行有机性的深度组织和整合”，“是通过党组织的战斗力、党员干部的领导力和党员的影响力来实现的”。[9］262-264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经典视角为主导，以新制度主义为辅助，更有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毛泽东 “支部建在连上”政党建设思想的源起、精髓和意义。
虽残剩物多为屑末，但“人渣”却不尽是做辅料只演配角丑角的小角色，登大位高位者也是有的，如商纣王帝辛、隋炀帝杨广以及秦桧等，但毕竟精华已失，终难成大业，故不堪大用正用是其基本属性。人这个物种有个善变的特性，没了人性、良知、骨头就成了“人渣”，再找回人性、良知、骨头还能还原成人。
三、毛泽东对中共建党理论的早期探索
2.1.4 心理状况 患者由于行右侧乳腺改良根治术后外观有所改变，伤口持久不愈，又发生了皮瓣坏死，使患者面容忧郁，沉默不语。负面情绪间接地影响伤口的愈合。
中共将“党支部”确定为基层组织有着一个曲折的过程，而最终通过党章的形式予以确定，与毛泽东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前所分析，中共一大未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作出部署。中共二大对建立“严密系统”作出部署，但在通过的第一部党章中将“支部”规定为地方组织，将党的基层组织确定为“组”。党章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及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隶属地方支部”。[15］259从这一规定可看出，中共早期是将支部建在“地方”（相当于现在的市县）上，支部的管辖范围大，并非基层组织。根据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共的组织架构应是：中央执委会——区执委会——地方执委会——支部——组。中共二大虽然提出了组织一个大的“群众党”的号召，但对中国革命领导权提出 “应该集中在民主革命中的中国国民党”[15］220，因此对自身基层组织的建设未予重视，仅仅以“组”待之。1923年6月，中共三大修正的党章将党的基层组织“组”改为“小组”，成立的条件由党员“三人至五人”改为“五人至十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基层组织的称谓进一步降级，成立的门槛进一步提高。这也是基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作出的决策：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提出“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15］259因此，当时中共的任务是“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各地积极帮助创建和发展国民党组织。[14］99中共三大选举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13］112，党的一切重要文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15］268。由此，毛泽东进入中共最高决策核心，并于1924年5月由中央执委会会议决定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这对中共的组织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共四大的一系列决策上。毛泽东以中央局秘书兼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身份领导筹备了中共四大，并于9月15日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13］126-127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如前文所述，毛泽东虽未参加四大，但几乎全程领导了中共四大的筹备工作，自然以中央核心领导成员的角色参与了中共四大一系列决策的制定。中共四大成为党支部建设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四大强调党支部建设应当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决定将党的工作重点由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转向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将党的组织建设的重点从执行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转移到党的支部建设上来。[14］168四大 《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提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明确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支部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并且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同时要求原党章“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的规定，应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17］259-260中共四大对党支部建设的决策及党章的重要修订，一方面是对革命形势迅速变化的应对，不到千名党员的薄弱状态已不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中共实践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在湖南以党支部为核心建立工农组织领导群众运动的实践为中共四大指导全党化解时局危机、开辟新的革命道路提供了重要参考。中共中央将各地的实践经验上升为中央政策，并进一步体现到党章的重要修订中。四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各农村、工厂、铁路、矿山、兵营、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每支部公推书记一人或推三人组织干事会，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17］263由此，中共的组织架构和领导机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形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支部干事会”的架构。中共将“支部”的设置下沉一级，直接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并设置“干事会”作为集体领导机构，强化了党在基层的组织力量，从而将强有力的战斗堡垒直接建在社会组织中和群众身边。这一架构的主干设计一直保留到今天。同时，党章还对党支部的组织生活——支部干事会和支部全体会议——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各支部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支部全体会议，至少须每月举行一次”。1926年7月，中央执委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提出 “一切工作归支部”。从此，中共在革命时期的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将支部建设作为组织问题决议的重要内容，每次党章修订都体现出对党支部建设的有力强化和规范。
历史表明，自1925年起，毛泽东就将主要精力投向以党组织领导发动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特别是自1927年起，密集地开展农民运动的调查、农村革命的谋划工作。正如前文所述，毛泽东自理性地选择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路径，就将对反动政权的斗争置于思想和实践的首要位置，从领导罢工到组织纠察队，都走在前列，做出显著成绩。但这些民众运动的最终效果和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中共的残酷剿杀，加之他对1925年至1927年间 “国民党和北洋军阀之间的国内战争所提供的政治良机的敏锐洞察”[20］36-38，使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和实践进一步发生了质的转变：在中共存亡的历史时刻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鲜明地提出将党的工作重心由民众运动转向军事斗争，向枪杆子里要政权。八七会议后，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到湖南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这为毛泽东提供了人生第一次指挥军队进行革命实战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实现了两个重要的转变：一是由农民运动转向军事运动，不单靠农民的力量，而要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集中于军事；二是将国民党的旗帜易为共产党的旗帜，第一次将镰刀斧头符号公开地鲜明地赋予一支武装部队。[14］220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成分很复杂，以原国民革命军、部分农军及黔军残部为主，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4个团；中共前敌委员会为领导机构，毛泽东任书记。这支初创的革命队伍向城市进攻失败后，损失惨重，陷入人员离散、思想混乱、情绪低落的危险境地。1927年9月，毛泽东再次推动重大转变：一是放弃城市，转向农村；二是改编部队，改革党组织。毛泽东对农民革命和军事斗争的高度重视，直接促成了秋收起义后的“三湾改编”，而1927年前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发展和对党支部建设的探索，则为“支部建在连上”思想的创立做好了理论和实践的准备。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支部建在连上”最核心的意义就是在政党领军和开展农村革命上。
四、毛泽东对中共支部建设的开创性实践
第一，“支部建在连上”解决了政党领军的关键问题。
（一）探索形成了发展党员、建立支部的基本路径
为考察该方法用于实际样品中Hg2+检测的性能,人体尿液为检测对象构建检测体系。实验采用加标法,向离心管中加入4 μL的本底尿液,然后加入不同浓度的汞离子溶液,反应溶液中的汞离子浓度分别为15 pmol/L、20 pmol/L、50 pmol/L。结果如表2所示,检测尿液样品的平均回收率为97.6%～103.7%之间,RSD在1.7%～3.1%之间;说明设计的传感器可用于尿液样本中的汞离子检测,具有较好的准确度。
（二）推动建立了以支部为基础的中共组织体系
毛泽东早期在革命组织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表现出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特质：一是重视组织领导民众。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连续刊载文章《民众的大联合》，强调“组织是联合的关键”。[10］671920年9月，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文章分析了俄国革命成功的关键所在，认为列宁领导革命成功很重要的在于“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13］63以可靠的党组织来动员民众投身革命，这是十月革命对毛泽东最深的影响，对毛泽东革命实践路径特别组织革命力量的方式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是终其革命一生。二是重视基层组织的建设。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湖南提出 “要有统一组织，使力量集中”的反帝爱国运动行动原则，并建立名为“救国十人团”的基层组织，很快发展到400多个，在此基础上成立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13］41可见，毛泽东于政党的建立，不务虚名，而是以建立在民众身边的基层组织为要，并遵循由下至上的组建原则。三是注重政党组织的政治属性。毛泽东非常重视政党组织和民众联合的性质，组织不是“混合”，联合民众不是“乌合之众”，他将辛亥革命与十月革命的组织性质严格地区分开来：辛亥革命并不是民众的联合，而是哥老会与新军、巡防营的一些丘八之为；十月革命是“劳农两界”的真正联合，是为着“打倒贵族，驱逐富人”而行动的，因而爆发了令世界为之震动的力量。[13］42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新民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旧城改造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3］70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的主张及实践可以看出，他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马克思主义鲜明特征的现代革命政党建设思想：政党组织要有鲜明的政治性，要有坚强的基层组织；政党组织是革命的武器，其目标在于以有力的基层组织团结凝聚工农群众，建立人民的新政权。
（三）成功开辟了发挥党支部核心作用组织领导工农群众运动的革命道路
在中共成立初期，毛泽东以“实干家”的突出实践走在了充分发挥党组织作用，组织领导工农群众运动的前列。一是积极领导成立党支部的外围组织，以更广泛地团结发动群众。毛泽东以亲自指导或派干部帮助等方式，成立了新改组的湖南劳工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支部、社会主义青年团衡阳地方执委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粤汉铁路新河和岳州工人俱乐部、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支部、湖南工商团各公团联合会、长沙土木公会等20多个产业工会等，并于1922年11月成立了统一的工人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二是积极领导开展工人运动。一大闭幕后，中共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将党的领导和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对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的湖南劳工会进行改组，为其树立正确指导思想和斗争目标。1921年12月25日，支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华盛顿会议宣传文件的精神，通过湖南劳工会和省学联在全国率先举行万人示威，反对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损害中国主权。1922年，毛泽东和中共湘区执委会及所属支部先后领导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特别是安源支部直接领导下的安源路矿罢工成为中共独立领导的第一次取得胜利的工人大罢工，充分显示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强有力的组织力、凝聚力。1923年毛泽东到中央工作前，湖南工运罢工达10次，胜利及半胜利有9次，失败的1次，“大引起社会注目”[18］。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共湘区执委会成为全党领导得力、组织严密，工作业绩突出的地方党组织之一，获得了党内的高度评价。[11］174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说：“就地区来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15］246三是积极领导开展农民运动。1923年4月，毛泽东作为湘区党组织的代表在中共三大上发言介绍了湖南农民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提出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甚至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都承认：“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13］1121925年2月，毛泽东自中央回湖南后，即开始到农家走访，作农村社会调查，组织秘密农协，指导农民向土豪劣绅开展斗争，特别是以韶山支部为核心，把有觉悟的农民组织起来，还成立了纠察队。8月，针对韶山地主趁大旱之际囤积居奇、高抬谷价的恶行，毛泽东以党支部为组织核心，发动农民开展斗争。在党支部领导下，党员动员起几百名农民，以锄头、扁担、箩筐为武器阻止地主将谷子往外地偷运，迫使平价卖给当地农民，取得了“平粜”斗争的胜利，并引发了韶山其他地方开展“平粜”斗争。[13］13312月，在广州工作的毛泽东写信给中共韶山支部，送给他们农民协会简章，指导成立湘潭特别区农民协会，会员达一万一千七百多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农民协会动员农民为支援北伐作了很多工作。[13］1461926年1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民》第一期发表文章《中国农民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其中鲜明提出：“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作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13］1489月1日，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所作序文《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号召党员，到“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阳光，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19］39毛泽东对农民革命的推动特别是在湖南通过支部领导开展农民运动的工作成效引起中央高度重视。1926年9月20日的《中央局报告》认为：“湘区党的组织为各地之冠，在这样大的环境变动中，能把一切民众运动均集中在我党指导之下，能使党的组织在突飞的发展中不落于空浮”。[14］169
五、“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历史意义
为了防止光束在球面镜的外表面与内表面之间干涉，球面反射镜的外表面镀99%的增透膜.若球面反射镜和微悬臂的反射率分别为R1，R2，球面镜与微悬臂的距离为L，即半球面F-P腔腔长，则相邻光束之间的光程差为4L，位相差为
毛泽东作为一大代表，在按照大会精神建立党组织、开展革命运动方面走在前列。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当时党初建的历史实际看，因为党员数量少和组织不健全，没有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中央局作为临时领导机构。而对中央局以下的组织建设，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纲规定为 “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15］2这里所讲的“地方”并无具体所指，而“委员会”实是一种组织的名称，并非现在所说的地方组织或基层组织的含义，意思是党员5人以上就应当成立一个党的组织。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党纲和一大没有对党的“支部”作出规定。但毛泽东在1927年8月中旬回到湖南后即着手开展成立共产党支部的工作。组建支部一方面反映了毛泽东先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掌握，尤其是对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所开创革命道路的衷心赞同；另一方面，这一在全国走在前列的举动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党的建设和革命工作上“实干家”的作风，特别是将先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勇往直前的创新精神。10月10日，中共湖南支部在长沙建立，毛泽东担任支部书记。湖南支部租用一处房子作为秘密机关，开始在学生和工人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不久，中央局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在年内最迟1922年7月前，都能发展党员至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按通告要求，加紧做好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工作。[13］88他工作的范围包括湖南自修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湖南第三师范学校、岳云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等学校，长沙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黑冶炼厂、长沙粤汉铁路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是知识分子和工人集中的地方，也是代表了当时先进文化和工业生产力的基层单位。毛泽东对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工作亲力亲为，他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穿上草鞋，走进工厂矿山，去接近工人、了解工人，宣读革命道理，启发工人觉悟，吸收先进分子入党。[16］82他两次去安源路矿，深入矿井、工棚，以交朋友的方式与工人谈心，了解他们的痛苦和受压迫的情形。[13］891922年2月，湘区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中共安源支部成立，随后毛泽东又指导成立了中共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支部、湖南自修大学支部、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支部等，全区党员达到30多人。[13］905月底，按照中共中央局的通告要求，在支部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13］93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中共从建立之始，就严格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组织、壮大队伍。1921年一大后各地加速发展党员，成立地方组织，然后在此基础上于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1923年3月，毛泽东调中央工作，行前，派毛泽覃等到水口山工作，成立中共水口山临时支部。从毛泽东在湖南的实践看，支部这一名称的实质内涵也经历了一个变化。首先是中共“湖南支部”，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地方组织，毛泽东指导成立的其他支部在湘区执委会成立前，都接受“湖南支部”的领导。湘区执委会成立后，“支部”成为了其下级组织，基本建立在社会基层单位上，应该是现在党的基层组织的地位。1925年2月，毛泽东在四大前因病回湖南休养，但他并没有休息，而是投入到党的建设工作中，开展社会调查、举办农民夜校，特别是深入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和阶级状况。6月，毛泽东和韶山共产党员毛福轩将经过几个月了解、培养的积极分子介绍入党，并在家中阁楼上秘密举行新党员入党仪式，成立了中共韶山支部。到年底，在韶山、银田一带发展党员近百人。[13］131毛泽东在湖南的实践为早期的中共探索出了一条发展学员、建立支部的路径：到群众中去发现积极分子——开展谈心谈话、做好思想工作——进一步了解、培养——介绍入党——举行入党仪式——根据党员数量成立党支部。在以后中共领导革命过程中，直到今天依然沿用着这一发展党员、建立支部的基本路径。原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夏燕月在《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认为毛泽东勇于实践，是个不懈奋斗的“实干家”，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干了许多建党大事，他的建党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独创性，至今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仍然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11］175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共一大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政治发展情势看，无论从指导思想的先进性，还是从组织形式的严密性，抑或从奋斗目标的现代性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14］63毛泽东走上以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道路，而党支部建设正是其起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和丰富的革命实践，为毛泽东创立 “支部建在连上”重要党建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中共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实践看，毛泽东对中共支部建设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中共领导农民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成功的根本力量在于建立了一支绝听从党指挥的人民性质的军队，而其普遍的实践路径则是 “支部建在连上”。 “支部建在连上”对塑造人民军队的重大作用，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认识。一是组织体系维度。政党领军，这是大革命时期由国民党开创的，而其实现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对国民党在建党方面的帮助，这也为中共积累了经验。毛泽东对政党领军的发展，关键是在军队中建立了坚强的中共组织体系和一整套严密科学的组织制度。[17］41927年6月，中共五大新修正的党章明确规定了从党支部直至中央的“组织系统”。9月的三湾改编，则从实践上建立了以支部为基础的严密组织体系：毛泽东担任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是这支军队的最高组织层级，团、营建立党委，连建支部，排、班设小组，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最高组织具有统一领导权威、中层组织负责贯彻号令、基层组织具体执行，每一个单位都有了党章规定的党组织来领导，构成了一个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组织领导层级体系。支部到连，解决了党的领导悬空于上，党的指挥不能到达连这一末梢“作战单位”的突出问题。从后来的实践看，支部到连也适应了指挥的需要，“因为作战大部以连为单位，每一个作战单位有一个支部，去处理和指挥一个作战单位的事，很觉便当。”[21］263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处环境复杂，情况讯息万变，军队不仅要执行党的战略意图，而且要能迅速把党的决定变为自己的战术行动”，强有力的党的组织体系确保了党的决策、指示能够迅速在军队的一线作战单元得到坚决的执行。[11］306支部在连还有一个重大的作用就是推动了党员在部队中的迅速扩充，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原来部队中国民党党员、无业游民居多的情况。从1925年中共四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开始，发展党员须经支部。由支部建在团上改为建在连上，意味着党员发展基点的倍增和支部与群众距离的切近，这极有利于党员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升。三湾改编不久，毛泽东即于1927年10月15日在湘赣边区一个小村庄水口进行了首次连队建党，发展六名党员。毛泽东指导举行党员宣誓仪式，并要求各代表回连队后迅速在士兵中发展一批党员，成立连队的党支部。[22］由此可以看出，支部建在连上，启动了军队党的力量的倍增过程，从1927年10月中旬毛泽东亲自发展第一批党员到1928年11月，红军队伍中平均每四个士兵就有一个党员，有效地解决了军队党组织和干部来源的问题，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11］307实践证明，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14］221二是思想政治维度。这一维度鲜明体现了非正式规则的重要作用，即支部这一硬性制度置于连上，制度本身并不必然带来军队质的变化，真正起作用的是支部以各种非正式规划方式呈现的细微工作，而毛泽东正是这方面的典范。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经常深入士兵中间，谈心交流，了解他们的思想、家庭情况、入伍后的表现、对党的认识等，掌握士兵的基本情况，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并从中发现积极分子。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细微入心，如在水口建党宣誓仪式上，他分别询问“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等问题，解释入党誓词“阶级斗争，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党纪，严守秘密，永不叛党”的含义，并在领誓之后集体谈话，对新党员进行勉励。[23］在各个连队，代替毛泽东来做士兵思想政治工作是上级派出的党代表，党代表同时兼任党支部书记，这样既保证了支部书记的质量，也有利于政治工作与党组织的工作有机融合。毛泽东在1928年11月写就的《井冈山的斗争》中总结：“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团部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24］65-66毛泽东点出了党支部这一硬制度的软实力，就是将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士兵心里去，从思想上紧紧地“抓住”了士兵，这种内聚力的存在是外力所不能破坏的。罗荣桓后来回忆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25］1311929年，古田会议将“支部建在连上”和思想建党确立为红军中党组织的重要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形势任务的变化，毛泽东提出“大量地发展党，吸收进步分子入党，建立连队的支部和生活，使之成为领导连队斗争的核心。”[26］414通过支部这一制度设计，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每一位战士的心中，这样塑造出来的新式战士必然地将内化于心的思想政治原则向外辐射到社会民众中。正如有专家所分析，“人民军队”这一称谓正是在这种新型党军关系的模式中得到民众认同，并牢牢占据近代以来中国一切军队的道义制高点。[17］4这一特殊的党军关系引起了国外政治学者的高度关注.斯图尔特·R·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强调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但这没有为军事而军事，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所采取的组织和政治工作方式，“不是军队领导着农民，而是党和军队领导着乡村与城市的群众”，“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军队的灵魂”。[20］罗斯·特里尔则称，“毛泽东使每一个单位都变成一个政治车间。”每个班有党小组，每个连有党支部，每个营有党委，这就“把遥远而抽象的党，化解为日常可见的东西，把党带到营地的篝火会上、带到每个持枪的人手中”。[27］113从毛泽东的建党历程看，他非常注重做人的工作，面对面地做工作，通过谈心谈话营造一种平等、民主的氛围，而从三湾改编后，中共所领导的工农红军正是以党支部为核心，在基层官兵中构建了以平等、民主为特征的文化网络。这本质是一种阶级文化，这种文化完全替代了旧军队中固有的以地域、宗族为核心的圈子文化。可以断言，当一支军队的军事斗争被形塑为一个被压迫阶级向敌对的压迫阶级开战时，这种力量是不可阻挡的，其团结力和战斗力将无坚不摧。
毛泽东党支部建设思想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基于中国现实对社会革命理论和道路的理性选择。在20世纪初，毛泽东同众多艰难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知识精英一样，对当时各种时兴的思想理论观点都做过思考论证，但他直至1919年才坚定地选择了自己认为正确的、真正适合中国的思想理论——以李大钊论十月革命的名篇《庶民的胜利》和《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之观点将自己武装了起来。[10］58从此以后，在社会基层建立坚强有力之以组织联合民众，成为毛泽东革命实践活动的鲜明特点。总体来看，毛泽东决定以无产阶级政党来组织领导中国革命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对传统中国和当时世界种种学说、种种流派思想理论的广泛涉猎，对挽救民族危亡先进理论的强烈渴求，这是一个比较、反复的扬弃过程，即一个由君主立宪思想向无政府主义、西方民主主义再向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二是来自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1918至1920年，毛泽东两上北京，在与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的频繁联系接触中，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他如饥似渴地搜寻、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特别是在第二次赴京时看到了专门翻译组刚从德文版翻译过来的全文版《共产党宣言》。[11］605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12］131三是来自旅欧同仁第一手的识见。这一方面对毛泽东坚定以政党来组织社会思想有很大影响。1920年8月，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道出了经过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得出的结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它，然后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9月，他又写信表示了对布尔什维主义革命方式的认同，并倡议：“严格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村、议会等处。”[10］73毛泽东11月收到这些信，12月1日写长信给蔡和森和其他在法的新民学会会友，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对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深表赞同，这正与他“平日的主张相合”。[13］72-73四是来自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共建党的推导推动。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1920年5月上海首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9月北京和长沙建立，年底广东建立，这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跨出了理论研究阶段，步入了实践活动阶段，毛泽东正是处在这一时代潮流的最前沿。
第二，“支部建在连上”解决了中共农村革命道路的逻辑和实践起点问题。
同时，司法部将推动建立健全民营企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民营企业矛盾纠纷排查，将民营企业矛盾纠纷作为重点，第一时间开展调处化解，既帮助民营企业解决经营困难，又定分止争，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中共从建党开始就高度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党的一大后，农民运动就在浙江萧山、广东海陆丰和湖南衡山等地区逐步兴起。[14］86但这在当时是一种策略性的安排，是作为配合城市工人斗争而组织开展的，因此从领导力量和参与力量来说都难以形成规模，范围小、力量弱。在北伐战争期间，农民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但也表现出斗争目标不明确、形式随意化，并没有得到农村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况且，当时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实际上是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以国民党的武力与政权为后盾的。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中共因势力弱小而难以发动农民运动。正如彭公达在秋收起义失败后指出的：“军事势力一消失，农民政治上影响简直没有”。[16］6从中共革命史看，熟悉农民和农村革命的澎湃、毛泽东先后在党内提出过“上山”的意见，但没有引起当时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左”倾决策层的重视。中共决策层将革命道路整体上从城市转向乡村经历了一个双向施力的渐进过程。一方面是城市斗争节节失利而生存危机渐渐逼近，一方面是毛泽东为主领导的农村革命逐步打开新局面、武装割据渐呈扩大趋势。在此情势下，共产国际也在转变着对中国革命局面和道路的判断。基于大形势与斗争局面的急转直下，中共中央先是设立苏区中央局，以加强对农村革命的领导，直至最后临时中央局彻底“上山”、移师苏区。自这一大的背景看去，1927年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利后决定向山区发展，表面看是兵败势迫、逼上梁山，实质是将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道路与中国革命的特殊实际相结合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是对中共革命城市中心“路径依赖”的创造性突破。
开展农村革命，究竟以一支什么样的队伍进入农村，以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接近农民？是在农村作一时之休整喘息、提取资源以自强，还是要扎根农村、建立政权、改造社会？对具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经验和对农村农民深度了解的毛泽东来说，由城市移师农村的抉择及起点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一方面在农村难以立足，另一方面必然更加强化中央决策层的城市中心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支部建在连上”解决了中共开辟农村革命道路的逻辑起点和实践起点的问题。从逻辑起点看，走农村革命道路本质上不是军队入村，而是政党入村、主义入村，这才是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本质要求，否则，将与国民党、军阀无异，把农村沦为单纯提取资源以自强的弱势肥地。从实践起点看，中共农村革命道路必然以建党为第一步骤，这与开展城市革命的起点是一致的。在敌强我弱、反复拉锯的险恶形势中，中共只能以党领军、寓党于军，军队打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要开展到哪里，因此，在军建党必然是进入农村的先行之着。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组织将军队武装起来，是“上山”“进村”前必须进行的奠基礼。红军所进入的地区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边远山区，封建小农经济根深蒂固，乡村民众大多数不识字，宗族势力强大，迷信习俗普遍，有些地区还有集流寇思想和游民习气于一身的绿林武装。[14］255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军队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强化自身的无产阶级成分和力量，另一方面要改造乡村社会，只能这样才能避免被强大的传统环境所同化的命运，才能真正将分散落后的乡村社会整合起来以从中提取革命资源，才能将庞大的农民队伍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党的干部以为革命事业提供无穷的力量。而做到这些的根本前提就是，中共军队必须有足够的党员和党的支部——这正是毛泽东“支部建在连上”的核心要义所在。在后来的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制定了“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的方针，派出大批军中干部，深入乡村，建立农村党支部。毛泽东亲自指导永新县的东南特区发展党员，建立了秋溪乡党支部。为强化红军与地方党支部建设的重要地位，毛泽东把加强党的基层支部工作纳入到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明确规定：“党要注意党的基础建设——支部。”[11］325毛泽东在领导井冈山斗争期间，对党支部建设及发挥其领导作用进一步探索创新，很重要的一点是将原来的支部“干事会”改为“委员会”[24］76，从而在地方上形成了“支部委员会——区委员会——县委员会”为体系的强有力领导架构，从组织制度上保证了支部在村一级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在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中，这一经验和名称被固化下来。正如《毛泽东传》作者特里尔的分析：“毛泽东的真正创新之处，在于把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枪杆子、农民力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不是先锋。但是，在把这三者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战略方面，他是先锋。”[27］108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28］727红军除了打仗之外，还要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党领军，寓党于军，军地结合，建立政权，这正是中共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路径，而其实践的关键所在就是“支部建在连上”。
六、结语
历史和实践证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送来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建党路径，只有将先进的主义与坚强的政党相结合，才能真正以有效的政治动员引领形成宏大的革命运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走出了一条创造性地建党、创造性地建军、创造性地开展农村革命的胜利道路，而这一过程中，党支部始终在人民军队的连队和中央苏区的乡村等基层环节，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动员、凝聚、整合的核心作用，为中共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政权提供了广泛的坚实的政治和组织基础。站在新时代政治发展的坐标上，毛泽东“支部建在连上”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践发展可予我们以深刻的启示。首先，支部是党的支部，这是支部的政治属性所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和目标规定了党支部鲜明的政治性，毛泽东在早期建党就将中共支部与其他任何政党组织作出严格区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强调包括党支部在内的中共基层组织要“突出政治功能”[29］44，其深义正在此。其次，支部是党员的支部，这是支部的文化属性所在。支部不是僵硬的单纯的正式制度，其需要支部的领导机构和支部党员以丰富的支部生活和大量的细致工作，来激活支部、运动支部，建立起团结民主、生动活泼、富有创造力的政治文化。毛泽东在革命时期的支部建设实践是这方面的典范，而在2017年8月，习近平在参加自己所在党支部生活时对“支部建在连上”，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的发展作出回应，强调“党内平等地过组织生活”。[30］192再次，支部是群众中的支部，这是支部的社会属性所在。中共支部正是基于动员、引领群众的革命需要而诞生和发展壮大的，这也是毛泽东作为革命“实干家”所倾力所为的。习近平在中共十九上提出，党支部要担负“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30］44中共400多万个党支部，广泛分布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这是巨大优势，也是重大考验，就带来了支部建设和发挥作用的双重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的党支部建设发扬“党支建在连上”光荣传统，是基于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的应然和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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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olitical Analysis on the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The Party Branch is Organized on a Company basis”thought of Mao Tse-tung
LI Shu-feng
(School of Govern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The Party branch is organized on a company basis ”is Mao Tse-tung’s strategy to reform the complex revolutionary army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Autumn Harvest Uprising.Combined with the special realit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is creative decision was made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Marxist Party building principle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ary road led by Lenin.“The Party branch is organized on a company basis” thought is a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creation in Mao Tse-tung’s early Party building practice and revolutionary practice,which solved the key issue of establishing a people’s arm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At the same time,this thought became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practical starting point for the CPC to open up the revolutionary road in the rural area.
Key words：Mao Tse-tung；the Party branch is organized on a company basis；origin and significance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11/j.cnki.sxsx.2019.02.008
文章编号：1673-9973(2019)02-0047-09
收稿日期：2019-04-19
作者简介：李术峰（1973-），男，山东高密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标签：支部论文; 党支部论文; 中共论文; 组织论文; 政党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