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圣经》是一部包蕴神圣历史的宏大叙事，堪称神圣与世俗结合的经典文本。可从《圣经》中获得某种思考，走出宗教与文化、神圣与世俗二元论的迷雾，寻找一条超越二者之争的更有效、更和平的生存发展路径。
关键词：《圣经》 神圣 世俗化
一、《圣经》：神圣与世俗结合的经典文本
《圣经》是一部包蕴着神圣历史的宏大叙事，但同样内蕴着世俗性。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认为，《圣经·旧约》为人类设定了一个超越万有之上的上帝，但作为创造物的宇宙和人类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且，上帝以第七天创造人类收工，彰显出人与其他被造物有本质区别。贝格尔主张，《圣经》本身就已包含世俗化种子，被宣称为“上帝之死”罪魁祸首的世俗化并非现代人首创。确实，《圣经》是神圣与世俗的结合，两种属性看似彼此矛盾，实则辩证统一。
第一，从上帝与人的关系角度看。上帝被认为是“永有自有”的绝对存在，作为被造者的人，也因之具有“上帝”类似而成为“潜在的神”。上帝从“无”中创造出“有”，即大千世界，故而上帝绝对超越于世界之上。人是“被造者”，具有先天定限。不过，《圣经》在确定上帝之超越与神圣性的同时，并未将人类贬抑为卑微的存在物。第一，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1：27），而且耶和华还“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即赋予人类神所秉有的气息——自由意志，进而人具备了成为上帝“协和者”，看护上帝所造宇宙的资格和能力：“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世纪》1：26）。因此，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而且上帝从自身导出神性，使人成为有灵性、神性的生命。
第二，从《圣经》确立的秩序角度看，上帝所造世界既拥有上帝与人之间不可逾越的神圣秩序，又有着世俗的等级序列。这里，所有被造事物均依循自身的规律发展、运转，被造者之间受一个确定的等级序列制约，即精神的存在高于物质的存在，低等物被高等存在所用，具有心灵的人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上高居首位。
第三，从对待神圣与世俗之冲突的策略选择角度看。《圣经》中耶稣基督主张“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可福音》12：17，《马太福音》22：21，《路加福音》20：25）；并教导门徒在传道过程中要做到：“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马太福音》10：16）。这些思想均可谓神圣与世俗结合的典范。正确理解这些教诲需要进入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在基督教尚处弱势地位时，变通地对待神圣与世俗两种维度之间的冲突，是维持自身生存、摆脱困境，最终发展成为后世所谓普世性宗教的关键。从基督教的历史形态考察，其思想形成、传播、发展壮大的过程是与世俗文化共在，乃至于彼此结合的过程。
二、西方文明发展史：神圣与世俗的冲突与斗争
鉴于基督教思想在整个西方世界占据重要地位，西方文明发展演化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基督教史，是一部神圣与世俗不断冲突和斗争的历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人们从乐观主义的迷梦中震醒。学术界、思想界开始对西方文化、对上帝与人之关系进行深刻反思。巴特倡导摈弃世俗、独尊神圣。他宣称“上帝居于天上，而你在地上”。上帝是超越一切的，不能用“存在的类比”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认识上帝。人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与上帝间的绝对距离，保持对上帝的神圣信仰，不可妄言上帝，不可在人世间乱借神圣之名行事。巴特神学恢复了上帝超越性、终极神圣性在神学中的中心地位，但他对世俗价值的贬斥过于绝对，使得生活于日益世俗化社会中的现代人，或者对神圣望而生畏，或者与现实生活相隔离，遁入纯粹个人的、精神领域的生活空间。
文艺复兴时期，人的价值再次得到重视，人的地位升华至“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是，接受世俗化并不必然意味着从生活中完全摈弃神圣。真正完整的人文主义精神是辩证而圆满透彻地理解人自身：人同时具有人的形象和神的形象，内在地蕴含了神性因素，人在本质上具有两重属性。文艺复兴后，科学信仰取代了对《圣经》的神圣信仰，宗教生活领域与世俗生活领域日益分化。
中世纪时期，以上帝在人间“代理人”自居的教会，享有对世间一切事物至高无上的解释权，世俗世界中一切现象均秉有神圣的意义。随着教阶制度日益蜕变为政治等级秩序，神圣价值逐渐被世俗价值消解。当虔诚的信仰者意识到被蒙骗之后，便开始向伪神圣发动攻击。路德、加尔文等人将斗争矛头指向了神权等级，指向“三堵围墙”，即解释圣经的精神特权、神职人员的等级特权及教皇的财政特权。新教宣扬“因信称义”，破除教会权威，使个人仅凭对《圣经》的信仰实现与上帝的直接沟通。然而，新教在把个人价值神圣化的同时，将个人创造的外在物质价值转换为信仰的产物，为世俗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多做惠民生、促改革的实事好事，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他认为，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共享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并不高深，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使科学社会主义更接地气、更加深入人心，为我们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群众基础。
果蔬运输系统设计框图，如图2所示。果蔬采摘后，贴条形码进入流通领域。条形码已被广泛应用在果蔬采摘系统，人工读取一个条形码需要大约10s，用机器读取条形码花费的时间大概是2s。
参观完柏林的博物馆岛，稍稍休息一下，我们就启程前往下一站——鲁尔区。鲁尔区曾经是德国重工业集聚的地区。得益于鲁尔区丰富的煤矿，这里上演过德国的工业神话，其单日产煤量曾居世界第一。随着更清洁的油气能源得到推广，煤矿业衰落，鲁尔区的煤矿也被废弃。鲁尔区的工业遗迹如今被改造成了公园，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呢！如今我们漫步其中，一座座巨大的工业机械如同雄伟的纪念碑，给人恍若隔世的感觉。
19世纪，人们因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而欢欣鼓舞，越发相信人具有等同上帝的绝对力量。整个19世纪欧洲神学思想界被自由派神学思想所统治。自由派神学乐观地相信历史必然趋向进步，人世终会走向完善。该派神学家认为耶稣的道德成就与人并无本质区别，世俗的人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实现人性到神性的质变。
液体冷却介质由质量分数为5%的NaCl、7%的乙醇、35%的甘油、2%的蔗糖、0.5%的菲律宾蛤仔凝集素（MCL-T）和1%的壳寡糖组成。
三、审视《圣经》：走出二元论迷雾
在世俗化的步步紧逼下，宗教既不能顽固坚守自己的神圣身份，不屑于与世俗社会、世俗之人对话沟通，又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神圣使命，将自我消融在世俗文化的潮流当中。前一种选择必然损害宗教自身的未来发展，第二种道路则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着巨大的破坏力。在德国新教神学家莫尔特曼看来，上述两种极端正好对应着20世纪后半叶基督宗教信仰的双重危机：现实相关性危机与身份危机。解决危机的出路在于从《圣经》这部神圣与世俗结合的经典文本中汲取某种感悟，从宗教与文化、神圣与世俗二元论的迷雾中走出，寻找一条超越二者之争的更有效、更和平的生存发展路径，在二者的“相关”中获得并确证自己的独特身份。
实际上，在20世纪西方思想界，一种超越宗教与文化、神圣与世俗之争的新的思维方式和生存理念业已形成。文化神学家保罗·蒂利希认为，当代人正处于现代文化的终结时代，人们面临着虚无的深渊，虽然感受到自身的存在正经受着威胁，内心充满深度恐惧，但又无力克服和改变现状。他将当代人的这种生存处境定义为“边界”情势。他从边界处境出发，探求冲破边界束缚，使得宗教与文化、神圣与世俗得以沟通、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蒂利希主张，宗教并不是高高在上、超越于人类文化之上，与世俗社会、世俗生活不可兼容的存在，而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是人类文化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倡导一种广泛的宗教观：“宗教，就该词最宽泛、最基本的意义而论，就是终极的关切。”在蒂利希这里，“超凡脱俗”的宗教找到了与世俗文化相联系乃至结合的基点：宗教以神圣与世俗相结合的面目出现在当代社会，为现实社会提供某种灵性指导和生命智慧。
现代世俗文化的兴起动摇了神圣文化的至尊地位，同时现代性面临的重重危机。《圣经》认为，在上帝面前，人是卑微的受造者，是世俗的，受制于种种先天定限；又秉有自由意志，是上帝的协和者，协助上帝共同维护人类共同的美好家园，因而是神圣的、崇高的。总之，人是神圣与世俗的结合体，二者的谐和、均衡才是人理想的生存状态。于今，人们应辩证思考：任何人因具有神圣一面，不可妄自菲薄，终至无所作为；作为世俗性存在，又不被允许妄自尊大，在不可为时要有所不为。
参考文献：
［1］彼得·贝格尔，著．高师宁，译.神圣的帷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20世纪基督教神学引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3］卓新平.基督宗教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圣经［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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