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摘 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宗教”、有关“人”、有关“现实”的认识的虚假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理论，对于当下我国的道德建设、科技进步、文化发展等各方面有着很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意识形态；马克思；虚假性；价值
人最初是作为一个自然存在物降临于这个世界，而要将其转化为社会存在物，那就需要被教化。言传身教的重要的媒介就是语言，而一个个体被教化的过程也就是他接受语言、学习语言的过程。“不可否认，语言在实际运用中自觉或不自觉的会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为导向。也就是说，传授语言的过程就是传授意识形态”[1]。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一个人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同，就需要接受这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的教化。当人成为社会化存在的时候，当他说“我想……”“我认为……”的时候，这个“我”早已经不是纯粹的“我”，而是已经被社会化了的“我”。这个“我”的个人意识早已经被某种社会意识形态所遮蔽和驱使。就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很多人在接受了我们生活中最原始的教育后，这些教育促使我们形成了一定的情感和观点，我们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2]。
一、 “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理路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思想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培根的关于“假相”的思想和探讨。“一切公认的学说体系只不过是许多舞台戏剧”[3]。我们的世界是虚构的世界，这个世界根据自己特定的虚拟的剧本创造出来，并且根据这个假设好的剧本进行排练、表演和展现。在现实的纷繁复杂的生活中，正是这些“舞台剧”，正是社会存在构筑的这些“假相”，使观赏者沉迷其中，从而丧失了对事物最本质的认识能力。这些假象，不仅仅阻碍了真理进入人的心中，而且即便真理存于心中，如果面对这些假相提前不进行阻止的话，那么他们依然会扰乱我们的判断和决策。培根的“四假相说”警示我们必须清除“假相”的遮蔽，人们对事物真实的认识不仅不能依照感觉判断，而且有些观念依然是不可靠的。因此，如果我们要想去认识真正的事物，那么就必须求助于经验。
培根之后，另外一位重要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他认为“观念”具有“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之分。人心最初总是通过个人的感觉和被动的反思去获得一些观念，这些观念是最低级的观念，他们有遮蔽性和不科学性，这样的观念被洛克称为“简单观念”；而人们面对“简单观念”的缺陷，总是不止于此，他们要获得更高级的，参考价值更高的观念。因此，人们通过将“简单观念”进行集合、联系、整理等等方式，变成“复杂观念”。洛克认为人们在运用观念看待周围的一切存在物时，往往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他把这些偏见命名为“四种错误的尺度”。这“四种错误的尺度”可以简单归纳为：对命题的崇拜、对传统的崇拜、对情欲的崇拜和对权威的崇拜。洛克认为，知识的来源只有完全依照经验，只有严谨的作出判断，人们的观念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的认识。
黑格尔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论说，主要集中在他的经典著作《精神现象学》里面。他认为“意识”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规定，“精神现象”在黑格尔那里就是广义的意识，包括他在《精神现象学》中概括的意识发展过程中的六个阶段，这个过程它从“意识”开始，途经“自我意识”“理性”以及“精神”的过度，最后抵达“宗教”和“绝对知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意识形态”或者“意识诸形态”指的都是广义的意识形态。“精神”在黑格尔看来也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正是在《精神现象学》的第四阶段，即狭义的精神阶段，黑格尔提出了著名的‘教化’、‘异化’的概念”[4]。《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对“现实世界的异化”这个问题的提出，以及对“教化的虚假性”这个问题的揭示，这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正如K·兰克在他的《知识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中所说：“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中所有决定性的环节都已经在黑格尔的异化理论中预先构成了。”
自然科学的发展迫使经院哲学中存在的问题无处藏身，问题只要存在那么就会被人们逐渐的发现并质疑。于是人们对这些问题进行批判，在批判过程中开始产生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哲学思想，“观念的科学”就是其中的一种。“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就是这个漫长而又丰富的批判的过程的“结晶”。特拉西所认为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有哲学的认识论和语言学方面的含义，而且他认为意识形态和人们的实际生活中的行动息息相关。在特拉西那里，意识形态理论它可以为一种“科学的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一种科学的道德观念，它的出发点必须是人性中的“善”，应该使社会中不同的阶层人们的利益得到保障，也应当把社会中各个阶层人们的关系协调的妥当，也应当保证社会的和谐。但是特拉西的思想继承的依然是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感觉观念的思想，缺乏德国哲学批判的精神。特拉西只是把“观念”到“感觉”这一过程进行了还原，但缺乏的是对“意识”的社会历史的本质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他的思想理论依然是空想和不切实际的。
在《莱茵报》工作时，马克思对社会现实有了更加全面的接触，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对物质利益和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马克思对现实问题的探讨和发掘使马克思的思想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也成为了“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他的历史观进行了全面的阐述，马克思之所以对人类的精神活动和精神创造物有这样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这是因为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思想。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从而使他的意识形态学说脱颖而出”[7]。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建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有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马克思对他所处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
二、 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的批判
对于后期的思想家来说，鲍威尔最让他们感觉到无可奈何的就是鲍威尔本人的思想不关注现实中存在的异化现象，马克思也就其此不足进行了一定的批判。首先，马克思不同意如果要寻找犹太人的秘密那么就到他们本身的宗教中去这种思想；接着，马克思认为要想获取犹太人宗教的秘密必须深入到犹太人的现实生活中去。在马克思看来，支配我们现实世界的并不是精神的和观念的东西，而应该是“现实的存在”作用着、支配着人们的精神和观念。如果一个阶级占领了社会上的大多数的物质财富，那么这个阶级同样也将成为这个社会上精神力量的领导者。“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12]。德国的唯心主义者认为，我们的世界被“观念”统治着，并且他们认为这些观念可以总揽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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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认为，无论是犹太人想获得解放，还是使犹太人的政治得到解放，这两者要想实现，最基础的应该是使犹太人的宗教得到解放。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8]。“宗教的存在是有问题的”这一点马克思并没有忽视，但他强调最根本的问题应该是“世俗”的问题，犹太人面对的最迫切的问题应该是政治解放。马克思宣称，要想揭露犹太教的秘密必须到现实中去探索，而不应该执迷在宗教中不去求变，批判的目光必须从天国转向尘世。费尔巴哈虽然看到了宗教的世俗基础是宗教世界，但是他却从没有去探讨“世俗”的内部矛盾。在费尔巴哈看来要想使人的地位得到彰显，只需要把宗教的幻想消除掉就可以了。但是要提升人的地位，彰显人的价值，最根本的并非是消除对宗教的幻想，而应该是马克思所认为的消除产生这些幻想的社会关系。“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9]。那么对于这个不能规避的实际情况来说，要对它进行分析和说明，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对产生这个事实的最本质的基础以及基础内的矛盾进行分析说明。只有深入探究宗教社会里的现实的内部矛盾，才能真正完成对宗教世界的批判。
(一)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宗教”的认识的虚假性的思想进行批判
本研究组前期研究显示结直肠癌患者中伴发高血糖者占29.67%，其中伴发糖尿病者占14.83%[6]。本研究显示，109例结直肠癌患者中血糖正常者占结直肠癌患者总数的68.80%，高血糖状态者占31.19%，其中并发糖尿病者占16.51%，本研究结果与前期报道基本一致。
(二)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人”的认识的虚假性的思想进行批判
与爆燃不同，表面点火一般是在正常火焰烧到之前由炽热物点燃混合汽所致，没有压力冲击波，敲缸声比较沉闷，主要是由活塞、连杆、曲轴等运动部件受到冲击负荷产生振动而造成。
(三)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现实”的认识的虚假性的思想进行批判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有两点。第一，马克思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已经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有了一定的认识和领悟，他对这个概念并不是陌生的。他的父亲在1837年写给他的信中就已经出现了“意识形态”这个名词。在拿破仑统治的德意志，在那个时代的普鲁士，一个人想要每天自由自在的写些什么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个时期把拿破仑奉为上帝的只会是伪善的自由主义者。“要是哪一个研究过拿破仑的历史和他对‘意识形态’这一荒谬之辞的理解，那他就会心安理得地为拿破仑的垮台和普鲁士的胜利而欢呼”[5]。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父亲曾经告诉马克思拿破仑是多么的虚伪，多么的道貌岸然，另外也表现了马克思的父亲对“意识形态”荒谬性的认识。他提示马克思应该尽快地从对“应有”的研究工作中走出来，转而去研究“现有”，也就是他的父亲建议他去把精力放在研究我们的现实世界中来。因为当时的马克思的学术研究被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思想以及他们的哲学研究方法所影响，马克思当时痴迷于“应然”的研究，而忽视了哲学家应该去研究的是“现有”、研究的是“实然”，也即人类身处的客观的现实世界。第二，特拉西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是马克思研究“意识形态”概念的思想前提，也就是前者为后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现在的很多学者研究表明，马克思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阅读了大量的特拉西的著作和笔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深入地钻研了特拉西的著作《意识形态的要素》的第四、第五篇《意志及其作用》”[6]。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异化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继承，提出人的本质的异化的产物就是宗教。他宣称神学就是人学，但是他仅仅把人理解为抽象的、孤立的“类”的存在，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去探求人的本质。这样的人，无疑是把人的共同性纯粹自然的联系了起来，并不是实际存在的有实践能力的人。费尔巴哈的“人”是一种抽象性的存在，而不是具有鲜活生命气息的，不是具有生产劳动实践能力的活动的人。在费尔巴哈的思想中，人和人的关系除了感性的相互之间的爱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11]。马克思和费尔巴哈都谈论人，但是前者谈论的是处在社会关系之中的从事社会活动的人，但费尔巴哈的“人”只是孤零零的单个的人。
三、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代的价值
20世纪50年代意识形态终结论发端，持意识形态终结理论的思想家们，他们以社会现实的变化作为他们思想的根据，针对社会主义发展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证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制度以及共产主义的理想进行曲解和否定。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一方面通过实施国家调节和福利国家政策，使工业革命所引发的政治经济问题得到基本解决，阶级斗争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科学技术已经在解决政治经济问题的方面替代了意识形态，在处理政治问题的时候更倾向于采用技术的方法；另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已经成为知识建构的主要方式，社会集体对科学技术的追求导致了意识形态的衰落。中国之所以建国以后没有被意识形态终结论所击败，主要原因就是我国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并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其他的一切意识形态区别了开来，更把它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划清了界限。就我国社会发展的当下而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依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笔者在这里主要从意识形态与道德、意识形态与科技、意识形态与文化三方面来阐述。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代中国道德建设方面的价值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道德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同样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为道德问题也预留了一个很广阔的场域。当代中国正面临着意识形态的变革，道德价值的变化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今人们对道德行为的选择已经呈现出多元的特性，这实际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一种挑战，一种疏远。道德反映现实，不能脱离现实而存在，它源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的、是唯物的，“道德”在马克思那里和现实的经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站在伦理的制高点上为一定的阶级利益进行辩护。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立足点一定是现实，并且要为群众的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说“共产主义者根本上不进行任何的道德说教”，如果离开了政治、经济，离开了实践去探究道德，那么道德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要认识和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就要以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现实中的“实然”为研究的原子质点，“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13]。因此，当代中国要建立一种道德价值观、伦理观，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指导，把道德状况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代中国科技发展方面的价值
19世纪30年代开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有一部分人将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等同了起来。霍克海默在《批判理论》中提到：“不仅形而上学，而且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14]。哈贝马斯也有相近的言论，他认为在社会的发展中科技具有重要的价值，甚至科技的进步引导着社会的进步。“这种技术统治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使合法的力量得到发展”[15]。相反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根本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在马克思那里，科学技术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来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基础”，从现实出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非但不能被削弱，恰恰相反需要被加强。马尔库塞认为科学和技术上的合理性和标准化同步发展起来，就是政治和文化上的极权，社会、思想和人的单向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技术的合理性成了发达工业社会的全部生活的唯一向度。每个社会要想正常运行就需要有一个意义系统来维系，在不同的社会就会有不同的意义系统被凸显出来，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也非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因此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来作为支撑。
人工蝉花子实体对庆大霉素所致小鼠急性肾衰竭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 邵佳蔚等（19）：2648
(三)当下我国的文化要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样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进行指导
葛兰西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统治并不是靠军队和暴力来维持，而相当程度上是靠他们广为宣传，从而被人民大众普遍接受的世界观来维持。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质是一种教育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通过先进的知识分子批判旧的意识形态，并传播新的意识形态已拥有的重要影响的分化和变化的过程成为可能。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一国文化要获得大发展和大繁荣就要积极的“走出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的交往，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的交往，他们认为的交往是多方面的交往，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尤其面对他国文化的“侵入”，这种文化“侵入”往往对人民群众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文化“侵入”才真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文化的交流本质上必须承认各国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的个性的丰富性，文化要全球化应该既要坚持本国文化的自信心，也要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反对文化霸权主义，要承认文化的多元性的特点。在捍卫本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同时，也要遵守意识形态在发展过程中原有的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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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05.
[15][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58.
中图分类号：B51.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086(2019)02-0025-04
收稿日期：2018-12-05
作者简介：孙璐杨(1994-)，男，陕西商洛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在读哲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标签：意识形态论文; 马克思论文; 德意志论文; 观念论文; 费尔巴哈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恩格斯著作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吕梁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