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治机关制是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组织制度之一，加强对这一制度的正确认识和理解，有利于新时代更好地发挥政治机关制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作用。结合大量史料，本文考证了人民军队政治机关制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的创立时间及形成过程，从史实上进一步廓清了人民军队政治机关制的创立过程，为新时代政治机关制创新发展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政治机关制；历史考察
作为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重要组织依托，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机关制度一经形成，就成为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之一，在人民军队的缔造、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寻根溯源，深入考察人民军队政治机关制的创立历史，对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设“对党绝对忠诚、聚焦打仗有力、作风形象良好”的政治机关，更好发挥政治机关制度的功能作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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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值得商榷的南昌起义创立说
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斗争，意义重大。为此，在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明确：“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斗争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来源”，“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P408。建军纪念日的确立，导致很多学者普遍地认为南昌起义时设立的总政治部和军、师政治部就是人民军队政治机关制的开端。
比如，肖振廷主编的《军队政治机关工作研究》认为：“1927年8月，南昌起义部队曾设总政治部。”[2]P19郭友诚主编的《军队政治机关工作》认为：“在南昌起义军中设立政治部，是我党在军队中建立自己的工作机关的开端。”[3]P4裘克人主编的《军队政治工作学理论新探》认为：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表明我党独立领导武装的开始和我军的诞生，也是创建我军政治工作的开端。在南昌起义部队中，我党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实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在军、师设立了政治部和党代表，在团、营、连设立了政治指导员”[4]P51。岳忠强主编的《军队政治工作学》认为：“南昌起义初步建立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制度”，“设立党代表和政治机关，起义军成立总政治部，军、师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5]P35。王玉杰发表在《解放军报》上的《坚持我军设立政治机关的制度》认为：“1927年8月，南昌起义部队曾设立了总政治部，各军、师也建立了政治部。”[6]发表在《中国军队政治工作》上的《我军政治机关制的确立及其历史发展》甚至认为“为加强党对起义部队的领导，党中央决定在参加起义的师以上部队设立政治部，全军设总政治部”[7]P48。肖裕声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史》认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下设秘书厅、党务委员会、参谋团、农工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财务委员会、政治保卫处等机构”；同时，“在第二方面军设立总政治部，郭沫若任主任，章伯钧任副主任，统一领导起义军的政治工作”，“大多数军、师相继建立了政治部，由党代表兼任政治部主任”[8]P108等等。以上说法尽管多出于政治工作领域的权威书籍或报刊，但确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
(一)南昌起义总政治部的性质：革命政权的直属机关
中共中央在总结南昌起义失败教训时，指出：“‘革命委员会’是政权，根本上不信任群众的力量，不去发动农民创立真正的民众政权。”[9]P22李立三在向党中央报告南昌起义情况中说：“在暴动之前，决定在原则上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实际上便是组织一以C.P.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10]P87“在革委之下，设立一宣传委员会，专管宣传工作，同时又设立了总政治部，管军队内部的宣传工作。”[10]P92时任第三师师长的周逸群在报告南昌起义情况时，同样也把总政治部列为革命委员会的直属机构。1928年7月7日，刘伯承在《南昌暴动始末记》中同样把总政治部、政治保卫处、宣传委员会等机构并列为革命委员会的直属机构。[11]P36由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南昌起义时设立的总政治部，是当时还打着“中国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旗号的这个政权机关之下的一个机构，其主要职责是专门负责军队内部的教育宣传。这与后来的人民军队设立的总政治部在隶属关系和职能上都是有着较大区别的。因此，如果简单地认定南昌起义的总政治部就是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开端，是不严谨的。
(二)南昌起义的军、师政治部：旧军队政治部的直接承继
那么，红四军的政治机关，到底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基础上创立的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认为：1929年3月，由军和纵队(团)两级党委机关改为同级政治部，与司令部平行，下设宣传科、组织科、秘书处、士兵委员会和宣传队。[17]P81《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认为：1929年春，将纵队以上的党委机关改为同级政治部。[18]P34《陈毅口述自传》认为：3月中旬，红四军成立政治部。《毛泽东年谱》认为：1929年3月中旬，根据中共六大“组织问题决议案”在红军中建立政治部的要求，将下井冈山前组织的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军政治部。[19]P266-267
实际上，由于当时部队思想观念还未转变，再加上政治工作人才的缺乏，各地红军并未及时按照六大精神立即组建政治机关。比如，1929年1月12日，已与红四军会师一处的红五军党代表滕代远在《向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提到了红军士兵委员会、党代表制，只字未提到政治部。[9]P175-1791929年1月13日，从井冈山动身去上海的杨克敏，在1929年2月25日写成的《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称：曾经接过中央来信说要设政治部，设政治部是国民革命军中的遗留，军中官长士兵都讨厌这个名词；而军行所至的当地工作，如发动群众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有士兵委员会可以取代替；有关政治上的事情，如地方工作，对外宣传等，都是政治部专办似的，容易形成军政分开的弊病，……写标语，贴标语发传单，演讲宣传，组织群众，由士委督促自动的去干，比设政治部由政治部去督促的要强得多。[9]P186这些情况说明，设立军队政治机关并非是部队的自觉选择，而是中共中央根据建设革命军队的需要做出的重大决策；虽然部队一时不能理解并未落实，但这只是实践发展滞后于理论指导的客观现象，到这时在军队中设立政治机关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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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共中央总结南昌起义的失败教训上看，1928年7月，党召开六大时明确提出：“叶挺与贺龙部队的遭破坏，其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他们军队中未设法肃清反动的官长，未实行政治委员，未设立政治训练机关。”[9]P126党的代表大会对刚刚过去不到一年的南昌起义“未设立政治训练机关”的判断，应该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否则也难以通过审议。实际上，在1928年6月前，中共中央提出的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措施中也未提出过设置“政治部”。比如，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指出：“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9]P111927年12月，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转军中全体同志的信中，也仅提到“军队中党的组织”一系列问题[9]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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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红四军的政治机关到底是在什么基础之上创立的呢？《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认为：1929年春，将军和纵队(团)的党委机关改为同级政治部，由同级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红4军党的‘六大’后，党委机关改设在同级士兵委员会中，故又说是将军和纵队士兵委员会机关改为同级政治部”[22]P129。然而，以上将党委机关改成政治部的说话似乎并不能成立。1929年9月1日，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指出：“军成立政治部设主任一人，秘书长一人，秘书若干名，外有宣传、组织、总务等科，对内担任军队政治训练，指导士兵委员会，对外作群众工作。在一个区域群众政权机关未建立前，政治部得代行其任务，又政治部职权与军部平衡不相隶属，……团又设政治部主任由党代表兼。”[16]P456同时，陈毅在《关于朱毛红军党务概况的报告》明确“组织系统：前委——纵委——营委——支部——小组。党的机关，纵委前委均分设宣传、组织、青年三科，士委会各级设有党团”[16]P472。可以断定的是，作为红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并任过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在同一时间段内起草的两份文件，对政治机关系统与党的组织系统的关系是不可能混淆的。由此可以推测在陈毅8月份离开之前，党的组织系统仍成体系。可见，政治部的前身并非各级党委机关，故《毛泽东年谱》中提出的将“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军政治部”则更为可靠。综上所述，当打下福建长汀后，在1929年3月15日至20日之间，红四军在工农运动委员会基础上创立了军和纵队政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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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民军队的政治机关：继承之上的再度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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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代表红四军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红四军军委委员、代理书记和代理政治委员的熊寿祺，在报告中说：“军政治部除主任(李任予)外，其余的人员都是些新由地方上来的同志或非同志，大部分是闽西人，工作虽然努力，但不大熟悉，过去比较能够工作的同志都集中在党部机关去了，因此政治部的工作不大好。从去年九月到今年二月，政治部所作的工作，都是横的本身的工作，对士兵的工作可说是没有，纵有也是纵队政治部自己去作的，不是军政治部去领导的。对群众工作也是各纵队遵照着党的路线去作的，政治部也没有起什么领导作用。今年二月后，才注意着政治部的健全，督促他不要专门作横的本身的工作，要他努力作直的下级的领导工作，但目前仍然是不十分健全，虽然比较好了一点……总则四军各级政治部的工作人(员)都缺乏到了极点，希望中央设法补充。”[9]P480曾与红四军合兵一处的红五军，政治机关发挥作用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同时列席参加这次大会的红五军代表滕代远在汇报时说：“本来是以纵队成立政治部，军政治部因无人暂不成立，每一大队设一政治委员或增一副政治委员，纵队设一政治委员兼纵队政治部主任，下分设总务科长一人，各科得设干事若干人。后因一、三、四纵队集团游击，故将各纵队政治部工作人员集中成立军政治部。总因人少力弱，一切工作没有多大起色。”[9]P445
二、人民军队政治机关的创立
1927年8月1日，中共中央致南昌起义前委的《关于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别委员会问题》的信明确：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别委员会，在湘省委指导之下主持之，同时与南昌起义的前委发生关系，并要求从南昌起义部队中分兵一团或二团组织秋收起义。[9]P1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有中共地方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参加的军事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计划，部署秋收起义任务，会上正式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决定将湘赣边界参加起义的武装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 军第1 师，任命了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此时，由中共中央指挥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根本没有提及设立第1师的政治部。可见在起义之初，中央对军队是否设立政治部并未做出任何指示。
(一)设立军队政治机关：中共中央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重大举措
由于南昌起义部队的政治机关，并未起到党有效领导和掌握部队以及对外进行动员发动、对内进行政治训练的目的。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后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也没有继承设立政治部这一做法。[15]P253党的六大前后，党中央通过对前期多次起义失败教训的反思，尤其是在总结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时指出，由于未设立党有效掌握部队的政治机关，未能开展积极有效的政治工作，充分发动广大群众和动员广大官兵，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苏联召开六大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这时自然会把目光转向学习苏俄红军经验，建立执行党的任务的政治机关，以期实现用革命的政治工作将脱胎于旧军队的红军建设成为新型无产阶级人民军队。
从南昌起义部队的政治部编制及职能上看，与黄埔军校的政治部职能和编制总务科、宣传科、党务科的机构设置，以及1925年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编制的政治部基本相同[13]P18-19。从军、师政治部在起义中发挥作用的实际情况看，“叶贺军队行军的时候，兵士之中并没有做充分的宣传及政治工作，所过地方的民众之中也没有宣传”[10]P59。可见，当时叶挺、贺龙的部队中政治部并没有发挥后来人民军队的政治机关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和教育动员士兵的作用。另外，南昌起义时，“军部方面的组织比较好，各种会议也比较的多，不过与前委的关系很坏，因为军部在组织上是独立的，这就是一切政治的指导都须完全经过军部，同时军委亦很弱，所以党的政治的方针很难深入到军队中的同志去”[9]P28，可见，起义部队政治部发挥作用的情况与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情况也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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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4日，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的信指出：“在组织上现在你们还是国民党式的军队”，“在性质上还是雇佣的军队”，“你们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改造你们的军队”，“在政治上设政治部，取消党代表，实行士兵的政治训练”[9]P72-73。1928年7月10日形成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强调：“为领导政治工作起见，宜组织政治部。政治的工作不仅限于军队以内以及鼓动人民，并应在战线各区域内组织革命的政权。因此，政治部宜另设政务科。在战线各区域内，他的命令应该是最高的政权〈命令〉。革命委员会和政治部要准备各该区域内苏维埃的基础。”[15]P396-397《六大以后军事工作的主要任务》也指出：“红军一定要有政治工作，党负责政治工作，政治部是党在军队中最高机关。”[16]P360不久，中共中央给毛泽东、湘赣边特委及朱德的指示信再次明确：“采用苏联经验，实行政治委员会与政治部制度”[9]P145。
从1927年中共中央给各地组织起义的指示上看，当时的中共中央只是明确起义的任务，并未明确起义后军队的组织机构如何设置。1927年8月4日，中共中央在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讲到：“中央组织前敌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事宜。”[10]P428月5日，在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中明确：“就你处的力量，定出一个秋暴计划，同时中央亦正在为湘鄂计划秋暴的军事。至于一切技术的详细计划，请你们自己去决定。”[10]P44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关于湖南省工作的决议》明确：“中央又决定从南昌暴动的军事力量中抽调一团或二团交湘南特别委员会指挥，集合湘南现有的工农军等，夺取郴、宜、汝一带，设立革命委员会，帮助全省农民暴动规复全省政权。湘南特委以毛泽东、任卓宣、郭亮及当地工农同志若干人组织之，泽东为书记，受湘省委指挥。”[10]P46从起义史实看，受领中央赋予任务的毛泽东在组织秋收起义时，创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未设立政治部；另一方面，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对率领的起义军余部进行了“赣南三整”，整编成的一个纵队(相当于团)，也未设立政治部。可见，当时无论是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还是作为南昌起义主要领导者之一的朱德，实际上都没有在率领的部队中设立政治机关，也应当没有得到设立政治机关的指示。
(二)红四军政治机关创立：落实中共中央指示的具体行动
南昌起义前，中共中央还没有完全独立领导过军队建设，在1927年8月7日的八七会议前，不要说在军队内部设不设立政治机关、如何设立政治机关的问题，就连建不建自己的军队、如何建设自己的军队都有着巨大的争议。[12]P129
项目水资源论证依据水资源条件，确定项目实施布局和规模，明确了项目区用水总量、开发布局和用水效率控制管理要求；凡不符合管理政策要求的项目，实行一票否决。据统计，目前已批复的150个项目中，累计调整实施方案中地块面积493.02 万 亩 （32.87 万 hm2），核 减 地下水井数5.57万眼，水资源论证节水3.86 亿 m3。
据红四军上报中央的情况来看，在汀州工作期间，他们“连日进行农会工会的基本组织(分秘密公开两种)，日内即成立临时政治机关——革命委员会，自下是政治部代替政权机关”[20]P66。这里的“日内”应为“最近几天”的意思，可见3月20日写信时政治部已经创立并展开了工作。这一点，1929年4月20日的中共福建省委以及1929年4月5日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也可相互印证：朱、毛部队3月14日进长汀，4月1日离长汀，“开士兵群众大会，由政治部做政治报告”[21]P62；由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汇报在长汀的工作中写道：“政权机关开始是临时革命委员会，由政治部任命的，及至工会农会各组织了几个之后，即召集代表会议选举正式革命委员会”[16]P360。综上所述，政治部设立时间应在1929年3月15日到1929年3月20日之间，也就是红四军一到汀州就立即着手组建了军和纵队的政治部。
事实上，中共中央在准备组织起义时，也只是明确了总的策略和前委这个起义最高领导机构。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在张国焘到达南昌后，对到底是否立即组织起义上意见并不统一，在时间极其仓促的情况下，前委决定仍打着国民党左派旗帜，领导刚刚完成集结的叶挺、贺龙部队举行暴动。这时，前委的主要精力是如何筹划起义，如何将起义向纵深推进，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对叶、贺部队进行政治上和编制上整编，对军队政治部的设置更考虑不那么具体了，这也是南昌起义中党的领导难以奏效的根源之一。
红四军——这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建立最早的正规红军首次创建的政治机关，经过从1929年3月到1929年12月的革命实践检验，通过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奠定了人民军队政治机关制的雏形。在中共中央的指导和推动下，红四军进行的政治机关制度的探索实践，为其他革命根据地创建新型人民军队也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人民军队政治机关制的形成
虽然党的六大的组织决议案已经明确在军队建立政治机关，但是由于当时处于分割包围之中的各个根据地之间缺乏相互联系，中共中央的指挥也很难及时到位。在政治机关创建之后半年多时间内，由于党委机关、政治部以及士兵委员会(当时的士兵委员会也做大量的政治工作)的职责分工不清，再加上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甚少，各部队政治机关发挥作用情况并不乐观。
(一)军队政治机关的逐步设立：从表到里的艰辛探索
建设政治机关制度对于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来说，并非易事，由于对党的工作、政治工作以及军事工作几者之间关系搞不清楚，尤其是能够担负政治工作的人才缺乏，使政治机关制度设置初期举步维艰。1930年前后，政治机关制度除在红四军得到较好的实践外，其他革命武装大都未能建立这种制度，即使有的建立了政治部，也往往是形式大于实质。比如，建立较早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在1929年1月滕代远向湖南省委报告红五军的情况时，只提到了党的组织系统，并未提及政治部的事情[9]P175；1929年4月17日，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只字未提政治部的事[9]P202。甚至到1930年1月，中共中央有关人员给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工作指示写道：“前委一定是指导军队中的政治，为军中党的最高机关，前委之下有政治部，政治部是执行前委的决议，在内训练士兵群众，在外参加群众工作。”[9]P396可见，这时的中共中央不少同志还把政治部理解为前委之下直属的机关，而并非与军队的司令部平行的政治机关。
综合以上情况，南昌起义中军、师政治机关应当是叶、贺部队原有的政治机关，“为加强党对起义部队的领导，党中央决定在参加起义的师以上部队设立政治部”[7]的说法只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臆猜。以上分析，虽然不赞同将南昌起义部队的政治机关视为人民军队政治机关制的开端，但是正如毛泽东强调的“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14]P380毛泽东的这个回顾，在指出了国民革命军设置政治机关的历史意义的同时，也指明了人民军队的政治机关与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机关的继承关系。
同一时期在鄂西进行游击作战的红六军政治机关的情况也大概如此，军部“因为人的缺乏没有政治的组织，政治工作由各纵队独立出〔去〕干”，“纵队司令部均有政治委员及政治部的组织”，“我们天天说到没有军事人才，其实军事人才之缺乏，还可想出办法，万一没有可以从斗争中提拔。至于政治人才那真是想不出办法，因为一般党员政治水平线之低落，比较好的又要担任其他组织工作，又不是短少时间可以训练得出来的。因为如此，所以第六军的政治工作成了难问题，比如现在还没有成立军政(治)部，不是不成立，而是(因)为没有人。现在表面上各纵队有政治工作，其实因为人缺乏，做得非常不充分。各中队现没有政治人员，仅靠一个政治部(不健全的)”[9]P502-504。直到1930年7月红二、六军会师时，政治工作并无多大起色，“注意政治训练，不过因政治人员太少，现在各有一政委，营连尚无，即有亦无工作能力，各级政治部均未建立，仅师政治部有二三同志工作，所以要想提高士兵政治水平线简直没有办法，这是中央应当注意的”[9]P530-531。
可见，在政治机关成立初期，虽然各部队都在致力于建设政治机关，也取得了不少成绩，获得了不少经验，比如，红四军在1930年6月5日颁发了《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但是，一方面由于政治工作人才的极度缺乏，另一方面由于政治机关职责权限等还缺乏相应的制度规定，政治机关的作用发挥并不太如人意。
(二)总政治部的应运而生：政治机关制的加速推进
随着革命形势逐渐高涨，为加强对全国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成立了中央军委及其机构设置。1930年7月，《中共中央通知第一五四号——关于党的军事机关组织与系统问题》明确，在中央军委之下成立总政治部，各军区军委设政治处指导军队开展政治工作[9]P533。1930年9月，周恩来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制订“政治条例”和改组“士兵委员会”的意见[9]P543。可见，这时中央军委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全军政治机关编制与机制问题。同年10月24日，根据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决议，中共中央决定在苏维埃政权的中央临时政府之下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9]P561，是年底制定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条例》明确：总政治部在苏区中央局及中革军委的领导下，指导全军开展政治工作，并“在军团、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军、师、与其同等部队之政治部中，均须设立党务委员会”[9]P615。这一历史时期，不但设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总政治部，还细化了各级政治机关的工作职责，初步从法规上制定了政治机关的运转机制，极大地推动了政治机关制的发展。
为进一步理顺政治机关制的职责，1931年2月颁发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六号通令》明确：为了适应全国各地红军的大发展，统一和加强政治指导的需要，“在本会内面设立总政治部，以毛泽东为主任……总政治部指挥红军中的政治部，并指导政治委员的政治工作。总政治部的命令，红军之中政治部要绝对的服从，而关于政治工作方面的则政治委员同样要接受并服从。各红军中的政治部要经常的按级向总政治部作报告，政治委员除向上级的政治委员报告外，同时并向上一级的政治部作政治工作报告。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在组织上是各有单独的组织系统，但在工作上则下级政治部服从上级政治部的指挥，同时要服从同级政治委员的指导，下级政治委员服从上级政治委员的指导，同时在政治工作方面同样受上级政治部的指导”[9]P634。这一训令实际上对红军总政治部以及各级政治机关职权做出了更为具体的明确，尤其是政治机关的报告工作制度，在党委制度恢复以前，实际上成为党中央了解和掌握部队的一个基本渠道。
1931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明确，“红军中党的组织，是以连支部为基本单位，上级党委员会设立在政治部系统之内而直属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总政治部”[8]P711。在这一时期，把军队党的工作初步归置于政治机关之内，在实际上提升了政治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强化和巩固总政治部以及各级政治机关职权的这种趋势，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更为突出，同月25日宣告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把“总政治部”设置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位列第一的机关[9]P788；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强调：“加强党在红军中领导作用，首先就要彻底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和建立各级政治机关的组织与工作。政治委员和政治部是代表党和政府在红军中最高党的政治机关和人员”；“红军中党的政治工作机关，应有系统的建立起来，因为只有健全和巩固党的组织与政治机关系统，才能保证政治工作的实际，才能提高一般政治水平低落的干部的阶级觉悟，才能提高红军战斗力，才能将整个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最有力的工具”[9]P813。从以上当时最高党、政机关赋予政治机关的任务上看，此时红军总政治部及各级政治机关已经成为全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
1932年2月1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签发的《总政治部通令——为改正政治部名称事》：“政治部是代表政府在红军中领导和指导政治工作的机关，他有独立的组织系统，并不单纯的属于革命军事委员会，过去的名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是不适合于这一组织的意义的。因此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五次常会议决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其他各级政治部一律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某军某师政治部。”[1]P38同月6日，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及各级政治机关编制表和工作纲要。从1931年初到1932年初这段时间里，不断完善的政治机关体系和政治机关运行机制，使红军总政治部和各级政治机关工作关系更加顺畅，工作职责更加清楚，也极其有效地推进了政治机关建设。
(三)体系机制的日渐完善：政治机关制的全军贯彻
1932年9月21日，总政治部颁发的《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的训令》指出：“在苏区党代表大会后的八九个月中，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有了相当的进步，纠正了过去用党的委员会代替军事、政治机关一切工作的错误，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的雏形，成立了政治部的政治工作系统”[1]P212；强调“政治部是党在红军中的公开机关，政委是党在红军中的全权代表，党的工作是红军中政治工作的核心，过去政治机关忽视了红军中党的工作”；“政治机关也必须凭借着党的组织，来顺利进行一切政治的教育的工作，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政治机关必须对党的工作实行检查工作制度，要为党的路线和苏维埃法令的百分之百的实现而斗争，要为坚决的执行军事政治机关的命令的全部实现而斗争”[1]P216-217。此后，总政治部及各级政治机关作为党在军队中的工作机关，统揽了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政治机关体系的建立和制度的完善，为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34年2月，在瑞金召开了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不但重申了“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还通过了经过5年多的实践检验后修订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与会的全国各地红军的258名代表，把经过一段时期革命斗争实践检验的比较成熟的政治机关制度带回了各个部队，极大地推动了政治工作在全国红军中的实践发展。此后，我军政治机关制度除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有极其短暂的波折外，始终随着革命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完善。
纵观人民军队90多年的革命实践历程，从人民军队政治机关制度的创立、形成及其发展变化看，其一贯之的目的就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秀的人民军队。虽然受制于各个不同时期的客观条件，政治机关的编制机制经历了数次变化，但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是政治机关制度建设的一条红线，确保人民军队的革命性质始终是政治机关制度建设的一贯目标，确保军队遂行并实现党赋予的各项任务始终是政治机关制度建设的一向追求。目前，如何紧贴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的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始终瞄着设置人民军队政治机关的目的和初衷，推进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军队政治机关制度机制不断改革创新的根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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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istoricalInspectionintotheEstablishmentofthePoliticalOrganSysteminthePeople’sArmy
QI Xiao-shan
(SchoolofPolitics，PLAUniversityofNationalDefense，Shanghai201602，China)
Abstract：The political organ syste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organizational systems ensuring the Party’s absolute leadership over the army，and strengthening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is system is helpful for better playing the role of the political organ system in ensuring the Party’s absolute leadership over the army in the new era.Based on a lot of historical materials，this paper has found out the time of establishment and the process of forming of the political organ system in the people’s army during the Nanchang Uprising，the Autumn Harvest Uprising，the Jinggangshan Struggle and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period，clarified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of the political organ system in the people’s army，thus providing some references for innovatively developing the political organ system in the new era.
Keywords：CPC；political organ system；historical inspection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9)03-0074-08
[收稿日期]2019-02-28
[作者简介]齐晓杉(1977—)，男，河南商丘人，博士，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队人力资源教研室副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思想、军队政治工作。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方略研究”(立项批准号：17BDJ0122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邱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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