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的关键。抗战时期，谢觉哉临危受命来兰州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坚持抗战大局，积极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并立足实际，直面困难，多层面、多举措动员各方力量，推动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进步局面在甘肃的形成发展。
[关键词]谢觉哉；兰州；统战工作；实践
谢觉哉(1884—1971)，湖南宁乡人，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参加红军长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延安五老”之一。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谢觉哉都为党和国家的进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利益、民族大义出发，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倡导并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争取抗战的胜利。为了很好地推进甘肃乃至西北的统战工作，党中央委派谢觉哉到兰州领导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7月17日，谢觉哉从延安出发，7月29日在西安乘飞机到达兰州。谢觉哉作为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后人习惯称之为“兰州八办”)的党代表，结合当时的局势与当地的形势，积极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努力争取各方力量抗战救国，从而开创并极大活跃了党在兰州乃至甘肃统战工作的新局面。
一、抗战初期甘肃的社会现状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侵略进攻中国，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兴起。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更是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也标志着中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全国初步出现停止内战、国共联合一致抗日的新局面。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战由此开始。民族危机日益尖锐严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已经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再次进行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与全国抗日形势日趋高涨、人们对国家危亡日渐焦急万分相比，甘肃社会各界对全国抗战的认识与实际举措则远远落后于国内形势的发展。
(一)社会经济、思想观念等普遍落后
谢觉哉到兰州后，不断地深入了解兰州及甘肃乃至西北的社会政治情况。“西北社会，封建势力占主要成分，从省到乡，土豪劣绅把持着一切……因为封建是落后的、野蛮的，所以西北社会的黑暗，比东南任何地方都来得凶。”[1]185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官员贪污普遍，且官员与当地土豪劣绅相互勾结，欺压剥夺老百姓，群众的“生活极苦，捐税很重……其它苛捐杂税同样是无奇不有”[2]405。民众生活的极端贫困，文化教育的落后，使得民众思想也极为保守落后，此地“过去受革命影响很少，进步思想不易反映进去，封建势力还极浓厚，加之过去当局的压迫，所以群众到现在还是非常怕”[2]406。以至于甘肃没有抗战气氛，“外面打烂二十四面战鼓，这里尚看不到战时的紧张”[3]89。
国难当头，甘肃社会上却充斥着诸多不正确的思想。如：认为日本侵略会适可而止，对日寇企图灭亡吞并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侵略本质缺乏清醒认识；对日寇侵略西北存有侥幸心理，认为西北是荒凉偏僻之地，交通困难，日寇不会来，进而存有苟且偷安的想法；还有不少人甚至认为日寇侵略西北，“苏联会替我挡一阵”[1]159；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误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民族统一战线为人民阵线”，“民族统一战线只于共产党有利”[4]307-308，对国共合作抗战心存疑虑。此外国民党甘肃省府党政官员普遍不相信民众力量，怀疑并限制民运，对日作战存有单纯依靠军队等思想。谢觉哉痛斥这些亡国的落后观念，指出“今日之大患，尚不在日寇之凶强，而在吾人抗战决心之不足”[1]135。
(二)为政者政治观念甚为落后，腐败不作为
当时，国民党在甘肃没有什么政治基础，“只有一个省党部空机关，县、区都无组织”，“省党部也没有什么能力，也没什么工作”，国民党“什么群众组织也没有，与群众全是隔离的”[2]409。省府内部政治派系众多，彼此间矛盾错综复杂，以致于省府各厅之间团结很差，出现“不不合作，也不合作”的怪现象，省府人员“对政治关心的少”[4]266。多数官员是“应付环境”，混饭吃，得过且过。当地有些官员国家主权意识淡漠，昏庸无能，国民党中央驻兰州外交特派员李铁铮在与谢觉哉谈话中，就给予揭露批判：“某英人要往新疆，省府厅长某告他要找阿克莫夫将军(苏联驻兰州军事代表处代表)，致某英人来找李(铁铮)去见阿，厅长如此见识，可笑可恨。”[1]247
对照组开展传统手术治疗,改良去骨瓣减压术组行改良去骨瓣减压术治疗。仰卧,全麻,切口在颧弓上耳屏前并延伸至顶骨正中线直至前额部发际下。将骨瓣游离,在正 中线矢状窦3厘米部位。以额前部位置作为切口,将硬脑膜切开,切口T型,充分暴露额叶等部位。手术结束之后,抬高头部一定角度,保持呼吸通畅,必要时给予呼吸机辅助、营养支持、康复训练等。
根据浙江省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和污染物减排要求，通过对已实施超低排放火电机组的实际排放绩效分析、“十三五”火电行业总量控制排放绩效的宏观测算以及基于热能动力学的火电机组超低排放限值下的排放绩效理论计算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谢觉哉、彭加仑初到兰州时，党组织在兰州力量极为薄弱，没有群众基础，更使得统战工作的开展举步维艰。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当局实行“清党”运动，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党在甘肃的党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1937年8月18日，谢觉哉、彭加仑在致中央电报中就指出：“因此地无一党员，我们决先将较前进的人，介绍几人入党，以做基础。”[6]27当地人对共产党的认知有重大偏差，“我们初来，这里是一块荒地，甚至有人看见我，才相信共产党老的要杀是假的”[2]431。
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动员全民族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政治主张，“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8]511。陕北洛川会议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于“使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9]325。抵御日寇侵略，只有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依靠群众，实行全面抗战，惟其如此才能最终取得对日作战的根本胜利。
二、谢觉哉在兰州统战工作的实践特征
(一)民族国家利益至上，坚持团结进步，最大程度地争取各方面力量
(2)多元化合作：①鼓励“师傅型”教师与企业师傅合作交流，以结对子、拜师傅等形式交流传承技能经验，提高自身的职业能力；②参与校企合作召开的专业座谈会、课程建设讨论会、技能比赛等活动，提升师资的企业文化理念与职业教育理念。
关于戏剧规律或特性的讨论，由来已久。19世纪末，法国戏剧理论家布轮退耳(Ferdinand Brunetiere)提出“冲突说”，认为“戏剧是人的意志与限制和贬低我们的自然势力或神秘力量之间的对比的表现：它所表现的是我们之中的一个被推到舞台上去生活，去和命运作斗争，和社会规律作斗争，和他同属人类的人作斗争，和自然作斗争，如果必要，还和他周围人们的感悟、兴趣、偏见、愚行、恶意作斗争。”[注](法)布轮退耳：《戏剧规律》，转引自顾仲彝：《编剧理论与技巧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第68页。此后，该学说成为西方戏剧理论界的主流观点。
基于“统一战线包括全民族，但无疑要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4]306的思想，谢觉哉把争取推动贺耀祖等国民党在甘肃军政人员的团结抗日作为统战工作的最关键一环。谢觉哉对同乡旧友的省府主席贺耀祖，不遗余力地进行统战工作。他不管是与贺耀祖会面晤谈，还是致信交流开导，无不开诚布公与之谈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性及紧迫性，敦促其快速转变政治态度。同时他建议贺耀祖对民运、军事、民生、民族和外交政策等方面迅速进行变革，“大刀阔斧，壁垒一新，始能应付猝至之外祸”[1]135。此外，谢觉哉还极力去做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以及其团长杜汉三等军事将领的统战工作，努力去说服省府一些进步官员，如省府民政厅厅长罗贡华，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等同情支持抗战。
在重视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团结合作抗日的同时，谢觉哉通过多种途径主动影响动员社会各方人士参与抗战救国，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谢觉哉、彭加仑、伍修权等不时去省党部、省府，拜会有关人员探讨国共合作事宜；利用参加农民银行座谈会、省部座谈会、时事座谈会等公开场合宣传党的统战政策，据理驳斥一些不利于团结抗日的言论；与到访“兰八办”的各界人士交流，倾听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向其阐释党的合作政策，引领他们积极应对社会局势的变化，鼓励他们多做有益于抗日的工作。“对于许多爱国的社会人士，他(谢觉哉)是诚挚而又儒雅的朋友；对于大批立志革命的热血青年，他(谢觉哉)又是谦和热情给予他们思想启蒙的良师。”[7]146谢觉哉坚持以民族利益为重，以诚相见，广交朋友，扩大了党的影响。
在统战工作中，谢觉哉极其重视妇女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多次强调女同胞的革命坚决性与勇敢是不容小觑的。他指出，抗战如果没有女同胞参加，“不仅是个损失，而且战争的彻底胜利，将不可能”[4]249。他倡导在西北动员妇女抗战时要制定妇女反战纲领，注意培养本地妇女参加抗日工作，提高妇女“抗日的知识、技术和抗日的情绪——决心为女界解放、民族解放的情绪”[4]280，勿使妇女工作空洞无物。针对旧社会妇女受压迫的社会现实，他极力宣传男女平等主张，期望妇女在参加抗战过程中将“救民族救自己”结合起来，争取解放自己。
1.统一战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10]1257谢觉哉、彭加仑、伍修权等领导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开展统战工作，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及时向党中央汇报兰州及甘肃政治形势、社会民情、民族问题、统战情况等相关问题，并请求中央给予工作指示。同时，他不失时机向国民党地方当局阐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各项具体政策。谢觉哉在与贺耀祖交谈中，意识到其误解《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第四项内容即改革政治机构内容，专门致信阐释说明中国共产党提出政府机构改革的真正意图，强调国难当头，政府需要召集“全国抗日救亡代表”选举“国防政府”，吸收“各党各派及人民团体的革命分子 ”[1]161-16，进行政治革新，团聚一切抗日力量。
谢觉哉大力培养造就民运人才。谢觉哉指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北伐顺利进军主要得益于民运的开展，而民运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广东办了政治讲习所、农民运动讲习所等特殊学校所致”[3]192，提出甘肃要摆脱民运人才缺乏的现实窘境，一定要将战时教育与民众运动紧密结合，成立专门的训练班、军事政治学校来培养民运人才；同时学校教育也应以国难为中心。谢觉哉在培养民运人才问题上尤其重视青年人，“青年知识分子是启发民众力量的一把钥匙，没有他们，不是民众或者不动，或者乱动，对于民族国家没有益处”[4]290，呼吁各类军事政治学校“招收优秀青年，造就救亡的中坚人材”[1]144。
区域地下水主要接受降水补给，据统计文山地区相关气象资料，当地降水量约为1 187.8 mm/a。因为区域地表岩溶较为发育，岩溶洼地和落水洞普遍存在，所以降雨入渗系数选用区域最大值0.4，当地的降水补给地下水的量为0.001 3 m/d。
(二)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提出切实利于抗日的举措
1938年2月9日，谢觉哉就调查了解到的甘肃政治、军队、教育、民运、报纸刊物、派系斗争、民众疾苦、少数民族、交通等情况向党中央汇报，他忧心忡忡地指出：“西北的确很危险。敌人来攻，一无所有；就不来攻，也可能酿成民变。”[2]431谢觉哉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分析影响、制约团结抗战的突出问题和一些不利因素，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的措施方法。
谢觉哉在兰州期间，贺耀祖、朱绍良先后担任甘肃省府主席。起初，贺耀祖因国共合作“未明朗化”，对两党合作采取谨慎敷衍态度，省党部人员是“未得(国民党)中央合作明令，不能具体进行工作”[5]10。1937年12月，朱绍良接任省主席，逐渐执行国民党一贯的限共、反共政策，对谢觉哉等人的态度极为冷淡，消极应对办事处与之接洽商谈合作事宜，并查禁进步书刊杂志，压制、破坏甘肃抗日救亡运动，导致甘肃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进步局面急剧恶化。谢觉哉到甘肃不久就一针见血指出，造成甘肃落后于全国抗战之局面，省府上层责无旁贷，“今日之患，不在敌强我弱，而在若干亡国观念尚泛滥于统治阶层中”。他还借用《大公报》社论——“不是下层掀不动，而是上层说不服”[1]160，直陈此间政治弊病。
1.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围绕“三民主义”宣传阐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鉴于甘肃省府内外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政策不置可否，甚至对共产党存有“恶意的估量”，谢觉哉在促成甘肃国共合作中，指出“三民主义”指导下的国民党没有实行“三民主义”，“最大的根源是没了解三民主义的统一战线性，常常把个别利益超过总的利益”，“把个人或派系的权位看得比国家还重”[4]285。谢觉哉多次著文称赞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孙中山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影响推动下，国内掀起的轰轰烈烈大革命，使社会取得巨大进步；同时分析总结了国共合作破裂、导致反帝反封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高于一切的今天”，要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团结是我之利，分裂是敌人之利”[4]283；呼吁完整理解“三民主义”理论，执行总理遗嘱，认为只有两党齐心合力，真正在“合”，真正在“作”，“才能搭救国家，一直走上民族独立自由的大路”[4]263-264，赢得抗战最后胜利。
2.清理腐败的政治，防止社会问题突增影响抗战大局。甘肃省府为抗日救国分销救国公债、开展征兵工作，因为贪污腐败以及措施不得法引发诸多社会问题：救国公债变成摊派，出现“有钱的不出钱，没有钱的出钱，按户摊派如同追逼”[1]228现象；征兵变成买兵，区、乡雇人来充数，区、乡长“从中大发其财，雇的人逃了须得补雇，补雇又要派钱”，到最后“逃的人不敢回家，出钱的人不能屡出，都有去为土匪的可能”[1]229，致使社会潜伏严重的危机。谢觉哉从历史上明末筹饷抽丁最终酿成农民起义导致灭亡的历史事实出发，呼吁甘肃地方当局汲取历史教训，“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因外患而引起内祸”[1]217-218。同时谢觉哉著文介绍山西、广西以及陕北征兵、民运的工作经验，指出抗战是光荣的事情，如果宣传组织工作到位，宣传得法，就会使征兵、民运等工作顺利进行，是不会成为社会问题的；反之则会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祸患无穷。为此，谢觉哉提出清理甘肃腐败政治必须“用快刀割去过去一切不良的办法”，“肃清障碍民众动作的贪污豪劣”[1]209。例如革新保甲制度，“保甲长应有民选”，“成立保甲代表会”，使保甲成为多数人的保甲，成为“广大人民支持自己政府的基础”[1]183-184，从而根除统治阶级下层基础——保甲——的弊端。
3.重视少数民族统战工作。西北是多民族聚居地区，谢觉哉非常关注且重视少数民族统战工作，他指出过去统治者错误的民族政策引起各民族之间有离心倾向、矛盾冲突不断，如今提倡民族平等，要号召动员少数民族群众起来参与抗日救亡，“把历史遗留(的)民族鸿沟，完全填塞”[3]205，团聚抗战力量。其中，谢觉哉对回族统战工作取得较大成效。“甘肃共有六百多万人口，回族占两百多万。兰州有十一万多人，回族占两万多”[2]405。谢觉哉通过回族党员吴鸿宾等调查了解甘肃、宁夏等地回族一些基本情况，初步拟订回族工作计划，还与回族上层人士马鸿图、马步青、马腾云、刘希古等会晤，宣传党的政治纲领、民族政策、国共合作抗日等，指导帮助成立回族教育促进会、伊斯兰学会等群众性组织，广泛动员和组织回族群众支持抗日斗争。
4.重视加强党与苏联的沟通联系。兰州是西北政治中心，地处国际交通要道，抗战时期苏联在此设立了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谢觉哉认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苏联是我们的朋友，要与苏联“合力共作”[3]170。他考虑到“兰八办”与苏联有关人员打交道、商议援华物资接收转运、延安来往苏联及中国新疆人员的接送等工作事宜，谢觉哉、彭加仑等致电中央，请求选派懂俄语者任代表，“此间代表是否改任能俄语者或和朱有关系者(或派一翻译)来”[2]425，为此中央选派精通俄语的伍修权接任“兰八办”处长。在谢觉哉、伍修权领导下，八路军办事处与苏联联络处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很好地发挥出“兰八办”中转站的作用。
(三)重视民众力量，着力培养民运人才，唤起民众，促成全民抗战
国家、民族危亡关头，处于相对落后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谢觉哉、彭加仑、伍修权等领导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践行党的统战政策，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谢觉哉建议贺耀祖积极开展民众运动。以贺耀祖为首的甘肃党政人员不信任民众的力量和作用，对共产党提出开展民运工作持畏惧和怀疑态度，认为抗战是军队和政府的事情，与老百姓没有关系，进而对民运采取了统制、压制、命令干涉。谢觉哉明确指出省党部妨碍民众运动的这些举措严重削弱抗战力量，“没有民众运动，不能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1]174；谢觉哉积极推广宣传共产党的经验，指出，共产党开展民运，其领导的区域，八路军所到的地方没有汉奸活动，人民群众与军队打成一片，可见“民众运动与汉奸活动为反比例的消长”[1]175，号召用民众运动的方法消灭汉奸。
在统战工作中，谢觉哉旗帜鲜明地坚持合作抗战原则，政治立场坚定，对破坏统战工作的不当言行敢于发声，进行斗争，捍卫抗日统一战线。谢觉哉日记记载：1937年8月18日，发现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甘肃青年》刊登文章中有“共匪”以及“视‘共匪’者如日本”等内容，当即致函贺耀祖，让其查核纠正，规劝其认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1]130。朱绍良任省主席时压制干扰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查禁进步书籍期刊，派特务分子暗中监视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活动，造谣中伤办事处。谢觉哉多次找朱绍良交涉，抗议其反动举措，直言这些“防共不抗日”的活动究其实质原因就是以防共为中心，语重心长指出“防共”观念不去掉，“不仅有害于抗战，即欲局部苟安亦没有可能”[1]258。
第三，制度自信是根本保障。根本保障在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制度实际运行合理与否，并不能简单地将“个体生活”的好坏作为评判标准。西方现代文明的一个根本性缺陷就是简单地将“社会制度”还原为“个体制度”，而彻底地遗忘了社会属性。当代中国是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共产党实现自己的执政理念与执政目标，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越来越复杂，肩负的繁重历史使命远超出现代西方选举类型政党。可以说，这个制度是对西方制度的超越。
正是在以谢觉哉为党代表的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及甘肃工委领导推动下，甘肃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如甘肃青年抗战团、妇女慰劳会、回民教育促进会、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等纷纷成立，尤其在妇女、少数民族统战问题上创造性开展工作，一定程度上促成甘肃抗日救亡运动取得显著成效，推进兰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逐渐唤起当地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民族意识，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的形势。
三、谢觉哉在兰州统战工作取得成效的基本经验
(一)在统战工作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在统战工作中，谢觉哉始终以抗日大局为重，彰显我党建立并维护统一战线的诚意。谢觉哉日记中有几处记载了当地有些武装力量的领导人找他，希望共产党帮忙组织抗日队伍。谢觉哉都拒绝了，指出目前抗战应服从政府，“全国军队应国防化，编制指挥须走向统一，八路军反对过去那些企图吞并小队伍或在地方拖队伍的军阀办法”[1]215，批评这些人“不去应征壮丁，又想自成一系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2]427。谢觉哉在指导甘肃青年抗战团(青抗)工作时，一再指示青抗目的“只在抗战、在救亡”，“抗战第一”，要“处处不离抗战才是”[1]210，告诫不要犯关门主义错误。
谢觉哉目睹甘肃“没有抗战气象”，痛惜“风涌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北做的很差”[4]301。为解决各方面团结合作，谢觉哉、彭加仑等制定“加紧推动上层，发动中层，深入下层”[2]413的统战措施，希望社会“各阶层各派系各集团将发出万道毫光而集中于一点——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4]304。
2.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党的政策引导、思想引领作用。谢觉哉坚持党的抗战救国的政治方向，非常重视利用舆论宣传的方式传达党的抗战主张，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结合当地的社会政治现实，在甘肃境内的《民国日报》《西北日报》《大众论坛》《西北青年》《妇女旬刊》《西北公园》《热血》等多种报纸刊物上发表了《所谓“政治背景”》《三民主义与反战纲领》《抗战到底与妇女解放》《“不良分子”的界说》《民众运动与汉奸活动》《一九三八年——中华民族复兴年》《苟安即自杀》等几十篇政论性文章，深入浅出、针砭时弊，动员广大群众认清时局，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从而发展、巩固了统一战线。
(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注重夯实统战基础
打铁还需自身硬。初期统战工作中，针对“下属工作建立不够，干部少，群众工作无人做，影响到工作的开展”[2]413的现状，也基于办事处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低、年纪轻革命经验不足，之前又长期在部队生活，对于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了解较为浅显，对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不熟悉的情况，谢觉哉非常重视党自身队伍建设。
华觉明:我在清华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就开始研究铸造史、冶金史,必然要接触传统工艺。比如说到侯马看铸造遗址,我看到那些泥范非常震惊。我想,侯马历史上铸造业非常发达,现在还有没有以铸造闻名的师傅?一打听,果然有,我就请他一起讨论。我问他,现在还是用泥范来铸造吗?师傅给了我肯定的答复。而且师傅还说了,他们使用的泥范不仅用当地的料,还要加上木炭粉,跟遗址中的泥范情况基本一样。通过这样的事例,我认为有必要调查传统工艺。当然,当时我主要想了解传统工艺对研究古代冶铸技术有哪些帮助,以便互相印证。
1.对甘肃新近发展的地下党员进行培训教育。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不断发展党的力量。考虑到“甘肃党员虽有百多人，大多数是新党员(占90%)，对党及政治的认识很差，在群众中的主动能力没有好大”[11]88，与伍修权等在办事处内部开设“党建训练班”，并亲自授课，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党的基本知识、政策纲领的培训，并且理论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讲解抗战政治形势下如何做好统战工作，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
2.加强办事处工作人员政治理论和政治纪律学习。谢觉哉亲自讲解党的统一战线相关政策，并结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向大家介绍与国民党进行统战工作时既要合作统一又要独立灵活，将斗争的原则性与策略活性紧密结合。同时加强政治纪律与作风建设，利用召开党支部会、座谈会等形式，及时批评纠正同志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所做的不利于团结的事情。谢觉哉一直强调统战工作无小事，严厉批评办事处工作人员对居住同一院子的邻居不愿意接近，甚至不来往的做法，指出“搞不好院邻关系，还能谈到搞好统一战线吗”[3]210。
(三)在革命实践中不断积累提升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
丰富的革命实践加强了党性锻炼，使谢觉哉养成极高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秀才出身的谢觉哉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不断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变革中国，并最终加入共产党，投身到救国救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洪流中。此外，谢觉哉长期从事革命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勤于读书思考，在中央苏区曾任毛泽东的秘书。临危受命来兰州开展统战工作，他依然勤学不倦，笔耕不辍，从其日记中的记载不难发现其繁忙的公务之余，始终坚持读书学习，当然最多的还是对党的政治决议及报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的讲话、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等进行学习。
大革命时期的统战工作使谢觉哉积累了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谢觉哉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执行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受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指派去做湘军师长贺耀祖工作，争取其拥护北伐，支持国民革命。1926年8月，贺耀祖率部归附国民革命军。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湖南军阀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身处长沙的谢觉哉经历这场灾难之后更加意识到革命事业要坚持党的领导，在统一战线中一定要坚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由此可见，历经艰难革命实践，谢觉哉具备了丰富革命斗争经验和超高的理论水平，出色完成了党的统战任务。
我们先将矩形ABCD剪拼为边长分别为a″、b″的矩形A″B″C″D″，其中此处可参照文[1]中的方法；再对矩形A″B″C″D″执行(ⅰ)中的操作.
总之，谢觉哉到兰州后坚持抗日救国大局，迎难而上，以“我们不怕困难，不忽视困难，但决不应见困难而退却”[1]203的态度，团结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以“集中力量争取抗战的准备，多做一点，早做一天，于抗战胜利都会有决定意义”[3]207的作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从兰州及甘肃的实际情况出发，着力解决制约统战工作的难题，领导开展党在兰州的抗日统战工作，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其历史功绩、基本经验及诚恳待人、勇于担当的政治品质，值得我们铭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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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共兰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抗战时期党在兰州的革命斗争(下册)[M].兰州，1985.
[收稿日期]2019-02-2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新时代甘肃革命文化传承和弘扬研究”(YB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杨惠娟(1979—)，女，回族，河南许昌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研究。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19)02-0035-06
[责任编辑：栗晖]
标签：甘肃论文; 兰州论文; 民运论文; 战线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甘肃理论学刊》2019年第2期论文; 2018年度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新时代甘肃革命文化传承和弘扬研究”(YB014)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