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细绎南宋及元明清学人对吕祖谦学术地位的叙述，可以发现其呈现出“升—降—升”演变的趋势。而造成此现象的内在理路则是学统与道统这两大学术理路的角逐。吕祖谦得“中原文献之传”的学统，使得其在同时代人眼中是主盟斯文的领袖人物。朱子所建构的具有巨大排他性的道统论有力地冲击了学统，使得元明时期吕祖谦的学术地位被贬抑为附庸于朱熹。明清之际，学者们对道统论的反思，使儒学复归于学统，吕祖谦的学术地位亦得以还原。
关键词学统 道统 内在理路 吕祖谦
吕祖谦、张栻、朱熹被后世尊称为东南三贤。但是在后世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叙述中，吕祖谦和张栻学术地位都不及朱熹。尤其是吕祖谦，其学术地位呈现出“升—降—升”的演变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美国汉学家田浩、日本学者牛尾弘孝、森宏之及大陆学者杜海军、汤元宋等人均做过富有启发意义的探讨。
田浩认为“吕祖谦在他所处的时代无愧于道学领袖之称，但吕祖谦殁后，学术地位之遮蔽与朱熹对其批评似乎有关联”①。牛尾弘孝、森宏之亦留意到《朱子语类》卷122 有意将吕祖谦、吕祖俭兄弟及其讲友作为一学术共同体来加以批判。②杜海军亦认为：“吕祖谦在南宋学术地位很高，是开风气者，但是，后人出于门户私见，贬抑异己，抬高自己的目的，在吕祖谦死后，包括朱熹这样的好友在内，就开始对吕祖谦恶意批评，便直接导致了人们对吕祖谦学术地位的贬低。”③汤元宋则指出当代中国哲学史对吕祖谦的描述，在以《朱子语类》卷122 为代表的朱子学的立场影响下，反而以“兼收并蓄”为名，强化了吕祖谦的“博杂”形象。④如侯外庐在《宋明理学史》中认为吕祖谦兼收并蓄程朱一系的天理观和陆九渊的心学。⑤冯达文、郭齐勇亦认为吕祖谦“在朱陆关系上，主要表现出一种兼容并蓄的取向，在以理为本上却更靠近朱熹，在心的问题上，吕祖谦马上又表现出靠近陆九渊的一面。”⑥以上学者的探讨，都将原因归之于门户之争，让我们不得不思考，难道仅仅是出于门户之争造成了吕祖谦学术地位的贬抑？
我们认为，门户之争只是表层原因，而其内在理路则是学统与道统这两大重建儒学学术理路的角逐。此角逐有两个方面的表现：其一是宋元以来以朱熹道统论为中心的学术范式的建构以及明清学者对这种建构的反思；其二则与吕祖谦自身的学术形态及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有关。吕祖谦的学术形态并不“博杂”，反而自成一统。虽然朱子及朱子后学对吕祖谦的贬抑直接造成了其学术地位的下降，但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朱吕二人学术形态的差异。吕祖谦的学术形态并不如朱熹那样以《四书》学为依据构建道统论，而是回到《五经》本身，将经史结合，探索和建构了一条以学统为中心的儒学之路。吕祖谦与朱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并没有像朱熹那样直接回向三代，忽略汉唐。恰恰相反，“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的吕祖谦既继承了汉唐儒学所开拓出来的诸多面向又对宋代儒学的发展有着全面思考。缘此，到了明清，全祖望、四库馆臣等学者才能站在儒学学统的视野中重新审视吕祖谦，还原了其应有的学术地位。
一、“升—降—升”：吕祖谦学术地位之演变
学术界对吕祖谦学术地位的叙述，经历了升—降—升的演变过程。朱、吕二人在同时代人眼中皆为“学者之宗师”，而元明学者的建构中，吕祖谦的学术地位贬抑成“附庸于朱子”。到清代，全祖望、四库馆臣才恢复了吕祖谦“理学大师”的学术地位。
与朱熹和吕祖谦同时代的学人中，大都认为朱熹、吕祖谦是一世学者之宗师。如陈亮曾对朱熹、张栻、吕祖谦三人在当时学术上的地位有一个整体的评价：“乾道年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鼎立为一世学者宗师。”⑦楼钥亦说“乾道、淳熙年间，儒风日盛。晦庵朱公在闽，南轩张公在楚，而东莱吕公讲道婺女。是时以学问著述为人师表者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⑧叶适也说：“吕祖谦与张栻、朱熹同时，学者宗之。”⑨诗人辛弃疾亦言“厥今上承伊、洛，远接洙泗，朱、张、东莱屹鼎立于一世，学者有宗，圣传不坠”⑩。周密也云：“伊洛之学行于世，至乾道、淳熙年间盛矣，其能发明先贤旨意，溯流徂源，论著讲解卓然自为一家者，惟广汉张氏敬夫，东莱吕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
虽然朱、张、吕三人在同时代人眼中是学者之宗师，但朱子的学术影响力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远不及吕祖谦。作为簪缨世家子弟，吕祖谦在二十七岁时既中了进士又中了博学宏词科。正如其受封制词所言：“唐之科目虽多而轻，故有食饵小鱼之讥。然连中者亦寡矣，此青铜钱所繇取誉于当世也”。因此宰相周必大在评价吕祖谦学术时说：“伯恭河岳之英，公卿之裔。躬蹈五常，心潜六艺。学富而醇，文敏而丽。通今不流，博古不泥。高明之识，力去其弊。卓绝之行，亦矜其细。他人有一，自足名世。惟君兼之，夫孰能俪。”陆九龄、陆九渊兄弟说吕祖谦“聪明笃厚，人人自以为不及，乐教导人，乐成人之美，近世鲜见。”杨万里亦评价吕祖谦：“穷经讲道，不但文字闯孟之户，得程之髓，鼓箧抠衣，至者千里，沾丐绪余，亦名佳士。”
吕祖谦在世时，朱子对吕祖谦的学术也是颇为瞻仰的。其在《答吕伯恭》的信中说：“三山之别，阔焉累年，跧伏穷山，不复得通左右之问。而亲友自北来者，无人不能道盛德，足以瞻仰也”。但朱子对吕祖谦注重史学和重视文辞颇有微词。他说：“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学，抬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伯恭更不教人读《论语》”。指责伯恭重史是事实，但说伯恭不教人读《论语》却是子虚乌有。因为在今存的《丽泽论说集录》中有门人集录论语说六十八条。朱子批评吕祖谦《东莱博议》伤于巧：“向见所与书生论左氏之书，极为详博，然遣词命意，亦颇伤巧。”朱子还向张南轩抱怨吕祖谦之学“博杂”：“伯恭只向博杂处用功，缺于要约处，不曾仔细研究，病痛颇多。不知近日复何如？大抵博杂极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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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去世后，朱子对吕祖谦的批评集中体现在《朱子语类》卷22 中。虽然汤元宋通过对比黎靖德版本的《朱子语类》与其底本黄士毅本《朱子语类》，发现黎靖德有意编辑朱熹日常讲学之零星语录，在卷22 对吕祖谦的学问做一系统的批判，但也不可否认朱子曾经确实批评过吕祖谦。如朱子将浙东王霸功利之学的源头追溯到吕祖谦，他说：“婺州自伯恭死后，百怪都出。至如子约，别说一般差异底话，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商见识，令人骇叹！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带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身后为后生辈糊涂说出一般恶口小家议论，贱王尊霸，谋利计功，更不可听。”甚至朱子认为吕氏家族自吕希哲开始都沾染了异端佛学，因此有把吕祖谦视为异端的倾向，他说“伯恭亦尝看藏经来，然甚深，不见于语言文字间。有些伯恭却忍不住放得出来。”
朱子本人对吕祖谦的批评亦影响到朱子后学对吕祖谦学术的认识。朱、吕之间原本平等的学术地位，在朱熹弟子陈淳那里就变成了吕祖谦了解朱熹之学后“尽弃其学而学焉”，在李心传那里东莱之学便有博杂之弊：“东莱之学甚正，而优柔细察之中，似有和光同尘之弊”。
尽管宋末元初学者黄震认为“东莱先生以理学，与朱张鼎立为世师”，并指出吕祖谦、朱熹、陆九渊三人之间平等的学术关系：“然尝观之，晦翁与先生（吕祖谦）同心者，先生辩诘之不少恕；象山与晦翁异论者，先生容下之不少忤。”但元代朱子后学依然认为朱熹是一代宗师、第一大儒。如陈栎说：“乾淳诸儒，朱子第一人，次则南轩、又次则东莱。……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南轩固不杂，东莱远不及矣。……南轩有寿，稍可以及文公；东莱有寿，恐终未能及文公也。”梁寅亦说：“东莱吕氏、南轩张氏亦皆有志于道，而天不假年，独朱子年弥高而德弥劭，是以挺然为一代之宗师。”可见，在朱子后学心中朱熹已然成为乾道、淳熙年间第一大儒，堪为一代宗师，吕祖谦和张栻则皆因天不假年而导致学术造诣不深。
当然，元代也有学者给予吕祖谦客观的评价。如彭飞认为：“自性理之说兴，世之学者歧道学、政事为两途，孰知程朱所以上接孔孟者，岂皆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紫阳夫子浙学功利之论，其意盖有所指。永嘉诸君子未免致疵议焉。东莱先生以中原文献之旧，岿然为渡江后大宗。紫阳倡道东南，先生实羽翼之。故凡性命道德之源，讲之已冾，而先生尤潜心于史学，似欲合永嘉、紫阳而一之也。”他认为吕祖谦“以中原文献之旧，岿然为渡江后大宗”，充分肯定吕祖谦在道学和政治两方面的功绩，但此种纠偏还是无力扭转高扬朱熹贬抑吕祖谦的学术史现象。
到了明代，朱子后学将朱熹与圣人孔子相提并论。如杨廉认为朱熹的集大成在于能将“象山之尊德性，南轩之辨义利，东莱之矫气质固有以兼之，……谓之集周张邵之大成，殆非过也，盖吾朱子自孔子以来一人而已。”戴铣亦说：“三代而上，圣人叠出，至孔子删述《六经》遗言绪论，而后斯道大行于世。三代而下，儒贤叠出，至文公朱熹注释群经，而后孔子之道既明。孔子大圣，朱子大贤，道德事功，不甚相远。”
惟宋濂于百载后，引吕祖谦为知音，撰《思媺人辞》。辞云：“吾乡吕成公实接中原文献之传，公殁始余百年而其学殆绝，濂窃病之然，公之所学弗畔于孔子之道者也，欲学孔子当必自公始，此生乎公之乡者，所宜深省也，嗟夫！公骨虽朽，公所著之书犹存古之君子有旷百世而相感者，况与公相去又如此之甚近乎，闻而知之盖必有其人矣，托物引类作思媺人辞。”宋濂对吕祖谦所继承的周孔之道予以充分肯定，而且认为“欲学孔子当必自公始”，吕祖谦所作之书犹存“古之君子之长风。”但此观点并没有引起当时学者的重视。
直到清代，全祖望在编《宋元学案》时，加编了《东莱学案》，还原了吕祖谦在道学中的学术地位。其在《宋元学案·东莱学案》中言：“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惜其早卒，晦翁遂日与人苦争，并诋及婺学。而《宋史》之陋，遂抑之于《儒林》。然后世之君子终不以为然也。”全祖望反对《宋史》将吕祖谦归入《儒林传》的同时，也对朱熹门人陈淳贬抑吕祖谦的言论给予批评：“朱、张、吕三贤，同德同业，未易轩轾。张、吕早卒，未见其止，故集大成者归朱耳。而北溪辈必欲张由朱而一变，吕则更由张以达朱而尚不逮张，何尊其师之过耶？”此外，全祖望还首次把吕祖谦、朱熹、陆九渊三家的学问并列，他说：“朱熹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路径虽别，要其归宿则一也。”指出了吕学与朱学最终归宿都是孔孟圣贤之大道。无怪乎今人王宇言：“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的主要贡献在于恢复了吕祖谦作为浙学先驱者的本来面目，又恢复了吕祖谦作为与朱熹、张栻并列的“东南三先生”之一的理学大师的地位。”
杨翼骧、孙香兰：《清代史部序跋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
由上可知，吕祖谦的学术地位在宋元明时期经历了“升—降—升”的演变过程。但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追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变化？除了学界认为的门户之争外，有没有更深刻内在理路？我们发现，其深刻的原因在于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演进经历了从学统到道统然后又复归于学统的历程。
二、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探析
在义理方面，吕祖谦主张尊德性和道问学皆不可偏废。其说：“论学之难，高者其病堕于玄虚，平者其末流于章句。二者之失，高者便入于异端，平者浸失其传，犹为惇训诂、勤行义。轻重不同，然要皆是偏。”吕祖谦对朱陆二人各自的长处和短处都有清醒的认识，他言“每思学者所以徇于偏见，安于小成，皆是用功有不实，若实用功，则动静语默日用间自有去不得处。必悚然不敢安也”。在《与刑邦用》中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了陆子静的缺点：“讲贯通译，乃百代为学通法，学者缘此支离，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见此而欲尽废之，正是因噎废食。”同时在与《与朱侍讲》亦指出：“大抵子静病在看人而不看理，只如吾丈，所学十分是当，无可议者，所议者只是工夫未到耳。在吾丈分上却是急先务，岂可见人工夫未到，遂并与此理而疑之乎。”同时，又在与周必大的信中又指出“元晦为人不耐，前此屡尝箴切之。”在吕祖谦的箴切和感染下，朱陆双方都意识到了自身的偏颇。陆九渊《年谱》记载：“闻朱元晦《喜晴诗》云：‘川源红绿一时新，暮雨朝晴更可人。书册埋头何日了，不如抛却去寻春。’先生闻之，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觉矣，是可喜也。’”吕祖谦在《与朱侍讲》中云：“抚州士人陆九龄子寿，笃实孝友，兄弟皆有立，旧所学稍偏，近过此相聚累日，亦甚有问道四方之意。”朱陆双方都认识到了道问学与尊德性两者皆不可偏废。因此，余英时所说的清代学术的转型是由尊德性转向道问学这一内在理路便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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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学统到道统：宋元时期儒学的演进
众所周知，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转型期，一方面是人文精神的进一步觉醒，另一方面是理学文化的鼎盛。而理学文化鼎盛，学界大多认为是宋初三先生开其流，北宋五子扬其波，朱子融汇成大海的结果。但这种学术史的建构，实则是将儒学置于理学框架思考下的产物。换而言之，是将宋代儒学约归为理学，用部分取代整体的偏见。儒学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它有着自身的学术脉络和学术传统。五经作为汉代所确立的儒学经典体系，是儒者们孜孜以求的圣典。以五经为代表的经典体系经过汉唐儒者的诠释，业已形成了一种一以贯之的传统。这个学术传统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多维的系统，它包含道德、文章、事功三个层面，而这三个层面又可以分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方面。我们把儒学的这个学术传统称之为“儒学学统”。吕祖谦“以中原文献之旧，岿然为渡江后大宗”中的“中原文献之传”，指的就是其所继承的儒学学统。而这个学统，在宋代尤其是在朱熹所构建的道统论之前，可以说是儒学之正统。
吕祖谦正因为得儒学学统之正，方在同时代人眼中为“一世学者之宗师”。绍兴十五年（1145年），吕祖谦叔父吕大伦为武义县丞，尝筑豹隐堂于厅西，汪应辰为之记云：“惟吕氏之学，远有端绪，粹然一出于正，为世师表者相继也”，汪氏认为吕氏家学“粹然一出于正”。朱子亦在《祭吕伯恭著作文》中承认吕祖谦的学问渊源有自，曰：“矧涵儒于先训，绍文献于厥家。”吕祖谦弟子巩丰在给吕祖谦写的祭文中也有：“文献绍家学，刻意稽虞唐”的赞誉。朱子后学真德秀在对袁燮的评价也云“东莱吕成公，接中原文献之正传，公从之游，所得益富”。岳飞之孙岳珂在看完吕本中《瞻仰收召二帖》后亦感慨道：“中原文献之传如吕氏一门，道徳文章世载厥媺，固难乎？……其正人心，扶世教，功不浅矣，所谓负荷复何议哉。”可见，在南渡宋人的心中，由北宋南迁的名门望族吕氏家族传承了中原正统儒学。此亦是吕祖谦在同时代人眼中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力要高于朱熹的根本原因。
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学学统在宋代遭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道统论的冲击。为了与佛道相抗衡，韩愈首倡道统论，到宋初儒家学者也倡导不同的道统谱系，道统问题成了宋代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如苏轼认为其师欧阳修是道统的承继者。其言“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余年又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而张栻则将周敦颐推举为接续道统之人。其在《道州重建濂溪祠堂记》一文中言：“宋有天下，明圣相继，承平日久，元气胥会，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工巨儒，磊落相望。于是时，濂溪先生实出于舂陵焉。……世之学者考论师友渊源，以孔孟之遗意复明于千载之下，实自先生发其端。”
但从韩愈到张栻，他们的道统谱系都没有与相应的经典体系结合起来，因而其道统论的学理理据不足。只有朱熹将其道统谱系与《四书》的诠释和建构统一起来。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首次提出“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在《语孟精义序》中强调《论语》和《孟子》在道统中的重要地位时言：“明圣传之统，成众说之长，折流俗之谬，则窃意妄意其庶几焉。”同时，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也对《大学》在道统谱系上的地位做了特别强调。言：“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后世。……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独曾子之传得其宗”。特别是通过《伊洛渊源录》的编撰，朱子成功建构了他的道统说，确立了自己在儒家道统传承中的正统地位。他声称尧授“允执其中”于舜，舜授“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厥执中”于禹，成、汤、文、武相承到孔子，孔子以下经颜子、曾子到子思，再由子思到孟子，再到二程。
尤其是元皇庆二年（1313年）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被确立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指定书目，朱熹的道统地位进一步巩固。至此，朱子通过新的经典体系的建构、《伊洛渊源录》的编撰以及官方的认可，有理有据地完成了道统论的建构。此种无视儒学发展的内在真实，而以政治因素或者某个权威的道统论观点来建构的儒学形态，具有非常强的排他性。正如朱汉民所言“道统论的排他性很强，一旦执着于某一学者或学派的道统论立场编撰学术史，就难以写出完整、准确、全面的学术史著作，难免形成一些片面见解和学术偏见”。吕祖谦学术地位在元明时期被贬抑为朱子之附庸，便是以道统论为中心的儒学学术史的建构的必然结果。宋元时期朱子后学将吕祖谦贬抑为朱子三传弟子，从表面上看是为了抬高朱子的地位，实际上则标志着儒学的演进由学统向道统转变的完成。
（二）由道统到学统：明清儒学的转型
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朱熹集大成的学术地位进一步强化，由明成祖作序的《四书五经大全》颁行天下，定为科举取士之书。朱子学虽借助官方的推动风行天下，但经过元明两代，朱子学思想日益僵化。元代学者郝经曾对朱子道学进行反思。其在《与北平王子正论道学书》中言：“故儒家之名立，其祸学者犹未甚，道学之名立，祸天下后世深矣。岂伊洛诸先生之罪哉？伪妄小人私立名字之罪也。其学始盛，祸宋氏者百有余年。今其书至江汉至中国，学者往往以道学自名，异日祸天下，必有甚于宋氏者。”
明清之际，思想的整体走向是反省宋明理学，这已为学界所公认。但对此如何评判则意见不一。大体上讲主要有三种意见：或谓之传统思想的批判总结；或称之早期启蒙；或以为是宋明理学的某种延续。我们认为，明清之际儒学的转型中既有批判总结又有延续。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明清学者对朱熹道统论的反思，使得儒学的演进从道统回归到学统。
与宋元明理学家空谈义理、以经统史的学术观点不同，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批判宋明理学空谈性命，脱离实际的空疏学风，重新阐释了儒学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他们把对理学的反思和总结明亡的教训结合起来，提倡尊经重史，主张经史经世。如黄宗羲曾曰：“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不观，但从事于游谈。”顾炎武强调经学即理学，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方以智晚年也曰：“夫子之教，始于诗书，终于礼乐……太枯不能，太烂不切。使人虚标高玄，岂若大泯于薪火。故曰‘藏理学于经学’。”这表明，清代学问有一个转向，它由道学转向了经学，而这一转向的内在理路并不如余英时所说由“尊德性”转入“道问学”，而是由朱子建构的“道统”转向了吕祖谦所继承的儒学“学统”。
黄宗羲虽然认识到了朱子学的弊端，但他在编《宋元学案》时，依然落入了以朱陆为主脑，以其他人为附庸的窠臼。于是其所编的《宋元学案》中关于吕祖谦的案语只有两条。无怪乎阮元说：“终明之世，学案百出，而经训家法，寂然无闻。”直到全祖望编《宋元学案》时，才开始反思以朱子为中心的道统论叙述模式，还原了历史的面貌。全祖望加编了《东莱学案》，将吕祖谦的学术与朱陆并列。学界尚未引起足够注意的是，全祖望在《宋元儒学案序录》中多次使用“学统”而不是“道统”来划分诸儒。如“庆历以后，尚有诸魁儒焉，于学统未豫，而未尝不于学术有功者，范蜀公、吕申公、韩持国，一辈也”、“关洛陷于完颜，百年不闻学统”。可见，其编学案依据的是学统而非道统。李圣华曾指出全祖望之所以加编《东莱学案》的原因有二：“一是考据学大盛使然；二是浙东史学复兴使然。”这种说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其尚未站在全祖望以“学统”为原则编撰《宋元学案》基础上来考量这一学术问题。
考据学虽然是清代学术的主流，但它并不足以概括清代学术之全貌，清代学术还有经世致用的史学。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清代儒学的转向定义为“纵向的儒家智识主义与反智识主义的冲突与更替，横向的知识与道德之间的紧张与平衡的汉宋之争”。而应该定义为儒学演进过程中，学统与道统的角逐。它恰恰不是汉宋之争，而是汉宋兼采。正如清儒丁晏所说“汉儒正其诂，诂正而义以显；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诂以精，二者不可偏废”。清儒所作的考据工夫并不是为了考据而考据，而是想在考据的基础上使得其义理的阐发更具有说服力。正如戴震所言：“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清儒的最终目的，还是企图通过文字的疏解、专研，以发扬儒家之道。只是他们在浩瀚的书籍中做考据工夫时已经忘了阐发“义理”以经世致用的初衷，而埋守于“考据”的庞杂过程。
陈澧清醒地认识到“汉儒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义理和考据并不是绝对排斥的，它们都是儒学学统的应有之义。除此之外，清儒还认识到辞章和经济之学也是儒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曾国藩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中所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艺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代掌故是也。”通观整个儒学，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所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是孔门一以贯之的学术传统。这个学术传统在吕祖谦学术形态中得到较好的体现。
吕祖谦的学术地位在清代之所以受到重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继承了孔子以来的学术传统。这一学术传统既着眼于《五经》本身，又结合了时代新的需求。吕祖谦比朱子更重视对《五经》的研读，他并未像朱子那样寻找新的经典体系来构建其道统论，而是从经典本身出发，尊经崇古、经史结合，以学统为骨骼，重建了一条儒学复兴的“经学”之路。《吕氏家塾读诗记》《东莱书说两种》《少仪外传》《古周易》《春秋集解》是其五经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吕祖谦以儒学学统所构建的学术体系中蕴涵了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四个面向。此可在其弟子丁少瞻为其所写的祭文中窥见一二：“盛哉先生！出乎斯世。皇帝王霸之道，无所不明其旨；隐显小大之书，无所不揽其粹。以是为天下之师，总学者之会。英伟奇杰之士，则与论明统而正极；笃厚谨信之士，则与论正心而诚意；好古慕远之士，则与论制度纪纲；尚文茹华之士，则与论言语文字。以致隐逸之徒，进取之辈，莫不因其质以指其归，勉其修以成其志。”
现代学者余英时指出，以往的宋明理学研究是经过了两度“抽离”的结果：“把道学从儒学中抽离出来，将道体从道学中抽离出来，经过这两次‘抽离’，理学被处理为不在历史时空之内的种种形而上学问题。”朱子重建的道统之学即道学并不等于儒学之全体，它只是从儒学中抽离出来的一部分而已。这种以道统论为中心的形而上的理学并不能反映儒学发展的真实面貌。吴震在此基础上提出要重写宋明理学史。他说“今天我们之所以要重写宋明理学史，目的之一就在于打破此前的作为学术史概念的‘理学’框架，把‘理学’重新置入宋明儒学的思想世界，而不是反过来将儒学纳入‘理学’的框架。”这启迪我们思考，既然以道统论为中心的道学不能反映宋明儒学的思想世界，那么在朱子建构道统论之前，儒学本身有没有其内在的学术传统，即学统。如果有，那么从儒学发展的大视域出发，儒学的学统与朱子的道统之间的张力是如何体现的？
接着带你到户外转一转。春节期间，冰面上可真是热闹：有滑冰的、打冰球的，有抽冰尜（）的，还有的滑冰滑梯的……我最喜欢的项目是抽冰尜。北方的抽冰尜类似于南方的抽陀螺，在一片平整的冰面上，首先用鞭子将冰尜缠好，然后用力一拉、一松，冰尜便迅速地转起来，然后用鞭子不停地抽打，冰尜就会越转越快！
王应麟:《困学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52、60页。
1.2.2.1 社会隔离 采用Hawthorne开发的一个维度的量表[5]，采用五个Likert等级(1分代表从不这样，5分代表几乎总这样)作为评判尺度。量表包括6个测量条目。分数越高代表社会隔离越严重。本次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610。
理学家都重道轻文，张栻认为“文质偏胜，则事理不得其中”，朱子认为“文从道中流出”，而吕祖谦则认为“词章古人所不废”。吕祖谦不仅不反对文辞，还认为科举无害于道。其编选《古文关键》，将为文之关戾开示给学者，作雄辩雅健，姿态万千的《东莱博议》下水文来教授举子业。甚至，还教其内弟曾德宽读韩、柳、欧、苏文章来养根本。其云：“小三弟欲习宏词，此亦无害。今去试尚远，且读秦汉、韩、柳、欧、曾文字，四六且看欧、王、东坡三集，以养根本”。吕祖谦的文学成就也较高。《宋史》用“特典美”形容吕祖谦的文学。明人赵鹤辑《金华文统》亦赞其“内有所主，出之以理，辅之以学，故为文揄扬反复，详核辩博而有以明其志。至于姿态变化，驰骋上下，渺乎不见其发端，止极其法，密其气昌，足以追轶两汉而上。”清代王崇炳亦称其文“波流云涌，珠辉玉洁，为一时著作之冠。”
正如日本学者小岛毅所说“修己治人”（自己修养与他者教化）及作为其方法途径的礼学的重视，是宋明清思想一以贯之的，因此清儒所谓“宋学”只是朱子学、阳明学的“心性论”部分，正是这一意义上的“宋学”才与“汉学”对立，而“实学”才是宋明理学的连续性所在。那实学在宋代的内涵是什么？经姜广辉先生考证，实学的内涵在宋代尤其是在胡瑗那里不外乎“通经、修德、用世三项”。吕祖谦也十分重视实学，移俗美政、经世致用是其实学的主要内涵。其言：“讲实学者多，则在下移俗，在上美政，随穷达皆有益，政当同致力也。”吕祖谦将为学经世的实学理论阐述得十分清楚，他说：“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弗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耶？”同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他人所提出的纯儒观念之谬。他说：“儒者当通世务。只缘近来儒者要通世务，又却不能为纯儒。此说亦甚深长。千五百年无孔子，尽因通变老悠游。”在他看来：“天下只有两件事，君子振民育德。先育德后振民，先修己后治人。此通内外之道。”甚至，吕祖谦还提出“经史经世”的观念。他说：“看《诗》即是史，史乃是实事。如《诗》甚是有精神，抑扬高下，吟咏讽道，当时事情可想而知。”不仅开了后世“六经皆史”的先声，也开了经史经世的先河。
由上可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者构成了吕祖谦回到五经本身、以学统为依据的新儒学建构，这种建构不仅反映了儒学发展的内在真实，也深刻影响了明清学者对道统论的反思。四库馆臣在《四库提要》中对吕祖谦义理、辞章、考据的肯定以及吕祖谦“学贵有用”的经史经世的实学观念抉发标志着儒学演进过程中，朱子道统已被吕祖谦为代表的学统所取代。清代学者对五经以及考据学和经史之学的重视，都可以在吕祖谦的学术体系中找到其内在的脉络。因此我们认为，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演进虽有外在原因，但儒学内部对道统的反思，以及站在儒学演进的视域下，重归学统才是其内在理路。
三、结语
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升—降—升”的演变，可折射出宋元明儒学的演进有一个从学统到道统最后复归学统的过程。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吕祖谦所得“中原文献之传”即为儒学之学统，这个学统植根于五经本身，它包含了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方面。这是陆九渊认为吕祖谦“主盟斯文”以及同时代人认为吕祖谦学术影响力远超过朱熹的根本原因。而朱子则通过对《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诠释，重建了新的“四书”经典体系，建构了以“道统论”为核心的道学。尤其是后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得到了官方认可，成为科举取士的重要教材，朱子的道统论便风行天下。元明时期，朱子后学将吕祖谦贬抑为朱子的附庸，便标志着儒学的演进由学统向道统转变的完成。
明清之际，儒学思想的总体走向是反省宋明理学。如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等人都对朱熹以道统论为核心的形上学的空疏有所反省，认识到五经作为原典的重要性以及儒学的经世致用的功能。因此全祖望、四库馆臣等人站在儒学发展的全局视域中，还原了吕祖谦的学术地位。因而吕祖谦在清代学术地位的上升，并不是单单由于其对考据学和史学的重视，而是清代学者在总结和反思前人学术时，发现吕祖谦得“中原文献之传”所代表的儒学学统才是儒学内部进一步更新和发展的内在动力。简而言之，儒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而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趋势背后，实则反映了宋明清时期儒学演进中学统与道统的角逐。在这场角逐中，朱子的道统论缘其空疏和缺乏原典依据，最终被吕祖谦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学统论所取代。
（本文系浙学论坛2019“青年学者浙学研究优秀论文奖”获奖论文，本次论坛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师范大学主办。）
注释：
①[美]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29页。
②[日]牛尾弘孝、森宏之:《〈朱子语类〉卷122 吕祖谦译注》，《东洋古典学研究》2014年第5期。
③杜海军:《论吕祖谦研究中的偏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④汤元宋:《论吕祖谦的天道观》，《浙江学刊》2016年第1期。
⑤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
⑥冯达文、郭齐勇:《新编中国哲学史》（下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⑦陈亮:《陈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22页。
多年来，成都妇联女性就业服务中心作为泓福泰的人才培训基地和输送基地，负责对“泓福泰”的从业人员进行职业道德、职业礼仪、职业技能的培训和考核颁证以及提升培训工作，确保从业人员安全可靠，专业过硬，从源头上保证了泓福泰员工的专业素质。打造月嫂服务、育婴服务、家政服务、养老护理一站式服务是泓福泰的服务理念也是他们一直坚持做的事情。
⑧楼钥:《楼钥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版，第970页。
⑨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97 版，第695页。
⑩吕祖谦:《吕祖谦全集·东莱吕太史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63、169、811、792、416、500、417、447、416、444、410、729、435、502、984、382、725、727、729页。
周密:《齐东野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2页。
另外，阳泉市大部分地表水污染相当严重，如桃河、温河水，水质类别为Ⅴ类，乃至劣Ⅴ类水，加之河流底泥污染严重，污染的河水通过以上废弃污染井的入渗污染下部地下水。
吕祖谦：《吕祖谦全集·东莱吕太史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31页。
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1页。
蔡方鹿、王雯雯:《杨万里道统思想探讨》，《湖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顾宏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975、1996、2041页。
朱熹:《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1310、1549、4083、3631页。
摘自《中古中国思想与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之《语类编纂与“朱子诋吕”公案——以〈朱子语类〉卷122 为中心的再考察》，第269页。
急性扁桃体炎主要由致病菌感染导致的，以扁桃体局部明显症状为主，可伴有全身症状的一种疾病。局部症状常见咽痛、呼吸困难、扁桃体肿大甚至化脓。全身症状可见畏寒、高热等。急性扁桃体炎属中医“烂乳蛾”、“蛾喉风”等。临床治疗常用耳尖放血，虽具效果，但增加患者疼痛，操作繁琐，且即时止痛效果不明显。笔者在2016年3月～2017年2月期间，同耳鼻咽喉科合作，采用透刺阙上、阙中穴治疗本病，为获得一种对急性扁桃体炎能够即时止痛的疗法，特与耳尖放血组进行对照，报告如下。
陈淳:《北溪大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62页。
吕祖谦认为考据训诂是其学问由博反约的根基。其言：“考治训诂，极意翻阅，至五十以后乃稍趋约，庶几不至躐等”，“诸生训释，自有先后得失之异。及汉儒训诂不可轻，此真至论”。而且他还批评忽传注而求新的学者。其言“学者多举伊川语云汉儒泥传注。伊川亦未尝令学者废传注，近时多忽传注而求新说，此极害事”。其编的《吕氏家塾读诗记》流传盛广，是宋代诗经学史上重要的著作。当朱熹质问吕祖谦为何尊《诗序》时，吕祖谦言：“《诗说》止为诸弟辈看，编得训诂甚详，其它多以《集传》为据，只是写出诸家姓名，令后生知出处。唯太不信《小序》一说，终思量未通也。”从吕祖谦尊序和以《集传》为据，亦能反映出吕祖谦对汉唐训诂学的重视。
宇野哲人:《中国近世儒学史》，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年版，第207页。
从自己实习的会计电算化专业选择16级、17级两个班进行一个学期的教学，学生基础知识较差，实践动手能力较强，活泼、好动，适用于该教学法。两个班的具体情况见表1。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页。
梁寅:《策要》，嘉庆宛委别藏本。
角膜病是当今眼科三大致盲原因之一，目前我国因角膜病所致单眼和双眼角膜盲患者约有400～500万，其中约80%可以通过角膜移植手术脱盲［1］。近年来，随着医学科学及眼科显微手术的发展，手术成功率明显提高，但排斥反应仍是造成移植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所以角膜移植术后需长期使用局部免疫抑制剂和/或皮质类固醇激素，对于高危移植的患者还需联合应用全身免疫抑制剂。由于这些药物要严格按医嘱应用，不可随意加减，更不能随意停药，以防激素反跳等不良反应。因此患者出院后用药依从性对于角膜移植手术的成功与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本研究对可能影响角膜移植术后患者用药依从性的因素进行了相关调查，现报道如下。
杨廉:《杨文恪公文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衢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南孔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徐永明：《宋濂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在网络高度发达的社会，利用网络可以找到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实习证明”也不除外。在网络上，不少QQ群在从事实习证明生意。有一个“大学生实习证明群”声称“专门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加盖实习公章服务”，并宣称“一次性解决全部问题”、“正规有效”、“安全无风险”。另有“学生证明实习盖章回访”的QQ群则称，可以“承接全国各地实习证明”。当然，这些虚假的“大学生实习证明”并非当今大学实习现状的主流，绝大部分高校的大学生毕业实习还是非常正规的，但是上述不良现象是的确存在的，并且还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不得不引起教育界的重视和反思。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52、1678、1653、2526、4、18页。
王宇：《吕祖谦的游离与回归：论〈宋元学案〉对南宋浙学的认识》，《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全祖望之后，清儒钱大昕也认为吕祖谦不被列入《道学传》是对吕祖谦学术的贬抑。他说：“南轩与东莱俱为朱子同志，进南轩而屏东莱，此愚之所未解也。……一篇之中，忽变其例，谓非有意抑吕乎？”后来，四库馆臣在《东莱集·提要》中肯定了吕祖谦各方面的学术成就。其言“祖谦虽与朱子为友，而朱子尝病其学太杂，其文词闳肆辨博，凌厉无前。朱子亦病其不能守约，又尝谓伯恭是宽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却是轻儇底人。……祖谦于《诗》《书》《春秋》皆多究古义，于《十七史》皆有详节，故辞有根柢，不涉游谈，所撰《文章关键》，于体格源流且有心解。故所作虽豪迈骏发，而不失作者典型，亦无语录为文之习，在南宋诸儒之中，可谓衔华佩实，又何必吹求过甚？”四库馆臣认为吕祖谦在文学方面“文词闳肆辨博，凌厉无前”，在南宋诸儒之中，可谓“衔华佩实”；在经史方面“辞有根柢，不涉游谈”。
综述，针对施工阶段的火灾问题，有施工技术规程进行规范。针对外保温使用阶段的火灾风险，由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予以解决。目前，在我国已达成了采用燃烧性能等级不低于B2级的保温材料，并按照建筑类型和建筑高度增加防火隔离带、施涂一定厚度的防护层、在外墙使用耐火完整性不低于0.50h的防火门和防火窗等防火技术措施的外保温防火解决方案。理论上讲，外保温的防火风险将得到有效控制。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70页。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75页。
吴震：《为什么要重写〈宋明理学史〉》，《复旦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舒大刚：《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53页。
王云五等：《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79页。
杜海军:《吕祖谦年谱》，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04、323、323页。
张栻：《张栻集》，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575页。
采用求平均值的方法得到图像数据运动区域的中心点，当发现一个运动区域时，将该区域的像素进行求和并记为W，同时记录运动区域个数N，以此类推，将累加的运动区域像素总W和除以运动区域个数N，所得到的平均值即需要的中心点.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1页。
本研究中参与干预监测的研究对象共255人，其中男学龄儿童139人(占54.5%)；女学龄儿童116人(占45.5%)。年龄7～11岁之间，平均年龄10.2±0.1岁。
朱汉民：《照着儒学学统重写理学史》，《复旦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德]苏费翔、[美]田浩：《文化权利与政治文化——宋金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10页。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926页。
刘筱红：《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页。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5、2068页。
李圣华：《黄宗羲与东莱之学》，《浙江学刊》2016年第4期。
侯宏堂：《“新宋学”之建构——从陈寅恪、钱穆到余英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84页。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42页。
周大璞：《训诂学初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42页。
这四个面向虽然由曾国藩提出，但在前人那里均有论述。比如程颐就讲“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见《二程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页。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云：“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累牍，不适于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一事。……文人者，大匠也；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见刘大櫆《论文偶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4页。姚鼐云：“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见姚鼐《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1页。又说：“以考证累其文，则是弊耳，以考证助文之境，则正有家处”。见姚鼐《惜抱轩尺牍》卷六，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与姚鼐同时期的戴震亦云：“古今学问之作，其大致有三，或事于义理，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等而末者也。圣人之道，自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宋儒得其义理。”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88页。同时戴震也说：“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明，而我心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他，存乎典章制度是也。”同上，第213页。也即是说，曾国藩在以上诸人的观点的基础上，集大成的认为学问之道，有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而这四个面向，正是儒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即学统所应有的内涵。吕祖谦之所以不赞同朱子的道统论建构，其原因就在于他以学统论来建构其新儒学。一个着眼于至高无上的道，一个着眼于知识体系的“学”。这是朱吕对新儒学建构的不同之处。
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6页。
杜海军：《吕祖谦文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吴震：《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5页。
中国实学研究会主编：《实学文化与当代思潮》，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页。
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页。
作者徐艳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长沙 410082）
责任编辑 刘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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