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谭·
〔摘 要〕东汉官方“光武受命中兴”天命历史观明确表明，东汉政权是西汉政权的延续，汉朝只有一个，它经历了中衰阶段，重新由光武帝刘秀复兴，班固《汉书》严格贯彻了这一立场。班固没有把“西汉”视作一个已经终结的“朝代”，恰恰相反他否定“新莽”政权，歌颂刘秀复兴汉朝，在班固心目中《汉书》是一部本朝纪传体国史而非前代史。《汉书》只是半部汉史，而非始末完整的汉代全史，它不符合“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的标准，不是一部“断代史”。
〔关键词〕《汉书》；断代史；光武受命中兴
说起班固的《汉书》，学界已有定论，认为它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关于“断代史”，《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这样定义：“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始创于中国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史书，以朝代为断限的，也属断代史。”〔1〕细细推敲，这里的朝代应该指首尾完备的朝代，例如，有唐一代的断代史有旧、新《唐书》，有明一代的断代史有《明史纪事本末》《明史》《明通鉴》。“断代史”往往总结一个朝代的兴亡，宣告一个朝代历史之终结。当我们用“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的定义来衡量《汉书》时，就会发现有一个问题亟须厘清——东汉和西汉是一个朝代还是两个朝代？如果东汉和西汉是两个朝代，《汉书》记载西汉一朝的历史，毫无疑问，它应该是断代史。可是，如果东汉和西汉是一个朝代，那么问题来了，《汉书》只能算作半部汉史，达不到断代史的标准。要解决东汉和西汉的关系问题，还是要看东汉官方以及东汉人的朝代认同，东汉官方宣扬的“光武受命中兴”天命历史观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
一、东汉官方“光武受命中兴”天命历史观的形成
光武帝刘秀称帝之后，面临的首要政治问题就是如何向世人解释和宣扬自己政权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光武受命中兴”天命历史观是官方给出的正式回答，其包含两个核心内容：“受命”鼓吹刘秀称帝的合法性来自天命；“中兴”则是对自己的政权进行历史定位，刘秀明确表明自己的政权是西汉政权的延续，国号为“汉”，并无改易。很显然，东汉人并不把自己当外人。“光武受命中兴”天命历史观表明，在东汉官方的意识形态之中，汉朝只有一个，只是它经历了中衰阶段，之后重新由光武帝刘秀复兴。这个观念对于我们理解东汉与西汉之间的关系极为重要。
刘秀并非提出汉家“受命中兴”的第一人。早在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伪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宣称：“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2〕甘忠可下狱死后，其弟子夏贺良向汉哀帝献《赤精子之谶》，继续宣称：“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3〕汉哀帝接受建议，改元太初元将，号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其后不久哀帝收回改制成命，处死夏贺良。甘、夏二人都认为，西汉虽有中衰之相，但是可以通过改制重新受命。之后王莽利用“人心厌汉”的普遍社会心态，通过禅让取代汉朝，建立新朝，但是因为过于激烈的托古改制很快失去了民心，人们在失望之余，又开始怀念曾经被他们厌弃的刘汉王朝。时人反抗新莽政权，大多打着“人心思汉，刘氏当复”的旗号。郅恽根据分野学说劝说王莽归政于汉：“方今镇、岁、荧惑并在汉分翼、轸之域，去而复来，汉必再受命，福归有德。如有顺天发策者，必成大功”。〔4〕道士西门君惠在劝说王涉发动政变时说：“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5〕冯衍对更始将军廉丹说：“今海内溃乱，人怀汉德，甚于诗人思召公也，爱其甘棠，而况子孙乎？”〔6〕班彪在回复隗嚣时说：“方今雄桀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而百姓讴吟，思仰汉德，已可知矣。”〔7〕刘縯举兵时就提出：“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连年，兵革并起。此亦天亡之时，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也。”〔8〕冯异在劝说刘秀时也曾说过：“天下同苦王氏，思汉久矣。”〔9〕社会上也出现了许多谶谣预言刘氏复兴，例如蜀中流传童谣“黄牛白腹，五铢当复”〔10〕，王莽土德尚“黄”，公孙述金德尚“白”，五铢是汉的货币，以此来暗示莽、述当灭，汉室当兴。史学家范晔曾指出：“观更始之际，刘氏之遗恩余烈，英雄岂能抗之哉！然则知高祖、孝文之宽仁，结于人心深矣。周人之思邵公，爱其甘棠，又况其子孙哉！刘氏之再受命，盖以此乎！”〔11〕以上事实表明，“刘氏再受命”在当时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这可以解释为何樊崇自己不称帝，而要选择刘盆子为傀儡，也可以解释为何邯郸人王昌要冒充汉成帝之子刘子舆才能称帝。无论是更始帝刘玄、建世帝刘盆子，还是光武帝刘秀，他们称帝时都打着“人心思汉，刘氏当复”的旗号，建立的政权也都以“汉”为国号。
打着“复兴汉室”的旗号反对王莽政权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潮流,刘秀称帝同样借助“人心思汉”的社会心理。刘秀的帝位并非按照正常的皇位继承制度或宗法制度获得的，虽然他与汉室有疏远的血缘关系，但其身份已是庶民，因而需要借助天命宣扬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建武元年(25)，光武帝即位于鄗，祭告天地，在祭文中，刘秀指责王莽篡弑窃位，宣扬自己是受命称帝，复兴汉室。这是东汉官方第一次明确提出“光武受命中兴”的天命观。与此同时，更始政权、建世政权并立，均以复兴汉室为旗帜。可以想见，刘秀政权此时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班彪虽著有《王命论》一文，鼓吹人心思汉，却也没有确切指明究竟谁才是天命正统。此时的刘秀忙于统一战争，自然无暇对“受命中兴”的天命观进行系统阐释和论证。平定天下之后，刘秀又忙于励精图治恢复民生，也没有太多精力顾及政权的意识形态建设。这种局面直到光武帝晚年才有了一次重大改变。
在美国，政府通过发展农业规模经营，鼓励农民发展农业以外的经济，加大对农民的直接经济补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及社会事业建设，为农村发展和缩小城乡差距提供了保障。而日本和韩国都属于经济分布空间和人口分布空间均极度失衡的国家。日本通过制订“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不断加大对乡村的财政投入，开发落后地区，解决工业及人口过密和过疏的矛盾；为缩小城乡差距、提升乡村发展价值，韩国发起了旨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新村运动”，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力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过几十年的“新村运动”，韩国基本实现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新莽覆亡之际，除了“人心思汉，刘氏当复”的声音之外，还有另一种针锋相对的声音——“一姓不再兴”。非刘姓之雄杰意欲建号称帝，与刘氏政权争衡，多持此论。公孙述力倡此说。建武元年，公孙述称帝于蜀，国号成家。“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12〕公孙述为了宣扬成家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一姓不再兴”的天命观，利用谶语论证汉室气运已尽，否定刘氏政权的合法性。他推五德之运，认为自己属金德，继新莽土德而来，通过承认王莽政权的合法性来论证自己是天命所归。公孙述的天命观运用了汉代流行的德运说，有较强的理论性，这种说法引起刘氏政权的反感与重视，光武帝刘秀曾专门修书予以批驳。隗嚣也曾利用“一姓不再兴”的天命观为自己叛汉割据行为找借口。“时隗嚣先称建武年号，融等从受正朔，嚣皆假其将军印绶。嚣外顺人望，内怀异心，使辩士张玄游说河西曰：‘更始事业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系属，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后有危殆，虽悔无及。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13〕隗嚣以更始政权迅速灭亡为例，论证“一姓不再兴”，劝说窦融乘势割据，与自己和公孙述联合东向，抗击中原刘氏政权，建立功业。由此可见，在东汉建立之初，不同政权对天命观持不同看法。之后，随着刘秀统一天下，刘氏最终掌握了历史书写的话语权，“人心思汉，刘氏当复”成为主流的历史叙述，为人所称道，“一姓不再兴”的天命论被当作歪理邪说写在史书之中，供后人批评。
建武三十二年(56)二月，光武帝封禅泰山，在封禅文中东汉官方首次系统地阐明了“光武受命中兴”的天命历史观，不仅详细地论证了“光武受命中兴”的天命观，还系统地梳理了“汉为火德”的历史观。其文曰：
F3因子：Bi-Co——铋、钴的因子。这个因子对方差的贡献度为11.234%。Bi、Co是矿体尾晕的指示元素，表明它在新村矿床中行为的独特性。在矿石中没有观察到Bi、Co的矿物。
对宗教界的教徒群众进行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了十分良好的效果，通过广泛的、与中心工作相结合的爱国主义教育，“发动了群众，打击了敌人，团结与争取了绝大多数教徒群众，巩固与扩大了爱国势力，打击与孤立了敌对势力”。如在对天主教界教徒群众进行的“反帝爱国”教育过程中，贯彻了“团结、教育、争取”虔诚教徒的方针，最大范围地发动了教徒群众。广大天主教教徒群众普遍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了思想觉悟，解除了思想顾虑，进一步了解、信任了国家的宗教政策，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新的积极分子。这在事实上巩固、扩大了天主教内的反帝爱国势力，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扩大了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
维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群神，遂觐东后。从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进高密侯禹等。汉宾二王之后在位。孔子之后褒成侯，序在东后，蕃王十二，咸来助祭。《河图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河图会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则封，诚合帝道孔矩，则天文灵出，地祇瑞兴。帝刘之九，会命岱宗，诚善用之，奸伪不萌。赤汉德兴，九世会昌，巡岱皆当。天地扶九，崇经之常。汉大兴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纪，禅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图合古篇》曰：“帝刘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图提刘予》曰：“九世之帝，方明圣，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雒书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会修符，合帝际，勉刻封。”《孝经钩命决》曰：“予谁行，赤刘用帝，三建孝，九会修，专兹竭行封岱青。”《河》《雒》命后，经谶所传。昔在帝尧，聪明密微，让与舜庶，后裔握机。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权势，依托周公、霍光辅幼归政之义，遂以篡叛，僭号自立。宗庙堕坏，社稷丧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杨、徐、青三州首乱，兵革横行，延及荆州，豪杰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号。北夷作寇，千里无烟，无鸡鸣狗吠之声。皇天睠顾皇帝，以匹庶受命中兴，年二十八载兴兵，以次诛讨，十有余年，罪人斯得。黎庶得居尔田，安尔宅。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舟舆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贡职。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设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贽。吏各修职，复于旧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宁，涉危历险，亲巡黎元，恭肃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聪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图》、《雒书》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禅于梁阴。以承灵瑞，以为兆民，永兹一宇，垂于后昆。百僚从臣，郡守师尹，咸蒙祉福，永永无极。秦相李斯燔《诗》、《书》，乐崩礼坏。建武元年已前，文书散亡，旧典不具，不能明经文，以章句细微相况八十一卷，明者为验，又其十卷，皆不昭晰。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受其礼。”后有圣人，正失误，刻石记。〔14〕
这份官方文件以图谶来证明和宣扬“刘秀受命中兴”的合法性，图谶不仅预言了刘秀二十八岁起兵复兴汉室，还预言了他治平天下、封禅泰山之事，官方利用图谶将刘秀纳入到尧——刘邦的火德旧谱系之中，形成了尧——刘邦——刘秀，“赤三德、昌九世”的火德新谱系。西汉末年形成的“汉为火德”“汉为尧后”的说法重新得到了东汉官方的确认。封禅文不仅否定了王莽政权的合法性，还否定了刘玄、刘盆子、公孙述等政权的合法性，指责他们“首乱”“僭号”“兵革横行”，与之相对应，表彰刘秀受命中兴，讨平天下，励精图治，宣扬刘秀的功业。王莽、刘玄、刘盆子、公孙述等政权均被排除在历史正统序列之外。显然，封禅文是一篇体现官方意志的纲领性文件，它对汉代的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定论，确立了官方对本朝历史的主要看法和基本立场，对后来的官方修史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光武受命中兴”的历史观决定了西汉与东汉并非两个朝代，而是一个朝代内部“初兴”与“中兴”的关系。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是复兴汉室之举，延续了汉王朝的统治，他是汉王朝的复兴者和继承者，现当代一些历史书籍称刘秀为东汉的开国皇帝，这种说法显然有误，他是复国而非开国，东汉的开国皇帝是刘邦。
2.2 3组麻醉前后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T0时刻，3组CRP、IL-6、TNF-α等炎症因子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1时刻，3组CRP、IL-6、TNF-α等水平均有所升高，与A组比较，B、C两组CRP、IL-6、TNF-α等炎症因子水平均较低(P<0.05)；但B组与C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与封禅同时，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15〕，这两个重大事件标志着官方解决了“光武受命中兴”的理论问题。“光武受命中兴”天命历史观的确立对东汉政权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它从理论上解决了东汉政权的正义性和合法性问题。汉明帝继位之后，采取积极“颂汉”的立场，极力鼓吹“光武受命中兴”，目的在于粉饰太平，加强政权的合法性建设。“以光武帝拨乱中兴，更为起庙，尊号曰世祖庙。”〔16〕中元二年(57)夏四月丙辰，诏曰：“先帝受命中兴，德侔帝王，协和万邦，假于上下，怀柔百神，惠于鳏、寡。”〔17〕永平二年(59)春正月辛末，诏曰：“仰惟先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以宁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恢弘大道，被之八极。”〔18〕《世祖本纪》《汉书》就是在东汉官方宣扬“光武受命中兴”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
二、《世祖本纪》与“光武受命中兴”的历史书写
《世祖本纪》及其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和《汉书》都是在汉明帝的亲自过问下完成的。《世祖本纪》及其二十八篇主要记载了“光武受命中兴”的事迹，《汉书》主要记载“高祖受命”至“王莽篡汉”之间的历史，它们都体现了官方“颂汉”立场，贯彻了“光武受命中兴”的天命历史观，共同构建了有汉一朝的历史书写。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在内容、断限等方面经过了统一协调和精心安排，史事记载没有重合或缺漏之处，严丝合缝，宛若一体。《世祖本纪》成书最早，为班固撰修《汉书》奠定了基调。《后汉书·班固传》云：
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
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19〕
班固私改的国史是班彪所续的《史记》，并非《汉书》。班彪有著述之职，续作《史记》是合法行为，班固没有著述之职，私改国史是非法行为，所以被人告发。班固参与撰修的第一部国史是《世祖本纪》，其后又撰修了其他二十八篇列传、载记，《汉书》是永平中受明帝诏才开始撰修的，历时二十余年，成书最晚。《汉书》虽然成书于班固个人之手，但它站在东汉官方立场，深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
《世祖本纪》的撰修意义尤为重大，如何塑造和评价光武帝，如何对光武帝进行历史定位，是东汉官方书写本朝史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汉明帝对《世祖本纪》的撰修非常重视，选择了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四位饱学之士共同完成。永平“十五年春，行幸东平，赐苍钱千五百万，布四万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纪》示苍，苍因上《光武受命中兴颂》。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书郎贾逵为之训诂”。〔20〕这条史料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帝以所作《光武本纪》示苍”，《世祖本纪》虽由班固等四人撰成，但最终由汉明帝审核钦定，所以称“帝作”；其二，《光武本纪》贯彻了“光武受命中兴”的天命历史观，核心思想是“颂汉”。班固后来所撰二十八篇也经过了汉明帝的审查，体现了东汉官方的意志。《东观汉记》就是在《世祖本纪》及其二十八篇基础上续作而成的，范晔《后汉书》的相关记载也是以此二十九篇作为主要的史料来源。
为了宣扬东汉政权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东汉官方书写历史时，必然会将光武帝刘秀塑造成“受命中兴”之主，对光武帝进行美化和抬高，同时也会对更始帝刘玄、建世帝刘盆子等人进行丑化，指责其为“首乱”“僭号”，否定他们的功业，诋毁他们的德行。
《后汉书·光武帝纪》通篇不乏对光武帝的虚美之辞，大多承袭自汉明帝所定《世祖本纪》，其中关于光武帝出生时祥瑞的记载可谓连篇累牍：
皇考初为济阳令，济阳有武帝行过宫，常封闭。上将生，皇考以令舍下湿，开宫后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上生时，有赤光，室中尽明。皇考异之，使卜者王长卜之。长曰：“此善事不可言。”是岁嘉禾生，一茎九穗，大于凡禾，县界大丰熟，因名上曰秀。是岁凤皇来集济阳，故宫皆画凤凰。圣瑞萌兆，始形于此。上为人隆准，日角，大口，美须眉，长七尺三寸。在舂陵时，望气者苏伯阿望舂陵城曰：“美哉！王气郁郁葱葱。”仁智明远，多权略，乐施爱人。在家重慎畏事，勤于稼穑。〔21〕
很显然，这些各式各样的瑞兆和异象都是编造出来的。除此之外，《东观汉记》中还充斥着大量的符录、谶纬和预言，指明刘秀中兴为火德之符，也都是为了证明“光武受命中兴”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为了表现光武之美，对于一些历史场景采取了事后性的、主观性的描述：
时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诸于绣镼，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由是识者皆属心焉。〔22〕
更始帝以复兴汉室建立政权，必然会效法汉制统一服色，众将冠服大同小异，此时的刘秀只是更始帝众多将领中的一员，并无突出之处，素未谋面的三辅吏士对刘秀的好感由何而来？这样的情节不免令人心生疑惑。笔者更愿意相信老吏的话原本是称赞更始帝的，经过史官的加工，改由刘秀独擅其美。
〔30〕〔33〕〔34〕《刘盆子传》，《后汉书》卷十一，第477、483、485页。
东汉官方不仅丑化更始帝刘玄，而且丑化建世帝刘盆子。吕思勉先生曾指出：“不独更始，即史所传刘盆子之事，亦不尽可信。”〔29〕刘盆子是汉城阳景王刘章之后，“祖父宪，元帝时封为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国除，因为式人焉。”〔30〕刘盆子为汉宗室之后，其父刘萌曾为式侯，其兄刘恭少习《尚书》，在更始政权中担任侍中之职。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刘盆子应该受过良好的教育，个人素质不低。他后来被樊崇立为天子，成为其傀儡。《东观汉记》这样描写刘盆子的个人形象：“刘盆子年十五，被发徒跣，卒见众拜，恐惧啼泣。从刘侠卿居，为盆子制朱绛单衣、半头赤帻、直綦履。盆子朝夕朝，侠卿礼之。数祠城阳景王，使盆子乘军中鲜车大火马，至祠所，盆子时欲出从牧儿，侠卿怒止之。军入左冯翊，至长安舍，盆子乘白盖小车，有尚书一人，亦小车绛袍衣裳相随，军中皆笑。诸牧儿共呼车曰：‘盆子在中。’时欲驱出，前车不肯避也。”〔31〕刘盆子完全是一副少不更事、胆小怕事的模样，这种说法被《后汉书》继承下来。笔者认为东汉官方有意隐没了刘盆子的名字,故意以乳名称之,以示贬低。吕思勉先生对这样的记载表示怀疑，他说：“案盆子列侯之子，兄通《尚书》，著节更始，虽曰少在兵间，流离失教，其野鄙似不至使是。且时赤眉非贫弱，岂有求得盆子，令其探符，而犹敝衣徒跣者乎？亦见其言之不详也。”〔32〕吕先生的分析很有道理，以刘盆子的出身而言，他不会做出如此荒诞的举动。另一方面，刘盆子虽为傀儡皇帝，但他毕竟是建世政权的象征，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樊崇也决不会让如此有失体统的事情发生。事实上，刘盆子为人十分机敏，善于自保。他曾与其兄刘恭共谋，以退位相逼，劝导赤眉将领约束部下，恢复长安秩序，“三辅翕然，称天子聪明”。〔33〕投降光武帝之后，察言观色，逢迎刘秀，最终得以全身而退，刘秀说他：“儿大黠，宗室无蚩者。”〔34〕刘盆子这样的人虽然算不上豪杰之士，但也决不是无知小儿，班固之所以如此丑化刘盆子，显然也是为了“独成光武之美”。
三、《汉书》与“光武受命中兴”的历史书写
东汉前期，五经之中的《尚书》地位颇高，究其原因，皇帝的兴趣起了关键作用——光武帝刘秀曾在洛阳太学学习《尚书》；其后明帝师从桓荣学习《欧阳尚书》；章帝师从桓荣之子桓郁学习《欧阳尚书》；和帝则以桓荣的学生丁鸿为师，皇室的推崇使《尚书》的地位非同寻常。《汉书》名称就来自《尚书》，即延续《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系统而来。班固受诏撰修《汉书》，决定了《汉书》实质上是一部标准的官修史书，它在天命观、历史观、历史人物评价等重大问题上贯彻了东汉官方的意志。光武帝颁定的“光武受命中兴”天命历史观对《汉书》的影响巨大。
《世祖本纪》及其二十八篇叙述光武受命中兴的历史，《汉书》叙述高祖初受命至王莽篡汉之间的历史，两者合在一起共同构建了有汉一朝的历史。《世祖本纪》为什么要单独立纪不列入《汉书》呢？为了突出光武帝刘秀的“中兴”之功。《汉书》为什么断自高祖？为了宣扬刘邦“初兴”汉室之功。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总体而言，无论从天命历史观来看，还是从其颂汉的立场来看，《世祖本纪》及其二十八篇和《汉书》都深入地贯彻了东汉官方的意志，自觉地为东汉政权服务，在涉及宏观叙事以及重大历史问题书写时，官方已有定论，班固并无史家应该有的裁量权。这是班固与司马迁的最大区别，司马迁撰史更多地体现了个人意志，突破了官方的立场，对本朝史更具批评意识。当然，笔者无意否定《汉书》在一些历史细节书写上遵从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只是强调在涉及宏大历史叙事的问题上,东汉官方处于主导地位，汉明帝及东汉朝廷掌握了历史书写的话语权。
Some bronze dripping works are landscapes, dreamy as former Chinese silk paintings. They are a contemporary impression fed by the old Chinese masters. Sometimes he makes even labyrinth compositions with these elements.
“光武受命中兴”天命历史观对《汉书》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汉为何德的问题，另一个是如何评价新莽政权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刘邦受命和刘秀再受命的合法性问题，班固坚定地贯彻了官方的立场。
在汉为何德的问题上，汉人曾有争论。汉文帝时，张苍认为汉代周而兴，依据五德相胜的理论，应为水德，公孙臣、贾谊承认秦水德的地位，认为汉灭秦应为土德，汉武帝太初改制，儿宽、司马迁赞同贾谊、公孙臣的观点，认为汉为土德，服色尚黄，汉武帝据此改正朔、易服色。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发明了五德相生学说，力主汉承尧运，应为火德，汉成帝、哀帝采用此说，改汉为火德。刘秀起兵称帝，编造“四七之际火为主”谶语，晚年宣布图谶于天下，汉为尧后、汉承尧运、汉为火德被东汉政权所认可。班固承袭了刘向刘歆父子的理论，大力宣扬汉为火德的说法，并将之贯彻到《汉书》的历史书写之中。他在高祖论赞中说：“《春秋》晋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范氏为晋士师，鲁文公世奔秦。后归于晋，其处者为刘氏。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缀之以祀，岂不信哉！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35〕战国秦汉之际，社会动荡，宗法社会解体，汉高祖刘邦以亭长平定天下，司马迁记载高祖世系只能够追述到刘邦的父亲刘太公，根本上还是因为刘邦世系并不显达，无从记载。《汉书》却将刘邦的世系由战国春秋追述到三代以上，显然受到了“汉为尧后”说法的影响。“汉为尧后”是刘向刘歆为了附会五德相生的德运体系编造出来的，班固将它当作信史记载于《汉书》，因为这个问题事关汉朝的天命正统，班固别无选择。
阅读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有效地开展教学任务，结合现实至关重要。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发展轨迹，基于个别学生发展的特点，建立分阶段的教学目标。首先，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将学生大致分为几组，通过沟通设定阅读目标。这有助于教师在教学任务的每个阶段了解学生的完成情况，以便根据具体情况调整教学计划，整理出一套最适合每组学生的教学计划，提高教学效果。例如《荷塘月色》一文中，对于高中生来说，他们的阅读体验并不丰富。教师此时引导学生制定教学目标：理解文章的一般意义和情感，辅以散文阅读技巧。它可以发挥指导作用，让学生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建立审美意识。
关于王莽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时人也有不同看法。在王莽代汉的过程中，拥护王莽的王公、大臣、儒士不在少数。刘歆曾为王莽代汉提供理论依据，扬雄曾赋《剧秦美新》歌颂新莽政治之美。即便是新莽政权覆亡之后，也有人承认新莽政权曾经的合法地位，如前所述，公孙述政权就认为新莽的土德承袭汉朝的火德而来，“成家”的金德承袭“新室”的土德而来。《汉书》则完全否定了新莽政权的合法性，将王莽贬之为传，称之为“篡盗”，班固这样评价王莽：“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惹，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毒流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36〕这样的评价显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对王莽有过分丑化之嫌。之所以如此激烈地把王莽批评得一无是处，就是为了彻底地否定新莽政权的正统地位，突出光武受命之正，这是“光武受命中兴”天命历史观的内在要求。如果承认了新莽政权的合法性，就意味着新莽政权的土德之运历数在天，如此一来刘秀的火德之运何以自处？只有将新莽的土德从正统序列中拿掉，“光武受命中兴”天命历史观才能成立。《汉书·礼乐志》云：“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雍，因以篡位，海内畔之。世祖受命中兴，拨乱反正，改定京师于土中。”〔37〕《汉书·律历志》亦云：“孺子，著《纪》，新都侯王莽居摄三年，王莽居摄，盗袭帝位，窃号曰‘新室’。始建国五年，天凤六年，地皇三年，著《纪》，盗位十四年。更始帝，著《纪》，以汉宗室灭王莽，即位二年。赤眉贼立宗室刘盆子，灭更始帝。自汉元年讫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岁。光武皇帝，著《纪》，以景帝后高祖九世孙受命中兴复汉，改元曰建武，岁在鹑尾之张度。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即位三十三年。”〔38〕这两条史料明确表明，在班固心目中，“王莽篡汉”并非意味着汉朝的终结，它只是大汉从“中衰”转向“中兴”历史中的一段插曲。《汉书》“王莽篡汉”的历史结论对后世影响极大，一个王朝就这样被《汉书》一笔抹煞，中国古代史书王朝序列中再无“新朝”，有学者将责任归咎于班固，〔39〕表面上看来确实如此，但如果考虑到《汉书》背后的官方立场，就会发现班固也是奉命而为，按照官方意志书写历史而已。
在“光武受命中兴”天命历史观的指导下，东汉官方对本朝史形成了如下的认识系统：
高祖初受命(汉为尧后，协于火德)——兴盛阶段(惠、文、景、武、昭、宣)——中衰阶段(元、成、哀、平，王莽篡盗)——光武帝再受命中兴(更始帝刘玄、建世帝刘盆子、公孙述等僭号)。
班固撰修《世祖本纪》及二十八篇为后来《汉书》的撰修奠定了基础。“光武受命中兴”的历史已经写定，向前追溯书写“刘邦初受命”的历史自然会被提上日程，这是由“光武受命中兴”天命历史观的逻辑体系决定的，有“中兴”，必然有“初兴”，有“再受命”必然有“初受命”。《汉书》与《世祖本纪》及二十八篇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东汉官方“光武受命中兴”天命历史观的指导下，共同构建了本朝的历史书写体系。
四、《汉书》《后汉书》《汉纪》《后汉纪》都不是断代史
东汉官方提出的“光武受命中兴”天命历史观对后世影响极大，不仅得到了东汉人的认同，而且得到了东汉以后各个朝代的认可。东汉王充曾说：“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汉则高祖、光武也。”〔40〕把高祖、光武帝与周之文王、武王相类比。魏明帝也在诏书中提到“昔汉高祖创业，光武中兴，谋除残暴，功昭四海。”〔41〕曹魏政权也认可高祖创业、光武中兴的汉史观。南宋陈亮也称赞道：“自古中兴之盛，无过于光武。”〔42〕在多数学者眼中，汉朝只有一个，西汉和东汉是初受命与再受命的关系，并非改朝换代的关系。在后人的朝代认知中，两汉的关系类似于其后两晋或两宋的关系，东晋的晋元帝司马睿和南宋的宋高宗赵构也都打过“中兴”的旗号，人们不会把两晋或两宋当作两个朝代。
如前所述，《汉书》是班固在《世祖本纪》及其二十八篇的基础上向前续接本朝史，目的是为了宣扬汉为尧后、汉为火德，宣扬高祖初受命、光武再受命，通过历史书写来论证“光武受命中兴”天命历史观的正确性，因而在班固心目中，《汉书》记载的只是“中兴”以前的本朝纪传体国史，它的性质与改朝换代之后“前代史”的撰修性质是不同的，前者强调的是重新受命，后者强调的是天命转移；前者强调的是朝代的赓续，后者强调的是朝代的改易。因而，如果用“以朝代为断限”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汉书》显然没有达到“断代史”的标准，它只是截取了汉代的前半部分历史，始末并不完整。以此类推，荀悦《汉纪》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学界把荀悦《汉纪》当作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可荀悦自己并不把《汉纪》当作西汉“一代”的历史，他说：“凡《汉纪》，其称年本纪表志传者，书家本语也。其称论者，臣悦所论，粗表其大事，以参得失，以广视听也。惟汉四百二十有六载，皇帝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惟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于万嗣，阐综大猷，命立国典，以及群籍。于是乃作考旧，通连体要，以述《汉纪》。《易》称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诗》云古训是式。中兴已前，一时之事，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亦足以监矣。撰《汉书》百篇以综往事，庶几来者亦有监乎此。”〔43〕《汉纪》成书于汉献帝建安五年(200)，荀悦称之为“惟汉四百二十有六载”，明确地表明了西汉、东汉为一汉，“中兴已前，一时之事，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亦足以监矣”，明确表明了《汉纪》只是记载了光武中兴以前的汉史，并非有汉一代的全史。荀悦沿袭了班固的观念。由此可见，在荀悦心目中，《汉纪》是一部本朝史，而非前代史。这样的史书能称之为断代史吗？同样，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都只是记载了中兴以后的后半段汉史，它们也能被当作断代史吗？显然是有问题的。一个朝代怎么会有两部被分割的断代史？《晋书》和《宋史》都只有一部，而汉史就纪传体史书而言，有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编年体史书有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如果用“以朝代断限”的标准来衡量，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都只记载了后半部汉史，显然也够不上“断代史”的标准。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两汉的概念，或称西汉、东汉，或称前汉、后汉。但两汉的概念实际上是后起的说法，翻开东汉人的著作，只有东、西都的称谓，例如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并无前、后汉或西、东汉的两汉观念，在他们心目中，汉朝只有一个，别无分号。东汉灭亡之后，一方面班固《汉书》继续广为流传，另一方面后人以《东观汉记》为史料基础续修汉史，纷纷以“后汉”为名，汉朝的历史被一分为二，开始有前、后汉的区分。当时纪传体史书有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谢沈《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范晔《后汉书》；编年体史书有张璠《后汉纪》，袁宏《后汉纪》。《后汉书》《后汉纪》的称谓是相对于班固《汉书》、荀悦《汉纪》而言，并非认同前、后汉为两个朝代。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的书名清晰地反映了只有一个汉朝的观念。由于史书分撰，前、后汉的称谓遂逐渐形成。两汉的称谓流行于宋代，宋人编撰的汉史著作有：刘泾《西汉发挥》，王述《西汉决疑》，陈傅良撰《西汉史钞》，刘攽《东汉刊误》、杨侃《两汉博闻》《两汉博议》，徽宗时有《两汉诏令》《两汉精华》、徐天麟《西汉会要》《东汉会要》。〔44〕时人虽有两汉的称谓，但是并不认为两汉是两个国号或两个朝代，司马光《资治通鉴》以《汉纪》通记两汉大事就是最明显的例证。总之，由于汉代官修史书分为《汉书》和《东观汉记》，后世的纪传体和编年体史书沿袭了这样的两分格局，“两汉”遂成为固定说法被后人沿用，但在大多数学者的朝代认知中，如同两晋和两宋一样，两汉实为一“汉”，只不过以“中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无论从国家制度、皇家血缘还是从朝代认同、历史观念上来看，“两汉”之间的延续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将其视作一个朝代的两个阶段，却不能把它们当作两个朝代。《汉书》为断代史的说法，刘知几《史通》发其端，经梁启超的大力宣传，遂成定论。刘知几、梁启超主要着力于《汉书》“断”的问题，并没有过多考虑西汉是否够得上一个完整朝代的问题，他们对断代史概念的界定并不十分严密，可以理解。但如果我们现在还认为《汉书》和《后汉书》都是断代史，这样容易给人以错觉——西汉和东汉是两个朝代。《汉书》《后汉书》是否是断代史的问题事关对中国古代朝代的认知问题，这个问题搞不清楚，极易给人们的朝代认知造成混乱，所以应当予以厘清。
如图1所示,两段馈线共有11处开关,包含2台出线断路器,8个分段开关及1个联络开关,馈线年故障率为0.1次/km,供电区域划分属于表1中的A区,可靠性要求不低于99.990%,FTU年运行维护费用占投资费用的3%,故障隔离时间t2为0.5 h,故障修复时间t3为4 h,FTU每台“三遥”投资费用为3万元,每台“二遥”设备投资费用为0.8万元。利用模型1对线路进行分析,将出示给定数据代入式(9)计算出“三遥”设备的个数k2,然后将k2代入式(6)计算“二遥”设备的个数k1,计算所得结果如表3所示。
《汉书》不是断代史，那么中国古代最早的断代史是哪部史书呢？笔者认为，应该是西晋王沈所撰《魏书》。《魏书》的前身是曹魏官修本朝史，如《东观汉记》故事，始撰于曹魏黄初年间，累朝迭修。刘知几说：“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又命侍中韦诞、应璩，秘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复共撰定。”〔45〕此外，荀顗也是撰修者之一。〔46〕入晋以后，王沈依据曹魏官修魏史，编定《魏书》。《魏书》为了避司马懿、司马师的名讳，分别称之为宣王、景王。按咸熙元年(264)司马懿被追尊为晋宣王，司马师被追尊为晋景王，第二年就是晋武帝泰始元年(265)。由此可知，《魏书》纪年的下限应该在魏晋禅代曹魏政权灭亡之日，《魏书》成书也应该是入晋以后的事情了。这就是说王沈最终是以西晋史官的身份撰成《魏书》的。后世学者对王沈《魏书》评价不高。晋人王隐《晋书》说：“王沈为秘书监，著魏书，多为时讳，而善序事。”〔47〕唐代官修《晋书》也称其“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刘知几《史通》对王沈《魏书》的批评更为激烈，《古今正史》篇说“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疑古》篇云其“不实”，《载文》篇指其“秽累”。后人对王沈《魏书》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为时讳”的问题上，笔者曾有专文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详细考证。〔48〕王沈《魏书》始末完整地记述了曹魏政权的史事，应该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断代史。王沈《魏书》没有流传下来，其部分内容被保留在《三国志》裴松之的注释之中。陈寿撰修《三国志》曾经参考过王沈《魏书》。在传世的二十四史之中，最早的断代史应该是陈寿所撰《三国志》。
综上所述，无论在东汉人的观念之中，还是在之后史家的朝代认知之中，汉朝只有一个，别无分号。前、后汉或西、东汉的称谓是后起的说法，源自于《汉书》《后汉书》分立的格局。追根溯源，这种两《汉书》分立格局的形成恰恰源于东汉官方，汉明帝诏修《世祖本纪》《汉书》奠定了汉朝国史两分为《汉书》《东观汉记》的纪传体修史格局。东汉灭亡之后，这样的修史格局被延续下来，不仅纪传体一分为二，编年体也一分为二。一个朝代的历史却由前后两部纪传体正史共同讲述，这是中国史学史上奇特的现象。这种“一朝两史”的两《汉书》分立格局给现当代人的朝代认知造成了一定的错觉，恍惚间西汉和东汉是两个朝代。“光武受命中兴”无疑是有汉一代的历史大事，以此为界，汉朝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东汉和西汉是两个朝代，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传统的朝代认知。西汉不是一个始末完整的朝代,它只是汉朝的前半阶段，《汉书》严格贯彻了东汉官方“光武受命中兴”的天命历史观，班固并不认为“王莽篡汉”意味着汉朝历史就此终结，恰恰相反他认为有汉一代的历史由此进入了“中兴”阶段。班固并没有把“西汉”视作一个已经终结的“朝代”，《汉书》记载的历史只是半部汉史，而非始末完整的汉代全史，在班固心目中，《汉书》是一部本朝史而非前代史。也正因如此，《汉书》并不符合我们今天关于“断代史”的定义。“以朝代为断限”，必然要考虑史书的上限与下限，刘知几、梁启超关于《汉书》断代为史的论断，主要是从其上限着眼的，并没有考虑到《汉书》的下限问题，故其所论不甚严密。总之，《汉书》系统贯彻了东汉官方“光武受命中兴”的天命历史观，实质上是一部本朝纪传体国史，后人指其为“断代史”，有误读的嫌疑。
注释：
金安区土壤养分状况差异较大，且土壤养分状况与自然地力关系较深，是一个可以表征土壤肥力、耕地质量等级的物理指标，经专家组论证，地形部位与土壤养分状况是重要的自然因素，对耕地级别有着一定的影响，应作为备选因子添加进金安区定级因素因子体系当中。
〔6〕《冯衍传》，《后汉书》卷二十八上，第963页。
〔2〕〔东汉〕班固：《李寻传》，《汉书》卷七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192页。
在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在建立资源共享平台时，要兼顾不同层次的需求，因地制宜，主动出击，促进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创新工作，构建一套科学化、合理化的信息服务模式发展框架，提高高校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
〔3〕《哀帝纪》，《汉书》卷十一，第340页。
〔4〕〔刘宋〕范晔：《郅恽传》，《后汉书》卷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24页。
〔5〕《王莽传》，《汉书》卷九十九下，第4184页。
研究生是我国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的主力军，是我国综合国力提高的有力保障。科研成果能否高质量的产生，研究生整体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是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只有不断提高我国研究生整体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水平，我国的科研水平才能逐年提高。但是，我们应清醒看到，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学术道德失范现象已不容忽视，“这些行为和现象严重损害了教育工作者和学校的形象，给教育事业带来了不良影响。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将会严重污染学术环境，影响学术声誉，阻碍学术进步，进而影响社会发展和民族创新能力,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1〕
〔1〕吴泽、杨翼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第426页。
〔7〕《班彪传》，《后汉书》卷四十上，第1323页。
〔8〕《齐武王縯传》，《后汉书》卷十四，第549页。
〔9〕《冯异传》，《后汉书》卷十七，第640页。
〔10〕〔12〕《公孙述传》，《后汉书》卷十三，第537、538页。
〔11〕《论赞》，《后汉书》卷十二，第509页。
〔13〕《窦融传》，《后汉书》卷二十三，第798页。
〔37〕《礼乐志》，《汉书》卷二十二，第1035页。
〔15〕《光武帝纪下》，《后汉书》卷一下，第84页。
〔16〕《祭祀下·宗庙》，《后汉书》志第九，第3195页。
〔38〕《律历志下》，《汉书》卷二十一下，第1024页。
〔19〕《班固传》，《后汉书》卷四十上，第1333-1334页。
〔20〕《东平宪王苍传》，《后汉书》卷四十二，第1436页。
〔21〕〔东汉〕刘珍等著，吴树平校注：《世祖光武皇帝纪》，《东观汉记校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2页。
〔22〕《光武帝纪上》，《后汉书》卷一上，第10页。
〔23〕〔24〕〔25〕〔26〕《刘玄传》，《后汉书》卷十一，第469、470、471、475页。
〔27〕〔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曲笔》，《史通通释》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7页。
〔28〕《张衡传》，《后汉书》卷五十九，第1940页。
〔29〕〔32〕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3-204、205页。
更始帝曾推翻新莽政权建立了伟大的功业，加之刘秀称帝之前接受过更始帝的号令，东汉官方为了突出刘秀才是复兴汉室受命者，必然会极力丑诋更始帝。《后汉书》对更始帝刘玄的描写极尽丑化，贬低之处比比皆是。“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群臣。素懦弱，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23〕“更始既至，居长乐宫，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俯首刮席不敢视。诸将后至者，更始问虏掠得几何，左右侍官皆宫省久吏，各惊相视。”〔24〕更始帝刘玄少时曾结交宾客为弟复仇，起兵之后破王莽前队，斩杀其大将，后由诸将共推为天子。他在乱世能够建立政权，推翻新莽，足以说明其有豪杰气魄，何至于懦弱到面见群臣便羞愧流汗不敢视？《后汉书·更始传》又载：“更始纳赵萌女为夫人，有宠，遂委政于萌，日夜与妇人饮宴后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时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内与语。诸将识非更始声，出皆怨曰：‘成败未可知，遽自纵放若此！’韩夫人尤嗜酒，每侍饮，见常侍奏事，辄怒曰：‘帝方对我饮，正用此时持事来乎！’起，抵破书案。赵萌专权，威福自己。郎吏有说萌放纵者，更始怒，拔剑击之。自是无复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斩之，更始救请，不从。”〔25〕此段描写更始帝沉湎女色，信任外戚，祸乱朝政。更始帝此时刚刚攻取长安，正是百废待兴之际，怎么可能做出如此荒唐的行为？依靠外戚的力量控制朝政是有可能的，但如此丑态显然是史官夸大事实有意诋毁，为的是塑造更始帝荒淫无德的形象，否定更始政权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单骑走，从厨城门出。诸妇女从后连呼曰：‘陛下，当下谢城！’更始即下拜，复上马去。”〔26〕如此紧急的时刻自然是保命为上，更始帝怎么会听从妇人的话，浪费逃生时间将自己置于险境，这显然与常理不符。《史通·曲笔篇》云：“案《后汉书·更始传》称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夫以圣公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仇，避难绿林，名为豪杰。安有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将作者曲笔阿时，独成光武之美；谀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兴之史，出自东观，或明皇所定，或马后攸刊，而炎祚灵长，简书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传伪录者矣。”〔27〕刘知几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丑化更始帝就是为了“独成光武之美”，他还进一步指出《后汉书》的说法源自汉明帝，东汉官方一直控制史源，后世只能沿袭被涂抹过的历史。检今存《东观汉记》辑录本可知，《后汉书》这几条丑化更始帝的史料均源自于《东观汉记》，即出自班固手定二十八篇。东汉著名学者张衡对官方贬低更始帝的做法表达过不满，他认为“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书数上，竟不听”〔28〕。张衡主张承认更始政权的合法地位，触动了刘秀钦定的“光武受命中兴”的天命历史观，当然不会被朝廷接受。但是，张衡的说法无疑更符合历史事实。
〔31〕《载记·刘盆子》，《东观汉记校注》卷二十一，第897页。
〔35〕《高帝纪》，《汉书》卷一下，第81-82页。
〔36〕《王莽传下》，《汉书》卷九十九下，第4194页。
〔14〕《祭祀上·封禅》，《后汉书》志第七，第3165-3166页。
〔17〕〔18〕《显宗孝明帝纪》，《后汉书》卷二，第95、100页。
〔39〕参见雷戈：《王莽革命新论》，《人文杂志》2013年第7期。
〔40〕〔东汉〕王充著，黄晖校释：《宣汉篇》，《论衡校释》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22页。
重读20年前的作文，一杭泪流满面。剪报里，还夹着一张照片：一杭坐父亲和母亲中间，但右边的父亲被撕去了，只留下半条胳膊。父亲于他，是一个谜，一个梦境。
〔41〕〔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魏书·明帝纪》，《三国志》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2页。
〔42〕〔南宋〕陈亮：《酌古论一·光武》，《陈亮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9页。
除此之外，可变剪接也对小干扰多肽起着调控作用。转录因子在此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转录因子是基因表达调控研究领域的“明星”————一个转录因子可以影响一系列下游的基因在何时何地表达，甚至表达量的多少。有一类转录因子，由于其存在一段多聚化功能区域，需通过形成二聚体才能发挥作用。
〔43〕〔东汉〕荀悦著，张烈点校：《孝平皇帝纪》，《两汉纪上·汉纪》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47页。
〔44〕参见〔南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45〕《古今正史》，《史通通释》卷十二，第346页。
〔46〕〔唐〕房玄龄等：《王沈传》，《晋书》卷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43页：“(王沈)与荀顗、阮籍共撰《魏书》”。
(1)单指标测度矩阵的确定。将上述按照单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后的定量指标值代入隶属度函数即可求得该定量指标在每一等级上的未确知测度，统计每个定性指标在每个等级上的得分率，可以求得该定性指标在每个等级上的未确知测度(不再赘述原始数据及具体统计运算过程)，将定性指标未确知测度和定量指标未确知测度合并即得该高校所有评价指标的未确知测度：
〔47〕〔宋〕李昉等撰：《职官部·秘书监》，《太平御览》卷二三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1106页。
〔48〕参见杨永康：《王沈〈魏书〉曲笔考》，《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年。
作者简介：杨永康，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的研究。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07.017
〔责任编辑：陶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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