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走水尪”是一种产生于闽南地区，随闽南籍移民带到台湾，并在移居地落地生根的特色民俗活动。闽台两地“走水尪”民俗虽一脉相承，但由于文化环境的差异，无论是具体形式还是其文化意义，都产生了差异，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文化特征。探析这一民俗在两岸之间的传承与变迁，阐明要发挥传统闽南民俗活动的文化纽带作用，推动两岸的文化交流。
关键词：走水尪；民俗活动；传承；变迁
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说：“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1]民俗文化是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很多分别盛行于两岸且一脉相承的民俗活动在两岸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得到了传承和发扬，极大地促进了两岸同胞的相互理解及互信认同。其中，风格古朴、形式独特的“走水尪”民俗近年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仅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多以介绍单一地区的“走水尪”民俗为主，从两岸民俗文化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梳理了两岸“走水尪”民俗的传承与变迁，并由此探究在两岸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这项古老的民俗活动如何焕发出新的文化气息。
一、闽南地区“走水尪”民俗
“走水尪”民俗活动，是一种由信众抬着神像踏水前行，祈求一年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仪式，以往有很多研究者对不同地区的“走水尪”民俗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介绍。但据调查这种特色民俗活动并非个别地区的独有仪式，而是广泛分布于闽南多个县市的传统民俗，主要包括漳州平和县的国强乡侯卿庵“走水尪”、蔡家堡“双狮走水尪”，漳州云霄县的王公“走水尪”，漳州龙海市的伽蓝王“走水尪”，漳州南靖县梅林镇的妈祖“走水尪”，长泰县珪前村的“三公落水操”和正达村的“盘古王落水操”等等。
(一)平和县国强乡侯卿庵“走水尪”
平和县国强乡在每年的正月十一都会举行风格古朴的“走水尪”祭祀仪式，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这项仪式与国强乡高坑陈氏一世祖及其后代陈君用有密切的关系。据当地乡民介绍，陈氏一世祖名陈概，在宋末元初时护送宋帝赵昺南逃，宋军溃败，赵昺投海自杀。宋朝将士四处逃命，陈概一家躲避至一间十分破败的五显帝公庙，因五显帝显灵警示，陈氏一家避开灭顶之灾。此后，陈氏世代尊奉五显帝为家族保护神，修建“五显帝庙”。之后，陈家后代子孙陈君用荣耀封侯，五显帝庙因此改名为“侯卿庵”。
崇尚传统风水的陈氏先民选择 “雄鹰展翅”的风水宝地建庙，并认为抬上“五显大帝”和“王公”“王母”“王孙”诸神像绕境巡安，更能保佑百姓四季平安、风调雨顺，于是便形成了“走水尪”的传统习俗。仪式上，陈氏家族组织近百名未婚青年男子，抬着神像到母亲河——花山溪奔走。扛轿之人身穿古代服饰，五人一组，以接力的方式，每三十米换一组，以三声响铳为信号，听到信号遂抬着神像在河水中飞奔，銮轿随之左右摇晃、上下起伏，走过三四百米的河道后，仪式结束，神轿返回侯卿庵。[1]121
(二)平和县“双狮走水尪”
平和县山格镇隆庆村蔡家堡的“双狮走水尪”民俗拥有600多年的历史，是当地民众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重要仪式。每年正月初五，在舞狮队的引领下，乡民跨过河溪，为王爹(当地人信奉的一位本土神明)及众神明神像的銮轿开路。青年抬着各路神明的銮轿，信众紧随其后。在冲水的过程中，銮轿上下、左右摇晃，在神像浸入河水后，十几个熟习水性的青年人就开始“抢抱王爹”。当地乡民认为如能摸到王爹的胡须，便可获得一年的好运。
(三)云霄王公“走水尪”
云霄县在每年的正月初九举行纪念“开漳圣王”陈元光的王公“走水尪”民俗活动。两尊王公在绕村巡境祈福后，便由未婚男子扛轿到河里，十二人为一组，以接力的方式分别扛起两尊王公神像。扛轿人在河里摇晃神轿，以此来祈求幸福平安，五谷丰登。这项活动至今已延续了700多年。
(四)龙海珈蓝王“走水尪”
漳州龙海九湖镇林前村在每年的元宵节举行伽蓝王“走水尪”仪式。这项活动从明朝一直延续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伽蓝王神像由年轻人抬着入水三次后才被送回伽蓝庙。传说云霄的伽蓝王“走水尪”是“开漳圣王”陈元光为安抚当地的畲民，将汉族佛教道教中的“抬神像巡游”活动与畲人的泼水习俗相结合，发展成为“走水尪”民俗活动。
(五)长泰县“三公落水操”及“盘古王落水操”
每年正月十七，珪塘叶氏家族都会在普济岩举行“三公落水操”。该项活动分为梨神、踢火堆、请火、火炬巡街四个环节，历时4到5个小时。“三公落水操”是为纪念宋末名臣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的忠烈精神而举行的民俗活动，迄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正达村的“盘古王落水操”在每年正月十五举行仪式，将所供奉的盘古、哪吒、猎王神像抬至水里翻转游浮，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六)南靖县梅林镇妈祖“走水尪”
民俗活动是由民间信仰衍化而来，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并时刻影响着民众的社会心理。闽南地区的“走水尪”民俗传播到台湾后，“移民通过分香、分灵等方式，把原乡的保护神移到新居地安奉，成为新居地的保护神”[3]4。台湾嘉义的王灵宫由大陆平和县侯卿庵分灵而来；云林县聚宝宫萧太傅从泉州分灵而来；而苗栗慈裕宫所供奉的是迎自湄州的三妈(渡台妈)。所以闽台两地的众多民间习俗，具有极高的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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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湾地区“刈水香”“洗港”民俗
“文化传播的规律是有承传，也有变迁。任何一种文化，从甲地传到乙地，都会为适应乙地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作相应的调整，而发生文化的变迁，或称为本土化。”[3]4闽南地区的“走水尪”随着明清时期的移民传播到台湾，受到移民社会和垦殖文化的影响，本土化为“刈水香”和“洗港”等民俗活动。
(一)嘉义市王灵宫五显帝庙“刈水香”
(1982年)八月续组进(割)水香团，改往云林县口湖乡台子村举行仪式，深蒙当地信众热诚接待，并免费提供船舶，协助本宫完成二次割水香科仪。
本宫主祀之五显大帝，系发源自大陆漳州。原初由陈姓祖先组立神明会，雕塑三尊大帝金身奉拜。溯自明永历年间，陈姓祖先渡海来台屯垦，为求途中平安，乃将在漳州府平和县故乡之三尊五显大帝金身奉请随行，祈望渡海来台，沿路庇佑众人顺利抵达台湾。尔后移居入垦嘉邑时，将一尊奉在埤仔头，本境陈顺治、陈茂盛之祖先家宅，一尊奉在北社尾陈老鼠先人民宅，另一尊即奉在南门田。
在五显帝庙建设完成后，因路途遥远无法回大陆进香，因此陈氏族人就到水边请水，遥祭祖庙，在1981年、1982年、1983年连续三年举行“刈水香”活动，将神像请至海边，遥望大陆祖庙，设坛祷告。《嘉义市王灵宮五显帝廟沿革志》中记载：
在21世纪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新时代中，有关领导力的出版物不少，而《论领导力》一书是领导力学术界的一朵奇葩，读此书的人对其评价是“喜欢其中的思想和醍醐灌顶的金句”。
(1981年)八月在五显大帝神舆、法师及陈山龙主委等带领下，首次前往云林县四湖乡三条仑沿海，遥望大陆祖庙，上香祷告天地神佛，拜请三江四海龙君，祈求赐予天兵神将，助吾“王灵宫”大展神威。
明末清初，平和县国强陈氏部分子孙移民到台湾嘉义市垦荒创业。为祈求沿路平安及在台能够顺利开垦，陈氏族人将原乡五显大帝金身奉请随行。嘉义市地方文献《嘉义市王灵宮五显帝廟沿革志》记载了王灵庙从闽南祖庙分灵的历史：
水平方向变化情况：距花岗岩体突出部位接触带相对较远的含矿伟晶岩的原生带状构造主要是中粗粒石英、微斜长石带和锂辉石、石英、微斜长石块体带组成，局部地段或矿体两端出现中细粒石英、微斜长石带，除此之外，均为中-强的叶片状钠长石化带；距花岗岩体突出部位接触带较近的含矿伟晶岩则发育文象结构带或中细粒石英、微斜长石带，交代的钠长石化带呈断续的带状构造。
云林县麦寮聚宝宫供奉的萧府太傅是清乾隆期间台湾移民从泉州恭迎渡台的神明。当时仅以竹葺茅造奉祀，清咸丰年间改建砖瓦杉造，取名“富美宫”。光绪年间举行萧太傅“代天巡狩”的民俗活动，萧太傅圣像北至竹堑南抵台南府城，受到台湾信众的热烈迎拜。萧太傅威名得以远播，信众数量快速扩增，信众踊跃捐献，庙宇得以扩建重修。为避免与泉州祖庙同名而改今名“聚宝宫”。每年农历五月十七日萧府太傅圣诞之前，聚宝宫都会举办“刈水香”请“客神”活动，信众让萧太傅的神辇冲入水中，把水中的“歹物仔”(即鬼魂邪煞等不干净的东西)收来充当神的兵将。如此来回数趟后才请神回驾聚宝宫，完成整个刈水香的活动。
要你画个屁！常爱兰一把从驮子手里夺过这些画，撕了个粉碎，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孩子，你这个天杀的，什么不好学，偏偏把不好的东西全学来了，你这个畜牲！！
(二)云林县麦寮乡聚宝宫“刈水香”
通过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王灵宫每次“刈水香”都要在海边进行，需举行“科仪”，拜请三江四海龙君，祈求赐予“天兵神将”，使所敬拜的五显帝拥有更强大的法力，让信众的请求更加灵验。
受资助者所在的单位将收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信件，告知如何管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基金。立项后管理主要依据《NIH资助政策声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还会不断更新并在网上发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基金和合同指南》（NIH Guide for Grants and Contracts）。另外，项目管理官员将负责解释和回答受资助人及其单位的有关问题。立项后管理主要包括：
考其源流，早期进入台湾的大陆移民在渡台过程中必须经历凶险的“黑水沟”，环境险恶，很多人在途中丧生。为感念先祖的不易，台湾信众认为将神灵抬至水中，早期惨死的移民能够升格为神灵的兵将，这样既能减少游荡的亡魂，又能增加神灵的威力。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有多种配方，生产炼钢用铁水、铸铁用铁水等多种铁水产品的炼铁厂，本文对所研究的问题作出以下假设：
(1983年)八月续办第三次进水香活动，仍在台子村举行，继续获得当地信众全力协助，台子村信众由于热诚接待，全力协助本宫完成进水香仪式，冥冥之中终蒙大帝感应，台子村善信有感于大帝之神威庇佑，尔后每逢大帝千秋圣誔，均组团莅宫参拜敬谢神恩。
志愿活动是由组织、团队、个人针对某个志愿领域或服务对象提出志愿的理念、内容、设计或安排，通过项目组织方式，号召志愿者参与其中，共同提供服务[1]。医院活动具有专业特殊性，其志愿活动被赋予特别使命，尤其是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门诊专科种类较多，每日门诊、急诊人流量较大，志愿活动更需要以精神培育、文化建立、理念普及等为统筹，从而更好地发挥扩大志愿服务影响力，提高公众对志愿服务事业认知度；培养参与者使命感和责任感，促进志愿行为常态化和自觉性；帮助参与者获得自我成长及全面发展等作用，进而提高病人医疗服务满意度。
(三)苗栗竹南慈裕宫“洗港”民俗
每年端午节，苗栗竹南供奉妈祖的慈裕宫会联合其他寺庙举行“洗港”民俗活动。绕境队伍在“乩头”的带领下，抵达中港溪的出海口。向西方膜拜后，“乩头”牵引两个乩童，带领抬神轿的人往海里冲去，冲行五六百米后，“乩头”洒符水，将金纸“献江”，完成全部仪式。
三、闽台两岸“走水尪”民俗文化的承传
南靖县梅林镇每年在妈祖的诞辰日农历三月二十三举行妈祖巡航、妈祖过海、飘灯祈福等民俗活动，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在妈祖上轿巡航各村各户后，神像由十几位青壮年抬着向村头的河里跑去。二十几个村民装扮成虾兵蟹将、水怪的样子站在河中央，拦住去路。他们不断地用水泼轿子，而抬轿的青壮年必须冲破他们的障碍才可奔往天后宫。三进三出的过海仪式是为了重现妈祖不畏风大浪高救难救世的民间传说。
(一)海洋、农耕文化影响下的水神崇拜
闽台两岸濒江临海，水系发达，自古海事活动频繁，因此龙王爷、水仙王、玄天上帝、二郎神、通远王、妈祖等各种水神、海神被敬奉。船队海上航行中必须携带水神神像或香火，日常生活也必须祭拜水神。例如，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叶氏家族供奉“三公”并举行“落水操”，主要就是受当时海上贸易的影响。长泰县由于地处漳州平原，且有九龙江的灌溉，土壤肥沃，盛产粮食及水果，明朝时曾是漳州府的主要经济中心。[4]226明清时，长泰所产的烟叶、茶叶始销往东南亚，对外贸易十分繁荣。面对变化莫测的海洋，海上行船是十分凶险的，因此人们希望借助神灵的护佑，“俾风波无虞，人船利涉，浮达之际，咸赖底绥”[5]9。长泰县当地文献记载：“明清时期族人经营海上贸易，遂将三公神明供奉于普济岩。”[6]181叶氏族人一方面仰慕“三公”的忠烈，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得到化身为水神的陆秀夫的庇佑，保佑海上航行顺风顺水，逢凶化吉。
此外，闽台地区多为山地丘陵，开垦农田修建水利工程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非当地民众所能负担，所以闽台早期开垦的土地多是“看天田”，即缺乏灌溉设施，全靠天然雨水灌溉的农田。正因如此，人们将风调雨顺的愿望完全寄托在当地的水神上，由此发展出了丰富多彩的“走水尪”祭拜水神活动。举行“走水尪”以祭拜诸如妈祖、盘古一类闽南地域水神的民俗活动正是体现了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影响下的水神崇拜。
(二)乡族组织下的民俗活动
闽台两地“走水尪”民俗活动还体现了闽南民间信仰与家族制度的密切关系。旧时闽南各个村落几乎都供奉自己的保护神，即境内保护神。神明所在村的村民除了每个神明的节日会烧香祭拜外，平时遇到不如意事也常会到庙里烧香许愿祈福。神明所在村落几乎每年都会举行神明的绕境仪式，以期神明能够在他的管理领域内保佑信奉他的村民平安顺利。乡族在民俗的创造、延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三公落水操”是由长泰县珪塘村叶氏家族合力举行的民俗活动，“盘古王落水操”的倡导和组织者是长泰县正达村的邓氏家族，“走水尪”则是平和县国强乡陈氏家族主持的特有民俗活动。
台湾“刈水香”“洗港”是属于“角头”性质的活动。所谓“角头”，是台湾对聚落的一种称呼。台湾早先的移民通常是同宗亲、同氏族或同乡里的人聚居于某个村落或街市，这种聚居模式则称为“角头”。“角头”凭借共同宗教信仰及活动方式的控制，凝聚成一股活跃于当地的地方势力，这是闽南乡族制度在台湾的延续和发展。“角头”负责组织当地的“刈水香”“洗港”等民俗活动，既祈求本地区的产业丰收，合境平安，也起到团结并巩固同族、同乡势力，共同应对台湾本土民族或不同祖籍地移民竞争的作用。
四、闽台两岸“走水尪”民俗文化的发展变异
闽台两岸“走水尪”民俗虽然一脉相承，但由于两岸文化环境的差异，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两岸“走水尪”的民俗活动无论是具体形式还是其文化意义，都随着两岸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产生了差异，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文化特征。
(一)从由族中有名望的人主持到由“乩童”主祭
闽南地区的“走水尪”仪式一般由村里或家族中有名望的老人主持，而台湾地区则多以“乩头”或“乩童”来主持。所谓“乩头”或“乩童”即为台湾地区神人交流的灵媒，扮演人与神、鬼之间的沟通桥梁，其功能相当于旧社会的“巫”。连横在《台湾通史》中曾生动描述乩童被神灵附身的现象：“巫觋数种……四曰乩童，裸体散发，距离曲踊，状若中风，割舌刺背，鲜血淋漓，神所凭依，创而不痛。”[7]407“乩童”也属于早期闽籍移民携带入台的民间习俗，谢金銮在《续修台湾县志》中提到：“居台湾者皆内地人，故风俗与内地无异……俗信巫鬼，病者启药于神。”[8]53闽南地区在经历了“除四旧”及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下，信巫之风早已荡然无存，因此闽南地区如今的“走水尪”民俗活动，主要由当地乡里德高望重的老者主持操办。而台湾由于偏在海隅，仍具有浓厚的尚鬼重祀风气，“乩童”仍在台湾宫庙文化的各种民俗活动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闽南地区的“走水尪”活动在传播到台湾之后，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古”倾向，重新由“乩童”等传统民间“神媒”占据了仪式的主导地位。
(二)从注重忠孝文化的传承到注重辟邪的实际功用
通过以上对闽台两地“走水尪”民俗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闽南地区“走水尪”活动的文化内涵是传承源于中原地区的忠孝文化传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制度决定了“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形成了“忠孝相通”“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文化传统。例如，福建长泰珪塘叶氏家族对忠臣代表“三公”的供奉延续了500多年，就体现了这种“忠孝相通”的文化意蕴。在长泰珪塘村的普济岩家庙中，乡民们通过树立“大公文天祥”“二公张世杰”“三公陆秀夫”牌位、在墙壁上书刻这些忠臣英雄事迹等方法，让每个入庙的族人都能时刻感受古代忠臣孝子的浩然正气。此外，珪塘村祖祖辈辈将“敬老尊老”视为族人最为宝贵的传统美德，每年举行“孝子”评选活动，并张灯结彩对评选出的“孝子”给予颂扬。他们还特意在祖祠“追远堂”上悬挂一块“孝子”匾，以勉励后辈勿忘尊老之德。
而相比之下，继承自闽南的台湾“走水尪”民俗活动则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更多地带有祈福驱邪的实用目的。例如，台湾“刈水香”的活动过程中，随处可见设坛驱邪的特殊仪式，特别是在“洗港”时，神轿需到河海交汇的地方驱赶“不净之物”，举行普渡祭河神的仪式。相形之下，台湾的“刈水香”传承忠孝文化的意味比较单薄，驱邪祈福的实用性相对较强。事实上，由于在移垦台湾的过程中，死于海难、天灾、瘴疠、疾病、番害、械斗者不计其数，为妥善安置这些无主孤魂，避免对社会人群造成危害，台湾民间至今仍非常重视对孤魂野鬼的祭祀，经常举行各种辟邪、普渡仪式。[9]82因此，注重传承“忠孝文化”的闽南“走水尪”在传播到台湾之后，受到台湾本土化的影响，举行此类民俗活动的目的发生了很大程度的转变。
五、结语
时至今日，闽南地区的“走水尪”民俗不再仅仅是一种传统习俗，更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它表达了两岸人民期盼风调雨顺，期盼阖家平安的共同愿景。如果说大陆的“走水尪”活动是中华传统忠孝文化在民间的传承，那台湾地区的“刈水香”“洗港”等类似民俗活动则体现了一种陪伴渡海来台的台湾人及其后人的闽南原乡信仰，是他们在台湾开垦天地、安居乐业的一种重要的心理支撑力量，一种“遥拜大陆列祖列宗，血浓于水不忘本之中华民族精神”。在闽台两地交流日益频繁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应该充分重视传统“走水尪”民俗作为两岸同胞精神文化纽带的重要作用，在举办两岸传统民俗文化节、民俗文化展等形式下，加强两岸民俗交流，增强台湾同胞“同文同种，同根同俗”的认同感，并且在重辟邪、重实用的台湾民俗中注入闽南民俗新时代“忠孝”等文化精神，赋予民俗文化新的时代意蕴。
微课制作方式简单、模式丰富，可以借助多种工具来体现同一教学环节。许多制作者对微课的认识仅停留在“短小精悍”上，认为越优秀的微课越“精炼”。于是在制作时只追求时间的短少和形式的多样化，忽略了知识的凝练。这会造成学习者的主观意识被微课的外在形式吸引，在学习后并未有所收获。久而久之会导致学习者质疑微课学习的高效性，拒绝这一学习模式。仅从时间这一个维度来衡量整个教学模式是片面的，“微”不仅指时间短小，更在于内容精炼。只有能够使学习者在短时间内消化学习内容，并从根本上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自主性的微课才能称作合格的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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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mparativestudyofthefolkcustomsof“ZouShuiWang”inFujianandTaiwan
ZHANG We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Zou Shui Wang” is a characteristic folk activity that originated in Minnan area and was brought to Taiwan with the Minnan emmigrants, and then took root in the emigration. The folk customs of “Zou Shui Wang” in Fujian and Taiwan come down in one continuous line. However,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both the specific forms and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showing very differen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nheritance and change of this folk custom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helps expoun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cultural link fun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folk custom activities in southern Fujian and promote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Keywords: Zou Shui Wang; folk custom activities; inheritance; changes
doi:10.3969/j.issn.1672-4348.2019.05.011
收稿日期:2019-05-29
基金项目:2019年漳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
作者简介:张为(1988-)，男，福建漳州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文字学、闽南方言文化。
中图分类号：B9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348(2019)05-0473-05
(责任编辑： 王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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