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阳明知行合一观，从理论上是为纠朱熹知先行后观念之偏，实践上是为解社会知而不行之弊；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命题：首先，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其次，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最后，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王阳明的心理合一论与心物合一论构成了知行合一观的主要哲学依据。王阳明知行合一观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但是其中蕴含的思想精华对于领导干部提高道德修养、完善道德人格有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王阳明；知行合一；人格
知行关系不仅是中国哲学史一直关注并探索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理论体系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同时，知行不一、知行分离、知行相悖的现象也是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本文将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探讨其对提升领导干部道德素质、完善领导干部道德人格的作用。
一
知行合一，不仅是王阳明先生一生倡导的核心思想，而且也是他终生践行的道德规范。正如梁启超先生在他的《知行合一之教》一文中所说：“阳明所用的口号也不止一个，如‘心即理’，如‘致良知’，都是他最爱用的。尤其是‘致良知’这个口号，他越到晚年叫得越响。此外如‘诚意’，如‘格物’，都是常用的。骤看起来，好像五花八门，应接不暇，其实他的学问是整个的，是一贯的，翻来覆去，说的只是一件事。所以我们用知行合一这个口号代表他的学术全部，是不会错的，不会挂漏的。”(1)梁启超等：《王阳明传》，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版，第172页。
阳明先生之所以如此重视知行合一，我认为原因主要有如下两个：一个是补理论之弊；另一个是纠实践之偏。阳明时代，朱学盛行，阳明少时，也颇受朱学影响。在知行观上，朱熹主张知先行后。朱熹非常重视《大学》，认为“《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2)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页。。在朱熹看来，《大学》是人们入德之门，因为《大学》阐明了古人为学的次第，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上述八条通常被称为“八德目”，并且被认为是人们道德修养的基本的步骤与环节，各个步骤与环节之间具有不可替代性与不可逆性。因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3)② 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11页。。朱熹十分重视“格致”说，在他看来，这是人们修身养性的基础与开端。“八德目”中“诚意”以下各条，《大学》都有阐释，唯独缺乏对“致知格物”的阐释，朱熹认为原文本应有之，而后遗失，因而专门作了一篇《格致补传》：“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4)② 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11页。总之，朱熹认为，格物、致知是求知的功夫，是修身的基础；诚意、正心、修身是力行的功夫，它必须以求知的功夫为前提。朱熹的这种先知而后行的思想在当时有着广泛的影响。阳明先生认为，把知与行分开，当作两件事情，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主张先知而后行更是有害，因此，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观从理论上来说正是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理论的弊端。
另一方面，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观也是为了针砭时弊，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阳明先生看来，当时的社会存在严重的弊端。其一，在政治上，王道失落，而霸道猖獗。“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时之得，以猎取声利之术，若管、商、苏、张之属者，至不可名数。既其久也，斗争劫夺，不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5)④⑤ 《传习录·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43、43、43—44页。。其二，在学术上，道学失传，支离之学畅行。“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是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6)④⑤ 《传习录·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43、43、43—44页。。其三，在社会上，功利主义毒素深入人心骨髓。“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其称名僭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7)④⑤ 《传习录·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43、43、43—44页。。其四，在个人修养上，多有有令不止、知而不行现象。人们通常把知与行看作是两件事，先知而后行，因而知行分离、知而不行的现象具有普遍性。阳明先生认为，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不是一个“小病痛”。他说：“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的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8)《传习录·徐爱录》，《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总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观正是针对社会时弊而提出的“对病的药”。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知”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知道；二是知识(9)《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66页。。知，是一个会意字。从字形上看，左为矢右为口，因此，段玉裁曾解知字说：“识敏，故出于口者疾如矢也。”意即认识、知道的事物可以脱口而出。从这里看，知字的本义就是知道。作为名词的知识应当是知字的引申意义。从认识论上说，知作为名词，指静态的知识；作为动词，指人们的认识活动。总之，知是一个标志着主观性的范畴。与知相对的行，则代表着主观见之客观、代表着人外在行为的客观性范畴。宋代儒者通常在道德哲学的角度使用知行概念，与日常用法有相通之处，也有相异之地。比如，宋儒会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知的概念，静态上表达人们得到的知识，包括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但并不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知识；动态上表达人们为学、求知的行为，按照朱熹的说法就是“即物穷理”，这虽然本身也是一种行为，但宋儒却归之为知而不归之为行。这也说明，宋儒那里行的概念的外延要狭窄得多。有的时候，并不是人的所有行为都可称之为行，行主要是指人对既有知识的实践，“行者不是泛然而行，乃行其所知之行也”，甚至有时候，行只指与人们道德修养相关的行为。
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观中，知行概念的使用与日常用法、宋儒用法既有不同之处，也有相通之处。比如，知，阳明先生把它当成一个纯粹主观性范畴，仅指知觉、意识、意图等主观感知，其概念的外延要小得多。相反，行的概念，阳明先生使用时要比宋儒宽泛得多。有时候阳明先生把人们的一切行为归之于行，有时候甚至把人们的心理活动也归之为行。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命题的基本内涵，这里主要通过以下几个命题来表述：
10月16日，云南省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电价现场会在昆明召开。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 10%”以来，云南电网公司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云南省物价局相关政策要求，从9月1日起，云南电网直接供电的一般工商业用户用电电价同比去年已降低10%。此外，更积极配合价格主管部门做好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工作，让今年以来的降价政策切实传递到终端用户，打通降低电价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据《传习录》所载，阳明先生的大弟子徐爱就阳明先生所讲的知行乃一回事有所困惑，曾向阳明先生请教说：“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阳明先生回答说：“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13)《传习录·徐爱录》，《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真知”概念不是阳明先生原创，宋儒也用。如朱熹曾说：真知未有不能行者。真知，顾名思义，是真实、真切之知。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说，正如荀子所言，真知能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10)《荀子·劝学》。。用今天的语言来说，真知能够入耳入心入脑，能够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它是能够通过主体自身的理解、认可、接受的心理过程，并且最终可以付诸于行动中。因而，真知比一般之知体悟更深，也有更强烈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属性。因此，朱熹讲真知未有不能行者，意即不能行者不足谓真知也。阳明先生正是承继这一思想，接着讲知行合一观。阳明先生也用“真知”概念与一般之知相区别，但他更多地使用知行本体这一概念指称真知。本体的意思是本来、根本。真知概念虽然内含着“必能行”的属性，但总归是标志着主观性的一个范畴，而知行本体概念，更强调知与行的合一属性。合一并不意味着知与行两者指涉同一个对象、二者完全是一回事，而是强调知与行相互规定、相互包含，不可分割。这也正是与宋明理学的区别及超越之处。
黎永兰被林雪川送到了广安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当时入院的黎永兰鼻子、头发上都有血迹，医护人员询问黎永兰相关情况，均没得到回应。知情人士介绍说，黎永兰当时被送往医院的时候，身上除了血污之外，没有明显的伤口，医生判断是颅脑损伤，于是立即进行安排了开颅手术。
阳明先生以《大学》中的“好好色”为例论述了知与行的不可分离性。他说：“《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11)③ 《传习录·徐爱录》，《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在此，阳明先生认为，好色、恶臭是知，而喜欢好色、厌恶恶臭是行。人们见到好色与喜欢好色、闻到恶臭与讨厌恶臭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时的、不分先后，以此来说明朱熹的知先行后是错误的，从而证明知行本体是合一的，而不是先后分离的。
不仅如此，阳明先生还举了许多例子进行说明。“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12)③ 《传习录·徐爱录》，《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这里的例子很有说服力，在阳明先生看来，孝过才算知孝，痛过也算知痛。可见，知中本来就含有行的属性，是“能行”之知、“必行”之知，不行之知不能称之为知，更不是知行本体。
2.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1.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知
解析：能与Al反应放出H2的溶液,可能呈强酸性也可能呈强碱性。A项中无论是在强酸性溶液中还是在强碱性溶液中均不能大量存在;B项中Al3+与S2-能发生水解相互促进的反应,且S2-与ClO-之间能发生氧化还原反应;C项中各离子在酸性条件下能大量共存;D项,在碱性溶液中、Mg2+不能大量存在,在酸性溶液中,因为的存在不能产生H2。本题答案应为C。
由阳明先生的回答可以看出：知与行就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齐之则美，离之则伤；两者相互包含、相互联系，不可分离。首先，我们常说观念指导行动，观念属知，行动指行。从行为的动态过程来看，行动要接受观念的指导，是观念指导下的行动，同时也是在一定的目的、动机、心意下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知是行的主意。其次，从行为过程来看，通常也是先有行为的动机、意图，然后才是具体的行为过程，从这一角度来理解“知是行之始”也是可以讲得通的。但是，阳明先生讲得更彻底，他认为，意图本身就是行。当人的心中起意时，便已经是行，也意味着行已经开始了。阳明先生说就像吃饭，“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走路也“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14)④ 《传习录·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32、35—36页。。“欲食”“欲行”都是人的意图，本来都属知，但阳明先生认为“欲食”“欲行”之意一起，便意味着行为过程已经开始了。因此，知是行之始。最后，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观的本质在于强调行，重在解决知而不行的问题，因此，“行是知的功夫”“行是知之成”这两句比前两句更为重要。《中庸》里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朱熹注说：“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知，‘学而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也。”(15)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5页。后人通常也像朱熹那样把学问思辨当作知的方面讲，只把笃行从行的方面讲，而阳明先生则认为这是错的。他说：“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问既审矣，学既能矣，又从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谓笃行。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谓之学，以求解其惑而言谓之问，以求通其说而言谓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辨，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盖析其功而言则有五，合其事而言则一而已。”(16)④ 《传习录·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32、35—36页。在阳明先生看来，学问思辨中皆有行，甚至说，学问思辨本身就是行，人们不可能先去做学问思辨之事，然后去行。后来在《答友人问》中阳明先生有更清楚的说明：“凡谓之行者，只是著实去做这件事。若著实做学问思辨的工夫，则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辨矣。若谓学问思辨之，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先去学问思辨？行时又如何去得个学问思辨的事？”(17)《答友人问》，《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页。这里阳明先生把行理解为着实去做某事，可见，阳明先生对行这一概念的理解与使用是相当宽泛的。正如前文所示，他明确地把人心之“意”归之为行的范畴，正如吃饭，他把“欲食”归之于行，旨在强调行，即只有食后(行后)才能知其味之美；又如走路，他把“欲行”归之于行，旨在强调行，即只有亲身履历后才知路途之险夷。可见，离开了行，就无所谓知。所以说“行是知的功夫”，又说“行是知之成”。
3.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
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不可分离，知行本体是一回事。这是阳明先生知行观的基本观点，只是他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表述与说明方式。“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知”这一命题是前两个命题的深化与拓展，是知行不可分离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第二，心是至善，是本体。据《传习录》所载：“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说相戾。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28)《传习录·徐爱录》，《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关于“知止而后有定”这句话，朱熹与阳明先生讲的有本质差异，所以徐爱问之。朱熹如何注解，在这里存而不论。阳明先生指出，朱熹解释的根本性的错误在于，在外在事物上求定理、求至善，这是犯了方向性错误。就如事父，不能到父亲身上求孝；再如事君，也不能到君主身上求忠；同样，交友与治民，也不能到朋友身上群众身上去求信与仁，忠孝仁信，都在此心。这样，阳明先生就把朱熹强调的形而上学的物中之理从心外移向了心内。因此，阳明先生认为，至善就是心之本体。
虽然阳明先生释物为事，进而把事与吾心相关联，看成是吾心之外化，最终完成物的主体性结构的存在方式，但是他终是逃脱不了人们日常思维的纠缠。物，人们通常理解为一般性事物。很多时候，阳明先生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物的概念，这说明他也承认物有“事物”之意。《传习录》记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38)《传习录·钱德洪录》，《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84页。张立文教授认为，上文中的“寂”有两个意思：一是寂静，表示事物运动的特殊状态；二是佛教的寂灭，表示归真返本。两者都没有“不存在”之意(39)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7页。。可见，阳明先生没有说、也不可能说人们不看此花时，此花是不存在的。就是说，阳明先生知道花树这一物，不论吾心及或未及，花树都会在深山自开自落。但是阳明先生的“心外无物”本意并不在此，如果纠缠于此，则会远离阳明先生之立言宗旨。因此，陈来先生解释说：“山中观花树的问答不适用于花树，而适用于‘观花’、‘看花’。意之所在于花，即‘看花’为一物；未看花时，意未着于花，‘看花’之物也就不在；来看花时，意着在于花上，‘看花’之物即成现实之有，故此一物(看花)不在心外，即不能脱离主体的参与。”(40)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3页。这种解释可以使阳明先生的“心外无物”说具有彻底性，但用“看花”概念代替花的概念，同样不能说明阳明先生否定花树这一物。
二
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观重视知与行的统一、强调践行的意义与价值，是一个更具有道德哲学意蕴的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应当说和阳明先生自身的哲学理念有着内在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其“心理合一说”“心物合一说”等哲学理念构成了知行合一说的哲学依据。
1.心理合一说
整体来说，北朝文学相对落后于南朝，但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不断接受汉文化，使北方的文学艺术在战乱中有所发展和提高，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北朝的乐府诗正是这个时期北方民族融合的写照，北朝本土文人群体的出现及文学创作心理的变化，都直接源于各民族融合。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一方面促使北朝中后期本土文人个性品质的多元化，为乐府诗的创作技巧与风格变化埋下伏笔。另一方面，为隋统一南北后的文化融合准备先决条件，北朝乐府民歌的质朴无华、刚健豪放与南方诗歌含蓄委婉、艳丽典雅的相互碰撞、交流，对唐代诗歌的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
They kept on walking until they found an 2)oasis, where they decided to take a bath. The one who had been slapped got stuck in the 3)mire and started 4)drowning,but the friend saved him.
阳明先生的心理合一说是针对朱熹的心理二分而提出的。阳明先生少时格竹子的失败，便使他对朱熹格物穷理说产生了怀疑。朱熹认为格物就是即物而穷其理，理寓于物，即物穷理就是以吾心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正如认识论中的主体(吾心)与客体(事物之理)，这样心与理无疑是两分的，理在物中，理在心外。阳明先生提出“心即理”就是为了解决朱熹心与理两分之弊端。正如他在《答顾东桥书》中所言：“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闇而不达之处，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26)《传习录·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
阳明先生的心理合一说中，心这一概念的内涵比较复杂，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1）政府对人工智能研发支持的力度不够。受经济制裁、体制因素，以及俄罗斯科院改革动荡影响，人工智能研发投入明显不如西方其他发达国家，政府虽然对人工智能表示重视，却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建立开放数据平台、给予更多资金支持，科研投入水平居世界第9位。
第一，心是主宰，是知觉。“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故欲修身在于体当自家心体，常令廓然大公，无有些子不正处。主宰一正，则发窍于目，自无非礼之视；发窍于耳，自无非礼之听；发窍于口与四肢，自无非礼之言动”(27)《传习录·黄以方录》，《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页。。阳明先生看来，心作为身体的主宰，不是一块血肉，而是知觉。耳能听，目能视，手足能知痛痒，这些感觉都是心的体现。不仅如此，耳能听，听是耳的基本生理本能，但是听什么、听后的感觉由心；目能视，视是目的基本生理本能，但是视什么、视后的感觉由心；四肢能动，但是动什么、何以动由心。可见，感觉的目的、对象、范围等都受制于心。总之，心是身体的主宰，也是感觉的集合，同时也制约着身体感觉的对象、目的与范围。
当我们讨论知行关系时，就意味着知行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且有不同的所指，如果知行是两个指称完全相同的概念的话，则没有必要讨论两者的关系。因此阳明先生不断反复地讲“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18)②③⑤ 《传习录·徐爱录》，《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4、3、75、4页。。尽管阳明先生倡导知行合一后便反复讲，但在当时仍不被人们所理解，甚至他的弟子与门人也多有困惑，多次反复地问他这个问题。因此阳明先生不同场合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进行了不同的回答。
局部应用前列腺素类似物滴眼液对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患者角膜厚度影响的Meta分析 ………………… 蒋鹏飞等（24）：3431
心的概念可以体现出阳明哲学与朱熹哲学的方向性差异，对于理这一概念的使用，阳明先生也有自己的理解。
第一，理为心之条理。阳明先生在给他内侄诸阳伯的信中曾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宁有心外之性？宁有性外之理乎？宁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义外’之说也。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29)《书诸阳伯卷》，《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205页。阳明先生认为，理是心的呈现，是心的条理节文，是心之所发。由于理之所发的对象不同，其呈现就会不同，所以会有忠孝仁信之区别与变化。无论理的具体表现、具体变化如何不同，归根结底，理都不过是吾心之条理的呈现。
阳明先生不仅把物理解为一般事物，而且还把物扩充到宇宙万物，不仅主张心外无物，而且强调心与万物同体。他曾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矣。”(41)《答季明德》，《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160页。《传习录》记载：“问：人心与物同体，如吾身原是血气流通的，所以谓之同体；若于人便异体了，禽兽草木益远矣，而何谓之同体？先生曰：你只在感应之几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请问。先生曰：你看这个天地中间，甚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么教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42)《传习录·黄以方录》，《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96页。人是宇宙之精华，是万物之灵长，因此，人是天地万物之心，即人为天地立心。天地本无心，以人心为心，人心便为天地万物之主宰。这个人心不是个人之心，而是人类的精神，如果整个宇宙是个身体的话，那么人类的精神便是宇宙之心，在这个意义上人心与万物同体。人心既然是个“灵明”，又是充塞天地中间的唯一的“灵明”，它便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可以把天地万物总括无遗了，不但可以与禽兽草木同体，而且可以与天地鬼神同体。总之，人心与万物同体，人心与万物合一。
意，如果笼统地说，主要指意识、意念、意欲、意图等。它一方面指来自于外部事物的刺激而引起的“心之动”“心之发”的感觉意念，如面对美食而“心之动”的“欲食之心”，面对美景而“心之发”的“欲行之心”，阳明先生都称之为“意”(36)《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另一方面指来自主体自身内在道德追求而引起的意向或意图，如意在事亲、意在治民之意，就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行为意向。总之，凡是心之所发、心之所动处，都是意。心为本体，无善无恶，或说纯善无恶；但是心动之意则是有善有恶，有是有非，而能知意之是非善恶者则是良知，因而又说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作为主体的意识、意念，必有其对象，意识是对对象的意识，“意未有悬空的”。意之所“发”、所“着”、所“涉”，总之意之所指向的对象即是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37)《大学问》，《王阳明全集》第3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711—712页。。阳明先生释物为事，主要是指人们所从事的政治活动、教育活动，尤其是道德实践活动等，比如事亲、事君、仁民、治国等事皆为物。这样，物(事)作为意之所指便与吾心构成主观性结构关系。“从心上说”，物(事)是一种结构性存在，它只有与心、意相关联，才能显现；当它与心、意不相联结时，便不能显现。如吾心发之于孝亲，则孝亲为一物；若吾心之本体受私欲蒙蔽，感受不到孝之天理，则不会有孝亲这一物。因此，物在心中，心外无物。
2.心物合一说
阳明先生在论述心理合一说时，不仅涉及心与理，也常常涉及心与物、心与事的关系。阳明先生常说：“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与心理合一说一样，心物合一说也是阳明哲学中的重要内容，它们一起构成知行合一说的哲学基础。
阳明先生心物合一说的建构，陈来教授认为主要通过三个环节为中介，“一是以物指事；二是从心上说事，即从主体方面定义事；三是通过意与物的关系建构起心外无物的心物论”(34)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我认为陈来教授抓住了阳明哲学的实质。《传习录》记载：“爱曰：昨闻先生之教，亦影影见得功夫须是如此，今闻此说，益无可疑。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35)②④ 《传习录·徐爱录》，《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5、33、5页。其间的四句“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被陈来教授称为“四句理”，与天泉证道“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本，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对称。不论“四句理”还是“四句教”都是来自《大学》中的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等德目，都是遵循了心—意—知—物的纵向结构。因此，物这一概念也要放在心—意—知—物的结构中去理解。
从心与理两个概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阳明先生为了克服朱熹心理两分说，而把外在的事物之理移向内在的“吾心”。“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既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33)②④ 《传习录·徐爱录》，《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5、33、5页。阳明先生认为，理在心中，理是心中之理，心外求理则无理；遗理而求心，则无心。因此，心即理，理即心，心理合而为一。
阳明先生认为，知行当做两件事，带来的最糟糕的两种现象是：知善而不行、知恶而不禁。徐爱曾说：“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19)②③⑤ 《传习录·徐爱录》，《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4、3、75、4页。知善不行，古已有之，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许多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有甚者，知恶而为之。现实生活中，严刑峻法，亦不能禁，阳明再世，又能奈何？这也又恰恰说明：德性不尊，必有余殃！因此，阳明先生不但不能容忍恶行，甚至不能容忍人们内心中的恶念，他认为恶念即是恶行。他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20)②③⑤ 《传习录·徐爱录》，《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4、3、75、4页。阳明先生这段话说得直接、明了：知行合一是其立言宗旨。黄梨洲曾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即学者之入门处。”(21)转引自梁启超等：《王阳明传》，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版，第170—171页。不能理解阳明先生的立言宗旨，把知行当作两件事，现实生活中就会导致“冥行”“妄想”现象。“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个行，方才知得真”(22)②③⑤ 《传习录·徐爱录》，《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4、3、75、4页。。“冥行”是“不能精察明觉”而行，是“学而不思则罔”(23)⑦ 《答友人问》，《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页。，甚至是不知而行。就如徒步大都，虽然决意前往，而只知一路独奔，而不知问道途、辨方向、具资斧、备舟车，这种行就是阳明先生所说的典型的“冥行”。“妄想”则是“不能真切笃实”而知，是“思而不学则殆”(24)⑦ 《答友人问》，《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页。，甚至是只知不行。就如阳明先生少时格竹子，独坐竹林，闭目静思，悬空默想，思想全无着落处，更别说躬行，这种知就是阳明先生说的典型的“妄想”。不论是“冥行”还是“妄想”，都是知行分离的表现，因此，即便是行，也要行得明觉精察；即便是知，也要知得真切笃实。“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正如阳明先生所言：“杀人须就咽喉上著刀，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25)《与黄宗贤第五书》，《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页。。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得到知行合一，才算真正懂得阳明先生的立言宗旨。
第二，理为法则。首先，理作为法则，表现为自然法则。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宇宙万物自有其运动法则。阳明先生也承认自然法则。他曾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实理流行也。”(30)《五经臆说十三条》，《王阳明全集》第3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716页。万物化生，是理的作用。这里的理，便是作为一种自然法则而起作用。其次，理更是道德法则。阳明先生说：“夫礼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浑然全体之中，而条理节目，森然毕具，是故谓之天理。天理之条理谓之礼，是礼也，其发见于外，则有五常百行，酬酢变化，语默动静，升降周旋，隆杀厚薄之属。”(31)《博约说》，《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197页。礼，通常指礼仪或礼制，是人们的行为必须遵守的道德法则或典章制度。礼是外在的、可见的；理则是内在的、不可见的。外在的礼正是内在的天理的表现，两者实为一物。阳明先生曾解释说：“‘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32)②④ 《传习录·徐爱录》，《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5、33、5页。因此，守礼，从行为上要合乎礼仪与典章制度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内心要纯乎天理。只要心存天理，不论什么事情、什么时候，人们的外在行为表现都会合乎自然或道德法则。
(2)创建宗地的关联属性方法。如在调查库中查看宗地属性时，发现没有相应的属性信息，系统可自动获取宗地上的建筑面积、容积率等关联信息，即创建关联属性的方式来获取相应的属性。
三
儒家文化注重经世治用，孔子讲“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大学》开篇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文中也重点阐释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德目”，可见，儒家重视道德修养的目的在于安百姓，在于齐治平。因此，孔子强调德政，孟子强调仁政，都是强调君子要有自己的高尚道德人格，德润人心，仁政天下。阳明先生儿时便立下成为圣贤之宏愿，故而他为学，挑战朱学正统，开创心学系统；为政，成就经世大业，维护统治秩序；为教，倡导知行合一，教化社会风俗。他更是把治世归于治政，把治政归于治心，希望通过“致良知”“知行合一”之教革除社会积习，开创“三代之治”之盛世。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政德即为政之德，是党员干部为官从政的政治操守，也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领导干部要做官先做人，做人要重人格。人格是一个人尊严、价值与品质的表现，也是一个人性格、气质、能力的综合反映。高尚的人格能够使人倾倒折服，也能够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影响力。如果领导干部具备高尚的人格魅力，就会获得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与认可，同时也能激发出巨大潜能，带领大家奋勇拼搏、攻坚克难、励精图治。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4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但是，现实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不注重道德修养，丧失道德人格，从而走向犯罪道路，成为人民的敌人。德之不修、人格缺失成为众多腐败分子的普遍特征，尤其是“双面人格”更是一些领导干部难以避免的现象。有的领导干部表面勤勤恳恳为百姓，背后吃喝玩乐图享受；有的领导干部表面一心为公，其实官商勾结；有的领导干部表面上为人民，实际上谋私利；有的领导干部台上讲廉洁，台下索贿赂；有的领导干部马列主义对人，自由主义对己。这种“说一套做一套，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两个嘴巴说话，两张面孔做人”的双面人格的领导干部还并非个别。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其客观原因与社会根源，但是从主观原因来说，则在于这些领导干部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放松了自身的道德修养与人格塑造。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庄严提出“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求，主张“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4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3页。。正如阳明先生把治世归为治政，把治政归为治心，当前进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有“治心”之效，也如当时阳明先生针对时弊一样，今天的主题教育也是为了解决领导干部思想上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因此，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之教对于塑造领导干部健全人格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阀室低功耗安防系统由阀室部分和站场部分构成。物理构架为基于IP的2层网络构架。逻辑构架为基于物联网技术的3层网络构架，分为：感知层、网络层、应用层[1-2]。
2.2.1 种植前的准备。栽培牧草时，种植人员要做好前期的相关准备工作，如及时翻地。当秋季来临时，需要对翻整后的土壤浇水，以保护土壤。第2年春季，冰雪融化为土壤带来充足的水源，保证土壤中水分含量适中。
1.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阳明先生曾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45)《传习录·徐爱录》，《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可见，阳明先生眼中的知，是必行之知或已行之知；不能行之知或不曾行之知是未知，或者说是不曾知，或者说不是真知。这一思想的价值在于，当我们在学习某种理论时，我们不能满足于头脑的理解和口头的阐释，更为重要的是主观上心底里要充满着强烈的践行的冲动，客观上要随时把学到的理论付诸于行动。
我不知她如何对不起我，我尚未向她解释她看到的那一幕，或许我该向她道歉，我未能及时告诉她林全纠缠我的事情。
高校学风建设具有实施难、见效慢、难持久的特点。针对这一特点，高校学生学风建设需要构建的模式应该具有长效性、循环性、可改进性、持续性等特点，而将管理学中PDCA循环模式应用于高校学风建设，同时充分发挥班主任在这一模式中的主导作用，恰好可以弥补高校学风建设的不足，有利于创建形成优良学风的长效机制。
现实生活中，有的领导干部嘴里讲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实际行的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与个人主义。之所以会这样，就在于他们虽然知道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等概念，但是内心里从来没想着自己要在行动中体现出这些概念的实质内容，按照阳明先生的说法，这些领导干部对于这些概念只是未知。理想信念也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在风雨面前东摇西摆。”(46)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是领导干部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不懈追求，以及相信它们一定能够实现的坚定信心。具体来说，这里涉及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其一，领导干部是认识主体；其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认识客体；其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认识工具；其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体。因此，对于领导干部来说，理想信念的确立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未来社会首先是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必将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结论，也是一个判断，其正确性能否被领导干部理解、认同与接受，这一问题看似简单，但真正解决是复杂的，它涉及到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与理解问题。但是这是必须的，只有对上述问题有真正的、全面的、科学的理解与认识，才有可能树立起正确的理想信念。人非生而知之，这就客观上要求领导干部回到经典典籍中、回到历史中去探寻其合理性，主观上要充满着把学到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原则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原则等变成自己行动的强烈冲动，客观上一旦有机会就把上述思想及原则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去，只有这样，确立起的概念与理论才可谓“真知”，在“真知”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
2.省察克治无时可间
阳明先生曾说：“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47)《传习录·右曰仁录》，《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阳明先生有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心中贼”，私欲也。正是人的私欲，使人的内心蒙尘，意之初起便离善趋恶，如果不及时省克，人们便会见善而不行，甚至是从恶如流。因此，阳明先生强调每个人都要随时对自己进行省察克治，把自己内心的“小”“私”揪出来，即便是一念萌动，也要抓住不放。《大学》中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48)③ 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1、12页。朱熹对“独”字阐释为：“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49)③ 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1、12页。。慎独，从另一方面强调了人在只有自己知道而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也要省察克治自己内心的“小”“私”，否则的话，这时候放任“小”“私”作怪，势必做出坏事，去善而为恶，一旦如此，不论如何掩盖也无济于事，因为人终究无法欺骗自己。这一思想告诉我们：人格的完善需要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
现实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宽以待己、严以律人。就像黑夜里拿着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讲他人的不足，洋洋洒洒，头头是道；说自己的不足，蜻蜓点水，隔靴搔痒。这些领导干部由于缺乏自我反思、自我批评的精神，很难自我提高、自我完善。毛泽东同志曾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50)《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习近平总书记也倡导领导干部要不断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必须以整风精神严格党内生活，着力提高领导班子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党内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熔炉。如果炉子长期不生火，或者生了火却没有足够的温度，那是炼不出钢来的。事实表明，党内生活松一寸，党员队伍就散一尺。党员、干部只有在严格的党内生活中反复锻炼，才能坚强党性、百炼成钢。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防身治病的有力武器，通过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不断洗涤每个党员、干部的思想和灵魂。”(51)《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古人云：知不足能自反也。人们只有找出自己的不足与缺陷，进行纠正、弥补，才能不断进步、不断完善；同时，我们也只有通过不断地自我反省，才能发现自身的缺点与不足。当前进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自我对照、查摆问题”，其实质就是自我省察，找出问题，自我克治，通过这种省察克治之功，改变自己的工作作风，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从而塑造自身的完善人格。
3.须在事上磨炼
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观旨在通过强调行从而解决当时知而不行的社会现象。“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52)《答友人问》，《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页。。可见，阳明先生强调着实做事。他的一个门人叫陈九川，喜欢静坐用功。有一次，九川问阳明先生说：“静坐用功，颇觉此心收敛，遇事又断了。旋起个念头，去事上省察。事过又寻旧功，还觉有内外，打不作一片。”阳明先生回答说：“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53)《传习录·陈九川录》，《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71页。阳明先生强调本心的修炼仅靠静思默想是不行的，必然使自己的本心有着落处，即在事上磨炼，否则，这种静思默想容易导致“妄想”，难以长进。阳明先生自己一生也立下了赫赫事功，“王阳明未尝修史，却是以其事功创造历史”，“阳明事功，则直是三代以后，数千百年一人”(54)朱承：《治心与治世——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同时，阳明先生的许多思想与他在事功上的磨炼直接相关。因此，着实做事是修炼完善人格的重要途径。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2018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的回信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领导干部：“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抓改革的关键，要把改革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来抓，不仅亲自抓、带头干，还要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做到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察，扑下身子，狠抓落实。”(55)《习近平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06页。马克思曾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领导干部提高道德修养、完善道德人格，不能在书斋里，而应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道德修养、人格完善不需要特定的场所，也不需要特定的时间，领导干部的工作场所乃至日常生活场所，都是塑造道德人格的修炼场，处理具体事务的工作过程本身也是道德修养、塑造人格的过程。关键是领导干部要有道德思维，使我们的日常工作不仅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同时也使其具有合道德性。领导干部的人格塑造要在事上磨炼，同时领导干部塑造的人格也要在事上体现。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儒家修身思想在领导干部人格塑造中的作用”(项目编号：18CZDJ17)、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创新工程科研支撑项目“王阳明知行观及其当代价值”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吕本修，男，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校刊部教授，研究方向为伦理学、思想政治教育；赵红梅，女，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9)05-0119-11
[责任编辑：农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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