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以往有关政府信任的研究主要从宏观结构层面来考量不同因素对某一单独群体的政府信任度影响，忽视了微观层面的主观要素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性表现。本文利用CSS2015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分析的方法，以乡村居民为参照对象，从微观视角出发，研究影响城乡居民对政府信任度的作用机制，发现当前城乡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具有显著差异，农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城市居民；回归结果表明，住房、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公平感知对政府信任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其中，城乡收入、城市居民的年龄与政府信任呈U型相关，社会公平感知变量对政府信任影响最大。以上三个变量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还表现出一定的城乡差异。
[关键词]政府信任； 住房； 社会经济地位； 公平感知； 城乡居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处于渐进转型状态，政府在国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逐渐发生变化，政府内部的管理、行政权力的使用、机关人员的思想观念、以及政府绩效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也日渐突出，在此过程中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也发生了以下的变化：一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存在差别，尤其是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正日趋降低[1]；二是从纵向来看，个人或群体对政府的信任存在差序化，即从中央到地方，信任度呈递减态势[2]。那么，城乡之间对政府信任变化的同一性与异质性是否反映了现代化到来后，工业文明对城乡之间的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不是意味着城市居民对政府信任的变化是未来乡村居民对政府信任变化的前奏？
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当前我国居民对政府信任的实际水平如何？不同群体间如城乡居民对政府信任是否存在显著区别？二是探索住房、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对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是否有明显影响？不同的作用机制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展望中国宏观经济时，不同于二季度的是，三季度报告提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宏观杠杆率趋于稳定，金融风险防控成效显现，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较为稳固。“三季度报告对未来货币政策、防风险举措、汇率政策等都有重要调整，这是市场观察央行举措的一个重要风向标。”知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说。整体来看，今年以来央行从宏观上营造了一个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环境，使流动性合理充裕。央行今年以来已经四次降准，释放资金约2．3万亿元；增加再贷款及再贴现额度3000亿元；与此同时，央行前三季度累计开展MLF操作共40740亿元。
式中:cp=1 005 J·kg-1·K-1表示干空气的定压比热;ρ为干空气密度;在高原地区取平均密度0.85g/cm3;CH为热力输送系数;V0为地面10 m风速;Ta为2 m气温;Ts为地表温度。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政府信任是链接国家与个人的重要机制，不仅具有象征多元阶层融合的符号性意义，而且镜像反映出国家、社会、公民的多向互动关系。民众对政府信任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政府人员、政府所颁布的政策的预期[3]。目前，有关民众对政府信任是否增长的研究成果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呈下降趋势[4]；二是认为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呈上升趋势[5]。近年来，众多关于政府信任的研究日趋活跃，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对不同地域、不同群体间的政府信任度差异比较[6]，形成了主要由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学者参与的一个日趋活跃的研究领域。已有研究侧重于从宏观结构层面分析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研究发现，制度因素、文化因素、社会资本因素是影响政府信任的关键[7]。此外，不同区域的政府信任格局呈现出“东中西递增”状态，而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居民在政府信任上则表现出差序性层次特征，即央强地弱，乡强城弱，并且，农民的政治信任呈现出不断提升的态势[1]。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城乡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有着显著差异，其中乡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高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依据制度变量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住房因素对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有着显著影响。
对政府信任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中，本文主要考察了个体的住房因素、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因素，并控制了社会人口特征变量和个人的幸福感变量。其中个体的住房因素包括公民是否拥有自住房的客观事实测量以及对政府提供的保障房满意度的主观心理测量，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包括，收入、教育、个体过去五年、当前、未来五年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其中，为了更准确地考察收入与其他变量的连接比较，我们增加了收入标准分和收入标准分的平方。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变量则包括9个主观测评客观事实的问题，具体有高考制度、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司法与执法、公共医疗、工作与就业机会、财富及收入分配、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城乡之间的权力、待遇，总体上社会公平状况。在控制变量中，社会人口特征变量主要有个人的性别、民族、年龄、政治面貌，此外个人的幸福感也纳入控制范围之内。在本文的回归研究中，依据以上变量，我们设置了6个模型。模型1、模型2、模型3是对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进行的影响因素探究，模型4、模型5、模型6是对乡村居民的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其中，模型1和模型4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主要加入了住房因素。模型2与模型5则是在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模型3与模型6在控制变量、住房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人的社会公平感知变量(见表3)。鉴于此，我们希望可以从微观视角全面考察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所表现出的城乡差异。
哲学，是一个神秘的字眼。大多数人在想起哲学时，都会下意识地认为高不可攀，不可能适合学生学习，只有学富五车的人才有资格阅读，然而，哲学并不是那么的高高在上。儿童哲学绘本就可以颠覆这些人眼中的常识，通过观看儿童哲学绘本，学生也能够观看哲学、思索哲学、感悟哲学，甚至能够悟出一些成年人没有悟出的道理，教师应该运用儿童哲学绘本展开教学。
假设2b：住房与政府信任有着显著相关，居民对政府提供的基本保障房越满意，对政府的信任也就越高。
解释影响政府信任的路径二——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作用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暗含外生性和内生性两种机制，外生性主要指的是个体在社会网络中所拥有的资源，如拜年网、职业网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信任的影响[9]。内生性则是个人的身份地位、收入、教育程度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收入、教育、个人的社会阶层对个体的政府信任会产生正面积极的作用[10]。赵晓航等人利用CFPS数据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政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能有效缓和社会不公平现象如贫富差距、腐败等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此外，地区性经济发展的快慢也会对政府信任产生作用[11]。
1.2.1 AMH及激素的测定 对于每位患者，均在其治疗前的月经第1～3天抽取外周静脉血，4 ℃ 1 500 r/min离心分离上层血清，使用促卵泡生成激素(FSH)测定试剂盒检测FSH；采用雌二醇(E2)测定试剂盒检测E2；使用AMH定量检测试剂盒检测AMH。所有检测均由同一实验室具有相同工作经历人员完成。FSH：3.85～8.78 U/L，AMH：0.24～11.78 ng/mL，E2：24～114 ng/L，所有试剂盒批内及批间变异小于5%。
现有研究对不同区域或不同群体间的政府信任所存在的差异性进行解释的路径之一——制度，该要素主要表现在政府绩效和保障房政策等客观政府行为上[8]。有学者认为，人们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越大，政府信任度也就越高，而这一信任主要基于理性人假设，当人们无法从政府机构获得与其付出相对应的回报时，信任度便会降低。此外，李培于2007年对北京市1184位住户进行问卷调研，并利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居民对政府所提供的保障住房满意度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发现居民对保障住房越满意对政府信任度越高。鉴于此，制度变量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民众所获实惠越多，对政府也会越满意。
假设3：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政府信任之间有显著影响。
从图2可以看出，随着迭代的进行，数据集的分类正确率均有所提升，并快速达到收敛.ICSA-ECOC编码方法通过变异选择操作对初始编码矩阵进行局部和全局的搜索，利用数据集先验知识不断调整搜索方向，使编码矩阵逐渐接近最优值，促进多类分类器的性能提升.
假设3a：个人收入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U型相关，收入越高或越低者对政府信任度较高，收入中等者对政府信任较低。
假设3b：个人教育与政府信任之间有着显著影响，教育水平越高对政府的信任度越低。
假设3c：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与政府信任之间有着显著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自评越高对政府越信任。
在叙述时尽量避免从头到尾全都是平铺直叙的情况，要运用一些叙述的技巧让文章曲折有致、起伏变化，做到情节有张有弛，波澜起伏，增强文章的艺术感染力。
解释影响政府信任的路径三——文化，文化作为一种规范的延续，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地被建构，反过来又会对行动者施以规训。有学者提出，在具有等级的文化中，信任无法生根[12]。因此，社会公平程度高的社会，民众自然对他人、对社会的信任度较高,而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也存在正相关。此种公平，不仅需要体现在实际权力中，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人员在程序上遵循公平公正的法律规范、 执法部门能够限制偏袒和不公，由此，便能提升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感[13]。除公平文化外，文化的具体类型，像传统的儒家思想、犬儒主义以及族群主义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也较大。此外，政府所塑造的形象作为一种公关文化同样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尤其是当政府形象与其所扮演的角色行为一致时，民众便会倾向于信任一侧[14]。
多元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是将自变量逐次纳入回归模型，以了解不同自变量在回归过程中对因变量的作用，发现解释变量在各阶段的解释力。而本文旨在考察三类影响因子即自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利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能准确地发现各个变量的影响效应。鉴于此，本研究将从个体层面的住房测量、社会经济地位状况、社会的公平感知视角考察城乡居民对政府的信任。
综上可见，国内外学者对政府信任的研究做出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既探讨了制度因素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也阐述了社会资本和文化因素对政府信任的作用，但诸多研究仍存在一些尚待完善之处：一是需要厘清或者验证当前民众对政府信任的情况，尤其是发现城乡居民对此所存在的差异；二是已有研究主要从宏观的结构主义视角来分析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缺乏微观视角和主观分析；三是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上述框架之内，缺乏对其他因素的探究。基于此，本研究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将加入新变量，如住房、主观公平感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自评等均纳入回归模型之中，并对研究结果提出符合本土化的解释。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的测量
1.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05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该调查是双年度的纵贯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CSS在2015年5月到11月实施的全国性抽样调查。问卷调查范围包括全国31个省/自治区的城乡区域，具体涉及151个县(区)，604个村(居)社区。抽样过程中以每个村(居)的地图地址为抽样框，也是实地抽样的基准。调查时，抽取相应的家庭户、集体户。在抽中的家庭户中抽取1位受访者进行访问；在抽中的集体户中，按人员规模确定访问人数。调查对象为18—69周岁的公民，问卷发放总量为10268份，实际回收10243份，问卷回收率为99.8%。依据本文研究需要，对数据筛选过后，选取5581个城市样本，占总样本数(有效百分比)54.5%，选取乡村样本量4662，占总样本数(有效百分比)45.5%。
2.模型的选择与变量的测量
(1)模型的选择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4：个人对社会公平感知与政府信任之间有着显著影响。
(2)被解释变量
政府信任是本研究所需要解释的变量。此次研究中将政府信任的对象界定为对党政机关干部的信任。某一群体的关键人物是该群体网络的重要节点，具有符号性作用，对关键人物的信任更能体现出人们对该人物所象征的群体的信任。因此对政府信任的操作性测量是对问卷中“请问、您信任党政机关干部吗”问题的测量，要求被访者在李克特量表上就自己对该问题的看法进行评价，答案设有“完全不信任”“不太信任”“比较信任”“非常信任”“不好说”5个选项。笔者对答案进行了重新编码，形成二分变量，即将“完全不信任”和“不太信任”合并成“不信任”，赋值为“0”；将“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合并成“信任”赋值为“1”；将“不好说”与缺失值一并处理，视为系统缺失。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影响学生学习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学生头脑里已有的东西。学生的大脑并不是一张白纸，生活使他们积累了许多经验，大众媒体也给了他们许多知识，因此，对学生原有的知识结构要有正确的估计，在引入探究课题，创设探究情境时，要剖析学生的原有知识结构，找到切入点，并加以合理的应用。探究情境的创设要贴近学生已有的经验。
3.解释变量
(1)住房
住房问题代表了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需要解决的客观问题，它既可以体现为现实生活中政府行动的客观结果，也可以通过公民主观评价和客观的住房拥有来反映对政府的信任。本研究将主观评价和客观测量相结合，目的在于探究住房因素是否对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有着显著影响。对应问卷中的问题为“您目前所居住的住房性质是？”笔者将本题重新编码并赋值为“自有住房=1”“租房=0”；“您对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租房等基本住房保障满意吗”其中对答案进行重新赋值，得到“满意=1”“不满意=0”。
(2)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经济地位是测量个体性社会特征的重要指标，本研究将客观经济地位和主观经济地位来综合起来测量个人层面的特征与社会层面的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收入变量——收入指的是个人的年收入，我们将收入取标准分。教育程度——变量的测量来源于“您的教育程度是？”笔者对本题重新编码赋值，分别得到：“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职高技校=3”“大专=4”“本科及以上=5”。自评社会经济地位是个纵向的主观比较，包括过去五年、现在、将来五年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笔者利用平均值将其综合为一个变量：社会经济地位感知
(3)社会公平感知
社会公平感知代表了被访者对社会整体公平状况的主观体验，本研究在此变量的测量中主要利用个体的主观公平感知进行检验。具体测量问题来源于问卷中李克特量表所包含的9个问题，即您觉得当前社会中以下方面的公平程度如何？指标有高考制度、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司法与执法、公共医疗、工作与就业机会、财富及收入分配、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城乡之间的权力、待遇、总体上社会公平状况。笔者对本题重新编码赋值为“觉得公平=1”“觉得不公平=0”。
(4)其他控制变量
本次研究中，我们控制了社会人口性特征和个人幸福感体验。社会人口性特征包括，性别、民族、年龄、政治面貌。这些变量中，社会人口性特征部分变量为定类变量，我们按照虚拟变量来处理，而个人幸福感体验为定序变量。其中，性别赋值为：“男=1”“女=0”；民族赋值为“汉族=1”“非汉族=0”，政治面貌赋值为“中共党员=1”“共青团员=2”“民主党派=3”“群众=4”；年龄是个连续变量，最小者18岁，最大者72岁。个人幸福感重新编码赋值为“幸福=1”“不幸福=0”。
表1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城市居民样本农村居民样本样本量均值标准差样本量均值标准差控制变量性别55810.450.49746620.460.499民族54600.960.19045030.930.263年龄55801.82390.3143246621.90010.29515政治面貌55733.471.08246363.750.774个人幸福感55641.880.32146601.820.384自变量有无自住房55810.780.41546570.960.194基本住房保障的满意度55783.643.40546482.943.662教育水平55233.072.18345511.961.689过去五年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54412.540.57846142.540.575当前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50242.560.59845842.590.582未来五年社会经济地位自评50692.150.76041412.180.761高考制度的公平感知50190.80370.3972340100.87310.33294政治权利的公平感知48650.62460.4842740270.68980.46261司法的公平感知53590.62650.4837838700.71990.44911公共医疗的公平感知度62650.68070.4662444260.75600.42955就业机会的公平感知51660.51120.4999239550.56940.49522收入分配公平感知度52050.40350.4906442000.47240.49930社会保障公平感知52960.59690.4905743590.68960.46271城乡权利公平感知51810.46900.4990942180.42370.49420社会公平感知54030.68150.4659544460.73170.44314
三、研究发现
1.城乡居民对政府信任状况
为了全面了解城乡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现状及特点，发现城乡居民对政府信任状况的差异性，本研究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城乡差异进行探索。具体结果见表2。
(1)控制变量与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
表2城乡独立样本T检验
城乡划分N平均数标准差F值显著性信任度是否信任政府城镇55250.510.50055.6%乡村46430.600.490222.6740.00064.2%
通过研究萧乾的自译作品可以看出，斯坦纳提出的阐释运作理论对自译过程的描述同样具有适应性。但同时，自译比阐述运作理论描述的翻译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享有“二度创作”的自由。自译作为一种翻译的特殊存在形式，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萧乾在翻译中运用异化、归化、文内加注等翻译策略，但仍以删减为主，这与自译者的特殊身份有关。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兼作者的双重身份使译者充分发挥了创造性与自主性，实现了创造主体与译者主体的统一。
2.城乡居民对政府信任的差异性分析
假设2a：住房与政府信任有着显著相关，有自住房的居民对政府信任越高。
表3城乡居民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城市乡村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模型四模型五模型六性别a-0.167∗∗∗(0.057)-0.059(0.048)-0.087(0.063)-0.097(0.064)-0.080(0.072)-0.116(0.100)控制变量民族b-0.001(0.147)-0.319∗∗∗(0.107)-0.145(0.144)-0.397∗∗∗(0.125)-0.457∗∗∗(0.141)-0.290(0.194)年龄-0.150∗∗∗∗(0.027)-0.174∗∗∗∗(0.028)-0.150∗∗∗∗(0.035)-0.019∗∗∗∗(0.002)-0.020∗∗∗∗(0.003)-0.015∗∗∗∗(0.004)年龄对数的平方0.054∗∗∗∗(0.012)0.062∗∗∗∗(0.015)0.020(0.286)-0.263∗(0.123)-0.116(0.184)-0.285∗(0.139)政治面貌c0.317∗∗∗∗(0.088)0.247∗∗∗∗(0.067)0.067(0.093)-0.149∗∗∗(0.044)-0.211∗∗∗∗(0.053)-0.179∗∗∗(0.067)个人的幸福感0.272∗∗∗∗(0.068)0.371∗∗∗∗(0.069)0.295∗∗∗(0.089)0.367∗∗∗∗(0.081)0.307∗∗∗(0.091)0.177(0.127)住房有无自住房0.090∗∗∗∗(0.008)0.079∗∗∗∗(0.007)0.054∗∗∗∗(0.009)0.020(0.160)-0.002(0.176)0.084(0.234)对基本住房保障的态度-0.167∗∗∗(0.204)-0.256∗∗∗∗(0.060)-0.205∗∗∗(0.076)0.087∗∗∗∗(0.009)0.083∗∗∗∗(0.010)0.046∗∗∗(0.014)社会经济地位收入-0.069∗∗∗∗(0.012)-0.023(0.015)-0.137(0.127)-0.189(0.181)收入标准分的平方0.003(0.004)0.001(0.0012)0.164(0.111)0.520∗∗(0.262)教育-0.210∗∗∗∗(0.058)-0.099(0.074)-0.046∗(0.022)0.006(0.029)社会经济地位自评感知-0.210∗∗∗∗(0.048)0.052(0.061)-0.016(0.089)0.080∗∗(0.116)社会公平感知高考制度的公平感知0.500∗∗∗∗(0.073)0.143(0.139)政治权利的公平感知0.853∗∗∗∗(0.074)0.575∗∗∗∗(0.112)司法的公平感知0.201∗∗∗(0.075)0.745∗∗∗∗(0.114)公共医疗的公平感知度0.186∗∗∗(0.070)0.114(0.118)就业机会的公平感知0.215∗∗∗(0.071)0.066(0.109)收入分配公平感知度0.136∗∗(0.072)0.152(0.108)社会保障公平感知0.053(0.071)0.164(0.110)城乡权利公平感知0.385∗∗∗∗(0.081)0.135(0.111)常数-0.17510.069∗∗∗∗-0.922∗∗∗38.902∗∗∗∗40.627∗∗∗∗0.421∗∗∗∗N535479815483444538212441R20.0520.0570.2250.0590.0670.205F26.255∗∗∗7.39819.346∗∗5.2486.45910.734
注：(1)*P<0.1,**P<0.05,***P<0.01,****P<0.001
(2)a参考类别为“男性”，b参考类别为“汉族”，c参考类别为“中共党员”
(3)括弧中为标准误差系数
主人公十分爱惜菊花。“我把菊花插在空牛奶瓶子里，捧在胸前来到囚室的一角。”主人公很是喜爱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菊花，把插着菊花的瓶子捧在胸前回到自己的囚室。为了让菊花照到透过囚窗射进来的阳光随着阳光的路线在囚室里来回的走动，“我随着阳光从房间的这一角跟到另一角。”
由表2可以得出以下结果：首先，从整体上看，城乡之间在政府信任上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即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对政府的信任度均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而且，从信任度测量的标准差来看，也可得知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具有较高的同一性。该结果与以往研究较为一致[2]。其次，从城乡居民对政府信任的差异性来看，依据表二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可知，F值为222.674，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说明城乡样本在对政府信任上存在显著差异，此外，从城市居民信任政府的人数占55.6%，乡村居民信任政府人数占64.2%，前者比后者低8.6%，由此可以看出，城乡之间对政府的信任度不仅存在差异，且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低于乡村居民的政府信任度，此研究结果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设1。
总体而言，控制变量中，性别、民族、年龄、政治面貌、个人幸福感在作用于城乡居民对政府信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异质性和同一性。异质性主要表现为性别仅在模型1中差异显著，即不同性别的公民在城市中对政府信任度不同，此外，民族的影响作用主要集中在乡村，也就是说在乡村社会中不同民族间对政府信任的差异极为显著。同一性表现在年龄、政治面貌、个人幸福感对城乡居民的作用均具有显著性，即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这些变量都会影响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年龄对政府信任的信仰影响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年龄的平方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系数为正，该现象说明，年龄对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主要表现为U型，即年龄越大或年龄越小者越信任政府，而青年或中年相对而言信任度较弱。
(2)住房变量与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
对住房因素的考察主要表现在模型1和模型4，由表3可知，住房因素对政府信任有着重要影响，其中，公民对政府提供住房保障的满意度对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均具有显著影响，而有无自住房对城市居民作用显著，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并无显著影响，数据呈现出的城乡差异符合我国城乡现实情况，在乡村社会中，宅基地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年轻一代的住房需求，尤为重要的是政府在对宅基地的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较为稳定，人们对此政策还是呈肯定态度，在城市社会中，年青一代的买房需求更为旺盛，因此对市场中有关房价、政府的相关政策关注度较高，政府行为与公民自身利益密切相关，这便解释了为什么城市中有无自住房的影响高度显著，从而验证了假设2。
(3)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与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
毛主席1936年在保安对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藏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④《红星照耀中国》159页和《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308页。邓小平同志在1952年7月2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红军北上，在那里（川西北兄弟民族地区）是把他们（当地老百姓）搞苦了，这在当时是为保存红军，没有办法，把他们的粮食吃光了，他们吃了很大的亏，要在具体利益上向他们赔偿，真正要从经济上帮助他们得到利益。”⑤《血对西藏说》第31页——32页。
由模型2和模型4的调整R2结果可知，社会经济变量对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较大，且收入、教育、个体对过去社会经济地位自评的作用尤为显著，因此便验证了研究假设3。值得注意的是，收入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但收入标准分的平方与政府信任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说明收入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呈U型，即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对政府信任较高，中等收入者对政府信任度较低，这一结果也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设3a,而教育对政府信任也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说明教育层次越高对政府的信任度越有可能降低，由此，假设3b也得以验证。同样，社会经济地位自评与政府信任也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城市居民对过去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评较低者反而对政府越信任，该结果无法验证假设3c。这是一个看似矛盾却很重要的现象,学界所公认的利用收入和教育水平所测量的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不一致，表面上看，的确矛盾，但事实上，这与城市的区隔效应有关，往往在城市中，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分布在不同区域，在同一区域内部，人们的同质性高于异质性，教育和收入的相对剥夺感体验较少；而中等收入者，接触底层和上层的概率较高，对群体间的差别感受明显，同时较高的教育程度使得他们对社会、对政府的行为有着自己的价值判断，信息获取能力的提升也是影响这部分群体的政府信任的重要机制。就乡村样本来看，与城市显著不同的是，社会经济地位感知对村民的政府信任影响较城市居民而言弱。该现象的存在也镜像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中始终存在的二元分化问题，即收入和教育对个体的影响，较低收入者和较低受教育程度者的聚集区，往往会形成一种文化，而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具有较强威权，也是由于信息接收较少，在该场域中习惯性认同当前的话语体系是乡村居民对政府信任的重要作用机制。
(4)社会公平感知与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
由模型3和模型6比较可知，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对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均具有较强解释力，在没有加入公平感知变量时，模型2和模型4的调整R2仅为5.7%和6.7%，加入改变了后，模型3和模型6的调整R2达到了22.5%和20.5%。此外，公平感知变量的加入还削弱了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和控制变量的作用。由此，可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设4。具体而言，公平感知变量对城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在城市居民中，加入公平感知后，原来的政治面貌、个人幸福感、收入、教育、社会经济地位自评的影响明显减弱，而在公平感知中对高考制度、政治权利、司法、公共医疗、就业机会、收入分配、城乡权利的主观感知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尤为显著，社会保障的公平感知却对政府信任无明显影响。就乡村样本来看，人们对政治权利和司法的公平感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极为显著，而医疗、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城乡权利对其影响不大，着也可以看出，在乡村地区，村民对政府的信任主要体现在司法的公平和权力的公平。
四、结果与讨论
本文通过提炼CSS2015数据中影响政府信任度的相关因素，以城乡居民为分析单位，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控制了人口学特征和个人幸福感，探讨个人的住房状况、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公平感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尤其是对在这些变量所表现出的城乡差异的解释。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低于乡村；在控制变量中，性别的影响仅存在于城市，而民族因素在乡村中的作用较为明显，政治面貌和个人幸福感因素对城乡居民是否信任政府影响显著。就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而言，住房、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公平感知都对政府信任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社会公平感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从住房变量来看，有无自住房对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较大，而乡村居民受该因素的影响十分微弱；但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基本住房保障的影响非常显著。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来看，收入、教育和过去五年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对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并且，收入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U型相关，而教育和未来五年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对乡村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显著。从社会公平感知变量来看，影响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的公平感知因素远多于乡村，具体有高考制度、政治权利、司法。公共医疗、就业机会、收入分配、城乡权力，影响乡村居民政府信任的主要有政治权利和司法的公平感知。
本研究对政府信任具有城乡差异性、城市居民的信任度低于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的研究结论与先人研究较为一致。但不同的是，收入和教育以及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对政府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尤其是城市居民更注重过去五年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而乡村居民则已未来五年的社会经济地位为主轴，此外，本研究发现，住房因素在城乡之间的差异显著，有无自住房在城市中对政府信任的影响较大，而在农村却无明显影响，主要因为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人口较少，且农村有宅基地，而城市没有。而社会经济地位自评与居民的政府信任呈显著负相关，除了与收入和教育有关外，主要还是由于不同群体间的文化不同，所体验的相对剥夺感不同，以及接收到外界信息的范围和处理思路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公平感知中，城市居民对权力、司法、财富分配、就业等事实的主观感受对政府信任影响较大，而乡村居民的政府信任仅仅与政治权利和司法的公平感知有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乡村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有关，威权主义与小农经济使得人们对财富分配和就业并不在意，相反对权力和司法公平更为关注。
表2为不同施钾肥处理对甜玉米品质的影响，施用钾肥显著增加了甜玉米果实中硝酸盐、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的含量，与NP处理相比，增幅分别为 2.7%～29.9%、7.8%～21.5%和 11.0%～15.4%，等施钾量条件下，100%CF处理果实中硝酸盐含量高于其他施钾处理，增幅为 12.4%～26.4%。 30%OF＋70%CF处理果实中可溶性糖含量略高于其他施钾处理，增幅为4.6%～12.8%。不同施钾处理果实中可溶性蛋白含量无明显差异。
实验组产妇的各项指标均优于常规组产妇的各项指标，组间数据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2。
尽管本研究努力将各种误差控制到可接受的范围内，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鉴于原始资料是全国综合调研数据，无法深入并有针对性挖掘某一现象背后的发生逻辑；二是本研究主要采用微观视角从个体的主观层面测量，可能会忽视一些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三是本研究发现住房、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公平感知对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均有影响，且影响程度不同，但究竟为何存在这种不同，如何去解释这种不同，文章并未做出进一步有效解释。
[参考文献]
[1]肖唐镖,王欣.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变迁——对五省份60个村的跟踪研究(1999～2008)[J].管理世界,2010(9):88-94.
[2]高学德，翟志伟.政府信任的城乡比较[J].社会学研究，2013(3):45-64.
[3]张海良,许伟.人际信任、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基于数据CGSS2010的实证分析[J].理论与改革,2015(1):108-111.
[4]栗治强,王毅杰.转型期中国民众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分析[J].学术论坛,2014(8):99-105.
[5]陈成文,彭国胜.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实践中农民的主观体验与政府信任的构建——来自贵州省的实证调查[J].学术探索,2008(6):31-36.
[6]郑建君.政治信任、社会公正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一项基于625名中国被试的实证分析[J].政治学研究,2013(6):61-74.
[7]盛智明.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 基于CGSS2006数据的实证研究[J].社会,2013(4):35-39.
[8]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J].社会学研究,2011(1):96-117+244.
[9]池上新.市场化、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府信任[J].社会,2015(2):166-191.
[10]钟杨,王奎明.关于民众对中央政府信任度的多维度分析[J].政治学研究,2015(6):87-97.
[11]李艳霞，郭夏玫.全球化、经济社会发展与公众的政府信任——以 48 个国家为样本的实证分析[J]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34-46.
[12]SELIGMAN Adam B. The problem of trust[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13]TONG Y．Morality，benevolence，and responsibility：regime legitimacy in China from past to the present [J]．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2011(2): 141-159.
[14]沈瑞英，周霓羽,中国政府形象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基于 CSS2013 数据的实证研究[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34-46.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96(2019)02-0062-08
[收稿日期]2018-12-28
[作者简介]程圆健， 女，安徽芜湖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光 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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