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广、王晓洁合著的《传道与出仕——共同体理论视野下的先秦儒家》一书(以下简称《传道与出仕》)，由人民出版社于2018年11月正式出版。作者运用德国社会学家裴迪南·滕尼斯“共同体”理论为研究视角，以“知识社会学”为理论方法，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参照，对先秦儒家的身份认同、价值选择及政治实践做了具体的抽绎与归纳，充分彰显了儒者置身于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并对儒生在汉代所产生的分化进行了历史学意义上的深层揭示。
《汉书·艺文志》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儒者作为政权的助手，其价值理念未曾游离于政治之外，其思想学说贯穿于族群伦理与社会政治之中。儒家群体作为一种思想与政治的“共同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成为他们共同的价值目标与追求。在《传道与出仕》一书中，作者强调先秦儒家群体这种志同道合的共同体式的结构特点，对六经的遵奉、传道的坚守与王道的诉求都体现了先秦儒者在面临时代变局时的共通之处。乡风礼俗、族群伦理是儒家有别于其他思想流派的理念基调，先秦儒家重视“家”，强调一种基于血缘的族群伦理，并在对家族的情感依归之中，逐渐上升为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互动模式”。通过家族生活的政治化与政治生活的情感化，将个体的家与集体的国维系起来，形成“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的政治文化模式。同时，这样的思想立场也为儒者带来了伦理与公义之间的矛盾，故而在儒家类文献中常常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伦理困境，诸如“亲亲相隐”“窃负而逃”“封象有庳”等等。有所不同的是，至大一统的皇权时代，儒家通过对自身的部分调整而取得了政治上的青睐，但儒家群体本身也因为价值信念与政治理想的冲突而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化。儒者对王道理想的守持与权变，使先秦儒家共同体由偏向以传道的方式介入政治，而逐渐变成了传道与出仕的两极式分化。《传道与出仕》以学术性的语言向世人展现了儒家共同体由产生、发展到逐渐分化的过程。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与儒者的个案研究，作者细致勾勒了儒者在道势之间的张力及其选择，有力地彰显了作者对于儒家群体的历史考索。
综合干预后，无适应症用药、药物选择不当等均有较大程度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用药疗程过长是最突出的问题。见表3。
概而言之，该书研究特色鲜明，材料翔实，方法独到，思路清晰。对此，这里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简要分析与说明。
首先，《传道与出仕》运用了西方社会学“共同体”的研究方法，以对早期儒者的群体心理研究入手，强调其出身于乡村群落，受礼俗传统熏陶的族群心理认同。尊老、守孝、无讼等特点继承了三代以来所形成的礼俗传统，为儒家群体所普遍接受，而这一生活习性的养成，恰来自于其所共同拥有的乡土生活体验。作者解释了儒家共同体的社会基础，又用共同体理论进一步阐释了先秦儒家群体所共守的文化信念。作者认为正是因为家伦理的感召，产生了儒者集体的身份、角色认同，在求学问道的指引下，由一个血缘共同体走向地缘共同体。儒家群体长期坚守三代以来的政治模式与礼乐文化，其所从事的活动就具备了精神性，而这种文化理念落实在政治层面就是以道德信念支撑其王道理想。作者对于儒家共同体定位于“以个体修正和王道的实践为旨归的道德共同体”。儒家共同体依托“家”而存在，儒者群体坚守着对族群伦理的普遍认同，“仁”便体现了一种族群性特征。先秦儒家所坚守的“礼”来源于乡族礼俗，“仁”包涵着亲亲、尊尊的伦理关系，作者认识到儒家个体不可能脱离家族而存在，他必须依托家族支持。与此同时，伴随着国家体制的完备，儒家伦理在现实中又多会遭遇冲突，比如关于舜“窃负而逃”的案例就体现了伦理与法律的紧张性。在书中，作者充分分析了儒家价值理念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并向我们展示了儒者应对伦理冲突时的抉择，彰显了儒家共同体的道德性。
其次，《传道与出仕》运用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思路。“知识社会学”是由马克斯·舍勒、卡尔·曼海姆等社会学学者提出的，以研究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为重点。作者认为，政治是先秦儒家思考社会问题的基础与出发点。“士”阶层的出现，使儒家共同体的形成具备了文化土壤与社会基础。在王道理想的感召下，儒者积极入仕，批判时政，针砭时弊，彰显出极强的道义精神。作者从先秦儒者所宣扬的“干政”“处士”等角度分析了儒家运用学说去说服权贵采纳自己的救世方略，试图获取一定政治权力的行为。作者认为，在儒家的视野下，政治的理想状态是“圣王”，是“有德者有位”，而现实却是“有德者无位”，最终先秦儒家也只有在道德自信中承受着内心的政治焦虑。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挫败感，不断侵蚀与消解着儒者的道义理想。
对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培育、综合能力的提升以及教育方式的创新是“双创”背景下对高校二级关工委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工作的难点。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曾在全国高校关工委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上对关工委工作提出了“三个意识”，即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创新意识，这“三个意识”回应了新时代背景下当今大学生的新特征问题。
伴随着大一统皇权的确立与巩固，儒者在道、势之间，在传道(与知识、道德相关)与出仕(与干政、社会相关)之间就产生了分化。儒家群体由“以道抗势”开始逐渐向“势”妥协，甚至最终出现完全屈服的现象。作者严谨而平实地分析了“汉儒”在道势之间的艰难选择。在此过程中，作者还从社会政治体制的角度，对公孙弘等儒者进行个案研究，生动展现了知识与社会的微妙关系。运用“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先秦、两汉间道势关系的发展变化历程提供了比较清晰的学术理路与研究可能。
最后，作者在材料上努力利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证。该书材料丰富，在文献材料的运用上具有两个特色：一是重视传世文献之间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儒学与老学、儒学与墨学的关系都有一定的分析；二是借重出土文献进行研究，借鉴与使用银雀山竹简、定州汉简、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等出土材料及其研究，并与传世文献进行互证，对学界原有的某些学术观点也有一定程度上的补充与推进。
总体来说，《传道与出仕》一书在研究方法、学术思路与材料选用等方面均有一定新意。该书丰富了学界对于先秦儒学的研究面向，进一步廓清了先秦儒家的共同体特征及其群体发展与分化的原因、过程及影响。这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社会转型时期知识、社会与人的发展的复杂关系等，为推进和创新相关研究做出贡献。
在各地政府的支持下，相关管理协会的建立已经初步实现。如北上广等地区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管理协会。不同地区的与旅游挂钩的行业和会展公司均可以从这里得到相关信息及经验分享，同时，不同地区的协会也可以相互协助、共同进步[2]。由于协会组织的自律性特点，需要相关人员严格遵守协会制度，如此才可以取得相应的约束作用。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邮编71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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