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西方现有的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和现代主义等理论范式在民族主义的“真实本质为何”以及“如何最好地解释其本质”等问题上并未达成共识。事实上，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从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来诠释民族主义，可以为其提供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嵌入在利益、制度和意识形态中的动态力量。借助社会运动理论的“政治过程”学派观点，运用“利益与资源”、“制度与机遇”以及“意识形态与框架建构”三维框架来分析民族主义及其动力，有着将来自社会运动理论和民族主义研究的洞见结合起来的解释优势。
[关键词]民族主义；社会运动理论；政治过程学派；利益与资源；制度与机遇；意识形态与框架建构
民族主义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大概唯一能达成一致的是，民族主义是一个“很现代的术语”[1](P.6)，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它作为一种现代历史现象“于1800年前后在欧洲第一次出现”。然而在民族主义的“真实本质为何”以及“如何最好地解释其本质”等问题上，学术界远未达成共识。[2](P.9-10)事实上，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动员是形成现代国家体系并对抗争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社会力量，因而也是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热点。[3](P.635)因此，现有的民族主义研究需要从社会运动理论中汲取新的洞见，这是因为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来对待[4]，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
一、既有民族主义理论范式的局限
国外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不同解读形成了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和现代主义等理论范式①，这三种相互竞争的范式为研究民族主义及其动员提供了重要的工具，然而也存在各自的理论局限。
(一)原生主义
原生主义认为民族植根于共同的文化遗产和语言，民族认同是通过共同的血统、共同的语言和领土归属感形成的。民族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自然和本能的，是一种在群体中一直存在但在政治自我意识下被重新唤醒的东西。原生主义假定群体认同是给定的。所有社会都存在着某种基于血统、种族、语言、宗教、地域等原始的、非理性的依恋。族群关系是“自然的”，是由人类在家庭和其他原生群体中所经历的基本经验所固定的。人类的社会交往以亲属选择、互惠和胁迫三个要素为基础，族群实际上是超级家庭，因为其成员本能地倾向于与自己的亲属合作和互惠，同时也诉诸于某种形式的胁迫。民族主义定义之中的归属和间接排斥他人的观念即来源于此。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是原生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原生认同的三大特征：先天性(自然的或给定的)；不可言喻性和强制性；情感性。[5](P.259-260)由于认同是给定的，因而族群边界也是确定的。沃克·康纳(Walker Connor)由此认为，族群认同的原始特征解释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少数民族民族主义运动的死灰复燃。[6]族群认同及其所产生的民族主义运动，被视为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必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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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发展了原生主义理论，强调现代民族与前现代族群共同体的连续性。尽管并不否认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现代特征，但他指出，前现代族群认同“与‘现代’民族认同观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还存在着“类似现代民族主义的运动”[7](P.11)。民族转型即从族群向民族的转变有三个基本过程：本土化动员、文化政治化和族群纯洁化。[8](P.80)这三个方面是当代诸多民族主义运动所遵循的共同逻辑。
原生主义强调原始依恋的持久性和明显的强制性，解释了族群认同和民族主义运动中激情和动力的来源。然而民族认同并不是给定不变的，而是各种社会力量互动产生的一种社会结构。因此，民族主义运动之微观的社会心理分析，需要与宏观的结构主义分析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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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具主义
与原生主义不同，工具主义理论认为族群认同是灵活多变的，一个族群的内涵和边界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族群是经济、社会或政治进程的结果，就此而言，它就是一种灵活和适应性强的工具。族群没有固定的边界、会依据不断变化的条件而改变规模；至于个人，他们不仅不会永远隶属于一个族群，而且可以同时成为不止一个族群的成员。换言之，族群性是动态的。
3.政治视角
一些工具论者认为，族群归属只是促进经济利益的一种伎俩，个人会基于安全感或经济利益的需要，随时准备改变群体成员身份。[9](P.6)例如，马克思把民族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民族主义是一种“虚假的意识”，是占统治地位的群体掩盖阶级利益的一种诡计。民族主义运动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民族主义思想在工人中获得吸引力的程度并不是其本身的力量，而是统治阶级操纵的结果。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族群关系的持续存在与马克思的期望并不完全一致，他预言这些关系最终会消失并被工人阶级的团结所取代。
当代工具论者的杰出代表是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10]，其主要观点是：族群不是一种模糊文化的表达，而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族群所选择的文化特征(即边界界定)，在一定程度上是任意性的；族群不是原生的，而是特定生态、经济、历史或政治情境的结果；边界具有特定的目的，维持边界对族群群体至关重要；就认同而言，族群具有归属和自我归属的双重性；族群动员是族群活动家或领导者操纵的结果。
与将族群视为一种“给定的”人类情境的原生主义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工具论者认为，随着环境的变化和政治精英的阴谋诡计，族群和民族的依恋不断被重新定义和重建。[11](P.88)工具主义范式对于理解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和动员具有重要价值，但其缺陷在于，夸大了精英在塑造民族认同中的作用，过分强调了民族主义和民族运动的可操纵性，而且其族群流动性理论也难以适用于民族建构和国家形成的时期较长、族群认同更为固定的发达国家。
(三)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强烈反对原生主义，认为民族主义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结果。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发明，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世俗主义和现代官僚国家出现等特定现代进程的产物。作为一种主流的民族主义理论范式，现代主义阵营庞大，理论视角各异。
1.经济视角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也强调民族是“民族主义想象”的产物，而非“天生一成不变的社会实体”[18](P.8-9)。民族和民族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产物，被创造为达至政治和经济目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统治阶级可以通过确保民族忠诚度高于阶级团结来对抗社会革命的威胁，从而将工人阶级与既有的权力结构捆绑在一起。民族主义因而成为维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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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的内部殖民主义理论建立在他对英国“凯尔特边缘”的分析基础上。[13]他将核心和边缘的依附理论应用于英国不平等的工业化模式，展示了英国工业中心如何转移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财富与资源。其结果是出现了“文化分工”，即形成了一种按族群划分的劳动力市场：英格兰人占据主导行业，将少数族群降为从属性行业，这种分层体系造成重叠的阶级和族群分裂。少数族群精英将这些结构性关系转化为抗争政治，而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是民族主义政治动员策略的一个关键因素。[3](P.644-645)族群民族主义的出现被认为是对一种被感知到的依赖和剥削状况的回应。然而族群民族主义并非完全是对经济依赖的客观情境的直接反应，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等民族主义运动即是明显的反例。
2.社会/文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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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强调社会或文化转型在理解民族主义中的重要性。比如，米洛斯拉夫·赫鲁奇(Miroslav Hroch)把民族的形成与更大的社会转型进程联系起来，认为民族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在三大历史时期的不均衡传播而形成的：专制主义的衰落和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的胜利及其早期发展；全球一体化的兴起和发达资本主义。[14]赫鲁奇是第一位在一个系统的比较框架下对民族主义运动进行定量社会历史分析的学者。[11](P.114)他对七个无国家民族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社会和领土构成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在文化层面上，每个民族主义运动都经历了三个阶段：A阶段(学术兴趣时期)、B阶段(爱国鼓动时期)和C阶段(大规模民族运动的兴起)。这种分期有助于在民族运动之间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认为，民族主义是工业社会不可避免的结果，新兴工业社会促进社会流动性和竞争，这不可避免地需要一种由民族主义提供的新的文化凝聚力来源。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而不是反过来。民族主义只能在工业化的影响、新创造的产业分层中阶级之间的竞争以及语言和教育的融合效应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工业化进程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并使文化因素处于首要地位。一个人的认同不再是根据他的社会关系来定义的，而是根据他的文化来定义的。如果这些文化差异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不均衡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分层系统(阶级系统)相重叠，文化上流离失所的知识分子与过度剥削的无产阶级之间的不稳定联盟可能导致国家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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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视角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强调国家在民族主义和民族运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约翰·布卢伊利(John Breuilly)承认中世纪欧洲就存在民族和民族情感，但民族主义却是现代国家和国际体系发展的结果。尽管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利益在民族主义中起着重要作用，但由于民族主义运动的多样性，阶级还原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经济学解释存在解释困境。因此，“民族主义应被理解为一种政治形式，它与现代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15](P.xii)。在其历史上，现代国家塑造了民族主义政治，并一直是民族主义形成的核心。
保罗·布拉斯(Paul Brass)也认为族群性和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族群认同和现代民族主义产生于中央集权国家的领导人与非占主导地位的(特别是边缘地区的)族群群体的精英之间的特定类型的相互作用。[16](P.9)文化是由精英制造的，他们利用来自不同群体的原材料来创造族群和民族。通过运用这些表现形式，精英旨在确保他们自己的经济或政治优势。各族群的文化形式、价值观念和习俗成为精英争夺权力和威望的政治资源，它们被转化为象征符号，促进政治认同的创建并产生更大的支持；换言之，它们的含义和内容取决于政治环境。因此，族群认同的形成及其向民族主义的转化过程是可逆的。只有在特定情境下，文化认同的政治化才是可能的。族群冲突不是源自文化差异，而是源自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环境。[16](P.13-16)在他看来，民族主义从定义上讲就是一场政治运动。
4.建构主义视角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的建构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17](P.6)，民族主义是通过共同文化、共同语言、教育、大众传媒和政治社会化来建构的。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只有在数量众多的人从未相见以及失去超国家的宗教和政治认同的情况下才能被想象出来。语言等文化因素促进了民族主义的传播和成熟。因此，民族主义是一种深刻的“现代想象”，在全球范围内是不会消失的：新的“远距离”民族主义动员形式即是明证。
20世纪70年代，一些学者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分析民族主义的经济视角。汤姆·奈恩(Tom Nairn)的不平衡发展理论认为，只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不平衡的破坏和矛盾性影响上，才有可能理解民族主义。资本主义虽然使人类连成一体，但代价却是显著的不平衡和巨大的对立，引发了社会政治分裂的进程。民族主义并非政治变革的工具，而是由不均衡发展的逻辑所强加的：民族主义运动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冷酷需要”[12](P.38)，也是民众反资本主义愿望的主要工具，以及边缘国家抵御核心国家的一种方式。因此，民族主义的真正起源“不是在民间，不是在个人对某种整体性或认同的被压抑的激情中，而是在世界政治经济的机器中”[12](P.337)。总之，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植入的社会历史代价。
综上，民族主义的确是一种现代现象。然而现代主义范式只能解释民族主义的某些方面或一些民族主义案例，并没有形成一种普遍性的民族主义理论。而且过多地强调民族主义产生的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使其面临着还原主义的困境，关键是现代主义范式并未能充分解释民族主义所产生的激情。
二、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运动”的民族主义
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来对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也是一种被上述一系列经典学者和当代思想家所运用的分析视角。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和现代主义等民族主义理论范式及其相互之间的辩论为民族主义动员及其产生和发展的条件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但是，关于民族主义运动的类型及其在历史中的作用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族主义往往没有明确地被概念化为一种社会运动。
民族主义是否可以界定为一种社会运动，这需要从社会运动的概念谈起。在社会运动理论家看来，社会运动与其说是一个事件，不如说是一个过程；它是通过行动展示而存在的。因此，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将社会运动界定为“人们在与精英、对手和当局的持续互动中，基于共同目标和社会团结而发起的集体挑战”[19](P.4)。其中“集体挑战”、“共同目标”、“团结”和“持续集体行动”这四个要素成为社会运动的决定性特征。当一个团体采取直接的集体行动挑战“精英、当局、其他群体或文化符码”时，它就有资格成为一场社会运动；运动必须有一个基于“共同或重叠的利益和价值观”的共同目标；当运动领导人动员共识并利用“根深蒂固的团结或认同感”时，该群体就会获得突出的地位；当该群体能够维持对其对手的集体行动时，它只会变成一个运动，而不是一个“抗争的插曲”[19](P.5-6)。类似地，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指出，从定义上说，社会运动是“以生活在掌权者管辖下的全体居民的名义对掌权者的持续挑战”[20](P.260)。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运动，旨在挑战、重塑和缔造运动所在区域的管辖权。因此，安东尼·史密斯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实际上，除了强调文化建构与表现外，民族主义在组织、活动和技巧方面与其他社会政治运动没有什么不同。”[1](P.7)他还提出一个指导性的民族主义定义：“一种为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该群体的部分成员认为有必要组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1](P.10)
“你怎么能打工啊？做什么呢？”叶晓晓脑海里浮现了残疾人在路边卖报纸的情形，一千多块，要卖多少份报纸啊？
自十八世纪末以来，民族主义运动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变革推动者之一。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民族主义既是兑现民众愿望的主要工具，也是实现统治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为了理解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动力，我们可以借鉴社会运动理论之“政治过程”学派的观点。政治过程学派以塔罗和蒂利等为代表，它强调政治机遇、社会运动的组织以及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和话语这三个层面在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21](P.195)据此，詹姆斯·古德曼(James Goodman)提出了一个分析民族主义动员的三维框架：利益与资源、制度与机遇和意识形态与框架建构。[4]这三者彼此关联、相互作用，旨在阐释民族主义者如何动员，如何提出集体挑战，如何在其支持者中建立具有共同目标的团结和认同，进而维持为实现其目标而采取的集体行动。
民族主义更像是一种元运动(a meta-movement)，为其他运动提供了框架或容器，并且具有“利益协调”、“动员”和“使政治运动的目标合法化”的重要功能。[2](P.18)民族主义运动将所有其他范畴纳入民族范畴之中。因此，它们要求人们至少为了民族的利益而抛开阶级、性别、种族、地区和其他方面的分歧。当民族的框架成为明确的民族主义时，我们可以观察到运动的各个组成部分被动员起来并被纳入支配性的民族主义框架之中。最明显的是，由于民族主义处于国家与社会的交汇点并且其动员潜力具有可塑性，它激发了各种形式的集体行动，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之外的一些最不安定和最暴力的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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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也有其特殊性。我们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将民族主义运动与非民族主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区分开来。
第三，领土认同。各种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都有一种“领土认同”或“领土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现象不同的是，民族主义明确要求特定的领土，这块领土是民族认同的组成部分，是其强调所谓特殊性、例外性和历史性的根据。[23](P.22)领土认同是民族主义运动独有的特征之一。尽管存在跨国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运动通常植根于领土，并招募特定地域的族群成员，以使其自治的议程合法化。各种民族主义运动都在解释和利用空间、地方和时间，以此为出发点构建一种可供选择的地理和历史。总之，民族主义是一种深深扎根在领土、地方和空间中的社会和政治运动。[23](P.16)正是这种领土意识形态使得民族和国家结成亲密联系，事实上，随着世界各地民族主义运动的成功，民族国家的神话已经被普遍接受，从而“人民主权的原则”取代了“传统主权的原则”[26](P.177)。民族主义运动的属地主义(territorialism)因此直接转化为各国人民之间的物质边界，民族主义由此占据了国际政治空间以及国内领域，成为现代国家和当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基本原则。
第二，民族认同。民族主义最明显的特征是民族的中心地位，以及民族认同架构所有其他认同的相关假设。民族主义运动赋予民族、民族认同和相关的民族利益特权，并将之置于所有非民族范畴之上。这一方面消除了内部差异，排除了团结的内部障碍；另一方面又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建立了明确的界限。当代政治世界被许多边界分割开来，其中最突出的是民族，其激励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将民族利益或民族认同作为作出政治决定的主要基础。因此，塔罗认为民族主义中团结和认同的特殊力量，为运动组织提供了比社会阶级更“可靠”的基础。[19](P.6)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运动，民族主义运动的目的是，在其一些成员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群体中，获得和维持民族认同和自治。民族主义的吸引力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个人是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孤立于这个共同体，而不是独立和自给自足的人。这种观点为民族主义运动及其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运动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第一，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运动即一场在持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行动主义者与国家或其他群体之间的斗争。[24](P.230)它与其他社会运动的区别在于它对民族主义目标的追求，即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核心原则的承诺。社会政治运动的目标不是由运动的行为或参与者所界定，而是依据其意识形态中的基本观点和原则来界定的。正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观念界定了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并由此使其与其他类型的社会运动相区别。[1](P.9-10)尽管民族主义可以为“不同政治纲领服务”[25](P.4)，并且往往与其他意识形态或传统形成稳定或短暂的组合，使得民族主义运动呈现出可变性以及与其他社会政治运动关联性的特点；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赋予民族主义运动以力量和方向，并限制了其他意识形态框架。
第四，政治原则。大多数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明显特点是，集体民族认同与领土主权主张之间存在联系。民族主义运动宣扬了一种明确的假设，即世界各国人民被划分为各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一种先天的自治权利，如果被拒绝，就会自动转化为主权国家的权利。一个经典的表述是：民族主义即“认为政治单元和民族单元应该一致的政治原则”[27](P.1)。民族主义运动是从国家形成中产生的并渴望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因此，由该运动所构建的民族，简单地说，是一种对政治国家的共同渴望的模式。可见，“民族主义既是一种建构群体的方式，也是一种规范主张”[28](P.39)。因此，迈克尔·赫克特强调，民族主义最好被界定为“意在使民族边界与其治理单元边界相一致的集体行动”[29](P.7)。民族主义要么是一种政治动员形式，旨在纠正民族边界和国家边界之间明显的不匹配；要么是赋予该动员以正当性的一种意识形态。[30](P.12)
第五，暴力转向。民族主义“常常与可怕的暴力联系在一起”[29](P.4)，这是由于支撑民族主义运动的民族认同往往非常强烈，而在大多数其他类型的社会运动中，只有最坚定的活动分子才能找到这种认同；与之相关，民族自豪感和对集体从属关系的怨恨也是其集体行动的强大动力。反身性情感，即具有生理和无意识基础的情感，可以将持续的民族怨恨和共同的情感纽带转化为激烈的冲突事件。虽然族群间暴力有时发生在民族主义运动之外，但当运动团体拿起武器或入侵一个族群共同体时，也会出现许多同样的情感。例如，在达尔富尔发生的民族冲突事件中，国家动员了北方阿拉伯多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反对南部地区少数民族的政治自治主张。由于现代国家声称对暴力手段拥有垄断地位，当他们援引多数民族认同作为动员的理由时，情感会引发暴力转向，这是很常见的。作为回应，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特别是当他们的主张有令人信服的领土基础时。民族主义认同及其相关情感的波动使民族主义暴力与民族主义领导人的煽动和操纵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关联。[3](P.642-643)民族主义运动的这些暴力转向有时会演变成更广泛的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运动。
进行面积核实计算时，需要把控：用于计算建筑面积的建筑物的边长是否采用钢尺或手持测距仪独立测量2次，2次量距较差的绝对值不应大于5mm，结果应取用中数。采用钢尺和手持测距仪无法丈量的边长，可采用坐标解析法施测建筑物各主要角点，并宜通过一站测量完成；计算建筑面积时，依据CJJ/T 8—2011《城市测量规范》，测量边长扣除抹灰和装饰厚度后，与设计边长的较差的绝对值在（0.028m＋0.0014×D）之内（D为边长，m），或规划主管部门规定的条件时，可按设计边长计算。这样作业充分体现的是核实测量的要义是核实。
三、民族主义运动的三维分析框架
作为两种现代政治现象，民族主义与社会运动相伴而生，几乎同时产生于18世纪末期的西欧，且都与现代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按照赵鼎新教授的分析，“所有现代社会运动都是随着现代国家建设、民族国家形成和资本主义发展这三个近代历史趋势而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社会运动和革命或多或少都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对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进程的一种反应”[21](P.109)。而且，“民族国家”是寻求政治变革的社会运动的中心目标，运动议程是以国家为对象并随国家议程而调整的。就此而言，社会运动大都可以被视为含蓄的或“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22](P.4)。而民族主义的出现也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真正激励民族主义的东西，是为建成、巩固、改革或否定一个特定国家的政治框架而进行的斗争”[23](P.8)。因此，约翰·布卢伊利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政治现象，并将其界定为“寻求或行使国家权力并以民族主义论点使该行为正当化的政治运动”[15](P.2)。他将政治运动和现代国家放在优先位置，正是这两个因素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为现代民族主义提供了动力。
(一)利益与资源
蒂利认为，一个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取决于运动成员所控制的资源总量以及将其转换为社会运动资源的能力，而这种转换能力又取决于运动参与者的利益所在以及他们的组织能力。[31](P.84)
要把群体利益转化为一个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组织力量是关键。对于民族主义运动来说，民族认同是其组织力量的源泉。在政治精英和其他团体反对的情况下，社会运动生存条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集体认同在活动分子和支持者之间提供联系的力量。与许多其他社会运动不同的是，当代民族主义运动不必从头开始建立这种认同，因为它已经以民族认同的形式存在。而且民族主义运动的韧性来自一种情感纽带的存在，这类似于家庭成员的联系纽带，而在其他大的社会群体中基本上没有这种联系纽带。[32](P.778-779)民族主义运动的招募取决于一种民族归属感，即作为一个“民族”的一部分并具有自己独特的标志。民族主义的标志是通过社会文化参与的过程来建构的，在此过程中，特定的差异线作为文化障碍或分裂具有象征意义。将文化分裂转变为民族分裂的过程反映并建立了民族主义网络的激励结构：它由此产生运动资源，并招募所需的支持者。当不同群体为获得相对稀缺的资源而相互竞争时，族群认同往往出现或重新成为集体行动的基础。[33]每个竞争群体的目标都是获得资源，即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社会封闭”②的过程。
产生和再现民族分裂的过程显然与民族主义者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从而与维持生产关系的过程相联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时造成空间文化分裂和阶级分化，从属者与精英之间的斗争同时产生了阶级和民族。民族分裂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组成部分，生产和资金的流动放大了文化集团之间的现有分裂并加剧了民族分裂。因此，民族分裂铭刻在资本运动之中，在与阶级分裂相同的情况下产生。同时，通过民族阶级联盟的形成，这种民族差异是维持制度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国与国之间巨大的和不断加深的社会鸿沟是通过国际主义的权力分配制度在“民族国家”的等级体系中维持的。正如奈恩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发展力量的统一逻辑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裂逻辑之间的冲突，导致一个文化定义的民族集团与另一个民族集团发生竞争，以争取最大限度的资本积累。[12]
本文基于路堑边坡定量风险评估框架，对工程高边坡开挖及加固阶段进行定量风险评估，并对比边坡加固前后定量风险评估结果，得到如下结论：
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族主义被束缚在阶级斗争的逻辑中，既是合法化的源泉，也是抵抗的源泉。尽管阶级划分并不界定民族划分，但民族主义运动的阶级动力存在于运动之中以及民族主义运动与其他政治结构之间。因此，民族主义支持者中阶级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在界定民族运动的阶级内涵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这一关系与民族主义者和非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同样重要。然而，利益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因为过分强调利益的作用可能完全忽略了为什么阶级是按照国家而不是跨国的路线进行动员这一核心问题。它还可能导致对虚假意识这一心理学概念的依赖，无论何时都无法发现民族中的直接阶级利益。事实上，文化范畴是核心：只有在与文化分裂的互动中，阶级的动力才会呈现出一种民族的形式。
按照政治过程学派的观点，社会运动是与既有的社会权力结构互动的产物。在权力结构集中于国家机构的地方，一些运动动员以国家为中心的主张和认同，最终支持官方民族主义；如果权力是通过文化代码或信息基础设施行使的，一些运动则动员以自治为中心的诉求，倡导族群属地主义或族群民族主义，并以地区主义或分离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34](P.159)对于民族主义运动的参与者来说，强调自己的少数民族认同，被认为是为抵抗不公正行为提供一个集体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少数民族认同被有意地作为动员的“阐释资源”来建构。在这两种情况下，民族主义认同都是由运动在权力和利益的具体组合基础上产生和维持的。
这种结构性嵌入为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在现有权力结构中明确阐述的资源基础。民族认同进程是如此明确地嵌入在局部利益的表达和追求之中，而这一运动本身又如此依赖于这种利益，以获得必要的资源，因此我们不能将这两个方面分开。结构嵌入是影响个体参与社会运动的一个核心因素，因为“微观结构因素”即“结构定位的性质和程度”最清楚地区分了一个运动中活跃的成员和不活跃的成员。[35](P.87)文化差异和物质利益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创造必要的“微观结构的”激励至关重要，二者只有整合成“一种语言”，才能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动员提供更好的阐释。[36](P.46)因此，我们不能将民族主义运动简单地描述为阶级利益的产物，也不能简单地描述为“认同”运动。
(二)制度与机遇
政治过程学派强调，政治机遇的多寡对于一个社会运动的勃兴和发展至关重要。政治机遇即外部条件或权力关系结构产生了有利于社会运动动员或利益实现的变化。[21](P.196)
国家及其所嵌入的国家体系显然在民族主义运动的再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治过程学派认为，国家权力的行使具有架构运动认同和建构动员的作用。民族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概念是民族主义的核心，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性主张(即对国家领土内全体民众的绝对合法性的主张)直接关系到国家权力。国家由此成为“公民集体目标的框架”，因为它声称对全体居民拥有普遍的世俗权力[37](P.264)。只有国家才能将普遍主权的概念与“民族”的概念统一起来，从而满足对人民主权的要求；只有通过民族主义，人民自决的观念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可能性，从而使“民族国家”的观念具有普遍合法性。
然而民族国家观念也导致了两个困境：一是国家建构的困境。纯粹形式的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事实上很少存在，绝大多数现代国家是由几个不同的族群-民族群体组成的。而民族国家在建构过程中通过对民族的定义，划定了一条分界线，将居住在民族国家内的一些公民尤其是少数民族排除在外，剥夺他们的充分权利。在许多当代国家，普遍的情况是，一个族群或民族主导政治和经济体制，将其他族群或民族降为少数群体。这催生了强烈不满的幽灵，产生强有力的“种属网络”动员结构[31](P.63)，进而引发了在现有国家内追求领土主张和(或)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少数民族主义运动。多数民族群体治理的非法性和脆弱性是为分离主义运动动员提供政治机遇的重要因素。分离主义目标很常见，因为少数民族共同体规模较大，区域集中，国家被视为在政治上漠不关心和压制少数族裔的民族权利。在国家力量薄弱的地方，分离主义运动更有可能取得成功。但总体上，大多数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政治机遇相对比较有限，由于它们威胁到国家的完整及领土和资源的损耗，它们几乎总是遭到国家的强烈反对。
二是合法性困境。民族主义为政治共同体提供了一种狭隘的、充满矛盾的合法性基础，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同的文化共同体相互竞争。[38](P.26)尽管存在着大众的迷思和愿望，但民族国家主要服务于占主导地位的精英利益，而不是全体国民的利益。然而，国家精英也依赖于市民社会，因为国家合法性至关重要地取决于是否有能力从市民社会中吸取资源并将这些资源转化为维护霸权统一性的结构和政策。这种依赖为民族主义运动带来了多种政治机遇。中央政府未能兑现自己的承诺为抗争者提供了沃土。民族主义运动利用民族国家自身的话语来追求自己的主张。这些机遇和由此产生的不稳定给国家权力造成了一个核心困境：国家与这一矛盾角色联系在一起，既要支持精英执政联盟，同时也要获得民众的同意。尽管在所有社会运动中，民族主义运动可能最容易被制度化，因为其目标毕竟是要建立自己的制度表达方式，无论是否通过正式的国家身份。但民族主义运动能够颠覆官方和解并“从内部”利用一系列政治机会，为国家当局带来一些最棘手的问题。只要民族共同体融合了文化差异和阶级利益，国家精英追求的国家利益就必须重申这种联系。民族国家如果要保持合法性，就必须制定政策，服务于不同阶层的民族主义支持者的利益。
然而，支持追求国家利益的全面民族主义运动的每一项努力都会立即与国家权力不可避免的不公平相冲突。[39](P.20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族国家模式中社会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使领土对资源分配的权威更加重要，突出了统治界线并将领土转变为政治斗争的对象。[40]这是因为旨在解决差距的政策往往使边缘更紧密地依赖于核心并强化了文化从属关系。试图将边缘文化与民族国家整合起来与激发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样有可能加强边缘民族主义的文化层面。这样国家就可能陷入政治僵局，基于阶级的政党与“核心”区域掌握多数控制权的官方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少数民族区域性或民族性政党则以“边缘”为基础。这种僵局可能是由类似于国家间关系的零和不安全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行政当局定义的不同国家利益可能会助长民族主义运动。[41](P.119)当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时，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不断加剧的抗争循环，民族主义者可以获得的机遇急剧扩大。如果出现反向运动来反对民族主义主张，或许是出于对现有国家的爱国忠诚，民族冲突可能会进一步两极化，反对力量故意“制造或放大关键事件”，以便最大限度地招募成员和打开政治机遇。[42]无论是产生向心主义的民族主义，还是离心的分离进程并碎片化成分裂主义或民族统一主义，民族主义运动都可以找到新的领域，引发反对现有机构的民族主义革命。
(三)意识形态与框架建构
认同和利益可能界定民族支持者，政治制度可能产生抗争机遇，但它们本身不足以解释集体民族意识。为了理解民族主义的“大众共鸣”，利益和制度必须与将民族群体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框架过程联系起来，人们只有通过意识形态斗争的自我意识过程才能成为民族主义者。
非政治化和去动员化是国家精英的核心霸权工具。在政治冲突领域，意识形态统治有为人类剥削进行辩护之功用，它统一了主导阶层，压制了反对派，并在此过程中将整个市民社会塑造成“与政治无关的非抗争性领域”。一种“常识话语”被塑造出来，它将占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的利益与广大民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各种“合法化手段”被动员起来，以建立服从现行秩序的集体民族意识。[43](P.32)这种“自由服从”把一个自由的主体“质询”为一个民族的主体[44]，进而在维持现行等级制度方面发挥着关键的实质性作用。
但意识形态是不稳定和有争议的，因为形成民族主义议程的意识形态斗争逻辑反映了民族利益和国家发展的冲突。由一个统治集团所建构的主导意识形态必然偏向于某些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另一些集团的利益。日常的不平等经历维持了对主导的集体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抵抗斗争，使得“常识话语”永远不会轻易地建立或维持。各集团构建相互竞争的政治合法性概念，并对什么是“政治”问题和什么不是“政治”问题的定义提出挑战，从而挑战主导议程。因此，市民社会或民族社会很少完全服从于“民族国家”的霸权。
换句话说，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框架”被断言为“总体性的”，因为它产生了生活中的政治事实。这一框架表达了对社会现实之解读和理解的认知和情感结构，进而表达了意义，发挥着行动导向的功能。它建立了一个规范性的抗争结构，将政治参与限定为特定的抗争剧目。[45]遵从是在不具有政治相关性的前提下被强制执行的：超出既定“剧目”的团体或组织被认为是一种威胁，违反了政治规范。同时，与对确定性的要求相矛盾的是，框架必然是依具体情况而定的，可以解释和阐述。总之，集体行动剧目的概念意味着存在一套相对有限的和文化上受约束的行动形式，人们可以在特定的时间点作出选择，并在与对手的互动中适应他们的当前情况。
当然，民族主义运动有共性，也有差异性。任何关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一般性概括都面临着由此产生的多元性问题。事实上，在每一个历史关头，民族主义都被重新塑造，这意味着民族主义运动，无论是由统治精英发起的“官方”运动，还是“自下而上”旨在取代这些精英的运动，都浸透了它们时代的意识形态冲突。民族主义运动是由不同的社会力量创造和重建的，并因此经历了戏剧性的重新定向，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到法西斯民族主义，或从反殖民民族主义到社会主义民族主义。[4]民族主义运动的类型学可能是有用的，但只有在能够解释兴起条件的历史轨迹上才有意义。因此，我们需要探究为什么一种特定类型的民族主义运动出现在一个或另一个时期，进而探寻对其兴起条件的社会历史阐释和一般性解释。
事实上，社会运动擅长对主导性框架进行破坏或消解，并对其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进行改造，将其与动员对象的直接利益或情感联系起来，进而转换或重塑运动目标和策略。借助于这种框架整合功能，社会运动一般会有一个有目的和积极的策略性“框架重构”过程：例如，一个“权利”框架可以用来使个人主义合法化，但也可以用来促进群体权利，包括“少数民族”的权利。因此，挑战可能产生自主导的“总体框架”内部，通过框架整合来破坏统治集团及其支持者。挑战者不仅通过阐明策略，而且通过在公共领域象征性地实施这些战策略，来利用“框架重构”策略。这种“不守规则”的行为可能是故意使问题两极化和激怒对手，尝试性或象征性地打破现有的抗争剧目的限制，并促成公众协商过程和框架转变。例如美国民权运动将其诉求嵌入美国民族文化的理念基石之中、嵌入基督教的宽恕和自我牺牲价值观之中，以及嵌入有关美国宪法及其民主体系之特点的普遍假设之中[46]，就是“框架重构”策略的一个成功范例，正是集体行动的框架建构将族群不平等和族群不满塑造成更广泛和更能引起共鸣的诉求。
建筑施工普遍存在的特点是规模大、范围广，以至于现场扬尘污染的治理难度也相对较大，同时，建筑施工还会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不能有效的融合，例如有环保问题、政府规划问题等等，所以导致施工环境监督带来了一定的的困难。同时，由于缺乏法治化和制度化的监督，企业在施工过程中并未严格执行相关规范、相关要求，导致了环境污染问题的加速。
随着国际权威来源的加强，策略性的框架重构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从国家背景转移开，民族主义运动在国家体系中动员起来，而后者又扎根于不断扩大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体系以及国际人权、土著权利和自决权的国际制度体系之中。随着全球化传播了一种重视人权和公民自由的世界文化，非政府组织中的活动分子网络助长了民族主义主张，这些活动促进了少数民族自决和正义的话语。通过非政府组织对国家施加的压力，全球层面的诉求渠道的存在，打开了新的政治机遇并鼓励了民族主义运动。然而框架的跨国建构是有限度的，因为“人民主权”的整个概念都被锁定在民族框架内，民族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实践不可避免地植根于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元框架。
概言之，社会运动学者指出，社会运动是嵌入在政治动力之中的积极和反思的参与者。当人们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来看待时，民族主义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嵌入在利益、制度和意识形态中的动态力量。[4]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形态的全球蔓延和资本主义的系统性不均衡发展之间的历史关系，使其可以定位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运动。因此可以说，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运动。
结语
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民族主义嵌入在政治背景之中，只能根据由此产生的抗争动力加以解释。然而民族主义并不经常被明确地概念化为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和现代主义等民族主义理论范式之中。即便是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尽管也涉及民族主义，但更多的是一个边缘问题，而不是作为一个核心问题。学界存在着一种对待民族主义自成一格的倾向，这对民族主义研究和社会运动研究都不利。因此，民族主义应该主要作为社会运动的一种类别来加以研究[32](P.772)。
将来自社会运动理论和民族主义研究的洞见结合起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对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需要更深入地研究所涉问题的实质内容，即民族认同以及族群间不平等和早期冲突的记忆所产生的不满。但这些因素解释了人们对抗争行动的强烈情感和持续支持，却未能解释民族主义运动的时机和动力。根据社会运动理论的观点，在特定的国家结构和国家策略框架内的政治机遇变化决定了集体行动的产生和动力。[32](P.786)因此，没有社会运动理论的洞见，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发展和结果就无法得到充分的解释。现有的民族主义研究需要从社会运动理论中汲取新的洞见。
对民族主义运动抗争领域进行更准确的概念化，必须超越简单的挑战者-国家二分法，以便将不同层次的国家组织与运动团体、组织和核心行动者之间复杂的互动网络结合起来。在民族主义研究领域中，一些学者聚焦于民族认同的微观社会学基础及其情感基础本身，而另一些学者则关注于不同的制度环境与族群竞争之间的关系，以及族群冲突规制的各种宏观政治策略，这些不同层面的研究需要整合。“利益与资源”、“制度与机遇”以及“意识形态与框架建构”的三维框架，将来自社会运动理论和民族主义研究的见解结合起来，有助于确定在微观和宏观社会学层面塑造民族主义及其动力的复杂过程。
毛细支气管炎是婴幼儿常见的疾病，由于婴幼儿气道尚处于发育阶段，发病时会导致细支气管炎出现黏膜肿胀、炎症细胞浸润、分泌物增多等表现，出现喘息、咳嗽等症状，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呼吸衰竭，严重影响着患儿生命安全。目前毛细支气管炎尚无特效药无治疗，一般采用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吸痰、吸氧等综合治疗，积极有效地促进痰液排出对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的治疗有着重要意义[10]。
注释：
①比如Josep R.Llobera归纳了原生主义、工具主义、现代主义和进化主义四种理论(Llobera，1999)；Umut Özkirimli区分了原生主义、现代主义和族群象征主义三种范式(Özkirimli，2010)；安东尼·史密斯总结了四种主要范式：现代主义、原生主义、永存主义和族群象征主义(史密斯，2006)。由于永存主义可以归入原生主义之中，而族群象征主义范式，事实上是在原生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主张之间采取了中间立场(参见[澳]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袁久红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1页)。因此，本文第一部分只分析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和现代主义三种主要范式。
当违法犯罪分子占据有利地形进行顽抗，以破坏重要目标相威胁和劫持人质进行武力顽抗拒捕，并且地形不利于我接近，也不利于我实施火力打击时，公安边防作战部队可以采取三面包围，敞开一面，虚留一条生路的方式，在违法犯罪分子逃跑路线上选择有利地形，预先设伏，将违法犯罪分子驱赶至我伏击地域，再一举将其捕歼。对于劫持人质的违法犯罪分子，一旦无法确保人质安全并对犯罪分子实施捕歼时，便可采用此战法克敌，捕歼违法犯罪分子。
区域统计法。区域统计法（Zonal statistics）是一种计算另一个数据集区域内栅格值的统计信息的统计方法。在区域统计中，根据区域数据集定义的每个区域，基于来自其他数据集（栅格值）的值计算统计量。然后为每个区域计算单个输出值[20]。运用到本次定级研究中，可将插值结果赋予评价单元，其赋予精度取决于栅格象元的大小与定级单元图斑面积的关系。
②这一概念源于马克斯·韦伯《开放的与封闭的关系》一文，指某些社会群体通过一定的机制将资源和机会的分享局限于一小部分有资格的圈内人士，从而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参见董良《从韦伯到帕金：社会封闭理论的发展和思考》，载于《学术论坛》，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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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9)06—0016—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的行动逻辑与规制策略”(15FGJ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步华，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民族主义与政治社会学。安徽 芜湖 241002
收稿日期2019-04-10
责任编辑李克建
标签：民族主义论文; 民族论文; 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族群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民族学论文; 民族性论文; 民族心理论文;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的行动逻辑与规制策略"; (15FGJ004)论文; 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