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瑞典的移民历史悠久并呈现双向流动的特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口的流动状况和原因各不相同。二战结束以后，瑞典成为移民净流入目的地，并且以20世纪70年代为分野，经历了以邻国劳动力迁入为主要特征和以难民、持续劳动力移民为主要特征的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历届瑞典政府的移民政策虽有细微差别，但总体上对移民保持开放态度，长期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对瑞典的移民政策影响最大，并且推动形成了多元化与不追求融合的移民政策指导原则。2018年9月大选后，红绿联合政府的移民政策得以延续，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瑞典民主党的影响。
【关键词】瑞典移民政策；瑞典社会民主党；难民危机
瑞典的移民现象历史悠久并呈现双向流动的特征。移民的数量一方面会随着瑞典国内经济结构演变而波动，另一方面会受外部世界重大事件（如战争或军事政变等）影响而出现波动。二战后瑞典人口迁移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以邻国劳动力迁入为主要特征；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以难民移民和持续的劳动力移民为主要特征。因此，瑞典的移民政策也可以根据时间阶段大致划分为自由移民导向政策与有约束的自由移民导向政策。瑞典人口较少，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若干时期对劳动力需求较大；作为联合国《日内瓦公约》签字国，瑞典承担国际公约责任，有义务接收难民；瑞典近年来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需要吸纳年轻移民，这些因素使得瑞典政府总体上对移民持开放态度。
瑞典的移民变迁
自中世纪起，就不断有移民迁至瑞典，但同时也有大量瑞典人外迁。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大移民”时期，数百万瑞典人迁徙到新大陆。此后，随着瑞典经济不断发展且深入参与欧洲一体化与国际事务，本国人口流出开始逐渐减少，来自世界多地的工作移民及难民流入则日渐增加。进入21世纪，随着欧洲难民潮的涌现，瑞典也饱受难民涌入的冲击。
假设FDA阵元数为18，目标位置为(0°,40 km)，频率增量为5 kHz，载频为1 GHz。干扰位于角度范围为(-90°,90°)、距离范围为(0,100 km)的任一位置。图2为干扰与目标导向矢量相关系数仿真图，从中可以看出其周期为30 km，与一致。当干扰与目标的角度相差大于一个波束宽度，即不在主瓣内时，两者的导向矢量相关性大大降低，与理论分析一致。
一、早期移民：寻求更好的生活
尽管早期缺乏准确统计数据，但历史文献记载，中世纪以来，欧洲其他国家、地区居民就开始迁移到瑞典，带来了建筑、铸铁等工艺并促进了商贸与艺术的繁荣。从事商业贸易的德国人是最大的移民团体，之后是16世纪来瑞典定居的芬兰人。随着瑞典钢铁工业的发展，来自比利时讲法语的瓦隆人在17世纪末来到瑞典。法国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意大利的建筑工人也在这一时期来到瑞典。
年节省费用235000×7.2=169.2万元。以热泵COP等于4计算，热泵系统运行成本10200000×0.85×0.95×0.22÷4×0.6≈45万元，水泵等设备运行费用约为1.5万/年。因此空压机余热泵联用系统运行后一年可节约122.5万元。
除上述各国人口移居瑞典外，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1850—1939年“大移民”时期），为逃避宗教迫害和摆脱贫困，或为寻求更好的生活，大约有150万瑞典人移民到美洲与澳大利亚。仅在1887年，就有5万多人离开瑞典（约占当时总人口的1%），大部分去往美洲。此后，随着瑞典经济社会的发展，净流出人口逐渐减少。1940年，有3000多瑞典人移居国外，同年有6700多外来人口来到瑞典。[1]此后瑞典的净流入人口逐年增加。
1995年，瑞典加入欧盟；2001年，瑞典加入《申根协定》。这意味着瑞典在履行《日内瓦公约》义务接收难民的同时，还要向申根成员国开放边界，允许人员自由流动。在欧洲，瑞典是寻求庇护者的主要目的地和接受国。这一时期，以家庭团聚为目的的移民是瑞典最大的移民群体之一。[4]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瑞典迎来以伊拉克难民为主的新难民潮。这一时期，瑞典的净流入以及净流出人口都显著增加。2000—2009年期间，来自欧盟和欧洲经济区（EEA）以外的近2.9万人因为工作原因移民瑞典。[5]2011年，5.1万瑞典人离开故乡，超过了1887年的人口流出峰值。
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庇护申请移民：难民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瑞典接收的移民以难民为主，其中既有来自智利等南美国家的移民，[2]也有来自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索马里等动荡地区的难民。据统计，目前约有4.5万智利移民及其后裔居住在瑞典。瑞典是除智利本国之外仅次于阿根廷与美国的第三大智利人聚居地。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爆发，长达8年的战乱产生了大量难民。1980—1989年，依据联合国《日内瓦公约》，瑞典接纳了近0.7万名伊拉克难民和2.7万名伊朗难民。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引发巴尔干局势动荡，南斯拉夫陷入分裂与战乱并最终解体，导致大量难民产生。超过10万波斯尼亚人与3600多名居住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作为难民被瑞典接纳。[3]
二战后，瑞典移民呈现出净流入态势。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对劳动力需求增加，来自其他欧洲国家、地区的劳动力人口大量涌入瑞典，如德国、芬兰与波罗的海国家的移民；意大利及希腊、南斯拉夫、土耳其等巴尔干国家的工人也纷纷来瑞典寻找工作机会。大多数劳工移民选择了定居并接来家人团聚，但也有劳工移民在瑞典工作几年后会选择回国。如1972年，约有9万芬兰人从瑞典迁回祖国。在社会民主党主导的中左政府宽松移民政策下，移民不断融入瑞典社会，缔造了今天倡导宽容、多元文化的瑞典。
2013年以来，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向瑞典寻求避难的人数激增，大量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难民来到瑞典。2013年，瑞典移民局收到了5.4万份庇护申请。2014年，在德国主导的欧盟难民政策框架下，瑞典接收的难民数量仅次于德国。2015年瑞典收到了超过16万份庇护申请，其中未成年人高达70384人，并且有35369个孩子没有家人陪伴。[6]上述数字都达到了瑞典移民历史上的最高纪录，瑞典也因此成为人均接收难民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2016—2017年，向瑞典提出庇护申请的人数显著下降，但瑞典移民局给予庇护居留许可的总量在增加，主要是解决前几年累积的庇护申请。2018年1—9月，瑞典移民局收到了15978份庇护申请。[7]
2018年大选后，经过4个多月的艰难磋商，社会民主党才于2019年1月与环境党组建联合政府。图为2019年1月21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典首相、社会民主党主席斯特凡·勒文（中）发表施政报告，他表示新政府组成是“历史性”新时代的开始，并承诺将解决瑞典当前面临的包括移民问题在内的诸多问题。
二战结束以来瑞典移民政策的特点
2018年9月，瑞典举行了国会、省与市三级议会选举，移民问题成为竞选辩论的中心话题，主要参选政党都主张限制移民、推动融合。其中，旗帜鲜明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以超过18%的支持率，获得62个议席，比上届议会增加了13个议席，一跃成为议会第三大党，从侧面印证了移民问题对瑞典政局的挑战。大选后，经过4个多月的艰难磋商，社会民主党才于2019年1月与环境党组建联合政府。执政党与自由党、中间党达成了广泛的政策协议，后两党支持内阁立法并将极右的瑞典民主党孤立于政权之外。红绿联合政府在继续原有移民政策以及临时法案的基础上，进行跨党派合作审议移民政策。
一、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从自由移民到趋于限制
4.3.1 观念僵化。在访谈到大部分毕业生的时候，对于创业的问题，他们的态度基本上是犹豫的，认为缺少资金、经验、人脉，并表示读书阶段创业不现实，也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其实这也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大学生的创业意识薄弱。在另一方面来说，传统教育下，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对于在校期间创业都大体上视为是“不务正业”，甚至还会招到讽刺和批评，所以传统观念下的创业观念僵化死板。
历史上，瑞典主要是向外移民的国家，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变成以迁入移民为主的国家。瑞典在二战时期的中立政策使其工业设施免遭战火破坏，工业体系得以保留，在战争结束后吸引了大量技术工人移民，这些工人主要来自邻近国家。随着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瑞典逐渐从农业国转变为高度工业化国家,这一过程伴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这一时期瑞典工业、服务业快速发展，劳动力缺口较大。1954年，瑞典、丹麦、芬兰、挪威与冰岛五国签署《北欧共同劳动力市场协定》，允许五国公民自由出入并享有上述五国的居住权与工作权。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瑞典成为北欧最大的劳工输入国家，以芬兰劳动力流入最多。在部分制造业与服务业领域，大量来自希腊、前南斯拉夫和土耳其的低技能外国劳动力取代了瑞典本土劳动人口。
中右联盟政府以充分就业为主要目标，同时“工作第一”原则也是政府融合政策的组成部分。联盟政府将融合政策聚焦于工作与语言能力，加强移民学习瑞典语、了解瑞典社会的培训工作。2010年12月，瑞典中右政府推出新措施以加快实现移民融合。这一改革被称作“新移民的职业介绍——个人责任与专业支持”，主要目的是推进融合与性别平等，加快新移民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融入瑞典社会。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同样促使瑞典政府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年轻移民因瑞典语掌握程度差或缺乏职业技能而就业困难并因此致贫，青年移民骚乱事件和集团犯罪现象日益增多。[13]
20世纪50年代，外来移民增加导致城市住房紧张。随着经济繁荣、国家财富的增长，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决定在1965—1974年间每年建造10万套公寓，即“百万公寓计划”。该计划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住房建设项目之一，为瑞典本土居民以及移民提供了充裕的住所。
二、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06年：中左政府的移民融合政策
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生的石油危机、经济危机对瑞典经济发展造成冲击，经济不景气影响了就业情况，大量外来劳动力的涌入也冲击了本土瑞典人的就业与工资水平。这一时期，瑞典移民来源发生改变。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芬兰居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大部分芬兰劳动力返回本国，新的芬兰劳动力流入瑞典数量明显下降。同期来自欧洲以外国家的移民增多，有技能的难民也开始进入瑞典。1975年，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平等、选择自由以及伙伴关系”原则的基础上开始推进移民融合政策。平等意味着移民享有与本土瑞典人一样的社会和经济权利；选择自由意味着移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文化与宗教信仰；伙伴关系则意味着本土瑞典人与移民之间相互宽容并保持团结。瑞典所奉行的自由的家庭团圆政策也吸引了大批移民来到瑞典投亲靠友。为使来自不同大洲的移民更好融入瑞典社会，政府为移民提供了学习瑞典语以及了解瑞典基本国情的课程，移民在保持各自文化背景的同时享受瑞典的福利政策。瑞典政府给予各族群协会以政治和经济支持。1976年，瑞典政府出台规定，在登记居留满三年之后，移民可以享有市与省两级议会选举中的投票权。
瑞典的难民政策主要基于1951年《联合国难民公约》精神。[9]20世纪80年代，来自智利、埃塞俄比亚、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的难民持续进入瑞典。20世纪80年代中期，瑞典中左政府重组了难民接收计划，称为“全瑞典战略”（Sweden-wide strategy）。该战略涉及瑞典移民局和地方市政当局两个主要参与者。根据这项改革，瑞典移民局负责接待庇护申请者、转移难民以及与市政当局谈判安置难民。各个市政当局则负责难民的住房安置、语言课程以及了解瑞典社会的培训计划。[10]地方政府承担促进新移民在不同领域的融合工作。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部分地区持续动荡，大量原苏东地区难民涌入瑞典。而此时的瑞典也受全球经济周期影响，经济低迷不振。1994—2006年，社会民主党再次连续执政，其融合政策更趋完善。1997年，政府出台法令《瑞典：未来与多样性——从移民政策到融合政策》。法令强调，在瑞典人人拥有同样的权利、责任和机会；追求一个以多样性为基础的社会；建设相互尊重和包容的社会。1998年，政府组建了瑞典融合委员会（Swedish Integration Board），主要负责促进并监督融合状况，通过财政资助来支持地方政府和各移民协会促进融合工作，通过立法限制求职及高等教育中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
2014年10月到2018年9月，社会民主党与环境党组建了中左的红绿联合政府。这四年间，欧债危机、难民问题、英国“脱欧”以及恐怖袭击等热点事件频发，红绿联合政府也经历了欧洲历史上最大的难民潮。尽管红绿联合政府坚持人道主义庇护政策，给予地方政府更多支持，令后者承担安置难民及开展语言教育等职责，但汹涌而至的难民还是让其应接不暇，不得不采取新措施限制难民进入。2015年10月，瑞典政府宣布从2016年起新入境难民中大部分人将不会自动获得永久居留权。2016年初, 瑞典政府临时加强了边境管制，阻止没有有效护照或其他身份证件的难民入境。[14]2016年上半年，红绿联合政府又出台临时居留许可规定，限制家庭成员移民并控制发放居留许可。2016年迄今，瑞典移民局收到的庇护申请大幅下降，很大程度上与上述限制措施有关。
三、2006—2014年：中右政府强调移民融入瑞典社会的个人责任
2006年10月至2014年9月，瑞典由温和党领导的中右联盟执政。[11]2007年，瑞典政府撤销了融合委员会，[12]改由司法部负责移民与庇护事务。中右政府强调移民个人责任，要求移民发挥主动性，积极学习瑞典语，通过地方政府、社区为移民创办的各种培训活动增进对瑞典社会的了解。与以往中左政府设立融合委员会主动面对移民开展融合工作相比，中右政府则要求移民个人积极行动以便尽早融入社会。但新移民进入瑞典面临的问题有时是个人难以解决的。如很多穆斯林移民通过家庭团圆等方式来到瑞典，有的因年龄偏大或其他原因导致语言学习能力下降，始终不能掌握瑞典语而无法找到工作；还有一些被政府分散安置于不同城市的难民或移民纷纷迁移与“老乡”聚居，在一些大城市郊区逐渐形成了移民聚居区，而原来居住于此的本土瑞典人纷纷迁出。族群聚居与社会隔离的问题日益凸显。
上述自由移民政策虽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但也引发了瑞典工会的频繁抗议。1965年，社会民主党政府设立了移民办公室，开始调控外国劳动力的流入，对外国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使用瑞典语的能力都提出了要求。1968年，为了限制非北欧国家劳动力流入，瑞典政府出台规定，要求非北欧国家公民向瑞典移民办公室申请工作与居住许可时，必须在获准进入瑞典前安排好工作与居住地。[8]
“只要你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我们糖人国能为你提供永远也吃不完的糖果作为回报！请你快点和我一同前往糖人国吧，情势紧迫！”糖龙的声音诚恳而急切，“等你到了就会明白。”
这一时期，瑞典住房出现短缺，房价持续走高，进一步加剧了移民的贫困化。2014年夏，时任瑞典首相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呼吁瑞典人向寻求庇护者“敞开心灵”。这可以被解读为中右政府对移民的开放态度。但瑞典社会的排外情绪日益明显，瑞典民主党等反移民的极端政治力量也从瑞典南部兴起并通过选举走上国家政治舞台。
四、2014—2018年：红绿联合政府收紧移民与难民接收政策
小班化教学是欧美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是指一个教学班学生的数量较少，通常不超过25人。其本质是面向个性异同的学生个体，而不是面向整齐划一的全部整体。
在收紧庇护申请审批程序的同时，红绿联合政府对已经来到瑞典的庇护申请人采取人道主义立场。2015年，政府规定，在瑞典的寻求庇护者如果住在政府提供的房屋或收容所并由政府提供伙食，每名单身成人每日可领取24克朗津贴，伙食自负的人则每日有71克朗补助。获批难民身份的人会被安排参加为期两年的融入社会计划，每月可领取约6700克朗，如有子女或需负担住房开支则将获得更多津贴。[15]
瑞典移民政策展望
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出于经济建设需求，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奉行了自由的移民政策，但外来劳动力对本土就业的冲击曾引发瑞典工会的抗议。在内部因素加之石油危机、经济危机等外部因素影响下，瑞典对自由移民趋于限制并推进融合政策。2006年之前，在社会民主党主政期间，瑞典政府对难民接收及融合政策进行了完善，对难民或移民融入瑞典社会给予多种支持。2006—2014年，温和党主导政府期间，对过去中左政府政策进行改革，强调移民融入瑞典社会的个人责任。2014—2018年，中左政府面对难民潮逐渐收紧移民政策。
一、红绿联合政府延续了上届政府的限制移民政策
红绿联合政府继续实行临时边境管制以管控难民入境，目前这一政策将延续至2020年5月12日。2016年红绿联合政府出台的以限制家庭团聚移民为目标的临时法令继续有效。[16]自2017年6月1日起，红绿联合政府出台临时举措允许新抵达的年轻移民或难民有权获得居留许可，以使他们能够完成高中教育。这一临时措施在2019年7月之后继续适用。
物联网技术是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变革，互联网技术向更深层次方面发展形成的新型网络通讯技术，将原有人与人之间的信息资源交流扩展到物品之间的通讯交流，通过射频识别技术、传感器、定位系统等设备，对物品的相关信息按照约定好的相关事项，进行无差别连接，使其在使用和生产双方建立对物品的信息通讯共享平台，以智能化的方式对其进行定位、追踪、监控和管理。
2019年7月，红绿联合政府任命了跨党派委员会，包括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与环境党以及在野的中间党和自由党。委员会的工作是审查现有各项移民政策措施并对今后的移民政策提出建议。现政府希望绘制移民政策的长远蓝图，建立一个长期可持续的移民政策体系；移民政策必须人性化，合法安全和有效。政府希望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移民政策应该保持稳定而不是依靠临时法令，并能够得到国会各党派的广泛支持。调查委员会将于2020年8月15日前提交报告。
二、瑞典民主党对移民政策的影响
瑞典民主党成立于1988年，其宗旨是捍卫瑞典价值观、减少移民涌入。瑞典民主党成立之初具有新纳粹色彩，其创始成员奉行白人至上主义。但为适应形势、赢得选票, 该党不得不极力摆脱与新纳粹种族主义的勾连而趋向主流政党思潮。瑞典民主党领导人阿克森在2005年任职后，在党内对种族主义采取零容忍立场，若干成员因此被开除出党。
不同于其他7个议会政党，瑞典民主党反对多元文化主义。2018年9月的选举中，瑞典民主党主张将学习瑞典语作为申请各种社会福利的条件并严格限制难民数量；指责传统政党“破坏”社会福利,鼓励外国人包括穆斯林的到来, 但这些穆斯林移民却不接受瑞典价值观。瑞典民主党还在一些令社会贫困阶层愤懑的领域亮出鲜明观点，如批评医疗保健、法律和养老金等政策失效。当前，瑞典民主党是国会第三大党，成为瑞典政坛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瑞典民主党主张实施更加严格的移民政策，支持2016年颁布的临时法令继续有效，限制家庭团聚移民。
虽然在瑞典国会内其他政党不与瑞典民主党合作，但在一些地方议会，个别主流政党存在与瑞典民主党结盟的可能性。瑞典民主党在移民政策上的一些主张可能会影响地方乃至中央政府的决策。
结 语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移民改变了瑞典的种族、民族及文化构成。瑞典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从一个几乎均质的国家变为多元文化国家，其本土人口与移民在就业、住房等方面差距的加大也撕裂了瑞典社会。但不能否认，无数难民、移民共同建设了今天的瑞典。尽管2018年9月大选凸显出难民或移民问题带来的挑战，但对移民开放、慷慨与宽容依旧是瑞典的标签。瑞典公共就业署指出，瑞典每年需要吸收6.4万名16—64岁之间的移民，以抵消瑞典出生人口的减少。否则瑞典就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来维持福利国家体制。[17]作为欧洲最自由的国家之一，瑞典融合政策的指导原则是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不追求同化。瑞典仍面临老龄化等问题，对移民的需求不会终止。瑞典政府在审慎接收新移民、推动社会融合与反对极端民粹主义等方面，还有许多细致的工作需要完成。当然，今后欧盟的共同难民庇护政策发展走向也会对瑞典移民政策产生影响。
该建筑主要融入了节能的理念，对高层建筑的屋顶进行绿化设计，并且安装了节能玻璃，取得了较好的节能效果。在外墙设计方面，建筑师主要使用了聚氨酯泡沫喷涂材料作为保温材料，并结合水泥板对外墙进行铺设[3]。建筑墙面采用了LBG金属饰面，起到隔热的功效，也增强了保温系统的坚固性。屋顶方面，设计师采用了XPS倒置式屋面，将保温层XPS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设置在防水层的上面，巩固了防水层的结构稳定性。
[1] “The Great Emigration”, https://sweden.se/migration/#1850.
[2] 智利军人政权时期（1973—1990年），大批智利人到瑞典寻求避难。
[3] “Rise of Asylum Seekers”, https://sweden.se/migration/#1980.
[4] “Iraq War and EU Migration”, https://sweden.se/migration/#2000.
[5]《瑞典移民》，http://facts.sweden.cn/society/migration/。
[6] 参见瑞典移民局数据，https://www.migrationsverket.se/English/About-the-Migration-Agency/Statistics/2015.html。
[7] 2016年为28939份庇护申请，2017年25666份庇护申请，https://www.migrationsverket.se/English/About-the-Migration-Agency/Statistics。
[8] Veronica Riniolo, “Sweden: a Country of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for Migrant Integration”, http://www.ismu.org。
[9]瑞典于1954年签署加入《联合国难民公约》，这意味着瑞典会根据《公约》条款给予被其认定为难民的人以庇护。1989年，社民党政府制订了《瑞典外国人法案》。目前，瑞典移民局负责办理所有的庇护或移民申请。
[10]同 [8]。
[11] 2006年通过议会选举上台的中右政府由温和党主导并联合中间党、自由党以及基督教民主党共同执政。联盟政府连续执政8年。
[12] 融合委员会是社会民主党政府时期的移民政策标志。
[13] 2013年5月，斯德哥尔摩郊区爆发持续一周的骚乱，移民青年纵火烧毁汽车、超市，损毁当地居民财产以及危及警察人身安全。
[14] “Border Controls Prolonged until November”, http://www.government.se/press-releases/2016/06/border-controls-prolonged-untilnovember/.
[15]“Ekonomiskt Stöd för Asylsökande”, https://www.migrationsverket.se/Privatpersoner/Skydd-och-asyl-i-Sverige/Medan-duvantar/Ekonomiskt-stod.html.
[16]当前移民瑞典主要有五种方式：家庭团聚、避难、工作移民、留学以及“爱情难民”。以家庭团聚为目的的移民是瑞典最常见的移民方式。目前以这种方式移民瑞典的叙利亚人、索马里人和无国籍人士居多。瑞典根据其签署的《日内瓦公约》承诺对被认定为难民的人给予庇护。出于对劳动力的需求，瑞典也吸收很多工作移民；瑞典还吸引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爱情难民”通常被归为“家庭团聚”的移民类别，是指移民在访问瑞典或在国外遇到瑞典人或瑞典居民时与其坠入爱河，才移民瑞典。
[17] 同 [5]。
【DOI】10.19422/j.cnki.ddsj.2019.11.01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责任编辑：甘冲）
标签：瑞典论文; 移民论文; 难民论文; 民主党论文; 政策论文; 《当代世界》2019年第11期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