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共产党宣言》集科学性和革命性于一身，做到了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有机统一。当前，在文化多样化背景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着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该文重在深入挖掘《共产党宣言》中蕴含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以“五个坚持”概括出其现实启示，以期为今天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有益借鉴。
【关 键 词】共产党宣言 意识形态 话语权
2018 年是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 周年。目前国内学界对《共产党宣言》的研究主要围绕其伟大意义、基本思想、当代价值、版本考证以及翻译与传播等方面展开。但从意识形态话语权视域下探讨该问题，现在国内学界关注很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1](P23)，再次强调了话语权的重要性。重读《共产党宣言》，深入挖掘其蕴含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对于当代中国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坚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2](P34)这说明，福柯已经看到了话语所拥有的意识形态功能。而话语意识形态功能，“决定了在阶级社会中话语和权力必然要结合到一起而形成话语权，并为特定的阶级服务”。[2](P52)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一方面要靠政治权力的支持，统治阶级的话语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其借助国家机构的功能制定的法律、政策、规定等，即《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3](P48)但是，单靠政治权力的支持，只能使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形式上取得支配地位，并不能使所有人发自内心地真正信服。因此，另一方面，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还要树立理论的权威。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4](P9-10)由于理论来源于实践，而实践是不断变化的，所以理论只有与时俱进，才能真正“彻底”。如果实践早已发展而理论依然僵化不变，就会无法正确指导实践，从而逐渐丧失其权威性。在《共产党宣言》1872 年德文版序言中，有一句现在耳熟能详的话：“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P3)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些自诩为“饱读马列”的人却恰恰没有领会这句话的真谛，不顾中国的实际和具体情况的变化，死板、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对此，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5](P111-112)而教条主义者“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5](P310)，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毛泽东以巨大的理论创新勇气，结合中国的实际，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化革命道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等原创性概念与范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中国化，其表述方式更易为老百姓所理解和接受，在中国初步构建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检测装置主要用于获取大型机械设备的吊臂顶端的电场数据,并将电场数据转化为距离输电线的距离数据,通过RF433无线射频发送到报警装置。当检测装置处于非工作状态时进入休眠状态,从而降低功耗。报警装置对距离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根据不同的距离范围进行不同等级的声光报警,同时通过GPRS通信将报警信息发送到后台数据库进行记录[21-22]。报警装置通过北斗/GPS定位系统获取位置数据,将发生报警的位置发送到后台数据库。检测装置与报警装置的程序运行流程如图8所示。
当前，经过改革开放40 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占据明显的优势。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也并非高枕无忧。经济体制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极大提高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但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如拜金主义、贫富分化等等。西方一些学者和政客借此攻击甚至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大挑战。例如，美国学者布鲁斯·迪克森在其所著的《中国的红色资本主义》中声称：“中国已有大约20%的私营企业主入了党,中国正在走向‘红色资本主义’”[6](P157)。面对用西方理论来质疑中国实践的做法，应坚定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同时带动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理论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7](P8)，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要以问题为导向推动理论创新，提出有原创性的概念，创建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有力地回应各种质疑，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
二、坚持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
今天，距“南方谈话”已过去了二十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了新时代，但这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依然要毫不动摇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犯超越阶段的错误。同时，在宣传方面，要注意最高理想与共同理想的有机统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为将来“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生产力基础，这二者并不矛盾。要在准确把握基本国情的前提下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现实与理想的有机统一中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福柯认为，谁掌握了真理的话语，谁就掌握了社会权力，话语与统治权是相辅相成的。[9](P38)而“真理的话语”必然建立在对现实的准确把握之上。而当前我国的最大实际就是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内，要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有人拿《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彻底决裂”和“消灭私有制”来质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确是用“消灭私有制”来概括共产党人的理论，但他们设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这是我国当前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的高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下实行更高阶段才可能实现的经济形式，是不符合“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一要求的。而重读《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的同时，也肯定了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他们多次提到航海业和陆路交通的发展以及生产集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P32)该怎样对待这曾经创造了巨大生产力的经济形式，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关系，考验着对基本国情的认识程度和话语创新的能力。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创造性地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已，并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10](P373)这极大地解放了思想，成为我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前提。
当前，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的位置，“人民”是其话语体系中频繁出现的词汇。2007 年1 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引用“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来强调把要为民办实事的工作做好[13](P247)。5 年之后的2012 年，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谈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4](P4)又5 年之后，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开篇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P1)。”可见，尽管时间推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习近平心中始终不变。
首先，有利于高校重新思考并明确举办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初衷、目标和定位，从而确保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而不至迷失于“逐利”。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描绘共产主义并不是从理念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从对现实基础的分析中，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中阐发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也提醒我们，一切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前提是对现实基础的正确理解，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如果对基本国情，对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就会犯各种“左”或右的错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王明提出的“毕其功于一役”就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分析：“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5](P295)新中国成立之后，出于美好愿望，曾一度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现在看起来脱离实际的话语。党的十三大提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总结说：“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8](P8)。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今天，重读《共产党宣言》中对“自由人联合体”的描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P51)，可以感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发展的终极关怀。而这种关怀体现在现阶段，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只有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赢得人民对党的政策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更好地提高党的政治威望，从而在增强认同感的基础上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而这种话语权的力量正是来自于人民，与人民群众需求的不断满足有着密切联系。
痛定思痛，我们对公司业务做出重大调整，收缩重心，裁掉非核心向的员工。犹记得当时我对那些被辞退的员工首先说的是抱歉。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P39)这说明，和过去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相比，无产阶级运动具有明显的人民主体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成立之初相对弱小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创造了一套得到人民认可的话语体系，有效地传播了共产党的价值主张。第一，毛泽东始终坚持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1](P1031)中共七大更是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到党的宗旨的高度。埃德加·斯诺曾评价毛泽东：“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12](P71)第二，毛泽东非常重视话语的通俗性、大众性。1942 年5 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11](P850-851)这种使话语贴近人民的意识也使得党的政策更容易为人民所接受。
3.“软暴力”现象增多。学生处在语言暴力或其他暴力文化的环境中，极易受其熏染，受到外界刺激后，在行为上容易产生不计后果的冲动行为。
四、坚持与各种非（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作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民族危亡的形式，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抛出自己的救亡之策。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开始，就伴随着一系列论战。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论战及无政府主义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也促使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深入思考理论如何应用于实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在20 世纪20、30 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发表相关著述，直接参与论战并对论战进行引领，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公认为“理性的尺度”，党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政治威望得到提高。可见，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与非（反）马克思主义派别的斗争中逐步确立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19 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在迅速发展的同时暴露出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引发的矛盾导致各种社会思潮异常活跃。很多社会思潮以社会主义作为幌子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政，一时间各类社会主义思潮泛滥。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三部分用了大量篇幅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分析，揭露了它们的实质和危害，在澄清各种观点的过程中确立共产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从一名大学毕业生到田园创客，从农资店长到合作社理事长，又从农场经理到“正阳牛”打药团队队长，牛超凭着一股“牛劲儿”和 “牛脾气”，扎根田园，不懈努力，带领“正阳牛”团队自主研发农机植保设备，与广西田园植保公司联盟，在正阳成立“正阳牛”民兵植保服务队136个，分别与全县60多家农机合作社、60家家庭农场、60家种粮大户签订了农药统防统治和庄稼植保托管合同，植保面积达100万亩，每年劳务收入近300万元。牛超被当地农民称赞为追梦田园创业的“植保达人”和“正阳牛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了较为严格的管控，再加上党在宣传领域的有力措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其话语权地位无人能撼。改革开放之后，各种社会思潮逐渐涌入中国，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通过网络媒体的传播，影响力日渐扩大。这些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思想教育的部分作用，减弱了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产生不利影响。文化多样化反映了广大人民多方面的文化需要，但文化多样化并不等于意识形态多元化。决不允许以文化多样化为借口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性地位。应继承《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勇于批判错误思潮的精神，汲取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论战中逐渐确立话语权的经验，增强阵地意识，重视舆论斗争，使人民群众认清各种思潮背后的真实目的。尤其是对于一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反社会主义思潮，不能沉默失语，要敢于亮剑，揭露本质，帮助人民群众增强对错误思潮的辨别能力。这样才能在认清是非中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五、坚持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有机统一
就规范思维的话语来源看，话语可分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当前，西方蓄意制造政治与学术的割裂。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归入意识形态从而架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权，企图以西方的学术话语权逐渐消解中国的政治话语权；另一些人则把马克思主义看做纯学术研究，刻意淡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这些做法都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产生了消极影响。重读《共产党宣言》，它旗帜鲜明地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提出“两个必然”，是一份充满激情的政治宣言；同时，它的政治结论建立在逻辑严密的理论分析之上，层次清晰，具有很强的学术性。而语言通俗易懂又彰显出其大众色彩。《共产党宣言》集科学性和革命性于一身，做到了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有机统一，这是其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原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知识分子，很好地处理了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关系。新启蒙运动时期，“哲学中国化”、“科学中国化”等学术中国化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营造了有利氛围。而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艾思奇、柳湜等人立即响应，发表著述，对这一命题的必要性加以阐释，实现了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良性互动。此外，这一时期学术话语向大众话语的转化也取得显著成就。典型的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生动的生活事实、通俗的语言表达来阐释深奥的哲学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近百姓之中，而又没有因其通俗性而丧失学术性，毛泽东曾盛赞其胜过十万雄兵。[15](P205)
今天，在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进程中，政治话语要借助大众话语更加贴近生活的优势，增进人民的认同感。学术话语要为政治话语提供学理依据，以增强其说服力；同时要不断推进自身理论创新，力争为政治话语的创新提供借鉴。大众话语则要在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指导下不断提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7](P9-10)这准确阐明了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关系。只有做到三者的有机统一、良性互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才能真正牢固地掌握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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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9）03-0027-04
* 本文为2018 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论进路和实践维度研究”（H B18M K010）。
* 作者简介：王栋（1983—），男，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 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侯秀芳（1982—），女，河北环境工程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8 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曹志刚（1978—），男，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财务处，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
（责任编辑：潘维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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