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米歇尔·福柯1979年在法兰西学院的讲课《生物政治的诞生》，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间都备受争议。作为公认的左派激进人士，他对新自由主义所做的分析在法国左派阵营内引起了困惑、愤怒，被认为在生命的最后“向右转”,转向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然而，福柯论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并非右派言论，其左派批判立场并未改变。恰恰相反，他关于新自由主义异于传统的解释不仅拯救了知识界的逻辑衰落，而且为批判理论走出总体性危机提供了思路。
关键词：福柯； 新自由主义； 肯定性； 批判理论
一、福柯反对全盘否定新自由主义
在当代思想中，新自由主义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该理论通常被视为保守派理论，似乎它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以哲学的面目出现，主要关心的却是服务于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危险的、反动的。无数的文章以谴责新自由主义为目的，“揭露新自由主义成为首要任务，但揭露之所以可以进行的原因却微不足道”[1]6。因此不难发现，知识界实际上传播着一些相互重叠的分析，它们运用的是同样的解读框架，并未引起众多矛盾的解释，“可思与可说领域正在缩小”，这就使得根本不可能就批判理论自身的论证进行任何思考。
新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是不言而喻的。而事实上，整个20世纪新自由主义是在左派思想的各种派别的批判范围内形成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在更广泛意义上也包括主张建立社会措施的所有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以自由市场的道德和经济优越来怀疑经济调节、国家干预、社会保障、劳动权利、集体救济制度和财富分配等。它们倾向于把主张进一步调节市场，更加公正地分配资源的所有措施都认为具有潜在的专制特性。从这个角度看，新自由主义引起争论的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特别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英美等保守派政治家对其推崇与捍卫，新自由主义变革降临世界时就更是如此。“如何才能设想一种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性考察，此考察并不以抬高身价的方式来介绍被新自由主义破坏的东西”，当然可以发明一种新的批判理论，但这需要时间，更需要实践的检验。然而，在福柯看来，“与其从法理上创建一种理论，不如现在确立一种可能性。”换言之，福柯之所以没有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任何细微的批判，没有去制造反抗这种变革的工具，主要是因为觉得有可能利用右派的理论武器来批判资本主义的治理实践，即利用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工具，围绕正在涌现的政治和文化斗争去设计一种批判哲学和一种解放实践。福柯显然是从马克思的做法中受到启发。马克思作于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就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以前资本主义来批判资本主义。这样的批判是倒退式批判。而马克思认为，把握资本主义的肯定性，就是理解并接受资产阶级是一个真正革命的阶级，不能从否定的观点来谈论资产阶级，尤其是随后还要与之斗争。福柯正是从同样的精神出发来探讨新自由主义，要写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史，必须弄清由它创造的新东西。
福柯没有把新自由主义及其理论家的著作视为纯粹的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认为他们的用意在根本上是反动的，而是视其有助于知识界的争鸣。他的这种态度并不等于转向新自由主义，他的想法更加微妙。他试图把新自由主义当作一种试验，当作用来批判现实和思想的工具，倾听这一理论想告诉我们的东西，以便由此对我们自己进行分析。这有益于我们理解我们自己，有益于分析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像新自由主义不能接受社会主义者①对创造政治和哲学乌托邦的垄断，要起而应战一样，唯有如此，才不会出现聋子与瞎子的对话。重返理论上被排斥的东西，这有可能打乱我们的习惯，但也会激发我们去创造新的观察话语，去设想另外的观察现实的方法，只有彻底质疑我们头脑中的、但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的那些思想和知觉范畴，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福柯把知识界左派设立的象征性栅栏击得粉碎，似乎远离了左派的思想家庭，但他所做的正是把思想从那些没完没了的、被用来谴责新自由主义罪恶的咒语和以口号形式出现的话语中解放出来。福柯认为，“近十年以来，近一两百年以来，一整套分析模式被反复使用，指责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在今天指责新自由主义”，它们“反复使用同一类型的批判”[1]21，“断言资本主义导致一个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世界的出现”[1]22。这些断言构成知识界左派内部共同的占主导地位的解读模式。在福柯看来，要立即摆脱这些通常被用来讨论新自由主义的分析模型，因为它们仅仅在表面上才是批判性的。批判与咒骂往往只一线之隔。
山精携着个一百来斤重的人，跑起来速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饶是如此，青辰想要追上也是不易。他拼尽全力，前方的身影仍是越来越远，终于，在他转过一丛灌木之后，身影消失在了视线中。
对新自由主义的传统写法，其框架是“损失”“破坏”“悲哀”，这些构成了知识界左派内部共同的、占主导地位的解读模式。它们把新自由主义理论下降为经济和社会的考量，从阶级的角度描述新自由主义，抛弃了知识上的思辨和政治上的想象力。这些传统编造了一个一体化的、同质化的宏大叙事体系，只是里面从来就没有新的东西，与其说它们提供了解释现实的工具，并质疑现实，不如说它们反而掩盖了现实。福柯拒绝这种认识，拒绝从根本上否定新自由主义，对植根于左派方面的某种思维提出了质疑。那么，如何质疑某种现有秩序，却又不至于几乎自动地赞成过去，为了避免这样的困难，福柯建议从“独特性”“创造性”，也就是肯定性方面思考，即必须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新颖之处，不应该为它产生的东西感到遗憾，相反应该由它是什么出发，以便询问它强迫我们重新思考什么？反对知识界的老生常谈，总有可能产生误会，但却可以看到新东西。揭露新自由主义不是目的，那些过于简单的、平庸的解释使新自由主义的整个知识层面消失了，福柯更多是从学术的角度来阐释他的思想主张，由此来更新理论。他尝试着换一种思路，把新自由主义定义为一种伦理，“一种总体的多形的要求”，既可附在右派之上，也可附在左派之上，其作用也不像人们可将一明确的规划或者确定的计划加于其上的政治选项，其中包含着某种程度的解放意义。接触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新东西，这就提出了方法，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贯穿新自由主义，改造它，同时保留其最正当、最合理的要求，这就和这样一些话语相反，即后者在新情况出现的危险性上大做文章，以至于除了回到过去，它们最终不再能够提出可以考虑的前景。
二、新自由主义潜在的“解放效应”
雅克·巴尔赞指出，自1500年以来的世界，“解放是这个时代可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主题”[2]xx。它是如此令人着迷，以致没有任何一个知识传统不与它密切联系。对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领域的争鸣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福柯这位代表激进左派的主要人物不可能不加以注意。他对新自由主义的肯定着眼于三个方面。
新自由主义的这一经济人(理性)被认为是从追求个人利益的物质主义者、自私自利者等残缺特征来描述一般，然而，我们都是复杂的人，即使在那些试图把人构成为一个左派的价值，把个人主义构成为一个解放计划的批判理论领域，也会发现有人以感性、情感、道德之名，挥舞着反物质主义、反功利主义的形象去反对经济人。福柯并未求助于上述贬损话语，相反，他思考经济人模式的创造性方面。福柯非常赞同美国经济学家盖瑞·贝克的研究。后者认为，通过罗列人的爱好、道德倾向、人的心理、文化身份等因素来说明人的做法、态度是简单化的。 这类分析参考的是一些难以观察衡量之事，其特征都是预先假设的，而非从客观上确立的。经济学打算从相反的前提出发，假设人都是相同的，具有相似的爱好厌恶，在原则上禁止以人们的心理特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差异，仅仅以人们所处的环境差异来说明实践的多样性，这就为人类生存的几乎所有层面的政治化开辟了道路，这使得福柯对把经济人模式用于犯罪将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对犯罪现象及其原因的看法非常感兴趣。因为在这里，人们不会假定罪犯有别于合规矩者，不会把某些心理特征奇异的、反常的倾向加在人的身上。也就是说，不要预先设定某人不正常。犯罪活动、合法活动都不必然表示铭刻在心里的倾向，仅仅取决于个人所受到的客观引诱，取决于完成此一举动或行动可能获取的利益。这类分析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去掉对犯罪思考中所包含的悲剧成分，去掉道德或道德化范畴对这类思考的影响。事实上，福柯从其《规训和惩罚》《不正常的人》《精神病学的权力》到1979年的《生物政治的诞生》一直贯穿其思考的一大主题，并由他发展出的一个中心概念，即我们社会中的权力机制、心理功能和精神病学、精神分析，与内心、人格、家庭等概念的出现、传播同质的相联系。
5.加强深港金融业的合作。随着CEPA的深入实施，内陆与港澳地区的联系不断加强，尤其是深港两地通关能力不断提高，深港金融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深圳可以借助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发展成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内陆的延伸。因此，深圳应积极加快金融创新力度，加强深港金融业合作，尽快与香港金融业对接，在为双方的贸易活动提供各项金融服务的同时，合作关系范围也应积极拓展到保险、外汇、证券等各个方面，进一步衔接深港两地的金融市场，促使深港金融最终实现一体化，多渠道、多方面、多层次展开深港金融服务业合作，从而与香港共建“深港国际金融中心”。
新自由主义者通过拒绝法律范畴，把政府行为溶解到经济之中，并由此走得更远。那种认为法具有特殊的权威，这一点不被新自由主义者认可。法要受到功利方面的检验，本身不拥有价值，只有当其收益高于其支出时，它才有价值。因此，服从和尊重权威的观念在新自由主义框架内并无意义。福柯强调，不能仅仅从政治或哲学理论角度来思考新自由主义。在社会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方法，通向那些对世界进行同义反复的分析，传播着相互重叠的描述，阻止我们去想象还存在其他观察现实的可能性。新自由主义却带来了重大的认识论更新。它试图把经济人模式当作是解读所有人和所有行为的表格来使用。人不再是这样一个被分割的人，在经济行为中选择经济思维，但在其他领域则服从社会、道德、政治、心理、伦理等价值，人被概念为一个统一的人，一致的人。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福柯的一大关注就是质疑、解构他所谓的法律主权观。在福柯看来，法律主权观并非完整的理论，而是一种分析模式，一种表象体系，一种思考权力的方式。自启蒙运动以来，也许在之前就已经纠缠着西方[1]101。围绕着大写的契约，大写的法，大写的法律，大写的公共意志等概念并通过这些概念建构了一整套神话，反过来又主导了我们如何看待现实，如何理解国家，如何解读政治的含义。此模式关键的一点就是把国家说成一个自由或解放的场所，断言政治就是这样一个框架，人在其中摆脱了激情和个人利益关系控制，人们得以通过大写的理性和非暴力的讨论来建立一个合法秩序，建立一个大写的公共意志。
福柯所要做的正是想改变人们对法哲学和政治理论的看法，政治——法律公理并不有利于自由和个人解放，并不首先站在反抗、不顺从、抵触一边，并不为被治理者着想，它站在国家一边，讲着国家的话语，一种治理者的话语，一种为国家理性服务的话语，毫无解放因素。它从法律上建立了政治主权，出发点是一个最初使人屈服，甚至是自我屈服的举动。主体通过此举动把自己构建成为或者已经构建成为愿意被治理的主体。这恰恰不是批判的方法。批判应该是把使人屈服的关系作为对象，研究这些关系如何制造主体性。这样的关系不应该被预先假设或者被视为一种必然性。只有解构这些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向被治理者提供解放的工具。换句话说，必须在法哲学之外寻找如何建立一种反抗斗争、不服从的理论实践。
依福柯之见，新自由主义把构成政治哲学和法律规范意义的那些概念击得粉碎，“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等概念是新自由主义具有强大威力的批判工具，能够贬低大写的法律、契约等话语模式，这一范式开辟了一条不是国家话语的道路。 福柯在《生物政治的诞生》一书中指出，分析权力还存在一种区别于政治的方法，不像启蒙时代的革命家和理论家那样从法律的合法性、契约等概念来思考问题，而是从法律的效用或无用方面，也就是从法律是否造成有害结果这一点评价法律。
精神病学鉴定的出现迫使人们接受这样一个观点，犯罪也表现出、也许首先表现出自童年就染上的某种反常生活、异常的倾向、不道德的冲动、过度的癖好。因此，犯罪不仅仅归结为一种犯法行为，还是植根于心理学的某种行为。罪犯不再被视为一个正常人，而是一个特殊人物。司法体系中，犯罪不再只是由法律观点，而是还可以由心理道德观点来评价，罪犯可以说在犯罪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罪行不过是最终表现了预先存在的心理或道德紊乱。
(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理性”。如何走出国家的话语，如何与国家斗争，却又不借助于传统的法律、契约、公共意志等词汇、概念或模式，这是福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努力回答的问题。因为依赖构成主体臣服的那些概念来实现“公民抗命”，还是没有走出国家的话语。福柯试图站在被治理者一边，站在他们的战斗和诉求一边，正是在此背景下，他对新自由主义发生了兴趣。
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中心概念“自由”有另外的看法，他认为与其说它要表述的是自由，不如说要表述的是一种多元性，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对多样性、众多性的思考。为此，它试图和建构人类社会一元观的所有学术流派决裂，并代表了这种决裂。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敌人并非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统制经济和集体主义规划。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在自我形成过程中最有力、最顽强加以反对的是一种更加宽泛的哲学态度，此态度在于宣传社会统一化或一体化的观点，可以在不同的学派、国家和历史时期中看到此态度。凡共同的、集体的、一般的都受到推崇，凡属个体的、局部的、独特的现象则一律受到排斥。传统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虽然也是多元性、众多性，但仅仅是出发点，而非终点。为了让社会成为可能，为了构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肌体，那就总是需要发明某些配置去调节并制约社会多元性，由此产生秩序、统一体和集体。“契约论哲学家们，从卢梭到罗尔斯，中间还有康德，正是他们最出色地表达了这种立场。”[1]54他们都难以想象一个真正多元性的社会，似乎强迫人们接受一种把社会秩序构成为“问题”的独特方式：首先确定不同个人的存在，生活是分开的，利益可能是相互矛盾的，由此推论如何使社会合作成为可能。当然，人们可以不接受这样的谱系，主张卢梭、康德、罗尔斯的分析大不相同，把他们归于同一思想体系过于简单化，在某种程度上无视他们著作的背景。然而，对新自由主义来说，对上述内容加以分别，并无太大重要性。新自由主义质疑这种提问方法和分析模式，并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把个人看得比共同重要，把局部看得比整体更重要，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并不颠倒价值，但拒绝这样的对立体系。即使如此，福柯也不打算默认新自由主义的范式，恰恰相反，他要思考究竟什么理论最能够产生解放效应，什么样的分析方法能够最恰当地使人理解权力机器，能够动摇并制止它。所以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福柯也批判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是没有质疑总体化形式，就在它声称提供了反抗统治的武器之时，它自己也善于产生权力、权威和审查效应[1]80。在新自由主义中，福柯找到了一种关注，即用某种态度关注社会中的众多性，对其开放并接受。而那些具有普世奢望的理论，那些宏大叙事体系，就在它们试图把握现实的时候掩盖并歪曲了现实。尤其当它们预先确定了分析框架和范畴，它们便阻止人们去倾听正在创造的事情，正在发生的闻所未闻之事，也就使人无法把握此闻所未闻之事的独特性。这与福柯批判普遍观念，批判总体化理论，主张让思想摆脱那些一致性，摆脱普遍、集体价值几乎异曲同工。更使福柯感兴趣甚至着迷的是，新自由主义执行着反治理的任务，虽然福柯并不认可它的所有说法，而且也没有使用同样的词语提出他的分析。
2.泰国留学生选择请求言语行为策略时受社会距离、社会地位、开展难度的影响，分析三种要素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新自由主义重新拿起这一提问模式和方法，为己所用，但它把这一方法极端化、普遍化了，尤其美国版的新自由主义，对国家的批判就把市场和市场思维当作评价政府的一个工具。福柯并非不知道这种实践可能包含的危险，但他其实从根本上感兴趣的是新自由主义者的不服从举动。
(二)新自由主义对治理的质疑。对国家的恐惧症是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在他们看来，治理总是过分的，或者必须总是怀疑治理过分。在此意义上，福柯认为新自由主义是批判传统的一个现代代表，他把批判和某种态度、举动相联系，它们(指举动、态度)站在被治理者一边，并奋起反抗治理形式。这种对自由的要求并不建立在拒绝一切治理之上，它表达的是一种谦卑和模糊的意志，即“不是这样”“不是这个办法”“不是以这样的原则之名”“不是为了造成这样的目标”“不是通过这样的手段”被治理，福柯把新自由主义定义为“不被过度治理的艺术”。换言之，新自由主义执行着反治理的任务，这为解构现代社会中制造臣服的范式打开了大门。
(一)新自由主义表达了一种多元性。人们以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赞同断言它们隶属于市场逻辑，市场是经济剥削的工具，而新自由主义就是此工具的支持者。福柯则指出，要思考新自由主义的肯定性就必须摆脱这样的反应，必须更加细致地思考新自由主义为何热衷于市场的原因。 福柯并不关注该理论建立在经济考量之上，好像关于市场的讨论就是个纯粹技术性讨论，他更关注于市场如何与一系列政治、伦理、哲学等方面产生共鸣。当然，这并不是说技术或经济的考虑与理论关注对立起来。其实，新自由主义的一大特点就是让所有方面不可分割，相互联系，自由价值被置于中心位置，捍卫市场也包含在捍卫自由这一更广阔的范围中，经济自由是和其他自由同样重要的政治自由。
涉河建设项目管理必须走出仅注重审批环节的管理模式，要按照新的管理办法要求，全面实施涉河事项的监管。监管主体实行属地管理原则，所有涉河项目涉河事项（包括市级以上审批）的监督管理工作均由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为体现分级管理原则，重庆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已委托市河道管理站负责市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的涉河建设项目的监督管理工作，但其监督管理内容只是部分监管，必须坚持区县属地监管为主、河道管理部门监督为辅的基本原则，做好河道涉河建设项目监管工作。
福柯强调，把犯罪领域心理化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刑罚的功能以及司法机构的作用发生变化，不再仅仅限于制裁某一行为或者强迫赔偿损失，它们还介入了一种旨在负责改造罪犯的配置，“不正常的人”必须受到再教育，并被改造。这就使一种介于医学和司法之间的新型权力得以确立，即“规范化”权力，它代表了规训诞生的一大模式，后者就是控制和训练个人的现代技术。于是，对使人屈服的规范进行彻底批判，那就不能不彻底批判关于主体的心理概念。正因为如此，福柯才为新自由主义的举动着迷，其方法带有一种基本的反心理主义，可以开辟一条解构精神病学话语和规训范式的道路，新自由主义被他视为一个对规训权力的行使基础进行激烈批判的法庭。新自由主义政治并不是规训的，它企图以另类政治——环境政治的名义抵制规训权力观。由此可想，新自由主义社会的理想和前景完全不是规范化的，并不以规范个人并控制他们为目标，这是一个多元性社会，其特征是给予违反者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以某种宽容，并不试图取消差异，并竭力通过建立相关因素之间相抵消的分权化制度使差异处于最佳状态。当然，福柯清楚这一社会计划是一个纯粹知识上的构想，但他试图利用新自由主义作为批判现实和思想的工具，尝试去阻止规训权力运行的冷酷机制，找到一个支撑点，由此去设想除去使人屈服的实践。
由表3可知，超声提取葛根素含量更高，故采用超声提取方式。最终供试品的制备方法为：提取溶剂为30%乙醇，超声提取30 min。
三、结语
“每个观察家都有某种方式的偏见”，如果福柯对新自由主义只是随声附和，亦步亦趋的话，那么他的思想也不会得到重视了。福柯既不是赞美新自由主义，也不是对其进行谴责，在新自由主义降临之时，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敏感使福柯把新自由主义看做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场所，以特殊的方式回应了这股蔓延开来的社会思潮。他想以此换一种思路，由此来质疑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质疑权力、法律、国家、解放等概念。对新自由主义，福柯不是以贬损的模式，而是以正面的方式解读它，从而呈现给我们一种对统治效应进行激烈批判的理论。这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解读，而是体现了知识的谦卑。思考新自由主义的创造性方面，再现它的创造，不是福柯的最终目的，而是一种谋略，由此邀请我们去重新思考设计某种解放实践的条件。此其一。其二，他还让我们意识到某种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怎样显示了它们的局限，只要停留在千篇一律的咒语和口号当中，新自由主义就安然无恙。反之，如果试图把握它的独特性，同时又抓住它的局限性，对其话语进行研究，指出它所巩固的秩序、阶级和剥削制度，那么就能创造新的话语，紧紧围绕当前的政治和文化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福柯利用新自由主义作为工具目的也在于重新表述批判理论的话语。最后，但凡创新，必然要打破常规陋识，福柯有关新自由主义的思考未见得就是真理，或许是谬误，然而，要解决人类提出的所有重大问题，从来就不会只有一个唯一的答案。
注 释：
海归新生代企业接班人在中国情境下，了解“天时地利”对企业经营的重要性，要求新生代企业家根据企业自身的基础与所处的行业环境，经营决策要满足企业生命周期，要在最恰当的时机去执行。
① 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指20世纪上半叶出现在欧洲的那种社会主义，即西方国家多数左派政党鼓吹的社会主义，与在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中崛起的“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参见[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著，冯克利、胡晋华等译，《致命的自负(中文版导言第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参考文献：
[1] [法]乔弗鲁瓦·德·拉加斯纳里.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M].潘培庆，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2] [美]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M]. 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收稿日期：2018-10-30
作者简介：程晓燕(1974—)，女，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关系。
编辑：刘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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