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人类俨然已经从封闭隔绝的“部落社会”走了出来，“东方-西方”“我者-他者”的二分法已经无法适应世界整体局势的发展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将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和中国传统智慧相结合，超越了东方主义“二元对立”和“自我优越论”的狭隘性，是中国贡献给世界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危机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东方主义；萨义德；超越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
殖民时代及之后500多年的物质与文化积累，奠定了欧美发达国家近代以来独领风骚的国际地位。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学者更是极度乐观地抛出了“历史终结论”，西方国家凭借物质和文化上的优势，在世界各地推销“西式民主”与“基督信仰”，企图将西方价值全球化、本质化。近年来，欧美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抬头，种族主义思潮泛滥，这其中既内涵着东方主义语境中“我者-他者”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律，也体现了东方主义思潮的现代承继，由此引发了笔者对东方主义及东、西方二元结构的再思考。
一、概念与理论范式
东方学（或称“东方主义”）作为西学的一支，是西方知识精英主观地、有意识地对东方形象的“文化再现”，而并非东方对其本身的主体描述。东方主义所描述的并非是“东方之东方”，而是“西方之东方”。萨义德使用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坚决地批判了西方知识精英织就的“东方主义”这张权力话语网，并认为“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上‘篡改’了东方，并试图将东方内化成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组成部分”。
（一）概念：后殖民主义与东方主义
后殖民主义，或称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承继后现代理论光谱的学术思潮之一。它着眼于研究欧洲国家与前殖民地之间的多重话语关系，是一种与后现代理论密切相连的集合性话语体系。其主要的特点是消解中心主义、消解权威论和倡导多元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特别强调西方知识话语权力对第三世界民族国家文化的消解，也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西方后现代条件下，整个国际关系事实上存在的支配-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内容广泛涉及“殖民话语与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再现、第三世界的文化反抗、文化认同与焦虑阐释、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身份，以及种族、阶级、女权”[1]等方面的问题，借助解构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分析范式，成为备受瞩目的文化批判理论。萨义德单枪匹马地开创了东方主义批判的学术新时代[2]，他对话语霸权和东方主义的批判，对民族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反思，以及对“差异的经验”和“混杂的文化”的体验，对知识分子“流亡”与“立场”的思考，使他成为20世纪后期具有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的一个范例。
采用中国气象局的自动站与CMORPH小时降水融合产品作为观测数据,对模式结果进行检验,其分辨率为0.1°×0.1°。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熊果酸、齐墩果酸具有多种生物活性[28～30]。熊果酸具有镇静、抗炎、增强机体免疫力、抗菌、美白、抗癌、抗糖尿病、抗溃疡和降低血糖等多种功效。齐墩果酸具有消炎、抑菌、降转氨酶、对四氯化碳引起的大鼠急性损伤有明显的保护等作用；此外，齐墩果酸还有促进肝细胞再生、防止肝硬化、强心、利尿、升白、降血酯、降血糖、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和抑制变态反应等作用。
萨义德将东方主义，或称东方学，概括为三层内涵：第一，东方主义是一门有关“东方”的学术研究；第二，东方主义是一种将“the Orient”和“the Occident”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第三，东方主义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作为权力话语的表述方式，东方学大致经历了“古典东方学-现代东方学-当代东方学”的发展历程。无论在哪个阶段，西方的思想、文学、艺术都贯穿着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而作为“他者”的东方则被排挤在与之相对的边缘地带。事实上，“东方学”之东方，只不过是西方知识精英主观制造出来的与之相对的“东方镜像”，这一落后、野蛮、愚昧、纵欲的“东方镜像”充斥在福楼拜、但丁、司各特等东方学家的文本里。东方主义本质上是西方试图控制东方而制造的政治教义，它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体系，始终充当着欧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3]时至今日，东方主义的话语体系在西方政界、学界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欧美国家右翼民粹主义盛行和白人至上主义抬头，都是东方主义在当代西方的表现。萨义德将现代东方主义的飞速发展与“扩张、历史比较、内在认同和分类”等要素联结起来，从历史分析和身份政治的角度批判了东方主义的狭隘性。
（二）理论范式：“后结构主义”分析范式与文化霸权理论
通过对北京体育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和外交学院3所院校来自不同国家的40名武术留学生的访谈得知，武术对外教材的传播现状并不理想，出现了语种单一、质量低下等现象，使得武术对外教材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遇到了困境。
文化霸权理论是萨义德进行东方主义批判的另一理论范式。20世纪20-30年代，安东尼奥·葛兰西首次提出文化霸权理论，他认为在民主程度较高的西方国家对民众进行超越“经济阶段”的“精神”和“道德”的统治，而这种统治也并非完全地脱离“经济阶段”，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通过民众积极的赞同来实现的。并将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分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两部分，“国家是统治阶级宣扬和维护政治、借以获得被统治者认可的所有复杂的实践和理论活动的总和”，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表示，“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4]。通常意义上，国家获取权威的方式分为两种：暴力的和非暴力的。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文化霸权不再是通常意义上通过暴力形态来达到某种目的的强制性权力，而是一种人们“同意”的、“默许”的领导权形式。这种领导权形式具有强烈的精神和道德价值，我们称之为“文化领导权”或者是“文化霸权”。东方学作为文化霸权的一种延伸，是其权力逻辑在东西方知识、学术与话语等关系方面的拓展，并利用那些超越于物质之上的“观念群”，使欧洲优越性、种族主义、霸权主义等意识进一步复杂化、顽固化。
二、东方主义语境下的东、西方二元结构
在传统的东方学叙事中，知识精英固执地将“西方优越论”与“东方神秘主义”对立起来，并通过文化“再现”和“解说”的方式固化了东方形象，传播并强化了“东方主义”这张巨大的话语权力网络。基于欧洲中心主义，传统的东方学家在研究东方时，常采用二元对立的分析视角，将世界想象为“文明的西方-野蛮的东方”。
作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和美国解构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萨义德采用了“后结构主义”的分析范式——“非中心化”与“解构”。后结构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它致力于批判西欧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传统，反对传统结构主义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客观性和理性问题的研究上，主张从逻辑性出发得出非逻辑性的结果。其代表人物有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等。萨义德毫不讳言：“米歇尔·福柯描述的话语观念对确认东方学的身份极具价值。”依照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知识总掺杂着主观想象的成分，它是主体征服与重构客体的工具，知识内涵着霸权。福柯认为，权力和知识是相互指涉的，它们都不是单一的个体的存在，而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关系网络。东方学正是兴起并发展于这个复杂的关系网络中，人们所认知的东方，只不过是话语权力场中被掩遮的东方。在后启蒙时期，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基于此，萨义德在书中无奈地写道：“东方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主体”。
（一）政治结构：统治与被统治
对西方而言，亚洲一直代表着遥远、静寂、陌生的异域。公元7世纪之后，伊斯兰在军事、文化与宗教上剧增的优势，给予欧洲人深刻而持久的创伤性体验。直至17世纪末，“奥斯曼的威胁”还一直潜伏在欧洲人的意识深处。[5]近代以来，为了更好地控制“顽固而可怕的”东方，高傲的西方人一方面依靠工业革命建立起来的经济和军事霸权进行“硬性”控制，另一方面依靠东方学家通过话语和学术上“东方化东方”的方式进行“软性”控制。殖民体系瓦解之后，西方国家政治和军事上的“硬性”控制已经结束，但文化和学术上“东方化东方”的“软性”控制依然潜行于欧美世界。富有“救世主”高尚情怀的西方人形象与偏执、玄秘、危险的东方人形象，充斥于当今西方影视、文学、美术等作品之中，这种潜移默化的被动知识改造，严重扭曲了东方人文化形象的客观描述。
东方和东方人作为东方学的研究对象，被深深地打上了具有本质论特征的“他性”。翻开东方学的知识图谱，我们不难发现支撑其存在价值的核心词汇——欧洲中心主义。无论是作为地缘政治划分的近东、中东、远东，还是作为种族主义的“雅利安优越论”，都预设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政治假定，为东方学语境中“统治-被统治”的东、西方政治结构奠定了价值基础。一道知识和权力的连续弧将欧洲或西方的政治家与西方的东方学家联结在一起，这道弧线构成了东方舞台的边缘。在帝国语境下，东方被打上“落后、偏僻、蛮荒、神秘、专制、保守”的标签，成为等待西方征服者带去光明、理性和自由的未开化之地，同时也为西方殖民者的殖民行为披上了“拯救”性质的合法外衣。欧洲人天生作为统治者，“东方人”天生作为被统治者的论调，也伴随着欧洲殖民扩张的进程水涨船高，那种“欧洲通过亚洲获得新生”的陈词滥调重又沉渣泛起。
（二）民族结构：欧洲人与东方人
在东方学的语言逻辑中，只有“高贵”的欧洲人才有认识和统领世界的能力，东方人作为臣属民族只能接受被统治和被认识的命运。传统的欧洲历史叙事，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东方：一种是充满财富的、美丽的、伊甸园式的理想东方；一种是卑劣的、堕落的、邪恶的罪恶东方。前者东方形象形成于地理大发现之前，它驱动着欧洲人对东方乐园进行探索与追求；后者东方形成于殖民时代，它为欧洲的扩张殖民粉饰了“合法”色彩。萨义德将自己的东方主义批判限定在19世纪以来的英、法、美对东方（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话语霸权。[6]在东方主义所表达的民族结构中，伟大-卑劣、先进-落后、文明-野蛮等二元对立描述比比皆是。欧洲人作为上帝的“选民”，似乎带有与生俱来的智慧、勇敢、自制等优秀的属性，而作为其对立面的非欧洲人（东方人），则被描述成肮脏、怯懦、贪婪的邪恶分子。
东方学就像一条假象的怪异的控制链，既可以表述西方的力量，也可以表达东方的缺陷。在这一怪诞的场域中，“无知”的东方人只有接受“智慧”的欧洲人的统治，才能步入秩序井然的文明社会。萨义德在批判东方主义这一怪诞的话语场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扭曲和丑化上。在德尔贝洛、司各特、克罗默、福楼拜等人的文本中，浑浑噩噩、满腹狐疑、野蛮暴力的东方人，在任何方面都与清晰、率真、高贵的欧洲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司各特更是恶毒地写道：我坚信……你们这个蒙昧的民族是邪恶的魔鬼的后代。诸如这般“魔鬼-上帝”“光明与黑暗”“美好-丑恶”的二元对立描述法，成为东方学家建构话语霸权网络的主要叙事方式。在东方主义的语境中，欧洲人永远被描述成具有优良品质的高贵民族，而东方人则“由于天生的缺陷”只能成为臣属民族。
（三）文化结构：基督文明与东方文明
后殖民主义作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式的后现代理论，是建构在另一种思维定式之上的，即西方对东方的所有知识和描述，都是虚构的、扭曲的、带有殖民色彩的。这种理论假定依然没有逃脱“东方主义”的建构色彩和二元对峙的思维定式，只不过建构话语体系的主、客体发生了转换。超越东方主义不仅是对东方主义理论本身的超越，还包含对东方主义分析范式及思维方式的超越。
16 世纪之后，随着基督教文明的内部变革与对外扩张，以及工业革命建立起来的技术和军事优势，西方文明迅速打破各大文明体系相互封闭的状态。强大起来的西方国家开始将自己的价值体系复制并移植到世界各地，企图将其他地区纳入到帝国体系的网络之中。西方文明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取得了较其他文明的绝对优势，并且这种优势似乎有永世长存之势。[8]19世纪末，西方人以一种傲慢的态度俯视整个世界，他们占领了世界大部分领土并将其建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此时他们信心满满地认为只有西方文明才是唯一值得发展的文明。在东方学的理论视野中，东方是为西方而存在的，东方文明只是一种等待被“救赎”的次等文明。[9]冷战结束后，亨廷顿指出“文明间的断层线战争将成为最危险的冲突”[10]，然而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和世界秩序的设想依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和“我者-他者”二元对立的思维藩篱。
第三，加强水利财务工作，是适应大规模水利建设、确保水利资金规范安全高效使用的迫切需要。新一轮大规模水利建设具有点多、面广、线长和实施主体基层化的新特点，能否管好用好这些来之不易的资金，不仅事关水利改革发展大局，也是各级水利部门面临的重大课题和严峻考验。必须充分认识加强水利财务监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落实和完善资金资产管理责任制，认真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实现对资金资产使用的全过程、全覆盖监管，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安全高效。
1.3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麻醉前后凝血功能指标、Porter评分[7]。清晨空腹状态下，抽取患者的肘静脉血5 ml，静置20 min，将全自动血液生化检测仪的温度控制在约37℃，检测血液流变学指标[8]。分别于术前和术后1、3 d检测两组患者的D-二聚体的含量。
三、摈弃东、西方二元认知体系
无论是历史和地理上的东方，还是民族与文化的东方，东方主义的目的都是将东方纳入西方的学术、文化，以及西方的帝国网络中。文明作为一种人类历史演进的结果,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期间既包括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旷日持久地接触与互动，也包括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持续不断地冲突与融合。但是当世界主要宗教分别在不同的地区确立了统治性地位之后，各大文明体系就逐渐进入了成熟状态，文明之间的区隔与壁垒也日益明晰起来。[7]当然，这是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对文明进行的类型化分析，但在东方学的语境中，文明只有两种：西方文明（基督文明）与东方文明。并且东方文明只是作为“标本”式的静态文明被研究和观察，不具备自我发展和表述的能力。
（一）打破“东-西”方二元对峙的思维定式
力嘉希冀利用创意文化产业园与环保包装产业园这两个平台，更好地整合行业资源，在进一步深入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带动珠三角甚至中国包装印刷业的发展。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各国之间利益交叉与互嵌的趋势更为明显，传统的“东-西”划分方式已然无法彻底地将“东方-西方”一刀两断。在全球化进程中，二元对立的结构分析范式已经不再完全适用于世界新形势。过去那种用来描述文化身份的自我/他者、殖民者/被殖民者、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关系也在逐渐消解，文化多元景观有必要取而代之。[11]“东-西”方二元对峙的话语体系不仅影响了东、西方的正常交流，还导致了西方社会的主体性危机，愈来愈庞大的移民群体在“排斥与融入”的斗争中，被打上“他者”的身份镜像，而成为西方国家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虽然“白人至上主义”思潮仍不时在西方社会兴风作浪，但这种在种族上划分为“高贵-低劣”的种族主义做法遭到更多人的痛斥与挞伐，其中也包括白人群体内部的强烈反对。
事实上，无论是地理的还是历史的（更不用说文化的）概念所指，“东方”和“西方”都是人为建构的，包括他们的对峙，实际上也是一种相互支持与相互反映的存在。[12]这种互为镜像的文化（或地理）产物，既然可以被建构，也同样可以被解构，当然也不缺乏被重构的可能性。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知识分子的觉醒与文化的自信等因素，赋予“东方”自我表达的能力和基础。在网络科技与新媒体发展的助推下，作为“他者”文化被表述的传统“东方”形象渐趋消散，“高贵西方人-低劣东方人”的二分法也不再那么理所当然。东方的自我表达刺激了当代东方主义者，传统东方主义在解构的同时，也加速了新东方主义的生成。“东方学的一切都置身于东方之外：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一意义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许多表达技巧”。新东方主义，或称东方主义的再生产，不仅有西方文化霸权的参与，同时也有东方人自我表述的东方化。这种在全球扩散的新东方主义，虽然不再以二元对峙的极端形式出现，但内涵的“现代性神话”与“技术东方主义”依然值得我们警惕。
（二）竞生共存模式
文明之间既不像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存在明显的断裂与分层，也不像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的“世界趋于平坦化”[13]那么简单，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的纹理，层层嵌套而又互相保持警惕。萨义德从传统的欧洲叙事中翻出这些东方学的“陈年老账”，不是为了鼓动民族主义去对抗东方主义，而是要祛除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叙事。冷战结束几近30年，国际局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的战略失误、西方社会整体行动能力下降、非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等因素促使西方需要从固有的道德优越性和中心主义的话语中走出来，适应国际结构多极化的现实。[14]在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方面，马克思早已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研究范式上，全面而系统地拒斥了这种“将‘欧洲独特性’泛化为衡量人类普遍进步标尺”[15]的思维模式与话语系统。
从道德哲学和国际秩序范畴驳斥了“西方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之后，我们再次将讨论的视角拉回到文明秩序的想象上。隔绝与纯粹的文明时代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著名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提出的26种文明，还是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的8种文明，它们之间都存在着或纵向或横向的连续性纹理。层层嵌套的各个文明在相互接触的过程中，既相互包容，又时而对立，但无论哪种状态都不是绝对的，更不是永恒的。近代西方的崛起，促成了东方主义伪科学的建构，东方学家企图将“西方优越论”和西方（我者）-东方（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本质化。这种本质化行为不仅忽略了世界多元文化的必要性，也违背了文明演变的客观规律。东方与西方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或中心-边缘结构，而是既相互包容、交流、学习，又彼此竞争、博弈、对抗的竞生共存模式。事实上，既不存在绝对的“东方”，也没有纯粹的“西方”，[16]二者在互相建构的过程中，也在解构着彼此。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
经历了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人类已经从历史上封闭隔绝的状态走向了互联互通，传统的对抗思维和冷战思维已经无法应对人类面临的总问题。2017 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内瓦万国宫的演讲中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并强调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共赢、坚持交流互鉴、坚持绿色低碳”[17]等原则。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中，内涵着“和而不同”“协和万邦”“以和为贵”的“和合”理念，这是中国外交倡导的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取代“零和博弈、结盟对抗”的文化根源。表现在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一带一路”倡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18]
建立在旧秩序基础上的世界治理模式，更多地是基于部分民族国家利益的意志体现，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世界一体化趋势下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和危机。[19]于此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贡献给世界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危机的“中国方案”，它超越了东方主义的“二元对立”和“自我优越论”的狭隘性，将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和中国传统智慧结合，站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宏大视野上思考共同的命运。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趋势的增强，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进一步加深，初步形成了一个命脉相连、祸福与共、兴衰相依的命运共同体。[20]世界各国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秩序下，应坚持主权平等、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原则，摒弃“霸权主义”“自我优越论”和“零和博弈”的对抗思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下，“共建、共治、共享”共同的人类家园。
四、结语
东方主义作为西方建构的权力话语表述方式，虽然已经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但其形形色色的现代变种和作为“思维方式”的东方主义，依然潜藏在当代西方的影视、画作和新闻报道中。爱德华·萨义德作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学术著作与政治现实结合起来，一生都在与“东方主义”做着不懈的斗争。他立场坚定地驳斥着西方世界的文化霸权和强权政治，力争还原一个被遮掩的东方世界。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文明既不是一元独霸的，也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多元共存的。东方主义作为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话语表述方式，只是建构在主体“失语”或“不在场”基础上的他者话语替代。超越东方主义，不仅要超越“东方学”理论本身，而且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我者-他者”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引领世界在“共建、共享、共治”的理念下，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危机，共同分享世界发展成果。
参考文献：
[1]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15.
[2] (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M].陈仲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5.
[3] 王宁.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爱德华·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剖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57.
[4]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00.
[5] (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75.
[6] 周宁.另一种东方主义：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10.
[7] 赵林.文明的冲突再反思——一种客观预测还是一种主观倡导？[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36.
[8] (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M].徐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
[9] 汪幼枫.超越东方主义[J].2006，(5)：10.
[10]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6-10.
[11] 许全林，陈金山.主体性危机与身份表征——英国社会种族问题的后殖民主义解读[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1)：118.
[12] 康太一.重读萨义德[J].读书，2015，(5)：144.
[13]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M].何帆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2.
[14] 金灿荣，刘世强.告别西方中心主义——对当前国际格局及其走向的反思[J].国际观察，2010，(2)：6-9.
[15] 叶险明.马克思对“西方中心主义”拒斥的全面性——兼论马克思晚年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研究范式的发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5)：63.
[16] (美)E.萨伊德.东方不是东方——濒于消亡的东方主义时代[J].唐建清，张建民，译.国外社会科学，1996，(6)：40-45.
[17]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7-01-20：(2).
[18]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7-05-15：(3).
[19] 黄婷，王永贵.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世界秩序的话语表述[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5)：168.
[20] 金应忠.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兼论国际社会共生性[J].国际观察，2014，(1)：38.
Competition and Symbiosis: The Deconstruction of "East-West" Cognitiv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opolitics——Rethinking Based on the Said’s Criticism of "Orientalism"
PINF Wei-bin
（Chinese Academy of Ethnic Theory and Polic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1，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informatization,human beings have emerged from the isolated tribal society.The dichotomy of“Orient-Occident”and“Self-Other”is not suitable for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as a whole.The consciousness of“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combines Marxism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wisdom,which has transcended narrowness of“dualism”and“ego superiority”of Orientalism.It is China’s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to solve the global problems and crises.
Key words：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Orientalism；Edward W.Said；Transcend Orientalism；Post-Colonialism
中图分类号：D5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19）02-0016-06
DOI编号：10.13965/j.cnki.gzmzyj10026959.2019.02.004
收稿日期：2018-11-1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6YJC850007）；2018年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资助，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项目编号：18108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 平维彬（1989-），山东聊城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政治、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责任编辑：周真刚）
（责任校对：陆 刚）
标签：主义论文; 东方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话语论文; 世界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国家理论论文; 国家与民族论文; 国家与人民论文; 《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6YJC850007) 2018年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 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资助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项目编号:181087)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