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气候变暖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及治理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杜慧彬[1]（2021）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宁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文中指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利于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增长。本文致力于研究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宁夏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探索生态文明建设对宁夏地区农业生产的作用。论文首先回顾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研究,梳理了生态文明建设产生的理论背景,并根据生态文明建设内容对空间治理的要求,提出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格局会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因此将工业化、城市化纳入生态文明建设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框架中。其次,是对宁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首先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宁夏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指数;其次用stata13.1软件检验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性、收敛性和空间相关性;再运用Geoda一阶Rook相邻建立权重矩阵,进一步分析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的空间分布特征。最后建立了模型理论,借助分工理论模拟了工业化、城市化的演变,得出工业化通过扩大迂回生产程度能为农业生产提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有效节约劳动力成本;其生产组织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的特征,对农业的生产理论与方式提供参考,提高生产效率;由市场导向的城市化会伴随工业化相伴相生,一方面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部门,改善农业资源配置效率,也有助于先进的技术、产品、知识扩散到农村地区及农业生产,有利于形成农村人力资本,进而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当城市化发展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结构不匹配时,城市化对良田、农业劳动力和资金的挤占会降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从外部性理论解释了生态文明建设是如何解决农业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矛盾的。最后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农业-生态两部门生产模型,采用面板数据的线性回归和门限回归方法检验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劳动力、资金投入,技术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根据以上检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2007-2017年宁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但增速逐年递减;技术进步是决定性因素,并且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趋势吻合。2、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地区差异主要集中在劳动力较密集的中部地区,表明该区域的资源配置比较不合理。3、依据不同地势和生态条件划分的宁夏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趋异的趋势,但增速在逐渐收敛,其绝对收敛、条件收敛和俱乐部收敛分别对应的收敛速度为-0.06211,-0.0721和-0.06287。4、2007-2017年间,只有2017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空间相关性,而2008-2017年的农业技术进步指数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5、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协调发展,对宁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着的负向作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人力投入具有显着的负向作用,但资本投入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综上所述,本文提出推动宁夏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加大科研投入,持续提升科技水平;通过加强区域之间的要素流动,发挥正的溢出效应和规模效应,降低中部地区的牵制作用和负的溢出效应;从教育、资源配置、规模经济、资本、经济和资源环境等方面提高农业技术效率。二、改进生态文明建设中人力资本的投入结构,加强资金的投入力度;协调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降低工业化与城市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作用;借助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
李波[2]（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吕飞[3]（2020）在《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即趋势或离差出现了统计意义上的显着变化。根据时间分为长期气候变化、年际间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人为因素被认为是影响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进入21世纪,洪水、风雹、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共同的责任。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开始为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努力。《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义务的履行提供了联合履行机制、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贸易机制三种方式;《哥本哈根协议》将“共同减排”的理念和“自下而上”的减排模式确定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模式;《巴黎协定》的谈判和落实一方面使全球气候治理由“强制温室气体减排”转型为“低碳竞争与合作”,另一方面使“自下而上”的气候治理模式得以固定,开启了气候变化治理的新时代。在国际贸易领域,保护环境与WTO的目标和宗旨并不冲突。国际贸易重视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注重环境和资源的保护。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应对工作,坚持以减缓与适应并重的原则指导政策制定,引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表现在气候要素波动和极端气候事件爆发两方面。气温、降水、日照和空气相对湿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带气温和降水的上升幅度略高于中部地带和西部地带,西部地带的日照时间比东部地带和中部地带增加得更快,中部地带相对湿度的上升速度快于东部地带和西部地带。极端气候事件中,旱灾的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分别约占受灾总面积和成灾总面积的一半,水灾的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分别约占受灾总面积和成灾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在新时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同时,实现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目标相适应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展现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对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责任与担当。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当前农产品出口贸易存在波动幅度较大,逆差逐步扩大,出口市场集中在亚洲,国内货源地相对集中等问题。气候变化影响农产品出口的机理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短期影响作用于农产品出口的供给侧,与农业弱质性、气候变化影响农产品的出口供给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成本增加有关。农业弱质性主要基于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两个方面。自然风险是指技术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舒缓自然灾害造成的严重后果。市场风险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农产品缺乏供给弹性,价格信号无法调整当期的农产品供给;二是农产品缺乏需求弹性,价格机制无法对农产品需求进行有效调节;三是农产品缺乏收入弹性,农产品的支出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逐步变小;四是农业生产要素的报酬率低于其他产业,因而导致农业生产资源的流失;五是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对环境的贡献具有外部经济的特点,导致农业生产的成本并不能完全从农产品价格中得到回收。气候变化对农产品出口供给的影响通过重新配置农业气候资源,改变农产品生产规律和影响农业生产潜力体现。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增加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三个部分。直接成本是指应用碳减排技术额外增加了农资、机械能源、雇工等方面的费用;间接成本是指应用碳减排技术改变了农业生产要素的技术系数,引起了成本的变化;机会成本是指实施碳减排技术增加了农业生产作业时间,减少了务工收入。长期影响体现在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和贸易壁垒两个方面。气候变化影响了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一是因为气候变化引起气候资源禀赋的变化和气候灾害的冲击,从而改变了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二是因为气候变化改变了生产要素的传导机制、关联产业的影响机制和产业集聚水平,从而影响了农产品出口国的竞争力。低碳贸易壁垒对农产品出口影响的经济效应与关税相似。本文选取了2001—2018年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出口贸易总额作为响应变量,特征变量为经济资源、气候资源、气候灾害及农用化学品四类。从实证检验结果来看,地区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农作物播种面积等经济资源和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农药使用量、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等农用化学品对全国的农产品出口影响显着,且重要性排名均在前十位以内;塑料薄膜、农药和化肥等农用化学品对农产品出口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会带来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不利于建设气候友好型农业。与气候灾害相比,气候资源对农产品出口的显着性水平更高,夏季的降水、气温和湿度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更加明显。为降低和消除气候变化对农产品出口的负面影响,建议采用气候指数保险分散风险。在影响东部地带农产品出口的各项因素中,重要性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农药使用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说明东部地带可以进一步加强农业技术改造,增强农资的利用效率。气候资源方面,春季的降水、湿度、日照对东部地带农产品出口的正面影响比较明显,水灾、风雹灾等气候灾害是次要的负面影响因素,说明东部地带需要更多地关注春季气候要素的变化,同时注意防范水灾和风雹灾,建议通过保险分散风险。经济资源和农用化学品对中部地带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很大,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和化肥施用量的影响显着。冷冻灾害对中部地带农产品出口的影响较大且比较显着,这说明中部地带除了要加强农业资源投入,还需要加强冷冻灾害的防范。农用柴油使用量对西部地带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排在首位且十分显着,排在第二的是化肥施用量,且有一定的显着性,这说明农机与农资的投入对于西部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出口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秋季降水量和夏季的平均湿度在重要性排名方面比较靠前,影响也十分显着,反映了西部地区农业发展受水资源缺乏的严重制约,建议加强水利设施建设。总之,无论是全国还是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经济资源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举足轻重。气候资源对农产品出口重要性紧随其后。气候因素对不同种类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异质性较大,夏季平均气温的上升、冬季日照的增加和春季湿度的增加有利于茶叶的出口,但夏季日照的增加及秋冬二季气温的上升不利于茶叶的出口。夏季气温的上升对大米出口有积极的影响,秋季平均湿度的增加则不利于大米的出口。春季气温的上升和夏季平均湿度的上升有利于植物油出口,但冬季气温的上升则不利于植物油出口。农用化学品中柴油使用量和农药使用量的增加有利于茶叶的出口,但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带来气候变暖的压力,化肥的减量施用在增加茶叶出口的同时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塑料薄膜的使用有利于植物油的出口,但不利于缓解气候变化。根据研究结果,本文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实施对策,促进农产品的出口贸易:一是要转变农业发展模式以应对气候变化。建议在农业生产领域广泛应用低碳技术,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同时强化气象灾害预警和预防能力,完善农业气象灾害保险体系,优化农业气候指数保险机制,使农业生产能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二是要拓宽农业国际合作的渠道。建议加强国际低碳农业合作和国际涉农碳交易合作,充分利用国际低碳资金,规范中国农业碳交易机制。三是要完善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保障机制。建议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低碳农业,强化低碳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同时积极应对国外低碳贸易壁垒,加快国内农业低碳产品认证体系建设和碳标签制度建设。
党群[4]（2020）在《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时空特征、原因与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然灾害是人地负向关系的集中体现。全球气候变暖时期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更高、强度更大、损失更严重,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均构成威胁。对自然灾害时空特征,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掌握灾害规律,以防灾、减灾,维系生态环境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陕北地区对气候变化反应敏感,且在生态、社会、能源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明清时期“小冰期”气候条件恶劣,整体趋冷干。本文对明代这一典型气候恶化时期,发生在生态脆弱的陕北地区的自然灾害特点、原因及影响展开研究,可丰富过去气候变化时期自然灾害研究案例,获得对灾害发生下自然-生态-社会反馈机制的认识,对从过去自然灾害中进行“灾害学习”,及现今全球变化背景下灾害防治、环境治理、人地关系调整具有实际意义。本文通过对明代发生在陕北地区的自然灾害史料收集、整理,综合运用内容分析、数理统计、小波分析、M-K检验、ArcGIS空间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各类自然灾害的时空特征及灾害总体特点、灾害间关联及多灾种耦合、灾害原因及社会影响开展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在明代的277年中,陕北地区自然灾害共发生404次。旱灾为最主要的灾害类型,共发生98年次,涉及1885县次。等级上“中度”占优势,大旱、特大旱对社会影响巨大。时间分布规律明显:1)10a频次和县次均呈显着波动上升趋势,呈4阶段:少发-广发且增加-减少-快速增加,多发和广发的峰值出现在1630-1644年期间。2)季节性明显,夏季高发、广发,秋季和春季多发,冬季最少,多发连季节旱。3)具有6a、12a、25a和66a的周期性。4)1400-1409年呈现频次急剧增加的突变特征,并在1430-1439年增态更加明显。空间分异表现为:南部高、北部较低,且旱灾高频区域呈连片分布特征,分布在洛川-黄陵-黄龙,和米脂-绥德-子洲-清涧2个区域。连年持续干旱在明中后期多有发生,对区域干旱气候事件具有指示作用。（2）洪涝灾害共发生54年次,涉及313县次,等级以“中度”为主,多发于明中后期,“重度”灾害集中于明中期。在时间上的分布规律表现为:1)10a频次和县次均呈明显波动上升趋势,呈4个阶段:无灾-较频发广发-频发但范围减少-快速增加。2)季节性特征明显,夏季、秋季多发,秋季最广发,月份上七、八月（农历）最多发、广发。3)具有6a、32a的周期性。4)1380-1389年呈现频次由少变多的突变态势,并在1430-1439年增态更加明显。灾害空间分异表现为:高频中心呈点状分布,位于榆林、富县、绥德、清涧。（3）因旱、寒冻低温、洪涝、虫、风、雹、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导致的饥荒,共发生90年次。因旱灾导致的最多（69年次）、涉及范围最广（976县次）。时间分布规律表现在:1)10a频次和县次均呈显着波动上升趋势,呈4个阶段:少发-多发广发-多发较广发-频发广发,明中、后期频发、广发,峰值出现在1630-1644年期间。2)具有4a,9a,22a,40a的周期性。3)1410-1419年呈现频次急剧增加的突变特征。空间分异表现为:存在洛川-黄陵-黄龙-富县,米脂-绥德-子洲-清涧2个高频区域。（4）地质灾害共发生31年次,以“轻度”、“中度”为主,但“重度”灾害影响更大。时间上的分布规律明显:10a频次呈显着上升趋势,综合考虑灾害发生县次划分出:无灾-增多-频发广发3个阶段。空间分异明显:高频区域多成片出现,位于洛川-黄陵-黄龙、米脂-绥德-子洲-清涧、榆林、延安-延长。寒冻低温灾害共发生28年次,以“中度”、“重度”为主,明晚期最频发、强度最大。灾害发生10a频次呈较显着上升趋势,结合灾害发生县次划分出:少发-增多-无灾-快速增加4个阶段。季节性特征明显:秋季最多发,夏、冬季次之,春季较少。空间上差异较明显,北部、中部地区较多发。雹灾共发生32年次,集中于明中后期,10a频次呈波动上升趋势,有减少-增多-平稳3个阶段,年内集中于夏、秋、冬3季,夏季最多。空间上,北部、东部较多发。虫灾共发生32年次,以“轻度”、“中度”为主,重度、特大虫灾集中于明中、后期。灾害10a频次呈上升趋势,划分为少发-增多-无灾-波动增加4个阶段。季节性显着,多发于夏秋两季。空间上,黄陵、清涧最为多发。（5）自然灾害总体呈现越到明代后期,越频发、灾情越严重:明代前期灾害较轻,中期发生频度、广度偏高,后期最频发、广发。年内季节性显着,四季均有发生,夏秋两季更集中、频繁（占总数的75.50%）。空间差异较显着,榆林,洛川-黄陵-黄龙,米脂-绥德-子洲-清涧是相对高频区域。（6）自然灾害间具有关联,多灾种耦合特征明显。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间形成普遍联系的灾害网络,饥荒位于网络中心位置。气象灾害的旱、洪涝、雹、寒冻低温、风灾间存在关联,并有耦合发生的情况。气象灾害与饥荒、疫灾、虫灾存在关联。多灾种耦合还表现为时间的群发、空间的群聚。灾害群发频度显示了8个群发期,不同群发期灾害构成类型存在差异,明末的第8群发期最为严重,灾害构成指示了当时冷干的气候特征。灾害多度识别了灾害的群聚,环境相对较好的东中部绥德-米脂-子洲-清涧区域、南部洛川-黄龙-黄陵区域的灾害群聚,表明灾害群聚与孕灾环境、承灾体均存在关系。（7）陕北地区灾害发生的原因包括自然、社会、生态环境因素。气候的冷暖干湿与自然灾害总频次、县次间,呈负相关关系:气候偏冷干时段灾害相对多发、广发。旱灾频次、饥荒县次、寒冻低温灾害县次与温度关联度更高,洪涝灾害频次、虫灾频次、地质灾害县次、风灾县次与湿度关联度更高。地质地貌因素则对洪灾、地质灾害起重要作用。社会因素表现为人口数量、土地开发利用程度与社会脆弱程度。自然灾害发生频次与人口增加呈同方向变化:人口增加速度越快,灾害发生越频繁。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表现为:北部屯垦的发展与灾害分布重心的南-北移动相呼应。救灾措施失效等表现出的社会脆弱性程度增加,是明中后期特别是后期灾害更加频繁的重要原因。生态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森林草原植被减少和水土流失加剧。明中后期自然灾害的频发、群发,与此时期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恶化存在联系。陕北地区明代灾害与自然、生态、社会因素存在互动关系,反映出自然-生态-社会系统形成负反馈链条,是气候恶化背景下,生态环境脆弱区域人-地负向关系的集中体现。（8）各类灾害的频繁发生,对区域人口、经济发展、社会秩序、文化诸方面造成严重影响。导致人口死亡、流移,农业和城镇经济受损,冲击社会秩序,塑造信仰、民俗及城镇建设。
陈敏[5]（2020）在《西北生态脆弱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及生态修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全球气温变化,导致降水时空分布更为不均;伴随人口迅速增长、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一系列自然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加剧。尤其在我国西北地区,降水少,蒸发强,水资源极其短缺,加上不合理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导致土壤生产能力下降,水土流失,荒漠化加剧,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敏感。因此,要解决好西北脆弱生态区的环境和经济发展,关键要解决好水的问题,协调好西北地区的水土资源配置问题。本文从“水-土地-粮食”耦联视角出发,通过对西北地区有限的水资源进行科学高效、合理配置,提升水、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开展西北地区水-土地-粮食的协同优化,以水定发展,从而促进对西北生态脆弱区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保护。全球变暖带来可利用的水资源量预测难度加大,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来粮食、土地和水资源的需求不确定性随之增加,加上生态系统自身复杂性、人类活动的主观性、盲目性等,这些都导致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的难度加大。本文在充分辨识系统不确定性、复杂性的基础上,通过数学模型以及参数设置对这些不确定信息加以表征和处理,并选择三江源区、疏勒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建立该地区草地生态系统修复、水资源优化配置和农业种植结构优化的模型,在考虑地区水资源承载力的前提下,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效率,对水土资源进行合理高效配置。具体包括:（1）开发耦合条件价值风险的区间两阶段随机规划方法,用于三江源地区草地生态系统的修复与管理,在区域可用水量和产草量未知条件下,对不同区域超载畜牧面积和草地治理面积进行优化。考虑决策者对风险所持有不同的态度将对草地生态恢复方案的制定有很大影响,引入条件风险因子,以表征决策者做决策时考虑风险概率的大小,计算结果供决策者在经济收益与系统风险之间进行权衡,以便更好协调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的修复关系。（2）开发区间相对遗憾分析方法,构建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解决地区不同用水部门之间竞争、协调问题;西北地区的农业灌溉用水占比较高,挤占生态用水。模型设置在预留生态保护区生态用水后,再对剩余水量进行分配,并且对生活、工业、生态用水的优先顺序做出安排,设定地下、地表水联合调度的不同情景方案,设定最大最小可开采地下水量,引入最小最大遗憾分析方法,计算不同来水情景下,最大遗憾值最小农业灌溉用水量,也是最有利于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并且能带来最大的经济收益的灌溉方案。（3）开发了机会约束分式规划方法用于玉门市农业种植结构优化,建立机会约束条件下的种植结构分式规划模型,解决多目标模型中权重设定过于主观的缺陷,计算得到最小用水量前提下最大种植收益的方案,并得出不同作物的种植面积、配水量、产量和收益。结果表明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在满足本区域基本粮食需求条件下,尽可能大力发展低耗水高收益的经济作物（如枸杞）值得提倡,高耗水的作物（如蔬菜）建议外调来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如此可以保障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产积极性的提高,进而促进地区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4）将作物水足迹理论引入作物种植结构优化模型中,在农业、粮食、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约束条件下,提出基于水足迹的分式规划模型来协调管理水-土地-粮食三者的关系,通过计算不同作物的蓝绿水足迹,将最佳粮食需求转化为最佳种植方案。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西北生态脆弱区的生态修复问题,需要从水-土地-粮食耦联关系入手,重视三者之间的互馈关联作用,开展地区的水-土地-粮食的协同优化,提供优化方案,供科学决策参考。本文开发的系列优化模型可有效地应用于西北生态脆弱区的水资源管理与生态修复实践中,也可供其他干旱半干旱地区借鉴参考,研究结果可为西北生态脆弱地区的水资源、土地管理部门政策制定、管理提供依据,通过水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提升水、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保护生态环境,确保地区粮食安全。
李洁[6]（2020）在《碳中和视角下农牧交错带农户生产行为研究 ——以内蒙古通辽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建立于自然循环基础上的农业产业,在全球的碳循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农户作为最主要的农业生产主体,其所追求的高效益、低风险的生产目标对农业生态系统的碳循环干扰严重,该问题在生态脆弱的农牧交错带尤为凸显。这样碳失衡的生产方式不但不利于全球2050年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农业可持续的发展,更不利于农户长久的增产增收。随着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探寻有利于农业碳中和的生产方式势在必行。而农业碳中和实现的关键在于源头的控制与治理,源头管控的关键在于生产者行为的规范,因此,开展农户生产行为的研究对于实现农业碳中和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农户生产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以微观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相关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为基础,以内蒙古农牧交错带作为典型调研区域,从心理主观与外界客观两个角度,对有关的农业碳中和农户生产行为展开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旨在厘清农户生产行为的形成机理与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并为制定促进农户实施农业碳中和生产行为的政策措施提供参考依据。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首先,从理论角度对农户生产行为特性、生产行为形成机理与影响因素类型展开分析。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与基础理论发现,农户在生产决策过程中不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与投入成本的最小化,也会追求公平、互惠、利他与满意等目标,同时尽可能规避不确定条件下所带来的风险,因此农户是追求效用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的有限理性人,其生产行为是经过价值判断后才会采取的行动。借助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保护动机理论模型以及技术接受理论模型,结合农业碳中和的实现途径,利用生态环境演变的MA分析框架,本文构建了农业碳中和相关的农户生产行为形成机理框架,即农户生产行为的实施决定于其生产意愿,而意愿的产生则取决于两点,一是农户对于现有行为存在威胁的认知与感知程度,另一个是农户对于将要采取的生产行为所持有的行为效果、自我能力以及主观规范的评价。因此,农户行为认知、农户行为主观评价、农户生产意愿组成了心理主观因素,受到外界客观因素影响共同对农户生产行为产生作用。其次,依托于理论分析所构建的农户生产行为分析框架,本文从实证角度,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形成机理与影响因素作用路径开展验证性与探索性的分析与探讨。利用描述性统计法,对农户行为认知水平、农户行为主观评价状况、农户生产意愿以及农户行为的采纳现状作出分析,发现农户现阶段呈现出认知水平有限、主观行为评价不够积极、生产意愿较高、行为采纳水平一般的特点。利用SEM结构方程模型,对自我行为评价指标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农户生产意愿的形成机理展开研究。发现农户的行为效果评价对自我能力评价水平以及自我能力评价水平对主观规范均有积极的显着影响。农户生产意愿的形成机理与理论分析框架中的描述一致,农户的严重性与易感性认知水平,以及农户的行为效果评价、自我能力评价与主观规范对于生产意愿均有显着的积极影响,其中严重性认知影响最大。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多元层级回归法以及Logit-ISM模型,探讨了外界客观因素对农户行为认知、农户行为主观评价、农户生产意愿以及行为实施的影响状况。研究发现: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社会特征均会对上述内容产生不同的影响;农户信息获取能力、环境责任感以及生产习惯越强,意愿向行为转化效率越高;出现农资购买困难、突发性的灾害以及农户行为评价消极三种状况时,会直接导致行为与意愿的悖离;农户较高的风险厌恶特点会阻碍农户生产行为的发生。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本文结合激励理论内容构建了农户行为优化的机制与体系。实证研究的结论表明,制度的缺乏与体系的不健全是造成行为采纳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利用规范性研究的方法,结合激励理论内容,提出了以激励与约束机制相结合、成本与收益均衡以及因地制宜为原则的生产行为优化机制,即内部激励机制、外部激励机制、内部约束机制与外部约束机制。依据机制内容构建了相应的技术支撑体系、农户成长培训体系以及制度与法律体系。
王耀蕊[7]（2020）在《基于碳足迹的黑龙江省玉米生产环境效率测度与提升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黑龙江省是我国最大的玉米生产基地与输出基地,其玉米产量与播种面积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一。然而,黑龙江省玉米生产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投入过大与玉米秸秆露天焚烧现象普遍而导致玉米生产碳排放增多的问题。碳排放量的持续增加会导致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气候条件发生改变,最终影响玉米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对黑龙江省玉米生产效率进行分析时,将碳排放纳入分析框架中显得尤为重要。而环境效率能直观反映出玉米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所以,研究黑龙江省玉米生产环境效率,对正确认识黑龙江省玉米生产所付出的环境代价,探索最优的玉米生产方式,推动玉米生产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黑龙江省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整理2004-2017年黑龙江省的相关统计数据,首先从黑龙江省玉米生产的环境特征、市场特征、产量特征以及其对农业环境的影响四个方面分析了黑龙江省玉米生产的现状,并总结了黑龙江省玉米生产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然后以碳足迹为切入点,利用玉米生产碳足迹模型测算黑龙江省2004-2017年的玉米生产碳足迹,并对其时序特征、结构以及其对玉米生产效率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黑龙江省玉米生产碳足迹整体呈上升态势且对玉米生产效率的影响明显;秸秆露天焚烧与化肥投入是黑龙江省玉米生产碳足迹产生的主要来源。其次,本文将玉米生产碳足迹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环境效率的研究框架中,利用SBM-Undesirable模型对2004-2017年黑龙江省的玉米生产环境效率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序演变、与不同阶段玉米生产碳足迹的对应比较、分解效率以及投入产出松弛率。结果表明,黑龙江省玉米生产环境效率随外部条件的变化,在不同时间段内表现出差异化特征,但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不同阶段的玉米生产碳足迹所对应的玉米生产环境效率变化趋势明显不同;玉米生产环境效率受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的共同影响,且不同时间段内所受两者影响程度不同;资源投入要素与非期望产出存在冗余,是导致玉米生产环境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四方面提出黑龙江省玉米生产环境效率的提升对策。具体包括:完善玉米生产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体系、提高玉米绿色生产的“硬”技术与“软”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以减少玉米生产全过程中的碳足迹与推广规模化经营模式以降低玉米生产成本。
张成利[8]（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研究》文中提出回顾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人类逐渐战胜自然的历史过程。就中国而言,短短几十年就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进程,成就斐然的背后实则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不断涌现。可以说,在获得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自然代价。面对国际整体生态形势不佳、国内生态环境问题严峻的基本现状,基于对工业文明发展方式的反思以及进一步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如何从理论上构建指引生态实践的思想认识是党和国家现阶段必须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要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回答,以期从思想意识层面为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提供引领。本文旨在借鉴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以人类发展史上新的文明（生态文明）为背景,以党的十八、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以及如何运用它指导生态实践进行整体性研究,对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作出理论应答。全文主要分导论、主体、结语三个部分。导论部分首先是对研究的对象和意义进行简要论述;其次梳理了当前学术界对选题的研究现状;另外介绍了论文所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思路以及可能的创新之处;最后着重阐述了生态、生态文明等多组概念的基本内涵。论文的前两章主要是从理论来源和历史演进两个角度进行梳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构建与确立提供理论准备和实践支撑。第一章主要论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基础。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开发利用自然要遵循自然规律等思想认识,肯定这些思想至今仍在延用。其次,就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尊重生命”思想进行论述。最后,分别讨论生态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三种理论,为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提供理论准备。第二章主要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发展历程。本章从动态角度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经历了萌芽、孕育、发展、丰富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历史阶段,涉及到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对于生态环境问题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这些认识皆以相关生态文明理念表现出来。为了体现逻辑上的连贯和结构上的衔接,每个发展阶段基本从历史背景和具体理论认识两个方面进行了归纳总结,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持之以恒的探求。论文的中间部分也是主干部分,主要从理论主张、基本特征的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认识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第三章具体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本理论主张。本章以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历史考察为基础,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指向,概括和提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主张为和谐发展、生态公平、绿色发展、生态安全,并对其进行了具体的阐述,旨在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说清楚、说透彻。论文后面所阐释的对于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实践的现实路径分析正是基于本章内容。可以说,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观理论主张的概括与论述是整篇博士论文的关键和核心。第四章简单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本特征。在上一章提炼和分析了理论主张之后,进一步归纳总结这个概念的基本特征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通过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本特征,并将其与传统文明观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我们走出传统文明观的误区,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简言之,历史性、民族性、时代性、实践性是其最基本的四大特征。论文的后三章都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理论主张的确定展开的,包括用生态文明观衡量现阶段中国生态文明实践的现状,肯定成就,发现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生态实践的具体现实路径。第五章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衡量我国的生态建设实践。本章主要从现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绩和依然存在的问题这两个方面来评价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一方面,就成就而言,经过党和国家多年的努力,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生态建设工作持续顺利推进,国内生态环境质量相对而言有所改善;另一方面,成绩显着的同时尚未解决的问题依然较多,包括在新的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具体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国内生态环境状况依然不容乐观、思想观念上生态文明意识尚未完全形成、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依然存在、制度建设仍需加强和完善、国际环保领域的合作机制仍有待健全等多个方面。第六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本章旨在从学理依据与现实基础两个维度论证和阐释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内生态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解决现实环境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路径,即,一是提升生态文明意识,形成良好社会风尚;二是完善关键制度建设,增强制度保障能力;三是更新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绿色持续发展;四是加强国际生态合作,推进全球生态建设。结束语部分主要是对文章研究内容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得出了一定的研究结论。如,在历史传承中不断增强其理论自信、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来推动国内生态建设是必然选择等。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未来研究可能拓展的方向进行展望。如,可以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主张、可以探讨具体措施以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在全社会的树立以及如何积极提升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影响力等方面。
阮睿颖[9]（2019）在《气候正义视域下中国气候政策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气候正义是环境正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主张社会各主体应当公平地享有气候资源和承担气候治理责任,它反映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危机时对正义的诉求。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当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威胁,也是影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和实现美丽中国的阻碍,中国政府为此也出台了相关政策以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气候正义是引领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正义价值理念,能够为气候政策的制定提供积极的价值指引。因此,本文尝试从气候正义的视角分析中国气候政策在其发展中对正义的关怀,试图进一步加强政策中的气候正义理念,以便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更加关注公平正义。为此,本文首先展开了气候正义理论的相关分析,围绕气候正义的兴起与发展、气候正义存在的合理性、气候正义与气候政策的相关性作了具体阐述,同时,对气候正义的基本维度及其不同维度下的具体原则也进行了详细论述;其次,系统地梳理了中国气候政策从潜隐阶段转向起步与发展阶段,继而进入深化阶段这三个时期的演变历程与阶段性特点;再次,以气候正义为视角,从代际、国际和国内三个维度,具体分析中国气候政策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对正义原则的体现。在代际气候正义方面,中国气候政策基于风险预防原则和充足原则,不断加深对妇女和儿童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关切程度;在国际气候正义方面,中国气候政策始终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能力原则,以维护公正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在国内气候正义方面,中国气候政策在非伤害原则和差别原则的考量下,不断向国内对气候变化敏感性较高的沿海地区,和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与农村地区倾斜应对气候变化的资源,帮助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但是,在气候正义理念下,中国气候政策在发展进程中仍存在某些不足,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顶层设计有待进一步注入气候正义理念;第二,气候正义原则有待进一步落实于气候政策及其实践中;第三,有待进一步凸显气候政策的针对性。针对这些不足,在分别参考美国和日本的自下而上与法律先行的气候治理模式下,为中国气候政策的优化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强化气候正义理念深入气候政策的顶层设计;第二,加强部门监管及其法制保障;第三,凸显气候政策在政策协同中的针对性;第四,增强和保障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伦理意识与行动参与能力。
周杰灵[10]（2019）在《美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研究（1910-2010）》文中研究表明一百年来,美国生猪养殖粪污的治理观念、制度与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观念上,从将生猪粪污当作废弃物到将其视为资产,经历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转变;制度上,从粪肥还田到综合养分管理,经历了种养结合到种养分离,再到种植业与养殖业的综合养分管理的制度转换;治理方式上,从小规模生猪牧养粪肥治理方式到大规模粪污泻湖系统,再到环境优先技术的应用,经历了经济与环境相互平行、相互冲突、以及协调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根据生猪养殖方式的不同,美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阶段大致分为四个时期:1910-1958年间的小规模家庭农场养殖时期;1959-1971年间的集约化生猪养殖萌芽时期;1972-1998年间的集约化生猪养殖快速发展时期;1999-2010年间的农工商垂直一体化养殖发展时期。20世纪初,受到资源保护及荒野保护运动的影响,美国人开始从原来那种建立在以“征服自然”为价值导向,以疯狂破坏和浪费自然资源为表现形式的人与自然关系模式中转向对自然的欣赏和对其内在价值的肯定,并试图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寻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崭新关系模式。这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在美国生猪牧养阶段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现。生猪养殖和作物生长都依靠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作物——土地——猪粪尿之间形成密闭的养分循环,能有效防止养分流失和环境污染问题。然而,战争打破了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氛围,也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生猪养殖方式和粪污治理方式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二战之后的二十多年间,美国军工行业开始大批转向民用,农业领域产生新的分工,农业生产全面进入机械化和化学化阶段。原本在战争期间应用哈伯-博施的大批量工业合成氮素方法制造炸药的化工厂纷纷转向生产农用化肥;同时,二战期间被实验证明可以促进农业增产的杀虫剂和除草剂也开始被大规模地生产和使用。化肥的大量使用割裂了养殖业与种植业之间通过动物粪便还田形成的传统养分循环链条,猪粪被完全当做一种废弃物进行处理。农户处理生猪养殖废弃物所造成的污染问题根据《妨害法》由具有物产保护权的农户自行解决,政府很少干涉,监管上几乎是空白。随着生猪养殖规模的扩大,新的生猪清粪方式也开始出现。1951年,挪威首次发明使用了漏缝地板技术来取代人工清粪。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这种大量节省劳动力的清粪方式被介绍到美国并被广泛应用于美国的生猪养殖业。漏缝地板技术的出现对于生猪养殖粪污处理来说是一项具有革命性的技术变革,不仅大大减少了人工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也为规模化生猪养殖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59-1971年间,大规模养殖粪污清粪技术的出现促进了养殖设施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现了1000头以上的养殖场,集约化养猪开始萌芽。然而,清粪方式改变后的储粪池管理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储粪池随着猪舍建设的扩大而扩大,成为了猪舍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种替代传统储粪池的泻湖储粪系统开始得到开发和应用。随着集约化生猪养殖的发展,美国养殖污染问题开始显现,美国社会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其以往的价值观念。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从生物学的角度,用自然选择理论阐述农业过度使用化学产品而人为创造“超级昆虫”和“超级细菌”的恶果,批判了“人类中心论”的自大观点——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而不惜与万物竞争,甚至破坏生态系统,成为现代环保运动诞生的导火索。环保运动的推进唤醒了一些普通民众的环保意识,人们更多地提倡与万物协调共生的理念而不是通过诸如消灭不利于人类的物种等利己行为来获得短视的利益。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探索经济制度的新思路。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和鲍尔丁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环保制度建设的新观念。科斯通过运用“社会成本”这一概念,考虑了受害人和加害人的主客观因素,用控制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的分析方法来确定环境污染中的责任比重,希望通过最缜密的制度设计来使得稀缺的自然资源流动到能够最有效使用这些资源的人手中。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每年从工厂、城市居民、和畜禽养殖场排出的大量污水造成河流湖泊的严重污染。1972年美国颁布《清洁水法》,首次在全国层面将养殖粪污作为监管的对象。由于当时大部分污水来自于工厂和城市居民的污水排放,美国政府便将工厂、城市居民的污水连同畜禽养殖场的粪污按照点源污染进行政策规范和治理。20世纪80年代,尽管美国废水排污点源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水体的质量并未发生重大改善,非点源污染代替了点源污染成为美国水体污染的主要来源。1982-1997年间,美国大规模生猪养殖农场中只有25%左右的饲料养分转化为动物产品,另外约75%的饲料养分存在于生猪粪污中。这些粪肥被施用在养殖场内部有限的农田后,大约有51%的氮素养分和64%的磷素养分超出其农田需用量,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由于污染治理政策的偏差,环境不公现象开始显现,成为环境正义运动关注的焦点。为应对养殖污染形成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1999年美国农业部和环境保护局联合发布畜禽养殖粪污治理统一国家战略,并推出畜禽粪便综合养分管理计划（CNMP）,要求规模化养殖场将粪污作为养分还田的管理对象,以减少养殖粪污通过农田径流和氨挥发形成的农业面源污染。综合养分管理计划的推行将粪污养分管理从养殖业延伸到了种植业,将种植土地的粪肥施用养分管理也纳入了综合养分管理的范围。在美国农业部的督导下,化肥行业率先引入一种全球通用,具有科学开创意义的4R养分管理制度。这种养分管理制度将化肥养分管理又延伸到了粪肥管理领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区域的农业生产禀赋来不断完善各层面养分管理水平,促使农户采用适合当地条件的最佳肥料管理实践措施,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21世纪初,原来在美国东南部地区被广泛应用的泻湖或露天厌氧化粪池（泻湖）系统,因产生氨气排放、臭味、病原体传播、以及水质污染等环境与健康问题而广遭诟病。2000年7月,在环境正义运动的影响下,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企业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与北卡罗来纳州政府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同意开发和使用新的生猪养殖粪污处理技术来改变原有的储粪系统,集约化养猪环境优先技术（EST）应运而生。环境优先技术是在推行综合养分管理计划过程中所形成的以环境优先为原则的技术系统。它由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养猪实验基地负责开发并被州政府指定为用来淘汰露天厌氧化粪池的生猪养殖粪污处理系统。而环境优先或环境保护优先原则主要是指“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以环境利益为优先,使主体对环境的保护行为优先于对环境的开发利用行为。”在美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的百年变迁中,资源禀赋与经济因素、社会环境与政策导向、技术进步与金融创新、以及市场环境等因素都起到了重要的驱动作用。其中不乏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生猪养殖大国及养殖粪污最多的国家,中国应充分借鉴美国的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经验,从观念、制度和技术上探索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满足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生猪养殖粪污治理道路。美国经验对中国的启示最主要是在观念上要树立环境优先的理念即在处理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时,坚持以环境利益为先的原则;在制度上要推行综合养分管理计划,即将养殖业与种植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政策规范;在技术上要倡导环境优先技术,实现绿色养殖的目标。
二、气候变暖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及治理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气候变暖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及治理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宁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评述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第三章 宁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
|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第二节 宁夏农业单要素生产率与生产要素禀赋 |
| 第三节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与变量选取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宁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 |
| 第一节 差异性分析 |
| 第二节 收敛性分析 |
| 第三节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生态文明建设投入要素对宁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 第二节 宁夏农户生态文明认知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 |
| 第四节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第五节 估计结果与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论文发表情况 |
（2）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理论框架与变量组合 |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的论析 |
| 一、气候变化问题 |
| 二、全球气候治理 |
| 第二节 国家角色的论析 |
| 一、角色理论论析 |
| 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论析 |
| 第三节 国家利益、身份认知、国际体系: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 一、选取利益、身份和国际体系作为变量的理论依据 |
| 二、国家利益、身份认知与国际体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拒绝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20世纪70年代-1994) |
| 第一节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利益观 |
| 一、气候问题的“非经济”认知 |
| 二、经济高速增长认知产生的背景 |
| 三、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利益认知下的国家发展策略 |
| 第二节 “后起和平发展者”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紧张的国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周边及国际环境 |
| 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国际参与 |
| 一、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拒绝角色的环境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认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而保守参与(1995-2005) |
| 第一节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一、对气候问题的“经济”认知 |
|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的背景 |
| 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知下的发展 |
| 第二节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 一、“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渊源 |
| 二、“负责任大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气候治理主体转变与油价大幅上升的国际体系 |
| 一、“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兴起 |
| 二、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变化 |
| 三、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承认角色的气候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接受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2006-2015) |
| 第一节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第二节 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 |
| 一、中国新兴国家身份认知的产生 |
| 二、低碳经济:新兴国家身份认知下的气候治理路径 |
| 第三节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与气候治理参与 |
| 二、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接受角色下中国的气候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巴黎”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
| 一、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 |
| 三、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 |
| 第二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图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3）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本章参考文献 |
| 2 理论依据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依据 |
| 2.1.1 税收与补贴经济效应理论 |
| 2.1.2 新要素禀赋理论 |
| 2.1.3 农业弱质性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气候变化对农产品出口供给侧影响的研究 |
| 2.2.2 关于气候变化不均衡性对农产品比较优势影响的研究 |
| 2.2.3 关于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对农产品贸易影响研究 |
| 2.2.4 关于气候变化对农产品贸易模式的影响研究 |
| 2.2.5 文献评述 |
| 2.3 本章小结 |
| 本章参考文献 |
| 3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与中国农产品出口概况 |
| 3.1 全球气候变化及应对 |
| 3.1.1 全球温室效应 |
| 3.1.2 全球气候灾害 |
| 3.1.3 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应对 |
| 3.2 中国气候变化及应对 |
| 3.2.1 中国气候要素的波动 |
| 3.2.2 中国极端气候事件爆发情况 |
| 3.2.3 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 |
| 3.3 中国农产品生产及出口情况 |
| 3.3.1 农产品的统计范围 |
| 3.3.2 中国农产品生产情况 |
| 3.3.3 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情况 |
| 3.4 本章小结 |
| 本章参考文献 |
| 4 气候变化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机理 |
| 4.1 短期影响机理 |
| 4.1.1 气候变化背景下农业的弱质性 |
| 4.1.2 气候变化对农产品出口供给的影响 |
| 4.1.3 农业碳减排的成本压力 |
| 4.2 长期影响机理 |
| 4.2.1 气候变化对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4.2.2 低碳贸易壁垒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
| 4.3 本章小结 |
| 本章参考文献 |
| 5 基于随机森林的农产品出口影响因素重要性分析 |
| 5.1 随机森林简介 |
| 5.1.1 人工智能算法简介 |
| 5.1.2 随机森林原理 |
| 5.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2.1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5.2.2 影响农产品出口各项变量的重要性 |
| 5.3 本章小结 |
| 本章参考文献 |
| 6 中国农产品出口影响因素及预测分析 |
| 6.1 基于线性模型的农产品出口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
| 6.1.1 线性模型简介 |
| 6.1.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2 农产品出口预测比较研究 |
| 6.2.1 模型拟合效果 |
| 6.2.2 模型拟合效果比较 |
| 6.3 本章小结 |
| 本章参考文献 |
| 7 气候变化对不同种类农产品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1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7.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7.2.1 茶叶 |
| 7.2.2 大米 |
| 7.2.3 植物油 |
| 7.3 本章小结 |
| 本章参考文献 |
| 8 结论与建议 |
| 8.1 结论 |
| 8.2 建议 |
| 8.2.1 转变农业发展模式应对气候变化 |
| 8.2.2 拓宽农业国际合作的渠道 |
| 8.2.3 完善农业贸易保障机制 |
| 本章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主要成果 |
| 致谢 |
（4）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时空特征、原因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灾害的研究 |
| 1.2.2 陕北地区自然灾害的研究 |
| 1.3 研究目标、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收集、处理 |
| 1.4.1 研究区概况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收集:数据来源与数据整理 |
| 1.4.4 数据处理 |
| 第二章 陕北地区明代不同种类自然灾害时空特征 |
| 2.1 旱灾 |
| 2.1.1 年份分布 |
| 2.1.2 年份分布的连续性特点 |
| 2.1.3 季节和月份分布 |
| 2.1.4 周期特征 |
| 2.1.5 M-K检验与突变分析 |
| 2.1.6 空间分布 |
| 2.2 洪涝灾害 |
| 2.2.1 年份分布 |
| 2.2.2 季节和月份分布 |
| 2.2.3 周期特征 |
| 2.2.4 M-K检验与突变分析 |
| 2.2.5 空间分析 |
| 2.3 地质灾害 |
| 2.3.1 年份、季节分布 |
| 2.3.2 空间分布 |
| 2.4 寒冻低温灾害 |
| 2.4.1 年份、季节分布 |
| 2.4.2 空间分布 |
| 2.5 雹灾 |
| 2.5.1 年份、季节分布 |
| 2.5.2 空间分布 |
| 2.6 虫灾 |
| 2.6.1 年份、季节分布 |
| 2.6.2 空间分布 |
| 2.7 风灾、疫灾及其他灾异 |
| 2.7.1 风灾 |
| 2.7.2 疫灾 |
| 2.7.3 其他灾异 |
| 2.8 饥荒 |
| 2.8.1 导致饥荒的自然灾害种类分析 |
| 2.8.2 饥荒的年际分布 |
| 2.8.3 周期特征 |
| 2.8.4 M-K检验与突变分析 |
| 2.8.5 空间分布 |
| 2.9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总体时空特征及特点 |
| 3.1 自然灾害总体时空特征 |
| 3.1.1 自然灾害的时间分布 |
| 3.1.2 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 |
| 3.2 自然灾害特点 |
| 3.2.1 自然灾害种类多,旱灾为首要灾害类型 |
| 3.2.2 发生频率高,受灾面积广 |
| 3.2.3 灾害发生时间不均衡 |
| 3.2.4 灾害发生空间不均衡 |
| 3.2.5 多灾并发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关联及多灾种耦合特征 |
| 4.1 自然灾害关联特征 |
| 4.1.1 自然灾害关联特征分析 |
| 4.1.2 气象灾害关联性及多灾种耦合时间特征 |
| 4.1.3 气象灾害与饥荒、疫灾与虫灾的关联性 |
| 4.2 自然灾害多灾种耦合的时空特征 |
| 4.2.1 自然灾害多灾种耦合的时间特征——灾害群发 |
| 4.2.2 自然灾害多灾种耦合的空间特征——灾害群聚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原因分析 |
| 5.1 自然要素 |
| 5.1.1 气候因素 |
| 5.1.2 地貌因素 |
| 5.2 人类社会 |
| 5.2.1 人口数量变化 |
| 5.2.2 土地开发利用 |
| 5.2.3 社会脆弱程度 |
| 5.3 生态环境 |
| 5.3.1 历史时期陕北地区生态环境概况 |
| 5.3.2 陕北地区明代生态环境恶化 |
| 5.4 对自然灾害与自然要素、人类社会、生态环境关系的梳理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的社会影响 |
| 6.1 对人口的影响 |
| 6.1.1 人口数量减少 |
| 6.1.2 人口迁移与流民 |
| 6.1.3 灾民生活质量、健康状况低下 |
| 6.2 对经济的影响 |
| 6.2.1 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
| 6.2.2 对商业经济的影响 |
| 6.3 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
| 6.3.1 冲击社会伦理 |
| 6.3.2 破坏社会秩序,造成社会动荡 |
| 6.4 对文化的影响 |
| 6.4.1 灾害相关的信仰 |
| 6.4.2 灾害相关的民俗行为 |
| 6.4.3 灾害对建筑、城市建设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可能的启示 |
| 7.3 创新之处 |
| 7.4 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5）西北生态脆弱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及生态修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草地生态系统修复 |
| 2.1.1 草地生态系统修复介绍 |
| 2.1.2 草地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价值 |
| 2.2 水资源优化配置 |
| 2.2.1农业水资源配置研究 |
| 2.2.2 西北生态脆弱区水资源配置研究 |
| 2.3 水足迹理论 |
| 2.3.1 水足迹研究进展 |
| 2.3.2 水足迹理论在农业种植结构优化中的应用 |
| 2.4 不确定性优化方法 |
| 2.4.1 区间数学规划方法 |
| 2.4.2 模糊数学规划方法 |
| 2.4.3 随机数学规划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条件风险价值区间两阶段随机规划的草地生态系统修复 |
| 3.1 研究方法 |
| 3.1.1 区间两阶段随机规划 |
| 3.1.2 条件风险价值理论 |
| 3.1.3 基于条件风险价值的区间两阶段随机规划方法 |
| 3.2 案例研究 |
| 3.2.1 地理位置 |
| 3.2.2 气候特征 |
| 3.2.3 降水特征 |
| 3.2.4 土壤植被 |
| 3.3 模型构建 |
| 3.3.1 草地生态系统修复模型构建 |
| 3.3.2 数据收集与整理 |
| 3.3.3 三江源草地生态服务价值计算 |
| 3.4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4.1 畜牧超载面积及生态经济损失 |
| 3.4.2 草地治理面积及增加效益 |
| 3.4.3 不同情境下生态服务价值变化 |
| 3.4.4 系统收益及风险损失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区间相对遗憾分析的水资源优化配置 |
| 4.1 研究方法 |
| 4.1.1 最小最大相对遗憾分析方法 |
| 4.1.2 区间相对遗憾分析方法 |
| 4.2 案例研究 |
| 4.2.1 地理位置 |
| 4.2.2 气候条件 |
| 4.2.3 土壤植被 |
| 4.2.4 水资源状况 |
| 4.3 模型构建 |
| 4.3.1 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构建 |
| 4.3.2 数据收集和整理 |
| 4.4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4.4.1 情景设置 |
| 4.4.2 不同情境下水资源优化配置结果 |
| 4.4.3 基于区间相对遗憾分析的水资源配置结果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耦合区间机会约束分式规划方法的种植结构调整 |
| 5.1 研究方法 |
| 5.1.1 分式规划 |
| 5.1.2 机会约束规划 |
| 5.1.3 基于区间机会约束的分式规划模型 |
| 5.2 案例研究 |
| 5.3 模型构建 |
| 5.3.1 机会约束分式规划模型构建 |
| 5.3.2 模型求解 |
| 5.3.3 数据收集与整理 |
| 5.4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水足迹理论分式规划的种植结构调整 |
| 6.1 作物水足迹理论 |
| 6.2 案例研究 |
| 6.3 模型构建 |
| 6.3.1 基于水足迹计算的分式规划模型 |
| 6.3.2 “土地-水-粮食”关联关系 |
| 6.3.3 模型求解 |
| 6.3.4 数据收集与整理 |
| 6.4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6.4.1 作物水足迹计算结果 |
| 6.4.2 区域作物种植结构优化结果 |
| 6.4.3 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贡献与创新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其他成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碳中和视角下农牧交错带农户生产行为研究 ——以内蒙古通辽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农户生产行为影响农业碳平衡 |
| 1.1.2 农业环境问题治理进入新时期 |
| 1.1.3 特殊的农牧交错带,需要探寻相匹配的发展模式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碳中和相关研究 |
| 1.2.2 农业与“碳”相关研究 |
| 1.2.3 碳中和相关的农户生产行为研究 |
| 1.2.4 农牧交错带相关研究 |
| 1.2.5 研究进展评述 |
| 1.3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的目的 |
| 1.3.2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图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5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文章可能的创新 |
| 1.6.2 文章研究的不足 |
| 1.7 本章小结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农业碳中和 |
| 2.1.2 农户 |
| 2.1.3 农户生产行为 |
| 2.1.4 农户生产意愿 |
| 2.1.5 农牧交错带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行为相关理论 |
| 2.2.2 行为人理论 |
| 2.2.3 行为经济理论 |
| 2.2.4 外部性理论 |
| 2.2.5 激励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农户生产行为模型构建与调查设计 |
| 3.1 农业碳中和体系构建与驱动机制分析 |
| 3.1.1 农牧交错带的碳中和体系构建 |
| 3.1.2 碳中和农业实现的驱动因素分析 |
| 3.2 农户生产行为理论模型构建 |
| 3.3 碳中和农业相关的农户生产行为理论模型变量说明 |
| 3.4 问卷设计与数据获取 |
| 3.4.1 问卷设计流程 |
| 3.4.2 研究区域选取与概况 |
| 3.4.3 数据获取与样本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4 农户行为认知水平与行为主观评价研究 |
| 4.1 农户行为认知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
| 4.1.1 认知分类与考察 |
| 4.1.2 农户行为认知现状分析 |
| 4.1.3 农户行为认知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
| 4.2 农户行为主观评价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行为主观评价分类与问题设置 |
| 4.2.2 行为主观评价现状分析 |
| 4.2.3 行为主观评价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农业碳中和相关生产意愿形成机理分析 |
| 5.1 农户生产意愿现状分析 |
| 5.1.1 农户生产意愿的测度方式 |
| 5.1.2 数据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
| 5.1.3 农户生产意愿现状描述与分析 |
| 5.2 影响农户生产意愿变量的选取与假说的提出 |
| 5.3 影响农户生产意愿的实证分析 |
| 5.3.1 变量设定与模型构建 |
| 5.3.2 计量结果分析 |
| 5.3.3 农户生产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与作用路径识别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业碳中和相关生产行为决策机制分析 |
| 6.1 农户碳中和相关生产行为现状分析 |
| 6.1.1 碳中和生产行为测度方式 |
| 6.1.2 数据的信度与效度检测 |
| 6.1.3 农户生产行为现状描述与分析 |
| 6.2 碳中和生产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研究 |
| 6.2.1 变量选取与假说提出 |
| 6.2.2 实证检验与结果 |
| 6.3 碳中和生产意愿与行为悖离研究 |
| 6.3.1 悖离因素的变量选取与说明 |
| 6.3.2 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4 农户风险偏好对生产行为决策影响研究 |
| 6.4.1 农户风险偏好对生产行为影响的理论分析 |
| 6.4.2 农户风险偏好测度 |
| 6.4.3 实证检验与结果 |
| 6.5 本章小结 |
| 7 农户生产行为优化机制与体系的构建 |
| 7.1 构建农户碳中和生产优化机制的必要性 |
| 7.1.1 宣传不到位,农户的认知水平低 |
| 7.1.2 激励机制缺乏,农户碳中和生产意愿一般 |
| 7.1.3 约束机制缺乏,农户逆向选择行为普遍 |
| 7.2 优化机制建立原则 |
| 7.2.1 激励与约束机制并重原则 |
| 7.2.2 成本与收益均衡原则 |
| 7.2.3 因地制宜原则 |
| 7.3 生产行为优化机制构建 |
| 7.4 生产行为优化体系构建 |
| 7.4.1 技术支撑体系 |
| 7.4.2 农户成长体系 |
| 7.4.3 法律保障体系 |
| 7.5 本章小结 |
| 8 主要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农户生产行为是影响农业碳中和实现的关键因素 |
| 8.1.2 农户行为认知与感知水平较低 |
| 8.1.3 农户碳中和生产行为评价水平一般 |
| 8.1.4 农户碳中和生产意愿普遍较高 |
| 8.1.5 行为决策受到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影响 |
| 8.1.6 碳中和生产行为亟需配套的扶持政策 |
| 8.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碳中和生产行为农户调研问卷 |
| 作者简介 |
（7）基于碳足迹的黑龙江省玉米生产环境效率测度与提升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农业环境效率的测度方法 |
| 1.3.2 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关于碳足迹的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关于环境效率的相关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生产前沿面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低碳农业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基于碳足迹的黑龙江省玉米生产非期望产出的测算 |
| 3.1 黑龙江省玉米生产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1.1 玉米生产的环境特征 |
| 3.1.2 玉米生产的市场特征 |
| 3.1.3 玉米生产的产量特征 |
| 3.1.4 玉米生产对农业环境的影响 |
| 3.1.5 玉米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2 非期望产出测度模型的构建 |
| 3.2.1 玉米生产碳足迹模型 |
| 3.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3 黑龙江省玉米生产碳足迹的测度结果分析 |
| 3.3.1 玉米生产碳足迹的时序特征 |
| 3.3.2 玉米生产碳足迹的结构 |
| 3.3.3 玉米生产碳足迹对玉米生产效率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4 基于碳足迹的黑龙江省玉米生产环境效率分析 |
| 4.1 模型介绍 |
| 4.1.1 传统的DEA模型 |
| 4.1.2 非径向、非角度的SBM-Undesirable模型 |
| 4.2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 黑龙江省玉米生产环境效率的测度与结果分析 |
| 4.3.1 玉米生产环境效率的时序演变 |
| 4.3.2 玉米生产环境效率与不同阶段玉米生产碳足迹的对应比较 |
| 4.3.3 玉米生产环境效率的分解效率 |
| 4.3.4 玉米生产环境效率的投入产出松弛率 |
| 4.4 本章小结 |
| 5 基于碳足迹的黑龙江省玉米生产环境效率提升对策 |
| 5.1 完善玉米生产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体系 |
| 5.2 提高玉米绿色生产的“硬”技术与“软”技术 |
| 5.3 提高资源利用率以减少玉米生产全过程中的碳足迹 |
| 5.3.1 调整机械投入结构并提高机械利用率 |
| 5.3.2 严格执行化肥和农药的零增长率规则并提高两者利用率 |
| 5.3.3 严格执行秸秆禁烧政策并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 |
| 5.4 推广规模化经营模式以降低玉米生产成本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四、相关概念解析 |
| (一)生态 |
| (二)生态文明 |
| (三)生态文明观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理论源头: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考 |
| 二、列宁的生态认识 |
| 第二节 文化根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念 |
| 一、“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 |
| 二、“尊重生命”的生态理念 |
| 三、“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 |
| 第三节 理论借鉴:西方社会的几种生态理论 |
| 一、生态主义 |
| 二、生态社会主义 |
|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萌芽阶段(1949-1978)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萌芽的历史缘由 |
| 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
| 三、对生态与发展关系的关注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孕育阶段(1978-2002) |
| 一、孕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现实挑战 |
| 二、环境保护思想 |
| 三、可持续发展理念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发展阶段(2002-2012) |
| 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时代要求 |
| 二、科学发展理念 |
| 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丰富阶段(2012-至今) |
| 一、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时代背景 |
| 二、绿色发展理念 |
| 三、生态文明新理念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主张 |
| 第一节 和谐发展 |
| 一、和谐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应然状态 |
| 二、追求自然关系中的和谐发展 |
| 三、构建社会关系中的和谐发展 |
| 第二节 生态公平 |
| 一、公平是一切人类行为应遵循的准则 |
| 二、公平为解决当前生态危机提供条件 |
| 三、公平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关键 |
| 第三节 绿色发展 |
| 一、绿色是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标志 |
| 二、绿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 |
| 三、绿色是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基本观念 |
| 第四节 生态安全 |
| 一、安全是人类文明稳定发展的内在需要 |
| 二、生态安全是对国家安全理念的丰富发展 |
| 三、生态安全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历史性 |
|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环境伦理观的历史承接 |
| 二、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三、对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生态智慧的深化 |
| 第二节 民族性 |
| 一、保障中国人民的环境利益 |
| 二、维护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 |
| 三、促进世界各民族协同发展 |
| 第三节 时代性 |
| 一、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状况 |
| 二、回应时代最基本问题的拷问 |
| 三、有效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举措 |
| 第四节 实践性 |
| 一、来源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
| 二、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
| 三、在实践中实现进一步丰富发展 |
| 第五章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衡量我国生态建设实践 |
| 第一节 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初见成效 |
| 一、生态文明意识初步形成 |
| 二、生态建设事业顺利推进 |
| 三、生态环境状况有所改善 |
| 第二节 生态文明建设形势相当严峻 |
| 一、国内的生态环境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
| 二、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尚待全面提高 |
| 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仍需加强和完善 |
| 四、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仍未根本改变 |
| 五、国际环保领域的合作机制有待健全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 |
| 第一节 提升生态文明意识形成良好社会风尚 |
| 一、牢固树立尊重自然的生态意识 |
| 二、切实强化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教育 |
| 三、积极培养与生态文明相契合的生活方式 |
| 第二节 完善关键制度建设增强制度保障能力 |
| 一、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实现源头防控 |
| 二、完善环境监督管理制度强化过程监管 |
| 三、构建相关追责损赔制度确保责任落实 |
| 第三节 更新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绿色持续发展 |
| 一、正确处理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
| 二、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 |
| 三、大力发展和应用绿色生态技术 |
| 第四节 加强国际生态合作推进全球生态建设 |
| 一、努力推进全球生态建设是必然选择 |
| 二、不断增强国际生态合作的思想认识 |
| 三、积极参与全球生态合作的实践活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气候正义视域下中国气候政策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全球气候变化的事实、原因与危害 |
| 1.1.2 气候变化对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挑战 |
| 1.1.3 中国气候政策中的正义诉求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3.1 气候正义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气候政策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2.气候正义的理论分析 |
| 2.1 气候正义的提出 |
| 2.1.1 从环境正义到气候正义 |
| 2.1.2 气候正义何以可能 |
| 2.1.3 气候正义与气候政策的关系 |
| 2.2 气候正义的基本维度与具体原则 |
| 2.2.1 气候正义的基本维度 |
| 2.2.2 代际气候正义的具体原则 |
| 2.2.3 代内气候正义的具体原则 |
| 3.中国气候政策的演进历程 |
| 3.1 气候政策的潜隐阶段(1972-1989) |
| 3.2 气候政策的起步与发展阶段(1990-2014) |
| 3.2.1 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气候政策的起步 |
| 3.2.2 中国国内应对气候变化体制机制的逐步发展 |
| 3.3 气候政策的深化阶段(2015-) |
| 4.气候正义在中国气候政策发展中的体现及不足 |
| 4.1 气候正义在中国气候政策发展中的体现 |
| 4.1.1 代际气候正义在中国气候政策发展中的体现 |
| 4.1.2 代内国际气候正义在中国气候政策发展中的体现 |
| 4.1.3 代内国内气候正义在中国气候政策发展中的体现 |
| 4.2 中国气候政策仍存在的不足 |
| 4.2.1 顶层设计有待进一步注入气候正义理念 |
| 4.2.2 气候正义原则有待进一步落实于气候政策及其实践中 |
| 4.2.3 有待进一步凸显气候政策的针对性 |
| 5.气候正义视域下新时代中国气候政策的优化思考 |
| 5.1 国外气候政策的经验借鉴 |
| 5.1.1 美国自下而上的气候治理模式 |
| 5.1.2 日本法律先行的气候治理方式 |
| 5.2 中国气候政策的优化建议 |
| 5.2.1 强化气候正义理念深入气候政策的顶层设计 |
| 5.2.2 加强部门监管及其法制保障 |
| 5.2.3 凸显气候政策在政策协同中的针对性 |
| 5.2.4 增强和保障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伦理意识与行动参与能力 |
| 6.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研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美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研究（191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内容与文章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美国生猪养殖发展背景及历史分期 |
| 第一节 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背景 |
| 第二节 1910-2010年间美国农业发展概况 |
| 第三节 美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阶段的大致分期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1910-1958年间的美国生猪粪污治理 |
| 第一节 1910-1958年间的美国生猪养殖方式 |
| 第二节 牧养方式下的粪污治理观念及政策导向 |
| 第三节 美国早期生猪养殖粪污的资源化利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1959-1971年间的美国生猪粪污治理 |
| 第一节 集约化生猪养殖方式的动因及初期发展 |
| 第二节 观念及法律制度的影响 |
| 第三节 粪污治理的具体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1972-1998年间的美国生猪粪污治理 |
| 第一节 集约化养猪快速发展 |
| 第二节 社会环境及政策驱动 |
| 第三节 环境正义追求下的生猪养殖粪污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1999-2010年代的生猪粪污治理(一) |
| 第一节 生猪养殖的发展状况 |
| 第二节 粪污治理的困境与综合养分管理概念的提出 |
| 第三节 综合养分管理计划与4R养分管理制度 |
| 第四节 综合养分管理的变革措施与管理成效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1999-2010年代的生猪粪污治理(二) |
| 第一节 环境优先技术的产生及基本规范 |
| 第二节 环境优先技术的升级换代 |
| 第三节 环境优先技术中的无害化处理方法 |
| 第四节 环境优先技术的应用推广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粪污治理百年变迁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资源禀赋与治理范式 |
| 第二节 社会环境与政策导向 |
| 第三节 技术进步与金融创新驱动 |
| 第四节 市场环境与经济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经验及教训 |
| 第一节 政策制度层面经验总结 |
| 第二节 资源化利用层面经验总结 |
| 第三节 各国/地区生猪养殖粪污治理方式比较 |
| 第四节 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的失败教训 |
| 第九章 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价值取向与道德风险的防范 |
| 第二节 粪污治理方式与环境正义的实现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四、气候变暖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及治理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宁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D]. 杜慧彬. 宁夏大学, 2021(02)
- [2]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3]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D]. 吕飞.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4]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时空特征、原因与影响研究[D]. 党群. 陕西师范大学, 2020(02)
- [5]西北生态脆弱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及生态修复研究[D]. 陈敏.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0(01)
- [6]碳中和视角下农牧交错带农户生产行为研究 ——以内蒙古通辽市为例[D]. 李洁.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0(01)
- [7]基于碳足迹的黑龙江省玉米生产环境效率测度与提升对策研究[D]. 王耀蕊.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2)
-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研究[D]. 张成利.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气候正义视域下中国气候政策优化研究[D]. 阮睿颖. 华中农业大学, 2019(02)
- [10]美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研究（1910-2010）[D]. 周杰灵.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