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挤时间系统看了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的史料，边看边唏嘘不已。
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等几个关键性大战役，中方军队均数倍于敌，其中武汉会战中国军110万，日军仅区区30万人，最终却是中方败北，日军突破层层防线占领武汉。究其原因，固然有武器装备和部队战术水平的差距，但更重要一点，是中方战场指挥体系混乱，军令不畅、战场指挥权运转不灵。战役指挥官下达到参战部队的命令，如果双方不属同一系统则配属部队要先请示远离战场上百或上千公里的建制上级，得到许可方才执行，否则就阳奉阴违，甚至公开拒绝，相邻部队之间也往往袖手作壁上观，罔顾战场瞬息变化。战役最高指挥官陈诚曾多次痛陈此弊，扼腕兴嗟。
照说，大敌当前，参战部队理当同仇敌忾，以挥戈杀敌为要旨，但这在民国时期行不通。因为民国军队派系林立，各利益集团靠实力抢地盘，独霸一方称孤道寡，没实力就没利益，他们的价值体系中，利益是根本，实力是前提，容不下，或者极少存留民族、民生，与共产党人的理想和胸怀相去甚远。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人心，就是其志存高远，以振兴民族，解救天下苍生为己任。让私利靠后，全心全意为人民，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人民何能不爱、何能不敬？当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各种正直的政治势力由观察到认同，就是认定了共产党人的民族大义，自觉自愿与共产党结为同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赴国难。
①“绿色的马克思”是一个生态主义的前卫术语，引自孙文亮、李安增、铁省林主编的《马克思在21世纪——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问题还在于，江河日下，鱼龙混杂，“为民”这个词是个好词，君子在说，小人甚至魑魅也不离口，真伪得靠行动检验。这方面，周恩来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南方局在大后方，一无权，二无钱，大家相互平视，心心相碰，惟有真情最珍贵。周恩来与民主人士交朋友，从不文过饰非，凡与他交往过的人，都为他的伟大人格所折服。在重庆成立的民主党派，都是通过周恩来认同了共产党，接受了共产党，张冲就是一个例子。周恩来一如既往，日日辛劳，不顾安危地为抗战奔忙。张冲看在眼里，由衷敬佩，自觉将周恩来当作挚友，在蒋介石面前说了许多周恩来好话，以致遭蒋训斥，说他“被赤化了”，回头蒋又感叹：“为什么像周恩来这样的人才都到了共产党那边？”
蒋介石没寻到症结所在，但道出了实情。在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社会的过程中，正是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行为，吸引了无数社会正义力量，一时间，延安，包括各抗日根据地，成了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其中包括乔冠华。乔冠华放弃了在香港的事业，加入到南方局这个集体中，经过锤炼，又从这里走出去，成为享誉中外的外交家。乔冠华的例子很典型，让我们看到了南方局与从南方局走出去的一大批新中国外交家之间，那不竭的力量源泉。
他们也为时代留下一面辉耀的旌旗！
通过梳理国有粮食企业的改革进程，不难看出推动国有粮食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是改革的大势所趋。经历改革后，国有粮食企业在经营上的限制很大程度上被打破，经营业务范围拓宽，有更多盈利的渠道。而且随着国有粮食企业改革进程的推进，政府的职能也由直接干预粮食市场转变为间接调控粮食市场。因此整个改革历程对今后国有粮食企业的发展以及我国整个粮食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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