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考察4～6岁儿童的来生信念及其与父母来生信念和死亡相关话题亲子谈话的关系。研究一将来生信念(BA)量表和死亡话题亲子谈话(PDCA)量表译为中文并进行修订，分别有293名和168名被试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维度后以300名和172名被试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修订后的BA量表和PDCA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研究二以55名4～6岁儿童及其家长为研究对象，儿童通过观看视频故事并回答问题完成来生信念测试，家长完成生命认知问卷(包括BA量表和PDCA量表)。结果发现，儿童在情绪、愿望和认知维度上的得分显著低于生物学、精神生物学和知觉维度上的得分；父母来生信念可以预测儿童的死亡认知及来生信念，死亡话题亲子谈话在父母来生信念与儿童来生信念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父母的观念对儿童观念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以适当方式和儿童谈及死亡相关话题，可以促进儿童对死亡的认知，对生命教育具有实践意义。
关键词4～6岁儿童；死亡认知；来生信念；亲子谈话
1 引言
死亡是生物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死亡认知也是儿童朴素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死亡指生命的终结和新陈代谢的停止(张向葵, 王金凤, 孙树勇, 吴文菊, 张树东, 1998)，包括4个子概念：不可逆性(人死不能复生)、无功能性(死后生理和心理功能停止)、普遍性/适用性(生物都会死，非生物不会)和必然性(所有生物最后都会死)(Heyman & Dweck, 1998; Panagiotaki, Nobes, Ashraf, & Aubby, 2015)。对于死亡的无功能性的理解有两种：从生物学来看，死亡意味着一切生命特征的丧失和终止(Giles & Heyman, 2005)。而从宗教观来看，肉体的死亡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生命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存在，这是二元论的思想(Martin & Halverson, 1981)，体现为来生信念(Afterlife Belief)(于静, 朱莉琪, 孟月海, 2010)。来生信念(Afterlife Belief)是指个体对于人死后所面临处境真实性的确信(蔡明昌, 2007)。已有的研究表明，来生信念作为死亡认知的一部分，影响个体对死亡的态度，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状态(于静等, 2010)。一项对癌症晚期患者的研究发现，与不具有来生信念的患者相比，具有来生信念的患者自杀率更低，对死亡的绝望感更低(McClain-Jacobson, Rosenfeld, Kosinski, Pessin, Cimino, & Breitbart, 2004)。因此，儿童的来生信念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生命教育实践的开展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Nagy(1948)把儿童对死亡的认知水平划分成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3～5岁)，儿童认为死亡是暂时和可逆的，相当于旅行或睡觉，他们认为死者还能进食或思考。第二阶段(5～8岁)，儿童知道死亡是生命的终结，但是可避免的，他们不认为自己会死，以为死亡只会发生在年纪大的人身上。他们经常将死亡拟人化，认为死亡是天使或恶魔把人抓走了，只要快点逃，就不会死。第三阶段(9～10岁)，儿童对死亡有了成熟的理解，了解到人终有一死。张向葵等人(1998)的研究也发现儿童对死亡的认知具有不同发展阶段。儿童使用直接经验和他人说法来推断事物真实性的能力，是在4至6岁左右发展起来的(Woolley, 1997)。因此，本研究选择以4～6岁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希望能进一步揭示儿童对死亡及来生信念等认识的发展规律。
已有研究表明，儿童的来生信念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Misailidi & Kornilaki, 2015)。对大多数儿童而言，家庭是他们接触最早、也是接触最多的社会环境，对他们各种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Boyatzis, Dollahite, & Marks, 2006)。有研究发现，家庭中父母信念对儿童信念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Ozorak, 1989; Boyatzis et al., 2006)。父母信念是孩子信念发展的锚定起点(Boyatzis et al., 2006; Ozorak, 1989)。在无法获得直接证据的领域，儿童会向所信任的人(如父母)征求意见，对于无法依赖经验验证的概念，儿童是仰赖于父母的解释来建构的，例如，死后的生活、神的永生、祷告的功效等(Harris & Koenig, 2006; Harris & Richert, 2008)。尤其在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中，儿童从小接触和参与宗教活动，这些经历也为儿童对科学、宗教及超自然现象的理解提供了背景(Braswell, Rosengren, & Berenbaum, 2012; Panagiotaki, Hopkins, Nobes, Ward, & Griffiths, 2018)。
亲子谈话是家庭中父母与子女间信息、观点、情感和态度的交流，以达到相互了解、信任与合作的过程(王争艳，刘红云，雷雳，张雷，2002)。同时，亲子谈话也是传递父母的信仰及信念的重要方式(Boyatzis et al., 2006)，实现家庭教育功能的途径之一(邓林园, 武永新, 孔荣, 方晓义, 2014; 房超, 方晓义, 2003)。因此，父母的来生信念可能会通过亲子谈话影响儿童对死亡和来世信念的理解，其中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综上，儿童的死亡认知及来生信念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Misailidi & Kornilaki, 2015)。而家庭是他们接触最早、也是接触最多的社会环境，对他们观念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Boyatzis et al., 2006)。亲子谈话能传递父母的信仰及信念(Boyatzis et al., 2006)。因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1)4～6岁儿童来生信念受父母来生信念的影响；(2)死亡相关话题亲子谈话可能在父母来生信念与儿童来生信念之间起中介作用。考察父母来生信念及死亡话题亲子谈话与儿童来生信念的关系，不仅有助于了解儿童在死亡认知和来生信念方面的个体差异，也能够揭示在父母信念对儿童死亡认知和来生信念的影响过程及机制。
2 研究一：来生信念量表(BA量表)和死亡话题亲子谈话量表(PDCA量表)的修订
主要修订与来生信念和死亡话题亲子谈话有关的两个量表，为后续研究提供有效的测量工具。
2.1 方法
2.1.1 测量工具
2.通过预习，可以对课堂上所学知识当堂消化和吸收，从而可以大大减少课下进行复习和作业时的难度，从而节省课后复习和做作业的时间。把节省的时间用在对下一节课的预习上，从而形成良好的循环，大大提高学习的效果。有的学生没有养成预习的习惯，一到做作业的时候，就会抓耳挠腮，因为课上教师讲得自己并没有真正搞懂，这时只能重新拿起书来再重新学习，事实上，这样的做法会浪费大量时间，而且会影响学习的效果，久而久之，成绩自然就会受到影响。
来生信念量表(Belief in Afterlife Scale，BA量表)(Osarchuk & Tatz，1973)，旨在测量“个体对肉体死亡后生命仍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的相信程度”，量表中的条目测量个体相信死后生命存在的程度。共20个条目，采用5点Likert式评分，其中13个条目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说明被试的来生信念越强，越相信死后生命继续存在(Bering, 2002)。
利用拟合优度指数(GFI, AGFI)、规范拟合指数(NFI, NNFI)、残差均方根(RMR)、比较拟合指数(CFI)及近似误差的均方根(RMSEA)评价两模型的拟合情况。BA量表验证性因素拟合指数见表2，结果表明，二因素模型优于一因素模型。
2.1.2 量表的翻译与发放
先由一名英语专业的硕士将原量表翻译成中文，经过相关领域学者的多轮讨论，修改其中措辞晦涩的条目，在保证与原义相符的条件下，尽量通俗易懂。随后由一名英语专业的硕士回译量表，与原量表进行比较，以确保含义接近。最终确定量表的题目后，于专业的在线问卷平台“问卷星”上投放。
本届黄河国际论坛的主题是“流域可持续发展及河流用水权保障”，论坛围绕主题设立流域综合管理、健康河流与环境流量、应对气候变化、流域管理工作和新技术、水管理与公众参与等五大分论坛，同时召开了12个政府间合作及国际组织相关专题会议。国际水利相关新技术、新成果、新设备展览在论坛期间并行举办。
第一次施测获得有效被试293名，平均年龄为32.99岁，SD=7.73岁，Range=15～60岁，男性142名，女性151名，用于BA量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另外，其中有子女的168名被试用于PDCA量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平均年龄为 36.64岁，SD=7.51岁，Range=23～60岁，男性71名，女性97名。
第二次施测获得有效被试300名，平均年龄为33.17岁，SD=8.27岁，Range=17～68岁，其中男性133名，女性167名，用于BA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其中有子女的172名被试被用于PDCA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被试平均年龄为37.35岁，SD=6.97岁，Range=25～68岁，男性78名，女性94名。
2.2 研究结果
2.2.1 BA量表
(1)项目分析
将需要反向计分的条目进行转换后，所有被试的数据根据量表总得分由高到低进行排列，以总得分前27%的被试作为高分组，后27%的被试作为低分组，两组被试每一条目得分的平均数差异均显著，ps<0.01。被试每一条目得分与量表总得分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35～0.87之间。
(2)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es, EFA)
本数据集KMO=0.96 (KMO>0.5)，Bartlett球形检验为显著：χ2=5106.17，p<0.001，说明适宜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主轴因素法(principal axis factoring)对数据进行分析，参考碎石图结果，提取2个因子，最后得到20个条目。各因子所包含的具体条目如表1所示。两个因素能解释总方差的64.08%。
表1 BA量表的旋转因子矩阵
项 目相信死后生命不会继续存在相信死后生命继续存在6我同意某些存在主义者的说法:当人们死了,他们就不再存在了。0.9116那些被希特勒杀害的千百万人,都不再以任何形式存在了。0.859死亡会终结一切存在形式,所以享受现世吧。0.8512不论是否与宗教有关,死后的生活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它永远不可能被证明。0.833人死就意味着不复存在了。0.8210相信有死后生活,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有心理安慰的作用,但是我根本不信。0.8020死后的生活只是人们的主观想象,不可能被科学所证明。0.8014如果一个人死了,那么被称为“生命”的东西也随之消失了。0.805我们所知所爱的人去世后,我们将永远不能再与他们重逢。0.7715我无法理解“在某个地方有死后生活”的想法。0.7619死亡意味着任何形式的生命都永远结束了。0.76
续表
项 目相信死后生命不会继续存在相信死后生命继续存在1现世存在是我们唯一的存在方式。0.747我认为没有死后的生活。0.7417很多科学家都相信有死后的生活,我认为他们的想法是对的。0.8113现世生命的终结不会将我们化为虚无,人死后一定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0.7118有证据能证明有死后的生活。0.7111就像石子投向水面会激起涟漪,我们此生的所作所为会影响来世。0.704我认为肯定有某种形式的死后生活。0.678很多人相信有死后的生活,我认为他们是对的。0.582当亲近的人去世时,如果我们知道逝者依然以某种方式存在,会感到稍许安慰。0.42特征值11.601.22解释方差%57.996.09累积解释方差%57.9964.08
(3)验证性因素分析
死亡话题亲子谈话量表(Parental Disclosure with Children about Afterlife Scale，PDCA量表)(Misailidi & Kornilaki，2015)旨在测量在亲子谈话中，家长跟孩子谈及死亡话题时的用词倾向。共包含8个条目，采用5点Likert式评分，得分越高，说明被试使用相关词汇的频次越高。
表2 BA量表验证性因素拟合指数
模型χ2df/dfRMSEARMRSRMRGFIAGFINFINNFICFI一因素609.061703.580.100.080.040.800.760.980.980.98二因素442.271692.620.080.060.030.860.830.980.990.99
(4)内部一致性信度
修订后的中文版BA量表，总量表的Cronbach’sα=0.97，其中，“相信死后生命不会继续存在”分量表的Cronbach’sα=0.91， “相信死后生命继续存在”分量表Cronbach’s α=0.97。
(1)儿童来生信念的测量(Afterlife Belief Task)
(1)项目分析
马成贵是十二师昌平矿业公司统计，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会计工作。2007年3月，从基层煤矿调入新成立的昌平矿业公司后，公司领导将统计工作委任于他，虽然会计和统计在工作中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对于从未从事过统计工作的他来说，是个新课题。由于公司成立不久，各项工作有待规范，工作量大，他经常加班，熟悉、理顺业务。为了不让公司领导失望，他常常自己摸索，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主动向师统计局咨询和学习，有时候还要反复推敲才能将统计报表顺利完成。8年来，他坚持摸索与学习，根据基层单位不同的特点，编制了统计工业台账、能耗台账，使基层统计台账逐步规范。
从技术维度分析，目前比较流行的是数字保护版权技术（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DRM）音频资源版权保护技术[6]，即禁止用户对其随意进行格式转化、复制或者在多台设备上播放同一音频产品。作为目前市场较为通行的反盗版措施，DRM技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盗版，有利于音频市场的长久健康发展，但用户只能获得极有限的使用范围，却不能较为自由地管理与使用自己购买的虚拟商品，而打击了部分用户的使用积极性。因此，发展新的更合理的反盗版技术措施，改善目前音频市场的付费环境，建立起一套合理的收益分配体制，成为该行业未来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项目分析结果显示，两组被试每一条目得分的平均数差异均显著，ps<0.01。被试每一条目得分与量表总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30～0.82之间。
(2)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es, EFA)
此外，陈桂生教授提到“教育”与“教学”含义的区别，表明教育是褒义词，其固有的意思是善的影响。但是善也是一词多义的：它同“坏”对举，为“好”之意；同“恶”对举，为“良”之意；同“错”对举，为“对”之意；同“拙”对举，为“擅长”之意；同“不满”对举，为“满意”之意等。在中国古代的儒家德治取向中，“教育”主要是为善良之意，道德人格善；古希腊相对中国人传统的“善”，又增加有“美善”“完善”的意思。故到了近代，西方新兴资产阶级要复兴古希腊文化传统，借教育使人身心既美且善，这便出现“教育”意义内涵的延伸。
本数据集KMO=0.84(KMO>0.5)，Bartlett球形检验为显著：χ2=684.08，p<0.001，说明适宜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循着百雀羚近十年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这十年是百雀羚在挣扎中奋进的十年，在试错中长智的十年，在积淀中薄发的十年。2008年，是百雀羚走向复兴之路的分水岭。这一年，百雀羚彻底撕碎了“老字号的功劳簿”， 积极对自身进行变革，针对品牌、产品、渠道、传播进行了系统化的改造，开启了百雀羚的复兴之路。历经从阮玲玉、周旋、胡蝶到莫文蔚的传奇，也正是这四驾马车驱动着百雀羚走向第二次春天。
采用主轴因素法(principal axis factoring)提取因子，同时考虑到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因此在旋转时采用直接斜交旋转法，参考碎石图，提取2个因子。分别删除在预期因子中载荷都小于0.3以及双载荷的条目，最后量表包括6个条目，各因子所包含的具体条目如表3所示。两个因素能解释总方差的63.03%。
表3 修订后的PDCA量表的因子矩阵
条 目使用象征有死后生活词汇的倾向使用描述逝者心理状态词汇的倾向4向孩子描述死亡时,我会说逝者的灵魂/精神仍然存在。1.005向孩子描述死亡时,我会告诉他/她人死亡后,以一种精神继续存在的形式。0.681跟孩子说起死亡时,我会使用“灵魂”、“精神” 之类的字眼。0.533跟孩子说起死亡时,我会告诉孩子逝者现在跟上帝/神灵在一起了。0.537 跟孩子说起某位已故的人时,我提及逝者,就好像他/她还有情感(是高兴的、伤心的、安详的……)。-0.97 8 跟孩子说起某位已故的人时,我提及逝者,就好像他/她还有心理状态(思考、许愿、知晓、回忆……)。-0.80 特征值3.150.63解释方差%52.5310.50累积解释方差%52.5363.03
(3)验证性因素分析
使用Lisrel8.70集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见表4，修订以后量表的二因素模型拟合情况优于单因素模型和三因素模型。
表4 PDCA量表验证性因素拟合指数
模型χ2dfχ2/dfRMSEARMRSRMRGFIAGFINFINNFICFI单因素168.81198.880.220.230.130.790.600.760.670.77二因素35.27184.410.140.130.070.940.840.910.870.93三因素77.87174.580.130.150.080.910.810.890.850.91
(4)内部一致性信度
修订后的PDCA量表，总量表的Cronbach’sα=0.77，其中，“使用象征有死后生活词汇的倾向”分量表的Cronbach’sα=0.73， “使用描述逝者心理状态词汇的倾向”分量表的Cronbach’s α=0.88。
3 研究二：儿童来生信念与父母来生信念、死亡话题亲子谈话的关系
家长独立完成“生命认知”调查问卷。儿童来生信念的测试是儿童观看视频后，由主试提问相关问题，录音记录全部过程。
3.1 方法和测量程序
3.1.1 被试
共116个被试，即58对家长与孩子参与实验，其中3组被试因未认真填写量表或儿童不配合实验等原因而删除，进入数据分析的有55对亲子。55名家长的平均年龄为36.00岁，SD=3.82岁，Range=32～43岁，其中父亲7名，母亲48名，家长中有28名信仰基督教，27名无宗教信仰。55名儿童平均年龄为5.02岁，SD=0.66岁，Range=3.91～6.50岁，其中男孩28名，女孩27名。
此外，以儿童在来生信念测量的总分为因变量，以2(父母宗教信仰组别)× 2(年龄：4～5岁、5～6岁)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对于儿童来生信念测量的总分，年龄与父母宗教信仰组别交互作用不显著，父母宗教信仰组别(宗教信仰组：M=6.18，SD=3.61；无宗教信仰组：M=8.89，SD=2.98)主效应显著，F(1, 53)=8.20，p=0.006，η2=0.14。
3.1.2 测量工具
2.2.2 PDCA量表
采用Bering，Blasi和Bjorklund(2005)使用的儿童来生信念测量法(Afterlife Belief Task)来测量儿童在生物学(Biological)、精神生物学(Psychobiological)、知觉(Perceptual)、情绪(Emotional)、愿望(Desire)和认知(Epistemic)6个维度上对死亡无机能性(来生信念)的认知。通过视频呈现故事，主要内容为老鼠宝宝在森林漫步，随后被水塘中的鳄鱼吃掉的故事。
参考前人的计分方法(Bering et al., 2005)，结果分为如下3类：功能继续(Capacity)即儿童承认老鼠宝宝已经死亡，却还认为某些功能依然存在，计分为0。功能停止(Cessation)指儿童认为老鼠宝宝死后，某些功能的丧失，计分为1。含糊不明(Unscoreable)指答案和原因不匹配，或儿童表示对此问题不清楚、不知道，计分为0。分数越高，表示儿童越倾向于做出死后功能停止的判断。
式中：Tpj(Sp)为以人员为主的组织结构中的有效工作时间函数；Sp表示该人员组织结构中第j个人员的有效工作时间；ηpj为第j个人员的工作效率；tpj为第j个人员的额定工时。
(2)“生命认知”调查问卷
“生命认知”调查问卷包含前面修订后的BA量表和PDCA量表，以考察家长的来生观念和家长对亲子谈话的自我评估，及其他人口统计学信息，如儿童的姓名、性别、生日，家长的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宗教信仰等。
3.1.3 测量程序
父母的信仰是儿童信念发展的锚定起点(Boyatzis et al., 2006; Ozorak, 1989)，不同信仰的父母有着不同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亲子谈话是传递父母的信仰及信念的重要方式(Boyatzis et al., 2006)。因此，父母可能通过亲子谈话传递他们的来生信念，进而影响着儿童对死亡的认知及来生信念。研究二考察儿童来生信念与父母来生信念、死亡相关话题亲子谈话的关系，帮助我们理解儿童来生信念的特点，以及父母来生信念对儿童来生信念的影响过程及机制。
3.2 结果与分析
(1)儿童的来生信念
2(年龄组：4～5岁、5～6岁)×2(性别：男、女)×6(问题维度)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问题维度的主效应显著，生物学维度上，M=1.62，SD=0.08；精神生物学维度上，M=1.42，SD=0.11；知觉维度上，M=1.37，SD=0.11；认知维度上，M=1.08，SD=0.12；情绪维度上，M=1.06，SD=0.10；愿望维度上，M=0.99，SD=0.11。进一步两两比较分析发现，生物学维度与情绪、愿望、知觉维度差异显著，p<0.001，精神生物学维度与愿望维度差异显著，p=0.020，知觉与愿望维度差异显著，p=0.022。
(2)父母宗教信仰与儿童来生信念
按照父母是否有宗教信仰把被试分为两组。分别以儿童在来生信念测量的每个维度的得分及总分为因变量，进行2(父母宗教信仰组别)×6(问题维度)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宗教信仰组别和问题维度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问题维度主效应显著，父母宗教信仰组别主效应显著，其中，父母有宗教信仰组M=1.03，SD=0.10；父母无宗教信仰组M=1.40，SD=0.11。
许诺并没打算占丁小慧家的便宜，但他结婚后，确实感受到了她家里资金雄厚的好处。至少，丁小慧不像其他姑娘那样，急吼吼地盼着他赶紧功成名就，买大房子、换好车。这一切丁小慧家都有，她的家境让她并不急着催他振作，而是非常有底气地说：“以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简单效应分析发现，父母无宗教信仰组的儿童在6个维度的得分上差异不显著。父母有宗教信仰组，儿童生物学和精神生物学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情绪、愿望和认知维度的得分，ps<0.05。另外，在情绪、愿望和认知维度上，父母无宗教信仰组的得分显著高于父母有宗教信仰组，在情绪维度上，在愿望维度上，在认知维度上，在生物学、精神生物学和知觉维度上，父母无宗教信仰组和父母有宗教信仰组的得分无显著差异。
从“名师”到“明师”，教师不仅要探究教与学背后的理据，提炼自己的教学思想，其生成的个人理论更要通过名师的育人表现出来，将教学思想内化为教育理想情怀，实现对每一个学生的生命关怀与精神引领，这是“名师”成为“明师”的最高境界。教学风格或教学思想本质上讲的是名师在日常教学的经历、探究、感悟中形成的对教与学的一种观点、一种见解、一种思想，这种教学观如果不内化为对教育生命的关爱，只能是没有生命力的教学思想。名师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技能、实践智慧与思想，更要用人格魅力与教育情怀感染学生。教学是教师的专业道德实践，这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名师独特的专业性所在。
综上所述，父母无宗教信仰家庭中的儿童更倾向于认为死后各种功能会停止，父母有宗教信仰家庭中的儿童则更倾向于做出死后个体的情绪、愿望和认知功能继续存在的判断。
小语种导游之所以紧俏，也源于小语种人才的紧俏。因此，小语种导游，尤其是兼职小语种导游，要有效利用高校小语种人才资源[3]。小语种人才聚集最多的地方便是开设有小语种课程的高校，充分利用高校现有小语种学生人才，既能让小语种学生发挥其专业优势，学以致用，为学生创造力一个社会实践及经济独立的机会，又极大地缓解了旅游市场上外语导游荒的困境，这能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小语种导游紧缺的困扰。
(3)儿童来生信念与父母来生信念、死亡话题的亲子谈话的关系。
儿童来生信念与父母来生信念得分以及死亡话题亲子谈话的相关矩阵如表5所示。BA量表总分与儿童来生信念总分有显著负相关，说明父母越相信存在死后生活，他们的孩子越倾向认为死后功能继续。PDCA量表总分与知觉问题、情绪问题、愿望问题以及儿童来生信念测量的总分有显著负相关，说明父母与儿童谈论死亡时的越多地使用描述死后生活、心理状态的词汇，他们的孩子越倾向认为死后功能继续。
加入死亡话题的亲子谈话这个中介变量后，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来考察父母来生信念和死亡话题的亲子谈话与儿童来生信念的关系。依次将父母的来生信念(BA量表得分)、死亡话题亲子谈话(PDCA量表得分)纳入回归方程，进行回归。采用Sobel检验方法对心理理论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Z=-2.36，p<0.05。当将亲子谈话纳入回归模型时，父母来生信念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表明亲子谈话起到显著、完全的中介作用(具体指标见表7)。
表5 儿童来生信念与父母来生信念得分以及死亡话题亲子谈话的相关矩阵
123456789101112131 BA1 2 BAF10.981 3 BAF20.920.8414 PDCA0.660.590.731 5 PDCAF10.730.680.760.951 6 PDCAF20.320.250.460.800.5717 儿童来生信念-0.28-0.25-0.31-0.33-0.34-0.211 8 生物学-0.00.01-0.15-0.15-0.09-0.220.581 9 精神生物学-0.09-0.09-0.09-0.14-0.13-0.120.680.571 10 知觉-0.23-0.19-0.30-0.31-0.24-0.340.750.380.501 11 情绪-0.39-0.38-0.36-0.34-0.39-0.130.740.160.310.431 12 愿望-0.23-0.21-0.27-0.29-0.33-0.120.780.230.320.420.671 13 认知-0.20-0.19-0.20-0.21-0.26-0.050.830.380.370.550.560.641
注：†p<0.1;p<0.05;p<0.01. 下同。
表6 父母来生信念、死亡话题亲子谈话与儿童来生信念的相关分析
MSD父母来生信念死亡话题亲子谈话儿童来生信念7.513.56-0.28-0.33父母来生信念72.1524.180.66死亡话题亲子谈话18.915.74
图1 死亡话题亲子谈话在父母来生信念和儿童来生信念间的中介路径分析图
相关分析发现，父母来生信念、死亡话题亲子谈话与儿童来生信念间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表6)。建构中介效应路径图如图1所示，并分别对各个路径进行回归分析。首先，以父母来生信念为自变量，死亡话题亲子谈话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父母来生信念对死亡话题亲子谈话预测作用显著，β=0.66，SE=0.03，p<0.001。
除了上述两项平台系统的功能之外，精品课程的在线申请系统同样也是高校教学资源库平台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高校在教学管理过程中，新增了一些特色专业的特色课程。此类院校在进行内部高校教学资源库平台设计时，基于JavaEE系统，将更多的精品课程申请流程纳入系统平台中。
表7 父母来生信念、死亡话题亲子谈话对儿童来生信念的回归分析
死亡话题亲子谈话βtΔR2儿童来生信念βtΔR2步骤10.440.08BA0.666.40-0.28-2.12步骤20.04BA-0.11-0.64 PDCA -0.26-1.48
4 讨论
儿童在来生信念的生物学、精神生物学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情绪、愿望、知觉维度，有宗教信仰家庭中的儿童倾向认为个体死亡后情绪、愿望和认知功能会继续存在。父母来生信念可以预测儿童的死亡认知及来生信念，死亡话题亲子谈话在父母来生信念与儿童来生信念之间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说，父母越相信存在死后生活，跟孩子讨论死亡相关话题时，更偏向于使用描述死后生活以及描述逝者心理状态的词汇，父母的来生信念会通过死亡话题的亲子谈话进而影响到儿童对死亡的认知及来生信念。
4.1 儿童来生信念的特点
4～6岁儿童处于前运算阶段(2～7岁)，已经建立了符号功能，能凭借象征性符号进行思维，即可以形成一定的概念，但是，由于掌握的词语、语句还比较匮乏，尚未形成类概念(明玉君，2009)。这意味着4～6岁的儿童能够有基本的死亡概念，但可能在某些维度上发展并不成熟。考察儿童对死亡的无功能性的理解情况，即儿童来生信念的特点，能反映儿童对死亡认知的水平及朴素生物学的理解。
Bering等人(2005)的研究发现，儿童更倾向认为个体死亡后其认知、愿望、情绪功能仍存在，而认为死亡后生物、精神生物、知觉功能会停止。我们的结果重复了儿童来生信念理解的这一特点。
这可能是因为人们是根据自己过去的经验，想象死后的状态的，而死亡不同于我们过去所有的经验。对于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无法体验过丧失功能停止的心理状态，我们做的推理和判断可能并不贴切(Bering, 2006)。然而，属于生物学功能的进食、成长，属于精神生物学功能的味觉、视觉、饥饿等，属于知觉功能的各种感知能力，是人在有心理意识时，能够经历到相关功能停止的状态。对于这些功能，人们倾向于做出死后功能停止的判断(Clark, 1995)。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务公开工作得到切实推进并取得诸多成就。然而迄今为止，该项工作也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
此外，来自有宗教信仰的家庭的儿童对死亡可能存在两种判断。一种是基于生物学知识的判断，认为人死后生物、精神生物和知觉功能都停止了；一种是基于宗教观念的判断，认为人死后还有情绪、愿望和认知方面的功能。Harris和Giménez(2005)的研究发现，在宗教文化背景下，儿童可能存在不同的来生信念，受宗教信仰的影响越大，儿童则越倾向于做出心理功能继续的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来自有宗教信仰家庭的儿童比来自无宗教信仰家庭的儿童的生物学知识更加匮乏，事实上，正是因为生物学知识和宗教观念的差异，导致来自有宗教信仰家庭的儿童对宗教观念的记忆更加深刻(Ananth, 2001; Boyer, 2001)，更容易接受有违生物学知识的宗教观念(Harris & Giménez, 2005)。
4.2 儿童的来生信念与父母来生信念和死亡相关话题的亲子谈话
大量研究表明，父母的信念是儿童信念发展的锚定起点(Ozorak, 1989; Boyatzis et al., 2006)。不同信仰的父母有着不同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这些不同借助亲子谈话等方式，影响着儿童各种观念的形成(Boyatzis et al., 2006)。 例如， Rosengren(2004)等人发现， 父母(天主教徒)被问及如何回答3～6岁的儿童的死亡问题时，大部分父母是用宗教相关的字眼来回应的，例如，天堂、灵魂、上帝等。有宗教信仰的父母的信念更加与众不同，对儿童信念的影响也显得尤为突出。
事实上，父母的信念为儿童关于科学、宗教和超自然现象的认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背景(Braswell et al., 2012)。在无法获得直接证据的领域，儿童会向所信任的人(如父母)征求意见，对于无法依赖经验验证的概念(如死后的生活、神的永生、祷告的功效等)，儿童是仰赖于父母的解释来建构的(Harris & Koenig, 2006; Harris & Richert, 2008)。
4.3 局限性及展望
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不少局限。首先，研究中没有用人类的死亡，而是通过木偶剧表演的动物死亡事件来做的研究，其场景和感受可能跟现实生活中遭遇到死亡事件有所不同。未来的研究需要解决这一可能带来偏差的问题，尝试新的测量方式。由于许多儿童的第一次死亡经历是家庭宠物的死亡(Inagaki & Hatano, 1993)，后面的研究可考虑将这种经历纳入实验设计中。
一矿具有完整独立的通风系统，目前有北一、北二和北三3组主要通风机联合抽出式运转，矿井通风方式为多进风井、多回风井混合式通风，通风方法为抽出式。矿井总进风量为30722m3/min，总排风量为31117m3/min，有效风量率为91%，矿井等积孔为11.7m2，目前矿井通风系统稳定可靠，通风系统生产能力核定结果510万t/a。
其次，目前只测量和探讨了4～6岁左右儿童来生信念与父母来生信念及死亡话题亲子谈话的关系，以后的研究还需要考察更多年龄段儿童的来生信念，并探讨其与父母来生信念、死亡话题亲子谈话的关系，收集并追踪发展性的数据。
最后，本研究侧重于父母信仰通过死亡话题亲子谈话对儿童来生信念产生的影响。而事实上，影响儿童死亡认知和来生信念的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认知能力发展、学校教育以及大众媒体的影响(Krepia, Krepia, & Tsilingiri, 2017; Vázquez-Sánchez, Fernández-Alcántara, García-Caro, Martínez, Martí-García, & Montoya-Juarez, 2018)。未来的研究可以系统地考察这些因素的作用。
5 结论
4～6岁儿童在来生信念不同维度的理解上存在差异，他们更倾向认为情绪、愿望和认知功能在死亡后仍然存在；父母相信存在死后生活的程度越高，跟孩子讨论死亡话题时，更偏向于使用“天堂”“另一个世界”等象征有死后生活的词汇，谈及逝者时，也更倾向于描述逝者仍有情绪和心理状态，父母的来生信念会通过死亡话题的亲子谈话进而影响到儿童对死亡的认知及来生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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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fterlifeBeliefin4～6YearOldChildren:TheRoleofParents’AfterlifeBeliefandParent-childConversationaboutDeath
YU Meng; YU Chenfang; SU Yanjie
(SchoolofPsychologicalandCognitiveSciencesandBeijingKeyLaboratoryofBehaviorandMentalHealth,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
Abstract
The current article examined children’s afterlife belief and explore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arents’ afterlife belief and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 about death. Study 1 aimed to revise the Chinese versions of Belief in Afterlife (BA) Scale and Parental Disclosure with Children about Afterlife (PDCA) Scal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each scale was done with 293 and 168 participants, respectively,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ith 300 and 172 participants, respectively. The revised scales have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Study 2, 55 children aged 4 to 6 and their par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lab session. After watching a puppet show, Children were asked a series of questions to complete the Afterlife Belief Task. Parents were invited to complete BA and PDCA scal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ildren scored significantly lower in emotion, desire and epistemic dimensions than in biology, psychobiological and perceptual dimensions, that parents’ belief in afterlife could predict children’s perception of death and their afterlife belief.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 about death was a mediator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s afterlife belief. It was suggested that parents’ beliefs had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beliefs, and it wa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life education to talk about death in appropriate ways, which might promote children’s perception of death.
Keywords: 4～6 year old children; perception of death, afterlife belief;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
分类号B844.1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1.00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571134，31872782)资助。
通讯作者: 苏彦捷， E-mail: yjsu@pku.edu.cn
标签：来生论文; 信念论文; 儿童论文; 父母论文; 亲子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发展心理学(人类心理学)论文; 《心理技术与应用》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571134; 31872782)资助论文;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