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研究·
摘要：中央苏区时期政府财政的作用主要在于保证苏维埃革命费用的一切支出，因此确保财政预算收支平衡就显得十分必要。在革命斗争形势不断严峻的情况下，苏区财政超支压力倍显沉重，为此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控制，保证了对革命战争和政权建设的财政支持，其在财政治理方面的相关做法及其经验，值得研究与借鉴。
关键词：中央苏区；财政预算；超支与控制
稳定的财政预算系统是维持一个政府正常运转的必备基础，倘若一个政府不能做到财政收支平衡，那么政府的各项工作必将受到影响，其职能也难以有效发挥。因此，确保政府财政预算收支平衡，是摆在各级政府组织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对于新生的苏维埃中央政府而言，同样也面临着财政预算管控的考验，但其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使财政预算超支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不仅巩固了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也为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和政权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障。
一、中央苏区时期政府财政收入来源与支出情况
中央苏区的政府财政收入来源从单一到多样，其财政收入之中以政府各项税收为主，政府的财政支出项目较多，主要开销用于支持红军供给和政权建设需求。
(一)苏维埃政府财政收入来源
“苏维埃的财政政策，建筑于阶级的与革命的原则之上。因此苏维埃的财政来源，乃是(一)一切封建剥削者进行没收或征发，(二)税收，(三)国民经济事业的发展。”[1]449-450中央苏区财政收入的来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革命斗争的形式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但总体上来看，财政收入的来源是趋于多样化与稳定化的态势。
企业信用是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基础，质量信用则是企业信用的核心。企业质量信用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关于产品价值转移和产品使用价值实现过程的一项信用指标。而产品质量信用是指产品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标准以及质量要求的基础上，在生命周期内，实现其满足顾客需要或期望的一项信用指标。产品质量信用和企业质量信用的主体、评价要素、研究内容及信息数据链，如表2所述。质量信用评估过程中，产品质量信用和企业质量信用两者并非完全分割对待，但两者也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1931年11月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前，中央苏区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向一切剥削者筹款”。这里的剥削者主要包括土豪、地主、富农、商人，同时也用区别对待的方式来筹款，发动贫民打土豪分田地、筹款，对地主征发、没收和罚款，向富农和商人发动捐款等多种形式。“在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打土豪筹款是红色政权经费的主要来源。红军每到一地，都要发动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筹款子。”[2]381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政治部在1931年10月13日曾颁布过《筹款问题训练大纲》，其中的内容包含筹款工作的方方面面，对于红军的筹款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从中可以感受到筹款是作为当时红军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其实，这位学生提出的问题很好，说明他是一个爱动脑筋的好孩子。对此，教师要在鼓励和赞美的同时，通过生活实践，让学生亲身感受三角形的稳定性。如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用一次性筷子给学生做成两个形状，一个是三角形，一个是四边形，然后在每个形状上各绑一个橡皮筋，把两个形状挂在黑板上，让学生在橡皮筋上挂东西，学生把橡皮，铅笔，铅笔盒，书本等物品挂上去之后，发现四边形很快就变了形，而三角形依然非常稳固，通过这样的实践教学，学生不但兴趣盎然，而且感悟也非常深刻。
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革命根据地进入巩固时期，中央苏区开始着手建立统一的中央财政，统一税收制度，开始以税收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1931年11月28日，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了《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为政府的税收征缴工作提供了法规依据。《暂行税则》规定：“征税的种类分为商业税、农业税、工业税”[2]388，并从1931年12月1日开始征收。“苏维埃的税收是统一的累进税，现在简单的两方面实行，这就是商业税和农业税，税收的基本原则，同样是重担归于剥削者；商业税的征收，分为关税和营业税，关税是以按照苏区的需要程度统制货物的进出口为目的，因此税率有完全免征的，有高至百分百的，营业税即是商业所得税，按照商业资本大小盈余多少征收统一的累进税；农业税依靠于农民的革命热情，使之自愿的纳税，同样是累进原则的征收法，贫农中农税轻，富农税重，雇农及红军家属免税，被灾区域按灾情轻重减税或免税。”[3]323从上面可以看出苏区的征税有较大的灵活性与阶级性，这不仅保证了税收的征收，也体现了苏区政府代表广大农民工人的利益取向。
1.2.1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入组后,按照一般护理模式开展护理工作,协助患者完成信息登记和录入;带领患者熟悉院部环境,为其生活和就诊提供方便;详细了解患者病情,为患者讲解疾病基础知识,加深其对疾病的认识;强调宫颈癌早期筛查的必要性;安抚患者低沉情绪,缓解其负性心理,以免其精神负担过重而引发一系列身心不良反应。
当然，中央苏区政府财政部在大力开展征税的同时，仍然对打土豪筹款的政策十分重视。针对苏区的实际情况，提出“打土豪筹款在目前还是很大的出路，凡是新发展区域或老苏区的土豪未肃清的，都是我们财政的极大来源。”[4]与此同时，积极发展国民经济事业也是中央苏区各级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中央苏区，发展公营经济、对外贸易、合作经济以及扶持私营经济均是国民经济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中央苏区政府大力创办了中央被服厂、中央印刷厂、中央造纸厂、中央钨砂公司、中华商业公司等国营企业，“到1934年3月，中央苏区的公营工厂已达32个。”[5]同时，苏维埃政府还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不仅有助于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也为政府增加了税收。有鉴于此，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强调“苏维埃的对外贸易局与各种商业机关，必须更加健全起来。同时鼓励私人商业，使他们输出和输入各种商品而努力。”[3]341中央苏区积极鼓励发展经济的政策，支持商业发展，一方面有利于摆脱国民党经济封锁带来的财政困境、改善中央苏区人民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加苏区财政收入。
(二)苏维埃政府财政支出项目
政府财政收入有了保障，必然为红军的发展壮大及各级政府的正常财政支出项目提供重要支撑。是故，在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一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在大会报告中指出“财政上最主要的用途，是用在发展战争方面”[1]500，苏区财政“在敌人不断进攻的时期，当然不能不是用在发展战斗方面”。[注]毛泽东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一周年纪念向全体选民工作报告书，1932年11月7日.原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译委员会翻印《苏维埃中国》第186页。财政部农业财务司.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 第一册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农业税政策法规[M]. 1987.保证革命战争的供给，以及保证政府各项费用的正常需要，无疑是苏区财政的根本任务。当然，受制于革命战争的现实环境，在财政支出的诸多科目之中，战争和军队的需要仍然是置于首位的。所以，中央苏区的财政支出虽然囊括各个方面，但主要的还是用于红军和支持革命战争，其他方面支出主要兼顾于政府的公用经费、经济建设和发展文教卫生社会救济。
从上表中不难看出，红军军费的支出项目从人员的衣食行，到武器装备的保养，再到其他各种管理费及杂费，无不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以此来保障红军的供给。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优待士兵条例》规定:“一、改良士兵生活，每月每名发伙食费至少大洋四元五角，零用至少二元，有钱多发，军衣军用品尽可能完备。”[3]78对于零用钱这个方面则是“有钱多发”，并没有额定数目，在中央苏区红军员额众多的情况下，实际上会在财政收入较为充裕的时候增加红军军费的支出，直接造成政府财政超支。
1.红军和革命战争费用
为了保证空气储罐的使用安全性，并对使用单位的安全及检验员自身的安全负责，对空气储罐进行定期检验时应注意如下几点：
文教卫生费主要是教育经费的支出，毛泽东指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注]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本.苏维埃中国[M].1957.中央苏区政府极为重视教育事业，在苏区取缔了教会学校并没收其财产后，改变国民党把教育经费移做军饷的做法，实行普遍的免费义务教育。根据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在江西福建粤赣三省中，共有列宁小学3025所，补习夜学6462所。另一方面，也创办了诸多的红军大学、军事学校、卫生学校及各类其他学校。中央苏区对于教育方面的重视可见一斑，创建学校，需要苏区财政的大力支持，才能取得如此成效。
4.文教卫生和社会救济方面
表1苏维埃政府军队开支项目
项 目支出情况伙食费前方部队每人每日发米一斤六两,外加油盐柴菜钱大洋四分津贴费特别技术人员(无线电、医官等)每人每月不超10元零用费根据情况有钱就发马干费供部队购买马匹豆料等费用,每日每匹大洋一角擦枪费买擦拭枪炮的油、布费用。山炮、迫击炮、机关枪、布马枪、驳壳枪及各种手枪每样每月大洋3元、5角、5角、5分、3分办公费购买笔墨、纸张、文具、邮费宣传费特别费被服费、俘虏费、负伤费、抚恤费、新兵费等各种杂费团一级每月600,师一级每月400元,军团每月1000元
国家相关部门要加强婚姻家庭社会工作发展的组织领导作用，鼓励和推动专业社工机构的大力发展。一方面为专业社工机构提供优惠政策，解决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婚姻家庭社会工作培训。通过多渠道吸纳专业人才从事婚姻家庭社会工作,推进婚姻家庭服务专业化、职业化。[7]大力引导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充实基层社工人才队伍,改变婚姻家庭社工人才结构。[8]积极开发家庭社会工作岗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建设一支具有社工资质的专职婚姻家庭社工服务团队。
当然，建立和完善各级苏维埃政权组织，无疑有利于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进而更加有效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支持红军战争。但与此同时，中央苏区各级政府所要供养的工作人员也必然会不断增加，其政府办公经费的支出也相应增加，无疑会给中央苏区的财政系统带来不小的压力。
2.政府的公用经费
苏维埃财政收入除了用于保障红军的支出外，为各级政府的公用项目提供经费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囿于物质条件的匮乏，中央苏区时期，政府工作人员主要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谷子50斤，菜金1元5角(每天5分)。此外，各级政府除工作人员的伙食费外，其他各项公用经费开支有：办公费、购置费、书报费、会议费、宣传费、应酬费、邮费、医药费、交通费、纪念活动费、招待费、文化教育费、印刷费、整修费、补助工会费、赤卫军用费、少先队用费、犯人伙食费、工农运动费，以及其他杂费等，计有20多项。这些费用的开支，各地标准不一样，一般是县政府不得超过500元，区政府不得超过140元，乡政府不得超过70元。[2]152然而，这些规定在一些地方和政府部门并未很好的执行，“瑞金县苏每月仅灯油费一项达一百二十元之多，其他不少的苏维埃机关及军事机关浮支浪费的事亦时常发生现。”[注]节省经济与开展反浪费斗争[N].红色中华，1933-12-05.因此，实际上在政府公用经费的支出上，受制于落后腐朽文化的主观影响以及监督制度的客观缺失，依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浪费行为。
3.经济建设的支出
中央苏区的发展，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坚持，都与中央苏区经济事业的建设发展密切相关。倘若没有经济建设的开展，苏维埃共和国经济的良好发展就是一句空话，无论是对于苏维埃政权建设还是红军的武装斗争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中央苏区政府在重视经济建设的同时，还拿出相当一部分财力去支持各项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
1933年8月12日至15日，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召开，掀起了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大潮。1933年8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公开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其中大部分用于经济建设事业，尤其是以“一百万用于帮助合作社的发展，其中分配与粮食合作社及消费合作社的各三十万元，分配与信用合作社及生产合作社的各二十万元。”[注]全国工农群众及红色战士热烈拥护并推销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N].红色中华，1933-07-26.时至1933年4月到1934年1月，中央财政部拨给国民经济建设的资金达200多万元。[6]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下，其经费支持不可谓不多。
抽象美术于20世纪初产生于国外，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没有与之对应的作品。而中国的草书，则可以看作是一种抽象的艺术。
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而言，开展军事斗争准备无疑是其职责之所在。因此，在苏维埃政府财政上对军队开支项目提供好必要的经费支持，[2]401-402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主要支出项目为：
与此同时，数额不小的社会救济费用是中央苏区政府救济贫苦、受灾、受战祸的农民，帮助他们购买农业资料进行生产自救。1933年兴国长冈乡发生夏荒时，当地苏维埃政府就从200里外的公略县购买粮食救济群众。[7]苏区红军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因此中央苏区政府对于伤病残废及死亡的红军家属进行抚恤、津贴也是十分必要的。《红军抚恤条例》规定：在红军服务两年以上，且年龄在45岁以上自愿退职休养者，国家补助其终身生活；红军战士在服务期间因伤病须休养时，其一切费用由国家供给。虽然条例规定的内容，大多因战争形势的发展而难以全部落到实处，但此类经费支出项目却是苏维埃政府财政列支的必要科目且支出不少。
二、中央苏区时期政府财政预算的超支状况及其缘由
中央苏区政府财政主要是为了支持革命战争、解决红军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给养问题，以及为民众的民生问题提供财政支持。由此可见，局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其苏维埃政府财政预算及其开支的压力不小。国民党政府不断加紧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经济上执行严密的“饿死政策”，在与苏区的交界处设卡严查，企图阻断苏区与外界的经济往来；苏维埃根据地内部，随着苏维埃区域的不断扩大与巩固，军政供养人员势必不断增加，加之战事紧张，苏维埃区域内尚未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财政制度，贪污浪费等现象也屡见不鲜，直接造成中央苏区政府财政预算的超支现象。
(一)财政供养人员的不断增长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县叶坪村开幕，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建立了各类及各级政府行政机关。按1931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每个乡苏维埃政府配备脱产人员3人，区苏维埃25人，省苏维埃90人，据此推算，1933年中央苏区疆域最大时，各级苏维埃政府系统就有干部1 300人左右，加上党和群众团体的干部共约有20 000人。[8]531
1933年7月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这个决议对苏区行政区域重新划分，要求省县乡区各级的苏区行政区区域不应太大，过大的要重新划分，划为相同级别的行政区，建立同级别的苏维埃政府。在这样的要求下，中央苏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势必会大量增加。且随着红军军事斗争的开展，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同时在中央苏区周边不断扩张与巩固革命根据地，并建立了相对应的苏维埃政权。1933年5月，中央苏区建立闽赣省苏维埃政府，同年9月，建立粤赣省苏维埃政府。由此可见，苏维埃政府的财政供养人员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
当冲孔施工作业深度达到护筒下方5m的情况下，应使用抽渣筒针对钻孔实施必要的抽渣清理工作。应综合考虑作业区域的实际情况，保证抽渣没有明显的粗颗粒。要想确保抽渣质量满足标准要求，应在抽渣的时候，对泥浆水分以及黏土之间的比重进行适当地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抽渣的效果。
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神、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玉作六端，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璧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
(二)财政供养红军员额的不断增长
即便1931年后，苏维埃政府开始着手建立财政制度，也并不完善。只是建立起一般的预算决算制度和统一的税收制度，在临时中央人民委员会下设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并由其垂直领导省县区三级基层财政部，要求各级行政机关的经费和军队经费需先做预算上交给上级财政机关审查并报中央财政部批准后，由中央财政部依据批准预算，再“须与同级财政机关负责人在中央财政部发下的发款通知书上署名才能向上一级财政机关领款”。[10]68由此可以看出，中央苏区的收钱机关(财政部)、管钱、发钱机关其实都是各级财政部，极易产生坏账现象，加之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有效监督机制去监督财政的收支情况，极易导致贪腐现象的滋生。
表2中央苏区扩红运动情况
时间扩红人数第一次1932年3月至1933年2月8.76万人第二次1933年5月至1933年8月约5万人第三次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112105人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技学院党史资料征委会《关于1933年全国红军发展到30万的专题报告》统计的红军人数显示：1933年中央苏区红军人数共计121 044人(不包括地方武装)。[8]600开展扩红运动是为了保卫中央苏区的革命根据地，与国民党进行有效军事斗争。1933年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甚至提出了“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虽然这个口号背离当时实际情况，但在这背后也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大量扩大红军员额的渴望与需求。
随着红军队伍的扩大、编制的更改及根据地物价的变动，1933年和1934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先后两次对红军费用标准做出了修改和补充，有了改善和提高。[9]随着红军员额的不断增加，红军费用标准的提高，使得中央苏区财政中对于红军供给支出的不断增长，政府财政预算超支的压力也是与日俱增。
(三)未能建立完备的财政制度
中央苏区的财政体系从1931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才开始着手建立，而在此之前中央苏区的财政就已经出现了问题。“赤色很久的地方财政发生困难，犹(尤)其赣西南的苏维埃政府目前召集许多红军开办各种军事学校每天需款千余元。现在各地累进税又没有征收，非拿下吉安赣州不能解决这一财政恐慌。但是下级苏维埃政府尚没有完全集中各科开支，无普遍预算，以致财政无一整个计划。”[3]111一方面，由于中央苏区多地苏维埃政府尚未建立起完备的财政制度，造成财政收入无固定来源，财政支出也较为随意等现象，最终导致财政上出现恐慌与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地方苏维埃政府领导人的财政意识较为淡薄，加之财政制度的“短缺”，特别是从1931年春起，“改造”政权运动和肃反运动使得很多苏区知识分子从中下层苏维埃政权中被清洗出来，新上任的工农领导由于自身知识水平不高，财政意识不强，直接导致财政收支的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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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作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自然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重点“围剿”对象。为了应对国民党重兵压进的军事压力和前线不断消耗的兵力，增加军事人员，大力开展“扩红运动”，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据统计，中央苏区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有计划的扩红运动，具体情况如下[8]661-662：
(四)贪污浪费等现象多有发生
由于没有建立起完备的财政制度，自然难以开展有效的监督，加之封建官僚主义的残留，中央苏区各级政府中贪污浪费等现象多有发生。1932年5月上旬召开的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财经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中披露：“各级政府浪费的情形实可惊人，一乡每月可用至数百元，一区一用数千，一县甚至用万元以上。贪污腐化更是普遍。各级政府工作人员随便可以乱用隐报存款吞没公款，对所收的东西(如金器物品等)随便据为己有，实等于分赃形式。”[3]577贪污浪费等现象，势必会造成有限财政资源的流失。
当然，不单是江西苏区，其他苏区的贪污浪费现象也不少见，甚至是在中央一级的苏维埃行政机关中，也是存在的。如：中央财政部征发局的刘忠四，贪污公家的鹿茸一包，高丽参二支，当归二支，以及多种物品；中央总务厅的基建工程处长左祥云，贪污公款264元7角，并企图携款逃跑。凡此种种贪污浪费等行为，不仅对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也极大地消耗了财力与物力，给中央苏区的财政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三、中央苏区时期政府财政预算超支的控制策略
(一)逐步建立完备的政府财政体制
中央苏区早期建立的财政制度较为简单，只是统一了税收制度和建立预算决算制度，其收钱、管钱、发钱的部门仍然统归于财政部，财政体制较为紊乱，且带来了不少问题。是故，完备政府财政体制已经成为摆在各级苏维埃政府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1932年12月，中央政府财政部发布的《统一会计制度》第十二号训令，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务必建立会计制度。1933年10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再次颁布《国库暂行条例》，要求建立国库，以利于统一财政。
建立统一的会计制度，势必要求各级财政、行政、军事机关明确会计制度内容、遵守会计规则。新建立的会计制度弥补了原来收钱、支出、管钱机关之间职责含混不清的缺陷，明确各级、各系统的“收”与“支”分开，同时规范各项收支的名称和内容，以确立起统一固定的会计科目。所以“收钱机关税委和财政部只准收钱，收到了款分文解交管钱机关(各级国库)；领钱机关即各级政府各部门各级司法教育机关须按月作预算，按照系统送交本部批准发给支票才得向国库领款；国库收到之款只准送到上级国库或照上级支票付款。”[10]150如此职能划分，方能有效规避政府收支混乱之局面，达到政府预算控制之目的。
国库是管理国家税收和所有的现金收入，并对其进行保管及“一切开支由国库支付”[10]174的重要部门。因此，各部门支取款项，必须先做预算，经审查批准后交国库管理局发给支票，国库按支票付款，无支票则概不付款。国库有专门的人民委员会总国库管理局管理，省县设地方金库也同样单独成立，不受地方财政部管理。建立会计和国库制度，使得中央苏区的财政收钱、管钱、领钱机关相互独立，且每个军政部门的支出都要有详细的预算和条款，不仅增加了财政的透明度，也有利于管控好政府的财政预决算工作。
建立完备的政府财政体制，使得中央苏区的财政工作有规可依，改变了以往财政收入支出混乱无章的局势，有助于完善财政工作纪律，对于集中财力物力进行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完善审计，加强财政监督
1933年9月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9次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成立中央审计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同级。主要负责审查政府预算是否合理，检查和监督各级政府、各个机关、革命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账目和收支情况。1934年1月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将中央审计委员会独立出来，直接受中央政府领导，由审计工作经验丰富的阮啸仙任首届委员会主任。地方各省级政府、中央直属县和红军内部设审计委员会，隶属于中央审计委员会，实行垂直领导机制。
1934年2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从法规上规定了中央审计委员会的职能：“各级苏维埃财政收支的预算和结算须经中央审计委员会审查；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分会对于下级苏维埃的财政收支可派遣审计员实地调查，并可随时检查各机关现有薄记。”[2]728
中央苏区政府从组织结构上健全审计委员会，使其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进行独立的审计工作，同时又颁布法规保障审计工作的执行，使得中央苏区的审计工作可以有效地开展，对苏区财政收支情况进行有效的核算与监督，有效提高了苏维埃政府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对于遏制贪污浪费等现象有重要的防范作用。
目标管理是进行任何一项管理工作的基本方法和手段，成本控制也应遵循这一原则，即目标设定、分解、责任到位和成本执行结果、评价和目标修正，从而形成目标管理的计划、实施、检查、处理的循环.在实施目标管理过程中，目标的设定应切合实际，更落实到各部门、班组甚至个人；目标责任应全面，既有工作责任，更有成本责任[3].
(三)严查贪污浪费，开展节省运动
从苏维埃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中发生的贪污浪费等现象，直接造成了苏维埃政府的财政系统紊乱，故而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监察，严肃查处贪污浪费等行为，开展节省运动，势必有助于苏维埃政府的“开源与节流”。
1933年12月15日，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严惩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其中规定：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于死刑；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处；因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的监禁。[注]红色中华，1934-01-04.对于贪污浪费的行为，中央苏区政府予与严惩，从1932年4月至1934年3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查处了：“钟圣谅、钟铁青贪污腐败案”“左祥云贪污案”“唐仁达贪污案”“熊仙壁、刘仕祥等贪污案”，以这四件大案要案作为典型，处死了8个贪腐分子，给予贪腐分子极大震慑。
中央苏区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加强监督。各级政府设立工农检查部，工农检查部常常组织“轻骑队”“突击队”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明察暗访，“公开的突然去检查某苏维埃机关或国家企业合作社，以揭破该机关或企业等的贪污浪费及一切官僚腐化的现象。”[3]166在工农集中的地方，中央苏区政府设控告箱，便利群众对苏区政府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控告。同时，注重发挥苏区报刊的舆论监督作用，《红色中华》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到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注]红色中华，1931-12-11.《红色中华》《红星》《苏区工人》等报刊均设立了专栏，揭露批评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的贪污浪费现象，以提倡清廉的作风，进而改进财政工作，为有效控制政府财政预算的无序局面提供了舆论监督基础。
与此同时，中央苏区政府也进行着一场影响深远的群众性节省运动。1932年2月中央政府发出《帮助红军发展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的通令，要求各级政府务须即刻实行节俭运动，裁减不必要的工作人员，节省经费使用。1934年3月中央政府在《红色中华》上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而斗争的口号”，通过“四月至七月的节省运动，不仅完成了八十万元的计划，而且可以说将近超过一倍，即一百三十万元以上，这一估计不会离开实际。”[注]中央审计委员会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总结[N].红色中华，1934-09-11.节省运动的成绩，深刻反映了民众对于政府号召的响应度，也为财政预算超支的控制行为提供了心理舆论的准备和物质财力的储备。
四、结语
中央苏区的政府财政收入对于处于革命斗争时期的苏区革命根据地极为重要，是红军和政府工作人员及革命战争给养的重要保证，也是维系苏维埃共和国的重要经济命脉。
(一)不断加强财政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制度是一种行为规范，有了制度就有了明确具体的标尺。中央苏区早期未建立完备的财政制度，当时的财政部门既是收钱的机关又是管钱、发钱的机关，一个部门权力独大，加之监督制度的缺失，使得当时财政部门在政府财政工作上出现了诸多问题。通过建立会计和国库制度，苏维埃政府财政的收支情况有所改善，一切财政开支不仅需要记录备案，且财政收入均由国库统一保管，所有开支要在国家预决算制度体系中加以体现，苏维埃的制度优势体现明了。当前，加强财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让政府的每一分钱都花出效益，对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全面推进政府财政系统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必然有助于政府预决算的控制与平衡。
哈电电机多年来参与研制的海外机组中，有许多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越南锦普总承包项目是哈电电机首台30万千瓦等级机组整套出口项目，获得了越南能源协会颁发的“越南电力特别贡献奖”；印尼百通燃煤电站总承包项目，是中国当时单机容量最大的火电总承包出口项目；马来西亚沐若水电站发电机组为“中国标准”在世界水电领域的实践和推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被誉为马来西亚国家水电示范项目。
(二)不断建立与完善有效的财政监督机制
权力是把双刃剑，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11]67中央苏区对于财政体系的监督，主要依赖于党和政府建立了较为有效的监督机制。在国家机构层面，党和国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国家监察制度体系。不仅建立起了独立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审计制度，审计各级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而且设立了各级工农检查部，开通了群众监督渠道。在苏维埃法律体系中，通过颁布各种法律法规，不断加强和完善法制监督作用。同时，中央苏区还利用报刊的舆论监督作用，对苏区存在的不正风气和贪腐浪费行为进行较为充分的揭露与批评。诸如此类补齐政府财政制度短板和漏洞的举措，无疑有助于铲除贪污的土壤。当前，不断强化财政监督机制的建设，对政府的每一分钱花费进行“管控”，无疑应该成为一种惯例，坚决反对“特例”，进而提高财政管理的透明度。
(三)善于发动人民群众，始终维护群众利益
中央苏区政府深刻地明白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因此十分注重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征税之时对广大贫民及中农赋予低税率，成立各种农业合作社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对受灾的农民给予救济。“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11]61而“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12]。因此，中央苏区政府深刻地了解人民群众对于腐败的深恶痛绝，积极发动人民群众对苏区政府财政体系的监督，举报贪污浪费行为，以形成全社会的节俭风气。“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11]61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坚持以群众工作为统揽，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统筹协调、妥善处理好各方面利益关系，坚决纠正侵害群众权益的行为，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才能维系好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合法性。
根据何关培[5]相关研究，目前国外各类应用CAFM（计算机辅助设施管理系统）软件约200种，其中，Archibus和Maximo在国内实际应用份额和知名度较大，但用户数量不多。国内建筑运维管理应用中，一类以OA或ERP为主要功能，另一类以BMS（建筑设备管理系统）或IIS（智能化集成系统）为核心功能，这两类为国内运维管理软件市场的主体软件，厂商和产品数量多，但市场分散，集中度不高。当前，此类软件一般不支持BIM模型三维展示和数据分析功能，BIM运维采用此类方式较少，但未来随着标准和软件接口的完善，此类软件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当前，“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1]10因此，新时代如何强化国家财政监督工作，仍然是我们党和政府必须要直面的一个现实问题。通过借鉴中央苏区时期政府财政预算超支与控制的相关经验，在制度、法律、监督等方面吸取历史智慧，无疑是我们党“不忘初心”的最可贵之处，对于做好新时代政府财政预算的管控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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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ExpenditureandControlofGovernmentBudgetDuringthePeriodoftheCentralSovietArea
XIE Jianping, XIAO Pingsheng
(CentralSovietAreaResearchCenterofGannanNormalUniversity,Ganzhou341000,China)
Abstract:The role of government fina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was mainly to ensure the expenditures of the Soviet revolution, so it was necessary to ensure the balance of budget and revenue. The Soviet government had taken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control the financial overspending in the Soviet Area under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situation of revolutionary struggle, ensuring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revolutionary war and political power construction. Its relevant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 in financial governance are worthy of study and reference.
Keywords:Central Soviet Area; financial budget; over expenditure and control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8332(2019)01-0018-07
*收稿日期：2018-10-15
DOI:10.13698/j.cnki.cn36-1346/c.2019.01.0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7XDJ004)；赣南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重点招标项目；赣南师范大学中央苏区研究中心开放课题
作者简介：谢建平(1981-)，男，江西高安人，赣南师范大学中央苏区研究中心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苏区史；肖平生(1996-)，男，江西南康人，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在读学生，研究方向：苏区史。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346.C.20181227.1138.022.html
责任编辑：侯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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