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采用队列要素法建立人口预测模型，综合整理2010到2018年的生育率数据，考虑1980年来的生育率数据，利用PADIS-INT分别预测不同生育模式下2020年到2050年的总人口、劳动人口和抚养比等数据，对比分析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后及不同实施效果下对我国人口结构的影响，综合考虑有无全面二孩政策和该政策在不同实施情形下对于我国人口结构、抚养比等方面的影响。并对当前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全面二孩；padis-int；人口预测；人口结构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发现，人口增长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Blake（1965）认为家庭规模的缩小完全是社会经济改革的长期结果，Mauldin和Sykes（1978）对1965～1975年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变量值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认为生育率的下降与健康，教育，经济地位和城市化等整个社会经济变量有关，或者与整体“现代化”有关，Ryder（2009）提出了一种摆脱扭曲期间措施与不完整群体措施的困境的方法，能够在缺陷数据最少的情况下解释了美国生育率的大萧条，以及评估生育率与经济发展情况的关联；二是取决于生育政策及该政策的执行力度，Berelson（1976）审查并研究了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具体实施对于人口的影响，Mauldin和Sykes（1978）认为亚洲国家的生育率下降还与生育政策有关。
节制生育与鼓励生育在我国现代历史中出现了交替，这两个方向都是基于我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选择和国家发展现实的需要，面对不同时期的社会现实，需要怎样的人口规模、实行怎样的生育政策始终是众多学者的研究内容（李朔严和张克，2016）。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成本的下降，经济发展面临转型。经济越发达、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的生育意愿越低（周福林，2005；陈字和邓昌荣，2007；汤兆云和郭真真，2012）。一胎化政策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老龄化进程过快，学界普遍认为：自1978年以来长期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即“一胎”政策）是导致中国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主要原因之一（漆慧，1995；姜向群，1996；李建新，2000；汪伟，2010；）。在此背景之下，我国先后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不同的生育政策对我国的人口问题有着不同的影响，“单独二孩”政策能够增加劳动人口，改善人口结构，进而缓解我国的老龄化进程（李新运，2014；乔晓春，2014；杨云彦和向华丽，2014）；“全面二孩”政策对人口规模的影响呈现倒U型，在2024年达到16.2亿的峰值之后下降（王颖，2017），若按原有的人口政策，人口将在2021年达到峰值，为15.30097亿，而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将对我国的人口规模有一个显著的增大作用，人口规模将在2020-2025年左右达到一个峰值（张立英，2017），“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人口问题的缓解程度取决于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陈宁2017；曾益，2015）和少年人口比例（陆洲，2017），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全面二孩”政策对于人口增长只有短期作用，不能促进我国人口长期的均衡发展（王亚楠，2017；翟振武，2014；姚引妹，2014）。但从整体来看，当前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能够缓解我国的老龄化危机已经成为共识。
连旱天数和森林火险等级呈正相关，连旱天数增加，可燃物可燃性增加，对应的火险等级升高。反之，可燃物可燃性降低，对应的火险等级降低[6]。在祁连山东端青海云杉林中，连旱天数小于7d，一般不易引发森林火灾，连旱天数大于32d，则较容易引发森林火灾。
关于人口预测的方法具有多样性，主要有灰色预测（GM（1，1））模型（赖红松，2004；王瑞娜，2007；蒋辉，2005；李荣富，2013）、Leslie模型（赵丽棉，2010；解保华，2010；刘鹏，2014）、队列要素法（王晓平，2017；翟振武，2017；龙晓君，2017）、偏微分方程（张立英，2017）等。通过搜索核心期刊可以发现，已有的人口研究使用最多的人口预测方法为灰色预测（GM（1，1））模型和队列要素法，而且队列要素法的研究方法更为新颖。PADIS-INT是基于队列要素法开发的适用于中国具体情况的人口预测软件，在目前兼具权威性与广泛的适用性。我国人口学专家翟振武（2017）已论证分析了PADIA-INT在人口预测上的可靠性。
关于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对于我国人口结构的影响也是众说纷纭，众多研究都是基于六普（2010年）以前的数据为基础，对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的数据以假设为主，与实际数据有出入，缺乏说服力（李新运，2014；于昊淼，2014；龙晓君，2017）。此外，许多关于人口预测的研究很少有将不同实施情形下的全面二孩政策综合起来对比加以考虑的。为此，本文拟采用队列要素法，基于最新的相关数据（至2018年），并使用PADIS-INT软件分别对我国全面二孩政策从两方面对比下的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进行预测，并对预测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结合预测出的人口规模和人口抚养比等数据来为分析生育政策变化对我国人口结构和抚养比的影响提供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队列要素法模型
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年鉴》“六普”数据为基础，借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和统计局人口司截止至2018年的相关报告数据，对基础参数设置如下：
“当它们飞行或是栖息时，景深要足够大，确保不只是最近处的那只鸟清晰合焦。”David补充。对于鸟群的拍摄，应当使用慢速快门拍出鸟类的动感，以及上百只鸟扎堆喧闹所产生的戏剧艺术效果。
上式中，M表示女性人口，F表示男性人口，B表示婴儿数量下，标 x、t分别表示岁数、年，如 Mx，t+1表示t+1年间的x岁的女性人口，上标m、f分别表示女性和男性，p表示生存概率，b为生育率。
根据图2和图3的结果来看，中国的人口金字塔呈现较缓慢的底部萎缩现象，三种情形下的人口金字塔结构较2010年我国六普的人口金字塔来看，底部萎缩的现象得到一定的缓解，但对于中间列未实施全面二孩的悲观方案来看，底部萎缩现象仍然严重，对老龄化结构作用十分有限，但对于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的第一、第三列，底部萎缩的缓解更为明显，全面二孩政策下的两种情形总体上均趋于稳定型向收缩型发展。当前的全面二孩政策就短期来看，能够缓解我国的老龄化进程并带来一定的人口红利，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的人口结构。
（二）参数设定
参考Smith（1977)的设定，模型如下：
1.生育水平
本文设置的起止时间分别为2011～2050年，以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开始，关于2010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TFR）的具体数值存在许多争议，具体见下表：
“科学管理”是有机农场的普遍运行标准，而“天然绿色”则是农场主们共同的追求。虽然有机种植在我国尚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探索阶段，且受众面仍比较小众，但主打“健康标识”的有机农场、生态基地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与大城市毗邻且环境良好的城市区县，成为农业种植中逐渐兴起的活跃板块。
表3-1 TFR(2010)数值来源
TFR（2010）（% ） 数据来源1.18 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1.55 联合国测算给出1.5～1.6 专家测算（翟振武，2014；龙晓军，2017）2.1 联合国测算的正常人口更替水平
中国统计年鉴给出的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偏低，根据统计年鉴生育率相关的数据可以计算得出，2010年到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在1.04%到1.28%之间，若此情况属实，则中国面临的老龄化问题相较于日本更为严重，但根据快易数据以及其他网上公开数据整理（包括国家计生统计公报、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对媒体披露、专家学者测算等）可以得出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是偏低的，存在这种差异的原因目前公众及学者主要归因于生育谎报问题。国家统计年鉴在2017年首次删除了生育率有关的数据也从侧面说明其测算的生育率数据可能存在问题。我国在2011年到2016年不断进行生育政策的调整，2011年推出了“双独二孩”、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到2016年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不难看出我国是通过渐进式地不断放开生育政策，促使我国的生育率水平符合国家发展需要。故本文设定的总和生育率不再依照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而是在综合整理网上数据并结合国家对于人口发展规划文件来设定。
翟振武在2015年卫计委的专家研讨会上表示单独二孩政策可释放累积效应，将会使我国总和生育率有一个相对显著的回升，此后，生育率会波动在 1.6～1.7，《计生统计公告（2016）》显示我国2016年的TFR大于1.7，2017年将回落到1.6，次年的两会宣布我国2016年的TFR为1.7。根据2017年的“十三五”《规划》的要求，我国当前的TFR位于1.6到1.7之间，但我国2020年的目标是要将我国的生育率稳定在1.8，而1.8也是联合国给出的适合我国人口更替的一个生育水平。
在收到购买大型仪器设备设施的申请后，联邦政府要求德国科学顾问委员会按照规定进行评估。该顾问委员会针对该项目成立专门指导委员会，从两个方面对计划进行科学评估。
由图4可见，在2030年前后，该三种方案下的劳动力人口出现变化，此后差别越来越大，尤其时未实施全面二孩方案下的劳动人口迅速减少，反应出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开放前的用工荒困境，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的折衷方案和乐观方案下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差距不大，在2030年到2045年仅有细微差别，在2035年后差距才拉大，这个可能是由于堆积效应，在二孩政策开放之初，有许多堆积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故折衷情形和乐观情形的差距不大，释放后，生育意愿的不同对劳动人口数产生了影响。从2050年的预测结果来看，维持严格计生的悲观情形下，我国的劳动人口数量仅有7.6亿，实施全面二孩后，折衷情形下劳动人口数量为8.0亿，折衷情形下劳动人口数量为8.2亿，可以看出，若是全面二孩政策得到切实执行，是能够维持我国劳动力的稳定供应的。
根据国家统计数据，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增加，且女性预期寿命大于男性，2017年的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统计公报》公布我国当年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6.7岁。根据WTO2019人口预期寿命排名得到，我国2018年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6.4，我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在2018年和2010年分别为77.6岁和77.37岁，而男性的分别为74.6岁和72.38岁，可以看出我国男性预期寿命的增速大于女性。我国“2020战略”提出，在2020年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7岁。本文对平均预期寿命的设定为：男性每五年增加1.26岁，到2050年达到82.46岁；女性平均每年增加0.17岁，到2050年达到85.38岁。
在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的生命表的选择上，本文采用寇尔德曼西方模型。
本研究立足于多模态理论和POA(Product-output Approach,产出导向教学法),针对目前高校英语听说课教学存在的问题,重点探讨网络多模态环境下POA对大学生多元听说能力的培养。
3.出生性别比
三种方案的人口峰值出现的时间点有所不同，不放开二孩政策的人口峰值出现时间最早，且人口总量最低，即在2028年达到14.05亿，折衷情形是在2032年达到人口峰值，为14.4亿，乐观情形下的人口峰值为14.5亿，在2034年达到。这与蔡昉估计的在2033年前后中国人口总量将达到峰值具有一致性。全面二孩政策虽然能够在短期内刺激人口增长，但从长期来看，人口增长仍然是呈倒“U”型发展，而且收到当前宏观经济冲击、就业形势严峻、养育医疗成本上升等问题的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未达预期，故二孩政策能够在短期提高人口总量，但长期来看，其作用有限。
三、预测结果及分析
（一）人口总数、人口结构的变化与劳动人口数量
图1 三种方案下的预测人口总量
三种情形下的人口总量在短期有所增加，整体都呈先增后减趋势。对比没有全面二孩政策，人口在“双独二孩”、“单独二孩”之后又一个极为短期的上升，但人口数量很快就下跌，且下降速度最快。对于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方案二和方案三，预测结果显示，无论是哪种情形，均能在增加我国的人口总量的同时并将其在2050年内控制在14亿到15亿之间。全面二孩兼顾我国资源可持续承载力和经济发展的人口总量。
综上所述，本文设定了三个方案：方案一作为未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生育模式（但包含“双独二孩”、“单独二孩”政策的部分作用），假设总和生育率在2018-2050年均维持在1.5，而对于2010到2018年的数据为参照我国1980年到2012年的一胎政策推算得到。方案二和方案三均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模式，但对于二者的实施效果不同：方案二作为实施二孩政策的折衷情形，生育水平在2020年上升到1.8，此后在2050年逐渐下降到1.5；方案三作为二孩政策实施效果理想的乐观情形，今后两年总和生育率上升，2020年达到小高峰1.9，之后开始下降并到2030年生育率下降到1.8，并维持此水平到2050年。
联合国认定的正常的变化范围是[102，107]，2010年，“六普”数据表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18.06。学者认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能够缓解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在一定范围内呈下降趋势，要15年才能回复到正常的区间内。而自2014年后陆续出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以来，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不断下降，故假设出生人口性别比到2025年下降到107，此后一直维持在107。
图2 2025年中国人口金字塔结构
图3 2040年中国人口金字塔结构
由于我国整体的人口净迁移率较低，可以忽略不计，故本文不考虑人口迁移的影响，假设为封闭系统。
图4 三种方案下的预测劳动人口数量
2.预期寿命和死亡模式
（二）人口抚养比
表2 三种方案下的预测总抚养比
年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方案1 41.71 44.27 48.64 55.89 62.79 66.83 72.2方案2 43.17 47.01 51.88 58.19 63.52 66.44 70.79方案3 43.11 47.4 52.87 59.62 64.89 68.04 72.87
图5 方案1预测的抚养比
图6 方案2预测的抚养比
图7 方案3预测的抚养比
我国学者研究定义的人口红利期为总抚养比小于50%，总抚养比越小，人口红利越大，当小于44%时，则称为“人口暴利期”（李雨潼，2010）。结合表2，可以得到，在三种情形下，我国的总抚养比均为上升趋势，且均在2030年前后丧失人口红利，乐观情形将在2028年丧失人口红利，总抚养比为50.47%，折衷情形下的总抚养比在2029年达到50.8%，然而在未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情形下的总抚养比在2031年达到49.9%。根据这一结果来看，二孩政策似乎并不利于延缓我国的人口福利。其实不然，总抚养比可以分为老年抚养比和少年抚养比。进一步分析抚养比的构成，根据图5、图6、图7的结果可以看到：方案1在2026年老年抚养比超过少年抚养比，在2050年的总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为72.2%和52.44%。在实施全面二孩的情况下，方案2在2028年老年抚养比超过少年抚养比，并且在2050年的总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为70.79%和49.65%，方案3在2029年老年抚养比超过少年抚养比，在2050年的总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为72.87%和48.92%，即说明二孩政策是可以延缓我国的老年化进程的，且其影响效果与实施效果乐观程度正相关。为此，一方面，我们建议政府要出台配套措施刺激人们的生育意愿来确保二孩政策达到效果；另一方面人口红利的消失必然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我国的养老金事业。故我们应当早做绸缪，以便应对这一风险。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我国人口仍然是持续的低速增长，但二孩政策能使得出生人口增加，延缓人口金字塔的收缩型发展趋势。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不同生育率（生育意愿）假设下的悲观情形、折衷情形、乐观情形的人口峰值到来时间点和峰值有所不同。生育意愿越强，峰值越高，峰值来的时间越晚，即放开二孩、刺激生育的政策是能够刺激我国的人口增长的，并能通过刺激新生儿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的人口结构。但是，无论何种情形，对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是不可扭转的，在达到峰值后，人口规模下降。
这种“砖块”应用于复杂输送系统中的各种开关、换向器、交叉口、转角、双向交叉口，甚至分拣机。它能在整个物流配送中心为所有行业搬运任何尺寸的盒子和纸箱。
第二，生育政策的改变在短期内对劳动人口不产生影响，但在长期具有一定的影响。这是因为这一政策具有时滞性：“二孩”从婴儿成长为适龄劳动力并成功就业的这一过程是漫长的，毛春梅（2016）认为这需要15到20年，故在2030年前，无论是何种情形的二孩政策均对原有生育模式下的劳动人口数不产生影响。人口规模在长期是下降趋势，劳动人口数量也呈下降趋势，但不同情形下的劳动人口数量还是存在差别。
译者考虑到中外读者的语言习惯差异，删去了“展现出凤龙飞游的美感”这一并无实质意义的内容。另外，译者将“与先祖的关联”和“神话”“巫风”进行了信息重组，梳理了逻辑关系：楚人与先祖的关联的具体表现就是“神话的流传、巫风的激荡”。
第三，根据抚养比分析，全面二孩政策对降低抚养比，带来新一轮的人口红利的作用极其微小，人口福利或将在2028年消失，为此，我们应积极应对，寻找其他的解决方法。但是，基于家庭层面分析，全面二孩政策可以彻底终止“421”家庭结构，而二孩的本身也是一种变相的养老，故它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家庭养老支持，彻底避免“失独”风险，从而维持并增强家庭幸福感，实现社会稳定发展。
从整体上说，无论人们的生育意愿或高或低，实施二孩政策是符合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是利大于弊的。虽短期内（2035年前）效果不明显，但长期而言，是可以增加劳动人口、改善家庭结构和人口结构、缓和我国当前“未富先老”的悲剧、延缓我国老龄化进程。
鱼种经过一段时间的养殖后会出现规格大小不均匀的现象，需要分筛过塘养殖商品鱼，增加鱼苗的成活率。一般鱼苗达到十一二朝时分塘，过筛要求手要轻，全程操作鱼苗都不要离水操作，避免过度伤鱼，过塘后造成鱼苗大量死亡，在起捕前可以向养殖池塘泼洒应激药物，如速解安和激活按1：2搭配使用，可以减少鱼苗的应激，同时为了更好减少鱼苗到新的养殖环境不适应，可以在即将投放的池塘泼洒解毒护水精华，每亩400mL。
但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根据预测结果来看，不同的生育意愿情形在长期内对整个政策的效果产生较大的影响，为保证政策实施效果，本文建议，在政策的后续实施中，通过补贴、税收等手段刺激人们的生育意愿，同时强化教育改革，强调驾驭的普惠性，让教育普民惠民，让每一个家庭都能负担其教育，每一个孩子都能通过教育成才，更好地参与劳动力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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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004（2019）05-0019-06
doi：10.16732/j.cnki.jeu.2019.05.005
收稿日期：2019—05—07
作者简介：洪雅芳(1995-)，女，湖北黄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责任编校：杨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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