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报社最近派儿为‘特派战地记者’，拟赴徐州，与各军事长官取得联系，采访前方战事情报，撰写通讯。国难至此，人人各尽所能，挽救国运。凡为壮丁皆有从军之义务。儿为壮年，从事文化工作，虽未能持枪卫国，但是，执笔亦等于持枪也。平日所写社论，欲对国家前途与读者以明确之指正，对抗战期间之善者、恶者予以严正的褒贬，对政府之各种政策予以诚恳之建议与批判。然此皆为之消极之工作。今者能将前方情形写成通讯供给众多读者阅读，于激励民气，于民众之抗战认许上，将稍有裨益也。儿拟明日即启程赴徐州，以后在报上所见之通讯，即等于儿之家信也。”
这是河南《民国日报》记者乔周冕在1938年3月30日奔赴抗日前线前夕写给父亲、叔父家书中的一段话，一名书生为保家卫国，将生死置之度外，随时准备为国捐躯，其慷慨悲歌的气概跃然纸上。
乔周冕，后改名乔秋远，笔名冠生，1909年生于河南省偃师县夹沟乡一个耕读世家，师范毕业后曾在开封小学任教。1936年，27岁的乔周冕北上赴北京大学选听英语、历史，准备参加北大的入学考试。可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陷落，乔周冕被迫回到家乡，遂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任河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战时工作团干事，同年12月，被《民国日报》聘为特约撰述。1938年4月，乔周冕作为《民国日报》的特派记者，赴徐州、台儿庄采访。
乔周冕于4月3日到达徐州，他在4月4日的家书中写道：“儿于4月2日下午搭快车东来，3日晨6时平安抵到。现住城内大同街朝阳旅社。各报记者会集于此。每日颇不寂寞，前方战绩甚佳，顽敌不久即可击退。此地距前线尚有一百余里，市面较之往日尤为繁华，人心亦甚安定。一切均祈勿念为祷。”此后，乔周冕来到台儿庄前线，穿梭在战火弥漫的壕沟里，会见抗战将领，采访战斗英雄，慰问参战将士。一篇篇带着烽火硝烟的电讯稿快速传播到四面八方，一篇篇浸着鲜血的战地通讯见诸报端，一篇篇鞭辟入里的社论评述让人们看到了抗战的希望。他采写的《台儿庄胜利的血痕》《我军怎样在台儿庄进行歼灭敌人的战斗》《台儿庄火线上会见孙连仲将军记》等战地通讯、评述在河南《民国日报》刊出，向读者详细报道了台儿庄大战情况。
在台儿庄采访和徐州突围期间，乔周冕写了近10封家书，字字句句可见其家国情怀。由于连日忙碌，他十多天没有给家里写信。4月15日，他在给父亲、叔父的信中这样写道：“儿近来生活情况，在报上所发之通讯文章可见一斑。此种记者生活颇有兴趣，身心都有好处……台儿庄大捷后，各地狂欢庆祝。汉口开挂灯会，燃放鞭炮，彻夜不断，比新年还热闹。军心民心为之大振。唯敌绝不以此甘休，不久将有更大决战展开。我军配备有绝对把握与再挫之后，敌即将走向崩溃败退之路。”信中表达了他能为抗战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的自豪感，同时也体现了他对中国军队英勇顽强、奋力拼搏的敬佩之情，充满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他在5月8日的家书中写道：“在战地遇见成群难民，扶老携幼。亡国败家之痛，非身受其境者不能想象于万一。现时代所给人之责任重大，同时，命运亦苦也。现吾家犹在中华土地上安全之区，将来如何，是否同遭沦陷，谁也不能全知。”体现了他对战区流离失所的难民的怜悯之心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1938年 4月 11日，《民国日报》刊登战地记者冠生 （乔秋远）的通讯《台儿庄火线上会见孙连仲将军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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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19日，日军攻陷徐州后，沿陇海线西犯。为阻止日军西进，国民政府决定“以水代兵”，于6月9日炸开郑州附近的花园口黄河大堤，致使滔滔黄河水沿贾鲁河滚滚南下，夺淮入海。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的进攻，但给豫鲁苏3省44县人民造成了巨大的黄泛之灾。乔周冕以特派记者的身份赴黄泛区采访水灾。作为记者，他胸怀正义，在报道中实事求是地反映了黄泛区民众的疾苦，批评国民党政府不肯彻底动员民众的片面抗战政策，甚至揭露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沦为汉奸的丑恶行径。他在1938年9月写的述评《如此县长》中说：“豫东沦陷后，鹿邑、柘城一带，都成了敌骑纵横的地方，多少同胞都成了悲惨的亡国奴隶。接近战区的淮阳自然成了我们豫东的重镇门户。但是，王县长的要政是什么呢？只是敬神扶乩，北关外的伏羲庙，成了他经常驾临膜拜的场所。县长的父亲称为老王爷，这或许是有些封建意识在作祟，但是，设立吕祖云坛，自称为云章子，自己的女儿称为仙姑，这就使人有些莫名其妙了。”在另一篇述评《豫东的严重问题》一文中他写道：“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动员民众，还是以奉令例行公事为做县长的第一宝鉴，既没有群众力量，在抗战力量的基础上，他就没有一点依赖，单凭着平时训练的一些常备队、义勇壮士，是不够的……他们的失败点，完全是在没有抓住民众的力量——这个伟大的力量作为抗战的基础。”
二
乔秋远
了解患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教育程度、家庭结构、经济状况以及既往病史，制定个性化健康宣教方案，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其介绍食管癌的病因病机、危险因素、易感人群、发病几率、临床症状、治疗方式等，在讲解时可发放相关知识卡片，嘱咐患者戒烟酒，勤洗澡，保持照射野皮肤干燥清洁，且该部位禁止使用肥皂，或用粗毛巾擦洗，局部不可粘贴脚步，不可涂抹乙醇、刺激性油膏等物质，选用宽松、吸汗、柔软的内衣。
由于乔周冕秉笔直书，鞭挞丑恶，他的采访屡遭刁难，稿件多次被扣压，甚至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乔周冕有了更多的思考，思想发生了变化，在人生抉择的关键时刻，他选择了一条光明之路。他找到了中共地方党组织，毅然奔赴延安。1938年11月23日晚10时，乔周冕乘上西去的列车，前往西安。由于潼关铁桥已被风陵渡的日军炮击毁坏，只能徒步前往。为躲避日军的炮弹，他绕走山路，在交通壕里前行，于11月25日凌晨3时到达西安。第二天他就前往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并获准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乔周冕在11月27日的家书中叮嘱家人“以后家信不可以轻易示人，与不多明白之乡人亲友仅言‘儿赴西安’即可。当然不怕别人知道，不过言谈不妨不谈也。以后在乡中宣传抗日，则又除外，不必菲薄任何党派和个人”。
台儿庄大捷之后，日军调集30万大军，分六路迂回包围徐州，企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察觉了日军的企图，命令第五战区进行战略转移。1938年5月中旬，战地记者随同参战部队陆续撤离徐州。乔周冕在5月26日的家书中写道：“儿于13日离开徐州。随军辗转流离行10余日，至安徽涡阳、又经亳州、淮阳、周家口、郾城，今早平安抵郑州。现在暂住中山南街大刚报社。一二日内即回家一视。”从战场上回来后，他把突围途中的所见所闻写成了通讯《在包围圈内》，收录在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所编的《徐州突围》一书中。
在敌后抗日战场上，乔秋远亲眼目睹成千上万的中华优秀儿女为了民族尊严、国家独立赴汤蹈火，前仆后继，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得到进一步的升华。他在1939年10月4日写给父亲、叔父的家书中说：“在这蓬勃前进的浪潮中，人人应各尽其力，为民族、国家而奋斗。稍一不努力，即被时代所遗弃，而成为无用的废人。儿今方壮年，为个人事业计，为民族国家计，都正在做事时候，若回去老守田园，有何意义？……追求一时安乐，放弃此种机会，回家闲居，过此工作时期，则人世消沉，以后数十年岁月将做何事耶？故儿再三考量，还是坚持努力下去。”此时的乔秋远已由一名知识分子变成为坚强的八路军战士，“儿近来身体粗健，食量大增，穿芒鞋，着军服，如同士兵一样。大家都是青年，每天谈谈笑笑十分愉快”。
三
“12月2日下午到了延安。陕北尽是山地。一路数百里尽走山谷，很少有广阔平原。地方也极荒凉，甘泉县城还没有我们北村规模大，其他可想而知。延安也在山谷中，各机关学校皆在半山中窑洞内。入夜，半山腰内到处都是灯光。”这是乔周冕到延安后，于1938年12月7日写的第一封家书中所描述的，也是他从中原大平原来到陕北山区的观感。他于深秋季节，跋涉数千里，来到了一个崭新的环境里学习工作，于是，将名字改为“秋远”。可是，刚到延安，他还不太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他在家书中写道：“学校经过考试后，编入文学系。现上临时课。住在窑洞内土炕上，非常的不方便。早晨天刚亮即起床点名、跑步、洗脸、吃饭，和兵一样。一天三顿小米粥，饭要算极坏了。可是吃得很饱。小米也和南方蒸干饭一样，都是散沙粒，吃惯了也蛮有味道。没有教室，上课都在半山坡的太阳底下。教员讲，学生做笔记，生活很紧张。”尽管生活很艰苦，但是他感觉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处处充满着勃勃生机。“这里教育主张自发的自我教育，学校只做指导。时常有热烈的晚会、纪念会。鲁艺、陕公、抗大动员起来就非常热闹。学生皆穿军装，和大兵一样。除吃以外，每月还发一元五角的零花钱，理发、洗澡皆不花钱。这里没有奢华，也就没有浪费”。
通过在延安的学习、工作，乔秋远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和国民党的宣传截然不同，陕甘宁边区清新的政治犹如一股春风，将他在国统区心中郁积的阴霾吹得一干二净，他认为延安才是抗战胜利的希望，才是中国的希望。他在1939年2月25日写给父亲、叔父的家书中说：“来信对于边区有很多顾虑，这是不须要的。当然在河南环境里，有很多人说边区的坏话。对于红军（八路军）、边区还存着许多不正确的观念。其实，马列主义是世界上最讲真理，最讲情义的哲理。他反对空喊口号的激烈分子，他也反对顽固分子硬向右边跑。辩证法说句俗话来讲，就是‘因时致宜’，‘该怎样就怎样’，共产党过去的政策，现在的政策，将来的政策，都是为国家，为民族，民众而奋斗，决不过火、激烈。”
1939年2月10日，乔秋远在给二叔父的家书中写道：“过了春节，春耕又该忙起来了。这里因为要增加生产，由毛主席号召发起春耕生产运动，全边区今年要开荒60多万亩，各机关、学校都分地开荒。我们学校要开800亩荒地，教员、学生体壮者，每人开2亩半地。山坡不能用牲口，全是用锄头掘的。靠近河边还要开地种菜。生产委员会规定我们秋后要生产300多万石粮食。蔬菜也要自种自吃。还要计划喂50头猪，数百只鸡。预定将来每星期吃猪1头。现在，八路军后方部队都在开荒生产。战争再延长下去，八路军可以不向中央要钱了。自供自给，仍然可以打日本。一切困难问题，在共产党领导下都是有办法的。所以，这里的人对抗战胜利是非常乐观。”在信中他向家人介绍了延安开展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并对其大加赞赏。
在鲁艺学习几个月后，乔秋远报名参加了鲁艺文艺工作团。团长陈荒煤，团员还有黄钢、杨明、梅行、葛陵等，他们奔赴晋东南抗日前线，开展前方文艺活动和采访创作。乔秋远在随军采访中，对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有了更深的认识。乔秋远在1939年4月21日的家书中写道：“这次敌人以12个师团进攻晋东南，打算‘扫荡’这个抗日根据地，再进攻大西北。但是一看朱德总司令那种悠闲自得的神气，真是令人发笑……在朱老总看来，这次战斗好像大数学家解答一个加减乘除的算式……现在所有城市都‘空室清野’，搬空了，彻底一个不留，人民都疏散开。敌人进攻来，城市都让给他，所有的交通都被破坏得一塌糊涂，这里几十万大军化整为零，昼伏夜动和他打，这样会把敌人搞得气都喘不过来……我们一行有6个人，将来跟着总司令部或者军部师部走，哪里有战斗故事，我们就去哪里采访，写成论文、报告、故事、小说、诗歌等，寄到后方发表。危险一点也没有。八路军不像别军，一个退却就没有办法收拾，他们是处处有办法。”
无情未必真丈夫，英雄也有柔情时。作为家族中长子长孙，乔秋远常年奔波在外，心里也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家事，惦念着亲人的健康安危。
德育教育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教育的核心基础，落实到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各个环节，让其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坚定不移地将党的路线方针作为前进指引，进一步认识到社会所赋予自身的责任义务，树立正确的三观。
乔秋远1938年4月15日家书
四
为加强我党在国统区及海外宣传工作，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著名记者范长江在长沙创办了国际新闻社。国际新闻社迁到广西桂林后，乔秋远被特聘为特派记者和华北通讯站主任，负责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采访，报道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真实情况。乔秋远写出几十万字的通讯、特写、报道、小说等作品，通过国际新闻社发往港澳、南洋的中文媒体，向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八路军浴血奋战、抗击日寇的英勇事迹。他的报道被海外媒体争相采用，深受华人华侨的欢迎。乔秋远在1939年5月11日的家书中写道：“儿到此后已经写了数万字，寄至国际新闻社转重庆、南洋各大报纸、杂志发表。昨天接国际新闻社来信言，各报纸读者对儿之文章大为赞扬。”5月30日，他又在家书中写道：“儿所写文章皆寄国际新闻社转至南洋、香港、云南、重庆的各报章杂志发表。该社屡次来信及电报，对儿文章颇为赞赏，稿费从优，促儿多写。此种工作虽艰苦，不落钱，但对个人事业颇有希望，只要努力干去，就可有收获。”
祖母年事已高，乔秋远时刻挂念，每次给家里写信几乎都要询问祖母的身体状况，叮嘱父亲照顾好祖母的生活，并且交代得很细致。如在徐州期间，他给父亲写信说：“祖母饮食营养费用不可俭省。去夏麦时四叔父特刊，致意于家中。近况如何，请来函谕知为祷。”1940年2月12日春节刚过，身在晋东南敌后战场的乔秋远思念祖母，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今天已是正月初五了，想家中一定过了一个很快乐的新年。‘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诗是多么令人思味啊！……祖母近吃肉否？服何滋养品？朝暮跟前不要离开人，以便呼唤方便。无论内外事情，能使祖母不与闻，更好。因为静心即可养福也。儿尚有将近百十元的稿费，不久即可寄来。寄来后可酌寄回去若干，以供祖母叔父吃肉的费用。因为家中钱，你们老是俭省舍不得用。”
第四，企业的财政预算管理可以激发各个部门的积极性。通过财政预算管理可以加强各个部门的凝聚力，但是各个部门的工作不同完成的工作的情况也各不相同。不同部门之间也会相互较劲。通过财政预算可以更好的反应出各个部门工作的完成情况。在加上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密切各个部门的信息共享。所有部门都想把更好的一面展现个大家，从而可以激发各个部门的积极性。
乔秋远曾与他四叔一起前往北平，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只身返回乡里，而四叔却留在了北平。所以他十分关心四叔的安危。1938年4月15日，他在徐州期间，向父亲写信询问：“四叔近有信否？颇念。远居外乡，何堪寂寞。父亲应常往北平写信，最好靠住三天五天一封，以慰叔父客中寂寞。儿终日奔波，未能常写信与叔父也。”其实四叔在北平隐姓埋名，做地下抗日工作，后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当噩耗传到老家后，乔秋远的父亲悲痛欲绝，曾有轻生念头。在晋东南八路军前方总政治部的乔秋远得知后，于1939年5月7日给父亲写信：“顷接霁东姑父由洛阳来信，知家中不幸。捧读之后悲感交集。……而今大战方酣，兵连祸结，北平晋南遥远千里，天涯地角，欲呼苍冥。时代给予人之生命何其悲伤如斯耶！四叔父数十年来，风霜雨雪，艰苦备尝，而今如斯，天耶命耶？吾不禁涕泗横流！……父亲悲痛之极，竟至轻生。儿闻之忧心如焚。烽火遍野，关山遥隔，为之奈何？希望节哀善自调养。现处此风雨飘摇时代，民族国家亦遭苦难，大战方殷，炮火连天，伤及万万流离失所，此种悲剧何止一家？”后来在多封家书中，乔秋远又谈及此事，安慰父亲。
儿子元庆尚在襁褓之中，乔秋远就外出教书、求学，后来驰骋在抗日战场，更是无缘教育儿子。他非常关心儿子的健康成长和学业。1940年8月，他第一次收到儿子写的信，非常高兴，在给儿子的回信中说：“你今年才10岁，年纪还小，只要知道留心上进，学好，将来定会成为一个有学问，能做大事的人。若潦草苟且，不努力，就成为一个没能力的浪荡孩子。那是多么不好！”1941年3月，乔秋远又一次接到儿子的来信，他回信说：“我很慰快地看完了你的来信。你竟然会写诗了，并且诗写得还很好，颇有诗的味道。足见你读书很知道用心。在这一年中，有了很快的进步。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在这遥远的敌后方，祝你活泼、快乐，更日有进步。”在信中，从读书学习、体育锻炼、生活卫生到品格培养诸方面都交代得很周到详细，身为人父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乔元庆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后来成长为大名鼎鼎的新华社高级记者，他署名周原，与穆青、冯健联合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成为传世名作。
1942年初，乔秋远被调到新华日报华北版、新华社华北分社任编辑。同年5月，日军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扫荡”，袭击八路军总部。在突围中，乔秋远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3岁。一同牺牲的还有左权将军和新华社华北分社社长何云及社内成员40多人。1985年5月，在太行山区的麻田镇西山村背靠千仞绝壁的山坡上耸立起“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正面镌杨尚昆题写的“太行新闻烈士永垂不朽！”背面刻写着烈士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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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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