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青:论生态美学的三个维度——兼论加塔利的“三重生态学”思想论文

张惠青:论生态美学的三个维度——兼论加塔利的“三重生态学”思想论文

摘 要:加塔利的“三重生态学”思想立足于人类世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语境,基于伦理美学范式下的生态智慧思想,为生态美学做出了从“狭义”的自然生态维度向“广义”的“自然-社会-精神”三维合一模式的理论转向: 自然生态维度建基于自然生态智慧,在机器式审美范式下彰显了自然生命进程和生态公平;社会生态维度建基于社会生态智慧,在群体爱欲原则下重建了人类社会和谐与社会公正;精神生态维度建基于精神生态智慧,在多元价值逻辑下重塑了精神价值体系并走向艺术化生存。三重生态维度在互动共生中走向“二律背反”,其中任何一个维度的展开,都会同时促进另外两个维度的完善,从而在外在生存环境和内在生命本体的“双向建构”中通达生态智慧,并最终实现人类生态的美学救赎。

关键词:生态美学; 三重生态学; 生态智慧; 伦理美学范式; 审美装配; 主体性生产

引 言

让我们从加塔利在《三重生态学》中列举的一则“章鱼”实验(TheThreeEcologies 28)开启整个篇章的论述。法国著名生物学家阿兰·邦巴尔(Alain Bomard)曾在电视节目上做过一个实验: 阿兰·邦巴尔制作了两个玻璃罐,一个盛满了那种可能是从法国马赛港汲取的污水,里面盛放着一条健康的、近乎活蹦乱跳的章鱼,另一个罐里则盛放着纯净的、未受污染的“正常”的海水。邦巴尔从“污水”里抓住章鱼,把它淹没在“正常”的海水中,几秒钟后,章鱼身体蜷缩,沉入罐底,死了。

这则看似简单的试验却蕴含了丰富的时代寓意,它象征性地描述了时代生态危机的真实语境。污水和纯净的海水,分别象征性地比拟了人类以工业革命为分水岭的两种生存环境,而那只在污水中活蹦乱跳、放入“正常”的水中顷刻间就死掉的章鱼,则象征着我们人类。试验中章鱼的命运告诉我们: 人类无可选择的生活在当今倍受环境污染困扰的人工环境中,想回到过去以重建工业革命以前的生活方式,无疑是荒谬的,甚或是死路一条。历史的回头路走不得,也注定回不去,正如加塔利所说:“尤其是在经历过数据处理、机器人革命和基因工程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全球化之后,无论是人类劳动还是自然栖息地,都再也回不到从前,甚至回不到几十年前。”(TheThreeEcologies29)

这则试验直击了当今生态美学研究的焦点问题——对象性的自然——生态美学所研究的“自然”早已不再是未曾经过“人工干预”的“纯粹”的自在自然(就像那罐纯净的海水),而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的“人类世自然”①(就像那罐污水),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人类业已步入一个人类世时代,人类已经成为改变地质和生态的主导力量。人类首先是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污染、地球变暖、能源危机、土地荒漠化和生物多样性沦丧,等等,无一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人类同时也是生态危机的反噬对象,经济效益驱动下的全球性消费加剧、史无前例的城镇化进程和大众媒体的盛行,都已然造成了人类社会关系的疏离以及人类主体性的沦丧。生态危机伴随着人类自身危机,无疑对人类世时代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也给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视角: 作为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早已走出单纯的从自然中寻求平衡的阶段,而应从人类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人类世自然中寻求新的观念和新的范式。也正是直面了当今时代的症候,加塔利在其《三重生态学》的尾页掷地有声地提议:“我们最终只能通过以下表述来规避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危机: 新兴的主体性;不断变异的社会场域;处于再造进程中的自然环境。”(TheThreeEcologies47)寥寥数语,于人与自然的双重尊重中给出了践行生态救赎的良策,与此书扉页中对生态智慧的提议形成首尾呼应:“只有一种存在于三重生态注册(自然环境、社会关系和人类主体性)之间的伦理与政治的联姻——我称之为生态智慧——才可能阐明这些问题(人类的诸多生态、生存危机)。”(18)由此,加塔利将时代生态危机作为一种“机缘”,致力于从真实的生存领域把脉生态危机的关键症候,给出了其基于三重生态学(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学)②之生态智慧的生态救赎之道,开启了人类世的后生态时代。

直面人类世时代复杂而全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发展生态美学理论的必由之道。以加塔利的三重生态学之生态智慧③对其进行“哲学引导”和“规范性研究”,不失为一种关键性尝试。生态智慧视角下的生态美学被划分为三个互补的维度: 自然生态维度,直面人类世自然的真实境况,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和精神生态维度,作为两个协同变量,分别从个体/群体的主体性入手,阐释了人类主体性对自然生态维度的能动的反作用;三个生态维度在同构互恰中走向“二律背反”,④它们遵循伦理美学范式的庇护,并以主体性生产为目标,致力于在新的生态逻辑下重塑人类存在。最终,三维转向使生态美学完成了由自然向人的生成,将人类生命本体的存在方式和心智模式都纳入与自然并置的位置,于自然、社会和精神三重生态维度建构出人类世时代生态的美学救赎之道。

一、生态美学的自然生态维度

生态美学的自然生态维度,指向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审美关系,其中的自然,是加上定语“人类世”之后的自然,亦即人类世自然。自然生态维度受加塔利的自然生态智慧(environmental ecosophy)⑤的哲学引导和理论规范,它仅仅构成“自然-社会-精神”三位一体的生态美学的一个层面,并不等同于一门独立的自然生态美学。人类世时代赋予自然生态学以广义生态学的内涵,加塔利甚至因此而主张把自然生态学重命名为机器生态学,在他看来,“宇宙和人类实践只曾有过机器的问题”,甚至“只有过战争机器的问题”,因为“自远古以来,‘自然’就一直在与生命交战!”为了积极的应对科技飞速进步和人口迅速增长对自然的双重冲击,加塔利把橄榄枝伸向“必须立即开始着手掌握机器界(mechanosphere)”(TheThreeEcologies 45)。在加塔利看来,生物圈和机器界(注: 二者的加权即为人类世自然)并肩存在于人类星球上,存在于一种时间、空间和能量坐标中,构成了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⑥要洞悉加塔利的机器生态学和机器界理念,需要回到加塔利与德勒兹的欲望生产理论: 他们用“机器”(machine)和“生产”(production)来解释“欲望”(desire),用欲望、机器和生产的三位一体来诠释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生命现象。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第一章“欲望机器”中对其机器论做了详细而生动的论述:“到处是各种机器,根本不是隐喻意义上的机器: 机器的机器,它们之间存在着种种耦合、种种连结。一台器官机器(machine-organe)被连接到一台发源机器(machine-source)上: 一台机器射出一股流,而另一台机器则中断这股流。”(德勒兹 加塔利71)在此,机器被等同于欲望之“流”驱动下的生命,它受强度逻辑支配,通过“流”这一强度的载体,在不同机器之间构成无止境的联系链条,联系的过程即为生产的过程,也是生命产生的过程。机器和生产都受欲望之“流”驱动,欲望决定了不同机器在相互联系中进行生产的倾向,欲望之“流”所驱动的机器构成“欲望机器”,实现欲望的生产则构成“欲望生产”(夏光22—23)。

机器论把世间万物都纳入由生命(欲望)之流(fluxes)所维系的欲望机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被展现为一副生生不息的欲望生产的生命场景。加塔利在其《反俄狄浦斯》中以“楞次(Lenz)漫步”为例,赋予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机器论式的诠释:“万物皆是机器。各种天体机器,天上的繁星或彩虹,阿尔卑斯山的机器,这些机器与他身体的各种机器相互耦合。[……]他没有把自然作为自然来经历,而是作为生产的进程(processus)来经历。不再有人,也不再有自然,只有彼此之中生产的、把种种机器进行耦合的进程”(德勒兹 加塔利72)。由此,机器论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诠释为人把自然“作为生产的进程”来经历的关系——人类世的时代语境下,则表现为人把生物圈和机器界“作为生产的进程”来经历的关系,这是一种生态(强度)逻辑下的深层生命的连接和装配关系,自然与人工、人类与非人类(动植物和无机界)不再有明确的边界,无所谓“人类中心”还是“自然中心”,人类与自然万物之间构成一种互惠共生、生成流变的生态关系。机器论视角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审美关系,也相应地表现为人对“作为生产的进程的自然”(简称: 自然生命进程)的审美体验,它是生态(强度)逻辑下人类有机体的各种“感官机器”与环境⑦中的各种“发源机器”之间相互耦合的产物,它打破了“主-客二分”的传统美感模式,把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审美关系构想为生产、装配和共生的“生物链”式关系,构成一种以内在性(interiority)的生成(becoming)为基础的、能动的(active)生态美感模式——生态逻辑(强度逻辑)支配下的机器式审美范式。

综上所述,本文从生态美学的内在审美机制入手,对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三个维度各自在生态审美装配中的作用,及其相互间的影响和关联作了论证。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三个维度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首先,三个维度在内在审美机制上形成互补性: 社会生态维度通过“因智而彰”,使生态审美成为一种规范性审美,可以有效地协同自然生态审美的达成;精神生态维度通过“因爱而美”,倡导所有物种的生态公平,成为自然生态审美的最佳旨归。其二,三个维度在外部关系上形成互补性: 个体主体性通过“艺术地生存”走向再特异化,使人类的精神价值体系走向多元化,有利于可持续心智模式的培养;个体主体性的特异性,就意味着群体主体性走向异质性,人类社会的关系就会变得“和而不同”——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和谐,人的生活方式更加多元,有利于可持续生活方式的培养。最终,生态美学走向“自然-社会-精神”三元合一模式: 三重生态维度在同构互恰中走向“二律背反”,任何一个维度的特定进展,就会同时促进另外两个维度的进展,最终实现了外在的生存环境和内在生命本体的双向完善。

必须加以强调的是,主体性生产的存在之域(T)和价值世界(U),之所以能够作为主体性生产迥异的两极,共同成就了人类主体性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走向持续的变异,究其根源,是因为二者分别对应于复杂的人类感知系统中截然不同的审美体验模式: 前者以一种一般性感知逻辑作用于存在之域(T)的形成;后者以一种变异的感动-情感逻辑作用于价值世界(T)的形成;此两者分别被安置在社会生态维度和精神生态维度内,协同自然生态维度共同完成生态审美,与此同时,使人类个体/群体主体性得以重塑。下文着眼于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双向建构”,就社会生态维度和精神生态维度展开论述: 一方面,着眼于生态审美对人类个体/群体主体性的建构,及其二者分别作为文化变量和精神变量对人类社会关系和人类精神价值体系的重塑;另一方面,着眼于此二者在迥然不同的审美体验模式支配下对生态审美产生的能动的反作用——社会生态维度通过“因智而彰”,使生态审美成为一种规范性审美,有效地促进了生态系统健康和生物多样性;精神生态维度通过“因爱而美”,去尊重和善待世间万物,最终走向所有物种的生态公平——这一生态美学的最佳旨归。

二、生态美学的社会生态维度

生态美学的社会生态维度,表现为人的社会性在审美装配中的内化,它关照了人类生命本体的存在方式,凸显了人的参与和在场。社会生态维度遵从加塔利的社会生态智慧(social ecosophy)⑩的哲学引导和理论规范,它仅仅是“自然-社会-精神”三位一体的生态美学的一个层面,并不等同于一门独立的社会生态美学。审美有机体作为感知点(体验的节点)在审美装配中所完成的“双重表述”,同时也是审美有机体与环境在审美欲望驱动下的装配与“耦合”,它表现为审美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双向建构”: 一方面,审美装配中的多重混沌褶皱共同塑造了审美有机体,重新泊定了人类的存在之域(T);另一方面,审美有机体通过生发出多重环境力量创造了环境,并将自身的身体、个性、情感投射于其中(详见上文: 经由混沌互渗对生态审美机制的论述)。之所以称之为“双向建构”,是因为上述过程是一种互相生成和互相塑造的过程,有机体以怎样的方式创造了环境,环境就以怎样的方式塑造有机体,也就决定了该有机体是怎样的有机体。此种意义上的审美装配乃“有机体与环境加权”式审美装配,它充分地体现在有机体与环境的“双向建构”上。

葛雷格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主张: 因为人类已经太长时间把“适者生存”作为其座右铭——这点被自由市场竞争发挥到极致——有鉴于此,人类要想可持续的生存,就必须把这一目标重新定位为“‘有机体+环境’式生存”。作为贝特森的忠实追随者,加塔利也正是基于这种“有机体与环境加权”式的生存观,来建构其三重生态智慧思想的。详见Guattari, TheThreeEcologies. 12.

对新疆人口就业的影响:截至2016年,新疆总人口2 398. 08万人,农业人口1 238. 61万人(其中农业从业人员492. 91万人),占总人数的51. 65%。2016年棉花每公顷家庭用工天数为34. 95日,雇工天数为103. 95日,情景A下,如果2020年与2025年棉花分别进口120万吨、150万吨,种植面积分别减少586. 67千hm2、733. 33千hm2,即工作日将分别减少8 146万日、10 183万日,如果一个人1年工作日按照245天(新疆地区减去1天肉孜节和1天古尔邦节假日)计算,相当于短期内就业人数将分别减少33. 25万人和41. 56万人。

精神生态智慧作为对精神的生态哲思,是加塔利精神生态学思想的集中体现。精神生态智慧致力于个体主体性的重塑,旨在“引领我们重塑主体与身体、幻想、时间的流逝、生命和死亡的‘奥秘’之间的关系”,促使人类主体性走向再特异化。详见Guattari,TheThreeEcologies. 23.基于此,精神生态智慧的具体原则为:“以一种前客体的、前个人的逻辑接近存在之域,这是一种被弗洛伊德描述为‘初级过程’的逻辑”,借以完成初级主体性生产。我们可以将此逻辑称之为“骑墙居中”(included middle)逻辑——黑与白不分,美与丑共存,内与外同构,“好”与“坏”比肩——一种多元价值逻辑。详见Guattari, TheThreeEcologies. 36.生态美学的精神生态维度正是建基于精神生态智慧之上。

伴随着一般性审美经验对人类的存在之域(T)的重新泊定,人类的“群体爱欲”(groupEros)也得以在审美装配中“投注”(cathexis)。加塔利将“不同规模的人群中情动的(affective)和语义(pragmatic)的投注”设定为社会生态学的基本原则——群体爱欲原则。他进而主张: 人类群体应该走出囿于“人学三角(我-你-他/她,父亲-母亲-孩子)”的、“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建立在血统识别和模仿基础上”的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s),代之于“向社会场域(socius)和混沌(Cosmos)全方位敞开自身的自我指涉主体群体(autoreferential subject-groups)”,方能实现“群体爱欲”之“关乎初级主体性(primary subjectivity)的特定的质的重塑(关联于精神生态学)”(TheThreeEcologies40)。在群体爱欲原则下,人类群体将情动(affect)或爱欲(Eros)作为一种多样化形态的生命本能,“投注”于审美装配中的事件、人物、运动、故事等复杂的审美情境(混沌褶皱)中,并从中完成了爱欲排遣和情感宣泄。审美装配作为人类群体从中全方位敞开自身的社会场域,成为一个情绪修复和心灵抚慰的疗愈空间,成为“社会病的诊断者,心灵的抚慰者,生活的解毒剂”(高建平80)。社会生态智慧之群体爱欲原则之所以能在生态审美中践行,是因为,感知的审美模式比其他任何感知模式都更有利于个体/群体的完整与和谐。群体爱欲原则下的审美装配犹如一个“爱之场域”,一个充满了无限创造力和生命活力的场所,人们在此共享群体生活和爱欲宣泄带来的快乐,人类的存在之域被重新泊定为一种相对的和谐状态,在审美启智中走向人类社会关系的和谐重建。社会和谐将进一步推进所有人类的社会公正,从而使生态美学拥有了伦理美学价值。

克莱尔·科勒布鲁克: 《导读德勒兹》,廖鸿飞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

三、生态美学的精神生态维度

生态美学的精神生态维度,是人的精神性在审美装配中的内化,它关照了人类生命本体的心智模式,凸显了人类主体性的潜在面向。精神生态维度遵从加塔利的精神生态智慧(mental ecosophy)的哲学引导和理论规范,它仅仅是“自然-社会-精神”三位一体的生态美学的一个层面,并不等同于一门独立的精神生态美学。在自然生命进程得以传达为审美经验的过程中,精神生态维度以一种情动逻辑关联于生态审美,产生了两种类型的生态审美经验中的一种——审美创造模式。情动逻辑关乎一种非人的、前个人的、变异的感动-情感(mutant percepts and affects),它独立于组织化的再现系统之外,以一种瞬间产生的、纯粹感性的、直觉顿悟的形式,在人类知觉系统中压倒一般性感知而占据优先权(Chaosmosis 93),直接影响了主体性生产之“价值世界”的形成,参与变异的主体性的生产。情动逻辑之所以能够通向审美创造,源于其迥异于审美再现的审美欲望装配,及其面向潜在生态学(virtual ecology)敞开的特点:“它们不分内在和外在。它们拥有无穷多个界面,并因此而隐藏了内部和外部。它们在所有话语性系统的根基处建构自身。它们是生成——可以理解为差异的发生源——被锚定在每个领域的中心,又处于不同的领域之间,以便强调它们的异质性”(92)。总之,情动逻辑下的审美创造致力于“生成-他者”(becoming-others),从而产生了变异的主体性之价值世界(U),它使人类主体的生命之流逃逸出熟悉的存在之域(T),回应其自身所不是之物,永不停息的向生成敞开。“生成-他者”包括生成动物、生成植物、生成机器以及生成人类,它把生态审美从对实存形式的感知拓延到自身所无法感知到的潜在性(virtuality)领域。知觉的潜在性面向的开启,能够让我们从“他者”的角度想象和思考生命,“我们就不再将自己当作是位于生命之上并与生命相对立的不变的感知者”,“我们将自己沉浸在生命的知觉之流之中”(科勒布鲁克155—56)。通过感知生命而超越人类去肯定生命,去尊重和善待世间万物,并因此而与其他物种达成“共情”,最终实现所有物种的生态公平(ecological justice)。至此,生态审美因情动逻辑而走向“因爱而美”。某种意义上讲,“因爱而美”代表了生态审美中的“审美无利害”维度,为生态审美在最大意义上葆有美学自律提供了可能。

价值世界(U)作为主体性生产的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ed)的一极,总以一种持续变异的张力,使审美有机体的存在之域(T)游离其固有的辖域(territory),通过持续的“生成-他者”使主体性走向再特异化(resingularization)。加塔利如此诠释了再特异化:“在每一个层面,无论是个体或群体,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关乎城市规划、艺术创作、体育等领域的再造中,在调查何为主体性生产的决定性因素时,每个案例都将矛头指向个体/群体的再特异化。”(TheThreeEcologie22)由此,加塔利将个体/群体的再特异化作为主体性生产的根本目标,旨在“逐渐激活被孤立和压抑的特异性(singularity)”(34),保护人类稀有的、特异的心智。加塔利最深刻的思想之一即为把“精神物种”作为“生态智慧的目标”:“我们怎样改变精神价值体系?我们怎样重建社会实践,使之回归人性中固有的责任意识——不仅对人类自身的生存负责,也同样为星球上其他生命的未来负责;不仅对动、植物物种负责,也同样为诸如音乐、艺术、电影、与时间的关系、对他者的爱与怜悯、融合于宇宙中心的感觉等精神物种负责?”(Chaosmosis 119-20)也正因如此,加塔利主张以“知识、文化、感知能力和社交能力的主体性生产”为核心,在三重生态逻辑的具体实践中“重塑人类精神价值体系(incorporeal value system)”(33),旨在“重新诠释主体性的价值世界(U),而不是永远屈从于经济利益的诱惑,从而使特异化过程重新找回其一致性(consisitency)”(47)。某种意义上讲,特异性就意味着以差异性和多样性克服匀质性和趋同性,以特异性为轴心重新定义人类不断变异的精神价值体系,亦即贯彻一种多元价值逻辑,以其对抗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单一价值逻辑。多元价值逻辑为人类主体营建了一种可持续心智模式,与社会生态维度之可持续生活方式互为补充,共同推进人类生态救赎。

“人类世的挑战是利用人类智慧来创造,从而使地球能够完成其21世纪的任务。”(埃亨21)面对人类世时代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的审美形态,都需要我们跨越一切定见和陈规,以无限的创造力给出生态救赎的理想答卷。加塔利的生态智慧正是这种推崇创造性的人类智慧,其伦理美学范式的根本要旨,即为向艺术家及其艺术实践学习,并将创造性拓展到艺术领域之外的真实生活领域,对“艺术地生存”的倡导正是这一理念的集中体现。加塔利的生态智慧反映在美学上就是对特异性美学的推崇,无论是对个体主体性的特异性的强调,还是对群体主体性的异质化的诉求,究其实质,就是一种以“多”对“一”的生态智慧的再现。这里的“多”,是一种多元价值逻辑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而“一”则是指,以“物欲”为中心的单一的价值逻辑和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单一的繁荣观。以“多”对“一”的智慧,是一种减法智慧,它实质上是对人的本性的“欲望消减”,这点一脉相承于加塔利的“欲望生产”理论。“欲望消减”究其实质是对人的本性的顺遂和疏导,它迥异于付诸道德律的捆绑和束缚,这或许正是加塔利之生态智慧的最高明之处。

对特异性的诉求构成了精神生态智慧的核心,也使生态美学走向伦理美学范式下的特异性美学。在加塔利看来,人类主体要通过异代生成(heterogenesis),完成一种持续再特异化的过程,一种与环境的相互关联中持续地适应、改变和改造自身的过程,最终在持续的“生成-他者”中走向特异性。在特异性美学的关照下,所有的存在者都只是生成-生命之流之中相对稳定的时刻,所有的存在都“首先是自主一致性的、自主确定的、展现于特定的他异性(alterity)关系中的自为(for-itself)存在”(Chaosmosis109)。“自为”存在构成加塔利之三重生态学的通用法则,正如加塔利所强调的:“我们在每个存在之域,都不是处于自我封闭的‘自在’(in-itself)状态,而是处于一种‘自为’状态,这是一种不确定的、有限的、独特的、特异化的存在,他是能分化为层级的无限重复,或者他能够向‘可栖居’的人类实践项目开放。正是这种开放性构成生态艺术的本质。”(TheThreeEcologies 36)由此,“自为”存在是一种横贯于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之所有维度中的存在,是永不停息的向生成敞开,是差异和对立的“永恒回归”(eternal return)。

通向“自为”存在的最有效途径是放弃科学(或伪科学)范式,代之于重拾伦理美学范式。伦理美学范式同时关注了伦理影响和审美创造: 前者强调责任和必要的参与,倡导各个相关领域的人都应该参与个人/群体的主体性生产;后者强调差异和创造的力量,认为“一切必须不断地创造,重新从头开始,否则,将陷入一种故步自封的死循环过程”(TheThreeEcologies26-27)。对创造性的诉求本就是加塔利的特异性美学的个中之意,因为特异性所包含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无不源于创造性。正因如此,加塔利主张我们应该向艺术家学习,从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实践和创作技巧中汲取创造性潜质,并强调应使创造性走出被艺术家所垄断的状态,从纯粹的艺术领域向其他领域乃至我们的生活领域拓延——我们应该向艺术家一样再创造我们的生活,使其走向特异化。当特异化美学入驻我们的生活领域的时候,我们也终将步入一种持续的“艺术地生存”的过程。“艺术地生存”一方面可以消解“适者生存”对地球生物圈的资源掠夺,并减轻资源分配不公所产生的社会矛盾(这点吻合了社会生态维度的诉求);另一方面,因其能动的创造性力量可以跨越一切定见和陈规,积极地直面人类世生态系统中一切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而不是被动地沦陷于暗淡的禁欲主义,或者在对冒犯自然的恐惧中亦步亦趋,流于不去破坏但也无作为的状态,最终在顺遂人性而非束缚人性的前提下,走向人类生态的美学救赎。

结 语

机器式审美范式以自然生命进程作为美感的基础,却无法从中得到美感,这是因为,自然生命进程作为机器式“装配”⑧的内容部分极具隐蔽性,它无法与人的形式经验相遇而达成审美判断。加塔利对机器语系(Φ)概念的设定,解决了这一难题。在加塔利看来,生物圈和机器界构成生活的真实世界,真实世界中充溢着代表能量-空间-时间的话语性的流(F)——自然生命进程就是在欲望之流(F)驱动下进行的,真实世界的机器表达即为代表机器的话语性的机器语系(Φ)。(Chaosmosis 26)机器语系(Φ)作为机器式“装配”的表达部分,见证了深奥的自然生命进程的本然样态,表现为自然的内在生命向外“涌现”之形态,因而能够被人类诉诸感官进行审美判断。就生态审美来说,机器语系(Φ)作为一种充满了生命的差异之流的混沌(chaos),构成加塔利和德勒兹所谓的“混沌宇宙”(chaosmos),是审美有机体得以沉浸其中的、容纳着所有审美情境及其相关要素的“激进的外部”,亦即加塔利所谓的审美装配(aesthetic assemblage)。审美装配(混沌宇宙)不断翻折出能动而活跃的混沌褶皱(chaosmic folding),混沌褶皱最初产生于混沌的力量与高度复杂性的力量的共存之中,经由无限速度的往返运动,震荡于混沌与复杂性之间,形成极富创造潜力的审美创造区域(主体化区域)。审美有机体作为感知点(体验的节点)面向审美装配(混沌宇宙)敞开,完成了一种双重表述(double articulation): 有机体动用全部感官向混沌与混沌褶皱的拓扑空间敞开,在审美体验中创造了“价值世界的超感无限性”;有机体通过形成一个作为“我”的自身形象得以被区分,在审美体验中创造了“存在之域的可感有限性”。作为主体性生产的本体论函子的价值世界(U),构成主体性生产的解辖域化一极,主宰着主体性的变异;作为主体性生产的本体论函子的存在之域(T),构成主体性生产的辖域化一极,主宰着主体性的持存;二者相互交叠于一种预设的“内在性平面”(plane of immanence)上,实现了有限性和无限性、混沌和复杂性的自体一致性(ontological consistency)。⑨综上所述,伦理美学范式下的生态审美就是一种“混沌互渗”,它在可感知的有限性的基础上把握无限性的创造潜力,在审美体验的同时生产着人类主体性。

早晨,苏穆武在和票友在唱京剧。苏穆武唱的是《马前泼水》朱买臣的一段:走上前来苦哀告,贤妻且把怒气消……

在公路路基加宽施工过程中,要想更好地进行土工格栅加筋优化处理,就要明确技术参数。例如:某公路属于双向四车道,在路基加宽施工期间,旧路基的宽度为26.1m,加宽目标为标准的双向八车道,加宽宽度设计为16m左右,填土高度设计成为5m左右,路基边坡坡度设计成为1∶1.6。在此期间应创建路基模型结构,将中心线作为对称轴,将板结构作为模型创设依据,实现数据信息的处理目的。

正如加塔利在《三重生态学》之尾页的醒世警句:“至少存在这样一种风险: 除非人类彻底地反思自身,否则人类历史将会终结”(TheThreeEcologies46)。让我们用100年前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短短200年的工业文明,人类因其遁天倍情为自己作了一个叫做生态危机的“茧”。人类能否凭借自己的爱与智慧破“茧”成蝶,抑或,被其所作之“茧”束缚于化蝶的途中,答案从来都不在人类主体性之外。我们把握我们能够把握的,其他的一切交由自然选择。

关于方程的教学,在20世纪90年代末,陈重穆先生就提出了一个观点:“淡化形式,注重实质”。对于方程而言,要淡化的是“含有未知数的等式”这一定义。他指出,“不必在文字叙述上下功夫,更不要把这些叙述当成方程的正式定义,予以拔高”[1]。张奠宙先生也多次撰文强调这一点,2011年,他对小学数学中的一些科学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就指出这一定义“只谈了方程的表面,实在不重要”。同时,他还指出方程的本质是为了求未知数,在已知数和未知数之间建立的一种等式关系[2]。2014年,他再次撰文强调了这一点[3]。

1.2.3 产量测定 一般油用牡丹定植3-4年开始结荚进入生产期,试验牡丹于2016年开始大量结荚,当年果荚7月底开始逐渐成熟。每种模式地块随机选择3个3 m×3 m大小的样方,分别于2016年8月2日、8月7日、8月12日将成熟果荚采摘带回实验室,阴凉处晾晒30 d。将牡丹籽与果荚分离,分别称重测产。

注释[Notes]

① 文中提出了人类世自然的新概念,并就人类世生态系统进行了定义:“作为生态学中的新兴生态系统,人类世生态系统是由人类行为、环境变化与外来物种的引入而引发形成的新的物种组合”。详见杰克·埃亨:“人类世城市生态系统: 其概念、定义和支持城市可持续性和弹性的策略”,《景观设计学》01(2016): 10—21.

② 本土学者鲁枢元先生也于2000年在他的《生态文艺学》里,通过对生态学实施“三分法”,提出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概念。并重点强调了精神生态作为一种促进生态系统健康、稳定发展的“精神变量”的作用,他指出:“精神生态”的研究对象为“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还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详见鲁枢元: 《生态文艺学》(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8页。鲁枢元先生虽然就三重生态各有论述,然而,却流于坐而论道,并没有提出规避生态危机的具体应对策略。鲁枢元之后,国内其他学者也从不同的维度就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有所发声,诸如: 牛庆燕提出以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组成的“生态大系统”重建生态平衡的观点;刘文良指出生态危机不仅仅限于自然生态危机,还有社会生态危机以及精神生态危机,并有见地地指出,应重视精神生态,由纯化“小宇宙”来净化“大宇宙”。所有这些观点,尽管没有明确地梳理出三重生态学的具体实施策略,但都已经包涵了对生态学进行三重分化的思想因子。就生态美学来说,刘成纪在其《生态美学的理论危机与再造途径》中,也表达了把生态美“三分”的意向,他主张将生态美学作为:“从自然审美出发,逐步向社会及人的精神展开的理论形态。”详见刘成纪:“生态美学的理论危机与再造途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011): 11。

2013年,永康市已列入创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县(2013—2017年),计划投入495亿资金,在全市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推广,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水污染。目前,已将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25项指标纳入创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县实施方案,以期能够稳定有效地贯彻实施。

③ 加塔利在其著作《三重生态学》,尤其是其封山之作《混沌互渗》中,对生态智慧思想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加塔利的生态智慧是一种伦理美学范式庇护下基于“三重生态学”思想的全局性生态智慧,生态智慧的目标最终落脚到主体性生产,被安置在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三重向度内展开,分别表现为自然生态智慧、社会生态智慧和精神生态智慧。伦理美学范式作为加塔利终生理论的汇总与升华,最初来自于加塔利在拉博德诊所的精神分析实践,继而以福柯的“生存美学”为理论参照系延伸到对艺术领域的思考,最终以“混沌互渗”(Chaosmosis)概念为支点上升到本体论思考。主体性生产是加塔利毕生研究的起点和落脚点,也是贯穿包括《三重生态学》和《混沌互渗》在内的几乎所有著作的一条逻辑主线。加塔利在伦理美学范式指导下,利用其机器性“装配”(assemblage)理念,绘制了主体性生产的“四象限装配模型”: 将主体性生产的四个本体论函子分别安置于纵、横坐标轴所界定的四个象限内,它们分别为: 机器语系(machinic Phylums,简写为Φ)、价值世界(incorporeal Universes,简写为U)、存在之域(existential Territories,简写为T)和流(Fluxes,简写为F)。完成了其主体性生产的元模式化(metamodeling)的理论构想。关于主体性生产理论,国内学者董树宝在其博士论文《加塔利与主体性生产》中对于加塔利的主体性生产理论做了系统的梳理,该论文建基于加塔利的著作《混沌互渗》之上,是笔者研究加塔利的生态智慧思想的理论资源之一。

④ 加塔利将三重生态学的一般原则确立为: 我们面临的每个存在之域,不是作为某种自我封闭的“自在”(in-itself)状态,而是作为一种以开放性为本质特点的“自为”(for-itself)状态。此原则指向生态智慧的各层面之间,或者三重生态学各视角之间的“二律背反”原则问题。详见Félix Guattari. TheThreeEcologies. Trans. L. Pindar and P. Sutton(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36.

⑤ 自然生态智慧作为对自然的生态哲思,是加塔利自然生态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加塔利基于一种横贯性思维,赋予自然生态智慧一种广义生态学视角下的全局性生态智慧的特征,在肯定生态保护运动的价值的同时,旨在“彻底分散社会斗争和寻求回归自己心灵的路径”。详见Guattari, TheThreeEcologies, 35.基于此,加塔利将自然生态学的具体原则落定为:“相信一切皆有可能——无论是最严峻的灾害还是最灵活的演进。”为了顺应“自然平衡越来越依赖于人工干预”的新时代,加塔利甚至主张将自然生态学重新命名为机器生态学。与此同时,为了对“人工干预”(诸如创建新的动、植物物种等)施之于合理的规定和约束,生态伦理被提上与政治同等重要的日程。详见Guattari, TheThreeEcologies, 45.生态美学的自然生态维度正是建基于自然生态智慧之上,同时引入了加塔利的审美装配和主体性生产理论,从深层审美机制层面做了本体论意义上的论述。

⑥ 关于生物圈和机器界构成了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详见Félix Guattari. Chaosmosis:AnEthico-aestheticParadigm. Trans. P. Bains and J. Pefanis(Sydney: Power Publications, 2006),51.必须要强调的是: 人类世时代语境下,生物圈与机器界的加权,在内涵和外延上等同于人类世自然。下文为了行文方便,仍然沿用“自然”这一概念,而不是以“人类世自然”或“生物圈和机器界”作为概念替换,是为了在行文逻辑上与文中的“引文”取得概念上的一致性,同时保证行文流畅。

⑦ 这里的“环境”可以理解为: 生物圈与机器界加权式的人类世自然环境。

⑧ 在《反俄狄浦斯》一书中,加塔利和德勒兹开始构建一种以欲望机器为中心的精神分裂分析;从《卡夫卡,朝向一种少数文学》开始,他们以“装配”取代“欲望机器”,使“装配”成为精神分裂分析的重要概念之一。加塔利通过坐标系对“装配”的阐释如下: 1)坐标横轴上,标示了装配所存在的两个不同系列: 其一为内容部分,“是身体/物体的、行动的、激情的机器性装配,是彼此相互作用的身体/物体的混合”;其二为表达部分,“是多样性的表述装配,关涉到行为和陈述,是被归属于身体/物体的非形体的转化。”2)坐标纵轴上,标示了辖域化、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相互运作,“一方面,装配那些辖域化或再辖域化的方面,它们稳定了装配;另一方面,装配还具有解辖域化的特点,它们解体了装配。”详见董树宝:“从结构到机器: 论加塔利的审美范式”,《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2016): 24—27.

⑨ 上述分析亦可参考拙作“混沌互渗: 走向主体性生产的生态美学”一文,《浙江社会科学》8(2017): 141—47;人大复印资料《美学》10(2017): 56—62。根据加塔利伦理美学范式下的混沌互渗理论,生态审美亦即一种混沌互渗,审美体验的过程也是主体性生产的过程。加塔利在其《混沌互渗》中,在围绕主体性生产对混沌互渗的详细阐释中,对其伦理美学范式做了本体论思考。详见Guattari, Chaosmosis:AnEthico-aestheticParadigm. 110-11.

⑩ 社会生态智慧作为对社会的生态哲思,是加塔利社会生态学思想的集中体现。社会生态学致力于“开拓能够改造和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具体实践”,“不但通过通信干预,而且通过主体性所驱动的存在突变,从真正意义上重建‘群体存在’的形态”,亦即重塑群体主体性。详见Guattari,TheThreeEcologies. 22.基于此,加塔利把社会生态智慧的具体原则设定为:“关注不同规模的人群中的情动的(affective)和语用的(pragmatic)的投注(cathexis)的发展”,这是一种关联于弗洛伊德的初级过程理论和无意识系统的群体爱欲原则。详见Guattari,TheThreeEcologies. 41.生态美学的社会生态维度正是建基于社会生态智慧之上。

3、加强人才培养,提高网络核专家的数量和质量。全球网络安全人才的竞争激烈,在每一个拥有核设施的国家均培养和保持一支必要的人才队伍将会很困难。因此,相关国家和核设施领导者应考虑相应的替代措施,以填补相应的人才缺口,例如签署相互支持协议,对工作人员进行技能培养。

在自然生命进程经由机器语系(Φ)的深邃之形得以传达为审美经验的过程中,社会生态维度以一种一般性感知逻辑关联于生态审美,产生了两种类型的生态审美经验中的一种——审美再现模式。人类审美偏好左右下的一般性感知,倾向于感知某些感兴趣的、可辨识的、重复出现的对象,并把它们归于一种日常概念(科勒布鲁克30)。审美再现作为一般性审美经验关联于一般主体性生产,参与了主体性生产之存在之域(T)的形成,与此同时,经由“双向建构”,将人的社会性存在——教育背景、知识经验、文化习俗、信仰体系,等等——以文化变量(影响审美感知力的文化要素)的形式投射于审美装配中,将其建构为一种文化-知觉系统,并能动地反作用于生态审美过程。此文化变量协调生态审美的过程,集中地体现在科学知识(尤其是生态学知识)对审美有机体的知觉敏感性的拓展,以及对知觉辨识力的影响上。这些科学知识与知觉联结在一起,形成了感知与认知的互补性,以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认知价值助益于一般性审美经验的达成,致力于对审美对象的意义或信息的揭示和再现。一般性审美经验在建构人类存在之域(T)的同时,使生态审美在认知价值的协同下走向“因智而彰”,赋予生态审美以规范性审美的身份特征。“因智而彰”表现在通过生态知识激发人的审美感知力,或通过生态伦理提高人的生态意识,使审美有机体能够在因循自然生命进程的环境中获得审美愉悦,积极地推进了自然生态智慧的实现(促进生态系统健康和生物多样性),并间接促进了精神生态智慧的实现(促进精神健康和人类福祉)。

阿诺德·柏林特在其《对环境的生态理解与生态美学建构》一文中,论及影响审美感受力的三个要素分别为: 知觉的敏感性、知觉的辨识力和情感的敏感性,对照该文于此书第58页的英文版,审美感受力的英文为“Sensibility”,笔者认为,该单词的准确翻译应为“审美感知力”。详见程相占等: 《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2页。

对虾生长速度慢:对虾生长缓慢与水温、气压、溶氧、密度、饲料、水质、底质等密切相关。可经常拌喂营养性产品,增强抵抗力、免疫力、促进生长。

综上所述,Netrin-1联合Kim-1对新生儿窒息后AKI风险预测效果比较理想,敏感度、特异度高,有利于及时发现AKI,有针对性地调整治疗方案,改善预后,降低死亡率。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杰克·埃亨:“人类世城市生态系统: 其概念、定义和支持城市可持续性和弹性的策略”,《景观设计学》1(2016): 10—21。

[Ahern, Jack. “Novel Urban Ecosystems: Concepts, Definitions and a Strategy to Support UrbanSus-tainability and Resilience.” LandscapeArchitectureFrontiers 1(2016): 10-21.]

伦理美学范式下人类社会关系的重建,把人类的社会命运置于生态思维的核心,致力于可持续生活方式的倡导。正如加塔利对社会生态智慧的阐释:“社会生态智慧在于开拓能够改造和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具体实践[……]真正地重建‘群体存在’形态”(TheThreeEcologies22)。此种意义上讲,通过审美实践推进个体主体性走向“再特异化”(resingularization)(参见下文),进而促使群体主体性走向“异质性”(heterogeneity),从而使人类社会关系因差异性和多样性而走向“和而不同”的局面——特异化的自由人格、异质性的社会关系、新的消费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个体的每一个“存在之域”的重新泊定,就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确立,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生活方式,最终使全部人类走向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可持续生活方式重新定义了人类世的繁荣,它以一种多样性生活方式削弱了单一的“物欲”对人类的束缚和规约,使人类走出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发展窠臼。可持续生活方式从生态美学的社会生态维度推进了人类生态救赎。

[Colebrook, Claire. GillesDeleuze. Trans. Liao Hongfei.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吉尔·德勒兹 菲利克斯·加塔利:“反俄狄浦斯·欲望机器(上)”,董树宝译,《上海文化》8(2015): 71—86。

GE Ai-qing, ZHANG Dan-feng, CHEN Ji-gang, YU Ming-kun, HU Guo-han, HOU Li-jun, LU Yi-cheng, WANG Jun-yu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and Desiring Machine (Part 1).” Trans. Dong Shubao. ShanghaiCulture 8(2015): 71-86.]

高建平:“生态、城市与美学的救赎”,《探索与争鸣》3(2013): 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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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ttari, Félix. Chaosmosis:AnEthico-Aesthetic-Paradigm. Trans. Paul Bains and Julian Pefanis. Sydney: Power Publications, 2006.

- - -. TheThreeEcologies. Trans. Ian Pindar and Paul Sutton.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种植密度对春玉米广德5干物质积累量和产量的影响… 张向前,贾 凯,路战远,郭晓霞,白岚方,程玉臣,孙峰成,郭小刚(10)

每个智能光纤托盘可连接12路光纤,12路由DS2431组成的eID电子标签分别安装在12路光纤连接器上,eID通过两根针脚与活动连接器连通,最后连接到智能光纤托盘内部的控制电路板。图2是智能光纤托盘光纤eID安装示意图,a和b为光纤一体化托盘原有配件,其他为加装部分。

夏光:“德鲁兹和伽塔里的精神分裂分析学(上)”,《国外社会科学》2(2007): 21—32。

[Xia, Guang. “Deleuze and Guattari’s Schizoanalysis(Part 1).”SocialSciencesAbroad 2(2007): 21-32.]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al context of human-nature relation in the epoch of the Anthropoceneand and the thought of ecosophy in the ethico-aesthetic paradigm, Félix Guattari’s thought of “The Three Ecologies” leads to the theoretical transformation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from environmental ecological dimension in a narrow sense to a generalized ecological model composed of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mental ecological dimensions. Based on environmental ecosophy, the environmental ecological dimension follows the machinic aesthetic paradigm and serves the purpose of presenting thenatural process and ecological justice for all species. Based on social ecosophy, thesocial ecological dimension followsthe group Eros principle and serves the purpose of reconstructing human social harmony and social justice for all peoples. Based on mental ecosophy, the mental ecological dimension follows the multivalent logic and serves the purpose of reshaping the incorporeal value system and stepping into aesthetico-existential process. The three ecological visions are three complementary headings which are situated in antinomies, and thus the reconquest of a degree of creative autonomy in one particular dimension encourages conquests in other two dimensions. Consequently, ecosophy is achieved by means of double reconstruction ofthe exterior living environment and the interior life ontology, and the aesthetic redemption of ecological crisis is realized in the end.

Keywords: ecologicalaesthetics; The Three Ecologies; ecosophy; ethico-aesthetic paradigm; aesthetic assemblag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作者简介:张惠青,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生态哲学与生态美学、可持续能源景观与景观美学、自创生态空间与建筑空间美学研究。通讯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二环南路3456号外海蝶泉山庄4区1号楼3单元302室,邮政编码: 250100,电子邮箱: 626261572@qq.com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形态研究”[项目编号:18ZDA024]的阶段性成果。

Title:Three Dimensions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Félix Guattari’s Thought of “The Three Ecologies”

AuthorZhangHuiqi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Art of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Her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asareecosophy and ecological aesthetics, sustainable energy landscapes and landscape aesthetics, and autopoietic space and architectural space aesthetics. Address: Room 302, Unit 3, Building 1, Block 4, Waihai Diequan Mountain Villa, No.3456, Erhuan South Road, Jinan, Shangdong Province 250100, China. Email: 626261572@qq.com This article is funded by the Major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18ZDA024).

(责任编辑: 王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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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青:论生态美学的三个维度——兼论加塔利的“三重生态学”思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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