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理想国》中有关正义的漫长对话正式开始之前，柏拉图安排了一个富有深意的开篇。在这个开篇中，柏拉图所呈现给我们的是苏格拉底的审判、雅典的战争记忆和哲人的下降等诸多问题。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摧毁了雅典的现实政治，更败坏了传统的德性，苏格拉底也在战后被判死刑，雅典社会在现实和精神两个层面都危机重重。正是在这样“礼崩乐坏”的背景之下，柏拉图安排了苏格拉底这位哲人的“下降”，同时也开启了政治哲学的解救之路。
关键词：《理想国》；申辩；伯罗奔尼撒战争；下降
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名哲言行录》中记载：“欧佛里翁和帕奈提乌说，有人发现《理想国》的开头修改并重写了好几次。”〔1〕现在我们很难确定拉尔修所说的“开头”具体指的是哪一部分，也无法完全确证这一说法的真实性。但是即使不考虑他的这一说法，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柏拉图在《理想国》开篇的文字中隐藏了大量的信息。事实上，如果认真研读《理想国》的开篇，我们会发现，柏拉图将苏格拉底的审判、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广阔背景和作为全书非常重要的“下降”主题都融入了其中，因而既有历史的沧桑之感，又或隐或显地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蕴含其中，从而拉开了有关“正义”问题讨论的大幕。本文将以上述三个方面为切入点，展开对《理想国》开篇的讨论，具体对应于《理想国》开篇的327A1－328B3部分。
一、柏拉图的“申辩”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呈现给我们的第一句话是“苏格拉底：昨天，我跟阿里斯同的儿子格劳孔一块儿来到比雷埃夫斯港，参加向女神的献祭，同时观看赛会”。 （327A）〔2〕《理想国》全书可以看作是一场有关“正义”的漫长对话，而开篇的这句话却恰恰告诉我们，整场对话都来源于苏格拉底个人的回忆。“回忆”往往不同于随意的编造，试图引导和教化众人的苏格拉底，在“回忆”的过程中会刻意调整讲述的方式、对话的顺序乃至回忆的内容，从而以一种主动的方式使得整个“回忆”本身构成一场最终的教化。因此，如郝岚所说：“《王制》的叙事结构强调了苏格拉底通过回忆对先前经验的挪用，同时也要求我们注意他如何一步步将这一素材刻画为一个具有统一形式的故事。换言之，苏格拉底的回忆既不是被动的，也不是零碎的；它主动要去把握这一经验的内在连贯性。在《王制》中，叙事是苏格拉底用以阐述哲学理解的方式。苏格拉底逐字逐句进行回忆，为我们保留下整场对话，这一行为本身预示了‘回忆’在较为宽泛意义上成为哲学的主题。”〔3〕似乎，柏拉图在开篇就提醒我们，《理想国》中这场漫长的对话本身就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整体，因而需要读者耐心、细致地去阅读文本并理解隐藏在其背后的、柏拉图真正想传达给我们的“知识”——有关“正义”的知识。
10月26日，中国饲料工业协会批准发布《仔猪、生长育肥猪配合饲料》、《蛋鸡、肉鸡配合饲料》两项团体标准，下调了饲料中粗蛋白比例下限，同时增设了上限规定。
和苏格拉底一起来到比雷埃夫斯港的人物颇为耐人寻味——阿里斯同的儿子、柏拉图的兄弟——格劳孔。在整部《理想国》中，格劳孔是核心的对话者之一。今天我们已无法完全确证格劳孔的具体生平细节，但色诺芬在他的《回忆苏格拉底》中记载到：“阿里斯通的儿子格劳孔还不到20岁，由于一心想在城邦政府中做一名领袖向群众演讲，他的亲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制止他，从而使他免得闹出被人从讲坛上拖下来的笑话；只有苏格拉底为了哈尔米戴斯和柏拉图的缘故善意地关怀，并制止了他。”（3.6）〔4〕——一个充满政治欲望的形象跃然纸上。与色诺芬的记载相对应，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鲜明的形象：格劳孔在第二卷的开篇跟随色拉叙马霍斯的脚步鲁莽并毫无节制地为不正义的生活“辩护”，紧接着表达对“健康城邦”的不满而追求享乐与奢华（发高烧）的城邦；而当苏格拉底在第八卷阐释与好胜的荣誉政体相对应的个人时，阿德曼托斯直接指出“这种人在好胜这一点上，近似格劳孔。”（548D）〔2〕——在柏拉图的笔下，格劳孔是一个有着强烈世俗生活欲望的典型。如果说《理想国》全书从教育的维度出发所要阐明的是“理性”控制“激情”和“欲望”从而达到正义的话，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推测，代表“理性”的苏格拉底将充斥着“欲望”和“激情”的格劳孔带到比雷埃夫斯港，去观看一场“奇怪的”赛会，最终目的是为了教化格劳孔。在《城邦与人》一书中，施特劳斯曾写道：“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可能与非常想要下去的格劳孔一起下到比雷埃夫斯港，为的是找到一个不那么唐突的机会治愈他极端的政治抱负。《理想国》为各种形式的政治抱负提供了最好的治疗。（p.65）”〔5〕在笔者看来，格劳孔的形象代表了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各种世俗欲望的、最普遍的大众形象，因而柏拉图在开篇就告诉我们，苏格拉底的哲学教化在本质上所面向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个体，以及我们的生活本身。
构成教化的关键环节在于这场“献祭”的活动，那么这场与虔敬相关的活动何以会显得如此“奇怪”？
提到有关雅典的女神，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的是雅典娜，而柏拉图也一直没有明确指出雅典人在这里所献祭的女神具体是谁。直到第一卷的结尾，色拉叙马霍斯的正义观被苏格拉底驳倒之后说：“你就把这个当作朋迪斯节的盛宴吧！”（354A）〔2〕从而才使我们得知，雅典人在这时所献祭的是朋迪斯女神。朋迪斯女神并非雅典本地的神灵——色雷斯地方的神，换言之，雅典人在比雷埃夫斯港这个全希腊最大的港口，非常“虔敬”地祭祀着一位外邦之神。这似乎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雅典人指控苏格拉底的两个罪名：败坏青年和不敬城邦所敬之神，正是这两项罪名，使得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被判处死刑。尼柯尔斯在《苏格拉底与政治共同体》中写道：“柏拉图选择这个时间、地点作为对话的场景，暗中指责了雅典人的堕落。雅典城邦指控苏格拉底的理由是，他将新神引入城邦，而柏拉图指出，雅典人这么做无疑是在打自己的耳光，因为城邦本身也在引入新神，至少是对崇拜外邦神的做法表示宽容……”〔6〕《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记载，苏格拉底以长篇的“申辩”为自己辩护并试图教化雅典民众，而《理想国》开篇的第一句话，柏拉图通过一个刻意为之的历史场景，似乎就已经在为他的老师进行辩护：雅典人控告苏格拉底败坏青年，而苏格拉底却带着充满欲望和激情的格劳孔下到比雷埃夫斯港从而试图教育他；雅典人控告苏格拉底不敬城邦所敬之神，但此时雅典民众却在此光明正大地祭祀外邦之神，而丝毫没有考虑这种祭祀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是否可能对青年的德性形成不良影响。当苏格拉底的审判已成为雅典尘封的记忆时，我们在此隐隐可以听到柏拉图的发问：究竟是谁在败坏青年？又是谁在行不虔敬之事进而危害城邦？
最后，进一步通过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的变化，结果如图3C所示：LFS-01处理后JeKo-1细胞出现了明显的细胞核浓缩现象，这一现象是细胞发生凋亡的特征之一[21]。
如果正如Nickolas Pappas所言，公元前430年朋迪斯女神被雅典立法作为公共崇拜引入，而柏拉图在《理想国》开篇又告诉我们雅典人是第一次庆祝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柏拉图笔下的这场祭祀就发生在公元前430年左右，并且很有可能是在公元前429年。而伯罗奔尼撒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从一开始就笼罩了雅典——战争开始不久的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去世。修昔底德这样评述伯里克利：“他的贤明和他有名的廉洁，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是他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因为他从来没有从不良的动机出发来追求权力，所以他没有逢迎他们的必要：事实上他这样崇高地受人尊敬，以至于他可以对他们发出怒言，可以提出反对他们的意见。”〔10〕伯里克利的去世，并不仅仅是使得雅典丧失了一位领导人，更大的问题在于雅典政坛群龙无首，克里昂、尼西阿斯、亚西比德先后上台，“但是他的继承人，彼此都是平等的，而每个人都想要居于首要的地位，所以他们采取笼络群众的手段，结果使他们丧失对公众事务的实际领导权”。〔10〕克里昂带兵出征客死异乡，尼西阿斯主导下的西西里远征以雅典空前的惨败告终，亚西比德因为“赫尔墨斯神像”事件这样莫须有的罪名而和祖国决裂，而在这些事件背后的，实质上是雅典政坛此起彼伏的争权夺利，党争迭起。在《梅尼克齐努士》这篇对话中，柏拉图直言道：“在实际上，只是由于我们内部的纷争，而不是出于别人之手，才弄到我们失去光彩；在别人手下，我们直到今天还是不曾失败过，我们乃是自己打败自己、自己被自己打败的。”〔12〕内部的党争直接导致了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而与党争密切相关的，是雅典直接民主制不断深化之后所带来的混乱。出生于公元前427年的柏拉图，所直面的正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痛苦记忆和雅典现实社会的混乱。当柏拉图在《理想国》的开篇通过朋迪斯女神的祭祀事件唤起这份“战争记忆”的时候，是否想到了曾经以智慧引导雅典民众的伯里克利以及属于雅典的那个黄金时代？
二、《理想国》开篇中的战争记忆
顾寿观先生的译本将第一句话译为“昨天，我和格劳康，阿里斯通的儿子，一起走下去到普埃依拉埃厄”，〔13〕“下去”一词在全书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英译本译作“went down”，而古希腊语中则是“kateben”。
在笔者看来，“下去”一词具有以下几层含义：
那么雅典人为何要祭祀朋迪斯女神？而比雷埃夫斯港又有怎样的寓意？这场祭祀本身又反映了怎样的现实背景和历史记忆？这些问题，都将与雅典人的战争记忆密切相关。
因此，柏拉图在《理想国》开篇所呈现给我们的“战争记忆”，不仅仅指向城邦在政治层面的危机，同样也反映了宗教、道德和灵魂的危机。柏拉图在为我们描绘了这场祭祀表面的安宁、祥和之后，所真正要呈现的是隐藏在背后的“礼崩乐坏”。对柏拉图而言，当时的雅典正如《理想国》第二卷中所说的“奢侈的城邦”一般“发高烧”，《理想国》中“正义的城邦”与“正义的个体”所应对的正是现实城邦中人的内在灵魂秩序问题。而苏格拉底的哲学，本质上就是对一切“礼崩乐坏”社会的诊断与治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哲人苏格拉底开始了他的“下降”之旅，而开篇中苏格拉底的“下降”呈现了丰富而深刻的涵义……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的公元前431年，伯里克利发表了著名的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表达了对雅典制度的赞颂，他说道：“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的人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10〕“我可断言，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我可断言，我们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在表现独立自主的时候，能够特别地表现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10〕伯里克利的演说，可以看作是对雅典最辉煌时代的追忆，可以看作是对曾经伟大的雅典及其良善的政治制度的赞颂，也可以看作是激励雅典民众去追求伯罗奔尼撒战争胜利进而重塑伟大政治德性的期许，甚至可以看作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做的一样——由于现实社会的混乱和无力，所以需要描绘良善的政治制度以提供努力与追求的模型。但是无论如何，伯里克利的这番言辞不可能是完全实然地对当时现实雅典社会的描述，因为通过“春秋笔法”，修昔底德在这样的溢美之词之后立刻描述了瘟疫发生后的彻底混乱：“因为这个灾祸有这样压倒的力量，以致人们不知道下一次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对于宗教上或法律上的每条规则都毫不关心。”〔10〕“对神的敬畏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拘束的力量了。至于神祇，他们认为敬神和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看见好人和坏人毫无区别地一样死亡。”〔10〕——瘟疫所带来的混乱似乎是对伯里克利葬礼演说的直接“嘲讽”，又或者说是黄金时代的雅典和现实雅典的直接对照。换言之，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军事和政治上的失利，更重要的，还有雅典人内在灵魂的混乱，宗教的虔诚、往日的德性随着战争的爆发都一去不返。
人们对未完成任务的记忆比已经完成任务的记忆保持的更好，这种现象常被称为“未完成效应”又叫做“蔡格尼克效应”。这就是调动并维持学生积极性的一大重要心理机制，它能够使学生持续关注学习、主动参与教学活动。
测量刻度为1～5分的李克特量表得分均值在1～2.4代表反对态度，2.5～3.4代表中立态度，3.5～5代表赞同态度[39]。通过表3各题项的得分均值可以看出，除了“昆明饮食很好”1项为3.47以外，其余项得分均值在3.6～4.38，经计算，校园尺度量表的总均值为3.9，城市尺度量表的总均值为3.89，故总体来看，留学生对云南大学和对昆明的感觉比较好，对学校比对城市的感知评价更高。
三、哲人下降
《理想国》的这一开篇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密切相关，这种关联性首先就体现在整个对话发生的时间。虽然柏拉图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整场对话发生的具体时间，但是《理想国》开篇有关朋迪斯女神的祭祀这一场景却间接地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时间范围。有关朋迪斯女神被引入雅典的时间，以及雅典人第一次祭祀的时间，在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泰勒认为，“（根据种种原因）所有这些需要考虑的事凑合起来，暗示设想的谈话年代一定是尼西阿斯合约（公元前421年）或公元前422年以前的休战时期。……苏格拉底必须被认为不过是在中年，大约50岁”。〔7〕而沃格林的说法则是“随着伯里克利统治下雅典海上力量的发展，外邦的商人和工人大量涌入，比雷埃夫斯发展起来。色雷斯的商人、海员和港口工人带来了本狄斯的宗教崇拜。雅典一直认为它是公共的宗教崇拜，至少自公元前429年－前428年以来，公民中有不少信徒。色雷斯人和公民的宗教崇拜兄弟会已经形成，现在他们组织大型的公共庆典来纪念朋迪斯”。〔8〕更为明确的一个说法来自学者Nickolas Pappas，“在公元前430年的雅典公民大会上，通过立法接受了外来神祇朋迪斯，将其纳入雅典的传统神祇之列。而在此法案通过的三年以前，一批居住在比雷埃夫斯港的色雷斯人，就曾获准在雅典城墙内建起第一座供奉月神朋迪斯的私人庙宇。这种允许外来神祇与宗教进入城邦的做法，对雅典公共宗教无疑是一大变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出于政治与战争的需要。当时，在政治上，色雷斯国王已与雅典结盟，赞同一起应对斯巴达的进攻；在战争上，雅典人一开始就知道取胜的关键有赖于自己的强大海军。但是雅典舰队缺少所需的燃料木材，而色雷斯人拥有丰富的木材。因此，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几年后，雅典人出于实际的政治考量和战争需要，在联合色雷斯城邦共同对敌的同时，不仅提升了月神朋迪斯的宗教地位，而且计划为其举办公共节庆”。〔9〕以上几位学者为我们提供了各自不同的观点，今天我们很难完全确证柏拉图为这场对话设置的背景究竟是在具体哪一年，但是根据以上学者的论述，我们可以首先看到的是对话发生的一个宏观背景——伯罗奔尼撒战争。
公元前431年开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仅是雅典帝国走向衰败的转折点，也是希腊世界开始走向没落的开始。不同于以往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世界内部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而在这个过程中，昔日马拉松时代的辉煌也随着战争的进程不断退居历史的幕后，随之而来的是党争、杀戮、阴谋与民主制度下的混乱。所以所谓“转折”，不仅意味着外在形式的由盛而衰，同样意味着古典希腊的文明乃至德性都逐渐走向滑坡。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这样记载：“过去最伟大的战争是波斯战争，但是那次战争在两次海军战役和两次陆军战役中就迅速地决定了胜负。而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继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并且在整个过程中，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痛苦。过去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城市被攻陷，被破坏，有些是外族军队做的，有些是希腊国家自己做的；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流亡者；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生命的丧失……战争爆发后，所有这一切的灾难都一齐降到希腊来了。”〔10〕从修昔底德本人对于整场战争的记述来看，所谓的“伟大”显得异常讽刺，因为这份“伟大”并未给希腊世界带来任何值得流传后世的荣耀，反而呈现了一出由辉煌走向没落的“希腊悲剧”。或许“修昔底德所谓的‘最伟大的战争’并非仅指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更意味着最多的灾难和痛苦”。〔11〕
众所周知，良好的信用体系是企业稳定发展的前提，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情况，企业需要建立健全商业信用制度，以赢得广大客户的信任，促进企业产品的销售。在市场竞争中，各企业间的竞争，其实无非是为了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而提高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就必须销售企业产品。应收账款作为企业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制度，需要一个健全的信用制度，才能够保障企业资金的流出能够收回。赊销是应收账款的一个重要手段，企业为了减少竞争压力，可以采取这一手段，增加企业的销量，为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建立健全企业商业的信用制度是一个企业应收账款制度管理的对策，能够帮助企业增加销量，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首先，从空间意义上来看，指的是苏格拉底和格劳孔从雅典向下五米走到了位于雅典西南七公里外的比雷埃夫斯港。
其次，比雷埃夫斯港特殊的历史背景又使得“下降”一词与雅典的兴衰成败密切相关。比雷埃夫斯港是全希腊最大的港口，是海军基地，同时也是雅典民主力量的中心，是水手、侨民和穷人的聚集地。也正是在比雷埃夫斯港，爆发了推翻“三十僭主”统治的抵抗运动，使得民主派再次掌权。但是正是在民主派掌权的时期，苏格拉底却被审判处死。如果我们联系到在开篇马上就要登场的人物的话，会更加深刻地发现《理想国》的这个开篇在死亡和暴力中散发着厚重的历史回声，“有古代文献指出，克法洛斯其实早在《王制》对话发生前20年就已谢世。从而死亡的暴力将其余在场者全部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中失利，“三十僭主”开始统治，处决了珀勒马霍斯和尼克拉托斯。之后，佩雷欧斯——就在本荻丝神庙附近——爆发了一场旨在推翻“三十僭主”的激烈战斗，而这场战斗得到了吕西阿斯的协助。“三十僭主”时期的恶果之一是审判并处死了苏格拉底，而雅典人之所以怨恨他，多少是因为“三十僭主”首脑克里提阿据说与之过从甚密”。〔3〕所以比雷埃夫斯港并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港口：作为一个开放性极高的港口，其社会组成鱼龙混杂，奇风异俗的进入使得其对政治稳定和公民信仰都产生了冲击；而作为诸多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所，比雷埃夫斯港同样见证了雅典由盛到衰的过程，历史的盛衰循环和沧桑之感迎面而来。因此，“下”字同样可以代表雅典在战争中的失败，甚至是希腊世界的衰败趋势；另一方面“下降”也指向城邦本身风气的败坏，进而使得上升之路与哲人王成为必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格拉底在治愈对话中个体灵魂的同时，也是在为城邦的灵魂与正义开出药方。
再次，如前文所述，正因为柏拉图所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场景与暴力、死亡密切相关（朋迪斯女神本身就与死亡相联系），所以比雷埃夫斯港本身就被“冥府”的形象所笼罩，因此，《理想国》开篇的“下降”又与第十卷结尾厄尔下降到冥府的情节相互呼应。“因为正是比雷埃夫斯港的泛种族化使它成为冥府。港口的平等就是雅典的死亡，所以必须试着寻找一条返回上界生活的道路。”〔14〕事实上，在古希腊作品中，有关下降到冥府的情节并不少见，如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蛙》中狄俄倪索斯下降到冥府带回了埃斯库罗斯从而希望治愈雅典的故事；荷马笔下奥德修斯下到“冥府”为自己的同伴打探回归路程的故事，在那儿等待他的是无尽的艰辛。而《理想国》中厄尔下降到冥府是为了表明灵魂不灭以及哲学对灵魂的教化作用，从而为现世生活寻求最终的解救之道。因此，苏格拉底下降到这样一个“冥府”，同样是试图为病入膏肓的雅典寻求最终的解救之路。
最后，“下降”一词同样与第七卷“洞穴隐喻”中的哲人下降问题紧密相连——苏格拉底马上就下降到了克法洛斯的家中展开有关“正义”问题的讨论，从而试图“拯救”这些将影像当作真实的人。在第七卷中，柏拉图告诉我们，走出洞穴的“哲人”最终要再度下降到洞穴才能成为真正的“哲人王”，下降的目的就在于教化洞穴中的民众——虽然危险重重。就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言，哲人的下降也意味着以哲学来教化和治愈混乱的现实政治。而在开篇，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下降到了比雷埃夫斯港的克法洛斯家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漫漫长夜中克法洛斯的家，就如同一个黑暗的“洞穴”，而由苏格拉底发起的这场有关“正义”的漫长对话，则是哲人努力去治愈普通民众灵魂的艰辛过程。
但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在于，在第七卷中柏拉图告诉我们，哲人的下降是被“强迫”的，那么在开篇中，这种强迫的性质又是如何体现的？
当苏格拉底和格劳孔观看完祭祀准备回城之时，遇到了玻勒马霍斯等人的阻拦。玻勒马霍斯的家奴拉住了苏格拉底的披风说：“波策玛尔科命令你们等待他！”〔13〕——“命令”一词带有明显的强力色彩。玻勒马霍斯希望强留住苏格拉底，而他的言辞是：“你瞧瞧我们是多少人？”“要么留在这儿，要么就干一仗。”（327C）〔2〕在这里，不论是类似于民主制的比较人数多寡，还是类似于僭主制的比拼力量的大小，都带有明显强制的色彩，甚至能让我们联想到在第一卷中色拉叙马霍斯有关正义的定义：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至此为止，在苏格拉底是否应该留下的问题上，带有很强的强迫色彩。当然，最终苏格拉底愿意留下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新鲜的火炬赛马形式以及能够和年轻人聊天的机会（328A－B），刘小枫先生在《王有所成》一书中写道：“民主文化的说服（教育）特征首先在于用新奇或新颖来引诱人们。”〔15〕苏格拉底留下的真正原因在于，他试图通过观看新颖的赛马形式来窥测雅典社会的状态和雅典人的灵魂状态，同时通过与年轻人的聊天来和他们共同探讨“人应该如何生活”的根本问题——因此，一方面哲人苏格拉底是被强制留下的，甚至谈话的过程也呈现了被强制与被动的一面，“苏格拉底一直在谈话，而对事情不做任何安排。他好像被卷进了谈话，而无力控制局面”。〔16〕但另一方面苏格拉底也是主动地下降到“洞穴”的——原因在于苏格拉底的哲学气质和其余众人对于新鲜事物的关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而这种反差需要通过哲学对话来弥合，“《王制》的开篇场景构成了这场对话的序言，通过凸显苏格拉底的哲学欲望与同伴们的流俗品位之间的初始冲突，提出了前述第二个问题。而且这篇序言将这一冲突与一个更大的问题关联起来：哲学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3〕
无论如何，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已经同意留下并随着众人走入克法洛斯的家中——哲人下降并深入洞穴。在这里，苏格拉底将和他的对话者展开有关城邦正义和灵魂正义的漫长对话，这场对话将进一步展现城邦的战争记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城邦与灵魂的正义等诸多问题，而整场对话的大幕才刚刚开启……
那时的江边特别凉快，可一直坐至日暮，忽地想起什么似的，一个激灵，迅速把一篮碗筷送回家，再扛一个拖把出来，在江水里上下捣捣，大力往水泥石阶上掼，一派空荡荡的回声，响彻久远。家里木地板刷着红漆，快被我拖至发白，已然看得见木质纹理。若是趁势跳一跳，所有家具都会剧烈晃动……
参考文献：
[1]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M].马永翔,赵玉兰,祝和军,张志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160.
[2]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2、43、319.
[3]郝岚.哲学的奥德赛——《王制》引论[M].李诚予,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34、36、44.
[4]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06.
[5]费拉里.城邦与灵魂：费拉里《理想国》论文集[M].刘玮,编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223.
[6]尼柯尔斯.苏格拉底与政治共同体——《王制》义疏：一场古老的论争[M].王双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49.
[7]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M].谢随知,苗力田,徐鹏,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375-376.
[8]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M].刘曙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04.
[9]王珂平.《理想国》的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8.
[10]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20-21、147、150、159、160、170.
[11]白春晓.苦难与伟大——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1.
[12]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M].戴子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159.
[13]柏拉图.理想国[M].顾寿观,译.吴天岳,校注.长沙：岳麓出版社,2010：1.
[14]王制要义[M].刘小枫选编,张映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74-175.
[15]刘小枫.王有所成：习读柏拉图札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61.
[16]伯纳德特.苏格拉底的再次起航[M].黄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9.
Apology，War and the Downwards of the Philosopher——An Analysis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Fang Renjie
Abstract：0Before the long dialogue in The Republic，Plato describes a profound begining for us.In that begining，Plato told us a complex situation includes the trial of Socrates，the memory of the war and the downwards of the philosopher.The peloponnesian war not only ruined the realpolitik in Athens，but also corrupted the traditional virtue，Socrates was sentenced to death after the war，the Athens was in crisis both in reality and spirit.In that kind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whole society，Plato lets Philosopher Socrates went down to the Piraeus port，and also starts the therapeutic road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Key words：The Republic，Apology，peloponnesian war；downward
中图分类号B50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19）02－0034－07
［作者简介］方仁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严 瑾
标签：雅典论文; 苏格拉底论文; 柏拉图论文; 伯罗奔尼撒论文; 理想国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古代哲学论文; 《理论界》2019年第2期论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论文;